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抽泣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表现为政府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个财政年度）所取得的货币收入。财政收入是衡量一国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财政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灵，以国家为主体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活动。它既是政府的集中性分配活动，又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财政收入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财政收入进行不同的分类。国际上对财政收入的分类，通常按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法下，将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国债收入和收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
(1)税收收入
税收市政府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其政治权利并按照特定的标准，强制、无偿的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它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收入形式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我国税收收入按照征税对象可以分为五类税，即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和行为税。其中流转税是以商品交换和提供劳务的流转额为征税对象的税收，流转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体税种，占税收收入的60%多，主要的流转税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所得税是指以纳税人的所得额为征税对象的税收，我国目前已经开证的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是指以各种财产（动产和不动产）为征税对象的税收，我国目前开征的财产税有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资源税是指对开发和利用国家资源而取得级差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税收，目前我国的资源税类包括资源税、城市土地使用税等。行为税是指对某些特定的经济行为开征的税收，其目的是为了贯彻国家政策的需要，目前我国的行为税类包括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2)国有资产收益
国有资产收益是指国家凭借国有资产所的权获得的利润、租金、股息，红利、资金使用费等收入的总称。
(3)国债收入
国债收入是指国家通过信用方式取得的有偿性收入。国债收入具有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4)收费收入
收费收入是指国家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实施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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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特定公共设施的使用时，向受益人收取一定费用的收入形式。具体可以分为使用费和规费两种。使用费市政府对公共设施的使用者按一定标准收取费用，如对使用政府建设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的车辆收取的使用费；规费是政府对公民个人提供特定服务或是是特定行政管理所收取的费用，包括行政收费（如护照费、商品检测费、毕业证费）和司法规费（如民事诉讼费、出生登记费、结婚登记费）。收费收入具有有偿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不宜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5）其他收入
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建设收入、捐赠收入等。
财政收入的意义
第一,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财政分配是收入与支出的统一过程，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目的，财政收入则是财政支出的前提和保证，在一般情况下，收入的数量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规模，收入多才能支出多。因此，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雉资金，才有为更多的财政支出创造前提。
第二,财政收入是实现国家的职能的财力保证。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社会产品，财政收入正是家资金的重要手段。对实现国家职能有重要意义。
第三,财政收入是正确处理和方面和物质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财政收入的取得不仅仅是个聚集资金的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取得多少、采取何种方式，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处理。只有在组织财政收入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才能达到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分配关系的目的。
财政收入三原则
组织财政收入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系到正确处理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两级利益的关系，还关系到不同对象的合理负担问题。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在组织财政收入时，必须掌握好以下几项原则：
一、发展经济，广开财源原则
二、兼顾三者和两级利益原则
所谓“兼顾三者利益”是指财政在处理国民收入分配，并相应取得自身收入的过程中，不能只顾财政收入的取得，还应将必要的财力留给单位和个人，以调动和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兼顾中央与地方两级利益”是指国家财政在处理国民收入分配，并相应取得自身收入的过程中，应该同时兼顾中央级财政和地方级财政的利益关系。按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我国的国家财政是分别由中央预算和地方总预算构成的两级财政。两级财政有各自具体职能，也形成各自的利益关系，因此在组织财政收入时应兼顾两级利益关系。
三、“合理负担”原则
“合理负担”原则主要体现在税收中，就是指在组织财政收入时，按纳税人收入的多少，采取不同的征收比例，实行负担能力强的多负担，负担能力弱的少负担。它通常采取不同的征税范围，不同的税率，减免税等方式来实现。实行合理负担，是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的需要，也是保证国家财力的需要。
财政收入的经济来源
一、财政收入与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的关系
C、V、M三部分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同时M构成财源主要因素，因此研究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同财政收入的关系应着重研究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中成本因素C和V的变化对M从而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在社会总产品一定且V不变时，降低物化劳动消耗即C，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M和增长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降低生产资料耗费，要根据生产资料的性质区别对待。
1、属于原材料、易燃易耗品等生产资料的耗费，应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在保证产品质量前提下，力求节约，通过技术或生产工艺流程创新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纯收入和财政收入。8
2、属于固定资产耗费的补偿，应合理确定折旧率，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每件产品中转移的折旧价值，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如果折旧率过高，就势必减少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如果折旧率过低，此时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以牺牲企业发展后劲，减慢企业设备更新改造步伐为代价的，因此财政收入增收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在社会总产品一定且C不变时，V部分增大，M部分减少，相反V部分减少，M部分则增大。因此，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增加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有着重大意义。
二、财政收入的经济来源
1、M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剩余产品价值包括税金、企业利润和用剩余产品价值支付的费用（如利息）。其中主要是税金和企业利润。在统收统支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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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财政条件下，国营企业所创造的M绝大部分均由国家集中分配用于扩大再产和社会共同需要形成财政收入。另外，国家以税金形式取走非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纯收入形成财政收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赋予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根据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国家不能取走国有企业的全部M，只能参与一部分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即国家以行政管理者身份参与分配，向企业收取税金，同时以资产所有者身份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2、V是财政收入的补充
V是指以劳动报酬的形式付给劳动者个人的部分。从我国目前来看，V虽构成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但它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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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普遍较低，国家不可能从V中筹集更多的资金。
就现实的经济运行来看，目前我国来自V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8
第二，向个人收取的规费收入（如结婚登记费、护照费、户口证书费等）和罚没收入等。
第三，居民购买的国库券。
第四，国家出售高税率消费品（如烟、酒、化妆品等）所获得的一部分收入，实质上是由V转移来的。
第五，服务行业和文化娱乐业等企事业单位上交的税收，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对V的再分配转化来的。 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财政收入来自V的比重将逐渐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高工资政策和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为主体税的财税制度，其财政收入有相当部分直接来自V。
3、C中的个别部分构成财政收入
补偿价值C中的基本折旧基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成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一般已不适宜将折旧基金列为财政收入，但是，由于实行国民生产总值型的增值税，仍有一部分C通过增值税成为财政收入。
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
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是指按财政体制划分的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本级收入。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属于中央财政的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的7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50%部分和海洋石油资源税。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镇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增值税2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8)50%部分和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资源税。
另外，铁路运输、国家邮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作为中央独享收入。中央跨地区经营、集中缴库企业、省级电力公司、高速公路以及卷烟厂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作为中央和省级分享收入。其他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省、市州按比例分享。分享比例2002年分别为50%、15%、35%，2003年分别为60%，12%、28%。
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
[2006-3-2189:41:02]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后，财政收入按财政体制划分为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本级收入。2001年前划分方式为：
属于中央财政的收入包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的7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50%部分，海洋石油资源税，海域场地矿区使用费收入，个人所得税（个人储蓄利息所得税），教育费附加收入（中央部分），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中央部分）。
属于地方财政的收入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镇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增值税25%部分，证券交易税（印花税）50%部分，除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其他收入，排污费收入，城市水资源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地方部分），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地方部分）。
从2002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的政策。其中，2002年中央和地方按五五比例分享；2003年按六四比例分享；2003年以后年份的分享比例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再行考虑。如果某地方以后年度的所得税收入完成数达不到2001年的数额，中央将相应扣减对该地区的基数返还，或调减该地区的基数上解。改革后，所得税的征收管理范围仍按现行渠道有国、地税分别进行，但新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所得税由国税局征管。
按照财政部的意见，地方财政收入指的就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包括：增值税25%、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屠宰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其他各项税收、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其他各项收入。不含基金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衡量一个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重要指标。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分成规定
一、中央固定收入：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税、契税、屠宰税、筵席税。
三、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
1、增值税（除进口增值税）：中央75%，地方25%。
2、营业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3、企业所得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部分按中央60%，地方40%分配。
4、个人所得税：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归中央，其余部分按中央60%，地方40%分配。
5、资源税：海洋石油企业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部分归地方。
6、城市维护建设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7、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94%归中央，其余6%和其他印花税归地方。
中央地方财力之争
人没有血液就会毙命，政府没有岁入就无法生存。政府无论要干什么事就必须有适当财力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是国家能力（State8Capacity）的基石。
任何政府都懂得，自已掌握的财源越多，统治起来便越得心应手。因此，对政府而言，它总希望受自已支配的财源多多宜善。但是，岁入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政府想尽量扩大岁入，而现实中存在诸多限制政府汲取财政资源能力的因素。玛格丽．莱维（Margaret8Levi）认为在非共产党国家，限制政府汲取财政资源能力的因素概括起来有三：“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relat1ve8barga1ning8power），“交易费用”（transaction8cost），和“贴现率”（discount8rates）。总之，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是限制政府汲取财政资源能力的主要原因。[1]
在共产党国家，有组织的独立社会势力基本上不存在。政府无须为了财经政策与什么人去讨价还价。既然无须讨价还价，它因此不会为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付什么“交易费用”。这样，限制政府汲取财政资源能力的因素似乎只剩下了一条，即“贴现率”。说到底，政府为了顾及未来财政收入不能涸泽而渔。在多大程度上，政府打算为了未来利益牺牲眼前利益，这便是莱维所谓“贴现率”的含义。理智的政策制定者会尽量汲取财政资源直至一个现实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的进一步汲取会危及未来收入。[2]
这样说来，是不是共产党国家就不存在围绕财政资源汲取及分配的政治斗争了呢？当然不是。不错，国家与社会之间围绕财力分配的斗争大体上终止了；但国家机器内部各分支之间，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及省以下）之间围绕财力分配的政治斗争从未间歇过。在共产党国家集权式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它是“收税人”，在自己的辖区内向纳税者（主要是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征税；另一方面，它是“纳税人”，要将本地征得的税款按一定比例交给中央政府。作为“收税人”，地方政府象中央政府一样希望汲取尽可能多的税收；但是作为“纳税人”，它会想方设法扩大留在自己口袋里的那一份。中央想尽量集中财源办它认为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事情，地方则希望尽量缩小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以发展地方本地利益，这就是中央－地方围绕财源分配展开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因。这样，在共产党国家，中央政府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主要受制于它与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它在选择控制地方政府种种方式时对其成本与收益的计算。
本章将追溯中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在过去四十几年变化的轨迹。其重点是中央、地方在财政领域力量分配的格局。我们将讨论中央政府对财源的控制能力如何逐渐衰退，中国政府如何从一个“强政府”（strang8state）演变成一个“弱政府”（weak8state）。
◎“强政府”时期
中共政权在五十年代初期是十分强盛的。一方面，历经了数十年的战争与革命，整个社会结构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没有一个社会集团能和从血与火中走出的新政权抗衡。另一方面，国家机器内部各分支才现雏型，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独立的政策取向。一九五零年三月，中央政府一举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统一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本来在根据地时期，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是分散经营的。各有各的货币，各有各的预算收支，各有各的管理经管方式。现在，全国财政收支管理，全国物资管理，全国现金管理全部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集中财政收入是统一财政工作的重点。除了极少数经中央政府特准的小额地方税以外，一切税收要上缴中央财政。至于财政支出，除乡（村）及城市市政建设附加收入和乡村镇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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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小学及县简易师范经费支出外，其它支出均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当时，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政府国库空匮，中央集中财力，统一计划使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财力，分别轻重缓急，将资金用在恢覆国民经济的重点项目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９５3－1９５7），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巩固并得以发展，国家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也随之大大增强。这期间，国家预算收入，无论就其绝对数额或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都迅速成长。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收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到一九五七年已增至2９％。[3]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占主导地位。整个“一五”期间，中央收入相当于全部预算收入的80％左右，而省、县两级收入加起来也不过占全部预算收入的20％。预算支出的情也一样由中央政府唱主角：7５％的支出由中央定，只有2５％左右的支出由二十几个省和两千多个县支配。[4]
五十年代的变化标志政府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已不可用道里计。据拉迪（Lardy）教授估计，十九世纪末，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至多只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一九二八年后，虽经种种努力，民国中央政府的税收也不过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既使加上省及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全部财政收入充其量也达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财政收入的不足严重限制了政府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在短短几年内，共产党政权能使这种局面一举改观，不能不称作一种奇迹。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一九四九年后政府财政在资源配置和分配中的作用也显得十分突出。[5]
强有力的汲取财源能力使中央计划者得以加快资金形成速度，并将资源集中用于政府认为急需的产业和地区。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这方面一个显著的成果。
◎毛泽东时代的权力下放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虽然发展迅速，过分集中的苏联模式也开始暴露种种问题。经过几年的存在，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并开始努力争取扩大自己地区的经济实力。在过分集中的财经体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地方政府往往显得缺乏积极性。由于财政收支不挂勾，地方政府缺乏尽力扩大财政收入的积极性；由于中央对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指针一年一变，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对本地经济有什么长远规划。[6]
毛泽东也不喜欢苏式中央计划体制，这主要是因为他从骨子里反官僚体制。他用来克服官僚问题的方法是权力下放。他相信，如果各地能建立相对自足自给的经济体系，一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权力下放因此成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开场锣。[7]
第一个下放的权力是财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扩大了地方的收支权。一九五八年六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并允许省、市、自治区制定税收办法，开征地区性的税收。一九五八年九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更定，在收入方面，除少数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和不便于按地区划分的收入，如铁道、邮电、外贸、海关等收入以外，其它多种收入包括各种税收和一切企业收入，全部划给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管理；在支出方面，除中央各部门直接办理的少部分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拨款），中央级行政和文教支出、国防费、援外支出和债务支出以外，所有其它各种支出、包括地方的基本建设拨款和企业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在内，全部划给省、市、自治区。
第二个下放的权力是计划管理权。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定中央和地方都要制定生产计划的两本账。中央的第一本账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账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账是地方的期成计划。这样的计划等于没计划，宏观经济调控全无可能。这是高指针、瞎指挥、浮夸风的制度根源。严重的是连基本建设审批权也下放了。一九五八年四月起，中央只审批特大建设项目。地方兴建大型项目，只须报中央计委备案即可，中小型项目连上报的必要也没有。无怪乎那两年基本建设急剧膨胀，重复建设、盲目生产的现象比比皆是。
第三个下放的权力是企业管理权。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定对中央所属企业进行下放，并要求各部门在六月十五日以前一律下放完毕。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中央各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从九千三百多个骤灭到一千二百个，下放了88％。荒唐的是，一些地方根本无法管理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下放了。特别严重的是，连铁路、公路、邮电、航空、港口、电网、军工企业及连接地区商业的大批发站也下放了。结果造成了地区分割、周转不灵。
如果有人认为权力下放一定会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看看五八年权力下放的后果是很有启发性的。三种权力的下放都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了中央政府财力的控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整个财政收入中，中央政府可以支出7５％以上；但是大跃进期间，中央能支配的分额骤灭至５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支配的财力由不到2５％升到５0％。但中央政府缩减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并不意味国家干预的减少。如果我们采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指针，就会发现，大跃进期间国家干预实际大大加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平均为32.7％，而五八年这个比率上升到3９.９％，五九年再上升到47.3％，六零年更达到空前绝后的５3％。[8]在中央干预减少的同时，国家干预度大大加强了。这只能说明，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一旦扩大，它们会更广泛、更深入地干预自己辖区的经济，以获取更大的属于自己支配的财力。8
在权力下放的气氛下，仅仅扩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已满足不了它们的口味。财政收支毕竟要经过预算算等程序，要接受上级监控。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上级监控当然是越少越好。于是我们发现，预算外资金在大跃进期间第一次迅速膨胀起来。所谓预算外资金是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自提自收，自行支配的财政资金。建国初期，预算外资金数量很小，项目也不多。一九五二年，预算外资金第一次列入统计时，它只相当于当年国家预算的7.8％。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预算外资金平均为预算内资金的6.５％。在大跃进的前一年，一九五七年，预算外资金的总额仅为26.33亿元。但五八年，预算外资金翻了一番，增至５５.９９亿元。五九年再增至９6.５５亿元，几乎又是一番。六零年高达111.78亿元。短短三年间，预算外资金的数额几乎涨了五倍，它相当于预算收入的比例也由五七年的8.５％增至20.6％。[9]
地方手里的钱多起来后，就急不可待地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一时间，计划外项目遍地开花。连贫困省份也不甘落后。例如，甘肃省在五八年的头六个月间投资兴建了二十二万四千五百个新工厂。[10]就全国而言，五八年的基建投资达267亿元，比五七年增加了９7％，几乎相当于整个“一五”期间基建投资的一半。[11]
基建膨胀导致了宏观失衡，宏观失调迫使中央花更多的钱去补窟窿。结果是巨额赤字。从五八年到六一年连续四年入不敷出，总共造成148亿元的财政赤字。[12]
大跃进的失败表明国家财政入的大小本身并不能显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经济干预能力的强弱。国家财政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从社会汲取的财力的总和。当地方政府控制财政入的相当大一部份，且用这些资金来追求自身利益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增加很可能不但无助于增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干预经济、实现中央策者制定的政策目标的能力，反倒有损于这种能力。
不过，五八年权力下放持续的时间毕竟不算太长。当中央发现继续沿这条思路走下去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时，它仍有可能将下放的权力收回来。[13]
一九六一年后，中国恢覆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前几年下放的生产、基建、劳动、收购、财务等管理权限统统又收回到中央手中。收权种种措施中，集中财权最为关键。中央先后颁布了“银行六条”和“财政六条”。“双六条”的实施有效地改变了财政分散，制度不严，管理松弛的现象。这些措施很快见了成效。在六一年至六五年五年间，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降低到了五七年的水平（约34％）。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回升到60％（回到“一五”时期的水平已不太可能）。随后，中央又采取严厉措施全面整顿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的总额和其相当预算内收入的比例很快双双跌落。到一九六五年时，预算外资金相当于预算内收入比例已由六零年的20.69％降为169％。[14]重新集中财权使中央能在短期内实现压缩基建、调整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消除财政赤字等宏观目标。到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已全面好转。如财力仍然分散在各级地方政府手里，这么快渡过由天灾人祸引起的极度经济困难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但对毛泽东来说，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好转，他再一次打碎苏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经济实权仍应分散到各地区去。他批评中央部门收权收得过了头，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权力都要还给地方。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15]
几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天下大乱。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到一九六八年底，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政权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个人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几乎等于零。六七年的计划订出但无法传达到基层；六八年干脆就没有计划。国家财政收入从六六年的559亿元降到六七年的419亿元。六八年更跌至361亿元，比十年前的水平还低。
七十年代初，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分权运动。这次，他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连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吉林石油化工公司这些巨型企业也不例外。[16]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也再次下放。
权力下放的目的是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但中央很快发现，这样激发出来的地方积极性主要表现在追逐狭隘地方利益上。象大跃进期间一样，地方政府有钱后第一件事就是投资固定资产。基建计划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突破。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宏观调控，分权体制带来的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基建膨胀引发职工人数剧增；职工人数剧增，导致工资总额暴涨。本来计划规定七零年至七一年国营企业招工三百零六万，而实际招工人数是九百八十三万。六百多万多招的工人给国家财政增添了巨大的包袱，也给市场供应增添了巨大的压力。[17]
面对由权力下放引起的种种问题，周恩来等温和派领导人曾试图重建中央对工业管理和预算资金控制。但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四人帮”的干挠。[18]毛泽东有时能起到制止“四人帮”过激行为的作用，但总的说来，他的屁股是坐在“四人帮”那一边的。由于毛泽东坚持各地尽量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总的说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权在七十年代前半期比六十年代要大得多。
地方政府的一个财源是所谓“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小水泥）。一九七零年，中央定在随后五年内安排80亿元专项资金，由省、市、自治区掌握使用，重点扶持“五小”工业发展。新建的县办“五小”企业，在二、三年内所得的利润，690％留给县，作为发展“五小”企业的资金。既使亏损，地方政府也不会因办“五小”企业而吃亏，因为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可以由财政给予亏损企业补贴，或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减免税照顾。[19]
预算外资金在七十年代初也开始再度膨胀。七零年至七六年间，预算收入只增加了17.1％，但预算外资金增加了172.8％。七零年，预算外资金只相当于预算内资金的1５.2％；七六年，这个比率已上升到3５.５％。[20]随着中央对财力控制权的削弱，不少地方政府对完成国家调拨指针的态度也消极起来。更有甚者拒绝按国家调拨价将本地物资卖给外地。[21]
文革时期堪称是极权主义登峰造极的年代。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国家的干涉。但是极权统治赖以存在的地方各级政府同时也是削弱国家管理经济能力的主要因素。统治方式的严酷并不能保证国家如愿以偿地实现它自己制定的经济目标。当毛泽东于七六年离开人世时，中国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分裂成一批各自为政、自成门户的封闭体系。[22]
毛泽东的权力下放不仅唤醒了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意识，也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力。自我意识加上独立了财源使地方政府有可能变成在的离心力量。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因此既包括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也包括一个裂痕重重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外在的离心倾向受到了他极权主义统治方式的钳制。尽管他偏好分权式的经济管理，但他从未须臾放松统一集中的政治领导权。七十年代初，大多数省级领导刚刚恢覆职位，文革早期对他们的冲击记忆犹新，他们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防稍有不慎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搞什么“地方主义”呢？因此，离心倾向在省一级显得很弱。[23]地县以下，情就不一样了。地县领导不必直接与凶神恶煞的“四人帮”打交道，他们的顶头上司----省级领导----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十分“软、懒、散”。中央不是号召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吗？地县领导正好可以钻这个空子。各自为政、自成门户的“独立王国”因此便显得名正言顺起来。[24]
另外毛泽东晚年时，财权虽下放了不少，中央手里仍集中较大的财力。七十年代初，财政收入的80％是地方政府收上来的，但它们支出只占整个财政支出的4５％。这个比例虽然比六十年代初重新集权时期要高一些，但仍低于大跃进时期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央－地方的分成比例一年一变，使中央有较大的灵活性。事实上，从七零年到七六年，财政体制几乎每年都在变。七六年运行的体制与六十年代初的体制已相去无几了。[25]
◎邓小平的“放权让利”[26]
自毛泽东离开人世间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说到底，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其基本思路，这就是“放权让利”。[27]财政体制是邓小平全面改革的突破口。[28]很多人认为，，八零年以后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派中央主动向地方让步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面、扩大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当然并没有什么大错。的确，毛泽东的分权与邓小平的分权目的很不一样。对毛泽东而言，分权是为了替代斯大林式中央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而邓小平认为分权是从统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之所以在八零年定放权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别的原因。事实上，改革派的中央在八零年除放权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开了著名的十一三中全会。全会决定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它定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免一部分农业税收，大量进口食，使农村得以休养生息。它定在城镇为下乡知青安排工作，提高职工工资级别，恢覆奖金制度，大批兴建职工住宅，以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团结。
归还历史旧帐当然大得人心，但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七九年和八零年，中国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两年合计348亿元，比五零年到七八年二十九年间赤字的总和（248亿元）还要多100亿元。[29]不难想象，改革派中央面对这种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负担会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怎样消除赤字呢？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多印钞票，把赤字转嫁给老百姓。这两年，银行增发了130亿的票子，使货币流通量接近要引起危机的临界点。这个方法显然风险太大。如果改革伊始出现物价暴涨，并由此造成人民不满，那么改革只有无疾而终了。说到底，消除赤字只有三种方法，一是增加收入，二是缩减开支，三是双管齐下。但贯彻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本章开始时就指出了中国财政税收制度不同于别国的特点。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国营企业是主要纳税人；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大量的国营企业归属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对所辖企业实际上拥有某种产权。[30]这种产权使地方政府与所辖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中央每从地方抽走一分收入，地方政府就会感到自己的钱袋瘪了一分。中央如定缩减开支，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得以保留，要砍先砍别人的。因此，不论是增加收入还是缩减支出，中央都必须与地方协商。毛泽东时代已造成了财力分散，此时如中央想籍重新集权的手段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一定会遭到地方政府的强烈反感。而改革派的中央最需要的正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改革刚开张便与各路诸侯打一场遭遇战，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正是在这种背负庞大赤字，增收也不是、减支也不是的情下，中央定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分灶吃饭”对中央来说有两点长处：一是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财政开支，二是保证中央收入至少不低于现有水平。“分灶吃饭”同时给予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使地方政府也乐于接受。总之，在当时情况下，“分灶吃饭”是阻力最小的政治解决方式。[31]中央希望“分灶吃饭”能激发地方积极性。随着财政总收入的扩大，也许中央收入部分也会相应扩大，赤字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以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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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八零年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结果。换句话说，改革派中央纯綷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让利的解释是不正确的。这次放权让利表明中央已无力用重新集权的形式获取更多的收入，它所能做的只是寄希望进一步分权能使中央收入随地方收入同步增长。[32]
关于八零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有项研究谈到，这里不再赘述。[33]既然前面我们已断言八零年的放权让利是中国国家能力衰退的产物，下面讨论的重点是这次财政分权反过来对国家能力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
首先，必须承认“放权让利”对调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是完全必要的。中国的改革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放权让利”功不可没。但凡事皆有度，在度以内可以成好事的，一到度以外就可能变成坏事了。现在的问题是，“放权让利”是否过了度?8今后的改革还能不能继续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走下去?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首先看看在过去十多年里，第一章列举的五个衡量国家能力等式中各项变量(国民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发生了甚么样的变化。
国民收入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达。自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间，年增长率达8.7%之高。预算内收入同时也增长佷快。但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计算财政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弹性可以揭示政府财政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不同步性。改革以前，财政收入增长弹性值大于单位1；但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五年间，财政收入(不含这债务收入)增长弹性值下降至0.736，小于单位1，属于低弹性范围；在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间，这一弹性值又降至0.429，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政府财政收入只增长0.429%。
在此期间，预算外资金则急剧膨涨。在一九七九至一九九一年十三年间，预算外资金年增长率达19.2%，比预算内收入的增长速度快十几个百分点。一九八八年以后，预算外资金收入的规模已几乎与预算内资金的规模并驾齐驱。在相当一部分省，市，预算外收入(或支出)已超过了预算内收入(或支出)。无怪乎不少人把预算外资金称作中国的“第二预算”。一个国家却有两个规模旗鼓相当的预算，也算得上一件咄咄怪事。
就中央财政收入而言，其绝对值仍是上升的，但其增长速度却远不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例如，在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六年期间，地方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3%，比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出2.8%。
把国民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中央财政收入这四个变量的历年数据代入第一章讨论过的五个等式，我们便得到了表一展示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与改革之前时期比较，计算表一时，国民收入是指中国统计口径中的“国民收入”，而不是国际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中国统计年鉴>没有给出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口径的国民收入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而国民生产总值除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外，还计算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所以，前者要比后者小许多。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式(I),8(II)和(V)的分母，则所得的比值会比表4.1显示的比值要低一些。
栏(I)表明，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急剧下降。如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作式(I)的分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一九七八年的31.2%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14.2%，跌了一半以上。如果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不变的话，预计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在二零零零年跌至10%以下。
栏(II)最有意思。它表明，在放权让利的给改革过程中，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企业掌握的资金(预算内加预算外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不过，虽然预算内外资金在理论上都属于“国家所有”，它们的使用并不一定服从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相反，地方政府和企业常常用它们掌握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追求与全局利益相反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将每分每锂以国家名义计帐的收入都当作国家汲取能力的表现显然是不正确的。
栏(III),8(IV)和(V)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同一个事实:8中国中央政府能控制的财力在比重上是越来越小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五十年代曾高达70%至80%，六十年代仍占690％以上，而在八十年代已降到50%左右。一九九二年只有38.6%．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收入很少低于财政总收入的５0％。以联邦制的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的税收占总税收入的５7％，州及州以下政府的税收加起来不过总税收的43％。[34]8如果我们按中国财政学教科书的定义，把预算外资金也计入财政收入的话，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则显得更小，只占整个财政收入(预算内加预算外收入的总合)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我们进而按国际通例计算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话，则其结果比式(V)给出的结果还要令人咋舌:8这个比重已由1980年的15%左右跌至目前的5%左右。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也许是最低的．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五千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这项比重低于10%，多数超过15%8(见下一章的讨论)。无怪乎鼓吹市场经济最卖力的世界银行也在一份报告中惊呼：“世界上很少有国家的财政支出比中国的更为分散。”[35]
[1]8.Margaret8Levi,Of8Rule8and8Revenue8(8Berkeley:8University8of8California8Press,819888),8pp.2-3.
[2]8.同上，pp.32-33.
[3]8.Carl8Riskin,8China`s8Political8Economy:8The8Quest8for8Development8Since81949
(Oxford:8Oxford8University8Press,1988),8pp.71-72.
[4]8.Liu8Suinian8and8Wu8Qungan,8China`s8Socialist8Economy:8An8Outline8History8(1949-81984)8(Beijing:Beijing8Review,1986),pp.174-175.
[5]8.Nicholas8R.8Lardy,8Economic8Growth8and8Distribution8in8China8(Cambridge:8Cambridge8University8Press,1978),8pp.40-41.
[6]8.同上，pp.88-89.
[7]8.Riskin,8China`s8Political8Economy,8Chapter89.
[8]8.柳随年、吴群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９88年，页一八四。
[9]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９９0年，页二四三。
[10]8.Liu8and8Wu,8China`s8Socialist8Economy,8p.231.
[11]8.同上，p.239.
[12]8.这里我用的定义是接近国际通用的定义，其中预算收入中减去了国内外债务收入，预算支出中减去了偿还内外债的支出。See8World8Bank,8China:8revenue8Mobilization8and8Tax8Policy,8pp.9-10.
[13]8.Don8Van8Atta,8“The8USSR8as8A8'Weak8State’:8Agrarian8Origins8of8Resistance8to8Perestroika.”World8Politics,8vol.XLII,8no.18(October81989),8p.149.
[14]8.Zhao8Dexing,8Zhonghua8renmin8gongheguo8jingjishi:81949-1966(Zhengzhou:8Henan8renmin8chubanshe,1989),8pp.680-694.8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９4９－1９696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９8９年，页六八零至六九四页。
[15]8.8Zhao8Dexing,8Zhonghua8renmin8gongheguo8jingjishi:81967-1984(Zhengzhou:8Henan8renmin8chubanshe,1989),8pp.42-43.8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９697－1９8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９8９年，页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16]8.8Liu8and8Wu,8China8Socialist8Economy,8p.364.
[17]8.8同上，p.374.
[18]8.8同上，pp.380-381.
[19]8.8左春台、宋新中主编《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９88年，页三七六。
[20]8.《中国统计年鉴1９９0年》，页二四二。
中央地方财力之争(下)8来自:8免费论文网www.shu1000.com8
[21]8.Zhao8Dexing,8Zhonghua8renmin8gongheguo8jingjishi:81967-1984(Zhengzhou:8Henan8renmin8chubanshe,1989),8pp.60-62.8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９697－1９8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９8９年，页六十至六十二页。
[22]8.Thomas8P.8Lyons,8Economic8Integration8and8Planning8in8Maoist8China8(New8York:8Columbia8University8Press,1987),8pp.213-218.
[23]8.Lardy,8Economic8Growth8and8Distribution8in8China.
[24]8.Riskin,8China`s8Political8Economy,8pp.213-218.
[25]8.财政部综合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一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９82年，页十四至十九。
[26]8.关于“国家内卷化”这个概念，见Prasenjit8Duara,“State8Involution:8A8Study8of8Local8Finances8in8North8China,1911-1935”,8Comparative8Study8of8Society8and8History,8(1987),8pp.132-161.
[27]8.Li8Xianglu,8“Weishemo8shuo8fenquan8rangli8gaige8shi8zhengque8de,”Zhishi8fenzi,8(Fall81990).8李湘鲁，“为什么说分权让利改革方针是正确的”，《知识分子》，1９９0年秋季号。
[28]8.Zuo8Chuntai8and8Song8Xinzhong,8Zhongguo8shehui8zhuyi8caizheng8jianshi,8p.453.8左春台、宋新中主编《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页四五三。
[29].8同上，页四三一至四五二。
[30]8.David8Granick,8Chinese8State8Enterprises:8A8Regional8Property8Rights8Analysis8(Chicago:8The8University8of8Chicago8Press,81990).
[31]8.Susan8L.8Shirk,8“Playing8to8the8Provinces:Deng8Xiaoping`s8Political8Strategy8of8Economic8Reform.”Paper8presented8at8the8Annual8meeting8of8the8APSA81990.
[32]8.事实上，1９80年的权力下放本来是以由中央上收数千家大中型国营企业为条件的。但是由于地方的反对，这个条件从未落实。还应注意到，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整肃前（1９769年），曾决定重新集中财权。见Allen8S.8Whiting,“Domestic8Politics8and8Foreign8Trade8in8the8PRC,1971-1976,”(Ann8Arbor:8Michigan8papers8in8Chinese8Studies,no.39,81979).
[33]8.8Michel8Oksenber8and8James8Tong,8“The8Evolution8of8Central-8Provincial8Fiscal8Relations8in8China,81953-1983:8The8Formal8System,”unpublished8paper,8February81987;8Shirk,8“Playing8to8the8Provinces.”
[34]8.8World8Bank,8China:8Revenue8Mobilization8and8Tax8Policy,8p.80
[35]8.同上，p.76-80.8载请注明来自文档中国doctxt.net
1，谁告诉你的“8GDP的增长率则是扣除了物价变动因素，是按不变价统计的。比如说08年GDP增长9%，CPI5。9%，则名义GDP增长率为14。9%”-------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GDP全称是“国内生产总值。在一个国家地区内一段特定时间（一般为一年）里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值”也就是说，GDP里面己经包括了CPI。。。资料来源：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国内生产总值&variant=zh-cn
2，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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