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一)
我认为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主要有以下二点：
1、推翻了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将国家主权在法理上一举从所谓的天子之手转移到了人民之手，虽然后来有过二次皇权复辟，但均被迅速平定，真正形成了“敢于帝制自谓者，天下共击之”的局面。
虽然以后的人民并没有真正获得行使主权的权力，但由于其法理地位已不可动摇，以后的统治者只能借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这使得他们最多只能处于周公、霍光的状态，只要人民素质提高，内外环境恰当，人民获得真正的主人权力是顺理成章的事。
2、推翻了使中国成为近代化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满清权贵集团的部族专制。要建设近代民族国家，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决不可能凭空构造，她自有其历史、文化、宗教、血缘等方面的渊源。如果以满清为主导来构造新的中华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在寻找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渊源的时候中国的主体族群汉人会想到什么?是剃发易服，是跑马圈地，是扬州、嘉定、大同、广州等等的屠城，是近三百年来的民族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新构造之民族的民族主义有何说服力?如果得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族群认同，这样的民族主义是不会产生凝聚力的。除非满人自愿彻底放弃权力，并融入于主体族群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满清权贵完全是在作相反方向的努力。
可以设想，如果不推翻满清，广大汉人是不会对这个部族专制帝国有什么向心力的，那么如果遇到后来日寇全面侵华这样的事件，这个帝国除了迅速瓦解之后别无他路，象抗战那样能够苦撑八年终使山河重光的历史想也不要想。
至于说辛亥革命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我是不认同的，因为革命前后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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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既然这样，就谈不上是什么革命。
虽然辛亥革命的主要意义就是以上两点，但我认为就凭这个也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足够伟大了，汤武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周秦之变是彻底的向家天下转变，儒家所向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只有在这一次革命中才得到真正体现，但凭此足可以俯视千古。至于推翻满清部族专制则是扫除了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一个最主要障碍，其功也在朱元璋的“驱逐挞虏，恢复中华”之上，盖朱氏之功不过是重建一个汉人王朝，远不能同辛亥革命的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相比。
而袁伟时认为的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认为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见《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袁伟时的三个所谓意义只有“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的逻辑上成立，其它两个根本不成立。因为一个事件的意义只能体现在该事件的独特成果上，中国只要处于乱世，中央王权不那么强大，言论就相对较为自由，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言论就很自由，晚清以降的言论也比较自由，故辛亥革命后的言论较为自由并不是什么独特成果，谈不上多少特殊“意义”;至于第三个，这个所谓的冲击，革命党人早就宣传了很多年了，更谈不上是什么辛亥革命的特殊“意义”。袁伟时实际看重的也只是“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他甚至将此作为辛亥革命成功与失几的标志，他认为：“革命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 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同上)
看来袁伟时陷入了制度崇拜的迷思之中，认为有三权分立，那么这个制度就是良制，否则就是恶制。可是从历史看，还没有那一种制度是随时随地适用的，中国的三代封建制最后被皇权家天下制代替，而大儒柳宗元就反对恢复封建，大儒王船山且称家天下制是“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最后均被王权独裁制所替代，历史发展何以如此?而现代的民主体制又为何能在近现代蓬勃生发开来?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虽然具体阐述可能非常复杂，远不是一言所能道尽，恐怕几十万言也不够，但万变不离其宗，制度的变迁其实受制于人们的需要。
按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不类不分种族，大低都有生存、安全、尊严、归属、自我实现这五大层次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低层次需要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对高层次需要产生急迫要求，对民族、国家也一样，如果连基本的生存、安全都解决不了，谈民主实在很奢侈，除了少数精英阶层外，一般老百姓不会有多大兴趣。为什么秦制会被柳宗元、王船山等赞扬，其实质还不是在于它能避免军阀混战，提供最起码的生存、生产秩序吗?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之所以最后均被王权独裁制所替代，其中的原因不就在于独裁制的执政效率吗?古代各部族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是非常残酷的，败亡一方往往有灭种的危险，而在竞争领域，效率是第一位的，没有效率意味着你必将失败，没有人在现代竞争性企业搞什么民主制，也没有人在军队搞什么民主制，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此。现代的就是已经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当面临强大内外敌人的时候，也往往会冻结某些关于民权的宪法条款以提高政治效率，二战的时候罗斯福、丘吉尔与独裁者也相差无几了。
所以制度本身并不神圣，能适用于当时、当地环境下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反之，徒具民主形式，却是军阀割据、黑社会横行，人民基本的生存、安全需要得不到保证的社会却只能是个坏制度，现代的南美、非洲的一些国家就是榜样。
明乎以上道理，我们就可以看出袁伟时的荒谬所在了。他的荒谬就在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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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东西当作实质的东西来崇拜。除此之外，他的学术道德也有问题，对人对事不同持同一标准，对历史事实进行阉割来迎合他的结论。这些问题我以下再说。
民初是个什么社会?它继承了晚清以来地方坐大，中央虚弱的态势且变本加厉，对外一则有满清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深重负担，二则有帝国主义列强随时加速入侵的危险，而中国却在教育、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全面落后。所以当时面临的两个历史任务就是一则要使国家真正统一起来以形成对外全力，象晚清时南方与敌国战而北方坐视，北方与敌国战而南方坐视，中央宣战而诸候不从的情况再现的话，中国将在国已不国的状态下自然崩解，事实上晚清中国早已不国了，民国在历史任务就是要扭转这一趋势。第二则是要在经济、国防、教育、军事等方面急起直追，要尽可能短的时间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完成这二大任务，均非讲求效率不可，故民初最适宜的政制并非民主宪政，而是“开明专制”。陈天华、梁启超、孙中山其实都是主张“开明专制”者，虽然他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在中国实现宪政，只有宋教仁笃信宪政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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