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氏家族建立中的区分形式及祖先和地域认同

谭氏家族建立中的区分形式及祖先和地域认同 　　　　见于正史和方志记载的鄂西南谭氏从宋代咸平年间开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载愈加增多，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也更加详细。从这些文献记载可以发现，谭氏是鄂渝毗邻的鄂西南和渝东南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家族，他们不仅人口众多、分布广泛，还主导着鄂西南社会的发展。如今，鄂西南谭氏的民族成分多为土家族，也有部分利川谋道、恩施沐抚等地的谭氏登记为蒙古族，渝东南彭水、万州的谭氏多为蒙古族。早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土家族民族识别过程中，就有潘光旦先生对鄂西南的谭氏进行过研究。此后，一些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学者也从民族史视角进行过研究。 　　从总体上说，鄂西南的谭氏在清代中后期的家族建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认同中心，一是“八坪谭”，二是“六大房”谭氏，三是利川谋道谭氏。其中，“八坪谭”主要居住在巴东、建始、恩施、宣恩、长阳等地;“六大房”谭氏主要居住在巴东和建始;利川谋道谭氏主要居住在利川谋道、恩施沐抚等地。根据这些谭氏家族的家谱记载，其远祖有“赢姓说”和“姒姓说”，其近祖多认为是元末明初从南京凤阳府或江西吉安府迁来的移民。鄂西南谭氏在祖先来源上形成移民认同以及在家族内部形成不同的认同中心与明清时期的鄂西南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关联。 　　一、谭氏家族建构过程中的区分形式 　　谭氏家族在进行家族建构的过程中，大多将其家族的历史追述到上古时代，这些过于久远的历史追溯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鄂西南谭氏并无多大意义，本文主要关注鄂西南谭氏对其近祖的认同，特别是关注明清以后的家族历史记忆。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三个认同中心的谭氏在迁出地、迁徙过程、落业地点上都不尽相同，这些不同是他们进行相互区分的依据。 　　1．迁出地的区分。在鄂西南谭氏中，“六大房”谭氏被认为是较早迁来的家族。“六大房”谭氏的迁徙过程在乾隆八年(1743)编撰的巴东思阳坪《谭氏族谱》有载:“路建公乃昔南京凤阳府颕州太和县西庄人氏，为京，元被谗，会去之公子家臣奉之，以逃至西弘农而家道成，历四世，公率子违而南下，道经中建继季椒园，后亦成族，及由景阳诸路至勾连山弩板跳分行巴里，伯居天保，仲居野罗。” 　　“八坪谭”是鄂西南谭氏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八坪谭”中的恩施沙地和宣恩芷药坪谭氏对其家族迁徙过程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对此，恩施沙地乡社淌坪的《谭氏宗谱序》碑刻记载:“始祖籍自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大州大栗树人氏。麒麟鸾凤，始自四祖分支。至元末明初，麒公自江西而迁楚北，再由荆州石码头徙居巴东落婆坪。”宣恩芷药坪《谭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居颖州太和县西庄佘氏街，“简公号添麒，生三子，经永州迁楚北，再由荆州石码头迁巴东。简公次子名子甲，生子十二，幺房常凤字殷隆，即我本宗祖也”。但其后又有“谭殷隆时为科甲进士，官居凤阳府知府，因当时朝纲不振，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凤阳城被义军郭子兴攻克，兴隆公带着家眷和随从，沿长江西逃，欲回故里避乱，被乱军追至，途中遇害，歿葬于宜都地区燕子岩。其夫人佘氏太君，因身怀六甲，忍悲痛亦跟随从人员逆江而上，逃到巴东，避难在刀尖岩神仙洞(今名响洞)居于落婆坪”。该谱还收录了“明封登仕郎八世祖谭公讳一阳字文山大府君”墓碑的碑文，碑文记载:“公之始祖添麟，原籍江西，从居衡州宜阳八都，宦镇九溪，历必祥至友道。”该墓碑是因为“当年墓志剥蚀，世远年湮，恐其失传，重列碑石以志之”，其重刻的落款时间为嘉庆十二年(1807)冬月。利川谋道《谭氏族谱》记载:“始祖公朝祯，祖籍湖广黄州麻城县孝感乡人。自先世忠立公卜居麻城，派衍十数传，至宋之景定间，平服西南蛮夷有功，开基龙渊，受世袭宣抚使，经数传也。及公袭祖职，当元季失鹿，姑苏张仕诚，江西陈友谅，争逐于江汉之间。公家久困兵灾，遂偕昆季挈眷属，由洗脚溪、高家堰奔入川东，下马于云阳洞溪数，至洪武即位，诏川省流寓，听其采插入籍，始移我邑之磨刀溪(即今利川谋道)十二滥坝落业。” 　　根据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在鄂西南谭氏的历史记忆中，不同认同中心的谭氏有不同的迁出地和迁徙过程认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认同的迁出地:一是巴东思阳坪“六大房”谭氏的南京凤阳府颕州太和县西庄，二是恩施沙地“八坪谭”的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大州大栗树，三是宣恩芷药坪“八坪谭”的颖州太和县西庄佘氏街，四是利川谋道谭氏的湖广黄州麻城县孝感乡。 　　2．迁徙路线的区分。“六大房”中的巴东思阳坪谭氏在乾隆八年(1743)编撰的《谭氏族谱》中记载的家族迁徙路线为:南京凤阳至弘农，再南下经中建到季椒园，再经景阳至勾连山弩板跳。 　　思阳坪谭氏在续编的族谱中，将祖先的迁移路线修改为:“昔始祖原系南京凤阳府人士，任弘农郡，四川成都府四马桥出世，下流至巫山漆畅坪，行至施州大良坪，行至大沙驿，行至社堂至濛涳溪，行至社仓村，行至社瓮至蛮夷荒，行至枫木山，行至百姓溪至景阳里至野湘岸，至教场坝至瞿榔溪，至龙门头勾连山，至弩板跳至大墓坪下马，置立黄金大墓。” 　　“八坪谭”中的恩施沙地《谭氏族谱》记载的祖先迁徙路线为:江西吉安府迁楚北，再由荆州石码头迁巴东。但其家族墓碑显示，祖先由原籍江西迁至衡州宜阳八都，再迁鄂西地区。“八坪谭”中宣恩芷药坪《谭氏族谱》记载的迁移路线为:颖州太和县西庄佘氏街迁楚北，后由荆州石码头迁巴东，再迁凤阳府，最后回巴东定居。利川谋道谭氏的迁徙路线为湖广黄州麻城县孝感乡至洗脚溪，过高家堰到云阳，洪武年间迁至谋道。 　　在这些家族的历史记忆中，家族迁徙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重要中转站，它们分别是“六大房”谭氏的四川成都府，“八坪谭”的荆州石码头，利川谋道谭氏的四川云阳(今重庆市云阳县)。 　　3．落业地点的区分。落业地点即家族的祖先迁往某地之后开始定居的地方。“六大房”谭氏迁巴东之后，首先形成“伯居天保，仲居野罗”，后来又形成“至大墓坪下马”的历史记忆。“八坪谭”中的沙地谭氏“徙居巴东落婆坪，传至绪公，妣佘氏，生祖八人，分属八坪”。“八坪谭”中的芷药坪谭氏祖先佘氏太君定居落婆坪之后生谭天飞，“谭天飞(殷隆公之子)，是为南谭千户郡，娶戈、倪二女为妻，所生八子，分居八坪。长公桂寅，居巴东苜蓿坪，后裔分布在谭家村等地。次公桂传，居巴东大田坪，后裔分布在白沙坪和建始花坪等地。三公桂芳，居于巴东水流坪，后裔分布到恩施长堰塘等地。四公桂旺，居巴东双社坪，后裔分布在石古洞和恩施沙地中间坪等地。五公桂甫，居四川山羊坪，后裔分布在四川蓬安县罗家区圣和村和恩施州建始黑土坑等地。六公桂林，居长阳磨石坪，后裔分布在白沙溪，木栗园和芷药坪等地。七公桂枝居巴东家社坪，后裔分布有建始金盆、禾家水等地。八公桂海，居巴东落婆坪，后裔分布在尖刀岩、金鸡水等地。” 　　佘氏所生谭氏八子后来分居八坪即“八坪谭”名称的由来。利川谋道谭氏从云阳迁来之后，在磨刀溪(今利川市谋道镇)十二滥坝落业。 　　从这些谭氏家族在家族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记忆来看，不同认同中心的谭氏都在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区分，以此划分家族认同的边界。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同一认同中心内的谭氏在介绍相互之间的家族情况时用“我们”，介绍其他谭氏时用“他们”来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明确的界线。虽然他们在强调彼此的不同认同，但如果更加深入地研究各认同中心以族谱为载体的家族历史记忆，就会发现编撰得比较早的族谱，特别是在距离改土归流比较近的乾隆时期编撰的族谱，在内容上有诸多相关之处，表明他们在体现区分的表层历史记忆之后，还保留着体现共同认同的深层历史记忆。 　　二、谭氏家族建构过程中的共同祖先认同 　　“六大房”谭氏在《太和衍庆宗谱》中将其先祖世系表述为:始祖谭路建，二世谭绍，三世谭汝益，四世谭仲山，仲山生五子修简、修能、修仁、修衢、修庆。修简生三子:千甲、子甲、仁甲。千甲居前里天保山，子甲居后里野罗里，仁甲居后里思阳坪。仁甲生一子谭子周。谭子周于明朝洪武年间中乡举人，出仕广东广州府番禹县知县，永乐二年(1404)四月二十七日归家。谭子周任知县之事在同治本《巴东县志》有载，“洪武十七年(1384)，谭子用(周)因辟举任番禹知县。” 　　“六大房”谭氏因“子周公以上因燹变，而失传第”，所以其家谱中子周之上世系是在家族建构过程中才重建的历史记忆。“八坪谭”在追述其祖先世系时多说源自谭天飞，据芷药坪《谭氏谱系》记载，天飞以上世系为，“从祯辅所生三子起派，祯辅生三子，长为路建，居于川楚;次为路松居于吴越;三为路遥居于原籍颖州太和县西庄佘氏街”。族谱未载路遥之子孙为何人，只载:“玄孙谭仲山，生四子，修简、修能、修衢、修庆，号麒麟鸾凤。简公号添麟生三子，次子子甲，生十二，幺房常凤，字殷隆，殷隆生天飞。”谭天飞的八个儿子分居八坪，形成“八坪谭”。恩施沙地的《谭氏宗谱序》碑刻记载:麒公迁巴东落婆坪，“传至绪公，妣佘君，生祖八人，分属八坪”。八坪的分支，各种文献记载不一。如前述沙地谱序碑记载为佘君以下即分居八坪，但芷药坪以及巴东“谭母佘老太夫人墓”碑文和“谭天飞墓”碑文都显示佘君之后还有天飞一代，天飞以下再分居八坪。“八坪谭”对于分居八坪以上世系记忆比较混乱，说明后世对此段历史不甚了解，或者原本就是在家族建构过程中才形成的历史记忆。依据这些文献可以发现，虽然“六大房”和“八坪谭”在起祖时就分支路建、路遥，但在接下来的世系中除辈分相差一辈外(仲山在“八坪谭”世系中为路遥玄孙，“六大房”世系中为路建曾孙)，祖先姓名基本相同，其后又在千甲一辈分支，“八坪谭”为次房子甲的后代，“六大房”为仁甲的后代(也有族谱不载千甲一辈，认为修简生十二子)。虽然当今这些谭氏在尽力建构区分“八坪谭”和“六大房”的历史记忆，但从家族建构过程来看，他们之间在早期具有深层的祖先认同。 　　“六大房”和“八坪谭”的认同区分始于清代，特别是在康熙、乾隆以及道光年间的家族建构过程中发生的认同变迁。道光三年(1823)，“八坪谭”建造了谭母佘老太夫人墓碑和谭天飞墓碑，使得家族历史记忆由日常生活中的沟通记忆转换为具有文字记载的文化记忆。谭母佘老太夫人墓碑碑文:“太祖母姓佘氏，元末人也。相传元季之乱，蜀楚骚甚，太夫人从太祖母避乱山中，遇土寇猖獗，遂相失。太夫人走避本邑响洞，及出则峭壁万仞，鸟道俱绝，太夫人仰天大哭。忽有巨鹰，伏身作人言，令其瞑目勿恐。因祝曰‘谭氏有后，当得不死’，遂夸嫣。甫闭目间，身已及地。后人因其曰‘落婆坪’，纪实也。其后，太夫人生一子，讳天飞。天飞生八子，长桂寅、次桂传、次桂芳、次桂旺、次桂枝、次桂甫、次桂林、次桂海，分居八坪。 　　太夫人乃从含贻弄孙之余，寿终于太平时焉，葬于本坪锦鸡水之北。孙等系桂芳公之裔也，居与墓近，有族长承举，年八十一，见墓门荒颓，恐久而失传也，爰为倡首，督众修理，并勒石纪异，以志盛德不朽云。” 　　谭天飞墓碑碑文:“始祖天飞公，太祖母佘太夫人之子也，生于元季，长以孝闻，生八子，分居八坪。长桂寅，居苜蓿坪;次桂传，居大天坪;次桂芳，居水流坪;次桂旺，居双社坪;次桂枝，居家社坪;次桂甫，居四川上阳坪;次桂林，居长阳磨石坪;次桂海，居落婆坪。公墓在落婆坪之麓，久而荒芜。孙等固桂芳公之裔，居与墓邻，有族长承举，因议，共谋勒碑，聊慰追远之思云。嗟乎!游嶙洮青，灵风啸长阳之雨，土花凝碧，寸心系建木之粮。为语孝子悲孙，百世后勿忘此抔土也。”①这两块墓碑的落款时间均为“道光三年(1823)清明前一日”。从“相传”等词汇可以发现，“八坪谭”家族在修建墓碑时也不十分清楚佘母等先祖的具体情况，碑文叙述的历史过程不过是他们对家族史进行的建构，他们通过构建这些文化记忆使得“八坪谭”家族内部形成一致认同。 　　“八坪谭”的佘母历史记忆，来源于《鹰公公与佘婆婆》神话故事。 　　建始的《谭氏族谱》记载:“祖公谭应隆生当元季，适值韩、陈相继乱楚，寇盗猖狂。太夫人方有身孕，与祖仓皇避难，中道相失，祖公不知所在，太夫人潜身岩穴中，贼寻踪之(至)穴，曲深不可得，因塞门去。同伴妇女咸饿死，无孑遗。惟我太夫人又知虑，暗中摸索。岩有神，异得洞腹，水径如溪涧，深不可徙。于是掷斧(釜)，身坐其中，任浮沉焉。渐觉有光，水穷，徙步寻之，侧见石户宏开，上下皆峭壁万仞，五径可下。去原洞约有六七里，迄今所谓刀尖岩也。太夫人抚心大恸，仰天号视，祈延身命以为谭氏后代。忽有苍鹰自空下，伏身作人言，令其瞑目附背，勿相惊视。太夫人如其约，而人禽轻举，但闻风声习习，不转瞬而有鸡犬音，开目视之，苍鹰不知所往，而其身体也在岩下矣。即今窀穸之所安者，后名其地曰落婆坪。” 　　“八坪谭”将《鹰公公与佘婆婆》神话故事整合进入家族历史记忆过程中。 　　“八坪谭”家族历史记忆中的“八坪”包括苜蓿坪、大天坪、水流坪、双社坪、家社坪、四川上阳坪、长阳磨石坪、落婆坪。一些家谱中常将“上阳坪”记为“山羊坪”，其他各坪的名称也有一些差异。如恩施沙地“谭姓宗谱序”碑刻中，将八坪记为:木树坪、磨石坪、家社坪、落婆坪、山羊坪、大花坪、流水坪、双树坪。恩施沙地谭氏为“四房万公从巴东落婆坪迁夜郎国居(恩施)木栗园，后移新塘花香台，再迁至中间坪瓦屋繁衍生息，传数世生五子，分居于长瓦屋、官房、水间头、土地塘、谭家湾居住”。“八坪谭”家族族谱记载的八坪为谭氏后裔聚居之地，从这些地名的差异以及“传数世”等语和“万”、“旺”的差别来看，“八坪谭”是谭氏家族在清代中后期联宗合谱的结果。 　　乾隆时期编纂的巴东思阳坪“六大房”《谭氏族谱·谱序》中，有“原我家族公自西庄以至弘农，自弘农以至巴邑，其迁居不一，其祧庙各异，诚不得不绍述而历记之矣”的记载。“祧庙各异”说明鄂西南的谭氏在家族建构过程中各自进行形成了较多认同中心，“不绍述而历记”反映出他们试图将这些不同认同中心的谭氏整合到一个认同中心进而联宗合谱。经过那次合谱之后，“六大房”谭氏有了“一枝落业高罗谭副使，一枝落业中建谭典吏，一枝落业椒山谭长官，一枝落业木册谭同知，一枝落业南潭谭家，一枝落业长寿里龙潭坝，一枝落业银山岭谭把事，一枝落业前二都野罗里”的“八枝”认同。 　　“八坪谭”分布的“八坪”除四川上阳坪和长阳磨市坪之外，其他六坪都在巴东县境内。“六大房”谭氏的八枝落业地点主要分布在巴东、鹤峰、建始、宣恩、恩施等地，范围比“八坪谭”广得多。“八坪谭”在介绍先祖谭天飞时，有“谭天飞，时为南潭千户”之语，表明南潭是“八坪谭”历史记忆中的祖居地。而南潭也正是乾隆年间编纂的“六大房”《谭氏族谱》中记载的谭氏八枝落业地点之一。由此看来，“八坪谭”认同应该是在“八枝”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八坪谭”形成之后，鄂西南的谭氏出现了“六大房”与“八坪谭”认同的区别。在这两个认同中心形成之后，虽然各自都在通过梳理家族历史记忆，以强化自己的认同中心，但时有相互之间的联宗合谱行为，试图将两者进行整合。如长阳磨市坪《谭氏族谱》记载:“民国三十八年(1949)，巴东有别谭氏，乃汉王陈友谅庶子，国亡奔此，易姓成族者。吾巴族多与通谱，吾斥之。”巴东“八坪谭”与“六大房”谭氏的“通谱”行为虽然受到长阳谭氏的批评，但“多与通谱”说明他们之间“通谱”不是个别现象。他们之间在“通谱”过程中，共同祖先等深层历史记忆是获得相互认同并整合成同一个家族的基础之一。 　　三、谭氏家族建构过程中的共同地域认同 　　虽然在谭氏家族编撰的各种文献中，都没有家族迁徙时间的明确记载，但他们口传的多是“洪武二年(1369)，挽草为记，跑马占地过来的”。当年，鄂西南及四川地区都处在明玉珍大夏政权的掌控之中。夔州和归州当时是大夏政权与明朝廷对峙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一历史时刻作为家族移民历史记忆的起点有着特殊的意义。 　　“六大房”谭氏的家谱记载，三世祖“谭汝益，系四川成都府知府”，显示出他们有对四川的地域认同。笔者从嘉靖《四川总志》和雍正《四川通志》中，没有查阅到谭汝益任成都府知府的相关记载，但在《宋史·林栗传》中，有施州(今恩施市)之民谭汝翼逃往成都盘踞的记载。此谭汝翼或许就是“六大房”谭氏家族历史记忆中的谭汝益。《宋史》记载如下:“夔属郡曰施州，其羁縻郡曰思州。施民谭汝翼者，与知思州田汝弼交恶，会汝弼卒，汝翼帅兵二千人伐其丧。汝弼之子祖周深入报复，兵交于三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复缮甲兵，料丁壮，以重币借兵诸洞，而乞师于帅府。 　　栗曰:‘汝翼实召乱者。’移檄罢兵，乃选属吏往摄兵职，以渐收汝翼之权。命兵马钤辖按阅诸州，密檄至施，就摄州事。汝翼不之觉，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闻，孝宗亲札赐栗及成都制置使陈岘曰:‘田氏犹是羁縻州郡，谭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为衅端，帅阃不能弹压，纵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恶。’时汝翼在成都，闻之逃归，调集家丁及役八砦义军，列陈于沱河桥与官军战，溃，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获甲铠器仗三万一千。栗取其巨恶者九人诛之。田祖周由是惧，与其母冉氏谋献黔江田业，计钱九十万缗以赎罪，蛮徼遂安。既而汝翼入都诉栗受田氏金，诏以汝翼属吏，省札下夔州。栗亲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奏状缴还，并辨其事。 　　上大怒。会近臣有救解者，寻坐栗身为帅臣，擅格上命，镌职罢归。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贷汝翼死，幽置绍兴府。” 　　“摄兵职，以渐收汝翼之权”说明谭汝翼具有朝廷所授官衔，而且有一定军权和实力。此段文字将鄂西南谭氏与四川联系起来，也是谭氏形成对四川认同的因素之一。“六大房”谭氏的四川认同，还表现在家族的口述沟通记忆中。如现年72岁的谭明孔说:“六大房的幺房叫谭虎，在四川，谭汝益给他带到那个地方去做生意，看起了成都那个地方，就叫他住在那里。”至于“幺房”具体住在哪里，他也不清楚，他说:“反正那边姓谭的很多都是一家的。”他还说:“谭汝益在回来的时候又捡了一个回来，在这里充当幺房，他母亲(谭汝益的妻子)发现他不是自己的儿子，死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坛子，说如果其他几个欺负他，就敲坛子，其他几房死完。”①谭母临死时，赐给养子能够让亲子死光的法宝，显然不符合母亲的行为逻辑，其历史记忆透露出了谭氏后裔对“四川”的强烈地域认同。故事的背后不在于表达儿子是否亲生，而在于凸显养子来自四川，他就是“四川”这一地域认同在家族历史记忆中的具体符号。在“八坪谭”中，也有一房分布在四川上阳坪，与四川人有兄弟般的关系，也有类似的“四川”认同。 　　另外，利川谋道谭氏也有在云阳(原属四川)居住的历史记忆。 　　鄂西南谭氏有对四川的强烈地域认同，一方面是宋元时期，鄂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域在四川的行政管辖下，与四川的联系交往较多，四川的地域文化对该区域影响较大;二是鄂西南人在古代社会食用川盐，食盐贩卖带来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三是鄂西南谭氏以四川认同来表达更为深层的对明玉珍大夏政权的认同。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后，对鄂西南地区的土官、土司恩宠有加，普遍提高其品级，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大夏政权灭亡之后，土官、土司们仍然对明玉珍以及大夏政权有强烈的心理认同，这些认同心理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后裔，即今天的鄂西南谭氏，如谭荣伦说:“明玉珍真名就是谭玉珍。”他们还在族谱中记载，明玉珍是弘农郡第八十四世祖，作宦于任州，下马施州清江县都亭里番天池，他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其子明昇手里灭亡之后，明昇仍然被授予奉政大夫知武昌府。洪武二年汉襄平原大乱，3月2日，明昇带着家眷自楚入蜀，在巫山广渡口分袂，临别时作诗:“元朝本是将相家，洪兵追赶入西涯;芦林岸上分携手，时遇江边一柳芽。咬破指头书血字，一家分作百千家;若是本家来相会，对得诗合是一家。” 　　显然这些传说与《明史》等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有较大出入，但从他们对文献的取舍不难看出，谭氏对明玉珍政权有强烈认同。 　　利川谋道谭氏家谱中，也记录有“本是元朝将相家，洪兵赶散入西涯;芦林岸上分携手，巫峡江边看柳芽。千载儿孙为表记，万年文武识龙蛇;后人若是来相会，对得诗合是一家”的诗作。 　　四、历史书写中的谭氏家族 　　关于鄂西南谭氏家族的来源，他们不管是在家谱、碑刻等以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化记忆中，还是在日常口述的沟通记忆中，都认为是从外地迁来的移民。关于祖先迁来的时间，除少部分认为是元末之外，绝大多数认为是明清之际，特别是洪武二年的较多。谭氏家族的这些历史记忆与正史、政书、方志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有一定差异，显示出谭氏家族历史记忆具有建构性特征。 　　“六大房”的巴东思阳坪《谭氏族谱》记载的八枝落业地点，绝大多数可考。长寿里属于建始，前二都里属于巴东县接近容美土司的后四里之一，南潭在今巴东县水布垭镇，也接近容美土司。 　　银山岭或许是利川“银山”，因为《施南府志·古迹》利川条下有“银山废县，在卫城西一百八十里”的记载。明清时期，这一区域为土司地区，谭把事也是土司治下的官名。高罗、中(忠)建、椒山、木册是土司的名称，在改土归流以前有高罗安抚司、忠建宣抚司、椒山玛瑙长官司、木册长官司，其地名之后的谭副使、谭典吏、谭长官、谭同知、谭把事显然是土司下属的官吏。康熙二十九年(1690)，容美土司田舜年主持修建的《百顺桥碑记》里有南团千户谭天辉，支拓平(今长阳的枝拓坪)百户谭播楚的记载。有学者提出，南团即南潭，谭天辉即为谭天飞。不管谭天飞是否是谭天辉，从谭氏与土司的密切关系以及“八枝”谭氏在土司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改土归流以前，谭氏已经是鄂西南地区的大姓家族。 　　明代，鄂西南地区有较多谭氏在土司衙门中担任要职，同样是地方的显赫家族。根据《明实录》记载，谭氏在高罗安抚司任职的有:永乐四年(1406)，同知谭思晟，佥事谭才为;宣德元年(1426)，舍人谭海木;宣德七年(1432)，舍人谭潮美;正统六年(1441)，舍人谭永能，佥事谭才及子永清;景泰三年(1452)，舍人、把事谭文俊;天顺四年(1460)，把事谭阿旧。在忠建宣抚司任职的有:正统八年(1443)，副使谭思铭及子暹;景泰二年(1451)，舍人谭文忠;景泰四年(1453)，舍人谭文亮;成化十六年(1480)长官谭显。在木册长官司任职的有:永乐四年，副长官谭汝朱;宣德二年(1427)，舍人谭豪;正统九年(1444)，副长官谭温，舍人谭朝美;正统十年(1445)，副长官谭源;天顺五年(1461)，舍人谭文寿。可见，谭氏族谱中记载的高罗、忠建、木册三枝谭氏在明代就已经是大家族。由于椒山玛瑙隶属容美土司之下，与明朝廷直接接触较少，《明实录》中不见其谭氏官员。 　　除《谭氏族谱》记载的土司之外，鄂西南地区的其他土司衙门在明代也有不少谭氏官员。如谭氏在施南土司任职的有:永乐四年，副使谭攀安;宣德三年(1428)，副使谭攀;宣德元年(1426)，同知谭敬;宣德三年，舍人谭铭;宣德五年(1430)，把事谭试强;正统四年(1439)，副使谭子暹;正统十四年(1449)，头目谭珉。谭氏在散毛土司中任职的有:永乐四年，同知谭本良;正统九年，舍人谭光宅;正统十四年，舍人谭光爵。此外，还有永乐五年(1407)，东乡五路安抚司安抚谭忠;宣德二年，石关洞长官司副长官谭仲贵;宣德三年，剑南长官司副长官谭镇蛮，下爱茶峒长官司长官谭成威送，镇边蛮夷长官司长官谭惹添旺，东流蛮夷司副长官谭震，西抨蛮夷司副长官谭忠信;正统二年，石关峒长官司副长官谭仲贵;正统十三年(1448)，忠路安抚司把事谭仕才;天顺二年(1458)，唐崖土司舍人谭彦实;正德十五年(1520)，大旺安抚司把事谭彦。谭氏还通过姻亲关系与土司官员建立了紧密联系，如利川忠孝土司《田氏族谱》记载:“三世祖田子春，夫人谭氏，生子田英一人，见忠孝人寡势弱，其舅家为当地巨族。因与舅协议合族，同流万春，结为手足，誓共生死，田谭二姓永不接亲。自合族后，诸司莫敢拒敌，苗民如同虎噬。” 　　弘治二年(1489)，“木册长官田贤及容美致仕田保富各进马，为土人谭敬保等赎罪。” 　　除了土司地区，在施州卫所属的卫所地区也有谭氏居民。如正德十年(1515)，朝廷查出高罗、忠建土司谭文昌、谭暹系施州民人混入朝贡队伍获得印信，予以查办。嘉靖二十八年(1549)，“施民谭黄牯流劫巫、建、归、巴、奉、万，两省会剿，指挥杜遇伏兵贼巢归路，夹击擒之”。崇祯二年(1629)，“木贡民谭正伦与仇互告，案未结，剖仇者腹，杀伤多命。” 　　同样，谭氏在宋元时期也是鄂西南地区的豪族大姓。道光丁酉版《施南府志·选举志》记载，施州元代“与科目”者7人，谭氏占5人，都为平常乡人，分别是谭正卿任重庆教授，谭易卿任黔江县令，谭道卿任广宁县令，谭子达任西充县主簿，谭国富任巴东县令。此外，元代还有谭世凤和谭子从两人获得“武勋”，两人均为平常乡人。谭世凤因至元二十一年(1284)随李廷玉，三十一年(1294)随刘国杰讨平诸峒，升为都元帅万户，谭子从因随刘国杰讨平诸峒，授万户。施州宋代“与科目”者10人，谭氏6人，5人为平常乡人，1人为南岩乡人，分别是谭荣明任濠州知州，谭荣昌任苏州知州，谭和敬任襄阳主簿，谭国计仕至光禄大夫，谭汝山任襄阳知县，谭曰严任职不明。宋代“武勋”一人，咸淳中，谭汝玨以军功升都指挥使。 　　宋咸平六年(1003)，施州有叛蛮谭仲通等三十余人归顺朝廷。蛮人头领绝非定居时间较短的移民所能胜任，其背后必定有一个显赫的谭氏家族支撑。宋孝宗也感叹“谭氏乃夔路豪族”。孝宗时期，谭汝翼被林栗战败之后，官军“获甲铠器仗三万一千”，可见其势力之众。 　　道光《施南府志》卷十七中，将“谭汝翼”更改为“覃汝翼”，将“谭氏乃夔路豪族”更改为“覃氏乃夔州豪族”，此等修改应是受明清时期覃氏在鄂西南地区土司中的影响。不过，史志中将谭误记为覃，将覃误记为谭也是常有之事，在民间也流传谭、覃一家，覃乃谭去言而来。《来凤县志》也记载:“墨来送，覃姓，谭子之后，齐侯灭谭，谭子奔莒，遂去言为覃。”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的覃氏条下也记载，“本谭，或去言为覃”。但是，在《宋会要辑稿》以及《钦定续通志》等文献中多次收录谭汝翼的事迹，都记为谭，而无一例记为覃。从以上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至迟在宋代鄂西南地区的谭氏已经成为大姓家族。这些谭氏也必然繁衍较多后裔，但当今的鄂西南谭氏都保留了元明之后的移民历史记忆，对元代以前的历史选择了集体性失忆。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受“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影响，使得土民形成移民认同;另一方面是改土归流之后，通过官方的引导，土民社会文化取向发生改变，构建一个移民家族史是土民的生存之道。 　　综上，鄂西南谭氏家族在家族建构过程中，通过重新建构家族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六大房”谭氏、“八坪谭”、利川谋道谭氏三个认同中心，他们为了强化中心内部的认同，建构出迁出地、迁徙路线、落业地点等相互区分的表层历史记忆，为不同认同中心划出边界。但是，在鄂西南各个不同认同中心的谭氏家族中，仍然有共同的祖先认同和地域认同等深层的历史记忆。这些共同认同的深层历史记忆得以保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谭氏绝大部分属于宋元时期的土著谭氏后裔，虽然他们后来形成了移民认同，但仍然保留了一些明清以前的根基性历史记忆。鄂西南谭氏关于不同认同中心区分的表层历史记忆显露于外，共同认同的深层历史记忆深藏于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显露于外和深藏于内的历史记忆会发生转化。在如今正在进行的以新一轮族谱编撰为依托的家族建构中，已经开始体现出这种转化。从谭氏的家族建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记忆有建构性的一面，也有根基性的一面。通常，在建构的历史记忆背后还有根基性的历史记忆。 　　参考文献: 　　［1］谭氏族谱［Z］．乾隆八年抄本． 　　［2］谭荣伦．芷药坪谭氏谱系［Z］．2007． 　　［3］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委编．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Z］．1986． 　　［4］谭氏族谱［Z］．乾隆五十年抄本． 　　［5］［清］廖恩树．巴东县志［Z］．卷之八，选举志．同治五年修，清光绪六年重刊本． 　　［6］袁稀正．建始民族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7］郑子华，等编．长阳宗谱资料初编［Z］．2001:177． 　　［8］［元］脱脱等．宋史［M］．卷三百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12030． 　　［9］谭华梅．清江流域土家族八坪谭姓源流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10］［清］张廷玉等．明史［M］．卷三百十·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7988． 　　［11］［清］罗德昆．施南府志［Z］．卷十七，武备志．道光十七年刻本． 　　［12］［清］李勖．来凤县志［Z］．卷二十六，土司志．同治五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