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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汇编 限制"人肉搜索"引热议 　　浙江省人大正在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这被认为是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引起舆论热议。 　　应怎么看待“人肉搜索”呢？在中国的当下，“人肉搜索”有着公民表达、公民监督的特殊意义，比如之前周久耕局长的香烟门。但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对“人肉搜索”应有理性的认识，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是原则，公布、传播个人信息是例外，且应当有法律依据。所以目前立法的目的在于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不应一味鼓励“人肉搜索”。 　　　事实上，出于公民监督公权的目的，搜集、公布涉及“社会公益”的官员或公共事务的一些信息，与上述“人肉”公民的隐私，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区别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现。 　　立法上的模糊，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在施行中更容易被权力所左右，可能关住了网络民声的“减压阀”。立法者保护个人信息的良好初衷，容易被公众误解为打压网络舆论。 “人肉搜索”只是当前公民监督公权的权宜之计，并不是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性建设。其实，有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官员的财产公开、财政支出公开，假如普通老百姓能从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查到局长买一支笔花了多少钱，“人肉搜索”还有什么意义？ 人肉搜索导致肇事人的姓名，身份，家庭地址等个人资料被广泛公布。因其侵犯隐私权，而常与所在国的法律相抵触，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有时也是法律过于落后，民众自力救济的现象。人肉搜索的发动和参与者通常都是网络上的愤青，他们看见令人愤怒，生气的事就会头脑发热，打抱不平，而失去了理智。导致以上多起人肉搜索案件发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无论是”铜须门"也好，"王菲事件"也好，这些在他们看似正义的行为往往是非正义的，他们的行为给人肉搜索的受害者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失去工作、遭受指责。换位思考但是如果这些愤青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想想，假如你是人肉搜索的受害者，人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的感受是什么？？这种“类民众监督”的确利弊难取舍。从监督手段来看，“人肉搜索”确实是让公众公司、公众人物走向更透明、更多人监督的一个过程。官方监督与民众监督通过网络的信息反馈从而得到互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共促监督方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毕竟群体攻击的“度”很难把握，这也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 NBA们能否“一刀切”？ 一场“汉字保卫战”，正在央视等主流媒体上展开。从体育界的NBA、F1、CBA，到经济界的CPI、GDP、WTO，这些英文缩略词都被列入“黑名单”，由播音员、配音员、字幕员负责“屏蔽”，并改译为中文全称。 这类已有相当“知名度”的常用缩写，真的能被全面清理整顿、不留一丝痕迹吗？恐怕很难。 语言学有多种天然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机制”。也就是说，语言是最“吝啬”的，能说两个字的，一般不说四个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将多音节词简化为更少音节的词。比如，极少人说“超级市场”而只说“超市”，不说“智力商数”而只说“智商”。口语更是如此，如“打的”，既是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又是简称。 显然，被简化的词往往更有活力，而且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相比汉语，英语更为“吝啬”，一般只用首字母来缩略全名。要写全被精简的英文缩略词，必然会打破固有的语言机制，反使语言趋于复杂化，使沟通变得困难。 有人说，这种“清理门户”的做法是为了保证汉语的纯洁性。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未免过于保守，因为汉语本身便有极强的兼容性——有时它不露痕迹地同化外来词，如“可乐”就成了碳酸饮料的总称，不论它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有时它还可以完美地中英混搭，比如“B超”就比译成“二型超声波扫描”要方便得多。 话说回来，就算要“屏蔽”GDP、NBA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英文缩写，那也不必矫枉过正，而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将其巧译成中文缩略词，而不是机械式地翻译为冗长的全称。这也许是更积极的汉化手段，更高一筹的英汉互通。 相信汉语的强大和兼容并包，让外来语言假以时日去适应和演变，而不是一刀切地规避、肃清，这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 犀利哥“弱者成名”的反思 媒体在热炒“犀利哥”——曾经流浪街头的眼神犀利的男子。“犀利哥”被媒体热炒后，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犀利哥”找到了家人，回了老家，当地政府给他办理了农村低保一卡通和新农合医疗卡。经过家人的精心照顾和社会的帮助，“犀利哥”的身心健康有了好转。 可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尽管“犀利哥”已经剃了胡子、剪了长发、脱了奇装，回归家庭，社会对他的关注却没有降低：某网游添加了“犀利哥”套装，某商家注册了同名商标，更有甚者要将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使之家喻户晓。 面对“犀利哥”为何走红的追问，众说纷纭，大多归之为审丑之心、赏怪之态、猎奇之好、窥私之瘾。有的干脆批评追捧一个乞丐，是“网友的冷酷、低俗和麻木”，并将其定位为“八卦盛宴”。“犀利哥”走红，是不是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事件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不难看到，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时下人们更多地关心或谈论胜者、强者、成功者。“财富名人榜”、“影响力排行榜”，成为不少人仰慕和追捧的对象，就是例证。 与此同时，弱者、无权、无势、无名的人常常被冷落，有的甚至成为职业流浪者。这给困难群体造成了很大的“体面创伤”和精神压力。他们也有个性要表达，有情绪要释放，有焦虑要化解，他们基本的人的尊严，也应该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因此，我们在关注困难群体的时候，应该从善良的角度出发，给予关怀，而不是以低俗的心态，打造“弱者成名”的舞台，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犀利哥”是一个人，但又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人，而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犀利哥”等社会困难人群看成是“乌合之众”，或讽刺挖苦，或调侃戏谑，甚至恶搞、羞辱，伤害的将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曾经有梦想但屡遭挫折的困难群体。 如何看待“犀利哥走红”现象，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是，由此引发的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特别是，在怎样帮扶弱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无论如何要率先达成一致。惟有如此，整个社会才会良性发展。我们在同情和救助弱者的同时，还要倡导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的健康向上的氛围、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理解、关心、爱护困难群体的好氛围。 六旬老太抓贼伤贼需多重反思 一名男青年在南京迈皋桥老街一水果店摸走了钱盒里的100多元钱，年过六旬的刘老太发现后，提刀追出百多米，截住男青年，要回了被偷的钱。但随后，刘老太竟用甘蔗刀对男青年头上连砍三刀。（4月17日《扬子晚报》） 小偷，在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或因盗窃数额有限，只受到治安处罚。被刘老太砍伤的小偷就对记者毫无愧疚地说：“我没有抢钱，我就是偷钱。抢劫是刑事犯罪，我偷的钱不多，顶多就是治安处罚。”估计刘老太的“冲动”后果比“深谙法律”的小偷要严重得多。的确，私权越位不可取，除正当防卫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私刑。 出于对小偷的憎恨，许多人都抱有“小偷该打，打死活该”这样的观念。对小偷采取剥衣、挂牌示众等过激行为，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打死（伤）小偷的事件也多次发生。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抓到小偷应该报警，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刘老太砍伤小偷，实际上是以一种犯罪对付另一种犯罪。 毋庸置疑，刘老太挥刀砍伤小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法律观念的薄弱。但是，我们不能把棒子全部打到刘老太和普通百姓身上。小偷如此猖獗、嚣张，是不是与法律对小偷处罚力度过弱从而引起公众面对小偷时情绪失控的原因有关呢？相关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就此加以反思呢？ 拾荒老人捐款10万元,让谁汗颜? 2010年4月13日下午，江苏盐城一位常年捡破烂的83岁的老人张忠泉，来到盐城市慈善会把自己多年来主要靠捡破烂积蓄下来的10万元捐给慈善会，并再三要求“这笔款子要用于救灾”。就在去捐款的路上，老人还陆续捡了3个他人丢弃的塑料瓶，让人感动。捐赠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签订后，慈善会向张忠泉老人发捐赠证书时，老人没有接受，他说：“我不要(捐赠证书)。我只希望我能够帮助受灾的人，只想留下精神，教育下一代。”(4月15日《扬子晚报》) 突如其来的玉树7.1级大地震，不仅震碎了桥梁，震塌了房屋，更震痛了一颗颗心灵。一个83岁老人靠拾荒，无自己的住房，然而，为了灾区需要帮助的人，毅然捐出10万元，这种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让每位有良知的人感动，值得我们学习，耄耋老人的善举，让人看到一份暖暖的真情和一颗赤诚真挚的博爱之心，而这样的善举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无独有偶，去年11月，河北石家庄遭遇史上罕见持续强暴雪天气，当年逾古稀的陈广生老人看到雪后许多困难群众正遭受严寒侵袭时，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10万元。同样都是十万块钱，这种真情和爱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的光辉，更让我们实实在在领略了患难见真情的真谛。 “张忠泉老人一生积善行德，经常把有限的积蓄捐赠给希望工程、残疾人和一些要帮助的人”，可见为灾区捐款一事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老人平时善举的延续。为了积攒这10万元钱，老人没买过衣服，现在身上的衣服、手套、鞋子都是捡来的，吃的也很简单，只要不饿就行，但老人帮助灾区的心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大手笔，当我们看到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爱心的笑容，听到他不求回报的叮咛嘱咐，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尊重，老人的义举，不知让多数人汗颜？张忠泉老人捐给灾区最大的不是十万元，而是无价的爱心和关怀。 相比之下，可再想想那些贪官富豪，看看大腕明星们的表现，光说不做，除了感动，还有什么呢？“留下精神，教育下一代”，这才是老人捐款的真正目的。老人捐的不是钱，是精神，一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笔者希望，老人捐款的义举，唤醒的不止是同情心和人性本初的善良。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位老人家的尊重，就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为了灾区，为了灾区同胞，还有那些废墟下孩子们，大家都伸出援手献出爱心。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肯定不比老人家差，虽然我们不能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但只要稍微节约一点，哪怕就是10块钱，表达我们的爱心，帮帮我们的同胞！让我们一起为这些灾区的人们祈祷的同时，带着老人的感召把我们的关爱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去……希望灾区早日重建自己的家园，让玉树可爱的孩子们和他们的亲人尽快绝处逢生，让美丽的玉树重新焕发生机。 从李源潮提出的“不伸手不计较不抱怨”说起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为机关干部讲党课时要求中组部干部“有功劳的时候不伸手、有苦劳的时候不计较、有疲劳的时候不抱怨”。笔者认为，“不伸手不计较不抱怨”体现出三层意思： 不伸手，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耐得住诱惑。组织工作岗位特殊、职责重大，常常被人高看一眼、多看一眼，组工干部更容易成为一些人拉拢腐蚀和“公关”的对象，面临的诱惑和考验更多。如果放松自我要求，就更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成为权钱色的俘虏，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更坏的影响。不伸手，就是要求组工干部必须时刻加强品行修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磨炼自我，培养清廉至上的为政境界，节制不良欲望，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谨慎从事、不乱伸手。 不计较，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忍得住寂寞。人皆有进取之心。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看干部的升迁去留看得更多一些，内心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冲击震荡。如果想得过多、看得过重，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行为失范。不计较，就是要求组工干部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把名利看得淡些，让心灵更超脱些，在个人进退得失上不计较、不攀比，经受住名誉和地位的考验；要克服浮躁心理，发扬乐为人梯、甘作“嫁衣”的奉献精神，见贤思齐、举贤荐能，当好党员、干部、人才的“铺路石”。 不抱怨，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顶得住挫折。组织工作任务多、要求高、标准严，加班加点、连轴转是“家常饭”，没有战胜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坚强的心理素质，很难走得更远。不抱怨，就是要求组工干部增强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论面临的问题多么复杂、矛盾多么尖锐，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到挫折面前不气馁，挑战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低头，不达目的不罢休；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奉献党和人民事业作为至上荣誉和最大快乐，竭尽全力地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业绩让群众对工作满意，对组工干部服气。 建筑短命，谁在作怪 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为30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城乡住房和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透漏出这一消息。 作为对比，在一些发达国家，像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而美国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 反观我国，有大量建筑，甚至是地标性建筑，投入使用仅仅10多年，按照设计寿命，尚处在幼年期，就被拆除。 细细分析，我国建筑平均寿命低，无外乎几个原因：建筑质量较低，规划滞后或规划管理条例缺乏监督实施，更重要的也许是，重视GDP数字、忽略社会财富的考核模式的误区。 2009年，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等建筑质量问题给政府敲响警钟。去年6月，上海闵行区一幢13层在建商品楼，楼体整体倒塌，引起业界巨大震动。对此，政府已号召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 规划不严肃，“朝规夕改”，也导致短命建筑大量出现。规划先行、适度超前，是常识。可时下不少地方规划，只管个三五年，很难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制定规划后，也不能严格执行，“领导意志”凌驾于规划的法律效力之上。今天这里建个生活区，明天就改成商务区，建筑怎能长寿？ 短命建筑，更折射了当前我国发展模式的弊端。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30年；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既产生数以亿吨的建筑垃圾，消耗了大量能源、资源，同时又造成了极大浪费。 当前，科学发展观虽然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但落实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上，还有一段距离。眼下的经济发展，过于追求发展速度，对各级政府、干部的考核，仍然是强调GDP；片面使用GDP这个“流量指标”，忽视了资产存量和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形象地说，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计算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 西方一些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较快，人民仍然有较多的实际享受。而目前，我们的情况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财富损失得也快，不少决策者缺乏财富积累的观念——这必须尽快予以纠正。作为执政者，一级地方政府，不能等同于普通商人，更不能把自己看作“城市CEO”，简单的算经济账，追求在大拆大建中产生的GDP，而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除了关注GDP数字的增长，更要关注为社会创造了什么财富，为后人留下了多少财富。 7.官员复出不能离开公众视线 干部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4月1日《新京报》） 近几年来，官员复出问题，一直是媒体热炒对象，而且有关“问责官员”闪电复出的事件，媒体往往都是第一个曝光者。 作为新闻单位，具有信息敏感，属于正常情况，但媒体再敏感，得到消息的时间，也只能在官员复出既成事实之后，而此前的操作，媒体就无从知晓了。而对于这种无从知晓的操作程序，人们习惯上就叫暗箱操作。 也就是说，有关“问责官员”复出的问题，始终缺少一个畅达公众的渠道，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在此被粗暴闲置。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关键是要落实群众的“四权”。“问责干部”复出，也是选人用人的一部分，复出的全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意，要严格考核程序、公开推荐人、公示任用理由、透明新任岗位。 作为官员复出的新办法，其效能不能只停留在改变媒体冲锋在前状况，以及打消民意担忧等表层问题上面，还应解决舆论纠结的“无痛”复出难题。 在现实中，任何将“问责官员”一棒子“打死”的做法，都是不理性的。如果有能力，如果工作需要，那么在“问责”期满之后，完全可以复出。但一个对于“问责”没有深刻认识，不能及时反思自己，由此复出的官员，就将成为“问题官员”，将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新的麻烦和危机。 出现问题了，被问责了，只要捱过一年或者两年时间，就能顺利复出，不但不符合新办法的精神，也无法向公众交代，而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出现，就要制定相应的措施，严肃对待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公众提出的问题，要进行切实的调查，在使公众最大程度地享受政治权利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阳光操作。 官话禁忌林立，真话稀缺 日前，湖南省双牌县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大会发言因涉及当地招商项目使当地的县委书记郑柏顺不高兴，由此被迅速停职。当地人称，书记生气的原因或是因为胡佐军发言调子过高，讲话口气像书记。一位委员称“发言都会遭受处分，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啊！” 胡佐军因言惹祸，并不是因为他讲了别人不敢讲的真话，而是他的发言犯了官场的禁忌。说实话，被有些人认为的很有水平，既指出存在问题又提出建议的发言，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相对来说更加华丽的官话而已，真的上升不到“真话难讲”的高度。之所以他的发言惹怒了县委书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发言内容是该县县委正在实施、确定实施和准备实施的决策部署，这些内容不应作为个人发言，而应由县委书记在全县更高规格的会议上以重要指示的形式发表出来，受到“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赞誉和会后认真学习领会的待遇，现如今被一个身为县委办副主任的下级提前披露出来，县委书记岂有不恼怒之理？ 事件中的不少细节都可以印证这一结论，比如说胡佐军被停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有政治野心，个人英雄主义膨胀”，这样定性的言外之意是，既然你讲的内容都是县委领导即将做出的决策部署，你就不能提前把它披露出来。看看当事人发言的内容，比如说“只要我们立足县情实际，加快打造、放大、培育自身比较优势，人口小县也能招大商，传统林区县也能变成新兴工业县，双牌也能迎来工业发展的春天”、“大干快上重大项目，打造工业招商的三大平台优势；强力开展整合利用，放大工业招商的三大资源优势；努力创新工作方式，凸显工业招商的三大效能优势”，只要熟悉当下公文写作套路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语言应该由谁在什么样的场合说出。     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膨胀。在县委书记没有生气之前，这份发言材料经过了严格的把关，而且被普遍认为是一份非常好的发言材料。按照该县政协一位副主席的说法，之所以确定这一发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今年是县委提出的项目招商年，我们觉得政协在这方面应该多建言献策，当时就提出由一名委员来作一个招商引资的发言。考虑到胡佐军既是政协委员，又是县委办负责材料的副主任，所以在县政协常委会议上，大家一致推荐了他。” 由此看见，这份发言材料的整个产生过程，也是刻意迎合领导的结果，可是当事人最大的失误就在于，迎合领导的发言达到了甚至超过了领导将来指示的高度，由于对官话言说分寸的禁忌没有很好把握，以至于弄巧成拙。要知道，即便是在不少外人看来全部都是“正确的废话”的官话，在讲的过程也有很多的禁忌。像县委办副主任这样的下级只能是表达一点不成熟的看法，然后县委书记的讲话才能是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定论，这样的言说顺序是官话最基本的原则，不容篡改。 想想真的挺可怕，即便一个刻意阿谀奉承领导即将做出的战略决策的发言，也要受到这么多禁忌限制，可见在官场中说话有多么难。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说到什么程度都要受到什么限制，可想而知，要是不说官话说真话该有多么难。 “50%奢侈品消费系送礼”戳穿炫富泡沫 根据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12%，达到9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不过媒体发布这个报告时还透露了另一个机构的报告，据麦肯锡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2009年中国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由“送礼需求”构成。也就是说，中国人50%的奢侈品消费不是自己消费，而是为了送礼，为了取悦别人。 奢侈品大礼送给谁呢？当然是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的人，烧钱买奢侈品送礼者非常理性，这是一种很划算的投资，他们能通过送奢侈品从掌权者那里取得十倍百倍的回报。巧的是，同日《瞭望东方周刊》的另一则报道从另一角度印证了“50%奢侈品消费系送礼”的数据，报道以文强的赃物为线索，称特供官员奢侈品形成一条产业链，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 中国已成奢侈品第二大消费国，消费着奢侈品的不是富人，而是权力；买奢侈品的不是消费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的从来不用花钱买；影响世界奢侈品市场的不是那些腰缠万贯的中国富豪，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权力，我们的衣食住行，不再凭票证供给，而由市场供应；我们的多数日常需求，不再看权力的脸色，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然而因为市场化的不彻底，或者伪市场化大行其道，社会许多重要的资源分配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依靠权力分配，小到孩子上重点学校，大到土地的审批，还有财政的分配、项目的许可、行业的准入、利益的调整等等，仍垄断于缺乏监督的权力手中。由于很多地方法律形同虚设，决定着资源分配的不是法律和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而是官员个人的偏好，官员大笔一挥就是数千万上亿的项目资金，随便一个眼色就能让一个企业消失或让一个企业日进斗金。这种权力架构下，一切都会围着权力转，大家都是权力的婢女。 由于权力的绝对地位，不仅是奢侈品，这个社会中所有最好、最昂贵的东西，首先都会拿去满足和孝敬权力。顶级的盛宴，顶级的跑车，顶级珠宝，顶级香烟，顶级豪宅，顶级出国旅游线路，顶级酒店总统套房，消费这些东西的人，可能都不是最有钱的人。一个资源由市场调节的社会，与消费对应着的应该是财富，奢侈品的消费者应该是富人才对。 为了迎合这种权力消费需求，取悦特权者炫耀权力的偏好，社会甚至已经形成一种畸形的奢侈品生产机制。无论什么东西，都能整出奢侈品的样子来。粽子本是平常物，可商家偏偏能设计出豪华包装的天价粽子。月饼算什么呢，可每到中秋动辄上万的天价月饼都会横空出世。还有天价香烟、天价手表、天价汤圆、天价书等等。天价的标签，是为了送礼的方便，也是为取悦权力的审美。一个朋友说，亲眼见过一个人用暴发户的口气对一顶级奢侈品的店员说：你这东西有价签吗？店员说没有。那人说：没价签，人家怎么知道我送这东西多少钱？ 有多少“株连”可以重来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政府采用“株连”公职人员的手段，促使村民签订拆迁协议。陈庄村柳园街道陈庄村四十余名公职人员，因亲属没有签订拆迁协议而遭政府通知要“开除公职”。目前，村民已集体委托律师维权，据律师介绍，该拆迁项目并无合法手续。前不久，拆迁条例“大修”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有评论就此建议要“谨防拆迁上演最后的疯狂”。果不出所料，还真被“言中”了，随后不少地方拆迁上演了各种咄咄怪事。刚才的这则新闻，就让我们见识了这种“疯狂”。 在2010年的第一天就看到这样的新闻，让人感觉很不舒坦，相信获知这一消息的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这倒不是“自作多情”，而是当地的这种做法确实震撼了我们。 这种感受或震撼似曾相识，但由此引发的愤怒却有增无减。原因在于，让我们一次次见识了某些权力的暴戾，也一次次刺痛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无论如何，“株连”都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儿，说白了，无异于恃强凌弱、要挟公职人员或是普通公民，势必会影响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是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公然“挑战”。但在某些官员和一些政府部门眼里，却又是那样“合理合法”，以至于被滥用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以上述“株连”拆迁事件为例，没有手续的不合法拆迁都被说成或者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合理又合法”的，想必拆迁“株连”也如出一辙吧。 一些地方政府明明知道“株连”要不得，又有“前车之鉴”，本该“后车之师”偏偏就是难以割舍，而另一方面则口口声声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表现，不仅是自欺欺人的体现，还是对相关公职人员权利的肆意侵犯和践踏，对公众的智商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难免令人失望，感情上也难以承受。而“株连”又是那么频繁，虽没有直接侵犯“多数人”的权利，但事关公众利益，说不定今天事不关己，明天就可能成为“受害者”。对此，我们能不愤怒吗，恐怕不想愤怒都不可能。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年头“株连”比比皆是：某教师超生其同事被扣第十三个月工资、弟弟不拆迁不让哥哥建新房、个别户主拖欠暖气费停止集体供热、妻子被炒“鱿鱼”丈夫也遭辞退等等，凡此种种，皆是“株连”开出的恶之花。而其中仅拆迁“株连”就不胜枚举，湖南、贵州等地都曾出现过，其中又以湖南郴州嘉禾强制拆迁“株连”公职人员———“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 名扬四海。可见，“株连”之疯狂，委实怵目惊心。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株连”往往与权利一脉相承，拆迁“株连”也可以说是“权利株连”。这边得利，意味着那边肯定就要失“利”。而“株连”大行其道的罪魁祸首还在于“权力通吃”，如果这种情况疯狂重复上演的话，无疑是权力扭曲的生动再现。更令人忧心的是，一旦权力扭曲，任何人的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公职人员也好，普通百姓也罢，都是国家的公民，作为公民，两者的权利同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也应依法尊重前者的“权利”——— 必须注重“公民平等”的原则，而不能以砸饭碗来要挟他们。 看来，有些权力尚需深刻领悟“法无明令授权即不可为”的准则，也说明规范和限制权力，严惩“株连”行为势在必行。否则，更多的“株连”会接踵“合理合法”重来。毕竟，孟德斯鸠“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之说，千真万确是万古不变的经验。 工人农民“当官”是公民权利回归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后要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制度，把招录有基层工作经历公务员作为公务员考录工作的头等大事，充分发挥考录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的力度，探索从优秀工人、农民等生产一线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2009年11月，四川遂宁市拟从遂宁籍外出务工及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中定向公开选拔3个副科职领导干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这是“农而优则仕”的一种探索。如果在全国范围内从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不但给了工人农民“当官”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公务员队伍构成多样化，是公务员考录广纳人才的体现。 公民的就业权是平等的，《公务员法》也没有将工人农民排除在公务员队伍之外。但是，《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应当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这给了地方政府限制工人农民考取公务员的借口——— 学历成了文化程度的佐证，是限制工人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一道门槛，这是不应该的。有专家也指出，在行政法上有一个从事公务机会均等的原则，录用公务员设置门槛排除工人农民是不符合这一原则要求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让工人农民考录公务员甚至当官，并不是什么创举，只是权利回归。 显然，在受教育权不平等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让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一起坐在公务员报考考场同时赛跑是不合理的，工人农民必然考不过大学毕业生。因此，有必要根据工人农民的特殊情况，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职位，并推出特殊的考录办法，以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的光和热。比如说，考录时侧重于工人农民的经历阅历而不是学历，让工人农民到他们熟悉的领域和岗位工作。 没有谁比工人更熟悉工人的生存现状，也没有谁比农民更熟悉农民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让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工人农民在工农部门工作，服务于工人农民群体，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似乎是理想的职位设计。当然，如何从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需要听听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样才算是真正尊重他们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从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当成作秀，更不能让工人农民在政府部门只跑腿干力气活。 也就是说，让工人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从进入的条件、考录的过程到进入之后的工作，每个环节都要重视农民工人的权利。比如说，在考录条件方面，首先要降低学历要求、年龄限制等门槛，即以招录到更合适的人才为目标，而不是以招录高学历人才为目标。再比如说，在工人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首先要进行针对性的职业培训，让他们适应环境。 我们需要意识到，让工人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是让他们享有本该享有的权利，而且也是丰富公务员队伍、打破公务员中既得利益格局的重要举措，可谓一举多得。因此，有关部门应早日大胆探索从工人、农民等生产一线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 捐款耶鲁,我们该如何评判？ “中国毕业生向耶鲁大学捐款888万美元，金额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 自己赚的钱爱捐给谁就捐给谁，这是个人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质疑声并不妨碍捐款的自主性。这一点，是我们在讨论张磊捐款给耶鲁大学这一新闻时必须具有的观点。所以，对于张磊的行为，我们用不着不满与愤怒，即使他捐赠的对象是国外的耶鲁大学，即使他捐赠的金额比外国人还要多，但谁让他有钱，谁让他想捐赠呢？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宽容地对待不同行为是一种常态，即使不能认同张磊的捐钱行为，但实在没有必要因此而对其个人产生愤懑。 在讨论张磊捐款事件时，还应该有个体与整体相区别的意识。张磊只是个体，并不能代表整个留学生，没有必要因为他的个人表现，就认为中国留学生“忘本”，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偏概全。同时，耶鲁大学也只是一所高校，它并不能等同于美国，一个学生对耶鲁的态度，与他对美国的态度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张磊的捐款反映了他对耶鲁大学的态度，但并不能将其行为上升为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态度。 之所以花很多笔墨梳理以上两个问题，想说明的是，很多事件虽然看似敏感，但其实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内心的固有观念造成了我们对事件的敏感看法。如果，我们把张磊捐款耶鲁大学看成是其个人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别人不能干涉的个人选择，而不是带有国别的整体性行为，则即使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也不会对此事件很激动。当麦克卢汉早就提出地球村的概念，当个人的意识早已萌发时，旁观者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个人的行为而动气。 当然，强调不必敏感对待捐款事件，并不是说这个捐款事件就无需讨论。就算是个人的捐款行为，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也是值得人们关注和讨论的。显然，在张磊的价值判断中，耶鲁大学给其带来的影响比国内的学校更大，这就是他所说的“耶鲁改变其一生”。这个理由当然是捐款的理由，但是作为一个教学者，我对这样的观点是不太认同的。我丝毫不怀疑耶鲁大学的塑造人的能力，但是人的成长是连续性的，即使国内的应试教育广为诟病，但是应试教育对人能力的培养功能也是应该正视的。更重要的是，教学并不是一个应试教育就可以概括的，教学是一个漫长而真实的师生互动，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校园学习，难道这些都不会对人产生影响？ 我对张磊捐款耶鲁大学的做法没有什么不满，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人的成长是一个平台连接着一个平台的，越是那些成功的人士越是应该感谢那些最初的平台，因为这些平台是他成长的初级阶段，是这些平台的不尽完善的培养，让他们具备了登上更高平台的能力。难道，这些最初的平台不应该感激吗？人的记忆是选择性的，我不相信个人不会对留有自己历史的地方没有感情。总而言之，一句话，张磊的捐款不会让我不满，但我对捐款的取向有不同看法，这与是否具有反思精神无关。 超大城市化会让蚁族失去更多尊严 “蚁族现象”当选2009凤凰与百度联合发起的“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从表象上看，蚁族像大自然的角马群那样迁移是“滚雪球”效应，但从深层次看，是超大城市化的超规模、超规划扩张和膨胀，让蚁族失去了住房、就业和享受公共产品的尊严和体面。 我们不妨看一看在超大城市化面前，蚁族们失去了哪些基本权利： 首先是蚁族们的住房压力越来越大。从每月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表上看，“北上广深”总是在涨幅榜上名列前茅。因此，在这四座城市里，建设廉租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蚁族和房奴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现在房价的超常规上涨速度，蚁族唯一的选择就是距离地铁近些再近些。 其次是超大城市化让城市公共资源显得更加紧张。这集中表现在水资源、燃气、用电、垃圾处理和碳排放的压力面前，公共产品的投入速度总是赶不上外来人口的增速。居住在城市边缘的蚁族要比常人更难享受到公用品的阳光沐浴。 第三是超大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压力，远远超出了普通的经济层面，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尤其是超大城市化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文化的冲突、年龄代际的紧张关系，造成了原住民与外来人口的矛盾不断加剧。 我们不能单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总量来考量城市发展的成败，更不能以“大”论英雄。实际上，一些城市从“一线”到“特大”，再从“特大”到“超大”，无法像“陈年花雕酒”那样沉淀一定的年份，而只是在不设防的扩容下，吸引了过多的总部经济、区域中心来填充扩容。就像做了一桌菜，一下子却来了两三桌客人。这些城市根本就没考虑到城市公共产品的家底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再加上一些龙头城市不愿放弃向卫星城释放经济能量的本位主义，使得那些特大型城市不能也不情愿利用区域合作来改善蚁族的处境。 并非所有超大城市化的弊端都是由蚁族聚居自然生成，也不是大自然的“角马法则”发挥影响。而是有关政府部门依旧不太善于利用各种生产力和人文要素适度调控城市的发展，甚至不愿意向自己的下游分流更多的人才和资源要素。 比如，北京可以向河北廊坊等地开放特殊的“居住证”政策，共同选址建立可供蚁族“住在河北，上班在北京”的公共租赁房。这样既可解决大部分蚁族无法享受北京户籍的问题，又可在一线城市生活圈里享受地铁、公交、燃气等公共产品。 当下，超大城市化的现象已经向武汉、天津、重庆蔓延。这样的超常规发展，除了让更多城市呼吸急促、交通窘迫外，也抑制了年轻人群的创业热情。不能忘记的是，年轻人群是城市的活力所在，也是创富之源。今天你善待了小小的蚁族，没准明天就培养了一个庞大的象群。我们期待有更多城市在有节制的发展下，优先向那些蚁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不是用超大城市化的“吸盘”，过度吸走了蚁族的剩余价值。 手机扫黄不能侵犯公民通信权利 据《上海青年报》1月17日报道，中国移动上海分公司表示，他们会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一系列关键词对手机短信进行先期过滤，一旦发现有问题，将对该手机号码进行暂停短信功能的处理，用户若有异议，可去公安部门对短信内容作鉴定，如果公安部门认定该短信属于“黄色淫秽”范畴，该用户的手机号码将永久作废。 几天前，当我看到“手机发黄段子将被关停短信功能”的报道时，以为是条假新闻。但现在，这条新闻却被证实了。 对于手机扫黄，我坚决支持；不制黄、不贩黄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应守的法则，这些我都懂。但是，扫黄要有边界意识，起码不能扫到老百姓的床上去。手机扫黄也要“投鼠忌器”，避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和正当的通信权利。 中移动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一系列关键词对手机短信进行先期过滤，而这“一系列关键词”究竟包括哪些词语，目前我们并不知晓，这显然是不应该甚至很可怕的。你要阻止人们用手机发“黄色淫秽”信息，首先要让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关键词涉黄，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必然要求，否则就相当于给老百姓“下套”，给消费者设置“陷阱”，这比一些交警“暗中执法”更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通过设置关键词来过滤手机短信，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大可质疑。就此，我愿意给有关方面讲一个笑话：老师让小学生造句，题目为“吃香”，小学生造曰：我很喜欢吃香蕉；题目为“从前”，小学生造曰：小明从前门进来；题目为“天才”，小学生造曰：我三天才洗一次澡……前不久就有这样一件尴尬事：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网站上的一些页面无法访问，究其原因，原来是“民用雷达广泛应用于……港口交通管制等领域”这段内容惹了祸，正常的“港口交通”因“口交”二字变得敏感，网页被屏蔽。这样的事情很搞笑吧？那么，谁能保证有关方面设定的敏感词不会“滥杀无辜”，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通信呢？ 更重要的是，制黄、贩黄、利用淫秽色情牟利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朋友、熟人之间用手机发送“黄段子”，在对方愿意接收的情况下，其实就相当于两个人悄悄说荤话，既不违法更不犯罪，这种行为不会对第三方和社会构成任何危害。进一步说，一个人用手机给自己的妻子发“黄段子”，这其实与夫妻二人在卧室里(或床上)说“私房话”没什么区别。既然夫妻可以在卧室里(或床上)说下流话，那么夫妻之间就可以用手机发“黄段子”。夫妻私下里说的话再下流，也不关他人的事，同样，夫妻之间用手机发“黄段子”也不关他人的事，更不关中国移动什么事。 公民通信属于个人私密领域，涉及公民的隐私权，任何权力都不应随意干预，更不能窃听窃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预算公开是基本的政府责任伦理 财政部日前向各地财政机关发出一份通知征求意见稿，拟要求各地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看样子，是要“统一推进”。这在各地财政官员中引起争议，有的认为此乃“大势所趋”，要公开就公开，有的觉得要求“太过超前”了。 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纳税人的奉献，政府的钱袋子就是人民的钱袋子。政府如何花钱，按宪法规定，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现在建设责任政府，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公开预算信息，让人民对政府如何花钱知根知底，是政府应该做的，这是一种责任政治伦理。这样讲，似乎都是些大道理。但预算信息公开后，民众知道政府如何花钱了，就可以对政府的花钱行为形成压力，带来道义约束，这就是预算公开的监督效应。预算公开的目的在于监督。 公开引来监督，这样的例子已经不少。在前年的广东省人代会上，人大代表批评电脑采购的预算拨款平均下来太高，政府便承诺将来调整。再比如，如果预算公开，政府就不敢列支公款出国旅游的开支，招待费也会受到压缩。当然也可能变相列支，但总得瞻前顾后、畏手畏脚，开支就会趋向合理。 效率是政府的第一美德，而预算公开是政府效率的保证。防止公款吃喝，防止公款出国旅游，制止车轮上的腐败，都只是人民监督政府花钱的“初级阶段”。如果效率不高，政府必须作出承诺，找到方法，及时改进。政府效率不会自动高起来，预算公开，方便各界监督，这是政府可以得到的一种外部助力。 财政部的征求意见稿，把预算公开和“民主政治进程”联系起来，可见预算公开事关“政治大局”。现在中央要求“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民间对政治民主期待很高，而如何推进民主政治，尚待探索。在某些人看来，民主就是选举、投票。其实，公开预算信息，让民众从预算上监督政府，提高公共管理效率，这也是一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预算民主”，这种民主形式更“实用”，更少争议，因而更加现实可行。 对于财政部部署“统一推动”预算公开，据说有地方认为沿海在预算公开上已经先行一步，内地步子慢、跟不上，所以不宜“统一推动”，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公开预算信息的“坏处”，无非是约束官员随便花钱，让所有的钱花值得。难道沿海地区先行公开了，就该让沿海官员“饱受”人民监督；而一直做得不够的地区，就有权免除人民监督？推动地方预算公开，不能让先进“吃亏”，而落后反而有继续落后的特权。 公开地方财政预算，可以取信于民，可以增强政府行政的权威性和号召力。地方预算公开，是历史潮流。财政部“统一推动”，是顺民意、得民心之举。对于那些落后地区而言，正需要有自上而下的“统一意志”，需要来点“强制执行”。 .陈光标高调做慈善 百元大钞以10万元扎成一捆、垒成13行犹如“钱山”、四名“金盾护卫”荷枪实弹保卫。23日上午，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大厅，中国“首善”陈光标说：这笔现金，是从中国127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组织来的捐款，他们共组织了4316万元现金，想在春节前把这笔钱装入八万个红包，送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特困户手中。 见钱眼开，通常指人利欲熏心，但在4316万现金垒砌的“钱山”面前，相信没有几个人会不睁大眼睛。有人会说，慈善是好事，能不能低调一点呢？国人喜欢中庸和低调的风格，那么“作秀”是否会影响慈善的“纯度”？慈善是否会成为作秀的工具？ 什么是作秀？这本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词汇。在一个强调低调行事的环境中，高调的宣传容易被看成是作秀；但是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宣传本来就是形象塑造的必然方式。请问，哪一个被社会熟知的形象和品牌没有经过媒体的宣传？所以，脱离具体的社会情境去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是作秀没有意义。在我看来，只要所做的事情是真实的，就不必以作秀之名进行指责。任何行为都会有外部示范性，如果真的做了一件好事，为何不能让别人知道呢？ 即使是以事实为基础，也有人会担心，作秀是否会影响慈善的纯度？在可以作秀的时候才想起慈善，如果没有作秀的机会岂不是就不会行善？这样担心当然存在，这样的情形也当然存在。但是，反过来想，很多人之所以看到能作秀才慈善，其实恰恰说明了社会舆论的基本规范——— 慈善是一种值得关注、需要宣传的美德。这样的社会舆论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这种社会舆论的激励下，很多人会因为作秀才慈善，但更多的人会因为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同，或担心社会舆论的疏远而真正慈善。与个人的小算盘相比，舆论的力量更为强大。 其实，慈善也是一个过程。很多人开始可能是为了作秀而慈善，但在慈善的过程中，却转变了为慈善而作秀的观念。这种转变的边界和时间点很难判断，但是这种转变是可以存在的。因为，慈善本身就是一种人性与人性相通的体现，就是一种人心与人心的交流，慈善行为本身就是对作秀者一种教育和引导。所以，何必着急、何必苛求呢？当有人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时，何必先去探究他的目的是什么，而忘记了给予他尽可能多的鼓励和赞扬呢？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期待效应”，当你期待那些行善者是真的行善时，他们就可能真的在以后成为慈善的拥趸。 解决驻京办腐败 国家要对驻京办动刀子了。据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京办管理的红头文件，将有数千家驻京办撤销。 此次被撤的主要是各地方职能部门、以及县(市)级政府设立的驻京办。撤销是必要的，但正如受访专家所言，如果简单地一撤了事，而不去解决根本性问题，它还会以各种形式隐性存在。所谓根本性问题就是国家的公共投资管理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驻京办有其自身的弊端，但其为社会所诟病的腐败问题，本质是源于政府的投资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虽然如今的驻京办比起计划时期以及改革初期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截访成为许多驻京办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跑部钱进”，为本地区、本部门找关系、争资金和项目，仍是各种驻京办最重要的一项基本职能和任务。事实上，在全部驻京办每年的100多亿元的活动经费中，除了一部分用来支付给工作人员薪水外，大部分是用来“跑部”拉关系、接待领导以及亲友在京游玩的。 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什么要设立专门的驻京办跑部拉关系、找项目呢？这当然与国家的投资管理体制及转移支付中存在的不公开、不透明有关。在政府合法性以及官员升迁还维系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由于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权少事多，于是都希望能从中央的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中分到一杯羹，甚至有大项目落户本地。虽然县市一级政府直接涉及到与中央的事务不多，但当大家都这么做时，你不去做可能连一杯羹都分不到。何况，用来跑关系的钱不是地方领导出，反正来自于当地财政。而要拉来大项目就得长期公关，经营关系，这就必须有一个机构驻守北京。 从国家的投资体制和转移支付来看，每年在各部委的预算外，都会有一笔转移支付给地方，用于中央特定的政策目标。政府预算资金的分配随着这些年加强管理力度，相对规范一点外，转移支付就存在很大的人为因素，给多少，怎么给，基本由握有项目和资金的官员决定，再加上这部分资金一般是无偿划拨和专项划拨的，且“僧多粥少”，也就成为各地垂涎的蛋糕。而要得到这笔钱，就必须”跑“部”“钱”进，进行感情或金钱方面的公关与投资。这样，腐败也就在所难免。除此外，项目、批文、许可、配额、提拔指标甚至死刑核准等都是稀缺资源，如果能够争取到其中的一两项，显示政绩，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看到，驻京办的“跑部钱进”，主要“跑”的是有审批分配权的部委。 由此可见，把腐败的板子只打在驻京办身上，没看到问题的实质。驻京办当然应该为腐败负责，它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各种驻京办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可能加剧“跑部钱进”的程度。地方所要资源的稀缺性，各地能拿到多少资源，往往取决于当地驻京办的“公关”水平。这样驻京办之间就免不了有竞争，而它们的竞争无非是谁送的礼更大方，给相关官员的“服务”更周到。 从此角度而言，驻京办的问题，要害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所要“跑”之部。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离一个体现公共性、民主性和法治性的投资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距离还很远。所以，假如不改革目前不合理的税收结构，不改变中央资源分配缺乏公开、公正程序的现状，不追究“跑部钱进”中安享大量好处的相关官员的责任，就算撤销所有的驻京办，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只不过换一件“马甲”罢了。 演艺界人士代言虚假广告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不是什么新鲜事，成龙代言“北方汽车专修学校”，唐国强、谢晓东代言“北京新兴医院”，赵本山代言“蚁力神”，葛优代言“亿霖集团认购林地广告”。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屡教不改的现实教育我们，把“侯耀华”们交给“道德法庭”去谴责，作用并不大。国外看管明星的办法倒是很值得我们借鉴。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吉尔贝在代言一种戒指时，被指“夸大产品功效”，锒铛入狱，承担了刑事责任。 明星个人的连带责任，在我国多部法律法规中都有明文规定。比如，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明确了广告作品中“个人”的连带责任；《广告法》规定，如有虚假成分，广告主、广告商和媒体都要负责。在涉及虚假广告案件的民事案件审理中，如果能够对造假企业予以巨额罚款，甚至对它的“老板”绳之以法，谁还敢冒这样大的风险故意制作、播出虚假广告？那些法律法规中明文规定的“连带责任”，如果能够通过一个个案例落到实处，让受损失的消费者从企业、明星和播出媒体手中拿回真金白银，哪位明星又敢于冒倾家荡产的风险去贪图无良厂商的那点儿蝇头小利？所以，真正要看管好“侯耀华”们，归根到底还需要整个社会举起“法律之剑”。 网络发帖诽谤案 河南青年王帅诽谤案——发帖遭跨省追捕后，公安机关不仅向王帅赔礼道歉，而且追究了办案人员责任。山东青年段磊诽谤案——段磊不仅被公安机关刑拘，而且还遭逮捕审判。最后，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撤案，公检法主要负责人向段磊家人公开赔礼道歉。 陕西省汉中市审理的首例网络诽谤案主角西安鑫龙公司副总经理韩兴昌，在网络上发帖披露汉中市万邦集团董事长涉黑和拖欠四川灾区民工工资、殴打民工，并组织工人到汉中市政府和陕西省人大上访后，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韩兴昌的遭遇再次引起了社会及网民的同情，许多网民纷纷指责公安机关不该插手此事。 争辩凸显法律对于网络诽谤罪规定尚不完善。网络诽谤罪公安机关该不该立案侦查、原本自诉案件该不该公诉，这在网络上辩论已久，但在陕西省首例网络诽谤罪处理过程中，这已升级为上下级执法机关、全国法学界专家的争论。 网络监督环境和免受网络伤害均需要保护。社会各界对于网络诽谤罪的争辩所依据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二款此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同一条规定在执法机关和法学界的解读下出现争议，除了可能存在网民质疑的为各自利益服务之外，也说明这条法律规定尚不明确和完善。 法学界人士建议，相关法律应该尽快明确公安机关在网络诽谤案上的职责，以从根源上平息社会公众和法律界人士对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该不该介入的争论，同时也利于创造健康的网络监督环境。 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