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楚辞

屈原和楚辞中国文学史楚辞第一节何谓“楚辞”？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 《四库全书总目》：“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向始也。” “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有时简称“辞”或“辞赋”。 又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 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战国时诗人如屈原、宋玉、唐勒等人的作品。 汉代贾谊、淮南小山，甚至刘向、王逸的作品。“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楚辞的文化渊源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 《越人歌》、《楚人歌》 《接舆歌》、《沧浪歌》 中原地区诗歌如《诗经》的影响： 《周南》、《召南》等 思想、情感方面楚辞的社会原因《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nòu，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luǒ蠃luǒ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越人歌今夕何夕兮/中搴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羞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今夕何夕兮/中搴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说苑卷第十一　善说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极囗(原字为上艹下两)芘,张翠盖而检犀尾，班丽褂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 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论语·微子》：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孺子歌》初见于《盂子·离娄上》： 孺子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九歌之四·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楚辞的文化特征 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 楚辞是与中 原文 少年中国说原文俱舍论原文大医精诚原文注音大学原文和译文对照归藏易原文 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辞的文化特征《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楚辞的形式特征 句式：有六字句和五字句两种（不计语气词兮、些、只等），为“三三”或“三二”节奏，前者以《离骚》和《九章》为主，后者以《九歌》为主。 语气词“兮”的运用：普遍带有规律性，成为语言形式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种情况： 《九歌》模式：“兮”在句中，如“若有人兮山之阿”。 《橘颂》模式：上下两句均为四字句，“兮”字用在下句之末，如“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招》改为“只”，《招魂》改为“些”） 《离骚》模式：上下两句字数增多，“兮”字用在上句之末，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的文体特征对于楚辞是诗还是文，有个认识的过程。《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屈原赋”为其一，则屈原楚辞属于散文的辞赋之类；将楚辞视为诗，大抵出自刘勰《文心雕龙》，其《明诗篇》，可以视为最早的诗歌史论文，其中从“三百之蔽，义归无邪”阐述到“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将楚辞视为诗。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又多从诗、文两个角度来审视：《辨骚篇》说屈原楚辞是“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是从属于诗歌的《诗经》和属于散文的辞赋的两个角度来说的；“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这是从艺术价值的评断来辨析，也是从诗、文两个角度来论述；“离骚之文，依经立义”，“虽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这也是从诗、文的两个角度来探讨,“依经立义”，是属于散文的角度，“绮靡而伤情”等，则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这样来看，屈原楚辞是源于诗歌的和散文的两大源头融汇为诗歌的本质属性，因此而从属于诗。《情采篇》说：“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则屈原楚辞乃是为情而造文的辞赋，虽是诗歌，却仍兼辞赋的散文性质，如《诠赋篇》所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楚辞》的编定 西汉末刘向整理屈、宋作品，始编定《楚辞》。 王逸《楚辞章句叙》云:“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 《四库全书总目》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 刘向所编16卷本久佚，惟王逸17卷本《楚辞章句》传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诗、骚完全是两个系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则诗、骚之间，不仅长短不同，幻想与写实的不同，也有着瑰丽的与平朴的不同，以及意旨含混与因自成体系而旨意甚明的不同等等。 楚辞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以及比兴寄托手法，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楚辞产生的原因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楚辞产生的原因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屈原和离骚第二节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阝比］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屈原——千古之谜 《史记·屈原列传》 贾谊作赋以吊屈原，引用了《离骚》及《九章》中的内容。 刘安和东方朔亦有表彰或摹仿屈原之作。 屈原——“箭垛式人物”。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的出仕和流放问题。“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其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羋。楚武王之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羋姓的分支。 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 关于屈原的父亲和姐姐或妻子或女仆（女嬃）。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熊通不再称楚子，而称楚武王。长子毋康为句亶王，中子挚红为鄂王，少子挚疵为越章王。 赵逵夫先生〈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提出,“《离骚》之伯庸,即熊渠的长子熊伯庸”。 Gkh;jqx 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之玄孙“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大致可分两说。 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 朱熹说。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 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 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纪年：年号、甲子；岁星 纪月：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纪日：天干、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纪时：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屈原的思想 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美政”：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 民本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思想的发展。屈原的作品（一） 据刘向、刘歆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离骚》1，《天问》1，《九歌》11，《九章》9，《远游》、《卜居》、《渔父》各1。 司马迁说还有《招魂》1篇。 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 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 我们认为：《渔父》显然不是屈原所作，至于《大招》，也不应该是屈原所为。《远游》和《卜居》两篇不好确定。屈原的作品（二） 《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其中，《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 《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 《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解题 司马迁云：“离骚者，犹离忧也。” 班固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与“罹”） 王逸云：“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游国恩：离骚犹牢骚。鲁迅亦云：不得帮忙之牢骚。 离骚犹“劳商”，乃古乐曲名。 离骚即与“骚”相离，告别忧愁之意。钱钟书：辛弃疾，霍去病。诗歌中常见“忘掉烦劳”。作品选讲 《离骚》《离骚》主旨 “离忧”之“忧”，乃不能通过政治变革以实现“美政”之忧。 实现美政约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君主支持，由上而下实行变革，一是靠志同道合者齐心协力、团结支持而实现。 两种手段的失败，使诗人既深感不得君主信任的苦恼，又深感孤立无援的凄凉，这就构成了《离骚》的两大主题旋律，反复回荡其中。《离骚》的结构 第一大段（至“岂余心之可惩”），主要写诗人在现实中的斗争和失败。 第二大段（自“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主要写了“叩阍”和“求女”两个情节，是两大主题在诗人想象中的变奏，突出诗人想象中的追求和幻灭。 第三大段，主要写了“占卜”和“降神”两个情节，又是两个主题的交替出现，最后设想去国而终不忍去，以“乱辞”归结全诗。九歌及其他作品第三节《九章》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它和《离骚》一样，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九章》每一篇较《离骚》为短，所涉及的事实是生活中具体的片断，不像《离骚》是综合性的自叙；使用的手法以纪实为主，较少采用幻想的表现。《橘颂》 《橘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深固难徙”的品质，以表现自我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黏滞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从而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涉江》、《哀郢》、《怀沙》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窜逐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诗中叙写作者南渡长江，又溯沅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情景。其中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哀郢》作于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郡以后。屈原在流亡队伍中，亲眼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思前瞻后，百感交集，以极沉痛的心情写下这首诗，哀叹郢都的失陷。 《怀沙》一般认为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在作出最终的选择以后，诗人一方面再次申述自己志不可改，一方面以更为愤慨的语言指斥楚国政治的昏乱，表现出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希望世人能够从自己的自杀中，看到为人的准则。《九歌》、《招魂》、《天问》 《九歌》、《招魂》、《天问》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前二种与楚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有密切关系，后一种却是对神话传说和社会历史的质疑。但这三部作品，又从各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屈原的个性和思想情感，同时也是研究楚文化的基本材料。《九歌》 《九歌》的名称，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可见这是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 “九”表示由多篇歌辞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 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 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招魂》 司马迁认为《招魂》为屈原之作，王逸却列在宋玉名下。所招为谁之魂，一说认为是屈原自招其魂，一说认为是招楚怀王之魂。 诗歌开头一段说明招魂的原因。前半部分假托“巫阳”之言，竭力渲染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幽都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各种吃人食魂的鬼怪，凶残狰狞的毒蛇猛兽，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诡异恐怖的图景。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以招魂归来。辉煌华贵的殿堂和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天问》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 战国时期还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其他楚辞作家第四节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司马迁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 宋玉、唐勒、景差三人中，唐勒无作品存世。而景差，王逸《楚辞章句》在《大招》一篇下先标为屈原作，又说“或言景差”，且《大招》又非出色之作，可存而不论。故可以具体评述的，宋玉一人而已。宋玉创作概况 宋玉生平不详。 《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作品十六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 王逸《楚辞章句》中有《九辩》、《招魂》两篇。 《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在写法上体现了由楚辞向汉大赋的过渡。《九辨》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黑暗的现实政治，委婉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 《九辨》中最动人的是对秋景的描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将凄凉寂寞的秋景和自身的惆怅失意、冷落孤独之情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 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高唐赋》、《神女赋》 《高唐赋》、《神女赋》分别写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内容相似。 《高唐赋》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神女赋》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极富韵味。 两赋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而且曲终奏雅，略陈讽谏之旨，已开汉大赋之先河。历代对楚辞的注释中，影响较大的有：汉人王逸《楚辞章句》，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清人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今人马茂元的《楚辞选》参考书目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思考题 名词解释：楚辞 掌握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了解和掌握屈原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状况。 了解其他楚辞作家和作品。 掌握《离骚》的思想内容。 论述《离骚》的主要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