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的狐形象探讨

《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的狐形象探讨 　　引导语：《聊斋志异》是清代文人蒲松龄历时四十多年的创作，是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带动了清代以后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以下是的我为大家找到的《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的狐形象探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 要 　　《聊斋志异》又名《鬼狐传》，一经问世，便成为"风行天下，万口传诵"的经典小说。对这一经典的研究，无论是古之大家的点评，还是时下学者的专着研究，都成果硕然。 　　其研究意义与价值也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历久弥新。其中对狐精故事、狐形象的研究，亦是这一经典研究的魅力之一。 　　狐精故事、狐形象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经崭露头角，然而到了蒲松龄笔下才真正实现人形、人情和人性的完美结合。笔者通过文本细读，以数量统计为手段，得出：《聊斋志异》中狐精故事共计 84 篇，占全部篇目的 1/6.故本文拟从这些狐精故事中的狐形象一途入手，先以历史发展为依据，总结出《聊斋志异》之前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的四大特点，即：祥瑞之狐、妖魅之狐、祭坛之狐以及人性之狐。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整理出《聊斋志异》狐精形象对前代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在：善幻化、善蛊媚、能预知、初显人情方面的继承;以及在：人性特征的融入、人类情感的凸显、人狐关系的改造三个方面对以往狐精形象予以的突破。 　　在继承和创造的基础上，蒲松龄笔下的狐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人性化、情感化、个性化特征，还体现了人情、人性、人狐关系的复杂性。以人形、人情、人性为基础，笔者从爱情、友情、侠义、才智、作祟五个层面解读了《聊斋志异》中狐精形象：使狐形象具有了敢爱敢恨之情、肝胆相照之谊，对人情予以张扬;划分了厚德仁行的侠狐、作祟害人的恶狐，对世间善恶予以评判;蕴含了足智多谋之才华，博采众长之学识，儒雅而才通古今，反映了作家朴实的文学态度。 　　结合历史文献，进而探究作者在这一作品中生动塑造狐形象的内在原因，挖掘其形象背后作者矛盾、孤愤、治世的独特的创作心态，既是作者深邃情感的寄托，也是自我生活状态的呈现，更是文人情怀的表达。这不仅完成了深入挖掘蒲松龄与狐形象之间的联系，也实现了对狐形象的深刻解读，以至于通过狐精形象来读透，乃至读懂蒲松龄。 　　关键词：《聊斋志异》;狐形象;蒲松龄;创作心态 　　目 录 　　摘 要 　　引 言 　　一、选题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二)国外研究综述 　　三、研究创新点 　　四、研究方法 　　五、研究价值 　　第一章 狐形象的记述演变 　　第一节 祥瑞之狐 　　第二节 妖魅之狐 　　第三节 祭坛之狐 　　第四节 人性之狐 　　第二章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节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继承 　　一、善幻化、有人形 　　二、善蛊媚、祸害人 　　三、能预知、有学识 　　四、显人情、人狐恋 　　第二节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发展 　　一、人性特征的融入 　　二、人类情感的凸显 　　三、人狐关系的改造 　　第三章《聊斋志异》狐形象描写的多样性 　　第一节 爱情之狐 　　第二节 友情之狐 　　第三节 侠义之狐 　　第四节 才智之狐 　　第五节 作祟之狐 　　第四章 由《聊斋志异》狐形象的描写反观蒲松龄的创作心态 　　第一节 矛盾心态 　　一、宣扬个性与维护传统之间的矛盾 　　二、批判科举与追逐功名之间的对峙 　　第二节 孤愤心态 　　一、坐馆生涯之孤苦 　　二、仕途坎坷之悲愤 　　三、社会弊端之惆怅 　　第三节 治世心态 　　一、宣扬孝、悌的人生观 　　二、倡导平等、自主、忠贞的婚恋观 　　三、歌颂至情至真的友情观 　　四、颂扬知恩图报的道德观 　　结 语 　　 　　引 言 　　一、选题依据。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人蒲松龄历时四十多年的创作，是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带动了清代以后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它虽写乱力怪神之事，实则不外乎人情世故，一经刊发便"风行天下，万口传诵".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成功塑造了数以百计的，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其中尤以狐形象最为令人难忘。他虽不是第一个将狐引入文学创作的人，然而"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聊斋》为第一".狐形象在蒲松龄的笔下创造性地被改编或者重塑，并呈现出新面貌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实现了人形、人性和人情的完美结合，完成了审美化、理想化和现实性的高度统一，成为了一道独特别致的风景。因此，对《聊斋志异》狐形象的研究将会显出较为重要的意义。 　　尽管有关《聊斋志异》狐形象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都颇多，但仍有研究余地。本文试图依据狐精逐渐人性化这一过程，总结历史上的狐形象，并以此为前瞻，细察《聊斋志异》之狐和前人笔下之狐的异同点，突出《聊斋志异》狐形象之发展，希望能丰富《聊斋志异》狐形象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几乎与《聊斋志异》同时期，有关它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主要是以小说评点的形式呈现。在当时众多评论家中，以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位评论家的点评最为出彩。他们的点评多是对具体篇什的分析，关于狐形象的分析却是只言片语，评点内容主要涉及单篇作品的写作手法、语言、情节、作品中人物的品行、作品的主旨思想、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结合社会情况发表自己对现实的议论。尽管具有偶有感悟、随手书写、零散不成系统的特点，但也不乏"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精辟见解，开辟了《聊斋志异》研究的先河。 　　近些年来，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拓展，关于《聊斋志异》的探究之风仍没有消歇。不胜枚举的研究专着、学术论文相继问世，研究范围包含作家的身世背景、创作动机;小说的版本、主题、思想内涵、评价及影响;还有作品人物形象分析、语言技巧、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依据本篇论文的选题范围，本小节将重点整理和归纳《聊斋志异》狐形象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综述。 　　现当代时期，国内对《聊斋志异》中的狐形象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以张稔穰、袁世硕、汪玢玲、朱一玄、马瑞芳、李剑国、陈炳熙等人为代表，其着作中涉及狐形象分析的主要有：马瑞芳教授的《狐鬼与人间：解读奇书<聊斋志异>》、《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等一系列着作主要依据狐形象的性格特点，分析了狐精故事里狐形象的艺术魅力，但侧重点是具体文本的赏析。而张稔穰教授的《<聊斋志异>艺术研究》相较之马瑞芳的着作有整体性，系统化。该书主要以整部小说为蓝本，在对整部短篇小说集的艺术美学研究的基础上，专设章节分析了狐形象的艺术特色。汪玢玲教授在《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中也用专章写"聊斋志异与狐文化".她统计《聊斋志异》共有 82 篇狐精故事，从民俗文化角度将其分为情狐、义狐、学狐、天狐、妖狐和凡狐六类，并在专章中探讨宗教文化对狐精故事的影响，以及虚构与现实的手法对塑造狐形象的影响。李剑国则将"中国狐文化"作为一条主线，在《中国狐文化》一书中，以《聊斋志异》的美狐和友狐形象佐证了狐妖的文学审美化这一发展脉络。陈炳熙也在《聊斋境界》一书里从"特色独具的狐的闹剧"、"用活人的血肉塑造狐"、"写狐的一个重要方法"、"狐的爱情悲喜剧"、"在嬉笑怒骂中臧否人物"等五个方面赏析了狐世界的面貌秩序，解读了蒲松龄独特的写狐方法，以及作家在塑造狐形象中对狐的兴趣这一创作动机。 　　除了专着类，国内对《聊斋志异》狐形象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不仅数量繁多，内容丰富，而且还呈现多角度化的特点。 　　1.狐形象分类研究。如刘颖慧在《中国文言小说中的狐意象》(陕西师范大学，2002)中认为《聊斋志异》狐故事一共有 86 篇，并将狐形象分成两大类：继承传统害人模式的狐精和多具人情的狐精。岳文立《巫文化视野中的<聊斋志异>》(河北师范大学，2006)中说，《聊斋志异》狐化人的故事共计 73 篇，依据内容将其划分为六类：作祟之狐，与人交游之狐，复仇之狐，助人为乐之狐，与人婚恋之狐，戏谑之狐。商志翠的《论<聊斋志异>变形现象》(河北大学，2012)，认为《聊斋志异》涉及狐变形的作品共有 71 篇，并按照正反两面的原则，将其分为：美狐和丑狐，其中美狐包括友狐和情狐，丑狐指淫狐和相貌丑陋之狐。 　　2.狐形象特点研究。如黄洛《狐与<聊斋志异>》(《蒲松龄研究》，1997 年第 1 期)认为《聊斋志异》狐形象的最大特点：一是倾注了作者极大的热情，二是狐形象有着高度化的人格。张艳君的《论<聊斋志异>对传统狐仙题材的拓展与超越》(《蒲松龄研究》，2004 年第 4 期)总结得出，蒲松龄笔下的狐形象具有人性、人情的基本特点。徐克瑜《<聊斋志异>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一文中阐述了《聊斋志异》在审美方面对狐狸这一形象的改造。他认为，蒲松龄笔下的狐都具有狡黠、聪明、机智和无所不能的超自然力的灵性特点。 　　3.文化思想类研究。如姚玉光《再论<聊斋>狐小说的文化创新价值》(《蒲松龄研究》，2005 年第 1 期)从民俗学层面，依据社会存在的恶霸、欺诈、性犯罪三大问题，解读蒲松龄透过狐形象表现出的超前的、独到的思想文化。柴国珍《正义·和睦·诚信--<聊斋志异>狐小说的文化价值取向新探》(《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期)同姚玉光的论文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从社会丑态、婚姻家庭、精神文化三个方面论证了《聊斋志异》狐精故事正义、和睦、诚信的文化价值取向。 杨秀云、杨萍的《<聊斋志异>中狐意象的独特意蕴》(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则从人类自身与狐的关系着手，探讨蒲松龄以一种纯粹的、无功利的心态塑造笔下的狐妖形象，它们是人类审视自身的参照对象，暴露了人类自身依然不能自觉意识到自身存亡的问题。 　　4.原因动机类研究。陈炳熙的《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蒲松龄研究》，2003 年第 2 期)认为《聊斋志异》中多写狐妖故事的原因是由于作者对狐的浓厚兴趣，民间文学的影响以及蒲松龄个人的生活经验。黄洽《狐与<聊斋志异>》(《蒲松龄研究》，1997 年第 1 期)总结了蒲松龄钟爱写狐的原因，除了狐文化的积淀外，还与作家本人的坐馆生活经验有关。李艳在《狐意象之演进--<聊斋志异>中狐的人性美新探》(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中指出蒲松龄笔下的狐不同于前代作品中狐形象的根本原因是： 　　世情淡薄的时代背景，作者理想情感表达的需求，以及狐文化的传统积淀。 　　5.与其他作品对比研究。如刘颖慧《中国文言小说中的狐意象》(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从作者塑造狐形象的极大热情，狐精的高度人格化，以及人狐关系的亲疏性阐述了蒲松龄笔下的狐形象与六朝和唐传奇中狐形象的异同。还指出了《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对狐世界的建构的不同之处，认为：前者更注重情感的宣泄表达，是个人的;后者崇理，注重狐世界秩序的构建，是为了教化功用。又将《聊斋志异》与《子不语》做比较，认为佳狐和崇狐是二者的主要区别。最后总结了戏入狐女和出嫁狐女两种人狐之间的新型关系。张向伟的《<夜谭随录><聊斋志异>鬼狐形象比较》(河北大学，2008)则从作祟狐和情狐两方面比较了两部作品的异同，又对比了两部作品在塑造狐形象中艺术手法的异同。李郭《<聊斋志异>的狐妖与<吸血鬼日记>的吸血鬼形象对比》(《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1 期)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形象都超越了前代作品，具有丰富的人性，不仅构建了异类社会，还与人类发生爱情，并且都被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二)国外研究综述。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杰作，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被译成世界多国文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这也为国外学者开始《聊斋志异》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1.文本翻译。 　　国外对于《聊斋志异》的研究开始于文本翻译，"迄今已有英、法、德、俄、日等二十多种的选译本、全译本。"十八世纪下半叶，《聊斋志异》最初先传入到东方国家，其中又以日本最早接受;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向西方国家流传，这一阶段，有关《聊斋志异》 　　的国外研究并未展开，主要是被翻译和被介绍。主要版本有：Herbert A. Giles 译《Strange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柴田天马译《聊斋志异》、Laura A. Rovetta 等翻译的西班牙文《Cuentos de Liao Zhai》等。而二十世纪以后，伴随着《聊斋志异》在国外的阅读及传播逐渐扩大和深入，为海外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也基于此，《聊斋志异》 　　狐小说的国外学术研究才得以逐渐兴起和发展。 　　2.文本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对《聊斋志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语言、民俗、文献考证、思想艺术及社会价值等方面，借此探讨蒲松龄的世界观，并对比中外文化差异。主要代表有 ChanTak-hung Leo 撰写的《论狐和鬼》(1998)，主要论述了《聊斋志异》中狐形象的艺术成就，并借此阐述了蒲松龄的情感世界和人生理想。辜美高在《聊斋志异中的鬼与狐》中强调，《聊斋志异》以前作品和民俗文化对蒲松龄笔下狐形象创作的影响。 　　蒙赛因的论文《狐狸精的法术--中国文学中"狐狸精"母题的形成和发展》则对《聊斋志异》中的狐精形象母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将其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狐精对比，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文学现象。 　　日本学者植松由起子在论文《思考：美女·狐·幽灵--<聊斋志异>的世界》一文中对比了中日文化作品中狐女形象，探讨了中日狐女形象的不同内涵，进而对中日文化进行了比较。 　　Wu, Fatima Y 则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对中西方哥特式小说中狐狸扮演的不同角色、哥特式小说中呈现的道德范式做了深入分析。论文《中国文学的狐狸形象：蒲松龄作品中动物伴侣的情欲》 　　也以《聊斋志异》中的女狐为分析对象，进而升华到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狐女形象的不同，作者认为：《聊斋志异》里的狐女与西方作品中"性开放"的女性不同，她们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支配身体的自由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者都对《聊斋志异》中的狐形象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虽然呈现多角度化，但无论是专着还是学术论文，大都是围绕艺术特色，审美意蕴展开，且在整体论述的过程中，多以狐女为分析重心。此外，通过整理文献，笔者发现有关《聊斋志异》狐形象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如，《聊斋志异》狐精故事数量问题，狐精形象分类的问题等。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国内丰富，但无疑是对国内研究文献的补充，不仅深化了中外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也拓展了《聊斋志异》狐精形象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三、研究创新点。 　　(一)以《聊斋志异》中是否出现"狐狸"之字为依据，对作品中所有有关狐精故事的内容进行了统计，共梳理出 84 篇与此相关的故事。 　　(二)《聊斋志异》中的狐形象是对以往狐形象的突破，但现有研究成果对这一形象的深层解析还有欠缺。笔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比以往作品中有关狐形象研究的基础上，对《聊斋志异》中多样且复杂的狐形象进行了深入挖掘。 　　四、研究方法。 　　(一)历史文献法。结合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他自身的生存现状、性格特点，研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作狐形象的心态，以便对其得到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文本细读法。《聊斋志异》中出现的狐形象较多且较为复杂，通过细读文本，根据狐形象具有的独特性和共性特征，对其进行归类整理，这样会使研究更加系统和明朗。 　　(三)比较研究法。笔者将比较法运用到《聊斋志异》狐形象对前代文学历史中的狐形象的继承和发展的梳理中。并且通过对比，探究蒲松龄笔下的狐形象与前代作品中的狐形象的相似、不同之处，更能清楚蒲松龄创作狐形象的独特之处。 　　五、研究价值。 　　基于《聊斋志异》狐形象的研究现状，本文将立足于文本细读，先通过对《聊斋志异》 　　全面系统的仔细阅读，筛选出有关狐形象的故事。通过梳理这些狐形象对前代作品的继承和发展，在人性、人情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按照《聊斋志异》狐精故事中狐形象具有的个性特征，对其中狐形象的多样性进行划分，不仅系统化对狐形象的认识，也有助于读者对《聊斋志异》狐形象有更全面把握，加深对文本的了解，充分展示狐形象的丰富内涵。这也旨在探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能成功创造狐形象的独特心态，找出其背后深层原因，从而使读者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蒲松龄的内心世界。 　　笔者以 201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刷出版的，张友鹤辑校版《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为准，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也都依据此书。 　　第一章 狐形象的记述演变 　　中国文学史上，精怪故事浩如烟海，其中尤以狐精故事最为出彩。众多狐精故事不仅构成了瑰丽奇特的狐世界，也呈现了多姿多彩的狐形象。 　　"狐狸"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西汉刘安在《淮南子·谬称训》中写道："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常见狸者。"最初狐和狸是指两种生物，但由于二者相似的外形、雷同的气味以及类似的生活习性，古人常把它们当作同类，故而名称也常假借，"狐狸二兽，因其名便，合而为一",而通常情况下，"狐"与"狸"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指"狐","狐"也就成了"狐狸"的代名词。 　　狐狸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灵，是我国北方常见的动物之一。它一般都单独生存，具有昼伏夜出，善隐蔽和善捕猎的生物属性，带着一定的神秘感。人们往往依据狐狸的这些自然生态习性，将其神秘感夸张化，通过虚拟、幻想，使它在宗教、民俗和文化等方面有着丰富、独特的精神价值与内涵。而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注定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形成和发展，所以，伴随着神秘、独特而悠久的民间信仰，狐从瑞兽到不断被人类妖化、仙化以及幻化成人，不仅成为了我们民族民间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而且还成为了文人笔下寄托丰富想象的艺术形象。这不仅是人们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展现，也是狐由图腾、瑞兽、狐妖到狐仙，狐人等形象不断丰富的过程。并且这一认识同时也影响着后来文学作品中狐形象的走向及定型特征。狐精们自此也开始带着各自的身份特征，在文人笔下演绎着不同的悲喜命运。因此，在本章，笔者将以时间发展为轴线，依据狐逐渐人性化这一过程，对文学历史中存在的狐形象进行较清晰的梳理。 　　第一节 祥瑞之狐。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关于"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产生的《周易》和《山海经》，并且它的出现总是和祥瑞的征兆紧密相连。以《周易》解卦九二爻辞中记载："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大意是：田猎时，捕获三只狐狸，并得到黄色的箭头，即，田猎狐之事为吉。《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是德的吉兆;《山海经·海内经》中也云："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 　　有大幽之国。有赤经之民",这里则将玄狐与玄鸟、玄蛇等并列为祥瑞之物。出现时代较晚的《礼记·檀弓》中记载"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班固在《白虎通》中亦记有："德至鸟兽，则凤凰翔……白虎到、狐九尾、白锥降、白鸟下"的记载。狐狸在此不仅是不忘本，仁德的象征，同时也成为瑞兽的代表。 　　在文学作品中，狐狸除了作为瑞兽的形象，有吉祥之意外，还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享受原始先民的顶礼膜拜。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文明处于蒙昧阶段，人类对生存环境有很多的未知，并存在着一种神秘感。他们认为人受超自然力的支配，并将存在于自身周围的动、植物灵性化，赋予它幻想的内容，认为它们是本氏族的起源和保护神，这样便产生了自然力的崇拜，图腾崇拜也就应运而生了。基于远古时期先民的这一图腾文化观念，狐狸作为精灵进入人们的视野。龚维英在其着作中就曾明确地说："上古涂山氏、纯狐氏等均系狐图腾族。"《山海经》里也早就有所记载："青丘国在其北，有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是九个狐图腾氏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有关动物图腾的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曾云："皇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皇帝战于阪泉之野",意思是指六个以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根据《尔雅》的注解："貔，白狐",所以，狐在这里也同样是部落的图腾。虽然这与现代社会中，以雕塑形式伫立在银行门前的"貔貅"之"守财形象"大有不同，但狐作为吉利的标志却是一以贯之的。同时，这些史料都表明：以动物为崇拜的原始神灵是中华民族特最古老的信仰，是先民对自然人生最原始的认识，也是远古人民审美观念的萌芽阶段。而无疑，此时诞生的狐形象也成为这时中国先民的最原始的想象对应物。 　　狐形象最早以"祥瑞"的正面形象出现，不仅被定格为"王者"的象征，也被人们当作预测吉凶的代表。先秦古籍《竹书纪年》曾记载"帝杼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狐与王者之尊相联系，不仅见其地位之高，并且是好的征兆。《史记·陈涉世家》也记载："夜簧火，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借用狐神的名义喊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宋书·符瑞志》中记载："白狐，王者仁智则至",白狐不仅代表着王者的尊贵，也是仁德、智慧到来的征兆。此外，东晋学者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还说到：狐在太平盛世才出现，是祥瑞之兆。宋人写成的《尔雅翼·释兽》也有："六月而壹，见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的吉兆。另外，《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有"禹娶涂山女"的神话故事，狐不仅预示着称王，而且还是婚姻到来的吉兆。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广记·周文王》里也记载："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封，免西伯之难。"狐都被人们当作了预测吉凶的代表。 　　这些记载都是以狐为原型，将狐狸神性化成瑞兽，是天降祥瑞的象征。无论是图腾文化还是远古神话，因其着录于后人或者是历经年代的洗礼，其原始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但狐经过人类的夸张演化，作为超脱自然之物，不仅是虚拟化了的祥瑞之兽，也成了带有图腾、祥瑞光环的崇高形象，负载着民族深层心理和浓郁的政治色彩：它是德的体现，是天降祥瑞、太平盛世的象征，是涂山氏的图腾崇拜，是婚姻来临的征应，也是王者天命的高贵地位的代表，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显现。狐形象作为神意的象征，成为图腾崇拜的产物，这种思维也决定了狐形象徘徊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兼具动物性与人性的特点，狐形象也就成了一种初具生命力的"拟人化"形象，融聚了更多的人类形象和集体意识。 　　第二节 妖魅之狐。 　　狐狸作为自然界常见生灵，因其昼伏夜出、生性多疑、善捕猎、行迹诡秘的自然属性，脱离了先民原始蒙昧的心理崇拜，被拉下"祥瑞"的尊位自然也是合乎情理，不足以为奇的事情。"当九尾狐、白狐和玄狐带着祥瑞的光环出没天人之际，昭示邦国人君的兴旺时，芸芸众生的狐们则已经开始失去神行堕为妖精。"狐作为原始图腾崇拜、瑞兽神灵，象征着高贵、权势，发展到了极致，其惑乱力量就会被放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其的妖化。 　　这不仅是物极必反的连锁反应，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传统"鬼神"观念里，万物都能千变万化，成精成魅。西周时期成书的儒家经典《周礼·春官》里就记载："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精"、"魅"的观念较早的出现在周代，与这一时期"重民"的思想不无关系。为政者对百姓的关注带来人的主体地位的上升，而这必然会冲击人们对自身之外的超自然的崇拜。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妖"的观念出现，《左传·宣公十五年》中写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妖"在这时期是指地面上的反常物和反常现象，狐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被妖怪化了，如《庄子·庚桑楚》篇中："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这虽较早记载了狐被妖化，但此时的"被妖化"并没有显示其幻化的特性，只是表现其行迹反常性。 　　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妖与妖怪、精魅等概念基本一致了，即指的是能幻化的动植物及无生命物体。"东汉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说："狐，妖兽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嘴大后，死则丘首，从犬瓜声。"这表明两汉时期是狐形象从瑞兽向妖兽过渡的阶段，两种特性并存。而汉代流行的"物老为精怪"的宗教思想，则为狐的妖魅化提供了条件。经过后来不断地演化，狐形象在汉魏六朝时期逐渐发展为作祟害人的狐精、妖兽。"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坐涕诎指，或西或东，大华易诱。""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这里的"老狐"不仅还没有幻化成人形，表明了当时狐被妖魅化的程度，同时也说明了狐妖蛊惑人类的这一特征。人们对这些还没有摆脱原始兽性，停留在原始欲望追求阶段的、兽形化的狐妖表现出来的情感是神秘的恐惧。 　　伴随而来的，狐的出现不再是祥瑞的吉福，狐成了惑人、害人，给人带来灾祸的邪恶之物，成了凶兆的代名词。 　　狐妖能"幻化人形，见于汉代。"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有"性能变化，象人之形"明确的妖化观念。例如，西汉刘歆《西京杂记·栾书冢》里描述的"伤人左脚、须眉尽白的丈夫--白狐",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里记载的"稍高……略无衣毛"的老狐，可见，狐幻成的人形不仅特征单一，而且还比较模糊。到了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狐精故事的广为传写，狐妖从兽形向人形的幻化，既是它们妖化程度的标杆，也是狐妖修道通灵的标志，随之也就有了后来："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的记载，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了狐能根据修道时间的长短，幻成不同的人形，成为了作祟害人、且具有预知本领的妖精。此外，这一时期，狐妖幻化为人形渐渐明朗，也呈现出人性化的趋势：《洛阳珈蓝记》(卷四)里的"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的狐妻，《搜神记》(卷十八)记载的"皓首"书生胡博士，《搜神记·张华》篇目里的洁白如玉、文采出众的书生--斑狐，再到南朝宋，刘敬叔攥写的《异苑》(卷八)里自云广陵人且"好音乐医术之事"的胡道洽。 　　尽管它们害怕猎犬、体有骚气的自然属性和异于常人的博学、预知能力以及善蛊魅的妖魅特性还起着主导作用，但幻化成无异于人类形貌的狐妖，受到了后世作家们的青睐，经过他们的加工和创造，狐妖们不仅已经开始进入人类的活动环境、隐迹人间，并与人进行接触、交往，也进入了审美文化领域，成为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的一种审美意象。这也为后世对有声有色、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的狐世界的书写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祭坛之狐 　　"在中国，没有狐则己，一有狐，那就非仙不可!"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万物因其长期修炼或者吸收日月之精华，便能成精、成仙。狐也不例外。"天地间之物，惟狐最灵，善能变幻，故名狐魅。"尽管狐狸变成了能幻化成人形、作祟害人的狐妖，但也因其多疑、"狐死首丘"的秉性，成为了机智、神通的"灵狐".同时，狐作为灵性动物中的佼佼者，其昼伏夜出、狡猾多诈的生活习性也被人类放大和强化。狐狸不同于人类驯化了的其他动物：它游走在荒郊野外、无法被人类驯养，行动变化无常、不受人的控制，生活空间与人邻近、不受限制，捕食人类的家禽和牲畜、给人类生活带来一定的侵犯和骚扰。南宋朱熹在《诗集传》注《邶风·北风》中云："狐，兽名，似犬，黄赤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对狐不再有好感，自然地将其视为作祟人类的"妖魅".在中国本就信仰巫术的氛围中，对付妖魅的办法肯定是"降服驱赶",收效甚微的情境下，便只能顺从，把狐当作"神灵"供奉起来，祸乱害人的狐魅被供奉成狐神，堂而皇之地坐享祭奉，人们也以此祈求获得平安和安宁。狐对人类来说，不仅极具神秘感，同时也让人类对其产生了无限的敬畏之情，这也为后来狐妖逐渐登上祭坛仙位奠定了心理基础。 　　"狐信仰以善于变幻、神通广大而又颇通人性的狐为崇拜对象，是中国古代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之一。"晋代葛洪的《神仙传·栾巴》中记载了"有庙神，能与人言语"的庙神狐，说明当时就已经开始供奉狐神了。而到了唐代，狐仙崇拜才蔚为大观："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着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祭坛之狐仙犹如一家一户的"保护神",受到人们广泛的祭奉，并在民间兴盛和广为传播。在唐人看来，狐仙是可以祸福于人类的神灵，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狐仙的态度及表现，关系到狐仙的灵验程度：尊重和敬仰它则能得福得利，侮辱和忤逆它则会换来报复。例如《广异记·长孙甲》里记载：三万岁成仙的"狐刚子"因其子孙对长孙甲一家的侵扰，给予他永无灾难的回报;而不守戒律、杀生的道士，也受到了奉还钱财和承受一百杖的皮肉之苦的惩罚。狐仙不仅能知人类所想，能预知，还有善、恶的道德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而这标准的实质也就是人类社会道德标准的影射。 　　至宋代，随着狐庙宇的大肆修建，狐仙崇拜进一步发展，狐的神性也进一步升格。狐庙宇的修建为狐仙崇拜提供了场所，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升官发财，百姓无不向狐仙求拜，狐仙成了一乡一里的"守护神",如《宋史·王嗣宗传》中记载："城东有灵应公庙，傍有山穴，群狐处焉。妖巫挟之为人祸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祷之，民语为之讳'狐' 　　音。"延续至清代，清代人普遍敬畏狐狸，无论是民间的敬拜狐仙，还是官方"守印大仙"的祭奉，狐仙崇拜都达到极盛，并且形成了完备的狐仙信仰。他们对"狐仙"、"狐妖"有着严格的区分：狐仙是民间能通神、预知的崇拜物;狐妖则是妖魅，是作祟人类的妖精。《闻见异辞》云："称狐仙定不作祟，若呼为狐精，便抛碑投人，未有不血流。"人们十分谨慎对狐神的称谓，他们相信狐仙的神通，期许狐仙能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中的事情，官民奉狐也都极为虔诚：如《太原府志》记载："五月，交城驻防兵集东关曹店将谋不轨。夜忽有火徒东北突入店中，与谋者皆死，店屋无恙。乡民謡狐庙放太平火，有司具牲醴以谢。"再如蒲松龄《遵化署狐》里记述："诸城丘公为遵化道，署中故多狐。 　　最后一楼，绥绥者族而居之，以为家。时出殃人，遣之益炽。官此者惟特设牲祷之，无敢忤。""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狐在人和物，阴司和人间，仙和妖界徘徊，具备了人的部分特征，人、狐不仅能结合，而且还能相互转化。鬼的暗夜独行，仙的特异神灵，道出了狐的复杂性，这也是清代狐形象的基本特征。狐仙崇拜在清代的盛行不仅影响了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首的狐精故事的创作，也带来了中国文学史上，狐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第四节 人性之狐 　　魏晋六朝时期，文人们已经在志怪小说中记录狐妖故事。无论是"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的老狐，还是"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的女狐，狐妖虽然已经有幻成人形的本领，但这一时期，狐精故事还只是"在叙述上，粗陈梗概，将怪异传闻'实录'下来，未能充分展开想象，情节简单，缺少描写，还谈不上塑造人物的性格",狐也还称不上艺术形象。但是，狐会法术，未卜先知的神通本领被后代作品传承下来，也是狐精迈向艺术审美领域的脚步。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唐传奇开始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的丰满。狐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作为故事人物，尽管它们大都还带着妖性，但狐妖出现的方式以及它们进入人类话语系统后发生的事情，都有了详细的记载。人们逐渐有意识地对狐的内在特质进行挖掘，使狐在幻化成人形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人性，有一定的人情味。这就使狐的性格鲜明，让狐形象更加丰富。如：唐代牛肃攥写的《纪闻·沈东美》篇，写一狐幻化成沈东美死去的婢女，骗吃骗喝，该狐就一直以人的形象出现，且具有人的欺骗性;《王璇》篇：写以狐幻化成人，"丰姿端丽，敛容致敬，自称新妇，人乐见之",这狐不仅与凡间男子成婚，而且端庄秀美、知书达理，俨然是一位理想的美妇人了。 　　特别是沈既济的《任氏传》。主角任氏是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的女狐。她像凡间普通妇女一样，不仅对爱情忠贞，并且还以一种全新的女性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了道德模范。在她身上，狐的物性、神性和人性逐渐融合，人性化、世俗化也越来越凸显。小说结尾说："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循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异物之情"已经变成具有"人道"理想的女性形象。狐精幻化成美女，带着人的完美外貌和情感，追求人应当获得的美好东西。再如《广异记·李黁》中的郑女，虽为狐，但却是一位死后依旧牵挂子嗣的慈母形象;《计真》篇：凡间男子娶狐女的故事，人狐关系一片祥和。妖性的逐渐淡化，人性化的渐浓，狐形象也有了新的意义。这些狐形象，不仅一改前代作品中狐精形象呆板的特点，还与常人相同，也有私人的情感或生活诉求。这为后世蒲松龄创造《聊斋志异》里的美狐形象拓展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 　　宋金元时期，主要在唐代美狐形象的基础上，发展了狐妓形象。"按李剑国教授的统计，《夷坚志》中共存有 13 个狐故事，其中《王千一姐》中的女狐妖王千一姐和《宜城客》中的古墓狐妖都是狐妓。"元代话本《武王伐封书》中，魅惑商纣，亡了商朝的淫狐--苏妲己，也都堕落成妖魅的化身。这也影响了蒲松龄笔下恣意欢爱的淫狐形象的塑造。而到了明清时期，人性化的狐多有出现，他们和人类一样，知礼义，守节操，也和人类一样贪婪好色，淫乐无度，甚至是人狐合一了。不仅这些狐的形象和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鲁迅曾言："明末志怪群，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蒲松龄以前代作品为基础，把狐纳入审美创作中，加以整合，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的艺术美狐形象，不仅丰富了狐精的艺术生命，也是文学创作中狐形象的重大转变。在明清时代世俗化的影响下，他还以人情作为创作重点，将《聊斋志异》中的狐形象塑造成脱仙入俗，人情之物：它们大多能幻化人形，衣食住行于人无异，伦理道德等同于人。最终形成了写狐亦写人，人狐同形同性，"写鬼写妖终写人"的格局，让人们将其忘为异类。 　　第二章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继承和发展 　　魏晋六朝时期，狐成精怪幻化成人形，狐精故事也开始正式进入文人笔下。随着时间的发展，狐精故事对多元文化予以吸收，加上作家个人的学识能力和情感寄托，狐形象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和壮大，构成了一条丰富多彩的文化长廊。狐狸从自然动物的行列，到祥瑞之兽、崇拜的图腾、再到成精成怪、有人性、多具人情，依次经历了上古时期神话的萌芽，志怪小说的洗礼，传奇小说的发展，以及明清小说的成熟和繁荣。以《聊斋志异》为标志，它"整个颠覆了古代小说的狐狸精传统".该作品不仅承袭了狐能未卜先知的神性，还把狐精狡猾的生物特性升华为聪慧、机智等人性素质，成功创造了一大批更加饱满、丰富和成熟的狐形象，而这一成功"是继承前代，又超越前代的结果。" 　　第一节 蒲松龄对狐形象描写的继承。 　　《聊斋志异》中狐形象集前代作品之大成，不仅在数量上蔚为壮观，而且狐形象的创作成就也达到了最高峰。清代以前出现的狐形象，在《聊斋志异》中细数常见，陈炳熙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狐小说可说是各类俱备，凡前人写过的类别它都有，重要的是不管哪类，都在艺术上有很大的超越，"而这不啻为蒲松龄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狐形象的一种继承。他笔下的狐形象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狐形象的特点，具体而言，《聊斋志异》之狐能幻化，善蛊媚，晓未来，并且初显人情。 　　一、善幻化、有人形。 　　狐正式作为小说描绘的主要形象，是从幻化成人形开始的。作家将其引入人类的生活中，给读者呈现一个新奇、神秘的世界。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用纪实的笔法，简单地记录了有关狐的传闻，虽说是简单地陈述，粗略的描绘，但也没有否定夸大了狐善幻化的特性。 　　郭璞是最早在狐小说中描写狐幻化的人,他在《玄中记》里写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寥寥几字却是对狐形象最早的一种审美认知，也是作家主体审美创造意识的开始。而且后世作家在狐小说的创作中都沿用了这一特性。 　　到了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其作为中国志怪小说的源头，写狐的志异故事就有 12篇.其中《阿紫》篇写狐幻化成女性，引诱世间男子;《张茂先》《胡博士》等篇都写了狐能幻化成男性，博采众长，是凡间男子所不及。《异苑·胡道洽》和《洛阳伽蓝记·孙岩》也都有记录了狐幻成教授人类的狐老师以及狐幻化成人妻的这一现象。 　　唐代是狐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唐人有关狐的神奇故事都收录在《太平广记》中。 　　然而不管狐精故事的内容和主题怎么变化，狐都少不了能幻成人形这一本领，例如《任氏传》中嫁为人妻的狐女任氏;《太平广记·陈斐》中有预知能力的千年老狐"伯裘";《太平广记·董仲舒》里能预知风雨的老狸等。 　　历代文学中狐能幻化，有人形的这一传统特性对蒲松龄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聊斋志异》84 篇狐精故事中，只有 10 篇没有写到狐有人形的特征，其余都涉及狐幻化成人形的情节，例如：《娇娜》篇中博学多识的皇甫公子，嫁为人妻的狐女松娘;《胡四相公》 　　中仪表堂堂的狐男胡四相公，等等。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狐形象的描写上继承了狐精善幻化的本领，并将这一本领内化成狐形象的隐形特性，狐只是它们的一个出身，人形才是它们生活的常态。狐精们以人的面孔出现在人类面前，这既方便实现狐与人之间正常的、平等的、无障碍的交流，也为蒲松龄构建人性化的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善蛊媚、祸害人。 　　在中国文学作品早期，狐就能幻化成人形。动物尚且有雄雌之分，所以狐精所幻化成的人形自然也有男女之别，狐精以男性或者女性的身份出现，但在惑乱性质这一层面，却是以狐化成男性祸乱凡间女子为主。而狐成为善蛊惑、媚人的典型则是从《搜神记·阿紫》 　　篇开始的。狐狸幻化成淫妇，名叫阿紫，淫与狐就连接在了一起。在后来狐精故事的发展中，作家大都会把"性"与狐和美女结合在一块儿，狐就成了"淫"的代表，也就有了《封神演义》里追求性欲、蛊媚男人，祸国殃民的美丽却蛇蝎心肠的狐精苏妲己。 　　狐妖自能幻化成淫妇，"狐淫兽也，以淫媚人，死于狐者，不知其几矣"."淫狐"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作家笔下的这一类狐多是幻化成女性，与世间男子结琴瑟之好，目的是为了吸人精气，采阴补阳，帮助自己修炼得道。漂亮美丽的狐精是"性"的化身，是邪恶的，祟人、害人的。这也是《聊斋志异》之前，作家们普遍赋予狐形象的一个标签。 　　此外，除了蛊媚人类给人带来伤害之外，也有一些调皮捣乱的狐精，骚扰人类生活的狐精，如：《杨伯成》中杨伯成不同意将女儿嫁给狐，狐就强行索取并给人捣乱。 　　蒲松龄笔下的狐精也不乏这样的淫狐和作恶之狐，比如：《董生》中害死董生并迷惑其朋友的美女狐;《胡四姐》中连杀几人的胡三姐和引诱尚生的骚狐;《狐女》中迷乱伊生的狐女。容貌姣好是这些淫狐们吸引男性的砝码。狐精幻化成美丽的女子去幽会孤单的男子，看似慰藉男子心中的空虚寂寞，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得道升仙。作恶之狐从私欲，害性命，这和社会道德相违背，蒲松龄也是出于此对恶狐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同于这些淫荡害人的美女狐，蒲松龄也有对作恶、扰乱人类生活的狐的创作。《胡大姑》 　　《胡氏》《陵县狐》《捉鬼射狐》等都是对这一类狐的代表。其中《胡氏》在故事情节上与《杨伯成》相似，都是写人类不同意把女儿嫁给胡氏(狐)，狐予以报复。 　　三、能预知、有学识。 　　狐精有预知的能力，能预知祸福、天气、千里外的事。例如：《搜神记·刘伯祖》中记载狐仙能帮刘伯祖预测诏书内容的故事;《太平广记·陈斐》中的千年老狐"伯裘",能预知祸福。他为了报答陈斐的不杀之恩，凶事来临之前都会提前告知陈斐，帮他避凶等等。《聊斋志异》中的狐精也都具备这一特性，大都能帮人预测吉凶以便使人类躲灾或者致富。《酒友》中的狐男，为了报答车生的不杀之恩，每年告知他来年应该怎么种植庄稼，使车生家境渐富;《狐妾》中，狐妾预测将有战争发生，使刘洞九一家免遭祸乱。预卜先知的本领对他们来说，浑然天成，与生俱来，作家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 　　狐生性聪慧、狡诈的自然属性在文人笔下发光发大，演变成智慧的象征，所以志怪小说中，狐精们不仅有着善预知的本领，也是一腔才华的饱学之士。魏晋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较多的就是博学的狐形象，且都是男性。从《搜神记·张华》篇逞才傲气的狐书生到《董仲舒》中趾高气扬的老狐董仲舒，再到《胡博士》中教授诸生的狐博士和《异苑》里学识宽广的"胡道洽",他们都是学贯百家的饱学之士。这些狐精都经过千年的修炼，不仅能幻成人形，而且风度翩翩，博学多识。"博学多识是狐魅最早表现出的特点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狐狸刚刚能幻化为人，其幻化的主要形象就是博学的书生、媚人的美女和作祟的妖怪三类。"可见学狐形象的出现之早。 　　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历来不缺少知识分子。志怪小说是读书识字之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在狐精故事中，知识分子把求知渴望和以博学多识为荣的心态放在狐形象身上，也是于情于理的。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狐女形象的大放异彩，使这类狐形象渐渐失去地位，涉及的狐故事也是寥若星辰，但却一直没有中断，绵延至了清代。《聊斋志异》中的狐书生形象也是继承前代的产物：《胡四相公》《酒友》《胡氏》《娇娜》《雨钱》等志异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有学识、博学的书生、秀才，他们也像前代作品中的狐精一样，和凡人以文相交，做人类纯粹的朋友，给人类做老师，甚至请人类做老师。对学狐形象的继承反映了以蒲松龄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的一种普遍取向，也是对狐能知书识礼的传统模式的传承。 　　四、显人情、人狐恋。 　　唐代小说在狐精形象演变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有许多写狐精的志怪故事，而且还以沈既济的《任氏传》贡献最大。这一时期相较于之前的志怪小说而言，不仅有媚人的淫狐、作恶害人的妖狐、还有帮助人的人性化的善狐形象。狐形象不仅千姿百态、更加丰富，而且都着鲜明的性格特点，虽然狐作为兽的"妖性"还存在，但对狐形象的塑造已经是以前小说难以比肩的。 　　《任氏传》写狐女任氏，与世间男子郑六相恋的故事，并且塑造了狐女任氏鲜明的性格特点。狐女不仅有姝丽姣好的容貌，还有着对待爱情誓死不屈、从一而终的忠贞品格。 　　该作品不仅刻画了一个颇具人情的狐形象，而且借此讽喻世事，表达作者的想法。任氏身上明显的人性特征是狐形象塑造中质的飞跃，迈出了将幻化成人形的狐作为小说主角极尽刻画的第一步，实现了对狐幻成的人物的性格审美，也标志着借狐精小说反映人类社会的传统模式的开始。《任氏传》成功带动了这一类型故事的发展，后来的《夷坚志》、《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等都有篇目对其进行效仿。 　　《聊斋志异》也不例外。蒲松龄笔下的美狐、情狐不胜枚举：令孔生忘记疼痛的美狐娇娜、让冯生追至其家的红衣女辛十四娘，使王郎废寝忘食的美狐婴宁等等。作者非常善于对美狐、情狐的塑造，这些美丽的狐女子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令男子心驰神往，几经周折两人相爱。与任氏狐女相比，《鸦头》篇也同样刻画了一只对爱情忠贞的狐女形象，为了爱情不惜离家出走，与母亲为敌。虽有着相似的情节，却各自都有独特、鲜明的性格特点，这是蒲松龄受前代作品的启发而为之的结果，不仅将人类情爱附之狐体，也带领狐女们体味世间爱情的苦甜，完成了"美中不同"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