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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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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应征论文 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李通屏 关键词:人口转变;制度变迁;消费;消费制度 摘 要: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是中国历史上消费制度的重大变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理论,论证了新中国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人口红利对消费制度变迁的影响:死亡率下降主导的初期阶段,人口转变固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而在出生率下降主导的阶段,人口转变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叠加加剧了原有消费制度的不均衡,促成了新制度的诞生。通过实证分析,揭...

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应征论文 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李通屏 关键词:人口转变;制度变迁;消费;消费制度 摘 要: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是中国历史上消费制度的重大变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理论,论证了新中国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人口红利对消费制度变迁的影响:死亡率下降主导的初期阶段,人口转变固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而在出生率下降主导的阶段,人口转变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叠加加剧了原有消费制度的不均衡,促成了新制度的诞生。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出消费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下降的必然性和中国保持适度人口增长的必要。 From Controlling Consumption to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China’s Consump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 term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institutions Abstract: From controlling consumption to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is a momentous change in China’s consumption institutional history. By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population economic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china’s consump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the rapi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the age structural change and it’s population dividend: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death rate downward driven,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ling consumption institutions. Whereas, in the stage of birth rate declining orientated, the interaction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overlapping under opening and reform causes old consumption institutions unequilibrium, so as to induce the new ones. The empirical study points out the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final consumption ratio diminishing in the proces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n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needs to carry out harmonious polici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to maintain optimum population growth instead of zero or negative as fast as we can. 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建国50多年来,中国消费制度经过了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的转变。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抑制消费是中国消费制度的基本特征。从1998年开始,进入刺激消费政策的具体实施阶段。有关这一变迁的文献多集中在变革的必要性上,而对其原因的研究则不多见。一些偶尔涉及新中国消费制度及其变迁的文章,又仅仅局限于供求关系的改变和市场机制的引入,而对这种转变的机制缺乏深刻分析。本文认为,消费制度变迁还有其重要的生成机制——新中国人口转变的迅速和深刻。 人口因素和战争被新制度经济学誉为解释封建制度兴衰的“钥匙”,通过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格的影响,人口变化对经济组织和所有权变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诺思,1981,第124页)。后来,用人口增长解释制度变迁的范围虽然扩大到封建制度以外,但也很少有人把人口增长作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钥匙”,甚至未把人口转变的制度效应进行系统和专门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非常明显。一方面,以新中国为个案,研究人口与消费制度变迁的关系,不仅是制度变迁研究的典型案例,而且也是研究人口与制度变迁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另一方面,本研究对中国刺激消费政策实施后的制度创新问题,具有政策方面的含义。 一、人口与制度变迁 人口增长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有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从而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实现财产平等来消除失业、贫困的社会改革趋于失败。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47)指出,在有些时候,人口增长可能促进新发展,以致人均实际收入上升。有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对适应人口增长具有惊人的变异能力,而且这种变化将导致对世界的巨大影响。E.博塞罗普1965年发表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一书为人口压力促使转向劳动强度更大的耕作方法,提供了大量证据。由于有新增的孩子出生和他们新增的需求,农民就会艰辛地劳动。更多的劳动可以投入种植业,特别是开垦更多的土地,并要求土地租佃制度变化等等。适应人口增加,要求个人对工作、闲暇和消费的偏好进行调整,要求农村的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朱利安.L.西蒙(1976,1977)认为,人口迅速增长会使国家发展规模经济并促进技术和机构创新。在前现代农业发展中,农民知道增加产量的方法或发明。但这种新发明要等到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食物总需求的上升后,才会得到推广。导致新方法采用的人口推力机制有两种,一是由于家庭数量增加以致于每个家庭可用土地减少,二是典型家庭规模的扩大,该家庭总是感觉到需要改进新方法,以较少的追加劳动,得到数量更多的产量。道格拉斯.诺思和P.托马斯认为,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它可以导致制度的创新从而给西方世界的起源提供一种说明。当优质的土地逐渐被开垦,继续增长的人口就迫使人们利用在耕土地,或向贫瘠土地移民。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值都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将会对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签订发生潜在影响,并最终影响最基本的制度设施。人口压力导致社会革新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来促进生产力提高到持续经济增长的时期(道格拉斯.诺思和P.托马斯,1976;道格拉斯.诺思,1981) 。拉坦和速水(Ruttan and Hayami,1990)认为,“人口对土地压力的增加意味着”一个较低的工资率。这种较低的工资和增加的产量共同促进了新的经济租金,促成了转租这一制度创新。在现代早期,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导致公地废除和以使用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度转向以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工资劳动力的使用。人力资本论者强调人口质量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制度是对人经济价值提升的反应,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新制度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舒尔茨,1990);人力资本产生的“知识效应”,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人力资本作为投入要素,不仅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能使其他投入要素产生收益递增效应,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由此产生的生产力效应又会对老制度产生压力并催化新制度的产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福利开支的数量与项目有若干方面的影响,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费用远远超过年轻人口,从而产生制度后果。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改变所产生的社会保障基金的贡献者和索取者比例的下降,导致社会保障体制危机,欧美许多国家重新设计并扩张它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涂肇庆,1996)。 在中国,西汉时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及其导致的人地比例日趋紧张,从而形成了以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为核心、以精耕细作制度为基础、以中央集权制度为保障、以精耕细作耕作制度与小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紧密联系以及小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的紧密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制度矩阵的建立。制度矩阵中各制度向量在共同演进中的互相强化所产生的网络效果,是中国2000多年来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关系的核心(冯涛,兰虹,2003)。中国特殊的人口国情也导致了一些不同于同期西方政治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如封建社会的户部)。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口的迅速增长也导致了组织机构、政策的出现及其演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的出现与演变(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的出现与强化、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叠加,就业优先战略受到政府部门重视,转型期的快速老龄化使得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芝加哥大学D.Gale Johnson(1995,2000)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大、人口密度高,农民容易接近市场,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原苏联改革集体农庄制度惨遭失败,一种解释就是缺乏类似于中国这样的人口条件所形成的较低交易成本和便利的市场环境。 二、人口转变影响消费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 1.人口状况与消费制度选择 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的对比所形成的人口经济状况、人口社会状况、人口和资源环境状况等,这些从根本上制约着一个国家消费制度的走向。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配合长期所处的状态不同,蕴涵的消费制度也不同。人口压力大、经济发展慢,这种发展的制度涵义就是要抑制消费;相反,人口压力小、在一个较长时期里经济发展保持较快速度的国家,不可能把抑制消费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对消费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生产力状况、所有制结构或产权结构、原有消费制度、制度结构中其它制度安排的改变和发展战略等。人口状况仅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而且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制度安排的结构影响发展战略,发展的战略也影响制度结构;同时,发展战略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再生产的运行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对消费制度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又对消费资料所有制起决定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必然或迟或早的发生变化,并由此引发消费资料所有制的变化。所有制或产权的性质不同,消费资料所有制也就不同,从而消费制度也就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原有消费制度以“路径依赖”方式影响未来消费制度的选择。当原有消费制度的净收益为正的情况下,不会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甚至在其净收益为零或负的情况下,由于惯性作用,旧制度仍会按自身的逻辑演变下去。这时,尽管出现了由于制度非均衡引起的获利机会,但要实现新制度对旧制度的替代,还必须有制度有效供给所需的其它条件,如决策层有制度供给的能力和意愿、执行层的积极参与等。制度结构中其它制度安排的改变也是影响消费制度的变量之一。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在生产、分配、交换都是定数的情况下,消费的性质、多少、对象和方式也不会成为悬念;在生产、分配和交换发生变化时,由此决定的消费也必然发生变化。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制度、分配制度和交换制度的变化必然引发消费制度的变化。发展战略同消费制度的选择也有密切关系,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消费制度有不同的需求。赶超战略孕育着对抑制消费的需求;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要求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上给予支持。 2.人口转变对消费制度变迁的影响 2.1 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早期的人口转变理论并没有深刻分析,特别是实证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经济学家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比较研究发现,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譬如,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在非常明显的程度上归功于人口转变。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Bloom et al.,1997;Williamson,1997)。经济史学家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1870~1913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差别的绝大部分(90%以上)可以归结为新大陆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Williamson,1997)。中国人口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人口转变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使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到2015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3左右(蔡昉、王德文等,2004)。 2.2 人口转变对消费率的影响 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 (1)人口转变与经济规模或总量的关系 ① 式中L表示劳动力数量,N表示人口数量,L/N表示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GDP/L表示每个劳动力人口创造的GDP,即劳动生产率,用e表示。①表示年龄结构( )、人口总量(N)和劳动生产率( )与GDP的关系。不仅如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法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索维(A.Sauvy)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技术创新的能力会下降,可以假定,“老化了的人口将会缺乏创造力”。在日本仍处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口学家直广雄川曾正确预言,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老龄化,20世纪末期,日本的经济增长可能降为1%或接近零增长(彭松建,1987)。另一些观点认为,劳动供给短缺将激励改进要素利用的技术创新,从而加速技术进步。 (2)人口和消费需求的关系 EMBED Equation.3 ② ③ 式中Cf表示最终消费额,它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表示消费水平, 表示消费水平提高率, 表示人口增长率。②表示消费需求量决定于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③从动态角度描述了消费需求量的决定,即消费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和原有的人口规模共同决定消费需求。 (3)人口转变和消费率 消费率是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④ 表示最终消费率,GDP表示用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将①、②和③代入④有 ⑤ ⑤表示消费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即消费水平一定时,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消费率倾向于越低,反之则相反。 最终消费率和人口的关系亦可表示为: ⑥ ⑥表示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 、消费水平提高率 、GDP与消费率的关系。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以及消费水平高、提高速度快,倾向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相反,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对消费率的提高很不利。 2.3 人口与可供消费的资源之对比关系的变化引发消费制度的演变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不仅人口本身在变化,人口与包括物质资源、自然资源等在内的各种资源之对比关系也在变化。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资源和环境等的对比所形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引发消费制度的变化。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总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资源系统的结构和状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使原有的消费制度难以为继,只能加以改变。以物质资源为例,人口增长由高到低的变化,而经济持续的高速运行造成的生产过剩必然形成不同于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经济底子薄的短缺经济背景下的消费制度,前者蕴涵着对抑制消费的需求,后者则对抑制消费形成强烈排斥。 三、人口转变对中国消费制度变迁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转变已经开始。首先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1949年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此后死亡率继续降低,1957年下降到10.8‰,1965为9.50‰,1977年以后下降并稳定在7‰以下。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在1970年以前仍保持在高水平,导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上升,除1959~1961这一特殊时期较低外,在整个1960年代达到最高点。随后人口动态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196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和农村相继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人口转变进入出生率下降主导阶段,由1963年最高时的43‰以上下降到1991年以后的20‰以下,以致2003年仅为12.41‰。人口自然增长率1998年降到10‰以下,2004年下降到6‰以下。 1.人口消费性下降和生产性的上升 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首先是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在很长时期里,老龄化提高的程度并不严重。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图1),即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而降低了人口的消费性。中国15-64岁人口的比重从1953年的59.3%提高到1995年的66.6%,2000年后已提高到70%以上,该比值的上升表明人口生产性上升。以表征人口消费性的总抚养比则迅速下降,由最高时的79.5%下降到1990年的50%以下,2000年以后下降到42%,对不发达经济来讲,这是“人口机会之窗”。同时,这种状况的发展,将逐步动摇抑制消费的人口基础。 资料来源:1953、1964、1982、1990、2000年为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年度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应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2.人口动态和经济动态的比较 人口转变引起人口动态和经济动态的变化,而两种动态的比较决定消费制度的需求。一般说来,抑制消费是对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缓慢而人口多、增长快这种格局的反应,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供不应求相联系。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动态使抑制消费的制度进一步强化。当两种动态的比较发生根本变化时,即人口增长率日趋下降,而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高水平,抑制消费就会出现制度非均衡,以至于出现制度变革或制度创新。 根据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之比 的变化,可以把5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见图2)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高-高类型(人口和经济均为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低-低类型,即两者均为低增长或负增长;高-低类型,这种类型里面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高增长而人口低增长;另一种是人口高增长而经济低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52-1976年,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动态变化主要类型有“高-高类型”、“低-低类型”和“人口高增长而经济低增长类型”。人口从不足6亿增加到9亿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为2.06%,GDP年均增速为6.3%,人口与GDP年均增速之比为3.1。1952-1959年为“高-高类型”,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均保持了较高的速度。GDP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439亿元,年均增长11.1%。人口增长速度除1959年为1.8%外,其余年份均在2.0%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为2. 27%,人口与GDP年均增长速度之比为4.9。1960-1962年GDP负增长,人口在1960和1961连续两年为负增长。1963-1965年三年恢复时期,人口与经济均呈高速增长之势,其增长速度之比迅速回升,在3.6和9.6之间。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个别年份经济增长速度稍高外,大部分年份则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均低于1955-1965年的水平。人口增长虽处于转折点,但仍是建国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人口与GDP增长速度之比仅为2.0。而同期的日本,人口与经济增长的比率明显高出中国(个别年份除外,见图3)。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起点较低,到1976年,人均GDP仅为316元。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低比率,表明中国人口经济关系处于紧运行状态。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的数据计算。日本的数据的来源是:王琥生、赵军山《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一书,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马建堂、杨正位“日本经济:全面衰退、积重难返、教训深刻”,《世界经济》,2002(1);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1(12)。 3.消费率实证分析的结果 选取主要年份的人口增长率、GDP、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抚养比等8个变量同消费率取对数后进行相关分析。其数据见表1,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主要年份消费率与中国人口转变、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和GDP的关系 (%) 消费率 人口增 长率 GDP (元) 消费水 平(元) 劳动生产率(元/人) 15-64岁 14岁人 口抚养比 65及65+人口抚养比 总抚养比 1953 78.6 2.3 679 83 288 59.3 61.2 7.4 68.6 1964 77.3 1.9 1454 130 416 55.7 73 6.5 79.5 1982 66.3 1.6 5295 284 1159 61.5 54.6 8.0 62.6 1987 63.2 1.7 11962 550 2254 65.7 43.8 8.4 52.2 1990 62.0 1.4 18548 803 2839 66.7 41.4 8.4 49.8 1995 57.5 1.1 58478 2236 8493 66.6 40.1 10.1 50.2 1996 58.5 1.0 67885 2641 9731 67.2 39.3 10 48.8 1998 58.7 1.0 79396 2972 11014 67.6 38 10 47.9 1999 60.2 0.9 82054 3138 11273 67.7 37.5 10.2 47.7 2000 61.1 0.8 89404 3397 12083 70.2 32.6 10 42.6 2001 59.8 0.7 95933 3611 12889 70.4 32 10.1 42 2002 58 0.6 102398 4623 70.3 31.9 10.4 42.2 2003 55.4 0.6 116694 5003 70.4 31.4 10.7 42 资料来源: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同图1,其他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或根据其数据计算。 表2 消费率与中国人口转变、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和GDP相关分析的结果(Perason Correlations) 消费率 人口增长率 GDP 消费水平 劳动生产率 15—64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总抚养 比 消费率 1.000 .831 -.956 -.888 -.943 -.914 .906 -.931 .905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人口增长率 .831 1.000 -.916 -.931 -.947 -.868 .912 -.894 .890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GDP -.956 -.916 1.000 .954 .998 .935 -.945 .956 -.937 .000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消费水平 -.888 -.931 .954 1.000 .965 .937 -.957 .981 -.943 .000 .000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劳动生产率 -.943 -.947 .998 .965 1.000 .927 -.944 .963 -.931 .000 .000 .000 .000 . .000 .000 .000 .000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5—64(%) -.914 -.868 .935 .937 .927 1.000 -.994 .939 -.998 .000 .000 .000 .000 .000 . .000 .000 .000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少儿抚养比 .906 .912 -.945 -.957 -.944 -.994 1.000 -.946 .99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000 .000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老年抚养比 -.931 -.894 .956 .981 .963 .939 -.946 1.000 -.93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000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总抚养比 .905 .890 -.937 -.943 -.931 -.998 .998 -.936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3 13 13 13 11 13 13 13 13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1)消费率同人口增长率、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正相关,而与GDP、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15-64岁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抚养比等5个变量负相关。 (2)人口增长率和消费率、总抚养比、特别是少儿抚养比有正的关系,而与GDP、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15-64岁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抚养比等5个变量负相关。 (3)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同GDP、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和老年抚养比具有正的关系,而与消费率、人口增长率、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有负的关系。 (4)少儿抚养比的变化与消费率、人口增长率和总抚养比的变化是同方向的,而与GDP、消费水平、劳动生产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不同向。 (5)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与消费率、人口增长率、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反方向变动,但截止到目前,尚未出现老年抚养比对GDP、消费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可能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缘故。 四、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的人口转变加速了消费制度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的转化。但在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对消费制度影响的重点不同。在“高出生率——下降的死亡率——上升的自然增长率”阶段,即在死亡率下降主导的人口转变阶段,形成了一个更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更高的抚养比。同时这一阶段的人口转变又与短缺经济基础上的较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叠加,进一步固化了传统的消费制度。在出生率主导的人口转变阶段,即“快速、持续下降的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不断下降的人口增长率”阶段,形成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走高、抚养比持续下降而老龄化的程度不是很高这样一种更具生产性的年龄结构。该阶段的人口转变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叠加加剧了原有消费制度的不均衡,而且把“一高(经济增长)一低(人口增长)”当作不容质疑的理念和政绩考核的标准,使不均衡进一步强化。从而加大了老制度的运行成本,促成了新制度的诞生。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消费率下降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结构的消费性下降和生产性上升,虽然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却具有抵消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率提高的现实可能性,本文的分析证实了这种可能。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渐趋消失和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消费率会经历一个上升过程。 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之低、自然增长率之低,已出乎许多人的预料。1990年以来,人口增长率由1.4%以上下降到2004年的0.6%以下。按这种趋势推演,大约10年时间,中国人口增长率将降到0.1%以下!比原先预计的零增长提前20~25年。凯恩斯在60多年前发出的警告 、日本5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案例(李通屏,2002),值得深思。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人口增长有助于拉动国内需求,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积聚的生产能力。从世界范围看,扩大内需的国家一般不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国家一般不扩大内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需要适度的人口增长,但不是零增长或负增长。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道格拉斯·C.诺思,P.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朱利安.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4]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冯涛,兰虹.人地比例变动与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J].制度经济学研究(第一卷),2003(1),17-47 [7]涂肇庆.人口结构与公共开支:西方的经验[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6;3 [8]盖尔.约翰逊.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J].中国人口科学,2000;5 [9]Kelly,Allen.(1988).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10]Bloom,David and Jeffrey Williamson.(1997).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6268 [11]Williamson, Jeffrey.(1997).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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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ces of A Declining Population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发出了这样的忠告:“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从一个正增长的人口到人口增长下降的转变,其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PAGE 11 _1164692489.unknown _1184270559.unknown _1184270636.unknown _1174243377.unknown _1174243733.xls 图表1 36.3 59.3 4.4 61.2 7.4 68.6 40.7 55.7 3.6 73 6.5 79.5 33.6 61.5 4.9 54.6 8 62.6 28.8 65.7 5.5 43.8 8.4 52.2 27.7 66.7 5.6 41.4 8.4 49.8 26.7 66.6 6.7 40.1 10.1 50.2 26.4 67.2 6.4 39.3 10 48.8 25.7 67.6 6.7 38 10 47.9 25.4 67.7 6.9 37.5 10.2 47.7 22.9 70.2 7 32.6 10 42.6 22.5 70.4 7.1 32 10.1 42 22.4 70.3 7.3 31.9 10.4 42.2 22.1 70.4 7.5 31.4 10.7 42 0-14岁 15-64岁 65及65+ 0-14岁人口抚养比 65及65+人口抚养比 总抚养比 各年龄人口比重及抚养比 图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 Sheet1 消费率 人口增 GDP 消费水平 劳动生产率 15-64岁 0-14岁人口抚养比 65及65+人口抚养比 总抚养比 长率 1953[1] 78.6 2.3 679 83 288 59.3 61.2 7.4 68.6 4.3643716994 0.8329091229 6.5206211276 5.6629604801 5.6629604801 4.082609306 4.1141471895 2.0014800002 4.2282925347 1964 77.3 1.9 1454 130 416[2] 55.7 73 6.5 79.5 4.3476939556 0.6418538862 7.2820736581 4.8675344505 6.0306852603 4.0199801469 4.2904594411 1.8718021769 4.3757570217 1982 66.3 1.6 5295 284 1159 61.5 54.6 8 62.6 4.1941898972 0.4700036292 8.574518258 5.6489742382 7.0553128433 4.1190371748 4.0000338828 2.0794415417 4.1367652781 1987 63.2 1.7 11962 550 2254 65.7 43.8 8.4 52.2 4.1463043012 0.5306282511 9.3894902376 6.3099182782 7.7204616946 4.1850989255 3.7796338174 2.1282317058 3.9550824949 1990 62 1.4 18548 803 2839 66.7 41.4 8.4 49.8 4.127134385 0.3364722366 9.8281172455 6.6883547139 7.9512071565 4.2002049529 3.7232808808 2.1282317058 3.908014984 1995 57.5 1.1 58478 2236 8493 66.6 40.1 10.1 50.2 4.0517849478 0.0953101798 10.9764058941 7.7124438343 9.0469975738 4.1987045775 3.6913763343 2.3125354238 3.9160150267 1996 58.5 1 67885 2641 9731 67.2 39.3 10 48.8 4.0690267542 0 11.125570376 7.8789129123 9.1830719448 4.2076732475 3.6712245189 2.302585093 3.8877303129 1998 58.7 1 79396 2972 11014 67.6 38 10 47.9 4.0724397268 0 11.2822032681 7.9969904058 9.3069224698 4.213607983 3.6375861597 2.302585093 3.8691155044 1999 60.2 0.9 82054 3138 11273 67.7 37.5 10.2 47.7 4.0976723523 -0.1053605157 11.3151328461 8.0513409333 9.330165765 4.2150861799 3.624340933 2.3223877203 3.8649313979 2000 61.1 0.8 89404 3397 12083 70.2 32.6 10 42.6 4.1125118662 -0.2231435513 11.4009207029 8.1306479682 9.399554785 4.251348311 3.4843122884 2.302585093 3.7518542533 2001 59.8 0.7 95933 3611 12889 70.4 32 10.1 42 4.091005661 -0.3566749439 11.4714053101 8.1917400213 9.4641295134 4.2541932632 3.4657359028 2.3125354238 3.7376696183 2002 58 0.6 102398 4623 70.3 31.9 10.4 42.2 4.0604430105 -0.5108256238 11.5366224601 8.438799124 0 4.2527717988 3.4626060098 2.3418058061 3.742420221 2003 55.4 0.6 116694 5003 70.4 31.4 10.7 42 4.0145795938 -0.5108256238 11.6673104031 8.5177930115 0 4.2541932632 3.4468078929 2.3702437415 3.7376696183 [1] 消费率、GDP、消费水平及劳动生产率使用的是1952年的数据。消费率是用消费额与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率计算,1964年的消费水平、消费率同样是根据国民收入使用额计算,由于资料关系,这里根据1963~1965年的平均水平计算。 [2] 由于缺当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数,,所以用国民收入使用额与就业人数相比,因此该数要偏高一些。 0-14岁 15-64岁 65及65+ 0-14岁人口抚养比 65及65+人口抚养比 总抚养比 1953 36.3 59.3 4.4 61.2 7.4 68.6 1964 40.7 55.7 3.6 73 6.5 79.5 1982 33.6 61.5 4.9 54.6 8 62.6 1987 28.8 65.7 5.5 43.8 8.4 52.2 1990 27.7 66.7 5.6 41.4 8.4 49.8 1995 26.7 66.6 6.7 40.1 10.1 50.2 1996 26.4 67.2 6.4 39.3 10 48.8 1998 25.7 67.6 6.7 38 10 47.9 1999 25.4 67.7 6.9 37.5 10.2 47.7 2000 22.9 70.2 7 32.6 10 42.6 2001 22.5 70.4 7.1 32 10.1 42 图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 2002 22.4 70.3 7.3 31.9 10.4 42.2 2003 22.1 70.4 7.5 31.4 10.7 42 Sheet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4岁 15-64岁 65及65+ 0-14岁人口抚养比 65及65+人口抚养比 总抚养比 Sheet2 Sheet3 _1174243862.xls 图表2 15.6 13.1 2.3 4.2 1.8 2 6.8 4.5 2.5 15 12.7 2.2 5.1 2.4 2.9 21.3 18.3 2.1 8.8 6.7 1.8 -0.3 -0.5 -1.5 -27.3 -26.6 -0.5 -5.6 -5.4 2.2 10.2 7.5 2.8 18.3 15.5 1.9 17 14.3 2.9 10.7 7.7 2.8 -5.7 -8.1 2.5 -4.1 -5.6 2.8 16.9 13.7 2.7 19.4 16.1 2.9 7 4.1 2.7 3.8 1.2 2.3 7.9 5.4 2.3 2.3 0.2 1.8 8.7 6.8 1.7 -1.6 -3.1 1.4 7.6 6.2 1.3 11.7 10.2 1.4 7.6 6.1 1.3 7.8 6.5 1.2 5.2 3.9 1.4 9.1 7.5 1.6 10.9 9.3 1.3 15.2 13.7 1.3 13.5 11.9 1.4 8.8 7.2 1.6 11.6 9.8 1.7 11.3 9.5 1.6 4.1 2.5 1.5 3.8 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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