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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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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   刘再复   在将近整整一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火炬家族中,竟没有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要探究其原因,就得“知彼知己”――知彼: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受到那些因素制约;知己:知道中国现状和成就如何,在世界文坛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1   一提起诺贝尔...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   刘再复   在将近整整一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火炬家族中,竟没有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要探究其原因,就得“知彼知己”――知彼: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受到那些因素制约;知己:知道中国现状和成就如何,在世界文坛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1   一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差两年便是整整一百年的这一世界文学大奖,中国作家诗人为什么完全缺席?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的问题。1967年,瓜地马拉的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获奖演说中称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组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可是,站立在拥有数千年文化历史土地上的中国作家,背后又是站立着12亿同胞兄弟的中国作家,却没有一个进入这个火炬大家庭。诺贝尔文学奖自从1901年设立以来,直至1998年,在98年中共颁发91次,成为这一家族成员的共95名(1914、1918、1935、1940、1943年因两次世界大战无法评奖;1904、1907、1966、1974年同时颁奖给两位作家)。这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国作家却徘徊在大家庭的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行与文学狂欢节,这是为什么?这是瑞典文学院的问题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是语言翻译问题?还是批评尺度问题?这一切都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以及对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的评价,都不是简单回答得了的。       2   踌躇之后还决定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和瑞典的缘分和情谊,并由此也对瑞典文学院和“火炬家族”有所了解。我在1992年夏天,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和他的老师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前去担任客席教授一年。   我和马悦然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设宴欢迎他们,我算是一半主人一半客人。我们一见如故,顾不得寒暄就谈论中国文学。我暗暗吃惊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竟熟悉得如数家珍,从古到今都熟悉。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即1988年秋天,我接到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12月10日举行的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马悦然告诉我,这是瑞典文学院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最好是穿中国服装,不要穿西装。此次我所以没有谦让,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非作家,而瑞典文学院请我也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邀请其他作家容易有过敏的反应,而我去反而自然一点。   诺贝尔(1844年-1896)在逝世前一年的1895年11月27日立下了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即当时的3100万克朗(相等于现在的2亿3000万美元)设立基金,用每年的利息授予一年来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方面对人类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瑞典政府立即建立基金会,并决定在每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的这一天举行颁奖仪式。被邀请的客人一般都提前几天到达,我也提前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中,我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城,还特别踏雪去拜谒了诺贝尔墓地。几位瑞典朋友都说,诺贝尔的墓地不好找,他的墓碑和普通人的墓碑一样。幸而《人民日报》记者顾耀铭先生记得墓地所在,就带我去寻找。诺贝尔虽然名布四海,墓地却很小,他终生未婚,只和他的另外四位家人合葬在一片普通的公墓里,墓碑上没有一个字记载他的功勋。站在雪地里,面对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碑石,我心中升起了敬意。这位被称为炸药大王(发明85种火药)的科学家,生前做着和平梦,死后还继续着和平梦。他不仅具有科学天才,而且喜欢文学,常常诵读着雪莱的诗,特别赞赏“人类皆兄弟”的句子,他大约不知道我国古圣人孔夫子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也达到一种大情怀与大境界,可见,全世界的人性是相通的,诺贝尔设立国际奖金,并非乌托邦。   发奖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听取获奖者的演说。到了斯德哥尔摩,才知道诺贝尔物理奖与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由瑞典皇家卡洛琳学院评定。负责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并没有“皇家”二字挂在名称上,但和王宫一起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岛上。文学院成立于1786年,是当时崇尚法国文化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摹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的。只设18名终身制的院士,在院内的会议厅内,每个院士都有一把固定的交椅。1896年,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三家研究院分别举行获奖演说。我自然是去听取埃及获奖作家马哈福兹的 演讲 办公室主任竞聘演讲中层竞聘演讲护士长竞聘演讲演讲比赛活动要求对演讲比赛的点评 ,可惜这位“阿拉伯当代小说的旗手”因年迈未能亲自到会,讲稿由他人代读,而几天后的领奖则由他的两个女儿代表。   12月10日下午,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奏起莫扎特的《D大调进行曲》,颁奖仪式隆重开幕。主客人全部穿上礼服,台下的前几排是内阁首相和全部大臣及获奖者的亲属,而台上的格局则特别有意思。主席台的中间是三个学院的全部评选委员,他们前面的左侧是获奖者,右侧是国王、王后和王室主要成员,看到台上的结构,我就感觉到结构的象征意蕴:在精神价值创造的领域里,国王并不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上。被放在文化金字塔塔尖位置上的是评选委员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国王的风度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把奖品(一份写着获奖评语的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奖金)一一授予获奖者。马哈福兹的两个女儿领奖时激动而谦卑地站着,国王把奖品提到她们面前时谁都不敢先伸出手。颁奖完毕之后,便是国王的盛宴和会后的狂欢节。在宾客开始欢舞时,我走到大厅阳台上,看到斯德哥尔摩满城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我意识到:人类精英的天才创造在这里赢得了天地间最高的敬意。   参加了这次颁奖仪式之后,一种使命感开始在我心中觉醒:我应当履行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好好推荐祖国的几位诗人与作家。不管是谁,不管他们是身处内地还是身处台湾或香港,只要他们确实高擎着人类光明的火炬,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业绩。   后来,我又有机会再度来到瑞典,而且是整整一年。因为时间从容,我参观了几次瑞典文学院,观赏了室内的大书库。书籍层层叠叠,共有二十多万种。我特别留心翻译成英文或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寥寥几本。院楼内静得出奇,每次到那里只见到两个人,一个是评选机构的秘书,一个是图书管理员(据说还有一个只上半天班的工作人员)。经秘书的热情介绍,我对瑞典文学院的结构和评选 规则 编码规则下载淘宝规则下载天猫规则下载麻将竞赛规则pdf麻将竞赛规则pdf 、程序有了了解。   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处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是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有的则是上一届留下来的名字。按照诺贝尔文学奖 章程 公司章程范本下载项目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下列四种人具有推荐资格:(1)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2)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3)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4)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包括理事、会员);推荐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被推荐者的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不接受团体的推荐,推荐书必须在每年2月1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逾时则算作下一年度推荐。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 ,减到15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了5月底,便减缩到只剩下5名。从6月开始,院士们便进入暑期阅读,审看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到了9月,假期结束,院士们便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选择的人选及其理由。这之后,每星期四晚上进行讨论、辩论、投票,直到人选中有一名候选人获得9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9票以上,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星期四晚上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大姐最有闲空,她总是邀我的妻子陈菲亚去逛商场,因为这个时候,马悦然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辩论得热火朝天。   到了十月初,院士们进行无记名投票,最后执行主席挥动木槌在会议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即决定谁是该年获奖者,院士们才松了一口气。整个过程严格保密,不仅谁得诺贝尔奖不知道,即使进入前五名的名单和其他提名名单也保密得严严实实的。我在瑞典这一年,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到斯大东亚学院访问讲演,而马悦然夫妇却从未泄漏过他可能获奖的任何信息。嘴严,这是瑞典评审院士们的共同特点。尽管新闻媒介千方百计地想套出消息,但总是难以攻破。1976年之前负责评审的研究院与瑞典报刊有个默契,评审结果可在公布前48小时通知他们,以让他们作准备,但不得泄漏。但是,1976年却有一家电台透露了文学奖得主乃是索尔·贝娄的消息,瑞典各家报刊自然像着了魔似地加以传播。此事激怒了文学院,现在新闻界再也别想得到48小时的优先权了。不过新闻记者的本领往往是人们难以预料的。例如,有的记者竟然从瑞典文学院的书架上发现哪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借空而猜出获奖对象,但也只是猜测而已。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保密的严肃性,毕竟经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考验。   因为瑞典文学院的18名院士担负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且作业时又极为保密,我便产生一种好奇心,想看看他们。恰好我到达瑞典的那一年(1992),文学院吸收了女诗人卡特琳娜·弗罗斯特森为院士。此时卡特琳娜年仅42岁,属于“新鲜血液”。瑞典的朋友告诉我,她是个现代派诗人。接纳这么年轻的女性作家为院士,这在瑞典是件大事。因此,文学院公开举行投票选举仪式,并邀请国王、王后光临。此外,他们还邀请大约两百名各界人士列席观赏。我很荣幸也被邀请出席了仪式。   会议厅灯火通明。厅堂正中间摆着长方形的古雅的会议桌,桌子两旁摆着椅子,座位空着。国王、王后和客人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侧,中间空着一条小道,等着院士们从另一间房子走过来就座。时间到了,我发现正好轮到担任执行主席的马悦然走在前边,接着就是卡特琳娜,后面便是每一年都在决定谁获诺贝尔奖的院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我们眼前走过,然后进入会议桌。院士多数是些老年人,如果不算这位女新秀,平均年龄恐怕在70岁左右。有两三位特别老的,但没有一个显得疲惫。坐在我身边的罗多弼教授小声告诉我,这些院士有一半是教授学者,一半是作家诗人,但都懂得三、四国文字。毫无疑问,他们是无私而可信任的。道义倾向可能有,然而,即使有,也是向善的。例如授予俄国作家的五名有布宁(1933)、帕斯捷尔纳克(1958)、萧洛霍夫(1965)、索仁尼辛(1970)、布罗斯基(1987),这五人中有一个被苏联政府所认可的萧洛霍夫,其他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的“异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但也自我放逐于革命王国之外。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这种倾向后来被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没有错。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像瑞典文学院这一大文学批评群体,其心灵之中蕴含起码的人类良知是完全必要的。   院士们如何把握这种道义倾向,并非易事。我到瑞典时,才知道院士们为如何把握分寸这一倾向而发生争论以至三名院士辞职。辞职的原因是1989年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撒旦诗篇》激怒了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霍梅尼以鲁西迪亵渎《可兰经》之罪对他下了追杀令,从而震动了全世界。一向维护作家尊严与创作自由的瑞典作家纷纷表示抗议,有些人还建议瑞典文学院也发表抗议声明。可以肯定,瑞典文学院的道义倾向是和鲁西迪站在一边,但是,这种倾向要不要表现为直接对抗,以文学院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却值得考虑,这就是个分寸问题。文学院内进行辩论,最后的结局是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理由而拒绝发表抗议声明,而另一个结局是三名院士在此时宣布退出文学院。这三位院士虽然已经退出,但按终身制的规定只能等到他们去世之后才能补上新人,因此,从1989年之后,文学院便空下三个席位。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它的工作是何等复杂艰难,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世界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时,要求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应当“心如古井”,只埋头地阅读小说诗歌本文,似乎不大可能。       3   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其发奖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愿的。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还表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    诺贝尔的遗愿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握理想主义则不容易。何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内涵中包含着多少道德原则,多少美学艺术原则?在掌握理想原则时是强调它的古典的、永恒性内容还是强调它的现代性内容?这不是像学生在考卷上做出几句理论答案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文学院在评选中选择一些与人类理想、人类总体期待、总体希望相合拍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然而,即使选择了最符合理想主义的批评视角,也难以避免批评的主观性。视角、标准、审美判断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复杂,人的视野、眼光、能力极为有限,并非三头八臂的瑞典文学院士们尽管辛苦劳作,功劳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我们不妨共同作次世纪性的文学之旅,然后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   先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1901年 莱涅·苏利-普鲁东(法国)   1902年 狄奥多·蒙森(德国)   1903年 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1904年 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尔(法国),何塞·德·埃切加莱·伊·埃伊萨吉雷(西班牙)   1905年 亨利克·显克维支(波兰)   1906年 吉奥修·卡尔杜齐(意大利)   1907年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   1908年 鲁道夫·克利斯托夫·奥肯(德国)   1909年 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   1910年 保尔·海才(德国)   1911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1912年 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国)   1913年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印度)   1914年 (未颁奖)   1915年 罗曼·罗兰(法国)   1916年 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韩德斯坦(瑞典)   1917年 卡尔·阿道尔夫·吉勒鲁普(丹麦),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麦)   1918年 (未颁奖)   1919年 卡尔·斯比特勒(瑞士)   1920年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   1921年 阿那托尔·法郎士(法国)   1922年 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   1923年 威廉·勃特勒·叶慈(爱尔兰)   1924年 乌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拉斯·莱蒙特(波兰)   1925年 乔治·萧伯纳(英国)   1926年 格拉齐娅·黛丽达(意大利)   1927年 亨利·柏格森(法国)   1928年 西格里德·温赛特(挪威)   1929年 保尔·托马斯·曼(德国)   1930年 亨利·辛克莱·路易士(美国)   1931年 埃里克·阿克赛尔·卡尔费尔特(瑞典)   1932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   1933年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俄国)   1934年 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   1935年 (未颁奖)   1936年 尤金·奥尼尔(美国)   1937年 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   1938年 赛珍珠(美国)   1939年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巴(芬兰)   1940年--1943年(未颁奖)   1944年 约翰尼斯·维尔内姆·延森(丹麦)   1945年 加波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   1946年 赫曼·赫塞(瑞士)   1947年 安德烈·纪德(法国)   1948年 托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英国)   1949年 威廉·福克纳(美国)   1950年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英国)   1951年 帕尔·法比安·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1952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   1953年 温斯顿·罗纳德·史本斯·邱吉尔(英国)   1954年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美国)   1955年 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   1956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   1957年 阿尔伯特·卡缪(法国)   1958年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特纳克(苏联)   1959年 萨尔瓦多·卡萨姆多(意大利)   1960年 圣�琼·佩斯(法国)   1961年 伊弗·安得里奇(南斯拉夫)   1962年 约翰·史坦贝克(美国)   1963年 乔治·塞菲里斯(希腊)   1964年 让·保罗·萨特(法国)   1965年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萧洛霍夫(苏联)   1966年 撒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奈丽·莱欧涅·萨克斯(瑞典)   1967年 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瓜地马拉)   1968年 川端康成(日本)   1969年 萨缪尔·贝克特(爱尔兰)   1970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忍尼辛(苏联)   1971年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1972年 海因利希·鲍尔(德国)   1973年 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达尔·怀特(澳大利亚)   1974年 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瑞典),哈瑞·埃德蒙·马丁松(瑞典)   1975年 尤金尼奥·蒙塔莱(意大利)   1976年 索尔·贝娄(美国)   1977年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格(西班牙)   1978年 以撒·巴什维斯·辛格(美国)   1979年 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希腊)   1980年 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   1981年 埃利亚斯·卡内提(英国)   1982年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奎斯(哥伦比亚)   1983年 格拉尔德·威廉·高登(英国)   1984年 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捷克斯洛伐克)   1985年 克劳德·西蒙(法国)   1986年 沃尔·索因卡(尼日利亚)   1987年 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斯基(俄国--美国)   1988年 纳吉布·马富兹(埃及)   1989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   1990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   1991年 纳丁·歌蒂玛(南非)   1992年 德列克·瓦尔科特(特里尼达)   1993年 佟妮·莫里森(美国)   1994年 大江健三郎(日本)  1995年 席默斯·希尼(爱尔兰)   1996年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波兰)   1997年 达利欧·弗(意大利)   1998年 霍塞·萨拉马戈(葡萄牙)    按照这份名单,我们看看各国得奖状况:   法国 12人   美国 9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罗斯基)   英国 6人   德国、瑞典 各7人   意大利、西班牙 各6人   俄国 5人(包括布罗斯基)   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 各3人   瑞士、智利、希腊、日本 各2人   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 各1人   直至1998年为止,共有95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八个国家有59人,如果再加上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则有71人。很明显,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在欧洲和美国,倾斜是明显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具有国际性,它的眼光在努力跨洋过海,伸向世界各地,甚至伸向尼日利亚、特里尼达等小国家。尤其是从1982年授予马奎斯和1986年授予W·索因卡(尼日利亚)之后,20年来,诺贝尔文学家族竟增添了哥伦比亚、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等八国国籍,这又表明,瑞典文学院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的路向走,努力减少倾斜度。1992年我在瑞典时,得奖者是特里尼达的德列克·瓦尔科特,这是一大冷门。瑞典报纸告知人们,这位诗人兼剧作家在消息公布时,正在美国波士顿,他已经起床,准备吃了早饭后坐飞机到弗吉尼亚去给弗大戏剧系的学生讲课。他一人独处,妻子在西印度群岛老家,身边清冷,当电话铃响,瑞典文学院秘书通知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   我被瑞典文学院邀请去听他的获奖演说,一进门,就拿到一份英文讲稿,题目是:《安德列斯·关于史诗记忆的碎说》,讲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一只完整无缺的花瓶纵使再美,也缺乏足够的魅力,但如果将若干从历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细心拼合,则那弥合的花瓶便具有欣赏不尽的艺术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于那雕像上的清纯的露珠,当更具有摇人心旌的瑰彩。瓦尔科特的演讲既有论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内在情韵与风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审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学院的部分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不求完整无缺,但求能汇集人类历史的各种文化精华,凝合出一种清新而富有活力的个性。瓦尔科特这一讲演的主旨和他的作品内涵正好和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之后寻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他们的文化理想。所以他们在颁奖辞中这样解释授奖给瓦尔科特的理由:他的诗作具有巨大的光能和历史的视野,这种历史视野来自他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末尾这句话: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瓦尔科特得奖后,我的朋友陈迈平在一篇评论中对瑞典文学院这一路向说得十分中肯。他说:“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文学院自然也非常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种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宽容谦和的,他们不主张斗争的哲学,而是喜欢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让。院士们也都如此,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   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评得更好。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1949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25年里,只有1925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1974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30年后的1983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高登(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高登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1973),赛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35岁时才离开中国,她不仅从小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1938年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珠获奖时仅46岁,属于最年轻的获奖作家(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作家,其实获奖时已47岁)。赛珍珠写作非常勤奋,一生共著85部作品,主要是小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儿童文学等。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的代表作《大地》(1932)和《母亲》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因此,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当然赛珍珠是很难与福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    4    到此为止,我讲的都是好话,然而,我也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这些局限也常常使我惋惜。现在,我想从“不该缺席”的角度,谈谈瑞典文学院的缺陷,即他们遗漏了一些最重要的伟大作家,把这些作家排除在诺贝尔火炬家族之外,实在令人困惑。这些作家的名字可以列出几十个,但就我个人的感受,仅举几个:   (1)遗漏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1911年11月9日去世,有11次被评选的机会。托尔斯泰是跨越两个世纪的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与成就作为人类文学的最高峰不仅屹立于世纪之交而且永远屹立于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历史。他的辉煌和无与伦比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托尔斯泰不仅是个天才,而且他的整个人格和整个作品所体现(也是他公开主张的)的人类之爱--完全拒绝暴力的无条件的人类之爱,正是诺贝尔遗嘱中所期待的“理想”。很难再找到一个作家能像托尔斯泰如此充分地体现人类关于爱、关于和平、关于同情心、关于大悲悯、关于非暴力的人类最高理性原则的向往与憧憬。严格地说,不是托尔斯泰需要诺贝尔奖,而是诺贝尔奖需要托尔斯泰。但是,瑞典文学院竟把他遗漏了。诺贝尔故国瑞典的作家从设立文学奖一开始就已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当1901年首次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莱涅·苏利-普吕多姆之后,瑞典42名作家曾联名写了公开信,向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得奖的托尔斯泰道歉。但托尔斯泰回信说,他幸而未得奖金,不然金钱“只会带来邪恶”。托尔斯泰这句话是一种境界,而瑞典文学院却为此生气,在托尔斯泰去世前的11年里一直拒绝瑞典作家的呼吁,并屡次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而辩护理由又相当可笑。   (2)遗漏了易卜生与斯特林堡:易卜生于1906年去世,斯特林堡死于1912年5月14日。除了生于也死于19世纪的安徒生之外,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便是北欧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易卜生是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了26部剧本,其作品不仅影响西方而且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一代人。易卜生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四运动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旗帜,他的缺席不能不使我感到困惑。斯特林堡则是瑞典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与作家。他的作品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与政论,仅剧本就有五六十种。前些年瑞典出版的《斯特林堡全集》达55卷之多。国内翻译过他的长篇小说《红房子》、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和《斯特林堡戏剧选》等。早在1921年4月,雁冰(茅盾)就在《小说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斯特林堡的小说《人间世历史之一片》。两年之后,茅盾又进一步介绍斯特林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易卜生尊重妇女,为妇女的解放呐喊,而斯特林堡则敌视妇女,认定妇女永远在对男子施以欺骗、撒谎和劫夺,非把女子紧紧拴在地上不可。这两位北欧大作家观念不同,相互敌对,但都创造了属于全世界的一代文学丰碑。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也被排斥在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之外。近一百年来,北欧作家获奖者共14人(瑞典作家7人,挪威作家3人,丹麦作家2人,冰岛作家1人,芬兰作家1人),获奖作家中的比昂松、拉格洛芙、汉姆生、海登斯塔姆自然都是杰出者,但毕竟不如易卜生、斯特林堡伟大。遗漏这两位文学巨人,而且是瑞典文学院身边的巨人,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3)遗漏了乔伊斯: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遗漏。关于乔伊斯和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的评介文章已是汗牛充栋,我只想引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评议会会员约翰·格罗斯在他所著的《乔伊斯》一书中对乔伊斯的一段评价:“乔伊斯在以世界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开始撰写《芬尼根们守灵》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感觉到运用诸如‘现代’或‘传统’的范畴来研究他的作品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在他的早期敬慕者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而且是那样令人陶醉的一位现代主义者。J·S·艾略特1922年谈到他时称他是一位宣告了十九世纪末日的作家。对艾德蒙德·威尔逊来说,在其所著的《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里,乔伊斯则是‘标志着人类意识新阶段的伟大诗人’。《尤利西斯》的出版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意的有数几个里程碑当中的一个。”我所以要引这一段话,是因为它包含乔伊斯三个最重要的价值:1/乔伊斯是世界文学上里程碑式的人物;2/它宣告十九世纪文学传统的终结和二十世纪具有现代意识的史诗般作品的诞生与成熟;3/标志着人类意识进入新的阶段。《尤利西斯》确实难读,然而,一旦读过去,则会发现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福克纳曾说:“我那个时代有两位大作家,就是托马斯·曼和乔伊斯。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   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关心文学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今年7月20日《纽约时报》所公布的本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语小说。当然他们挑选的只是作品,而且只限于小说,不是选择作家,但从他们选择的作品我们也可知道在他们眼里谁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在这一百部小说中,名列第一的是乔伊斯。把这一百种篇目引入本文会使文章过于冗长,但我们可看看前25名:   (1)《尤利西斯》,乔伊斯   (2)《伟大的盖茨堡》,斯葛特·菲茨杰拉尔德   (3)《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乔伊斯   (4)《洛丽塔》,纳博科夫   (5)《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6)《喧嚣与骚动》,福克纳   (7)《第22条军规》,海勒尔   (8)《午间的黑暗》,科艾斯特勒   (9)《儿子与情人》,劳伦斯   (10)《愤怒的葡萄》,史坦贝克   (11)《火山之下》,罗瑞   (12)《众生之路》,布勒特   (13)《1984》,欧威尔   (14)《我,克拉第尔斯》,格瑞弗斯   (15)《灯塔行》,伍尔芙   (16)《美国的悲剧》,德莱赛   (17)《心如孤独的猎人》,麦克科尔   (19)《第五号屠宰场》,冯尼格特   (19)《隐形人》,艾利森   (20)《土著儿子》,日瑞特   (21)《雨王汉德尔逊》,索尔·贝娄   (22)《在莎玛拉的约会》,欧哈拉   (23)《美国》(三部曲),帕里斯   (24)《俄亥俄,魏恩斯堡》,安德逊   (25)《印度之旅》,福斯特     在这一百部黄金书单中,乔伊斯不仅名列榜首,而且三部代表作全被列入(第一名《尤利西斯》,第三名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第77名的《芬尼根们的守灵》)。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接受《纽约时报》这种评价,把乔伊斯视为本世纪小说冠军,但是,应当承认,瑞典文学院忽视了乔伊斯是个很大的缺陷。   在《纽约时报》的金牌书单中,被选上三部和三部以上的有四位作家。除了乔伊斯之外,还有康拉德、福克纳、劳伦斯。康拉德是数量之冠,选了四部。篇目如下:   康拉德:《特务》、《诺斯特罗莫》、《黑暗的心》、《吉姆爷》。   福克纳:《喧嚣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虹》、《热恋中的女人》。   选上两部的作家则有纳博科夫、海明威、赫胥黎、奥斯尔、享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尔德、福斯特、贝娄、奈博尔等。   可以想象,在《纽约时报》的文学批评眼里,二十世纪最卓越的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除了瑞典文学院看中的福克纳、海明威、贝娄之外,还有乔伊斯、康拉德、劳伦斯、纳博科夫、赫胥黎、奥斯尔、奈博尔、菲茨杰拉尔德、福斯特等。这些名字可能和获得诺贝尔奖的赛珍珠同等重要。   《纽约时报》的书单,仅仅是一种参照系统。拿它作参照系并非说它的名单比诺贝尔家族的名单更重要更精彩。如果瑞典文学院一百年选择的是这份名单,恐怕仍然会有许多争议与批评。但是,这一参照系使我们看到瑞典文学院忽视了一些不该忽视的作家作品。这种忽视,显然是一种缺陷。   比较这两份名单,我们会感到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其所掌握的批评原则、审美尺度有很大的差别。瑞典文学院把握的是诺贝尔所期待的理想原则,这自然是人类精神的美学理想与艺术创造的美学理想。而《纽约时报》掌握的则是艺术开创性原则,它所选择的以乔伊斯为首位的作家,固然有一小部分和瑞典文学院的选择重叠,如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贝娄、斯坦贝克等,但大部分是诺贝尔家族的缺席者,而大部分作家又是带有先锋色彩,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突破了传统的写法,开了一代的风气,其创作个性特别鲜明,其文本策略均是把自己的观念与写法推向极致。他们特别看重乔伊斯,特别看重劳伦斯与康拉德,特别看重欧威尔甚至看重约瑟夫·海勒都与他们把握的开创性原则有关。像劳伦斯的几部作品,就把性的心理描写推向极致,性被视为生命的救星,被视为社会摆脱颓败的出路,被视为人类重新燃烧起热情的火焰,性就是美,就是美的极致。这种先锋观念要让当时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视为理想主义的表现,确实困难。所以我们也很难把遗漏劳伦斯视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缺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其中对毛莱的肉欲主义也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在当时也引起抗议。但是,乔伊斯的极致却是艺术形式实验的极致。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开创了“意识流”的写法,他的《尤利西斯》则进一步采用内心独白、倒叙、时空混淆的手法来强化意识流,而在独创的、全新的形式之下又包含着最深邃的现代意识,如果瑞典文学院的眼光更开放一些,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在议论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短时,前头的文字曾赞赏瑞典文学院近二十年来更注意边缘地区的文学,把眼光更多地放到欧美之外的作家作品,但是,在这一长处中我也感到诺贝尔文学奖出了太多的“冷门”。能有“冷门”,说明瑞典文学院士们的眼光不拘一格,不为批评潮流所左右,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冷门”意识太强,就会忽视一些热门的但确有重大成就的作家。我常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捷克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为什么至今还站立在诺贝尔文学家族门外。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生活在他乡》,无一不是杰作。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喜欢这一“热门”,是比较高的文学趣味,而他在西方的广泛影响,也同样是很高的趣味,说句实话,最近十年瑞典文学院所评出的好几个“冷门”,都不如米兰·昆德拉。我希望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能更注意掌握一下“热”与“冷”的分寸,别漏掉对人类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主流作家。       5   实际上,目前正在执行评审工作的瑞典文学院也已正视自己的局限。最近,我读了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他又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教授、著名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为庆祝文学院建院200周年而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的中译本(漓江出版社),才知道瑞典文学院对自己局限的认识十分清醒。这本书把近一百年的评奖活动看作是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又指出二战之后及近些年的评价原则与最初十年乃至三十年代有着巨大差别。这本书并非简单的内幕展示,它的境界是很高的。正如作者在开篇时就说明的:“我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以来不同的创作生涯及其命运,更不是关于各种不同的奖金的‘丑闻编年史’。我把探讨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评价原则看成更重要的任务。”   文学奖背后的评价原则,确实是个关键。尽管诺贝尔的遗嘱已提出理想原则,但是,如何把理想原则化为审美评价,这就是一大困难,即使确定了评价原则,在掌握与实现这一原则又是一大困难甚至是更大的困难。一位瑞典作家说过,这种评奖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瑞典文学院在1896年12月接到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有两位院士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接受诺贝尔的捐赠,其中一位担心此项任务可能冲淡人们对其本身职能的兴趣,把文学院变成“一种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学法庭”。另外一位除了怀有同样的担心以外,还补充说,国际舆论“对文学院神经施加的压力将会完全不同于对其在瑞典作家中分配六千克郎的批评”。两位怀疑者言下之意也是认为“不可能”。而瑞典文学院最终还是接受评奖的使命,也就是硬把不可能的事转变成可能。这种转变不能不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确定和掌握评价原则的困难。谢尔·埃斯普马克说:“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文学感受的罕见例子,在85年中,人们在深入而不间断地介绍和讨论根本的评价和遴选标准的情况下进行评选工作。过去没有任何研究课题面临这样多的材料,一群博览群书、经常是最富有文采和情感的人物,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以便在使自身的感受及这种感受的局限性与捐赠者的意志(但这种意志非常模糊),全世界的建议、期望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指出最杰出的作品,并给它们的作者金钱与荣誉……这种奖金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院士们自己对评价的基础有着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分歧,还因为阿尔弗雷特·诺贝尔的遗嘱要求奖励那些‘富于理想倾向’的作品这一硬性规定,实际上,文学奖的历史有很大部分是在煞费苦心地解释那个含混不清的遗嘱。由于评价原则的偏差和掌握评价原则的困难,使诺贝尔文学奖产生了一些明显的缺陷。”   谢尔·埃斯普马克在谈论缺陷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很具体地叙述。早期--最初的十年,可称为维尔森时代(维尔森身居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达30年之久)。这个时代的主角维尔森,把理想解释为“高尚与纯洁”的道德理想,奉行保守主义。埃斯普马克指出:“在其任职期间,他是瑞典和北欧文学中新潮流的顽固反对者--先是反对现代文学开拓性作家--G·勃兰克斯,H·易卜生,A·斯特林堡等--继而反对以浪漫主义为先导的九○年代文学,赛尔玛·拉格洛夫和V·海顿斯塔姆为其伟大的先行者。他以少见的方式,同时反对互相打内战的八○年代和九○年代的两派作家。”   维尔森的保守理想主义进而又从瑞典和北欧的舞台推向国际,从而否定了托尔斯泰、哈代等一代文豪。1901年发生42位知名艺术家和评论家联名赞扬托尔斯泰之后,1902年托尔斯泰再次成为34名候选人之一,但是,评奖委员会还是给予否决。委员会在报告中说,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中有很高的地位,这位《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散文创作的艺术大师。尽管他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安娜·卡列尼娜》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是一部充满“深刻伦理观”的作品。由于“这些不朽的创作”,人们本来相对比较容易授予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文学比赛的桂冠。带有“道德愤慨”的《复活》也属于这些杰作之列,然而有着“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的《黑暗的势力》和有着“消极禁欲主义”的《克莱采奏鸣曲》使他一落千丈。但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化的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作的“与高雅文化生活无关的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给他脸上抹了黑,特别是对国家与圣经的批评。……他不承认国家有惩罚权力,甚至不承认国家本身,宣扬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他以一种半理性主义、半神秘的精神肆无忌惮地篡改《新约》,尽管他对《圣经》极为无知;他还认真地宣扬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自卫和防护的权力。   1905年,托尔斯泰再次被提名,而评奖委员会的报告又再次声明:“即使对托尔斯泰很多作品很崇拜的人,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位作家身上怎么能体现出纯洁的理想:他在从其他方面看是一部伟大作品的《战争与和平》中,认为盲目的机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他反对真正夫妇的性关系;他在不少作品中不仅否定宗教,而且否定所有权,而他自己却一贯享有这种权利,以及反对人民和个人有权自卫和防卫。”我们可以看到,维尔森时代的瑞典文学院所掌握的评价原则是多么幼稚与武断,他们的“高尚和纯洁”的道德理想会导致怎样的失误。后来托马斯·哈代被排斥,也是这种重大失误的继续。  埃斯普马克还检讨了两次大战期间的评选工作。他说:“严重的问题是,相当多中等水平的获奖者掩盖了同样多的疏漏者。安东尼奥·马查多或乌纳穆诺比贝纳文特更有资格获奖;维吉尼亚·伍尔芙比赛珍珠更有资格获奖等等。总之,针对这点的批评大体上是合理的;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时期的文学院,完全没有指导自己行动和评价西方世界文学中,最富有生命之时期所需要的正确尺度。……一大批伟大的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时期从诺贝尔奖金评选人的眼皮底下漏过,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的优秀品德大大超过由既定原则的衡量所造成的不足之处:哈代、瓦莱里、克洛岱尔、圣·乔治、冯·霍夫曼斯塔尔、赫塞(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才获奖)、乌纳穆诺、高尔基和弗洛伊德(在授奖理由中排除了他对《魔山》之影响)。”   埃斯普马克特别提到乔伊斯:“就乔伊斯而言--最严重而又经常被指出的被疏漏的人物之一--我们看到,由于不断年轻化而在文学院内部发生了观察问题角度的变化。他也从未被提名;至少他的伟大从来没有引起英语地区有资格提出建议的人的注意。在歌颂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的三十年代的文学院里,乔伊斯获奖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他很有可能在厄斯特林时代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1948年厄斯特林在对艾略特致颂词时说“与《荒原》同年出现的另一部在现代文学中能引起更大轰动的开创性作品,就是爱尔兰人乔伊斯有口皆碑的《尤利西斯》。”   乔伊斯之外,人们常感到遗憾的另一些卓越的名字,埃斯普马克也注意到,他认为,遗漏了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穆西尔、卡瓦菲斯、D·H·劳伦斯、曼德施塔姆、加西亚·洛尔卡和佩索阿等,无疑也有损文学院的荣誉。但是,这些名单的遗漏,其中多半是“客观”原因,即作品出版与作家逝世只隔很短时间或者代表作在逝世后才出版,有的实力主要体现在未出版诗文中。尽管有遗憾之处,但二战之后评奖工作的确不错,战后的获奖者,包括纪德、艾略特、福克纳、莫里亚克、海明威、卡缪、帕斯捷尔纳克和沙特等,他们所构成的在世的最优秀作家的比率,高过任何时期。   从埃斯普马克对瑞典文学院的历史回顾与诚恳的自我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文学院对自己的功过相当清楚。将近一百年的评奖过程,充满着争端、交锋、批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工作有时问心无愧,有时感到遗憾,但他们毕竟为全人类的文学事业而耗费了心血与才华,并使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举世瞩目的拥有最高声望的文学评论机构。有它的存在,人类精神世界显得更加丰富与活泼。不管有多少局限,但它一百年的工作,应当说是成功的。   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却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6   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世纪,中国作家完全缺席。亚洲国家获奖者虽然少,但印度毕竟有一个席位(泰戈尔);日本毕竟有两个席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而中国却一席也没有。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浪接一浪,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走向世界,热情很高,到了世纪末,回顾过去,却觉得自己被某些眼光包括被诺贝尔文学奖所冷淡,于是,心理难免不平衡。   伟大的作家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他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与评语,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即中国的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在更广阔的国际文学批评范畴内得到肯定,却是文学研究者应当想想的,自然也是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不免要问问为什么的。   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具有自大心理的人甚至传出谣言,说瑞典文学院就问过鲁迅愿意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而鲁迅不愿意接受。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伟大作家鲁迅,尽管他有足够的文学成就与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媲美,但他却自己认为“不配”,对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二三十年,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这一认识在他给台静农先生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格外清楚。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这封信,写得极好。他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却清醒地觉得自己还“不配”、“还欠努力”。此信写于五四运动后十年,中国文坛上已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但他觉得一个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是不理我们。这封信之后的20年,又出现了三四十年代一群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李劼人、张恨水、丁玲、张爱玲、路翎等,这群作家写作相当努力,正是继鲁迅之后而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希望,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时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太深,使自己的作品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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