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金文學與

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研究  陳 致 　   關於金文學史的研究，學者如王國維、容庚、趙誠、裘錫圭等先生皆有專門論著，見本文中所引。而關於詩經學史的研究，近年來也出了不少專門著作。而二者結合起來的研究，尚可謂「史之闕文」。本文認為金文、小學、《詩》學這三方面的研究，在歷史上曾經經歷了由平行發展而相互接合的過程。自宋代金文學興起，到晚清古金文學全盛時期，金文的考釋對於《詩經》文本研究的影響可謂深遠，特別是自嘉慶初到清末這段時期，清代學者，無論是金文學家、小學家，還是《詩》學家，很多人都曾肆力於此，且刱獲甚豐。這些成果，在大部分被繼承的同時，古代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有一部份或被後人忽視，或被人遺忘。由於迄今尚沒有一部研究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研究的專門文章著作，忽視和遺忘似乎在所不免。本文試圖描述古金文學的興起、發展以及晚近文字學興起以前古金文學研究對《詩》經經文考釋的貢獻，及其發展過程。 一、清以前的金文釋文及《詩經》文本的利用 商周時代，所謂「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左傳．宣公三年》），銅器乃為禮器重器，非簪珥者不能擁有和使用。阮元（1764-1849）臚列三代彝器之用為八事，曰立國以鼎彝分器，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以小伐大而取為重器，述德儆身之銘以為重器，自矜之銘以為重器，鑄政令於鼎彝以為重器，或曰王綱廢墜，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1] 終周之世如此，商代更是如此。龔自珍（1792-1841）〈說宗彝〉復列彝器之用為十九事，更為詳盡：曰祭器、養器、享器、藏器、陳器、好器、征器、旌器、約劑器、分器、賂器、獻器、媵器、服器、抱器、殉器、樂器、儆器、瑞命。[2] 所舉無非君公大夫之事。自士大夫以上，凡盥藏飧享，罔不取用。三代彝器之用，可謂廣泛矣。然三代彝器銘文之研究，晚至趙宋一朝，始臻於盛。王國維云：「古器之出，蓋無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於郡國山川者，雖頗見於史，然以識之者寡，而記之者復不詳，故其文之略存於今者，惟美陽、仲山父二鼎與秦權、莽量而已。」[3] 除王國維說的美陽、仲山父二鼎以外，載籍中所見有銘文之銅器，尚有如《左傳．昭公七年》所記正考父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禮記．祭統》中之衛國孔悝鼎，其銘文曰： 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彛鼎。」[4] 將銘文內容與後來發現的銅器銘文比對，大體不差。其後，漢代宣帝時，扶風美陽出古鼎，張敞識古文，釋美陽鼎銘云： 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5] 其事見《漢書．郊祀志》，從所載銘文來看，可能不是銘文的全部。此後，東漢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父鼎，事見《後漢書．竇憲傳》，云： 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車騎將軍竇憲伐單于，大敗之稽落山。憲登燕然山勒石紀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6] 《後漢書》中所記仲山父鼎銘文，不知是否全部內容。據史傳所記，其後有銘銅器，代有所見。如南朝宋元嘉廿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42字。（《宋書．符瑞志》） 唐貞觀廿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 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阮元以為銘文不全。 開元廿一年，眉州獻寶鼎，有篆書。 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饞鼎，獻上。[7] 王鳴盛引閻若璩的話，以為宋以前的金石文研究，僅王肅據子尾尊、劉杳據齊景公尊、孟康據玉琯、張晏據伏生碑、晉灼據黎陽碑、傅宏仁據齊胡公銅棺題字、顏之推據秦權銘七事而已，他無所見。[8] 其說並不準確。故王又舉十一事。以上所列，僅是史傳中所見者，已不止閻若璩所說的七事。史籍中記錄下來的幾段金文釋文，以文例來看，與後來發現的金文辭例相類，張敞等古人的釋讀應該大部分無訛。 清代以前的金文研究，主要是在宋代。咸平三年（1000），乾州獻古銅器曰史信夫甗。《金石錄》卷11載：「案《眞宗皇帝實録》：『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為史信父甗』。」其銘文曰： 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鬵甗。期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9] 其後，銅器不斷發現，祕閣與太常所藏商周銅器日豐。自北宋初始，青銅器銘文的著錄不斷纂編成書。據宋翟耆年《籀史》所記，參之以《金石錄》諸書，按其編纂的時代，今粗列如下： (1)      徐鉉《古鉦銘碑》1卷（佚）。叙云：「建陽有越王餘城，城臨建溪。村人於谿中獲一器，狀如鐘，長八寸，徑六寸，柄一尺。柄端有雙角相向箝。重十斤，銘四十八字。獻之刺史王延政。有摹其字以示余者，惟『連鉦』二字可識。」（《籀史》） (2)      真宗天禧元年（1017）僧湛洤纂《周秦古器銘碑》1卷（佚）。（《籀史》） (3)      仁宗皇祐三年（1051）編《皇祐三館古器圖》（佚）。「皇祐三年，詔出祕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修太樂所參較齊量，又詔墨器窽，以賜宰執丞相平陽公，命承奉郎知國子監書學楊元明南仲釋其文。」（《籀史》） (4)      皇祐初，胡俛纂《古器圖》1卷（佚）。「皇祐初，仁宗皇帝召宰執觀書太清樓，因閱羣國所上三代舊器，命摸窽以賜近臣。有翰林待詔李唐卿者以隸字釋之，十得二三。翰林學士王原叔又釋之，始通八九。熙寧戊申歲，司封員外郎知和州胡俛公謹取所賜器窽五銘，鑱石傳世。但俛以辟宫敦為鼎，以太公簠為斗，以仲信父旅甗為煮甗，徒刻其文而不載原叔所釋之字，為未盡善。」（《籀史》） (5)      嘉祐八年（1063），劉敞（原父）作《先秦古器圖》1卷（佚），共收11器。（《籀史》、《金石錄》） (6)      嘉祐中歐陽修撰《集古錄》10卷。 神宗朝及其後，銅器銘文的著錄、編纂、考釋浸夥，元祐間祕書省正字呂大臨（1046-1092）撰《考古圖》10卷《釋文》1卷（趙九成撰）、南宋紹興間人補撰《續考古圖》5卷，神宗時李公麟（1049-1106）撰《考古圖》5卷（佚）、《古器圖》（或即《考古圖》）（佚）、《周鑒圖》1卷（佚），北平田概撰《京兆金石錄》6卷（佚），[10] 更影響當時士大夫。此後又有黃伯思《博古圖說》12卷（佚），[11] 晏溥《辨古圖》（佚）、《鼎彝譜》1卷（佚），王俅《嘯堂集古錄》2卷，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30卷、《古器物銘碑》15卷（佚），大觀中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王厚之（複齋）《鐘鼎款識》（佚），政和年間王楚撰《鐘鼎篆韻》，紹興年間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2卷，薛尚功《廣鐘鼎篆韻》7卷（佚），《歷代鐘鼎彝器款識》20卷等等。王國維曾分宋代金文著作為三類：「與叔（呂大臨）之圖，宣和之錄，既圖其形，復摹其款，此一類也；《嘯堂集古》，薛氏《法帖》，但以錄文為主，不圖原器之形，此二類也；歐陽金石之錄，才甫（張掄）《古器》之評，長睿（黃伯思）《東觀》之論，彥遠（董逌）《廣川》之跋，雖無關圖譜，而頗為名目，此三類也。」[12] 呂大臨《考古圖》與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有器物形像，有銘文摹搨，有釋文，有器物說明，此王國維所說的第一類；王俅《嘯堂集古錄》與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則無器物圖像，但有銘文摹搨和釋文、說明，是為王國維所說的第二類；第三類實際上應該分開來看，歐陽修《集古錄》，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摹寫銘文古籀字形，並附釋文，而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於所錄商周銅器多數只有形制說明、釋文而無摹寫字形，或只錄個別古籀字形，而無銘刻字形全文，是當別為第四類。這些著作，皆啟金文研究之先河。[13] 宋代金文著作，《宋史．藝文志》所載計有十餘種，翟耆年《籀史》則列三十餘種。除前舉各種外，多散佚無存。諸書著錄者還有李訓《節金錄》1卷，蔡京《崇寧鼎書》1卷，張有《復古編》2卷，《政和甲午祭禮器款識》1卷，《慶元嘉定古器圖》6卷等等。 以《詩》文證讀金文，其初亦始於宋人。趙九成《考古圖釋文》中就指出文獻所傳古文，尚能訓讀，而「以今所圖古器銘識，考其文義，不獨與小篆有異，而有同是一器，同是一字而筆畫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者，如……其異器者，如彜、尊、夀、萬等字，器器筆畫，皆有小異，乃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既有省改以就一律，故古文筆畫非小篆所能該也。然則古文有傳于今者，既可考其三四，其餘或以形象得之。」[14] 故宋人考釋金文之法，可說一從形象得之；一則偶亦從文獻中相似的句式來推證。以形象得之，不必細論。後一種方法，比較有代表性的例證是對於「蘄」字的考釋，以及對於「釁」字認定。呂大臨《考古圖》中提出「蘄」字為祈，「釁」為眉。呂云「」，「疑旂字，讀為祈聲。音偃，石鼓文皆作 。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即旂字，而以車借讀為旂，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用萬壽之文，故知其然也。」[15] 趙九成從金文中所見的「」（虢姜敦）「」（伯戔盤）「」（晉姜鼎）「」「」（伯父敦）諸字形，更進一步論證此字即祈求之祈字。趙云：「《說文》作艸也，从艸，从聲。徐鉉云：《説文》無字，他書亦無。渠支反。今据古文，當从旂，从單。未知何義。《爾雅》：薜，山蘄；茭，牛蘄，音芹。《莊子》云：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音祈，求也。諸器多云蘄万夀，則義與祈同。《説文》無從旂者，蓋从艸者當云芹，从旂者當音祈。旂，旗，所以招物，亦有祈求之意也。」[16] 趙九成據《莊子》與金文對文，而得出此從旂，從單之「」字，為祈求之祈，其推論過程尚有闕失，但結論郤是正確的。金文「釁」字的認定，也由宋人以意揣知。歐陽修《集古錄》引當時善識商周文字的太常博士楊南仲云：「釁，今幡為許刃，而釁芑之釁（音門），用之為聲。《詩》『鳬鷖（音醫）在釁』，又省為釁。《易．繫辭》又讀如尾，釁（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豈釁、眉古亦同音歟？秦鍾銘亦有釁字。故釁疑為眉。」[17] 像這種由《詩》文釋讀金文之例，還有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中以《詩經》「三壽作朋」釋晉姜鼎銘文中之「保爾子孫，三壽是利」。[18] 卷七釋讀遲父鐘銘「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引《詩．小雅．蓼蕭》「為龍為光」，云：「穆穆以言其欽和，不顯以言其甚顯，而龍光又言其承天子之寵光也。」[19] 又嘉祐中劉敞（原父）在長安得二器，其一張仲器銘，歐陽修云：「《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20] 歐陽修乃據《毛傳》定其為宣王時器。王黼釋讀周穆公鼎銘「不顯走穆公」[21] 云：「曰不顯走者，《詩》言『有周不顯』，王安石釋之云：『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22] 王黼又以《詩．大雅．江漢》「對揚王休」釋讀金文中「對揚天子之休命」，[23] 是皆為宋人釋讀成功之例。 宋人的考釋，其中也有通過字形、音讀、義類等比較綜合的方法來判斷的，惟其例甚鮮。《集古錄》著錄韓城鼎銘（即晉姜鼎銘）中字，歐陽修據《詩．大雅》「串夷載路」，而云：「毌，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或即毌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字之省也，故疑讀為貫。」[24] 歐氏此說對清代學者應該有相當大的啟發，其後的考釋如惠棟、孫詒讓與王國維諸說，恐怕皆由歐陽修啟其端倪（說詳後）。 宋人以《詩》釋讀金文，其間亦錯訛時出。如保作父己卣，薛氏稱其為子父己卣。其中的「保」字，薛氏誤以為是子執刃之形，乃引《詩》「執其鸞刀，以啟其毛」，[25] 解為孝子執刀，殺牲以祀之義，則謬以千里矣。 宋人著錄整理青銅器之盛，遠軼往代。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大觀初《宣和殿博古圖》所收已有五百多件，政和間尚方所貯有六千餘器，宣和間三代秦漢之銅器累至萬餘。[26] 此說王國維已辨其妄，但北宋末年，朝廷所蒐集，至少當在近千之數。[27] 宋代學者開創了金石之學，宋人於金文考釋，除據銘文本身釋讀外，頗思以《詩》《書》等文獻來佐證金文的釋讀。翟耆年《籀史》讚李伯時（公麟）云： 彛器窽識，真蝌蚪古文，實籕學之本源，字義之宗祖。商周之時，器有常工，日以鼓鑄為事，字有妙意。時方書畫未分，羊、足字，畫形以著名，壺、卣字，象形以製字，庚則纍然象物，秋而垂實；癸包結象草，萌而未達。明罍所以承尊彛，謂觚為用同圭笏。發明聖人奧義微旨，於數千百載之後，非寡見謏聞之所識。知其博學精鑒，用意至到。聞一器捐千金不少靳。既得，則刮磨探考，稽證詩書百氏，審諦若符契乃已。[28] 然宋人的金文學，如王國維所云，尚處於蓽路藍縷的階段。宋以後直至清代乾隆以前，金文學都沒有太大的發展。金元以降，金文著錄工作沒有進步，金文考釋更是未出宋人牢籠。宋人的金文考釋工作，並沒有使金文學與傳世經典及其他文獻有機地結合，《四庫提要》〈盤洲文集提要〉稱洪适於「金石之學，最所留意」，然适所作《隸釋》《隸續》二書，注重於碑刻，於金文未見考釋之功。宋楊南仲、歐陽修、呂大臨、王黼、薛尚功等雖有所貢獻，如上所述，但在以文獻考釋金文方面，很多都是牽強比附。 元明兩代，在金文學上對於宋代可說毫無發展，元代可數的幾種著錄金文的著作，如楊銁《增廣鐘鼎篆韻》，應是鈔撮宋代王楚《鐘鼎篆韻》與薛尚功《重廣鐘鼎篆韻》而成書，由於宋人二書皆不傳，其所抄錄的數量、次第，有無補撰，皆無從稽考。天啓年間纂修的《平湖縣志》著錄的元陸堯封著《歷代鐘鼎文考》（據曾筠《浙江通志》卷242），內容不詳。其他如羅泌《路史》[29] 、梁益《詩傳旁通》[30] 都曾經借〈周鼎銘〉（即漢宣帝時所出〈美陽鼎〉銘）「王命尸（臣）官此栒邑」以證豳（邠）地，為僅見的借助金文資料徵《詩》地理的例子。 明代與金文有關的著作，見於載籍的有十餘種，大都抄錄宋人《考古圖》《博古圖》《鐘鼎款識》諸書，或者「割裂汩亂，謬誤百出」，或者「竟以意杜撰，體例既陋，考證尤疏」，可說每況愈下。[31] 時著作大都承宋代金石著作之緒餘，無多貢獻。明代中葉楊慎的《金石文字》一書，所錄〈周齊侯鐘銘〉，〈周齊侯鎛鐘銘〉，〈姜鼎銘〉，〈毛伯敦銘〉，〈韓城鼎銘〉，〈周岐鼎銘〉，〈衞靈公沙邱石槨銘〉諸器皆宋人所著錄。[32] 僅鈔撮宋人釋文而無考釋說明等項。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清代嘉慶年間。嘉道間以金文學名家的如阮元（1764-1849）、吳榮光（1773-1843）等，在考釋文字方面，也沒有超出宋人的範圍。如王國維所云：「至於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譏者，然亦國朝諸老之所不能免也。」[33] 　 清代金文學與《詩》文的研究，我以為可以分幾個時期來談。從清初到雍正統治（1723-1735）時期，雖然金石之學復興，但是金文學嚴格地說沒有什麼發展，對《詩經》文本研究無從發生太大的影響。從乾隆統治（1736-1795）時期開始到道光統治（1821-1850）時期，金文學勃興，並且伴隨著詩經學的深入發展，二者之間由平行發展而逐漸結合，開始超越宋人的水平。從咸豐統治（1851-1861）時期到清末，金文學與《詩》學交織發展，金文考釋的成績被廣泛運用到《詩經》文本的研究。 二、平台期（1644-1735）：清代考據之學的復興與詩經文本研究 真正將金文與文獻相結合，是由清代學者所刱之業。究其原因，一則清儒學問綜博，於經籍注疏小學文字，無不該覽；再則，自清初顧炎武倡為本原之學後，學者求古求真於經典異文聲訓。金文之學實由文字音韻之學帶動下，始為學者所重。然而，清初金石之學雖然勃興，金石之學中的金文這一方面，卻沒有什麼變化和發展。清初順康雍三朝，由於清初顧炎武、朱彝尊等人的推揚，石鼓文、石經、歷代碑刻之學都有很大發展，海內作者浸多，此學一時稱盛。然而金文之學，沒有太大進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很多新發現的有銘銅器。清初葉奕苞補趙氏而撰《金石錄補》一書，所著錄有〈夏商周銘〉，〈商父乙鼎銘〉，〈商爵銘〉，〈周南仲鼎銘〉，〈周師旦鼎銘〉諸器，除〈商父乙鼎〉為其同郡李氏家藏器外，餘皆鈔錄其他宋人著錄。[34]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序，自稱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35] 但其所增補考詳者，並不包括鐘鼎銘文。全書於銅器銘文只收〈比干銅盤銘〉與〈焦山鼎銘〉二件，只錄釋文與形制說明，無貢獻發明。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6有〈商祖丁爵銘跋〉[36] 、〈商父巳敦銘跋〉[37] 、〈周鼎銘跋〉[38]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39] 、〈周延陵季子劒銘跋〉數器銘文，對器物來源、形制等略加說明，抄錄宋人釋文，銘文有多處不能識讀。朱彝尊在諸跋中推重當時有張弨、程穆倩善識鐘鼎文字，從所著錄的釋文來看，其水平尚在宋人楊南仲、薛尚功等人之下。[40] 清初注重考據訓詁小學的經學諸儒，雖然已多藉石經獵碣舊刻，以定經文。顧亭林以明監本坊刻本諸經字多譌脫文字，乃作《九經誤字》，以補舊文之不足。《九經誤字》據石經、監本及唐張參《五經文字》考訂今本《詩》文之異者，共12條。曰：「何彼襛矣」、「羊牛下括」、「不能辰夜」、「求爾新特」、「成不以富」、「家伯維宰」、「如彼泉流」、「秪自疧兮」、「不皇朝矣」、「以篤于周祐」、「既右饗之」、「降予卿士」。[41] 然顧氏所據石經，為裁剪本而非完本，所考亦多闕失，不及後人之嚴密。治經方法上卻有前驅作用。其所刱獲，賴石經尤多。與顧同時的其他《詩經》考據學名家，如陳啟源、朱鶴齡、嚴虞惇等偶留意於石經碑刻，而以金文考訂《詩經》文本者，尚無其人。清代前期，偏向於訓詁考據的《詩經》學者，都非常留意詩經的異文問題，主要是想從經傳子史，碑刻字書中的異文考徵《詩經》本文。清初的顧炎武、王夫之、嚴虞惇、朱鶴齡、陳啟源諸家，考訂異文主要是依據首先是傳世的《毛詩》不同版本，其次是從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宋代王應麟《詩考》中所存三家詩的異文，其三是其他經傳子史、字書類書中所存的《詩經》異文，最後是漢唐石經、漢代碑刻中所存的《詩經》異文，基本上沒有涉及金文。其中，只有惠棟一人似乎是個異數。 惠棟（1697-1758），字定宇，號松崖，士奇次子。江蘇元和人。自惠周惕以下，元和惠氏三世以經學聞世。惠棟撰《九經古義》22卷，喜以古字易俗字。治《易》，以為王弼、韓康伯等以下，多以俗字易古字，故訂正所謂古字70餘。書中《毛詩古義》2卷亦如此。[42] 倫明云： 是書如「采采卷耳」條，引荀子說，證大毛公之師承。「江之永矣」條，據韓詩永作羕。補《爾雅》郭註及《說文》所未及。「于以湘之」條，據韓詩作「于以鬺之」。顏師古《漢書注》：「鬺，烹煮而祀也。」[43] 倫明所舉諸例中之永作羕字，惠氏所據為《說文》中對永羕二字的解釋，《說文》云：「永，長也，象水巠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凡永之屬皆從永。羕，水長也。從永，羊聲。詩曰：江之羕矣。」[44] 故惠棟所本一為《說文》中所存《詩》之異文，再有就是，很可能惠棟從讀金文中得出這一結論。金文〈陳逆簠〉銘，永命作羕令。是其證也。《毛詩古義》上承陳、朱二氏，多用金石文字，如〈召南．采蘩〉：「夙夜在公。」毛傳曰：「夙，早也。」惠棟引〈尉氏令鄭君碑〉：「夜在公」。《說文．夕部》：「，早敬也。」徐鉉謂作夙訛，惠棟引〈義雲章〉及古鐘鼎文皆作「」字，以此漢碑彝銘異文，考訂補正《毛傳》之闕。[45] 其對《詩．大雅．皇矣》：「串夷載路」之攷訂，尤見功力。惠棟承宋歐陽修之說，以晉姜鼎銘文中的字，[46] 參覈《說文》、《禮記．明堂位》中之「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等文，乃云：「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綿〉詩謂之混，〈皇矣〉謂之串。」[47] 又云「〈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為貫無疑矣。」[48] 繼惠氏之後，孫詒讓復詳加論定串之與毌及貫本為一字。[49] 其後王國維指出，鬼方、昆夷、混夷、緄夷、犬夷、畎夷、葷粥、薰育、獯鬻、獫狁、胡、匈奴諸稱皆其族稱本名，係「匈奴」本稱之不同音譯，乃一語之變。[50] 而鬼方之方與混夷之夷則為中國所附加。又說「畏之為鬼，混之為昆，為緄，為畎，為犬，古喉牙同音也。」而其稱加一犬字或犬旁亦由中國所加以賤之。[51] 王國維此一說法，實獲益於歐陽修、惠棟、孫詒讓之考證。 以現在看到的資料來看，惠棟很可能是清代第一個參照金文以訂《詩經》本字的學者。 三、興盛期（1736-1850）：金文學勃興，並且伴隨著詩經學的深入發展，二者之間由平行發展而逐漸結合，開始超越宋人的水平 而導致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研究結合又有兩個直接原因： 其一是乾隆朝金文著錄著作的纂修。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序〉談到：「乾隆初始命儒臣錄內府藏器為《西清古鑑》，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求古器，蒐集拓本。其集諸家器為專書者，則始於阮文達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52] 趙誠先生也指出乾隆四鑑：《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的纂修帶動了私人著錄銅器銘文，一時成為風尚。其中欽定《西清古鑑》影響尤大，其他三種則刊印較晚。著錄內府所藏銅器1529件，其中有銘文的商周銅器計有556件。體例則仿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先摹畫器形，再附銘文摹搨及釋文，然後說明形制及銘文考釋。其後，嘉慶元年（1796），錢坫自刻《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4卷，收商周銅器22件；嘉慶九年（1804），阮元編成刊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0卷，收商周銅器446件；[53] 嘉慶11年，王昶完成刻印其《金石萃編》160卷，這些都對嘉道時期金文之學的興起影響至鉅。[54] 另外一個直接原因是《詩經》研究，恰恰方興未艾，《詩經》由訓詁之學而重視文本異文之蒐集考釋；文本之研究由東京，而又上溯西京，西京之不足，更欲鉤求古史舊聞。乾嘉年間重視輯佚考異的今文學的興起，正是因為很多今文學者，以為毛不為古，鄭不足據，而認為今文多本字，毛詩多借字。[55] 皮錫瑞《經學歷史》：「國朝經學凡三變……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穀》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跡，是為西漢今文之學。」[56] 又在《經學通論》中說「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57] 學者的宗旨是要「實事求是」「窺見聖經微旨」。而鐘鼎遺文自然不容忽視。阮元說：「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於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為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縑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58] 阮元的學生朱為弼又說：「夫推彌曠者，道也；闡彌精者，義也；舉而罔缺者，典也；久而始備者，時也。雷雨甲屮，遠協羲爻。壺戈蛟蚪，上承皇史。宗周鐘之讋要服，何如〈江漢〉〈常武〉之篇；考父鼎之歆文丁，可徵校〈頌〉歸祀之說。」[59] 故以商周鐘鼎遺文來考徵古史，補正經典，已成為當時之風尚。以金文來徵《詩》之本文，可以說是所謂實事求是的「清學」，一路向上追索的必然邏輯。 乾隆以前的金文研究，主要停留在以《說文》來釋讀隸定銘文文字，對於金文與其他傳世文獻的參互研究，則無多貢獻。乾隆以後，這種傳世文獻與金文的互徵對讀，浸成風氣。乾隆以後有一明顯變化，就是《詩》《書》等文獻不僅用來釋讀金文，反之，金文亦被用來解釋《詩》《書》文本。此期學者留意於金文證詩者，有錢大昕（1728-1804）、段玉裁（1736-1816）、錢坫（1744-1806）、武億（1745-1799）、吳東發（1747-1803）、莊述祖（1750-1816）、阮元（1764-1849）、吳榮光（1773-1843）、徐同柏（1775-1854）、馬瑞辰（1782-1853）、吳式芬（1796-1856）及許瀚（1797-1867）等人。這些學者，可以分成四類，一類是金文學、小學、《詩》學並重，而力求融會貫通者，如錢大昕、段玉裁、莊述祖是；一類是金文學、小學並重，而未能貫通於《詩》學者，錢坫、阮元是；一類是重視金文學，而未能貫通於小學與《詩》學者，武億與吳東發是；第四類是邃於《詩》學和小學，而旁涉金文學者，馬瑞辰是。 錢大昕（1728-1804），字及之，又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江蘇嘉定人。竹汀（大昕）特嗜金石文字，其婿瞿中溶謂竹汀「博采金石文字以考正經史之學，多歐（陽修）趙（明誠）前賢所未逮。」[60] 其《詩》文的考證散見於《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經典文字考異》、《唐石經考異》、《聲類》諸作中。錢氏考證銅器銘文中「鋚勒」為《詩》「鞗革有鶬」之「鞗革」，錢云： 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為「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即詩所謂「鞗革」也。詩「鞗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鞗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鞗字，而有鋚字，訓為轡首銅。明乎鋚之即「鞗」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詩》：「鞗革有鶬」，鄭以「鶬」為金飾。古文「鞗」從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疏》謂以鞗皮為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61] 錢氏的考釋的特點可以看到，第一是不僅是以《詩》文釋讀金文，反之，亦以金文考釋《詩經》本文，兼辨毛傳，鄭箋，孔疏之非。其次，錢氏的考證方法，所據以論略的不惟在金文與《詩經》文本之間或以此釋彼，或以彼釋此，其所參酌者諸器金文互徵，《詩經》自證，以及《經》文與其他秦漢字書互徵。「鞗革」一詞，《詩》中見於〈蓼蕭〉「鞗革沖沖」、〈韓奕〉「鞗革金厄」、〈載見〉「鞗革有鶬」、〈采芑〉「鉤膺鞗革」四處。段玉裁（1736-1816）在錢大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指出：「《毛詩》『鞗革』皆當依古金石文作『攸勒』、『鋚勒』。」[62] 今以銅器銘文所見，有「攸勒」、「鋚勒」、「攸革」、「鋚革」之稱，西周中期〈曶壶蓋銘〉，〈吳方彝蓋銘〉，〈盠方彝銘〉，晚期〈南宫柳鼎銘〉，〈鼎銘〉，〈鼎銘〉，〈弭叔簋銘〉，〈伊簋銘〉，〈師酉簋銘〉，〈三年師兌簋銘〉，〈訇簋銘〉等等作「攸勒」（《集成》9728，9898，9899，2805，2815，2819，4253-4254，4287，4288-4291，4318-4319，4321），西周中期〈彔伯簋蓋銘〉，〈呂服余盤銘〉，晚期〈盨銘〉作「鋚勒」（《集成》，4302，10169，4469），石鼓文丙鼓〈田車〉詩文亦作「鋚勒」，西周晚期〈害簋銘〉作「攸革」（《集成》4205-4207），〈康鼎銘〉作「鋚革」（《集成》2786），段注〈金部〉「鋚」條下云： 〈小雅〉「鞗革沖沖」，《毛傳》曰：「鞗，轡也。革，轡首也。」按：「鞗，轡也。」當作「鞗，轡首飾也。」[63] 《說文》：「鋚，鐵也，一曰轡首銅也。」故「鞗」為「鋚」之形訛。段氏又云：「《詩》本作攸，轉寫誤作鞗。攸、革，皆古文假借字也。」「〈周頌．載見〉箋云：『鶬謂金飾』，正與轡首銅之訓合。〈大雅．韓奕〉，鞹以為鞃，淺以為幭，鋚以飾勒，金以飾軛。四事文意一例，鋚勒謂以銅飾轡之近馬頭處。」[64] 按鶬，異文作鎗、瑲，金文中常用作金玉戛鳴的象聲詞。錢氏、段氏用金文闡釋《詩》文，此處最為切近事實。段氏在《詩經小學》中更進一步詳細考證，以為：「轡，革也，勒，馬頭絡銜也……，絡頭，銜口，統謂之勒，所以繫轡，故曰轡首。」[65]​​ 黃然偉謂：「攸勒者，用以絡馬首之具也，以皮革為之，其上有銅飾或以貝為飾者。近世出土之車馬坑中，頗有馬轡首飾出土，其中有飾以長條銅泡者（《灃西》頁149），蓋即《說文》所謂之轡首銅者也。」[66] 黃說似指朱鳳翰《古代中國青銅器》所描述的馬首飾件所稱之為「當盧」者。[67] 〈韓奕〉「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采芑〉「鉤膺鞗革」，則鉤膺與鞗革當為二事，〈韓奕〉鄭箋云：「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若從鄭箋，則當盧即鉤膺。鞗革則應當是馬首的其他飾物。揚之水以為「鞗革由馬銜和馬鑣合為一副。銜，銜在馬口，兩頭有環，轡繫在環上，環中間再貫鑣。」，[68] 西周中期〈師簋蓋銘〉（《集成》4283，4284）稱為「金勒」，故鞗革應如揚之水所說指銜與鑣。 〈師簋蓋銘〉     隹二月。初吉戊寅。王才周師司馬宮。各大室即立司馬井白（）右師。入門。立中廷。王乎內史吳冊令師。曰。先王既令女。今余唯（申）先王令。令女官司邑人。師氏。易女金勒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朕文考外季尊簋。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于宗室。 錢大昕族人中以從子錢坫（1744-1806）能世其所學。錢坫，字獻之，號十蘭，塘弟。著作有《詩音表》1卷，《十經文字通正書》14卷等。其《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1796）始改宋人所釋的敦（）字為簋字。[69] 錢坫的金文釋文多見於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804）及阮元重刊宋代王厚之《鐘鼎款識》（1802）諸書中。《鐘鼎款識》著錄〈孟申作鼎彝〉，錢坫釋文云： 鼎當作。《說文》作，從鬲，羊聲。煑也。《玉篇》有字，訓同，亦作，同鬺。《詩･采蘋》：于以湘之。《韓詩》作鬺。《史記･封禪書》云：鑄九鼎皆嘗亨鬺。[70] 與錢坫同時的莊述祖（1750-1816）也有相似的說法。述祖， 字葆琛， 所居室曰珍蓺宧，學者稱珍蓺先生。先生十歲而孤，從世父游潛心經術，乾隆庚子成進士，選山東昌樂縣知縣，調補濰縣。後又署曹州府桃源同知。珍蓺治文字之學，每據鐘鼎彝器石鼓文，糾《說文》之謬，亦開一時風氣。其關於《詩經》的著作有《毛詩周頌義》3卷、《毛詩考證》4卷（嘉慶道光間《珍埶宧遺書》本）、《五經小學述》2卷（光緒18年《皇清經解續編》本）、《毛詩授讀》30卷、《毛詩口義》3卷（光緒14年《皇清經解續編》本）。其中偶亦以金文釋證《詩》文。《詩．周頌．我將》有「我將我享」一句，《毛傳》與《鄭箋》於將字訓釋異詞，毛云：將，大；享，獻也。鄭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莊述祖云： 將，古文作，見古彝器。其文或為彝尊鼎，或為彝，或為牛鼎，或為某作某寶尊彝。《說文》作，煑也，從鬲，羊聲。字亦作鬺，〈封禪書〉曰：「泰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徐廣云：「鬺，亨煮也，音殤。亨當讀饗。」《韓詩》：「于以鬺之」，《毛詩》借湘，《傳》曰：「湘，亨也。」是毛訓為亨。此《傳》：將，大；享，獻也。大字為後人妄增。篆文亯獻之亯與亯飪之亯本一字。《傳》將亦訓亯，或疑亯、亯覆衍，改亯為大。[71] 莊氏此說不知與錢坫的說法孰先孰後。但、將、鬺、觴、亨、湘、，互訓，差不多是當時共識。同時稍後的馬瑞辰在《詩･召南･采蘋》通釋下云： 于以湘之，《傳》：湘，亨也。瑞辰按：湘，《韓詩》作鬺。《漢書･郊祀志》：鬺亨上帝鬼神。顏師古注引《韓詩》于以鬺之，云：鬺，亨也。鬺通作觴。《太玄･竈首》次五：鼎大可觴，司馬光曰：觴當作鬺，音商，煮也。《廣雅》云：鬺，飪也。《說文》無鬺有，云：，煮也。《玉篇》云：鬺，與同。又字注云：亦作。今按薛氏《鐘鼎款識》載〈師望彝銘〉曰：師望作彝。是鬺、、皆一字之異文。毛公以湘為鬺之假借，故訓為亨。三家詩多以本字易經文，故《韓詩》直作鬺。[72] 師望彝乃西周時器，《考古圖》、《博古圖》、薛氏《款識》、《嘯堂集古錄》皆有著錄，銘文全文云：「太師小子師望作彝。」[73] 馬瑞辰的特點是邃於《詩》學，長於小學與異文考據，再以金文資料作為佐證，其說可以說比較完備。然以小學為出發點，固守說文六書義例，偶然亦會犯高級錯誤。如〈王風．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一句。馬瑞辰引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與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存錄的劉公簠與留公簠（按：《積古齋》為〈留君簠〉，馬氏誤記。）證劉、留互通，因《說文》劉字作鐂字，就當時而言，屬於錯得有一定的道理。[74]   杜 嬬 宜 乎 不 言 其 謚 也 劉 字 从 卯 金 刀 而 説 文 止 有 鎦 　 審 其 誰 也 然 言 公 而 不 言 謚 以 其 劉 公 自 作 是 器 追 享 　 按 周 靈 王 時 有 劉 定 公 景 王 時 有 劉 獻 公 此 曰 劉 公 未 　 　 　   劉 公 簠   一 名 杜 嬬 鋪 藏 李 伯 時 家 　 　 　 　   　     番君召簠（《集成》4582） 馬氏卓識還見於其對「前文人」之考訂。《詩．大雅．江漢》〉「告于文人」一句。馬瑞辰云： 「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箋》：「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瑞辰按：哀二年《左傳》衛大子禱曰：「文祖襄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有旅鼎（按：即〈旂鼎〉），其銘曰：「旗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古器銘又多稱文考者，文人猶云文祖、文父、文考耳。〈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承上「汝克紹乃顯祖」言，正以文人為文侯祖之有文德者。《鐘鼎款識》載〈追敦〉（按：即〈追簋〉，《集成》4223）銘曰：：「天子多錫追休，追敢對天子顯揚，用作朕皇祖考尊敦，用追孝于前文人。」文人亦追自稱其先祖。此詩文人，《傳》《箋》俱指召穆公之先人，甚確。朱子《集傳》謂指文王，似誤。[75] 馬瑞辰在這裡對於「文人」「文考」「文父」「文祖」的解釋，得益於金文銘辭的釋讀。與馬瑞辰同時稍前的阮元在〈旂鼎〉銘文釋文中也有類似的論斷。 〈旂鼎〉銘文曰： 「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錫旂僕，旂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 西周早期旂鼎（《集成》2670）唯八月初吉辰才乙卯。公易旂僕。旂用乍文父日乙寶尊彝。。 阮元說：「文父，尊稱，非謚。《詩．江漢．告于文人．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左．哀二年．傳》：衛大子禱曰：文祖襄公，是文祖文父，亦猶皇祖烈考。古諸侯大夫，皆得以稱其先人。」[76] 關於「前文人」的考釋，至晚清吳大澂等始奏全功。[77] 吳大澂《字說》中〈文字說〉一篇指出，金文中前文人即《書．大誥》中前寧人，「寧」乃「文」字之誤。《書傳》舊說以寧王為文王，然未知其所以。吳大澂則以為古文「文」字有從心者，「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寍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寍。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寍王即文王，寍考即文考。」，[78] 是說在馬瑞辰之後又發展了一步，不惟證明前文人為祖考之異稱，復解釋寧字為漢儒傳鈔之譌。其識見自然又高出一籌。裘錫圭先生指出，此說或由王懿榮最早提出。並舉陳介祺同治13年（1874）致潘祖蔭信為證。裘先生並且指出其他當時金文學者如孫詒讓、方濬益等都有相似的論斷，可能是分別獨立研究的結果。[79] 不知幾位學者又是否從馬瑞辰對「告于文人」解釋中得到什麼啟益沒有？ 同時以金文學名家者仍有武億與吳東發等。武億（1745-1799），字虛谷，號授堂。河南偃師人，[80] 優於學，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81] 十七喪父，廿二歲入學，乾隆庚寅（35年，1770）舉鄉試，庚子（45年，1780）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56年，1791），選山東博山縣。[82] 武億金石類著作頗豐，如《金石三跋》10卷續跋14卷，《偃師金石記》4卷，《偃師金石遺文補錄》2卷附縣志，《安陽金石錄》16卷附縣志，《讀史金石集目》，《錢譜郟縣金石志》。其經學著作有《群經義證》7卷、《經讀考異》8卷、補2卷、敘述2卷、《句讀序述》2卷。[83] 孫星衍云：「先生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賈孔疑滯，凡數百事。」[84] 〈武徵君遺事記〉：「武君以金石文字補經史遺誤甚多。」從其對《詩經》的研究來看，《經讀考異》卷3前半為《詩經》，多論句讀，鮮涉異文；《群經義證》有《詩》1卷，所論假借異文較多。武億於金文的蒐集、著錄、編目、整理方面，用力甚勤，且卓有貢獻，於經學也頗為留意。但是因小學功夫不足，故在釋讀金文方面，往往錯謬百出，故劉心源譏其為「幾若不識字者。」乾嘉道咸時期的學者中，有不少如武億一樣，著力於金石與經學而不能貫通者，如畢沅、吳東發等。比如金文中的「夷」字，阮元、吳東發、錢坫等還都讀為節，至吳大澂始釋為夷。[85] 吳東發（1747-1803），字侃叔，號耘廬，又號芸父，海鹽人。歲貢生。學邃於《尚書》，受業錢少詹（大昕）之門，善讀金石文字。東發從竹汀遊，多受其濡染，嘗撰《群經字考》（1806）、《商周文拾遺》（1924）、《石鼓讀》、《金石文跋尾續》等著作。[86] 阮元撰《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釋文采其說最多。阮元重刊宋王厚之《鐘鼎款識》，也多采吳東發與錢坫釋文。吳所撰《群經字考》中有《詩經字攷》2卷，亦多據金石文字引證《詩》文。如吳氏對〈召穆公敦〉（〈敔簋〉）的考釋，從《博古圖》依據《詩．大雅．江漢》中「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年」與銘文中「敔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尊敦，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對讀，證其為召穆公虎之器。更指出敔即為虎云：「鄭司農《周禮》註：敔，木虎也。《釋名．釋樂器》：敔，狀如伏虎。而敔、虎音復相近。周琥銘，琥作午，古字多通用。而古人書名，尤取聲近，故銘曰敔，而《詩》曰虎也。」[87] 此說已經為晚近之古學研究所證實，自是卓識。 吳氏釋金文，以今日所見，其特點是引證繁富，惟臆測聯想的成份較多，多數情況下不得要領。容庚說其《商周文拾遺》「以校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銘文傳鈔，很多偽舛。他的考釋，也很多影響之談。」是為的論。如「駪駪征夫」一句，引周南仲尊銘「四駪南宮」，又古鄦鐘銘「追考侁祖」，以為侁駪義並為薦，蓋進進不已之義。其說又見於《商周文拾遺》的〈鄦鐘〉銘文考釋與〈南仲尊（即召公尊）銘〉考釋中。〈南仲尊銘〉釋「四駪南宫」之駪字，以為「駪，眾也，言以王所賜諸物，駪然陳於南宮之廟。」[88] 又古鄦鐘銘「追考侁祖」又釋侁駪為追，三處解釋不一，可知吳東發於此字，尚無定見。[89] 對于《詩．小雅．雨無正》中「雨無正」一句，吳以為雨通霸，並引周伯克尊銘為證：「隹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雨乙未。」〈頌壺〉銘：「隹三年五月既死雨甲戌。」所謂「霸無正」者，吳氏以為云天下自此有霸無王，將不復奉周室之正朔，即詩所謂「周宗既滅」者也。[90] 《商周文拾遺》中，似此牽強比附，所在皆有。 吳偶亦有創見，如容庚所舉其對〈師尚父敦〉（師望彝）的考釋，辨《鐘鼎款識》所著錄〈太公簠〉應為〈芮公簠〉等。[91] 只是這些考釋有據的情況在其著作中比例不高。但吳東發《商周文拾遺》從體例上說又是較早的專門研究商周文字的專著。 此外，還有一些是以金文名家的學者，偶引詩文為證，可訂正《詩》之本文，如吳榮光等。徐問渠藏〈周應公鼎〉銘：「應公作寶尊彝曰申巳乃弔用夙夕亯」。 西周早期應公鼎（《集成》2553、2554） 吳榮光（1773-1843）《筠清館金石文字》（1842）卷四有著錄。其釋文云： 申有羨文，此申巳二文，讀為神祀。毛萇〈天保〉傳曰：弔，至也。弔所從是弗字（小篆作紼），助執紼弔之禮也。……又云：古文叔與弔二文極似，易誤讀。《尚書･君奭》篇之不弔，〈大誥〉之不弔，《詩･大雅》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弔皆當為叔，不叔者，言不淑也。凡叔字千百見，弔字纔一二見，故備論之。[92] 此說的為卓見。後來吳大澂《字說．叔字說》在此基礎上更以經典中不叔誤為不弔之例相印證。[93] 今《殷周金文集成》〈應公鼎〉銘釋文：「應公作寶尊彝曰奄以乃弟用夙夕亯」。按此字究竟是「弟」字還是「叔」字，未能遽斷。其字形與〈叔遺鼎〉（《集成》2638作〈侯弟鼎〉）同。吳榮光釋文以「巳」為「祀」，固然失誤。《殷周金文集成》釋文以為貌似「巳」字，實乃「以乃」之合文，甚塙。 在吳榮光之前，馬瑞辰雖然從經學和小學的角度考證到「弔」為善為淑之義，但未能盡其原委。[94] 吳榮光此說，經文中「不弔」的本字應為「不叔」，始確定無疑。《筠清館金石文字》中釋〈周羕史尊〉銘文，「羕史作旅車彝」云：「羕、永古通。《毛詩》江之永矣，《韓詩》作江之羕矣，是其證。見古器尤多。」[95] 以詩之異文合金文考釋得永之為羕之義。《筠清館》中援引龔自珍釋文不少，然其說多不確。                   西周早期羕史尊（《集成》5811） 羕史作旅彝   西周早期不壽簋（《集成》4060） 隹九月初吉戊辰。王才大宮。王姜易不壽裘。對揚王休。用乍寶。 吳式芬（1796-1856）撰《攈古錄金文》（1895），於釋文采許印林（瀚）說與徐同柏（籀莊）說最多。其中亦多有可取者。如許印林（1797-1866）說〈父辛彝〉第一字「從王從丮，乃，見《集韻》；又作珙，見《說文》；珙又通玒，亦見《集韻》。《左傳》、《老子》拱璧通作拱，《詩･商頌》：大共小共，又通作共，於此知《集韻》所采，大有根據。」[96] 小學家如王引之據《荀子》引此詩句，「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大小之差耳。」而說共指法。《詩經》學者，如陳奐等則誤以為小球大球的球字，本字當為捄字，共當為拱，以合荀子引《詩》之旨。此說其實扞格難通。陳奐雖然也注意到了《淮南子》引《詩》異文共作珙，但仍以為是拱字之訛。而許印林由金文定其本字為珙，雖現在看來是對揚的揚字，在當時還是有見地的。 在這一時期的學者，特別應該重視的是莊述祖。其所撰《說文古籀疏證》（1885《功順堂叢書》本）一書，以《說文》古籀字形為目，大量運用當時所見金文與金文學的研究成果，我以為代表了當時金文學的較高成就。然而不知是什麼原因，此書沒有受到後來學者應有的重視。其書的特點是，第一，其所收錄的金文字形最為全面豐富，後來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體例上多類莊氏此書，而莊氏所收金文字形尤多，可說是較早的一部以金文為主的古文字字典；第二是其於典籍文獻的徵引最為繁富，第三是與文獻、字書相結合的考證，雖然有不少錯誤，然頗多自己的見解。是書中，以金文考證《詩》文，以《詩》文考釋金文者，頗多勝義，也反映了當時小學、金文學與《詩》相結合的成績。 玆略舉數例如下： 《詩．唐風．杕杜》：「獨行睘睘」。《毛傳》：「睘睘，無所依也。」朱熹《詩集傳》亦云：「睘睘，無所依貌。」自《毛傳》以下，其說幾無異辭。陸德明《釋文》云：「睘，本亦作煢，又作焭。」與莊述祖同時稍後的《詩經》學者如李富孫（1764-1843）、[97] 馬瑞辰[98] 等皆博采此句異文，以為「睘」為「煢」或「焭」或「赹」字之音借。莊述祖則以金文證之，獨異於諸氏之說。莊氏云：「，鐘鼎从目之字如此。《說文》：『，人眼，象形，重童子也，凡目之屬皆从目。，古文目。』按鐘鼎古文，目从日，象形。《說文》：『古文目，亦从日，从囧省』小徐本作：人目也，《韻會》同今仍為部首。 按古文目，从日从二丙省。二丙，也。，參省也。參之用，心為主，而目為營也。故从日从二丙省。，鐘鼎還从此。《說文》云：『瞏，目驚視也。从目，袁聲。《詩》曰：獨行瞏瞏。』」[99] 西周早期的〈作冊尊〉（《集成》5989）作、〈作冊卣〉（《集成》5407）作及，西周晚期的〈番生簋〉作（《集成》4326）、〈駒父盨蓋〉銘作（《集成》4464）。其義或為環，或為人名，與目驚視之義了不相涉。莊氏所見鐘鼎文中還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著錄之〈免簠〉，字形作，[100] 宋人諸書中著錄的〈高卣〉，字形作，[101] 內府所藏〈散氏盤〉銘作（《集成》10176）。[102] 據莊氏所論略，則《詩》本文當作（睘），而魯《詩》文本中的「煢」或「焭」當為借字，此皆同時如馬瑞辰、李富孫諸人所未見。以其於金文，未深究覈也。莊述祖援據金文考訂《詩》之本文，還見於其《毛詩攷證》、《周頌口義》諸書中。《毛詩攷證》卷一「四國是皇」一條，莊氏云： 按鐘鼎古文「匡」从「貝」，[103] 皇省聲。匡，正也。經典借皇作匡。〈釋言〉曰：皇，匡正也。此傳曰：皇，匡也。皆古文假借例。皇本無匡訓，以古文匡从皇得聲，故以皇為匡。王應麟《詩攷》：齊詩「四國是匡」。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据。此皇、匡通借之證也。[104] 莊氏囿於當時所見，錯釋誤讀亦復不少。如其釋金文中榮伯、榮季之榮為類，並以《詩》「是類是禡」證之。[105] 總而言之，莊氏在同時諸人中，所見最廣，研考至精。其於前此學者所探討的問題多有說，且考覈精審，皆邁於前人。除前舉諸例外，其他尚有，莊氏對攸勒的考釋，[106] 其對絲、茲、繼、絕之考釋，[107] 以及對對揚之昜、揚、瑒、的考釋，[108] 尤具卓識。往往為當時人所未見，而為現代學者所證實者。然莊氏之《說文古籀疏證》在時人與後人眼中，未為所重，未審其由。如沈乙盦（曾植）先生批評莊氏云： 莊氏《說文古籀疏證》，潘尚書刻本，世號為難讀。觀其所系聯者，可析合者，不過推《說文》支干廿二字許氏之義，又以十二肖五行比附之，貫串牽引，固已勉強，而譏許氏信小篆，昧古文，樹一幟，而思奪之席，無乃昔人所謂蟲生於木，而還食其木乎？其部首多有兩見者，固由今傳殘稿，非其定本。而若戊戌己巳之類，形固有大體相近者。諸字系聯，既非自然之訓，又無古訓可依，鑿空好奇，造茲異說，則其繁複不理，勢所必然，無足怪也。其說既專主象形，而有從厶者，又從厶省；既已目為會意，而仍為象形者。使莊氏說古籀而並六書廢之則已，既稱用六書，而亂其義例可乎？韋續《五十六體書》言：「氣候時書，漢文帝（當作武帝）使司馬長卿采日辰會屈伸之體，升伏之勢，象四時為之。」世嘗以為野言。若莊氏之書，其韋續所稱司馬長卿氣候時書之旨歟？（《潛究室劄記》）[109] 沈氏似亦責之太過。莊氏言許氏信小篆，昧古文，卻正是其識見高出儕流處。六書義例，莊氏之所以或規或違，正是因為莊氏看到六書體例之未一，古文字形非盡隨六書之體例也。 　 四、全盛期（1851-1911）：金文學與《詩》學交織發展，金文考釋的成績被廣泛運用到《詩經》文本的研究 這一時期以金文名家者有潘祖蔭（1830-1890）、劉心源（1848-1917）、吳大澂（1835-1902）、孫詒讓（1848-1908）諸家。吳大澂撰《字說》、《說文古籀補》、《愙齋集古錄》，孫詒讓撰《古籀拾遺》、《名原》等書。古金文學漸被近代文字學所取代。如孫詒讓撰《名原》（1905），所援據者，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巖石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楬其岐異以箸渻變之原。」孫詒讓所據金文，多本原器銘拓，不見拓本者，則據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榮光《筠清館金石文字》，吳式芬《攈古錄金文》三家摹本。是三家已經超出了宋人薛尚功、王俅等人所摹橅銘文。 總的來說，清儒運用金文研究的成果考訂《詩經》文本的研究工作，到咸同以後（1851-1911），始臻於極盛：金文學與《詩》學交織發展，金文考釋的成績被廣泛運用到《詩經》文本的研究。然而在此之前，如莊述祖、馬瑞辰在這方面的成績，實已啟晚清金文研究與群經文本互證的先河。到晚清孫詒讓、吳大澂、王國維輩出，甲骨文的發現，清儒以金文追尋經文的工作，始被引領入近代學術領域。   　 [1]  〔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北京：中國書店，1996年景印上海中國圖書館影本），〈商周銅    器說〉下篇，頁4。又見朱劍心：《金石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年），頁65-66。 [2]  〔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261-262。 [3]  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表序〉，《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冊，卷6，頁17。 [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49，頁379，見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1980影世界書局縮印本），頁1607。 [5]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251。 [6]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817。 [7]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商周銅器說〉下篇，頁5。 [8]  〔清〕王鳴盛：〈《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序〉，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    籍出版社，1997年），第6冊，卷1《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頁1。 [9]  〔宋〕王應麟：〈咸平古銅鼎．甗〉，《玉海》（臺北：華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