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
李际宁
《赵城金藏》的文物价值及其传奇经历,早已传为士林佳话。然而围绕这部大藏经发现之初,在对大藏的
版本和名称的确定上、对这部大藏经散佚经卷的收集、对这部藏经的曲曲折折的经历,依然值得我们回味。可
以说,重新梳理发现《赵城金藏》的历史和经过,就好比是在梳理三十年代一段佛教大藏经学术史,挺有意思。
一、 发现经过与影印《碛砂藏》有关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清代后期到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大藏经的状况有所了解。宋代以来,佛教大藏
经或官刻或私刻,历代不绝。但是到了清代中后期,能够刷印的经板,只剩下《龙藏》一副。就是这一部,得
到也极其不易,先是“经板储于武英殿,由内务府保管,不轻印刷”,后因“印刷不便,奏请移藏柏林寺,由僧
录司及柏林寺住持,共负保管之责”,然而“内务府及僧录司疏于监视,板片凌乱,卷帙淆误”(《北平柏林寺龙
藏经板纪要》常惺),几乎无法提供印刷。
进入二十世纪后,情况依旧。关于这一时期大藏经的现状,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位僧人密林持松的说法加以
证实。他在《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中写道:“况今海内法宝,卷轴稍完者,仅有《龙藏》,而其值昂,其工
巨,非尽人可备。他若《频伽藏》,则讹舛滋多。续藏则搜辑未齐,可以供参考,而不便诵习也。”其实,《龙藏》
不仅印刷费工费力,印刷昂贵,更由于涉及部门很多,请印手续繁复,地方上的寺院其实很难得到。《频伽藏》
是 1913 年由居住上海的犹太富翁哈同夫妇出资出版的活字本大藏经,无奈校勘粗疏,讹误较多,不堪使用。“续
藏”,是指 1923 年上海商务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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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影印出版的《日本续藏经》,亦流传未广,使用不便。
寺院和学术界都缺乏大藏经,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1930 年陕西大旱,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在陕西救灾考察,他对数年前已经发现
的收藏在西安开元寺、卧龙寺的大藏经做了调查,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宋元板《碛砂藏》。遂与叶恭绰等人联系,
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款影印这部大藏经。
“影印宋版藏经会”的目标是编纂一部以宋元古本为底本的具有完整体系的佛教大藏经,编辑过程中却无
奈地发现,即便以开元、卧龙两寺的收藏本配补,也难以凑齐一部完整大藏,尚有不少缺卷。于是“影印宋版
藏经会”决定,用其它行款相同的大藏配补。1931 年 3 月,理事会与拍摄方达成十五条合同条款,其第二条就
要求拍摄方先拍摄西安收藏《碛砂藏》,而后以北平松坡图书馆藏《思溪藏》配补缺本;理事会方派员编号。
1931 年 10 月,“影印宋版藏经会”召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增补范成法师和黄赞熙为常务理事,加强影
印组织工作。会议“议属范成理事携本会公函往西安,与杨虎城主席、李范一厅长、康寄遥居士说明派工赴西
安摄影之困难”,希望允许将《碛砂藏》借到上海拍照。这是范成正式参与影印大藏经的工作。稍后,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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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康有为收藏一部《普宁藏》,行款与《碛砂藏》相同,可供配补。“影印宋版藏经会”遂增设“编订股”,推范
成、蒋维乔为本股常务理事,办理编审经目,校订文字、并“先行编订藏经样本”等事物。
由此,遂有范成后来在晋、陕地区调查古本大藏经一事。
二、范成在 1931 年至 1932 年间的活动
从调查《碛砂藏》配补本到发现《赵城金藏》,有关范成这一阶段活动的时间细节,各种说法颇有抵牾之处。
范成在《宋藏遗珍》的序言中叙述道:1931 年,他在陕西,一面摄影制版,一面探访晋陕各名山古刹,“二十
一年(1932)夏,有老头陀性空者,朝拜五台,转向终南山潜修,途经西安庽所,承告赵城县广胜寺存古本藏
经四橱,闻讯殊喜,雇车买骡,跋山涉水,行抵霍山。”1954 年范成在《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中也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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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
次发现经过,将时间改为“二十二年(1933)春,在西安见一老头陀,从山西五台山朝拜文殊师利菩萨而来,
彼向范成说:‘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范成闻此消息,欢喜无量,立时登
程前往(转引自宿白《〈赵城金藏〉与〈弘法藏〉》)。”
事实上,1931 年秋冬以后至 1932 年春夏之间,范成受“影印宋版藏经会”的派遣,在西安组织拍摄与协
调配补藏经的工作。有关范成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蒋维乔撰《影印宋碛砂藏经始末记》(以下简称《始末记》)
记述颇详。这时期范成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组织有关人员在西安拍摄《碛砂藏》,一方面根据已经拍摄
的藏经,编定缺残目录,并寻找合适的配补本。
配补缺卷是当时编辑《影印宋碛砂藏经》的一项重要事务,范成的寻访,只是多条配补线索中的一部分。
蒋维乔的《始末记》记载,1932 年 10 月,“本会派王诚往南通西禅寺查旧经”,又记,“皮怀白居士在成都觅得
宋藏三卷寄到”。但是,分散的零卷,不足以解决数百卷的配补之需。“影印宋版藏经会”的编纂者,首先考虑
的还是以北京松坡图书馆收藏的杨守敬从日本购回的行款相同、字体相似的《思溪藏》配补。其次,是范成等
人提供的“康南海宅所藏《普宁》经本,格式大小与西安《碛砂》本同,纸色明暗,间有差别”,“康南海宅中
元《普宁》版藏经,查有二百零七册,可补《碛砂》之缺”。由此可知,配补工作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藏经会非常重视。关于配补《碛砂藏》,非是本文所要,且按下不说,只说范成的活动。
范成从 1931 年到 1932 年之间,利用在陕西西安工作之利,不断访问、调查配补大藏经的事,并逐渐扩大
调查的范围,这才有后来所说的“向晋陕地区更大范围寻觅经典”(见《始末记》)。1932 年 9、10 月间,闻郿
县魏家村凤舞寺有古经,范成等人遂“着破衣”,化装通过。当时西安郊外闹土匪,不如此行事,说不定有什么
样的后果呢!调查的结果,该寺所藏原是一部《永乐北藏》,行款不同,不太理想。11 月,范成等人又向解州
贾家村净林寺、华州小柿原观音寺、博爱县太行山月山寺、浚县大伾山天宁寺访经,均无所获。
笔者经过梳理有关史料,知道了 1931 年到 1932 年间影印宋版藏经会委托范成在西安工作的详细情况,特
别了解到 1932 年 9、10 月间,范成还“着破衣”在郿县一带调查,应该没有可能再把活动范围广大到往晋南。
范成到晋南的时间,当在 1933 年夏。“卡”在这个时间段,就与范成后来一系列活动的时间相吻合了。
三、范成首先发现《金藏》
1933 年夏,范成到达广胜寺。
广胜寺分上寺与下寺两处。范成初到广胜寺,震惊其宏伟庄严,遂述其规模,“松柏参天,殿宇雄伟,佛像
庄严。五彩壁画,艺术惊人,惜为不肖者刮卖,仅存壁尖残余。”上寺“距其寺(下寺)四里山腰,遥见林木中
高耸释迦牟尼佛舍利塔,装以绿色琉璃瓦,八角十三级层角造有天龙八部护法神像,飞舞活泼,行色各异,端
悬钟铎,每风至,声闻数里,循声登石级而达上寺。”见寺里有元太祖像,范成又“遍读各碑,始知下寺建自元
代至正年间”。
上寺住持明彻和尚介绍了广胜寺的历史,并向范成介绍了古本大藏经的收藏情况。原来,老头陀所说的古
本大藏经,初藏下寺,后因下寺“无人看管,乡邻任意窃取,为城区护法家张奇玉所知,于民国十七年嘱明彻
移至上寺保存。”
范成到广胜寺后,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调查整理古经;其二,向周围村庄访求零散经卷;其三,协助
徐森玉选编《宋藏遗珍》及有关事务。
范成在广胜寺调查整理古经用了多长时间,目前的资料颇不统一。据蒋维乔《始末记》记载,当时经卷“尘
秽封积,范成为整理三十馀日,始有头绪”。而据范成自己的说法,“余逐一检查,越两月之久。时方炎暑,寺
邻纷至纳凉,亲见我辈之劳瘁”。同文又说:“计在寺检查五阅月,方底于成。”大致说来,可能是因为不同阶段
的工作,而有不同叙述,费时不同吧!
关于这部藏经的版本,范成只来得及做初步调查,未及详细研究。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叙述
说:“前夏如皋范成上人访经到寺,又为搜索残卷,分别部居,粗得其所。”蒋唯心所谓“粗得其所”之意,我
理解是“初步整理出一个头绪”,就版本而言,显然范成还没有弄明白。范成发现,这些经卷的前端大多附有释
迦佛说法扉画一幅,并题有“赵城县广胜寺”字样,他在《宋藏遗珍》序言里写道:“详察纸色图样,显系后人
于装潢时附加。” 而“考其所刻字迹,凡印度撰述经律论等版本,多数相同,乃金大安时晋南之地太平兴国禅
院等处人民施资所雕。其支那撰述一部分,则版式繁杂,多由官方收集各地经版而成。”
事实上,在晋南发现的这部古本大藏经的版本异常复杂,从三十年代至今,几十年过去,还有很多情况没
有研究清楚,今人又如何能苛责当时的学者。1935 年《宋藏遗珍》影印出版,由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
同礼、叶公绰、徐乃昌、许文霨、周叔迦等学者共同在《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1935 年)刊登“发行宋藏
遗珍缘起”,在介绍这部大藏经版本的时候,也时时被它的复杂性所困惑:
“夫此藏名式之矜贵,实未见于前次之公私箸录。今就各卷所附见者推论,如‘画’字卷有大金正隆二年
跋文,‘本’字卷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主钱俶开此论施题端,‘疑’字卷有河中府猗氏县刁主题名,‘家’字
卷有太原府文水县刁主题名,‘碑’字卷有汾州录事司题名,‘尹’字卷有南宫县宋镇抚伦仓副、冠氏县安僧录、
馆陶县、堂邑县、朝县、杨谷县、博州水城水寨等刁主题名。按《宋史》钱俶本名宏俶,以犯宣祖讳称俶。据
此卷所题,是在太平兴国后开雕,其先于正隆近二百年。而 ‘本’字卷次,则在‘画’卷二百余字之下,顾何
以前雕者降阶列后,后雕者反躐等居前,岂当日豫布千文经目,钱俶仅认雕‘本’字卷之《摩诃止观》,依经次
而然耶?《摩诃止观》,为天台智者大师所造,钱俶以浙人施雕浙箸,颇近世情,不然,即故有钱俶旧物,而此
藏收入,袭其卷端之题文欤?至刊地可于雕主征之,今雕主多为晋人,此藏必刊成于晋地,集缘近便,其势宜
然。然若定为钱俶始刊,似又应隶于吴越,与晋地之说相杵,此则有可以解譬者。钱俶之名,今此藏仅一见耳,
其论施不夥,未必雕版定在浙地,或初在浙地开雕,嗣后辇之返晋,如紫柏大师之五台方册藏版终归径山之故
事,此说宁不可据?总之,此藏之为山西民间所完成,殆无疑义。其版龄距今多则九百五六十年,至少亦七百
八十年以上也。北派刻风,字体朴劲,行款疏密相间,绰有古趣。祗以地处僻左,时际乱离,十方闻见既希,
全藏流行遂蹇,而其摄收之弘博,甄选之精严,虽当残缺之余,犹令人惊叹不已。”
以上笔者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长文,是想说明,以当时有限的条件和时间,希望在短时期内调查清楚这部
广胜寺的古本大藏经是多么不容易。事实上,这些学者也的确没有弄清楚这部藏经的情况,没有办法给予一个
准确的名称,连“常规”版式也难以确定,他们最后“定性”的结论,也只是说“此藏之为山西民间所完成”。
当年的秋冬季,范成为了寻求《碛砂藏》的配补本,在晋南一带展开了广泛的走访。也是应了一句老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范成在晋东南的青莲寺又有重大发现,先“访得《普宁藏》可补缺者,计一百三十一卷”,更
发现了一批《开宝藏》。
1934 年 4 月,范成在致太虚法师的信中,介绍了他的活动情况,他写道:
“去夏抱定决心,向山西各古道场寻访,历四十余县,十月之久,最后结果在两处发现若干无上法宝,请
为我公述之:一、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有五代时天下大元帅吴越王钱俶施资所刻藏经,装为手卷式,五千一百余
卷中,有三百余卷,是海内孤本,逐一检出,广备流通。先印成《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奉陈法座持
诵。二、在晋城县大亘山青莲寺,见古代贝叶三片,叶而字迹纯系古体正楷梵文,与现代社会上所传叶式及文
体完全不同。且护经之绣盖,确是隋唐间中国白绉以五色丝绒刺绣藤本花木,尤可考求隋唐间人之艺术之风格
与趣向。又有隋唐各古德写经三十余卷,经之首尾多数皆有书写人名与年月题跋。北宋开宝四年,开封官刻藏
经宁熙二年印装手卷式三十四卷,每卷尾皆有年月记载。《开宝藏》,仅日本现存数卷,闻系蜀刻,彼奉为秘籍。
弟此次所发见五代晋刻藏,开宝豫刻藏,与隋唐时古梵文贝叶经等,似尚为我国讲一切版本学者从未道及也。
至《碛砂》缺佚者,并得一《普宁藏》百三十一卷,皆系元初所刻印,与《碛砂》式字体一脉相承,已圆满补
足六千三百十卷之大观,将来流通于世,与东方文化前途,宁止小补?”
范成在青莲寺的发现,也成为当代佛教大藏经历史上一段重要史料。
从文物角度讲,范成可称之为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大藏经的发现者。 但是,当时范成对这部大藏经的结构、
规模、主持刊雕者、助缘人、刊刻年代、地区等等,都没有弄清楚。从学术史讲,真正的功劳,还应该属于蒋
唯心。
四、蒋唯心的调查与研究
1934 年秋,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始人、院长欧阳竟无派遣弟子蒋唯心赴广胜寺详细调查这部古本大藏经的情
况。蒋唯心一路颠簸,九死一生,终于取得学术界公认的巨大成就。1934 年 12 月,蒋唯心考察报告《<金藏>
雕印始末考》首先在南京《国风》第五卷十二号上发表,1935 年 1 月,再由南京支那内学院发行单行本。他在
书中写道:
“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
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揽既解,浪
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转侧,听其漂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
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至目疾” ,数十日不愈,至以后留下眼
疾。
调查期间,蒋唯心每日请寺内两位僧人协助搬运并展舒收卷经卷,“前后历四十余日”,终于调查清楚这部
大藏的基本结构和刊刻状况。有关考证调查详情,具在书中论述,此不赘述。今谨就蒋氏调查的重要结论,条
列如下:
1、定名本部藏经为“金藏”。
2、首次将有关崔法珍的史料与本藏刊雕历史结合起来。
3、全藏千字文编号起“天”终“几”,凡 680 帙,推测全藏应有 7000 卷。
4、《金藏》之基本版式为每纸 23 行,行 14 字。其余著述部分,行款不同,盖“多由单行本收入藏中,覆
刻原版,遂不能一也”。
5、大藏刊雕年代,虽“未必适在皇统九年与大定十三年,然据此推测,亦不过远”。
6、本部《赵城金藏》为元初太宗与其后听政时期补雕本。
蒋唯心调查报告最核心的学术价值,反映在他为这部大藏的定名。他在考察辨证了有关史料后,首次将崔
法珍刊经与《金藏》雕刻史相吻合,使这段长期湮没的史实再现光芒。蒋唯心在定义这部大藏经的时候这样写
道:“此经原刻自皇统八九年至大定十余年,前后约三十载,以晋西南隅为中心,由私人募资,于天宁寺开雕大
藏经版会刻成之,固毫无疑义。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蒋唯心的贡献功不可没。至今,凡致力于《金藏》
的研究者,都不能不重视蒋唯心的贡献,不能不读蒋唯心的这部专着——《<金藏>雕印始末考》。蒋唯心才是《金
藏》的真正发现者,他的发现,奠定了这部藏经真正的学术地位和文物价值。
五、《赵城金藏》保存的数量
关于《赵城金藏》的卷数,首先应该知道,该藏雕造完毕后的总卷数,这是范成调查的一个重点。1934 年,
范成在上寺整理调查后得到的数字是 4975 卷。《宋藏遗珍》范成《序》记:“若按《至元法宝录》所编,此经应
有七千馀卷,现仅存四千九百七十五卷,尚缺十分之三。” 范成当时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法
宝录》)为标准,点勘《金藏》,这就搞错了。这一方面可能是范成当时手边没有可用的方便的资料;另一方面
可能是他对这部“古本藏经”的认识有误。范成根据千字文编号推测,《金藏》应该为 7 千余卷,这个数字,大
体相差不远。今天我们以明昌四年赵沨书写的碑文证明,《金藏》刊雕完毕之初的总数为 6980 卷。之后,《金藏》
在金元之间历代续有修订改版补版,各个阶段的确切数字尚难统计。
范成之前,经卷已有散逸。范成到达之后,正值酷暑炎热季节,寺院周围的百姓常常来寺里纳凉,范成在
与他们聊天闲谈之中,得知寺邻不少农家亦有此经零本:“时方炎暑,寺邻纷至纳凉,亲见我辈之劳瘁。不期而
言,附近农家多有此经。余因婉请其传喻各家,倘能检送原处,福德无量。因此送还者甚多。后以农忙,该用
银币交换,尤见踊跃,竟有已糊窗格,湿浸起下者,三百数十卷。”
抗日战争中,经卷在转移中又有损失。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平图书馆陆续接收到《赵城金藏》的数字和批次如下:
(1)、1949 年 4 月,太行行政公署“秘”字第 8 号护照,由张文教护送四十二箱藏经送北平图书馆。到馆
后,由采访、善本两部清点,共得 4330 卷又九大包残叶。
(2)、1949 年 2 月,北平图书馆函“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请将全部《赵城藏》拨归本馆”
报告中,述及当时北平馆已经收购到《赵城藏》的数量:“此藏从前偶有散佚流出者,经本馆收购,已有一百九
十一卷”。
(3)、1949 年 9 月 19 日,北京图书馆发“人”字 532 号文,“函贾敬颜,谢赠《赵城金藏》一卷(《天圣
广灯录》第四卷)。”
(4)、1965 年,山西省博物馆赠予北京图书馆《赵城金藏》152 卷,其中刻本(金藏原本)133 卷,抄本
19(明代抄配本)卷。
其它零散入藏者,笔者暂因时间和条件限制,未及详细调查。今国家图书馆藏《赵城金藏》总数量为 4813
件,海内外许多图书馆和收藏单位亦有零散收藏。
六、《宋藏遗珍》及有关仿真本
范成在广胜寺整理大藏过程中,发现一批罕见经典和注疏,“其中为各藏所无之经典,竟有四十六种,二百
四十九卷之多”,遂亟向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京三时学会徐森玉发电,汇报这里的重大发现。据范成回忆,
“不数日,森老乘车赶至广胜寺,余述经过情形,握手为欢。”
徐森老到广胜寺后,在范成所检基础上,选定二百五十五卷当时罕见的经论注疏及有关经录,拟商借到北
京影印流通。可是地方上的人颇有疑虑,恐易借难还,不愿出借,逼得范成与徐森玉在山西上下左右疏通关系,
并答应赠送寺里一部《影印宋版碛砂藏》,方才同意借到北京影印。于是,“乃由徐居士将所选定各卷先运北京,
由三时学会筹资……。”
今天有关当时影印《宋藏遗珍》的资料很少,蒋维乔在后来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段文字适可供参考。
他说:“所借《赵城藏》手卷式藏经,多数在平。凡关于目录学者,北平图书馆留印。关于相宗者,三时学会留
印。此外则已运沪,先由蒋、徐二理事就经目约选若干卷可印,再定影印办法,其用款另计。”“蒋”指蒋维乔,
为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的人员,“徐”为徐森玉,他既是北平三时学会的代表,也是北平图书馆的代表。北
平图书馆是三个编辑影印单位之一。
根据现有资料,借出的全部经卷,约在 1935 年春,运回广胜寺。蒋维乔记载:“运沪之《赵城藏》一百三
十八卷,于(1935 年)三月二十一日,由范城护送北平,交三时学会,一并运还广胜寺。”而全部借出原卷由
谁负责运回,笔者暂无参考资料。这些借出的经典,今日依旧收藏在《赵城金藏》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又印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
《宋藏遗珍》最后选印罕见经典 46 种 249 卷,分上、中、下三集,140 册,6 开式,用中国手工连史纸,
照相石印,线装布函。分别由三时学会(北平北长街十五号)和影印宋版藏经会(上海威海卫路七一四号)两
家共同发行。著名学者叶恭绰为影印书题写书名,因“所刻经籍多有碛砂藏所无,亦有各藏所无者”,故“为择
名曰《宋藏遗珍》,不忘所自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文献中记载北平图书馆曾经在这个时期举办过一次《赵城金藏》的展览,惜笔者缺
乏有关记载资料,盛况不详。
与影印《宋藏遗珍》大约同时,当时学术界还制作了两种仿真卷子:《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和《首
楞严经》十卷。
关于《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范成 1934 年致太虚法师的信中说道,在广胜寺和清莲寺的收获颇丰,见
到许多稀见经典,正在影印《宋藏遗珍》,并“先印成《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奉陈法座持诵”。《因明
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卷端题“唐大慈恩寺翻经沙门窥基撰”。其实,本疏为唐初大庄严寺沙门文轨所撰《因明入
正理论疏》卷三的主要部分,但在古代即有人将其误认为窥基作品,别行并更名为《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
收入《赵城金藏》。此卷仿真本没有说明是由谁制作、什么时间印刷,但是从印刷装潢来看,一望而知是后代印
刷品。惜此后《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从《赵城金藏》中佚失,不知下落。影印《中华大藏经》本是以这部
仿真本复制印刷的。
《楞严经》十卷,即《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唐神龙元年中天竺沙门般剌
蜜帝于广州制止道场译出。蒋维乔《始末记》记载:“《赵城藏》中《楞严经》十卷,幸首尾完整,与通行本校
勘异同,计得一百数十字。特照原经影印四百部,仍装为卷轴式,用红木圆轴粘卷,竹签绾束,流通中外,俾
知《赵城藏》之真相。”该卷由影印宋版藏经会制作,黄卷赤轴,纸质、纸色如不细看,颇能冒充《赵城金藏》
原件,至今不少收藏单位依然待之以真品。实际上,原件十卷现仍存国家图书馆。承方广锠先生见告,苏州西
园寺收藏的一部有范成法师钢笔题跋,曰昔日旧物,再次目睹,钩起旧时往事云云。读其题跋的语气,似范成
认假为真了。可见该卷仿真印刷的质量的确不错。
《赵城金藏》发现至今,历史距我们并不算太远,但是,一段学术史已经“模糊”的难以辨认了。以讹传
讹的“故事”广为传诵,历史走样,真相“遗失”。学术史如何叙述,或许有多种方法。叙述《赵城金藏》的学
术史,考察当时人物所处的环境、事件发生的外界因素,客观公证地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力图还原一段历史
的本样,这是笔者希望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