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_关于梅祖麟讲话.kdh

!""#年第$期!总第84期"#语言文字大论坛$第11期发言摘录召集人%王人龙主讲人%冯蒸2007年12月16日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关于梅祖麟讲话引起的古音讨论介绍冯蒸汉语音韵学史通常分为传统音韵学研究和现代音韵学研究两个层面。现代音韵学研究史是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汉译本1940）的出版为其开端，时间大致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在现代音韵学研究史上，从1923—1935年，曾经发生过两次古音学大辩论。第一次大辩论是1923—1925年，讨论的内容是关于汪荣宝（1878—1933）提出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的讨论；第二次大辩论是1930—1935年李方桂和高本汉关于上古音构拟的一场争论，以李先生发表的三篇上古音论文为结束。!"这两次关于古音学的大辩论，得到了音韵学界的普遍认同。《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语言学史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收有“第一次古音学大辩论”和“第二次古音学大辩论”两个词条就是明证。近几年，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界发生了一场新的论争。事缘于2001年底，梅祖麟先生在香港一个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演讲。演讲指出：王力不懂“同声必同部”之说，没有把谐声字材料和汉藏比较应用到古音构拟中，从而把王力归入“非主流”音韵学派。梅祖麟还指出主流的上古音研究体系应是李方桂、董同龢、潘悟云等几家。2002年4月，此文的电子文本被贴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术论坛”网站的“汉语语言学”栏里，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响。6月、7月和8月，郭锡良分别在南昌、乌鲁木齐、石家庄的三个学术会议上提交了同一篇文章,题为《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梅文作了回应。9月，郭文刊登于《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梅祖麟随后回复郭文，并再次提出三个问题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解答。郭锡良于是再次发表一篇名为《音韵问题答梅祖麟》的论文，见于《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此外，陈新雄在2003年3月第1期《语言研究》上发表《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一文，潘悟云、麦耘也在东方语言学网上等多次发表帖子就此问题展开讨论。郑张尚芳于2003年10月、11月、12月分别发表三篇名为《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勘误》、《再斠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和《三斠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的帖子，系统论述了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的错误之处，引起广泛的讨论。本次辩论的关键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及其在同源词研究中的作用及王力古音系统的评价问题。本次论争涉及多位学者，一直到2005年还在继续。我们把这次论争暂称为“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笔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教研室主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事，目前已发表了近百篇音韵学论文和多部专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1963—1976年私淑著名音韵学家陆志韦和王静如先生学习音韵学，师从王静如先生的时间尤长；1978—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得到著名学者李荣、邵荣芬、王显诸先生的教诲，与郑张尚芳同事；1984—1989年在首都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很多课程是在北大听的，主要包括裘锡圭主讲的文字学、曹先擢主讲的《说文解字》研究、郭锡良主讲的《马氏文通》研究和唐作藩主讲的古音学等。与潘悟云合译美国包拟古（%&’()*+,-./)01+2）著《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一书。1982年曾经在北京大学听了一学期梅祖麟讲授的“汉语历史语法”课程。可以说对论辩双方的学术观点都非常熟悉，并且对古音学研究的主要分歧点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在这里，笔者力求客观地归纳和介绍此次论辩的主要内容，尽量引用论辩双方在论证各自观点时的原文材料，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介绍，使读者对这次古音学辩论有个清楚的认识，并可以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对论辩的分歧点作出理解和判断，给古音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助动力。壹涉及主要人物简介梅祖麟1933年出生于北京，1955年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硕士，1962年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即在耶鲁大学任教。后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任教，获聘为第一任康奈尔大学“胡适讲座教授”。当选为“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副会长，次年即任会长。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读博士时对汉语文法与语言，及中国语言与文学之关系产生极大兴趣。数十年来对于汉语语法史、汉语声韵学及汉语诗律学均有杰出贡献。重要研究成果及贡献：（1）在汉语历史语法方面汉语特点之一为有体貌词尾而无时态，认为从南北朝到中唐，“动＋宾＋完成动词”之句式早已形成，动词由“讫、必、已、竟”变成“了”为唐代所发生的词汇变化。汉语另一体貌词尾为“着”，“着”字在闽语用作介词，在吴语用作持续貌、完成貌词尾，在湘鄂方言用作完成貌词尾，在官话方言用作持续貌词尾，从文献使用及语言理论上皆可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介词之用法为完成貌及持续貌之来源。研究现代选择问之来源，认为在5世纪即已成形。讨论文法与诗中的模棱、诗律和语法，推断文学作品之著作年代，并与高友工合作，将语言学方法及声韵学知识应用于文学批评，讨论杜甫诗《秋兴》之诗律，唐诗之语法、用字、比喻、隐喻及暗讽等。（2）在声韵学及汉藏语言学方面以古藏语资料证汉语上古音；并从各种文献探讨古声调中上声之来源，以及16世纪时连调变化情形，提出上声来源于紧喉塞音尾，四声别义中分时间层次，研究去声带3,问题，鱼虞支脂分异层次仍见于方言。其论文4)25,+2067),)08&29&00*5-(&25,5+20:(5;7&<&2)=:(5>&,&2<4)25发表于!"#$，为古声调研究中经典之作。代表作为《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郭锡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湘阴人。1950年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1953年调整到武汉大学，1954年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作汉语史研究生，师从王力。1958年毕业留校、1986年升任教授、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77年至1993年任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79年至今任系学术委员、副主任。60年代曾兼任高教部文科教材办公室中文组秘书，80年代曾兼任文改会正词法委员、电大古代汉语主讲教师、湖北大学兼职教授。90年代曾兼任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古汉语研究》编委。主要著作有《古代汉语》（三种）、《汉字古音手册》、《汉字知识》、《汉语史论集》等十种。有论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语言文字大论坛微文《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殷商时代音系初探》、《西周金文音系初探》、《汉语历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等六十多篇。语法史论文中多有创见。音韵方面也第一次提出了殷商音系的设想，为汉语语音史填补了一项空白。先后参加或主编的三部古代汉语教材，通行全国，影响很大。20世纪90年代先后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国社科院语言研究中心访问、讲学。潘悟云中国语言学家，汉语音韵学专家。1943年3月出生，浙江瑞安人。1982年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从温州师范学院调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同年评为现代汉语博士生导师，并任该博士点负责人，1999年任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联）副主席，上海社联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研究院负责人。1986年以后多次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奥斯陆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的邀请讲学、研究和学术访问。专著主要有《温州音档》，《汉语历史音韵学》，《潘悟云自选集》。译著主要有《修订汉文典》（高本汉），《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包拟古著，与冯蒸合译），《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蒲立本著，与徐文堪合译）。郑张尚芳1933年8月生于浙江温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上海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多年从事汉语方言、音韵、汉藏语言比较研究。参与编绘《中国语言地图集》，调查过多种汉语方言与语言。自1964年在《中国语文》发表《温州音系》以来，在《方言》、《民族语文》、《语言研究》、《中国语言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语言研究论文上百篇。对吴语温州话、徽语、古越语方面研究深邃，在上古音系方面提出自成体系的拟音系统，有专著《上古音系》，其纲要已被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加尔英译在巴黎出版，被认为有代表性的八家新说之一。在汉藏语言研究方面提出了同根共形“平行词系比较法”、“华澳语系”、“汉白语族”等新说，“华澳语系”并被收入《中国中学英语教育百科全书》语言学条目。代表作《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总结其50年古音研究成果，提出不同于高本汉、王力、李方桂的新拟音体系。《温州音系》（刊《中国语文》1964年第1期）首提吴语鼻流音声母有紧喉、非紧喉两套说。《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刊《中国语文》1964年第2期）是最早研究吴语连读变调的专文。《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一、二)（分别刊《方言》1980年第4期及1981年第1期）是最早研究吴语鼻音式儿尾的专文，改正了王力南方方言无儿尾说。其1987年论文《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4期）据CSSCI统计21世纪前五年语言学论文引用排名仍居前三名。贰本次辩论涉及的主要论文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见’(()*++,’-./0/1)234/534,.+660+，后发表于美国《中国语言学报》（!"#）2006〕，《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从楚简“（美）”字来看脂微两部的分野》（《语言学论丛》32）麦耘《汉语历史音韵学若干问题之我见》（刊《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潘悟云《谐声分析与异读》，《两种不同的谐声分析》（均见’(()*++7774/80(9-.:4;<:），《字书派与材料派》（载《音史新论》，学苑出版社，2005）郑张尚芳《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勘误》，《再斠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三斠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评郭锡良先生的〈简评〉》（均见’(()*++7774/80(9-.:4;<:），《上古汉语的音节与声母的构成》（《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2期），《“美”字的归部问题》（《语言学论丛》38）!!""#年第$期!总第84期"郭锡良《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刊《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刊《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简评〈谐声分析与异读〉》（见%&&’())***+,-.&/012+342)50.678).%3*&3’069:""9;+-.’<），《“美”字能归微部吗？》（《语言学论丛》35）陈新雄《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刊《语言研究》2003年第1期）王宁、黄易青《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刊《学术界》2005年第1期）周守晋《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之辨伪与求真》（刊《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叁双方主要分歧点论辩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王力懂不懂“同声必同部”之说；（2）谐声字材料在研究声母中的运用——上古有无复辅音；（3）对王念孙“一声之转”的评价；（4）如何考证研究同源词兼论对汉藏语研究的态度；（5）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上古音研究。关键是（2）与（4）。一分歧一#王力懂不懂$同声必同部%梅祖麟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一文中，通过对以下问题的论证得出“（王力）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这一结论。（一）王力研究脂微分部没有完全成功梅文对比了李方桂、董同龢和王力在研究上古音时采用的不同方法，认为王力赖以成名的脂微分部并没有论证充分和完整。具体引用了两个例子：⑴李方桂利用“同声必同部”说成功讨论韵部；⑵王力研究脂微分部，“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一定坚持要分部。”通过原文材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梅的看法：“李方桂先生1929年回国。他讨论上古音的第二篇文章（《东屋冬沃之上古音》，1932），用的不是什么欧美语言学最新的理论，而是‘同声必同部’。当江有诰（？—1851）赞成孔广森（1752—1786）东中分部的提议，而向王念孙（1744—1832）引伸其说的时候，终不免几个韵脚的纠缠，致使王氏不能信从，后来高本汉不采纳那种分法，但是一到李方桂先生《东屋冬沃之上古音》（1932）大量的参考谐声字，以证其分，高氏便翕然听信了（董同龢1944：68）。”“王力早年以脂微分部成名，他的学说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那篇文章里面发表。王先生把他的学说求证于《诗经》韵。结果在全体108个韵例之中，可认为脂微分用的有82个，应该看作合用的仍有26处韵。因为合韵的情形到底是多，所以王力先生1937年的结论说：‘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用王［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换句话说，王力用《诗经》押韵的材料，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大量地参考谐声字，说明‘脂微分部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这样，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而且以后王先生在《汉语史论文集》（1958）重印《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就把董同龢《脂微分部问题》当作附录。这是三四十年代上古音研究的一段佳话。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如果我是王力，在三十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资料用尽了，把《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篑，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定要分，我会想：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如果我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四十年代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全部解决。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梅氏在这段文字中，主要通过在“脂微分部”的研究史中，王力由于没有采用和董同龢采用了谐声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字分析而分别走向了功亏一篑和成功的不同道路，证明“王力不真懂‘同声必同部’”的观点。（二）王力《汉语音韵学》一书旁征博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却没有涉及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梅文说道：“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原名《中国音韵学》，1936，商务印书馆）是三十年代在清华授课时编的讲义，里面长篇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其中有钱大昕论古无轻唇，孔广森《诗声类》序论阴阳对转，段玉裁的支脂之三分。《段玉裁的古音学》那一章（《汉语音韵学》268－278）征引的有：段玉裁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分用说（273—274）段玉裁第十二部第十三部第十四部分用说（274—275）段玉裁古十七部本音说（275）段玉裁古十七部音变说（276）段玉裁古四声说（277）段玉裁《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序》（279）唯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玉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的那段。”“王力《汉语音韵学》不但引征原文的部分没有引征段玉裁阐释‘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文，在转述段玉裁古音学的部分（268—272），对‘同声必同部’也是只字未提。换句话说，读了《汉语音韵学》，读者根本不知道段玉裁曾经提出过划时代的‘同谐声必同部’的学说。”通过这个例子，梅祖麟进一步强调了王力可能根本不懂得“同声必同部”这一原则在音韵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三）以对中古晓母上古音值的构拟为例，进一步论证了王力在古音研究中忽视谐声材料的证据梅文认为，董同龢全盘考察中古哪类声母跟哪类声母在谐声字中互谐，把上古声母分成若干类，例如把明晓类、疑晓类分出来，为诸家的音值构拟打下了基础。“因为这本书（按：指《上古音韵表稿》）系统地分析了谐声字，把这宗资料用透，所以六七十年以后崛起的古音学家——雅洪托夫、蒲立本、潘悟云、郑张尚芳、白一平——，连带李方桂先生，都是把《上古音韵表稿》当作出发点之一。董同龢先生所作的研究，结论可以修改，所摆的事实却无法绕过。”“王力先生是唯一把中古的晓母（%&）上古一律拟成*%&的。王先生这种做法费解。比方说，脂微分部已成为定论。于是古音学家虽然给脂部、微部拟构的音值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一位是把脂微两部拟成同样的音值的。同样的，董同龢（1944）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中古的明晓类和疑晓类这两种中古%&音的声母，上古的来源不同。王先生漠视谐声字的证据，不顾其他学者的意见，还是把明晓类、疑晓类、溪晓类在上古都拟成’%&。这等于说，中古的晓母上古只有一个来源，董同龢的谐声字的研究白做！”郭锡良在《历史音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郭锡良对梅祖麟的以上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王力不但懂得，而且深入全面地运用谐声资料解决音韵问题。他引用的证据包括：（一）王力曾撰文专门谈及谐声材料可用于上古音研究⑴王力《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通过考察谐声偏旁及谐声的《诗经》入韵字来考求诸家分部异同，以建立自己的古韵系统。⑵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有一小节专谈谐声问题。郭文说道：“1937年王力先生发表了两篇音韵学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姊妹篇，也是奠定王力先生古音学基础的两篇重要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就是把谐声偏旁分成三十二类，并将《诗经》入韵的字列在偏旁之下，然后把从顾炎武起到章炳麟、黄侃共十一家（包括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朱骏声）的古韵分部列出，再考察他们各部包括哪些类谐声偏旁和《诗经》入韵字，最后列成《诸家分部异同考》。王力先生通过考察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谐声偏旁及同谐声的《诗经》入韵字来考求诸家分部的异同，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古韵系统，也就是为写《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作准备，这不是用谐声资料来研究古音吗？”“再者，批评者在讲话中提到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有一小节专谈谐声问题。王力先生在此说：‘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的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郭锡良在文中还说道：“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真的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真的读过，而且读懂了，就不应该作出王力不懂得用谐声字来研究古音的结论，难道只是听别人说过，只是耳食？没有读懂？或者更有别的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二）王力考察脂微分部是为了建立上古韵母系统，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现代语言学的解释郭文认为梅祖麟断章取义，没有完整和深入地了解王力的原义，就贸然下了“王力不懂‘同声必同部’”的结论。⑴王力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这样说道：“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用王（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我所坚持的一点，乃在于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假使说完全相同的话，那么，‘饥’之与‘饑’⋯⋯其音将完全相等，我们对于后世的脂微分韵就没法子解释。”（189页）郭锡良指出，在梅祖麟的文章中，引用了直到“并不反对”的文字，证明自己的结论，却把“我所坚持的一点”等文忽略了，而后面被忽略的文字，才是真正表达和说明王力意见的。既然没有全面解读，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片面的。“王力先生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脂微不分的学说，正说明他在学术上的谦虚态度，没有霸气；明明王先生说自己坚持‘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批评者却偏偏要引出王力‘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我不知道批评者为什么要这样？”⑵脂微分部是在1962年王力在《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一文中“隶”、“惠”归质部，“既”归物部之后才解决得更好。郭文说道：“批评者嘲讽王先生‘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其实当时用谐声字划分脂微两部也存在一些纠葛，只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脂微分部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直到1962年王先生在《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中把‘隶’声、‘惠’声归入质部，把‘既’声归入物部，才解决得更好。三十年代王先生考察脂微分部是为了建立他的上古韵母系统，在这篇大文章中他为这一个问题写下了‘脂微分部的理由’、‘脂微分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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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微分部的证据’、‘脂微分部的解释’，方方面面都谈了，王先生无疑是坚信自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合韵多一些，他也作出了现代语言学的解释。他说：‘最合理的解答乃是：脂微两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时代并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然而它们的音值一定非常相近，所以脂微合韵的比其他各部合韵的情形更为常见。’他表示自己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学说，不仅是应有的学术民主作风，何况他写这篇文章时，章炳麟、黄侃都还刚过世，是不是批评者要王先生也像他一样，嘲讽一通章炳麟在《文始》中已经发现了脂微分部的线索，却不懂得审音，因而不能把微部从脂部中分出来。王先生反而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受到《文始》的启示，这同批评者的态度确实是天壤之别。”“顺便说一下，批评者设想，‘如果我是王力’，就会怎么怎么；恕我不客气地说，从讲话可以看出批评者确实自己没有全面弄过谐声资料，对谐声系统了解的非常肤浅，即使知道用谐声资料可以证明脂微分部，恐怕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个课题。”（三）王力没在《汉语音韵学》中征引段玉裁论述“同声必同部”，是因为这已是一般常识，并且认为在研究中不能拘泥于这个说法⑴王力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说道：“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重要。段玉裁说的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郭锡良认为，这段话说明了王力对谐声问题的观点：“谐声偏旁对古韵归部的重要性是从顾炎武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段玉裁只是说的最明白。”⑵王力在讨论谐声问题时提出“‘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19—120页）“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讨论‘谐声问题’时，王先生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同谐声必同部’原则上是对的，但声符的认定还成问题，不能全依《说文》；二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因此，王先生认为，使用谐声资料，不能拘泥于段氏的这个说法。”[冯蒸按#王力先生对谐声是重视的$1963年出版的%汉语音韵&都专列谐声表$问题在于他拒拟复辅音$对异部位谐声不能解释’只说音近$太笼统了不科学(又在中古声韵与谐声矛盾时宁从中古声韵不从谐声$例如批高本汉)颖*是喻四不应与梗荆同族$即不顾颖是顷声字+]二争论二#上古有无复辅音声母梅祖麟梅文认为谐声字材料揭示出的是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王力对此采取回避态度。首先，对比几家对有无复辅音的不同观点：梅祖麟：“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声母”；高本汉、陆志韦：“主张上古有复辅音声母”，但没进一步用谐声字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系统；王力：主张上古无复辅音，“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汉语史稿》）；李方桂、董同龢：对谐声材料进行分析，主张上古有复辅音，并进一步对音类分析进行对音值的构拟。接着，梅祖麟在文中指出：“高本汉的谐声说非常重要。清代古音学家主要是研究上古的韵母系统。钱大昕固然也曾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但钱氏以及其他清代学者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上古的声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材料。二十年代高本汉告诉大家，谐声字就是很好的资料，这是个伟大的发现。大家知道，谐声字研究在高本汉（1954）、董同龢（1944）、雅洪托夫（1960）、李方桂（1971）手里就可以用来说明上古汉语里有!%!介音，有&’!、&(!、&()!等复辅音。“四十年代是上古音声母研究的分岔点。面对谐声字这批资料，王力先生的路线是总退却。李方桂、董同龢两位的路线是继续前进。“王力《汉语史稿》（上）（1958：68）的看法是：他［高本汉］在上古声母系统中拟测出一系列的复辅音，那也是根据谐声来揣测的。例如‘各’声有‘路’，他就猜想上古有复辅音*+,和)+,。由此类推，他拟定了-’,、-+,、.+,、&+,、&(,等。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太多了。“王力在《汉语语音史》（1985：18，20）更变本加厉：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对王力来说，谐声字所显示的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个结论使王力畏谐声字如蛇蝎。对李方桂来说，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个可能并不可怕。于是，董同龢受了李方桂的鼓励，在战争的岁月中，写成他的传世之著《上古音韵表稿》（1944）。”郭锡良郭文认为：梅祖麟制造了王力不懂谐声和声母有关系的假象，虚构了王力与董同龢、李方桂在复辅音问题上的对立。具体论证如下：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一）王力得出过与梅祖麟推崇的高本汉“谐声说”类似的结论王力在1927年的《谐声说》中的原文（见《王力文集》）可证实这一点：“制字之初，意在便民；即偏旁可知其音，其例易晓。”其后语音演变，“由今纽韵读之，音皆不近，是古与声母同音而今异矣。六书之作，谐声后起，然必权舆三代以前，降及周末，字音或已微异于古。”郭锡良在文中反驳道：“对比高本汉的‘伟大的发现’：‘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难道这两个说法真是南辕北辙吗？梅氏可以据此裁定：一个是伟大的发现，推动了古音学研究的发展；一个是‘畏谐声字如蛇蝎’，成为实行古音研究退却总路线的思想基础吗？如果梅氏如实把这些情况说出来，我看相信他的裁定的，恐怕不会太多。”（二）王力与李方桂、董同龢在复辅音的认识上没有绝对的对立郭文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有如下几点：⑴董同龢在《上古音韵表稿》的《声母总结》中说“复声母还要算作未知数”而被他“除去”，并没有列在声母表中。“现在所有的论证还不过是若干的可能而已，事实上古代带复声母的形式如何，他们出现的范围又是怎样的，又必待日后有了新材料才能决定。”（见《上古音韵表稿》38—39页）⑵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提到“上古声母尤其是复声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很多谐声字还没有解释的办法”。⑶如果一律按照谐声拟测声母，会得出严学宭《周秦古音结构体系》中的结论：二合复辅音140多个，三合复辅音64个，四合复辅音4个，出现了%&’(，)*&(，)+,-(等这样一些奇特的复辅音。这样一律贯彻下去，得到的复辅音确实太多了。[冯蒸按#关于这一点$笔者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严先生的构拟有一部分确实值得商榷%无论如何$出现这些奇特的复辅音是不太可能的%严氏自己也承认其中有拼凑成分%]⑷王力对复辅音说持保留态度是系统研究谐声资料之后的结果郭文中说：“正因为王力先生对从林语堂、高本汉起到后来的‘古有复辅音说’正反两方面的主要意见都是很关注、很清楚的；也因为他亲自全面研究过谐声系统，对谐声系统的复杂性有深刻体会，才会越到后来越‘变本加厉’的对古有复辅音的学说采取保留态度。”郭锡良认为：“上古有无复辅音，本来是古音研究中的一个正常的不同意见，只许一说存在，这是董同龢、李方桂先生可能采取的态度吗？他们什么时候像梅氏这样没有商量余地就下结论：‘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任何对古音确有较深研究的学者，恐怕都不会这样武断。”麦耘麦耘在《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指出：梅祖麟说法固然过激，郭锡良否认王力与李方桂、董同龢等关于复辅音的分歧也不符合事实，这一分歧还是客观存在的。麦文的论述如下：⑴李方桂、董同龢虽然声称关于复辅音的构拟是假设，但断定古有复辅音是非常坚定的。⑵王力则坚定地认为古无复辅音，拒绝高本汉的各种构拟，自己更没提出任何这类构拟。文中说道：“在复辅音问题上，王与李、董的分歧非常明显，读过他们著作的人对此都不会有任何疑问。固然没有必要夸大这种分歧，更不应该拿来作为‘主流’与否的标准，但把这种分歧说的似乎很不重要，好像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大同小异，也不符合事实。”郑张尚芳王先生不接受复辅音是因为其构成杂乱无章，此一问题郑张复声母结构式提出后已解决。“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先秦音系》引高本汉所拟复辅音19种，说依此拟法还可有多种，因此再举19例，说明自己不接受高氏复辅音拟测的原因即是声系不能‘这样杂乱无章’。[冯蒸按#郑张对王先生质疑各点作了分析$归纳其为.化&清鼻流音$后垫式及前冠式等。]“经过结构式分析，可见复辅音声母结构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非常规则，杂乱无章的疑虑应可排除”。（《上古音系》121页）这里介绍一下郑张尚芳关于谐声声符的性质的论述及复辅音“冠音-词根基声母-垫音”的分析：“复声母有‘后垫式’，‘前冠式’及‘前冠后垫式’三种结构。其中由后置垫音%、&、’、(构成的后垫式是基本复声母，前置冠音分‘咝’、‘喉’、‘鼻’、‘流’、‘塞’五类，可加在基本单声母及基本复声母前，构成‘前冠式’及‘前冠后垫式’。”（《上古音系》75页）“段玉裁‘凡同声者必同部’（按：也有少数是邻部的），已经指出形声字声符与韵部表现的一致性。结合声符分析就可以把绝大多数的汉字的上古声韵母的声基韵基确定下来。声符分析更是研究上古声母系统尤其复声母的主要依据（‘形声字’中包含纯谐声字，和‘转注’分化字两部分，后者即指因词根变形所致原字形变体累增的同字根分化字，如‘太、勾、茶、森、麥、墨、包、溢、影、暮、熟、腰、蓑’之类）。通假、异读等则可作为次要依据，因为它们只出现于一部分字，不如谐声范围广泛。“声符往往代表了词根的语音形式,因此同声符字之间的通谐显示了彼此具有共同的基本语音形式（即谐声通假这类通谐行为都是以语言中的共形词为基础的）。如武威汉简《礼》中‘壁臂>辟、钩>句、缩>宿、酬>州、膳>善’今声母同类，‘糗>臭、答>合、墨>黑、摄>聂’今声母异类。后者既然同声符,反映基本声母相同，区别应该在所带的垫音、冠音有异。⋯⋯以谐声来确认词根，其分析结果就不外于此。“谐声字从本源上说应该是同音的。段玉裁说的‘凡同声者必同部’，不但韵部，照理说连声母也该相同才是。但实际不是这样，有的差别还很大。潘悟云（1987）根据亲属语言的情况指出多数变异出于古代的形态变化。同一个汉字有可能代表具有几个变形的一个词，一字异读就是其明显遗迹，所以相谐的可以是其中的一个形式⋯⋯通谐要在共形词根的基础上进行，而声母清浊、元音长短、韵尾及冠垫音等都是其变异的手段。“从声母说,同部位相谐一般可以认为正常（也包含更古的形态变化比如由冠音引致的发音方法改变），异部位就要考虑复辅音因素。”（《上古音系》79—81页）[冯蒸按#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声称自己所以不接受复辅音拟测是因为依高本汉的拟测&声母就杂乱无章’这种结构无规律状态至严学宭先生仍然存在&一直为学者所诟病’但郑张依藏文基字前加上加后加的规则提出复声母(冠)基)垫*结构&已基本规则化了+]潘悟云潘悟云认为，上古音构拟的核心部分是谐声分析。有两种谐声分析：一种是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比较粗糙；一种是董同龢以后的谐声分析，把谐声作为一个系统、一种结构来分析，是结构主义传到中国以后在音韵学上的重要应用。前者是语文学的，后者是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传到中国以后，首先应用于中古音研究，就是根据声韵配合关系给中古的韵母分类。上古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上古音的声母还研究得不彻底，所以我们暂且用中古声母来代替上古声母，中古声母本来就是从上古声母变化过来的。开口的喉牙音记作)，合口的喉牙音与唇音记作*（需提到，中古不分开合的遇摄字，喉牙音按谐声分开合，如“狐”与中古合口“瓜”谐声，定为*，“胡”与中古开口“嘏”谐声，定为)），知庄组定为+，其他舌齿音记作,。如此，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谐声规则：中古一等与四等互补，一等只出现于带央后元音的上古韵部，四等只出现于带前高元音的上古韵部：支、锡、耕、脂、质、真等。一个上古韵部只有一个中古的一等韵或四等韵，其声类都是)、*、,。一个上古韵部只有一个中古的二等韵，其声类为!、"、#。重纽四等与四等在上古韵部同现，即重纽四等字只出现于带有四等韵的上古韵部。三等有!、"、$、#四类，所以可析为两个类，其声类分别为)、*、,与)、*、+。如此可以得到下表，每一类的声母只有三个，%、"、$或!、"、&：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阳部耕部蒸部一类一等唐%、&、’四等青%、&、’一等登%、&、’二类二等庚%、&、(二等耕%、&、(二等耕%、&、(三类三等阳%、&、’三等清%、&、’三等蒸%、’东&四类三等庚%、&三等庚%、&三等蒸%、&、(（明母真重三）三等阳知庄(三等清知庄(如果与上面的谐声规则不符，就要考虑再分部。如传统元部有一等寒，四等先，与第一条规则不符；有两个二等韵删与山，与第三条规则不符。所以就要分为两个部，就是董同龢所分：元部1元部2一类一等寒%、&、’四等先%、&、’二类二等删%、&、(二等山%、&、(三类三等元%、&仙’重纽四等仙%、&仙’四类重纽三等仙%、&重纽三等仙%、&仙知庄(仙知庄([冯蒸按#就韵部而言$这是目前最精密的谐声分析$与段氏的%同声必同部&说已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了解的人并不多’]引申出来的分歧())几家关于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的看法梅祖麟：谐声字反映的韵母系统属于《诗经》时代。梅氏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一文中说道：“‘同声必同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段玉裁是说，谐声字所反映的韵母系统属于《诗经》时代，顾名思义，主谐字和被谐字总要音近才能谐声，而音近总不见得只是韵母音近，声母也该音近。声母该怎么样音近？高本汉首先在《分析字典》（1923）里的《谐声字原则》里说：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王力认为当《诗经》用韵与谐声偏旁发生矛盾时，仍当以《诗经》为标准。（《汉语音韵》）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讨论“谐声问题”时，王力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同谐声必同部”原则上是对的，但声符的认定还成问题，不能全依《说文》；二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因此，使用谐声资料，不能拘泥于段氏的这个说法。郭锡良#时地差异造成各种分歧，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在《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这样的表述：“为什么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呢？因为谐声字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即使只用《说文》以前的材料也在一千年以上，比《诗经》押韵字的时地问题复杂的多，一千多年间不同地域的人群所用的语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不同地域所造的字可能出现各种分歧，把它看成一个平面是很危险的。”[冯蒸按#使用谐声材料必须重视考订该字是否见于上古$郑张*上古音系+所附古音字表就做了这一工作,]麦耘#要通过谐声材料观察上古声母的历时演变和方言分部，才是对谐声材料“有所为”。在他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一文中这样说道：“第一，谐声字的时、地差异如果没对上古韵母的研究造成根本性的障碍，那么对上古声母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再说，《诗经》不也同样有时（数以百年）、地（诸国之风）的问题吗？第二，谐声偏旁情况复杂，王先生持谨慎态度本是合情合理的，但连对庄组近于精组这样简单的问题，也要避免使用随手可得的谐声材料，而宁可用系统性不太强的连绵字材料，就显得过分谨慎。⋯⋯第三，鉴于谐声材料的复杂性，指出据以构拟一时一地的声母系统是危险的，实际上等于提出了另一个严峻任务：通过谐声材料观察上古声母的历时演变和方言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语言文字大论坛分布。——大凡于一方面‘有所不为’者，必当于另一方面‘有所为’。当然，这也是极其重要、值得大力鼓励的研究方向，尽管这种研究也有犯错误的危险。笔者认为，这一研究与上古单一声母系统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不管怎样，对谐声材料里蕴含的上古声母信息是不应放弃的。不试图对材料作出解释，那就不是‘有所不为’，而成了‘无所作为’。”此外，麦耘还指出：“不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声母，的确是王先生上古音研究的一个缺失。”王宁#黄易青$要分辨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的不一致性。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一文指出，“指称上古音时，如果泛而言之，人们当然可以用‘《诗经》时代’代表上古时代，但是在碰到《诗》韵与《说文》谐声字的关系时，都要分辨，因为段玉裁已经把这层关系交代了。特别在讨论利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音时，更要分辨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的不一致性。王力先生在这方面就理解得很准确，他说过：‘《说文》所认为声符，而与古音学大相冲突的地方，实在不少。⋯⋯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三争论三$对王念孙%一声之转&的评价梅祖麟王念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发展而来的“一声之转”同源词研究模式是不科学的。首先，肯定王念孙提出“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跳出字的限制，从字音关系寻求语词关联，是一种新方向。接着，论述了“一声之转”的特征：1.没有论证，就认定%字和&字有同源关系；2.%字和&字如果声母不同，或者韵母不同，或者声母、韵母都不同，《广雅疏证》把这叫做“一声之转”。再次，梅氏进一步通过王力《同源字典》中关于同源词的论证等例子，说明了“一声之转”理论在衍生而来的章黄学派进行同源词研究中影响深重。引用的例证包括：⑴王力《同源字典》（350页）’()*+荒：,()-薉（穢）（晓影邻纽，阳月通转）’()*+荒：’()*+（）同音说文：“薉，蕪也。”考工记序“粤之无馎也”，注：“粤地塗泥，多草薉。”荀子王霸：“塗薉则塞。”齐民要术卷一种糓：“凡种糓⋯⋯遇大雨，待薉生。”字亦作“穢”。文选班固西都赋：“並蹈潜穢”。注引字书：“穢，蕪也”。史记司马相如传：“墳墓蕪穢而不修兮。”汉书杨惲传：“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说文：“，虚無食也。”徐锴曰：“此饑荒字，古多借荒字。”徐灏曰：“此即荒字，相承增偏旁耳。”按，“”是“荒”的分别字，以别于荒蕪的“荒”。字亦作“”。玉篇：“，凶年也，空也，果不熟也。”王力先生认为“荒”、“穢”两字同源。⑵邢公畹《语言论集》288页论汉语“妻”（.,/0）在原始汉台语可设想为11234,513,0,（上）＞3),$（章鲁’按$代表南部侗语）136!（平）＞3,)!（泰）1lj!（平）＞lja5（毛难）1-7’,5（平）＞-7’,0,（平）＞-7’),（广州）[“妻”]梅文说道，邢先生认为这几个字都是同源词。“妻”字中古是清母，上古是1-728。至于38或者48怎么会变成1-728，或者邢先生所构拟的112348怎么会变成1-728，想来是由于“一声之转”。[冯蒸按$王先生%荒&#%穢&同源说确未顾及两字声符%亡&#%歲!戉"&上古唇喉不同声类’邢先生是重视汉台比较来构拟原始汉台语的’但其hml拟%妻&未能有力地说明变化机制(]⑶章炳麟《文始》（二）的一个例子11234,5(平)8詤禾詤禾艹詤禾詤禾詤禾艹詤禾艹!"!""#年第$期!总第84期"语言文字大论坛!火，变易为火尾，为燬，对转谆又变易为燹（火也），次对转寒又变易为爟，亦或作火亘（《秋官》有司火亘氏。注曰：“火亘，火也，读如卫侯燬之燬。”此则燬火亘亦为同读矣）。火对转谆，孳乳为煴，为熏（火烟上出），旁转队孳乳为煨为尉，还脂为燹作苏典切，则孳乳为焌。旁转寒歛作舌音为然，次对转泰孳乳为热，为，对转队孳乳为，又孳乳为。火亘叠韵孳乳为焚，为燔。然又孳乳为炭，炭对转歌孳乳为。梅氏说道：就我认识的字，它们的上古音是：火尾%&’(!)*+"*(,#-燔%.(/0+".(,"0炭%12/02+%12/0#热%0(/1+$%(/1上古声母有&’3、124、.4、04；元音有!、/；韵尾有4)、40、41。至于这些声母、元音、韵母怎么能联起来，当然要靠“对转”“旁转”“次旁转”等“一声之转了”。在梅氏一文中这样说道：“读了《广雅疏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閭’‘里’是同源词，为什么‘蘴’‘蕪’‘蔓’是同源词。更不知道%52(!06,&7’(/6&%’/0这种‘一声之转’是神话还是语文学。“《广雅疏证》一书‘一声之转’的例字最为多见，共138例，其次是‘语之转’，共76例。（陈雄根1989：120，注11）。这两种加起来已经有214例。《广雅疏证》可以算是‘一声之转’的大全。“‘一声之转’的同源字研究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1）只有清儒才会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2）只有在‘不破师说’的文化传统中，这种论证法才会延续下去。”“王念孙的‘一声之转’到了二十世纪衍生出来一个浩浩荡荡的章黄学派，徒子徒孙不但有陈新雄、陆宗达等，旁支别流还包括邢公畹、王力、唐作藩、刘钧杰等。”“章黄学派算不算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当然不是——因为它根本不是语言学。”[冯蒸按#梅氏的批评伤人太重$打击面过大%另外$对&章黄学派’的评价也须一分为二$章黄派学者对音理的解释固容或未妥$但对许多事实的认定显然是正确的(科学的$不容抹杀%]郭锡良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一文中郭锡良反驳说，梅祖麟歪曲理解了王念孙的贡献，将其简单归结为“一声之转”模式。首先，通过列举段玉裁和王力对王念孙的评价证明王念孙的贡献不容置疑。⑴段玉裁《广雅疏证·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云，必能知之。”⑵王力《中国语言学史》（201页）中这样评价王念孙：“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世称‘段王之学’；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第二，指出梅祖麟将王念孙《广雅疏证》理解为“一声之转“的同源词证明模式，是没深入研究《广雅疏证》使然。⑴王念孙讨论“闾”“里”之间和“蘴”“蔓”之间的例子，是肯定了此几词不但意义相通，声音也是相通的，贯彻了以声音求语义的原则。⑵同源词是后起概念，王念孙的因声求义包括了后代同源词，也孕育着后代同源词研究。“闾”“里”义近，声音也相通，是近义词；“蘴”“芜菁”“蔓菁”是同一种草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是方言词，王念孙认为“蘴”“芜”“蔓”在声音上也有通转关系，这里不见得王念孙就真的错了。“蘴”不是明母，但是它同“芜”“蔓”都是唇音，在方言中并不能断定它们就不能相通。⑶梅文注释中说“写作期间，郭必之给我讲解《广雅疏证》”，说明他只凭别人有限讲解而没自己认真读过。郭锡良说道：“只凭别人有限的讲解，就敢推倒两百年来学术界的公论，这未免胆子太大，学隊火隊金艹熱生灰裹火!"!""#年第$期!总第84期"风过于轻浮了吧。”郭锡良进一步反驳道，王力绝不是梅文所称只懂“一声之转”的“章黄学派”的“旁支别流”。理由有三：⑴王力是语言学科班出身，先后受教于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和房特里耶斯；⑵王力密切关心世界语言学的新成果新理论新方法；⑶王力在多篇文章中批评了滥用“一声之转”的现象，如在《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中指出：“就古音以求古义”的主张是合理的，把这个原则推广到“声近义通”就变成牵强附会了。陈新雄在《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一文中，通过具体的论述指出，梅祖麟之所以认为王念孙《广雅疏证》中以“闾”“里”二字为同源字，是因为他把“里”错归入佳部使然。[冯蒸按#$里%上古属之部&非支部’郑张亦认为$里%在之部&与$闾%可通。]“闾里二字在声韵上关系既近，王念孙举《周官》五家为邻，及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之说，这不是论证是什么？且梅祖麟以汉语歲%&’()*+,&与藏语走、逾越%&’)-./&为同源词，二者之声韵关系远较闾里之关系为远，尚可视作同源词，则以闾里为同源词，无论音义，有何说不过去！照梅祖麟把‘里’错误的归入佳部（一般人谓支部），拟音作0%)*123，当然不知道与鱼部的闾为什么是同源词了。”王宁(黄易青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一文中，认为“一声之转”在音义关系研究中的论证具有内在逻辑条理，是“外国人”今天也达不到的高度。“诚然，清人的‘一声之转’有其不严密性而导致后来的过滥，在方法论的总结上，外国人有其逻辑推理 公式 小学单位换算公式大全免费下载公式下载行测公式大全下载excel公式下载逻辑回归公式下载 ，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和借鉴。但在词义内涵的考证和汉语言文化研究上，在音义关系研究上，在论证的内在逻辑条理(不是外在的公式)和论据的充足律上，即使是今天的‘外国人’也远远不能望清儒之项背。更不用说这其中有不可比的因素：王念孙的时代距今有二百年，二百年前的外国人，语言学理论是现在这样严密发达吗？外国人不能发明的论证，不能发现的规律，为什么清儒就不能做，不能去发现？“清人和章黄的朴学，只顾埋头在那里考据，把事情考证清楚就完事，不注意说成个‘论’的东西，许多思想、理论和方法掩埋在大量的考证材料和过程之中。”[冯蒸按#王念孙的因声求义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所论过泛&亦需要以新观点予以甄别分疏’]四争论四#同源词考证))兼论对汉藏语系研究的态度梅祖麟梅氏文中对此的看法是：王力忽视谐声材料，不利用汉藏比较，得出的没有复辅音和词头的上古音体系很难进行上古同源词分析。梅祖麟认为，“用汉藏比较的观点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声母”；研究上古汉语同源词所用的上古音是要有复辅音，有&4词头的；在上古音研究构拟中要积极采用汉藏比较的结论。比如，按照汉藏比较，汉语应有&5词头：&5词头在藏语中有使动化和名谓化两种功用，上古汉语﹡&5词头也有名谓化功用。如不带﹡&5为名词和带﹡&5为形容词：墨%6!’76!’黑8&6!’79!’藏文：&6+2“黑，黑暗”原文是这样说的：“‘墨、黑’项下藏文和缅文的关系是阴阳对转，藏文&6+2对应缅文:6+;2，可见共同藏缅语%&657藏文&65，%&657缅文:65（063的清音）。”而王力关于同源词“黑”“墨”的论述（《同源字典》253页）：“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按，‘黑’的古音可能是69!’，故与‘墨’6!’同源。”梅祖麟讽刺的说：“王先生这句话可真是语出惊人。语言文字大论坛!"!""#年第$期!总第84期"语言文字大论坛第一，从《汉语史稿》（1958）到《汉语语音史》（1985），王先生一直不承认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现在怎么拟构出来个王先生系统里没有的mx-来？第二，王先生想来是把%&%看做中缀。于是一连串问题都来了：（’）上古汉语有没有中缀？（’’）有没有%&%中缀？（’’’）如果有的话，上古汉语的%&%跟藏缅语中哪个成分对应？第三，王先生写到这里，不知是否想过：‘如果早知道《同源字典》要处理‘墨、黑’这对同源词，我二十年以前就该好好读《上古音韵表稿》（1944），‘()*+)*,*-.)/0’*,-’)*+’*12.3,’.(3’*4+4’（《上古汉语的辅音组合》）（1960），《上古音研究》（1971）。董同龢、雅洪托夫、李方桂都讨论过‘墨、黑’这对同源词。说不定他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不必我现在抓瞎。’”郭锡良在《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音韵问题答梅祖麟》两文中都论证了这样的观点：王力的同源词研究重视客观根据，上古汉语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古藏语太相似。（一）梅文批判的王力关于“黑墨”同源词的论证与董同龢的相关论证有相通之处理由：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在讨论明母与晓母相谐关系时指出，“或许‘悔’‘昬’等字的声母更会是个清的唇鼻音”。王力之所以把“黑”的古音拟作/&!5，也只是想说明那可能是一个与一般双唇鼻音有别的/%。文中说道：“梅祖麟嘲讽王先生抓瞎，似乎他对自己曾承认过的老师，王先生的学生董同龢先生的《上古音韵表稿》很有研究似的，可惜他没有想到，王先生的这个/&%竟然同《上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