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_黄学文

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黄学文(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前言南中大姓，为汉晋时期南中地域一股重要地方势力。南中大姓形成、兴盛、衰弱对于南中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南中，为两汉时期的西南夷地域，进入蜀汉、两晋改称为南中，其范围以今日云南省为主体，涵盖四川省南部、贵州省西部。南中的开发与郡县设置，始于汉武帝通西南夷后，进入东汉时代，哀牢王入属，奠定南中的地域范围。到了魏晋之世，其地域范围整体上变化不大。又南中一词，最晚出现为蜀汉时代，加上大姓兴盛主要是在蜀汉时期，故本文以蜀汉时期南中地域范围为基础，对南中大姓的形成、兴盛、衰弱加以探讨。大姓的形成大姓的形成并非一蹴可及，而是地方势力通过长时间发展，以及官僚化之后逐渐发展而成。因此，先就南中大姓的来源、官僚化，分别叙述之。一大姓的来源南中大姓为汉族移民后裔与当地土著酋王、夷帅汉化演化而来的观点，近年来已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再进一步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主要由以下几种社会势力转化而来。(一)土著酋长、夷帅发展转化《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载道:—502—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鲁刚:《云南昭通〈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中国边政》1998年第141期，第14页。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大姓形成发展中的几个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经由《史记》记载，可以看出，南中地区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一部分酋长、夷帅于两汉时期通过汉化的方式，跻身于大姓之列也不足为奇。以僰人为例，南中大姓建宁孟氏一族，其先祖即为僰人上层汉化而成的大姓。②另外，爨氏一族，也是当地土著发展而来。③(二)宗族性的移民者《南中志》晋宁郡条道:“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④经由记载可看出，文中的“豪”都是具有相当“宗族性”的特点。⑤加上东汉末年，南中大姓之一的雍闿，其先祖为秦末“沛豪”雍齿的后裔。雍齿于秦汉之际，一度背叛汉高祖刘邦，当刘邦统一天下后，封其为什邡侯，领地为益州什邡县。⑥后来因罪举族南迁，落籍于南中地区后重新滋蔓起来，慢慢形成南中大姓。另外，汉武帝时期，南越宗室吕嘉一族，在南越灭亡后，其族被汉廷迁徙到南中永昌郡，经过数代的发展，成为大姓永昌吕氏一族。⑦此外，尚有来自巴蜀地区少数民族上层的后裔。由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于—602—秦汉研究(第七辑)②③④⑤⑥⑦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第2991页。鲁刚认为西汉末年僰虏“孟迁”就是建宁孟氏一族的先祖。见氏著，《云南昭通〈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中国边政》1998年，第141期，第19页。爨宝子、爨龙颜二碑为研究爨氏族属问题重要的史料，因碑文中记载着碑主生卒年月，以及所历官职、其郡望祖源于中原爨氏。但经由王吉林通过史料的辩证后发现，爨氏源于中原汉人，应出于攀附，爨氏一族应为南中土着转化而来。见氏著，《试论云南爨氏之兴起及其在南北朝的发展》，《大陆杂志》第47卷第1期(1973年)，第37—39页。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7页。以下均以《华阳国志》称之。所谓的宗族，指的是同族之人，且若干世代相聚在一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见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4页。鲁刚:《云南昭通〈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中国边政》1998年第141期，第14页。［晋］陈寿着:《三国志》，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卷一三《蜀书·吕凯传》裴松之注引孙盛《蜀世谱》:“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来说明永昌吕氏一族的来源。关于永昌吕氏为吕不韦后裔或是吕嘉后裔，学界有许多争议，杨兆荣透过史料的爬梳与中国古代的命名 原则 组织架构调整原则组织架构设计原则组织架构设置原则财政预算编制原则问卷调查设计原则 ，驳斥孙盛的看法，认为吕凯一族其先祖为吕嘉后裔。见氏著，《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3—33页。云南昭通出土的东汉和帝永平八年(65)《孟孝琚碑》碑文来看，其开篇便云:“严道君曾孙、武扬令之少息孟广宗(孟子琚)卒。”②这段记录说明了，南中大姓孟氏家族既非汉族移民，也不是南中土著的后代，而是源于川西严道县的少数民族大酋长的“严道君”。③由上述可以知道，这些移民，他们在迁徙以前都具有相当“宗族性”的特点，即便他们来到南中之地，但是凭借着其血缘与宗族基础，往往可以于新的地方上再次建立起他们的势力。④(三)货殖商贾的后裔《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⑤文中记录着，在汉武帝开西南夷以前，巴蜀商贾不顾禁令与南中地区贸易并且致富。可以想见，在汉武开西南夷以前，南中、巴蜀双方贸易之兴盛。汉武开西南后，南中地区商业活动依旧盛行，据考古资料显示，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年，南中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货币，说明了汉晋时期南中地区，货币流通已经很普遍。另一方面，经由墓葬的规模，突显了南中地区已经出现了货殖大贾。⑥这些货殖大贾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地方上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货殖大贾同时也意识到，只富不贵很难保住身家安全与财富。因此，货殖大贾必须向权力靠拢，加上西汉中期以后，朝廷卖官鬻爵习为常见，货殖大贾通过对财富和权力的结合，逐渐成为地方上大姓豪族。⑦(四)地方官僚地方官僚有的是土著，有的是由外地前来者。南中地区位于西南边疆地带，一方面由于天高皇帝远，一方面南中为一个金银宝库之地，让在当地为官者容易凭着权势而成为地方上强宗大族。⑧最著名的例子即是，为蜀汉时期南中地区兴起霍姓家族，霍氏一族为蜀汉派往南—702—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②③④⑤⑥⑦⑧《孟孝琚碑》的立碑年代，因出土时上截已缺不得明确，学者据碑首“丙申”，碑文中“十月癸卯”、“十一月乙卯”等干支考证而众说纷纭，计有上起西汉成帝河平四年(25)，下至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等6种说法。当中又以方国瑜先生考证为东汉和帝永平八年(65)最为可信。见氏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804—810页。碑文内容可详见徐玉立编著，《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833—851页。鲁刚:《云南昭通〈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中国边政》1998年第141期，第14—15页。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第108页。《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陈天俊:《从出土文物看汉晋时期“南中”的社会经济》，《四川文物》1980年第4期，第23—28页。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第89—96页。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见《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37页。中的官吏家族，非自两汉以降在南中地区所发展的大姓。霍家先祖为霍峻，其本身出身为荆州南郡枝江，为当地的乡里强宗，有部曲数百人，后率其众，加入刘备帐下。其子霍弋，先后任职蜀汉南中地区参军、副都督、监军、都督，为蜀汉在南中地区领兵的大吏。②蜀汉亡国后，依旧被魏晋二朝委与所用，同时可以便宜选用长吏，③让霍弋掌握了南中地区军政上的实力，建立“霍家部曲”④也让其家族依靠着原有势力，成为南中地区的大姓。(五)什伍组织下的移民者除了本身为豪族的移民，大部分迁居来南中的人士往往是通过招募、死罪徙边、充军到来。他们绝大部分不是以血缘组织与同姓同族迁徙来到南中地域，但在汉朝什伍组织下，便将这些无亲无故之人组织了起来。虽然，这些民众往往都来自不同的姓氏，但是在姓氏中往往会有一个主要的“首族”、“甲姓”，除了其人数众多之外，在汉廷乡里三老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下，这些“首族”、“甲姓”即凭借着自身宗族于什伍组织的势大，来役使乡间的小族单家，成为社会的领袖，进而建立起乡里强宗大姓。⑤二大姓的儒化与官僚化大姓为了能够维系自身势力安全以及在地方上的永续发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成为官员。两汉时期成为官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察举制度，另一个是通过州郡县地方首长，辟召为地方上的僚属。在汉代通经入仕的情况下，儒学教育往往与官僚同步进行。(一)儒学文化的传播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想成为官吏，势必得接受儒学的教育，南中地区自汉武帝通西南夷后，开始设郡置吏。这些到南中地区任官之人，往往都是出自儒生。而这群儒生，也就成为儒家引入南中地区的最好媒介。《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蜀郡王追为(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⑥—802—秦汉研究(第七辑)②③④⑤⑥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笃卒，荆州牧刘表令峻摄其众。表卒，峻率众归先主。见《三国志》卷四一《蜀书·霍峻传》，第1007页。《三国志》卷四一《蜀书·霍峻传》，第1007—1008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7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72页。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第112页。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第2847页。由引文来看，东汉章帝时，王阜(追)通过在益州郡办学，不但可以让汉人移民后裔进入学校学习，儒学在南中地区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南中地区的人士，往往不惜负笈万里，到京师或其他文化发达地区游学以及向当代大师求学。待学成后，便返故里从事教育活动。如西汉武帝时，牂柯人士盛览，曾向司马相如“尝问以作赋”，学成后便返乡教学。②《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更载道:“(牂柯)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③此事亦见《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宝历尚书郎、巴郡太守、长安令、彭城相，号南州人士。④经由引文可以看出，尹珍远赴汝南向当时经学大师许慎、⑤应奉⑥求学。与尹珍同时，牂柯郡尚有平夷县人傅宝、夜郎县人尹贡，均以名德著称，称之为“南州人士”。由此可知，在两汉时代，通过官方、私人的推展，将孔孟之学发扬至蛮夷之地，随着时间的进展也慢慢看到了成效。云南昭通出土东汉初年《孟孝琚碑》碑文，碑文载:“(孟孝琚)四岁失母，十二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⑦其碑主孟孝琚为“南中大姓”朱提孟氏一员，⑧说明了汉世大姓也开始接受儒家的教育。(二)大姓的官僚化儒学的发展推动了大姓的官僚化，加上两汉时代以察举制度作为遴选官吏的依据，被察举者除了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外，家族的势力、财富、文化教育与社会关系往往是察举选官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具有上述条件者，多为地方上的豪族大姓。⑨东汉时期便有大姓尹珍通过察举为官的事迹。《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902—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华阳国志》载“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第237页。王先谦于《后汉书集解》亦谓:“追”字乃“阜”字之误。西汉时期，牂柯人士盛览向司马相如求学，著有《合组歌》、《列锦赋》等赋后即返乡从事教学。刘歆，《西京杂记》卷二收录王根林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9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5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60页。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见《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第2588页。应奉，字世叔，汝南顿人也。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著有《汉书后序》、《感骚》三十篇，为一代大师。见《后汉书》卷四八《应奉列传》，第1606—1615页。碑文内容转引自徐玉立编著，《汉碑全集》，第833—851页。鲁刚:《云南昭通〈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中国边政》1998年第141期，第14页。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第262页。“(尹)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此事于《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载:(牂柯)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②尹珍会有如此经历，即是凭借出身于大姓之一的尹氏家族，③因其家境有能力让其远渡汝南去求学，尔后让尹珍以通经术被察举为官。除通过察举制度进入仕途外，两汉时期，州郡县的刺史、太守、都尉和县令长由中央选派，地方上的僚属，习惯上都是由守令自己从本地辟召，④这些得以于地方上辟召为官之人，多为地方上豪族。⑤据《孟孝琚碑》载道:“武阳令之少息孟广宗(孟孝琚)卒”⑥东汉时期大姓孟氏孟孝琚之父于曾任武阳令一职。到了东汉晚年，大姓李恢、爨习二人分任督邮、县令之职。《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付》载道: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也。仕郡督邮，姑夫爨习为建伶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⑦引文虽在说明，爨习犯了错，李恢受到连坐法的影响而将被免官，⑧但当时太守董和，因其为当地方土大姓而不敢对其有所惩罚。经由这段记载来看，可见南中当地的大姓凭借着自身于当地的优势，借由成为地方郡县上的僚属，进入官僚体系之中。综上所述，南中大姓由多种社会势力构成，而这些社会势力有相当多是来自汉移民上层，他们在当地逐渐发展，最晚于两汉之际成为地方上的大姓势力。⑨进入东汉时代，在儒学文化的传播下，加速大姓的官僚化，让大姓成为地方上不可小觑的力量。—012—秦汉研究(第七辑)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华阳国志校》卷四《南中志》，第260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5页。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见《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5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2006年影印5版，第384—386页。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第79页。碑文内容转引自徐玉立编著，《汉碑全集》，第833—851页。《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第1045页。在汉代官员犯错必须接受连坐的影响，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91—393页。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见《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5页。三大姓的兴盛汉晋时期的南中地区，一直都是官方力量不甚强大的地方。因南中地区的地理位置离中国传统政治中心较为遥远之外，又为汉、夷混居之地，在汉、夷文化差异之下，双方冲突往往一触即发。所以清人顾祖禹论道:“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因此，汉晋时期南中地区乱事纷起，主要还是依靠本地人的武力。在这种环境下，地方上势力逐渐凌驾于中央力量之上，是可以想见的。由于地方势力强大，因此官员就必须依赖当地大姓的配合，以最安全的方法与最少的成本，来达到对其某种程度的统治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便给予大姓许多自由的空间，也让大姓便可以趁官方力量不彰时，多方扩张自主的力量。南中大姓基本上是东汉末年才兴起，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变迁下，开启南中大姓世仕州郡的契机。东汉末年，各地割据势力纷起。益州地区自刘焉为益州牧时，通过黄巾余党、宗教领袖、青羌及东州人，建立起自己的割据势力。②兴平元年(194)，刘焉过世，其子刘璋嗣位，到建安五年(200)赵韪之乱后，刘璋改以羁縻方式统治，③此举虽然替刘璋政权带来和平稳定，但同时也让地方大姓势力变得更加跋扈。《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载道: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也。仕郡督邮，姑夫爨习为建伶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益州郡)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④引文很清楚说明，爨习犯罪而连累李恢免官，又爨习为方土大姓，董和凭着职权之便，对爨习置而不问，可见当时之际，即便位处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南中地区，当地的大姓势力也是凌驾于中央法令之上。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隔年，两刘交恶，双方正式交战。⑤《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载道:闻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⑥—112—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②③④⑤⑥［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云南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第5026页。《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二牧传》，第865—867页。赵韪的起兵，可视为益州人士企图驱逐外力、自建政权的表现。显示出益州人士自立的失败，也让刘璋改以羁縻方式统治。参见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分第3(1989年)，第553页。《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第1045页。《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第881—882页。《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第1045页。当是时，双方交兵未久，且输赢未定。李恢已感觉到在刘璋的统治下，仕途上已无发展机会。虽然，董和一度推荐李恢出任州职，②但最终，李恢于建安十八年(213)改投效刘备。待刘备领有益州后，李恢因功被封为功曹书佐主簿。③刘备阵营方面，也通过庲降都督的设置，试图以招徕、降服的方式将南中纳入自己的旗下。④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败死麦城，荆州之地尽归孙权所有。便有部分大姓脱离刘备的控制，与孙吴交好。《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二牧传》载:孙权杀关羽，取荆州，南中豪率雍闓据益郡反，附于吴。⑤通过李恢、雍闓的事迹可以知道，当时南中大姓为维持自己于地方上的优势地位，纷纷朝向有实力的政权靠拢。大姓这些举动，无非是想要通过与政权的结合，来维持自己在地方上的优势。章武三年(223)，刘备薨逝于永安，后主刘禅即位，同年改元建兴元年。当时，蜀汉新败于吴国，一时之间舟船器械、水步军资，耗损殆尽，蜀汉国力大损。⑥当蜀汉元气大伤之际时，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利用当时政局不稳情况，借机趁势而起，公开叛乱。《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朱)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欲以安之。褒犹不悛改，遂以郡叛应雍闓。⑦除大姓朱褒反叛、越嶲夷王高定也开始兴兵作乱。⑧可以想见，当时部分南中大姓与土著夷王对蜀汉王朝延续抱着极为不信任的状态。蜀汉经过两年时间稳定局势后，于后主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众南征，同年秋，降服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⑨蜀汉以武力迅速敉平动乱后，诸葛亮为稳固南中地区的局势，便采取自治的方式，拉拢南中地区的民心。《汉晋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212—秦汉研究(第七辑)②③④⑤⑥⑦⑧⑨虽然刘璋统治后期，开始裁抑逾制的大姓，并且重新起用外州人来制驭骄横的豪族。但是，新政策实施日浅，大姓普遍未感压力，他们依然相信现政权的继续存在，就是对己身既得利益的有力保障，见伍伯常，《方土大姓与外来势力:论刘焉父子的权力基础》，《汉学研究》第19卷第2期(2001年)，第214—215页。董和后贡李恢于州。见《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第1045页。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见《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第1045页。不同于一般都督区都是以地名为命名原则，取名庲降有着招徕降服之意。此外，无论是初任都督邓方具有安远彊志、殊方保业的特质，还是继任都督职李恢为方土大姓，都突显出刘备对于南中希望以当地人来降服当地人。见洪武雄，《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第98—99页。《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二牧传》，第870页。《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47页。《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第894页。《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第894页。《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19页。观于营陈之闲，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祇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汉晋春秋》内容呈现出，诸葛亮在南中平定后，以收服的方式，稳定南中地区的局面，并以不留军队的方式表示对南中地区的信服，其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在安抚。②所以，蜀汉赦免参与作乱的大姓，同时也扶植大姓来为己所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③另一方面，武装大姓成为蜀汉统治南中地区的工具。《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④又《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道: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⑤上述的做法，突显出诸葛亮蜀汉以收服、招降的方式来达到以当地人治理当地人的管理方针。蜀汉这项政策，旨意是想通过大姓来节制南中土著豪帅，并获得后方稳定与后勤的补给。在这时期的大姓，陆续进入蜀汉王朝的官僚体系。建宁李氏，李恢出任一方之镇庲降都督的职位，尔后兼领建宁太守之职，其子李遗嗣汉兴亭侯爵，其侄儿李亦为蜀汉羽林右部督。⑥建宁爨氏有爨习任领军一职。⑦朱提孟氏，有孟琰被拜为辅汉将军。⑧建宁孟氏，有孟获任御史中丞一职。⑨永昌吕氏吕凯因保境为蜀之功，由原先五官掾功—312—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919页。参见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328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1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1页。《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第1046页。《三国志》卷四三《蜀书·李恢传》，第1045—1046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1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1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1页。曹被拔擢为云南太守，吕凯死后，其子吕祥嗣阳迁亭侯爵。可以看出，对于大姓而言，虽然成为蜀汉统治南中的工具，然大姓通过扩充部曲与世袭，不但厚植自身的实力，加上同时借由打击土著夷帅的势力，来壮大自身在南中的势力;另一方面，由于蜀汉重心以北方事务为主，借由扶植大姓来管理南中地区，让大姓走上仕州郡的情形，如同成了南中地区实质上的统治者。四大姓的衰弱汉晋时期的南中地区来说，基本上已经是由蛮夷地域演变成为大姓社会。大姓脱离了草莽色彩，晋身为官僚。在官方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大姓阶层的力量更趁势茁壮，并且几乎成为南中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但地方势力的增强，绝非官方所乐见，官方往往碍于情势而不得不加以容忍，除非超越了界限，也就是挑战官方的正统地位与权威，只要大姓不对这两者构成威胁，官方是不会多加干涉，有时甚至会加以鼓励，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减轻官方在管理与财政上的负担，同时也可获得大姓对官方的支持。晋之世为一个变动的时代，随时随地有新的变量而造成影响。加上大姓之间也会因为彼此间的矛盾与利害关系而有争执，争取南中大姓，往往就是这些割据政权的首要选择，反之，大姓亦利用与割据政权结合来打击其他大姓势力。南中大姓在蜀汉的助长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即使改朝换代，到了魏晋之世，大姓仍保有相当的势力。②咸熙元年(264)，大姓爨谷以遥领交趾太守之职，领大姓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人率其部曲，展开对交州的经略。③《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道:泰始元年，(爨)谷等迳至郡，抚和初附。无几，谷卒。晋更用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为杨稷代之，加绥远将军。吴交州刺史刘峻、大都督脩则领军，前后三攻稷，皆为稷所败。郁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将军毛炅、董元等攻合浦。战于古城，大破吴军，杀峻、则。稷因表炅为郁林太守，元为九真太守。④由此看来，大姓势力似乎已经开始由南中扩张到交州地区。但实际上大姓却深陷交州的战役之中。《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道:泰始七年春，吴王孙皓遣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帅二十万军，兴扶严恶夷，合十万，伐交趾。稷遣炅及将军建宁孟岳等御之。战于封溪。众寡不敌，炅等败绩。仅以身还交趾，固城自守。⑤—412—秦汉研究(第七辑)②③④⑤《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吕凯传》，第1048页。《三国志》卷四一《蜀书·霍峻传》，第1007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308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308—309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308—309页。此事亦见《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浩传》建衡元年，十一月，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建衡三年汜、璜破交阯，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大姓经由交州一役，势力大减。也让当时南中监军霍弋，趁大姓把焦点放在交州时，凭着自己可以得以便宜官吏之权，扩张自己势力。②另一方面，霍弋以大姓兵败为由，打击大姓在南中的势力。③让其“霍家部曲”④得以跃为大姓之首。⑤随着大姓势力的减弱，晋廷改变对于南中治理政策。《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⑥同时，晋廷以进仕权来加强对大姓的控制，也利用进仕权来挑拨大姓间的矛盾。《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建宁太守杜俊)夺大姓铁官令毛诜、中郎李叡部曲，致诜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干，弟为功曹，分当察举，而俊约受都尉雷逢赂，举逢子炤孝廉，不礼猛，猛等怨之。太安元年秋，大姓毛诜、李叡、李猛逐杜俊以叛。⑦由此事件可以看出，太守杜俊通过夺部曲、打压以及操作察举，来分化大姓势力。到了王逊掌南中时期，亦发生类似事件。《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王逊(广汉魏兴人士)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遥举建宁董敏为秀才。郡久无太守，功曹周悦行郡事，轻敏，不下其板。逊至，怒，杀悦。悦弟秦臧长周昺，合夷叟谋;以赵涛父混昔为建宁，有德惠，欲杀逊树涛。逊诛之，并杀涛。夷晋莫不惶惧。⑧引文可以看出，王逊执法过于严猛，⑨但是换个角度想，王逊可以如此威风，势必有受到当地大姓的支持才可行事。王逊先是以进仕权来挑起大姓间彼此的矛盾，来争取一部分大姓对其支持，同时打击其他不服的大姓。因此，在王逊主政南中这段时间，南中地区大姓势力分成两个系统，分别为受王逊所用的姚岳、爨琛、霍彪、庞遗、董—512—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浩传》，第1167—1168页。《三国志》卷四一，《蜀书·霍峻传》注引《汉晋春秋》“霍弋委与本任”，第1007页。《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浩传》注引《汉晋春秋》“霍弋遣杨稷、毛炅等戍，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而城没者，刺史受其罪。’”，第1168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2页。霍弋卒，子在袭，领其兵和诸姓。《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47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53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53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56—257页。《晋书》卷八一《王逊传》，第2110页。炳一派，与王逊对抗雷炤、爨量、李逷、董霸、董慬一派。对于大姓方面，面临晋廷利用彼此间的矛盾来削弱其势力，加上当时北面巴蜀地区成汉政权建立，以及成汉对于南中之地素有野心，②也让被王逊所打压的大姓纷纷转向成汉政权。《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犍为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阴贡、平乐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广，北降李雄。建宁爨量，与益州太守李逷、梁水太守董慬，保兴古盘南以叛。③由于两派大姓彼此的相互斗争，给予了成汉入主南中的机会。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成汉王朝大举兴兵，当时刺史尹奉、建宁太守霍彪、朱提太守董炳纷纷出降，南中宣告易主。④在成汉王朝领南中期间，还是依靠大姓来统治。《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平乐郡条载:“宁州北属，雄复为郡，以朱提李壮为太守。”⑤又南广郡条载:“雄定宁州，复置郡，以兴古太守朱提李播为太守。”⑥以及《华阳国志》卷九《李雄志》载:咸和九年春(334)，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为宁州，建宁爨深为交州刺史。⑦李壮、李播、霍彪、爨深均为南中地区的大姓，可以想见即便改朝换代，但大姓势力深耕已久，成汉依旧得靠大姓来治理。让大姓依旧是地方上的要员，势力最大霍彪、爨深为分别担任刺史之职，其他如益州太守晋宁李逷、梁水太守建宁董慬、雷炤为犍为太守，⑧平乐太守朱提李壮、⑨南广太守朱提李播、瑏瑠建宁太守建宁孟彦，瑏瑡均由当地大姓来出任。即便成汉王朝一度试图通过对南中政治区域重置，来削弱当时大姓势力、瓦解大姓间的相互联结。瑏瑢然大姓势力深耕已久，绝非一下就可根除。加上大姓里面，并非全部的大姓都愿意支持成汉。东晋咸和八年(333)便有大姓反抗成汉之事迹。《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载道:—612—秦汉研究(第七辑)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瑏瑢方国瑜:《两晋南北朝统治宁州与地方势力的争夺》，《方国瑜文辑》第一辑，第431页。晋惠帝永兴二年，李雄于成都称帝，国号为成，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为成汉。《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57页。《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2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73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第279页。《华阳国志》卷九《李雄志》，第492页。《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第257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平乐郡条，第273页。《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南广郡条，第279页。《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1页。方国瑜认为当时成汉王朝分郡置州是毫无章法，以兴古、朱提、永昌、云南、越雟、河阳划分成为汉州为例，这些郡地不尽连界，就地理而言，并不可通，然成汉王朝会有此举，是为了瓦解当时大姓之间的分合，以利于自身的统治。见氏著《两晋南北朝统治宁州与地方势力的争夺》，《方国瑜文辑》第一辑，第432—433页。南夷初平，威禁甚肃。后转凌掠民。秋，建宁〔州〕民毛衍、罗屯等反，杀太守邵攀。同年，尚有太守谢恕保郡为晋之事。《晋书》卷一二《李寿载记》:(李寿)遣其镇东大将军李奕征牂柯，太守谢恕保城距守者积日，不拔。会奕粮尽，引还。②谢恕为牂柯郡毋敛人，同时是牂柯郡太守，出身当地大姓家族。③加上成汉王朝内部正逢王位继承之乱，让成汉王朝无力分心来经略南中。另一方面，大姓常常为了己身利益，互相争夺，失势一方的大姓，便转效于东晋。因此，便出现大姓因为之间彼此矛盾，发生大姓孟彦执大姓霍彪之事。《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载:建宁太守孟彦率州人缚宁州刺史霍彪于晋，举建宁为晋。④就在这样一来一往间，大姓势力不复以往。东晋永和三年(347)，南中复归东晋以后，大姓爨被任命为宁州刺史，获得南中政权，加上东晋王朝内部争执不断，也让宁州地区可以便宜行事，进而奠定爨氏一族，名虽晋地方官吏，但实际上如同世袭。⑤也让以往“四姓五子、霍家部曲”大姓各据山头情况不再，变成爨氏家族独霸的局面。五结论从本文讨论中，我们有几点发现;第一，以移民后裔为主体的南中大姓，来自不同社会势力，当这些不同的社会势力逐渐在当地站稳脚跟之后，为了巩固其在当地既有利益不被侵害，于是通过对儒学知识的掌握加入政府的官僚体系之中，进而建立大姓于地方上的优势地位。第二点，大姓的兴盛，主要是在蜀汉时代，由于蜀汉基本国策以北伐为主，为了求后方平静，便给予大姓种种的优惠，让大姓成为蜀汉统治南中工具。对于大姓而言，虽有相当的入仕于中央，但多出任为地方上的官员。⑥但由于蜀汉的支持，让大姓得以在地方上扩张自身势力，同时掌握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加深大姓于地方上的影响力。—712—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②③④⑤⑥《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2页。《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492页。《华阳国志》卷一一《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第709页。《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501页。关于爨氏一族的称雄南中可以详见方国瑜:《滇东爨氏始末》，《方国瑜文辑》第一辑，第459—469页;王吉林:《试论云南爨氏之兴起及其在南北朝的发展》，《大陆杂志》第47卷第1期(1973年)，第37—43页。王景弘:《蜀汉社会势力的运作与政权兴衰之关系》，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硕士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2009年，第64—67页。第三点，两晋之世，南中大姓不但没有因蜀汉旧臣被整肃，反而获魏、晋两朝所用，虽然仅限于地方，但大姓逐渐成为地方上的统治者。魏晋之世的南中大姓的发展，可以看到了大姓为了自身的利害关系，展现其自主力量来挑战不利于己的局面，加上大姓之间往往也会因为彼此的矛盾与利害关系而有争执的出现，但也可以进一步看出，魏晋之世为一个动乱的时代，争取南中地区的地方势力，大姓往往就是这些割据政权的首要选择，反之，大姓亦利用与其结合来打击其他大姓势力。大姓就在这样一来一往中消耗了实力。爨氏一族便趁势崛起，成为南中地区的最大的霸主。最后，考察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发展，可以了解南中地区为一个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带，虽然表面上看是天高皇帝远，然而官方力量的终极控制还是间接渗透在其中，一方面大姓通过与官方力量结合来显示其权威，执行王权的意志，另一方面，也让大姓利用官方力量来打击异己势力，加上南中距离中原传统政治中心较为遥远，也让大姓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812—秦汉研究(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