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蒋宝麟 内容提要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 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 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 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 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 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 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央大学　高校内迁　罗家伦 国民党定鼎南京后，于１９２７年６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合并河海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大学、江苏法政大 学和江苏医科大学等其他８所专科以上公立学校，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翌年２月，国立第 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５月，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直到１９４９年。１９３７年７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简称“中大”）即开始筹划迁校事宜；１２月，中大本部全部迁至重庆沙 坪坝，重新开学上课。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是近代中国教育史和民国史研究的重点，有为数甚多的研究论著。① 高 校内迁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现存研究从各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不过，大部分的相关研究均是“迁到为止”，即使讲到内迁之后的高校在后方的“扎根”和“发芽”， 除了近二三十年中各校“高教所”等机构编纂的“校史”外，一般论著多以西南联大为例，鲜有专论 其他高校。② 本文探讨的对象中央大学，其校长罗家伦在战前就有在校园中进行战争动员和学校内迁的准 备。由于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 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内迁重庆后，中大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 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 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大得到深度的落实与体现；同时， 中大对于国家教育文化中心的自我期待和定位，也使得其“中央”的象征意义更为凸显。本文将梳 ·２２１·  ① ② 本项研究获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浦江人才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资助。 中国学界对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较为全面的研究见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５年 第６期。 较有代表性的有ＪｏｈｎＩｓｒａｅｌ，Ｌｉａｎｄａ：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Ｗａｒ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中 译简体字本为［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 理抗战初期中央大学的内迁和重建过程，并对一些史事的细节进行辨正，以展示战时大学与国家的 复杂关系。 一　抗战爆发与罗家伦的因应 １９３２年８月，曾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罗家伦奉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上任之后， 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谋求校园的安定，从而结束了１９３１年１２月朱家骅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后校内因 继任校长人选问题而出现的持续动荡局面。① 从罗家伦担任中大校长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中央 大学保持基本稳定，未出现大规模的学潮。 罗家伦对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早有预料：“自从北伐时期亲历济南事变以后，我即亲切感觉 到中日大战的不能避免。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愈加强了这感觉，并且心目中常悬着一幅太平 洋大战的图影。”②并且“自从九一八之后，跟着就是一二八，上海淞沪之战，我就认为中日战争 是一件绝对不可避免的事”，１９３５年华北的一连串事件发生后，“我更觉得战鼓敲得愈来愈 紧”。③ 罗家伦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对于“济案”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或真有其“先见之明”。④ 然 而可以肯定的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国知识精英都能普遍感到日本全面侵华势所难 免。如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缪凤林通过对日本史的长时段考察，认为日本“以侵略中国，为其惟一 之国策”，故不会满足于只占据中国的东北。⑤ １９３６年初罗家伦就预料该年“国家的前途将更危险”，而且这危险“非空谈所能解决，而是实际 军事解决的问题”。当年元旦，罗到中山陵听蒋介石演说：“今年是一九三六年，人人说是世界大战 之年，现在我们没有其他的话可说，只有本着今天在冰天雪地中的精神，咬紧牙根，一致克服国家的 困难。”因此，他希望中大师生做好坚决的准备。⑥ 罗家伦对时局的预见大致不差，仅过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略 中国。而他所称的“准备”，即是应对战争爆发的切实措施。 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罗家伦在江西牯岭庐山训练团得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１４日因武大、浙 大、中大三校联合招生考试出题的事飞回南京，１６日重返庐山参加第一次庐山谈话会。⑦ 此次谈话 会于７月２０日结束。 罗家伦返校后，首先稳定校园内的秩序，发布公告，在宣称中央有“守土抗敌之决心”的同时， ·３２１·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详见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１９１９—１９３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７４—２８２ 页。 罗家伦：《〈文化教育与青年〉自序》，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１０册，台 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３１页。 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８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４１页。 罗家伦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受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编辑委员会委员长，同年５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成为蒋 介石的政治秘书。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发生后，罗家伦曾在军前参与交涉。参见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３—７０页。 缪凤林：《日本史鸟瞰（下）》，《国风》第３卷第３号，１９３３年８月１日，第１７页。 罗家伦：《让我们把中大造成民族复兴抗日的大本营参谋部———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在国立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报 告》，《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５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５０页。 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６日，《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１册，台北：“国史馆”、中 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７６年版，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强调停止学校中任何有关抗日的组织。① 另一方面，在８月４日校务会议后，中央大学开始着手迁 校事宜。② 中央大学派出三路人马寻觅勘查新的校址：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向重 庆出发；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向湘鄂出发；医学院教授蔡翘赴成都，与华西大学接洽医学院迁徙事 宜。③ ９月４日的校务会议决议：“重庆如有适当地址，则迁重庆。否则，迁成都。以最大之努力准 备于十一月一日开学，各院系并以集合地上课为原则。”④由是观之，直到９月４日中央大学仍未作 出校本部迁往重庆的最终决定。⑤ ９月１４日，重庆的《嘉陵江日报》称：“中央大学已决定，自本学 期起，迁渝开学。”⑥而中大正式奉教育部令准予迁校的时间则在９月２３日。⑦ 应该说，迁校的决定 可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舆论和学校的决议在时间上不一定纹丝合缝，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大 校内下定决心迁校是在１９３７年的９月中旬。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及时完整地将学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图书和仪器设备基本得以保 存。中央大学西迁一步到位，且保持完整，可以说是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成功典范，这一点已被诸 多研究者屡屡论及。然而，中大的迁校决策和实际运作过程中似有更多“隐情”。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指令：“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暨其他文化机关，务必 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⑧在战局尚未完全展开时，国家对尚未沦陷地区的学校仍命其保持 原地不动。对于中央大学，教育部则希望中大在郊外选择比较安全的地点开学；而南京卫戍司令部 怕动摇人心，更是绝对不希望中央大学迁移。⑨ 教育部长王世杰对高校迁移的建议是希望学校在 附近疏散，“不宜远迁”。瑏瑠 况且，当时中大“许多同情而有力量的校外朋友”和校内人员为了迁校 之事而“议论纷纭，阻力甚多”，是罗家伦“亲往陵园见蒋先生”，详陈自己判断的理由，经蒋的允许 后他“才自由的放手做去（指迁校重庆———引者注）”。瑏瑡 随着战局的逐渐恶化，教育部也决定沿海 ·４２１·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布告（特字第３７７号）》，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缩微胶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６４８—３５７３。下文引 用迳称“中大档”。 《校务会议记录》，１９３７年８月４日，中大档：６４８—９１５。 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第１４６页。 《校务会议记录》，１９３７年９月４日，中大档：６４８—９１５。 刘敬坤在文中称：“（１９３７年）八月十五日，罗校长召集在校师生讲话，大声疾呼：‘……这场抗争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 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罗校长要大家做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并宣布中央大学决定迁校重庆。”（刘敬坤：《八 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１辑，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８６页）如果罗家伦在马洗繁教授等三路人 马分赴各地考察之前就向师生公开宣布迁校重庆，似从逻辑上难以讲通，且刘敬坤于１９４５年才入中大就读（见陈仪深等访问：《郭 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５８页），此文非回忆录，具体细节待考。 《中央大学迁渝校址觅定》，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４日，方延明主编：《与世纪同行———南京大学百年老新闻（１９０２—２００１）》，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４页。罗家伦回忆，“九月十七日迁重庆的政策，大都已经内定，但二十一日集合本校全体专人教授与 专任讲师在农学院讲话的时候，正式公文尚未奉到，我也只得宣布这件事”。（罗家伦：《一段惨痛的校史和本大学现在的方针———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重庆沙坪坝讲》，《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５册，第６３３页）朱希祖的日记显示，９月２０日罗家伦对诸位教 授宣布“拟将大学迁至四川重庆（离重庆二十余里重庆大学）”。见《朱希祖宣城日记》（手稿本），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０日，由朱元曙先生 提供。 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第１４６页。 《行政院核发〈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１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５辑，第２编“教育”（一），江苏古藉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页。 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８册，第４４９页。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１册，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０年影印本，第１２２ 页。 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６日，《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１册，第５９１页。据罗家 伦称，他早在１９３５年５月下旬应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中一部分反日派的要求，赴成都求见蒋介石陈述抗日意见时，曾在重庆逗留， “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又到重庆时，“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 地方”。参见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８册，第４４１—４４３页。 各校迁往内地。① 罗家伦向教育部致长函，力陈迁校之必要，并详细汇报了迁移的具体步骤和细节： 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尝一日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但考察客观事实及为国家保全文 化与维持教育事业之有效的继续进行计，似不能不作迁移打算…… 兹综合各项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考察结果以重庆大学地点较为合宜…… 又实验学校因学生年龄太幼，不便远迁，已遵均部意旨在附近安徽和州与徽州觅取校址， 拟将幼稚园及小学低级暂停。高中、初中及小学毕业班迁往，以免荒废学业，务期最近期间可 以开学。② 日军对南京的空袭威胁是中央大学选择立即迁校的直接缘由。而将大学本部整体搬迁到重 庆，罗家伦则有更为高远的考量，罗家伦是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 算，甚至为树立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而且罗还明言，教育部“采纳施行此种打算，乃负责处 理目前事变及将来环境所必需”。教育部长王世杰批准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请求。③ 当中央大学接到教育部批准迁校的命令后，重庆方面便立即动工兴建校舍。仅用了４２天的时 间，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附近建筑完成了可容纳１０００多人的新校舍。１１月２２日，中 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校址正式开学上课。④ 中央大学师生自９月开始西迁，学校的大部分图书和设备已于８月份开始装箱迁移，同时在南 京仍设留京办事处以负责善后事宜。罗家伦在１１月２５日致留京办事处主任刘兆 Q 的信中提到要 尽量保全校产，凡可装箱者尽量装运，农场的牲畜也应暂时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点。⑤ １２月，农场 的牲畜已有重要的部分运往江浦，并准备经合肥到六安、霍山一带山里隐蔽。⑥ 最后这些牲畜经过 了一年的“游牧”迁徙至沙坪坝。⑦ 中大迁校的决策几乎全由校长罗家伦一人定夺（包括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几年就下定战时迁校 重庆的决定），战争爆发后罗家伦在校内享有绝对的权威。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中大迁校的那段 时间里“我简直是学校里的‘狄克推多’（ｄｉｃｔａｔｏｒ，意为独裁者———引者注），我做了十几年的大学校 长，从来没有像那时候这样的权力之大”。⑧ 不仅如此，关于迁校问题，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与“中央”的交涉过程也呈现出许多复杂的面 相，超出既往研究对于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学与国家关系的一般认知。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 校长相比，罗氏所占有的国民党内的政治资源足可称得上丰厚。在二次北伐时期，罗家伦即为蒋介 石的政治秘书，此后一直与蒋关系密切，罗本人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中当选为中央执行 ·５２１·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教部令沿海各省学校迁在安全地区开课》，《中央日报》（南京）１９３７年９月３日，第３版。 见《罗家伦力陈迁校之必要》，《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８４—３８６ 页。以下几段引文未标明出处者，均见此文。该函原件见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５，第５２８７卷。 原件未具时间，根据函中内容与上文的时间考证判断，应在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之前。 王世杰在函件中批示：“该校所请将本部及附设实验学校分别前往内地开课各节准立备案，务将一切办理详情具报，杰， 送高教司。”该批示《南大百年实录》上卷未收录，见教育部档案原件。 《中央大学在渝开课》，《大公报》（汉口）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１张第２版。 《罗家伦便函刘毅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５日，中大档：６４８－１００３。 《国立中央大学留京办事处第十六次报告》，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中大档：６４８－１００３。 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８册，第４５５－４５６页。 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８册，第４５１页。 委员会候补委员①，接近党国核心层。加之罗氏长校又以“中央”为依托，其所能获得的政治象征力 量不可低估。由于战争爆发突然，战局迅速吃紧，教育部对于全国各地高校该如何应对突发的战争 和迁校的方向显然没有统筹规划，各校的迁移也多因人而举。故从国家教育行政的角度上来看，中 央大学的内迁决策和运作显得极为“自由”。② 不过，罗家伦的“自由”一方面得益于他和教育部长 王世杰的私交③；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有一个最为必要的保障，即蒋介石个人的允许。 二　重庆地方与中央大学内迁决策的关系 中央大学在迁校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四川地方政府、重庆大学的关系。 中大在重庆新建校舍需要借用重庆大学的地皮，而重大为省立，其创建者是此时已取得四川军政主 导权的刘湘。④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教育部出面致电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和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 称“国立中央大学正进行迁重庆开课，此事对于地方文化不无裨益”，希望刘和胡给予协助。⑤ ９月 ３０日，罗家伦致函刘湘，拟向重庆大学“暂借地皮一段，备供建筑临时校舍之用”。⑥ 刘湘即电覆教 育部，称对中大迁校重庆“极表欢迎”等⑦，并复函中央大学：“查贵校为首都最高学府，兹因避地来 渝建筑临时校舍，于川省文化裨益实多，无任欢迎。重庆大学既有相当地皮可借，应迅速开工，以备 应用。”⑧ 从以上往来函电的内容看，似乎刘湘及重庆大学对于中央的最高学府进川表示极大的欢迎，而 且中央和地方也都一致认为中大入川对四川的“地方文化”大有益处。但除却表面上的彼此恭维 之辞，中央大学迁入重庆实还另有一番“隐情”。 川人的地方观念甚强，刘湘也视四川和自己创建的重庆大学为私域。⑨ １９３５年后，在国民政府 的支持下，刘湘就任四川省主席，并试图统一川政。作为交换的“代价”，中央也在政治、军事和文 化教育各方面积极入川。到１９３７年，因为西安事变前后刘湘某些颇具针对性的军事行动与中央及 蒋介石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双方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瑏瑠 因而中大的迁 川可能有理由让刘和一部分川人相信，这是“中央人”进一步对四川的渗透。 与中大素有渊源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即注意到：“中央大学移重庆，而刘湘竭力反对”，而且刘 “于双十节演辞中已大肆攻击，而重庆大学又不肯借校址”。瑏瑡 当时的情况是，正当中央大学在重庆 ·６２１·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第１３０页。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罗家伦已将中央大学一部分图书仪器开始搬运，但是他说：这种措施“并未奉到命令，对于校址设在何 处，虽然我自己胸有成竹，可是并没有呈奉政府决定”。参见罗家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８册，第 ４４９页。 参考王世杰：《我对罗先生三点特别的感想》，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１２册，台北：“国史 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９年版，第８４０—８４３页。 １９２６年，时为川军总司令的刘湘就有在重庆创立大学之议。１９２９年，重庆大学成立，刘湘任校长。１９３５年春，胡庶华任 校长，但刘湘仍称“校长”，并主持校务委员会。参见《重庆大学一览》，重庆大学出版股１９３５年编印，第１—２页。 《电成都省政府刘主席、重庆大学胡校长》，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５—５２８７。 《校本部为商借重庆大学地皮致刘湘公函》，１９３７年９月３０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３８７页。 《刘湘电教育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５—５２８７。 《刘湘复中央大学函》，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３８８页。 １９２０至３０年代，四川省内主要大学均有川军各实力派人物作为其政治和经费的后盾。参见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 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１９２５—１９３９）》，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９５页。 沈云龙等访问、张朋园等记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６—７０页。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６卷，日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９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１页。 筹备校舍建筑工程时，却遭到部分地方势力的恶意阻挠，制造所谓“下江人”入川，必然会影响到川 人利益的舆论，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将“下江人”逐出，一时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亦影响到 筹建工作的进行。罗家伦为此与刘湘进行了沟通，后又经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居中调停，这场风 波才暂告平息。① 此后，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并立于沙坪坝，且在师资和设备器材方面互有借助。 但中大欲合并重大的传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纷纭而起，正可印证中大深入“地方”的 艰难。②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１１月２６日，国民政府正式移驻重庆。随着 重庆“陪都”地位的确立，先期迁校至渝的中央大学更有其“合法性”。③ 故中央大学得以在重庆继 续享有“中央”的实际政治资源和象征意义。至少从国家与地方的格局来看，抗战爆发后的重庆在 地域涵义上已不再是川省和川人之重庆，而是抗战中国的新都。而且随着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会战 的结束，国民党党政军总部均迁移至重庆，重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时政治中心，四川的地方政治 和军事势力已很难像先前一样与中央形成对抗。换言之，重庆在抗战时期已基本完成了“中央化” 的过程，并且其本身即代表中央。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抗战之后省立重庆大学校内开始出现一股强烈的“重大国立运动”浪潮。④ “重大国立运动促进会”的师生们相信，“当重大改为国立的一天，亦即我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四川 多开出朵璀璨的文化之花的时候”。⑤ 重庆大学主动争取“国立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 国立大学之“实”（国家教育经费）的考虑；另一方面更有其在深远意义上的考量，即重大师生想为 地处陪都的地方性大学争一个全国性政治与文化的象征地位。１９４２年，重庆大学正式由省立改为 国立。 可见，重庆地域的“中央化”必然会使此地教育文化的“国家化”伴随而生。同时，在战时背景 下，中央大学从首都南京迁往陪都重庆，又体现了国民政府以西南大后方为基地“抗战到底”的决 心，是抗日民族主义中的应有之义。中央大学迁校即是在这种语境中发生的，在应对地方主义的情 绪时，中央大学依然享有话语主导权。所以，面对国民政府迁渝的既定事实和中大代表“全国高等 教育”的合法叙述，刘湘和川省地方势力没有切实的理由阻止中大迁校至重庆。而在国民政府的 实际支持下，川人更无法阻止中央大学在重庆获取更多的教育文化利益。显然，此种情势下的政治 与学术关系更具多面性。 ·７２１·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① ② ③ ④ ⑤ 刘维开编著：《罗家伦先生年谱》，第１４７页。按刘湘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离开成都赴南京，１４日回成都；１１月９日再次离 开成都，１２日到南京。（周开庆编著、刘航琛审订：《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５９—１６６页）而罗家伦 于１０月２５日抵达重庆，并称短期内将赴成都一行，“以便与刘主席晤商一切”。（《罗家伦昨飞抵渝主持中大开学事宜》，《新蜀 报》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方延明主编：《与世纪同行———南京大学百年老新闻（１９０２—２００１）》，第２５页）因此，从刘在南京的时间判 断，《罗家伦先生年谱》载“罗家伦为此曾数度造访南京正在参赞抗战军务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一节，不确。８月７日至１４日 间，中央大学尚未在重庆沙坪坝建筑校舍，故不会遭到“地方势力”之“阻挠”。罗家伦与刘湘面晤沟通的时间应在１０月底１１月初 之间。地点也应在成都而不是南京。按从史源学角度看，《罗年谱》的此段记载转引自《南京大学史》（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版），而《南京大学史》并未标注此段史料的来源。据推断，这段话很可能是源自上揭刘敬坤《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一文，《南京大学史》所载抗战时期的史事很多均可见于此文，但未标明史料出处。刘敬坤此文亦未注明史料来源。 参见罗家伦：《否认中大重大合并谈话———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对时事新报记者谈话》，《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５ 册，第６４３页。 罗家伦称：“中央大学迁移于国民政府所在地，至少已获得法律的根据。”参见罗家伦：《一段惨痛的校史和本大学现在的 方针———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重庆沙坪坝讲》，《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５册，第６３４页。 参见《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国立促进会宣言》，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 辑，第２编“教育”（一），第８５７—８５８页。 徐梅：《抗战中的重庆大学》，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重庆独立出版社１９４１年版，第９０页。 三　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的重建 经过艰难迁徙和初步恢复，中央大学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开学。中大的南京 四牌楼校区在经过多年的经营后，建筑和设备条件已较为齐备和优越，张元济在抗战爆发前夕来到 南京时，“看中央大学，那种宫殿式房屋，住惯了恐怕不能再回到内地去”。① 的确，与南京相比，中 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的各种条件极为落后和艰苦。 因中央大学的重建工作主要在迁校的初期完成，此后的工作一般都是因循和延续，所以本节的 论述在时间段上主要限定在罗家伦离校前（１９４１年７月）。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中央大学内迁后在 教学、学术和校舍设备等方面的大体状况，萧胜文已在其硕士论文中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②， 对我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启迪和参考作用。因而我对此问题的讨论除了略陈大体情况以连贯文气 外，将主要论及既存研究尚未注意到的一些细节问题。 中央大学致教育部的迁校报告显示：学校内迁至重庆后，教职员计实到３１８人（原有５４３人）， 专任教授、讲师除自动请辞外全体同来，兼任教授、讲师一律解聘，助教及职员斟酌需要尽量裁减， 留职停薪。学生实到１０８６人（原有１３５３人），旧生分在南京、汉口两地报到，新生在汉口受体格检 查合格后随同入川。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除不能移动之一部分笨重机器外，均已运出，共分装 １９００余箱，都陆续运到沙坪坝。学校沦陷财产总计约值３３８３万余元。③ 中大本部所在的沙坪坝位于重庆市北约２０余里处，是靠着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有汽车和 轮船，交通比较便利。中大在沙坪坝的校舍极其简陋，均为平房，屋顶有的盖着瓦片，有的盖的 则是茅草。教室一共有１０余座，除了每一学院占取一座外，其余则为专门教室和公共教室。校 内有寝室６座，每座可容纳２００余人。校中还有一座饭厅，可容纳 １０００余人。④ １９４１年 ４月， 学校新阅览室和新宿舍竣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⑤ 此外，医学院因与华西大 学合作，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因与四川省立家畜保育所合作，其二、三、四年级学生，均在成都 上课。⑥ １９３８年夏，因在校学生增多，沙坪坝校区的面积不到 ５００亩，容量不够，中央大学又选择 在离沙坪坝２５里，亦沿嘉陵江的柏溪新建分校，专供一年级新生使用。柏溪分校占地面积 １４０余亩，全部购价１５５００元。另有现成的楼房 ８间、平房 ５间，以廉价 ２０００元购入作为办 公室。⑦ 在院系设置方面，内迁后的中央大学基本保持了南京时期的体系，但稍有更动。具体而言，到 １９４１年，中大增添了一个师范学院（由教育学院原有的系维持和改隶以外，还添设七系一科）。工 学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两个系，电机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从单班加开双班，机械工程系从单 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个低级的技工训练班。医学院增添了四个年级（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农学 ·８２１·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元济：《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６、１７号，１９３７年９月１日，第４４页。 详见萧胜文：《罗家伦与中央大学发展之研究（１９３２—１９４１）》，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１９９９年，第 １４１—１９４页。 《便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第９８号）》，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３日，中大档：６４８—１０１７。 金易：《抗战中的中央大学》，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第４３页。 《新阅览室不日开放，新宿舍亦竣工》，《中大周刊》第３期，第２版，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７日。 《国立中央大学要览（１９３９年）》，《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４１８页。 《新建柏溪分校工程说明书》，中大档：６４８—６３０５。 院增添了一般畜牧兽医专修科。① 而研究院则加设了１２个研究部，共设１４个研究部。② １９４０学年 度，中央大学共有研究生２９人。③ 抗战爆发之初，教育界曾展开了一场关于战时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论争，最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 “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总方针。“平时教育”压倒了“战时教育”，这一点在内迁后高等教育方面表 现得尤为明显。罗家伦在学校内迁至重庆沙坪坝后即确立了学校的教育方针。他指出中大在战时 要“维持正轨的教育与课程”。关于“国难教育”的呼声和武汉文艺界人士发表“抗战教育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主张停办大学，改革课程，而使学生专做宣传，组织民众及学习游击战争的论调，罗家伦不表 赞同。④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中央大学校务会议和战时教育训练委员会常务会议联席会议作出决议： “一、正常课程不必改动，二、在正常课程中多开有关战事课程，由院长系主任商定，得以此更换必 修或选修课程，三、下学期现有训练班照开并筹备加开，四、设立战时问题讲座，下学期即开。”⑤从 这一决议来看，该时期中大战时课程设置的基本精神即维持以往的“平时教育”。 随着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的失守，抗战形势愈发危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大学的教育体制又进 行了些微调整。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中大校务会议议决“常轨教育”和“辅助常轨教育”的各项原则，由 各学院分别讨论： （一）常轨教育　１原有课程应该设法集中并简单化；２课目应该注意精粹之点，力免相 互间之重复并极力缩短教授时间；３应该直接或间接开战时应用课程；４于一般课程之中注 意人格及国民精神训练。 （二）辅助常轨教育　１辅助下级军官训练；２防护及救护训练；３修理机械及有关机械 之技术训练。⑥ 与前一年相比，中大“常轨教育”的比重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常规课程开始减少，并在 教学时间上略有压缩。但总体上看，中大的课程体系仍属“平时”体制。正如时人所说的，“中大在 组织方面和课程方面，除了新添不少的军事的科目及增设航空工程系等直接和战事有关者外，其余 一切还是本着它自己一贯的精神，更加切实的埋头苦干下去，一点也没有为浮议所动摇”。⑦ 然而，部分中央大学学生对于教育体制的认知却要比他们的老师辈激进得多。中大学生自治 会鉴于“抗战形势的严重，争取战时教育，已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迫切的要求”，就草拟 了一份《中央大学学生战时教育方案草案》供全体师生讨论，并希望校方采纳。⑧ 《草案》称：“抗战 ·９２１·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６日，《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１册，第５９７—５９８页。 抗战前，中大设算学和农艺两个研究部。（《国立中央大学研究所招生简章（２５年度）》，《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３５９页； 到１９４１年底，共设１４个研究部。参见《３０年度第一学期国立中央大学研究所概况简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填报）》，《南大百年实 录》上卷，第４３２页。 《研究生统计》，《中大周刊》（重庆）第１１期，第３版，１９４１年７月６日。 罗家伦：《一段惨痛的校史和本大学现在的方针———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重庆沙坪坝讲》，《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５ 册，第６３５页。 《便函（特字第７７号）》，１９３８年３月４日，中大档：６４８—２２７８。 《便函（特字第５５８号）》，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大档：６４８—２２７８。 金易：《抗战中的中央大学》，王觉源编：《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第４５页。 《学生自治会干事会致全体师长和同学》，２月１９日，中大档：６４８—３６４１。该文件并无标题，此标题由引者所拟，年份亦未 注明，从行文的语气判断，大约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 期间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支持抗战，充实抗战，扩大抗战，培养各种抗敌救亡的干部，以争取中华民 族的彻底解放”。而且课程“必须和抗战密切联系，以民族解放的政治教育为中心，学习各种和抗 战有关的技术”，并且“把学校做救亡运动的中心，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深入民间去开展民众教育， 组织武装等工作或其他有利于抗战的事”。对于具体的改革方法，《草案》列举了四点：１暂时停 开与目前抗战无关的课程，或尽量减少其讲授时间；２添设和抗战有关的课程或增加其讲授时间； ３性质相同的课程应行合并；４聘请校内外专门学者，开辟各种适于目前抗战迫切需要的训练班。 在课程内容方面则“应当和抗战相衔接”。① 显然，中大学生自治会起草的这份战时教育方案具有很强的“战时”倾向，与中大校方制定的 教育方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与当时抗战形势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紧密的关联；另一方面 该草案提示出在“战时教育”的全国性语境中，学生群体主动诉求更“新”的教育体制。不过，无论 是校方制定的教育方针，还是部分学生提出的建议草案，都表明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和研究体制已 与国家的政治需要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罗家伦维持“正轨教育”是“从根本上”挽救国难，学生 的《战时教育方案草案》也是“支持抗战、充实抗战、扩大抗战”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两 者虽论调相异，立意相通，即胡适所称的抗战时期教育的共同思想———“国家至上”。这种流行的 表述方式，实则与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中“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的目标，也有很多共通 之处。 中央大学在战时取“平时”的教育体制，目的在于试图充实本校和国家的学术实力。面对日本 这个的劲敌对于本国日甚一日的直接威胁，大学不仅要在“平时教育”的现实层面积蓄抗日的力 量，也须在学术的宏观层与之发生间接的“战争”。罗家伦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明言：“我们抵抗日 本，是否只需要机关枪、飞机、坦克车呢？有了这些东西就可抵抗日本吗？绝对不是如此简单，抵抗 日本要找对手来打，在学术方面也是一样要找对手。”②到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罗家伦的这种理念 愈加明确： 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 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 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③ 但是，与先前的局势不同，１９３０年代后的中国可以更为明显地感受到日本占城略地直至完全 吞并中国的直接威胁。因而，此时罗家伦的“学战”意识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而且以中央 大学的学术地位而论，这种“学战”方式也更有“针对性”，至少表达了学校在全国抗日事业中的自 我定位。不仅如此，此时“学战”的思想资源亦被国家所分享。教育部就曾明确主张：“今后如何加 强民族之自信，奠定国家之基础，舍学战以外，无足与兵战相比肩。”④ 既然“学术”也可以用以战争，“学战”就势必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有所区别。中央大学外国文 学系教授徐仲年曾提出了关于“学术战争”的一种见解：“现代战争是学术战争。为了战争，我们更 应当用功，更应当努力研究学术。欧战时，只须环境允许，法国学校决不停课：这是我亲自知道的。 ·０３１·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中央大学学生战时教育方案草案》，中大档：６４８—３６４１。 罗家伦：《对中大的期望———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九日在国立中央大学讲》，《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５册，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６日，《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１册，第６０１页。 引文见《七七学术讲演周三主任被邀参加》，《中大周刊》（重庆）第１１期，第４版，１９４１年７月６日。 日俄战争时，日本大学没有停过课：这就是中大一位同事告诉我们，那时他正在日本某大学里读书。 若论爱国，法国青年决不输于中国青年：他们的埋头用苦功，不是为了冷血，却因为报国心切，人人 希望在学术上有成，就人人得以参加学术战争。”① 以此而论，参加学术的战争，学校师生不必亲赴战场与敌血肉相搏，最重要的是能在课堂、实验 室和图书馆里安心从事研究和学习。对于这一点，罗家伦深有同感。他认为校园内的战争动员有 其特殊性，关键还是在于能够有稳定的校园秩序。他说：“我们要知道所谓‘总动员’，决不是‘乱动 员’，决不是教员不教书，学生不读书，而把一切训练的工作都停顿。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还是 知识技能，体格及人格的训练。”② 因此可以说，罗家伦以敌国的东京帝国大学为“对手方”进行“学术战争”的言说，不仅是战时 民族主义在中国大学中的反映，更是其秉持“平时教育”方针的一种特殊论证逻辑。既要在战时大 后方维持校园正常的教育研究秩序，又要在师生群体中进行战争的民族主义动员。如何保持两者 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是大学教育行政者最为重视，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结　语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大学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反日情绪，师生们大都有 中日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的心理准备。在罗家伦出任中大校长后，由于与党国核心层的紧密关系， 在实际措施上也做好了学校应对战争突发的准备。所以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 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积蓄了力量。 迁校的时机和地点对于中央大学的存亡兴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的罗家 伦，在中大迁校问题上与其上级机构行政院教育部的关系极为疏离，而又对最高领袖蒋介石个人有 很大的政治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院教育部与蒋介石本人均为“国家”和“中央”的象征，而 中央大学在自我定位和旁人眼光中亦属“国家”和“中央”。但在面对具体的迁校问题时，此三者则 显示出更为复杂的关系。并且这种复杂的关系多由“人事”决定，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制度”所致。 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后，历经重重困难，学校在各方面得以恢复和充实。上文对于一些相 关的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讨论，可以发现当时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对中央大学的影响十分明显，重 建实际上就是在学校中不断加强国家力量的过程。但同时，中大教育事业的内在轨迹也显现出很 强的以“中央”（中心）自我定位的特点。 （作者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１３１·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① ② 徐仲年：《一封家信》，《新民族》（重庆）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日，第１６页。 罗家伦：《一段惨痛的校史和本大学现在的方针———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重庆沙坪坝讲》，《罗家伦先生文存》第５ 册，第６３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