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碑文化

国学社国学理论小组传统碑文化碑学碑学，指研究考证碑刻源流、时代，鉴别碑刻拓本的种类、年代、真伪和考证识别刻石中古文字结体的一门学问，也是指崇尚碑刻书艺的书法流派。清代阮元倡导南北书派论，把妍美潇洒的古代墨迹归为南派“帖学”，把古拙、朴厚、粗犷的碑刻纳入北派“碑学”范畴。碑的起源历史碑文的概念顾名思义，凡是为制各种碑上写的文字都叫碑文。我国制碑的俗习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碑的出现，当时的碑，如宫馆中的测影碑，宗庙中的系牲碑，墓旁的下棺碑，都不刻文字，后来有人刻上相应的文字，就逐渐形成各种碑文。碑和碑文的种类我国从汉朝以后，刻碑的风气逐渐普及，几乎处处可碑，事事可碑。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宫室之碑，桥道之碑，坛井之碑，家庙之碑，风土之碑，灾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观之碑，托物之碑等。前人实行，后人效法，中国的名胜古迹，竟形成独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因此，碑文竟成了使用范围极广的实用文体。春秋时就出现“碑”这个名称，但它当时是宗庙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桩子，同时，人们也根据它在阳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来推算时间。到了战国时期，大贵族殡葬时，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轳辘系绳缓缓放下，“碑”，就是那时装轳辘的支架。殡仪结束，往往把这个支架留在墓地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逝者，就在这块现成的大石头上面刻字，追述前人的“功德”，于是就出现了纪念性的碑。直到西汉墓地石碑的上部仍凿有一个圆孔（叫“穿”），这是来供悬棺下葬用时留下的痕迹。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鹿孝禹碑”。到了东汉，树立墓碑的习俗已广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碑的制作越来越精。唐代是我国碑刻最发达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书法上也有极高价值。碑的结构一般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首主要刻些碑名，或仅起装饰作用。碑身刻写碑文，碑座起承重和装饰作用。明以后，将碑座改成似龟非龟的样子赑屃，传说它是龙的九子之一，善于载重。泰山刻石《封泰山碑》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刻石四面广狭不等。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断石明代出土，残存篆书二十九字，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毁于火，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碧霞元君祠西墙外的玉女池得残石2块，仅存10字。相传为李斯手笔，书法流动婉通，是秦篆正宗，所见拓本较乏古厚峻拔的风致，疑为重刻本。----《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李斯与《泰山刻石》李斯所留下的书法遗存，当是随同始皇出巡，所至之处的纪功刻石作品。这些纪功刻石作品虽然均无署名，但历来史料都确信必出李斯之手，这里权从旧说。见于史料的刻石一共有七处，它们分别是：泰山、琅玡台、峄山、碣石、会稽、芝罘、东观刻石。七处刻石中，碣石一刻早已没入海中，历代都无著录。芝罘、东观二刻石也早已散佚。峄山刻石原石早已毁于兵火。宋元两代都也曾作过翻刻，至今尚存。琅玡台刻石，为琅琅玡山的摩崖，是李斯小篆的杰作之一。惜其磨泐太甚，几无完字，作为范本，会给临习者带来较大困难。会稽山刻石，为始皇最后一刻。此石在南宋时尚在会稽山顶，但其字迹几乎全部损泐，后经辗转翻刻，书法已板滞无神，失去原刻风貌。要之，能全面反映李斯小篆风貌者，惟《泰山刻石》而无他选了。尽管有学者考证出《泰山刻石》非原石拓本，但与《峄山刻石》、《会稽山刻石》相较，要近于秦篆原貌多多。北宋刘跂是历史上最早对泰山刻石进行详细考察的人，他两次登临泰山，弄清了刻石的石材、形制情况，最大发现是弄清了刻石四面刻字，除了秦始皇刻辞，还有二世刻辞。他亲自墨拓，得146字，在《泰山秦篆谱序》中作了详尽的记载，为研究秦始皇刻石提供了宝贵资料。《泰山刻石》传世最早的是宋人摹刻于丛帖之中的残本。拓本最早、最为著名的是明代锡山安国所藏北宋《泰山刻石》165字和53字本，上世纪三十年代流入日本。再有拓本就是辑入《秦金石刻辞》的29字本了。秦泰山刻石历代多有摹刻拓本。《曹全碑》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是中国东汉时期重要的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碑高约1.7米，宽约0.86米，长方形，无额，石质坚细。碑身两面均刻有隶书铭文。碑阳20行，满行45字；碑阴分5列，每列行数字数均不等。明万历初年，该碑在陕西郃阳县旧城出土。在明代末年，相传碑石断裂，人们通常所见到的多是断裂后的拓本。1956年移入陕西省西安博物馆碑林保存。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隶书也叫“隶字”、“左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目的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即办理文书的小吏）佐书，曰隶字。”就是说，隶书本来只是小篆的一种简率快速写法，到了汉朝，经过加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字体。秦隶也叫“古隶”，同小篆相差不很远：汉隶也叫“今隶”，其笔势、结构都与小篆不同。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华山庙碑》﹑《礼器碑》﹑《史晨碑》﹑《张迁碑》多宝塔碑多宝塔碑的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是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写的，反映的是他早期的书法风貌，字体工整细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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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用笔一丝不苟，因而这方碑石也是后人初学楷书最通行的范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拓本原为李宗瀚旧藏，今藏故宫博物院。碑中“凿井见泥”之“凿”字笔划完好，宋拓。白纸挖镶剪裱册。这是颜真卿四十四岁时的作品，在现存作品中年代较早。结构平稳谨严，一丝不苟，刚劲秀丽，与其后期书法面貌很有不同。此碑首题“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正书三十四行，每行六十六字。原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移西安碑林。楷书，高285厘米，宽102厘米，此碑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史华刊石。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刻於陕西兴平县千福寺，今存西安碑林。颜真卿简介颜真卿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中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御史，为监察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陵县）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建中四年（783年），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后为李缢杀。　　唐代宗大历元年（765年），颜真卿因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遭贬谪。三年（768年）四月，由吉州司马改为抚州刺史。在抚州任职的五年中，他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公益事业。针对抚河正道淤塞，支港横溢，淹没农田的现状，带领民众在抚河中心小岛扁担洲南建起一条石砌长坝，从而解除了水患，并在旱季引水灌田。抚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将石坝命名为千金陂，并建立祠庙，四时致祭。　　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抚州学子杨志坚家贫如洗却嗜学如命，其妻耐不住贫困生活，提出离婚，杨写了一首《送妻诗》，表明自己矢志读书无奈同意离婚的心情。杨妻将这首诗作为离婚的证据呈献颜真卿。颜看了杨诗后，非常同情杨的遭遇，钦佩其苦读精神，对杨妻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责罚，并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将杨留在署中任职。为此，颜还将《按杨志坚妻求别适判》公诸于众。这则判词对临川良好学风、淳朴婚俗的形成起了较好的导向作用。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六世祖颜之推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　　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玄秘塔碑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简称《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由刻玉册官邵建和及弟邵建初镌。碑额篆字排三行，每行四字，共十二字。碑正文楷书28行，满行54字，总（1302）字。《玄秘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现藏陕西西安碑林，虽历经千年，字画仍清晰完好。今天藏于西安碑林的《玄秘塔》碑文，其用意就是将大达法师的事迹告示后人，让其精神永存。《玄秘塔碑》于唐会昌元年（841年）刻立。颂功德碑文由唐朝宰相裴休撰，著名大书法家柳公权写从撰文、书丹到镌刻世称“三绝”。宋代人著的《高僧传》，对天水高僧端甫骨灰塔《玄秘塔》碑文也有记述。《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又称《唐大达法师玄秘塔碑》。共1200余言。《玄秘塔碑》除它的精神作用外，它的艺术价值也很高，它是中国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书法顶峰之作。《玄秘塔碑》因其“体势劲眉”，被历代拓印，在国内外传世1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临习和研究中国书法必备的碑帖。《玄秘塔》碑文内容是：“大法师端甫灵骨之所归也……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背此以为达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从抄录的碑文内容看：大达法师，无论在家还是出家，都是身体力行“儒教”和弘扬“佛教”，辅天子“扶世导俗”，“阐教利生”，真是“和尚其出家之雄乎”！神策军碑《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于皇宫禁地，碑石大小不明，崔铉撰文，柳公权书。碑文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更增添了此碑的艺术价值。柳公权书写的碑文，其书法结构严整，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神策军碑》为楷书时年，柳公权66岁。“左神策军”是唐天子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由拥立武宗有功的宦官仇士良指挥。武宗驾临“左神策军”军营时，仇士良借机奏请立此碑以纪圣德，武宗应允。因柳公权当时为左散骑常侍，又是当朝一流书家，故皇上命其书写。因是奉旨书写，故柳公权的书写特别郑重，竭尽全力，所书之字端庄森严，较之早两年书写的《玄秘塔碑》更为苍劲精练。因原碑藏于禁宫，故捶拓较少，且原石早已毁灭，世仅存北宋所拓孤本。据宋金石学家赵明诚《金石录》载：原拓本分装成上下两册，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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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归属南宋权相贾似道，上有“秋壑图书”章，末页有“封”印。贾似道被籍没之后，此本回归内务府，元时归翰林国史院，明又入内务府，明亡后归清人孙承泽、梁清标、安仪周、张蓉舫等人递藏。上世纪中叶此本流于香港。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以重金购归，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现有谭敬影印本、艺苑真赏社翻印本以及北京文物出版社珂锣版影印本等，均是学习柳字的好范本。此本从“皇帝巡幸左神策军”起至“来朝上京嘉其诚”止约七百余字，但已有二百多字漫漶不清。仅就字口清晰的四百多字来看，此碑不愧为柳氏传世的最佳书迹。其点画遒劲而富于变化，笔力凝练内含，骨力洞达，结体内敛外放，欹正相生，顾盼天成，气脉贯通，如深山道士，神清气健，超尘脱俗。清人孙承泽评此碑云：“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乃得意之笔。”清人安岐《墨缘汇观》称：“其碑微有剥落，然字画中锋芒棱角，俨然如新，盖当时在禁中，少经捶拓也。”　《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功碑》。宰相崔铉撰文，柳公权楷书，会昌三年（843）刻石。会昌元年（841），唐武宗李炎即位，为压制宦官权力，支持他所任用的宰相李德裕，亲自巡幸由宦官指挥的担任宫城守卫职责的左神策军，并建碑记录此事。碑文记录了武宗即位后祭祀天地、告祭祖先宗庙及巡幸左神策军军营等事，尤其是记录安辑南归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的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回鹘是兴起于阿尔泰山、活跃在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原称回纥。北魏时受突厥政权统治，唐初逐渐强盛，贞观二十年（646）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天宝三年（744），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建立回鹘政权，设王庭于鄂尔浑河流域，德宗时改称回鹘。一直和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友好来往。每位回鹘可汗均接受唐朝册封，唐朝先后有四位公主嫁给回鹘可汗。回鹘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对西域的进攻。840年前后，因与吐蕃争夺北庭（治新疆今吉木萨尔）失利，加之蒙古高原发生重大灾荒，回鹘汗国灭亡。会昌二年（842），首领嗢没斯部归附于唐。唐朝给以特殊待遇，赐姓李氏，加官晋爵，授予嗢没斯特进、左金吾卫大将军之职，并封为怀化郡王。建立归义军，交嗢没斯等人统领。唐朝对嗢没斯等部的家属，仍给予特殊照顾，并为他们建筑房屋罗池庙碑丰乐亭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