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18位文人）《品中国文人18——鲁迅》

品中国文人18 鲁迅 鲁 迅 刘小川 写鲁迅先生，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小学三年级就读过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下了“万国殡仪馆”、“民族魂”这些词。七十年代中后期，读鲁迅的各种小册子：《二心集》，《三闲集》，《野草》，《热风》，《故事新编》……八十年代初，则买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厚厚的捧在手上。 　　记得有大龄朋友眨着高深的眼睛说：鲁迅的书有毒的。 　　这句话，我差不多想了三十年。 　　想来想去，觉得那朋友言之有理：鲁迅的书确实有毒，而且是剧毒。 　　曾经读到上海王晓明教授的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心下又一紧。有剧毒，最痛苦……世上竟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人！ 　　鲁迅的有毒，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鲁迅的最痛苦，又是因何而发呢？ 　　其实鲁迅很平和的。善于激烈的人往往能平和。他在广州当教授的时候，去银行领工资，月薪三百大洋，银行职员从头到脚打量他，对他的穿戴很不放心：长衫、布鞋、袜子，都是便宜货呀；毛发胡子粗且乱，一点不洋派；分明走着来的，没坐汽车或包月人力车，手里也缺一根文明棍。于是，这位职员坚持要核实，打电话到中山大学，询问一个叫周树人的，相貌，穿着，口音之类。鲁迅不生气，柜台前静静地抽着烟。后来当然是领到大洋了，也收下那位职员的歉意和满脸堆笑。不过他仍然走回学校去，店员还是有些迷惑，歪着油光脑袋想了很久。 　　鲁迅挣钱多。后来也能消费，电灯电话，上楼下楼的，家里常有客人、也时常吃得挺好，坐汽车看电影。有一次却对萧红说：电影没啥好看的，看看动植物还可以……看完电影回家，若是人多，小汽车装不下，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倚着苏州河的栏杆吸烟等车，也是静静的，像个乡下老头。他烟瘾大，小听装的好烟却是留给朋友抽的，比如上海有名的“黑猫牌”。他自己抽廉价的“品海牌”，一支接一支。写作到半夜，也吃点饼干，也喝点酒，也望望夜幕深处的街市，听听有轨电车的声音。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有市井女人叫阿金的，楼下与人吵闹不休，鲁迅一走神，稿笺上写下“阿金”二字。 　　家里人称他“大先生”。他一直供养着母亲和未曾同过房的原配朱安。朱安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虽不认可，却同情她，养着她。他批判吃人的礼教，反感“二十四孝图”，却又是孝子，笔名取母亲的姓；常给母亲写信，叩问“金安”。 　　鲁迅给朋友写信，平和而又随意，与杂文的风格很不同。 　　中年得子，取名周海婴，父子照相，做父亲的，掩不住一脸慈祥。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鲁迅的书法，文人气很浓。随手写成条幅赠朋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一幅，是赠给柳亚子的；又于饭局中再书一幅赠郁达夫，并在日记中说：“达夫赏饭，客人打油。” 　　写给翟秋白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翟秋白做过共产党的领袖，精通俄文和俄国文学，后死于刑场，毫无惧色，慷慨潇洒之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托人带去一条火腿。后来想写红军的小说，细听冯雪峰讲红军的故事。他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遗物、书信，两次会见陈赓将军。 　　鲁迅横眉执笔的那张像，叫人看不够。那份冷峻，世间罕有。面部轮廓有如雕刻。 　　他走路步子迈得很快。有幅照片是在去讲演的路上，呼呼生风的样子。他头发硬，迎风纷纷上举，没一根趴下。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许广平形容说：“真当得怒发冲冠的那个冲字。” 　　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初任教，上下一身黑，衣衫、皮鞋都有大大小小的补钉，小姐们哗然，掩了嘴娇笑。可是台上一开讲，下面清风雅静了。学生当中，就有许广平。还有一位脸蛋儿圆圆的、杏眼儿亮亮的刘和珍。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批评学生。学生不听讲并影响其他同学，他停下来，向那学生扫去一眼。于是学生知错，坐直了，自尊心却不受一点伤害。许广平回忆说：（学生）如同受到了一位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鲁迅上大课时，礼堂黑压压的一片，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他幽默，妙语连珠，台下捧腹大笑，他只微微一笑，略略停顿之后又开讲。那是带点绍兴口音的、略有些沙哑的普通话。 　　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演讲，常常被激动的学生抛向空中。先生在空中乐得像孩子。 　　1925年三月，许广平给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四月，她登门拜访。后来就开始了《两地书》。这本公开的情书，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而处处有爱意。这叫爱的高贵。里尔克、卡夫卡的情书也如此。明白了这高贵，自然会对咿咿呀呀装疯卖傻的流行曲，油然而生厌恶。 　　猫儿叫狗儿跳，贵在一个真字。时下有些人，却无休止地装疯卖傻，毒害青少年…… 　　生活中的鲁迅，很有些孩子气的。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书描绘很多。 　　丁玲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了，却没有回复。丁玲很是想不通，事后得知有误会：鲁迅把她的笔迹当成了沈从文的笔迹。1931年，左翼作家在上海开会，鲁迅先生来了，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 我的阅读印象中的丁玲，泼辣而又细腻。1936年，她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奔赴延安时，惜墨如金的毛泽东为她填词，其中有几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做女孩的时候，不大能读鲁迅。到了上海，阅历渐多，便读得如饥似渴了。有一次鲁迅评价她：“丁玲还是个孩子。”丁玲仿佛很委曲：她的内心已经在曲折中长大了，哪里还像个孩子呢。 　　丁玲的阅读体验，能代表许多人。 　　1937年10月，肖红撰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开笔就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然而鲁迅先生沉痛的时候，却是一沉到底。 　　1926年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门前，几个女学生身中枪弹，倒在了血泊中。开追悼会那一天，鲁迅“独在礼堂外徘徊”，脑子里满是女学生的鲜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非沉痛到底，焉能出此语？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真的猛士，必当奋勇而前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读先生墨写的文章，我们永远记住了：“始终温和的微笑着的刘和珍君。”记下了她和她们中弹的那个瞬间，那柔弱无助的倒下，那血泊中的温软的身躯的渐渐僵硬，那手指冰冷。 　　“徒手请愿而已”，衙门里却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我是在高中学的这篇课文：《记念刘和珍君》。我记得，师生都是泪光闪烁。“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过一点什么…”老师缓缓念着，学生静静听着。老师是川师大中文系一位姓蒋的实习教师，时隔三十年，我记得他念着念着就背过身去的样子…… 　　又学《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殷夫、胡也频…多少青年的血，多少眼泪啊。然而鲁迅先生，从未给人留下流眼泪的印象。写亡友，没有比这更沉痛、更坚硬、更杰出的文字。 　　“出离愤怒…”这情态的表达为鲁迅首创。 　　他点校《嵇康集》。他为瞿秋白、为柔石的遗著耗费了心血，拖着病躯挥汗如雨。他说过：一个人倘若还有友情的话，那么，面对着亡友的遗文，真如同捏着一团火，要为他流布的。 　　这个绍兴人啊，这位秋瑾、徐锡麟的同乡。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我们今天，得以掂量这硬度。 　　同时掂量它的柔软度。硬，来自柔软。 　　如同憎恨源于热爱，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 　　绍兴乡下有个安桥村，安桥村有鲁迅的外婆家。读过《社戏》的人，会对绍兴乡下的风光有极深的印象，渔火点点，月光跃跃，乌蓬船划水之声可闻。而虚构的鲁镇上的咸兴酒店，孔乙己先是走着来喝酒，靠着那柜台，“排出四文铜钱，对老板娘说：温一碗酒。”过了一阵子，却用手“坐”着来了，原来孔己的腿，因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他还是温一碗酒，向小孩儿表演茴字的四种写法。酒客们嘲笑他的断腿，他的偷书，他吃吃地辩解：窃书能算偷么？窃书能算偷么？ 　　鲁镇上，又有女人叫祥林嫂的，不断向人絮叨她那死去的小儿子阿毛。祥林嫂的悲惨，通向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孔乙己的形象，则接上了三味书屋的真实的教书先生，瘦而高的先生拿着书卷摇头晃脑：鈇如意指挥倜傥满座皆惊呢；笑人缺齿曰狗窦大开… 　　《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典型的鲁迅式的幽默。《社戏》的风光描画，每个字都含情脉脉。末尾处，那熟悉的幽默姗姗而来：“然而盖叫天终于出现了。” 　　闰土。金黄的圆月下手执钢叉刺野物的活泼少年，成人之后，却躬身怯怯地叫鲁迅老爷。这份苍凉感，欲说又止的辛酸感，很多人有体验的，被鲁迅白描出来，固定成经典。 　　鲁迅的童年很幸福。 　　母亲，祖母，长妈妈，温柔环绕着他的生长。长妈妈是年轻的寡妇，从乡下到绍兴城谋生。她有很多道理，几乎就是道理和规矩的化身；她知道太多太多的乡下习俗。比如人死了不能说死了，要说他老了；万不可从晾衣竿上的裤子下面钻过，那是要生病遭灾的…… 　　鲁迅的母亲名叫鲁瑞。他小时候随母亲常去安桥村，一路蹦蹦跳跳。野草野花，连同朝阳夕阳，在蜿蜒的小路上无限地铺开去。 　　他初名樟寿，字豫山。绍兴的小孩儿却管他叫雨伞。于是，改字豫才。 　　不知道他小时候是否与人打架。打起来，纵然是落了下风，也一定不服输的。眉立，发竖，眼喷火…… 　　鲁迅的不屈不挠，当有遗传的成分吧？ 　　周氏三兄弟，皆有大作为，而鲁迅的个性最鲜明。 　　个性，个体，乃是本文的关键词。 　　鲁迅酷爱绘画。真说不清他是更敏感语言呢，还是更敏感图画。能说的只是：他于二者都敏感。绘图本的《山海经》，那些个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拿两乳作眼睛的吓人的怪物…鲁迅用薄而透明的荆川纸将它们逐一描下来，类似现在的儿童。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画谱，然后趴在桌子上描，从早晨直描到天黑。他后来写文章，白描的功夫登峰造极，或于线描图画有旁通之处吧？而他成为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奠基人，我估计，亦与早年画画的兴趣有关。 鲁迅读了大量古书。他是在古书中受的启蒙。 　　他的家学颇为别致，是他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定下的：“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矣。” 　　这个文化谱系很是清晰。 　　家学挺有意思，从唐宋一直延续下来。凡有点根基的家庭、家族，一般都会崇尚学问。可惜所谓当代的语境中，家学一词，尘封已久。豪宅倒通常与书香无关。 　　没有迹象表明，鲁迅反感祖父定下的家学。有趣的倒是，他也不提这个家学。上面的引文，是他祖父在一本叫《唐宋诗醇》的藏书背后的题字。 　　三味书屋的老师寿镜吾，博学，正派，严格。收费也高，每节两元，绍兴城里高居第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点拿老师开玩笑的意思，却够不上讽刺。毋宁说，是充满了温馨的回忆，见证了美好的童年。 　　鲁迅是学过“四书”、“五经”的，并且学得扎实。 　　他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着新文化。 　　鲁迅十三岁那一年，祖父在北京犯了科场案，关进了监狱。绍兴的周家一片恐慌。怕受牵连，一度举家逃到乡下。大人们压低嗓子议论“满门抄斩”，听者不禁缩了脑袋。小鲁迅耳朵灵，想象着满门抄斩的情形。 　　乡下躲了半年多，返回绍兴城。继续三味书屋的学业。 　　满门抄斩的劫难是躲过去了，然而厄运从此降临到周家。祖父在北京蹲监狱，绍兴的老家不断送去银子，上下打点，以免老爷子秋后问斩之灾。而监狱是个无底洞，保下了一条老命，耗去了大宗家产。 　　鲁迅的父亲，气病在床上。 　　这位父亲，也是性情刚烈；喜论时事，堪称业余的评论家。 　　祖父栽了，父亲病了，绍兴的鲁迅家越发黯淡了。 　　瘦小的少年，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着各式白眼。 　　家道中落，世态炎凉。阳光少年碰上阴暗。 　　三味书屋的学业中断了。瘦而高的寿镜吾老先生，不复转动着脑袋，津津有味念古文。 　　当铺，药铺，父亲的病榻…… 　　请来的中医很奇怪，那药引子，居然要用原配的蟋蟀。昂贵的诊费药钱花一把把地出去了，父亲的病却不见起色。鲁迅是由一张又一张庸医的脸来感受中医的。到后来，他挖苦中医，憎恨中医，并到日本学西医，要救治像父亲这样的病人。 　　患水肿病的父亲，终于死在庸医手上。 　　家境每况愈下。 　　鲁迅是老大，他的感受，当比两个弟弟强得多。后来提笔为文，频频回首往事，“朝花夕拾”，惊异于早年生活的巨大落差。这落差之中，隐藏着许多东西。鲁迅的回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为满足心理需要的单纯忆旧。回首，乃是持续地转身，打量并逼近自己的生存轨迹。 　　个体回首艰难，群体更是如此。 　　鲁迅痛苦而漫长的精神探索，起于少年时。幸福的中止催生反思，类似曹雪芹；而反思诱导更多的反思。生活的落差，左右着生存的向度。思考型的鲁迅，发端于少年。这显而易见。但其间的脉络尚不清晰。精神之路，曲折幽暗是常态。曲折幽暗挡住了大多数人的探索。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唯针对苦苦求索之人，方有路漫漫而修远。 　　鲁迅对“路”想得很深。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名言即便是鲁迅随口讲出来的，也有艰难的铺垫在先。他反复提阮藉“见歧路大哭而返”，可见他心里，始终横亘着、交叉着歧路。 　　个体之路，群体之路，民族之路…… 　　鲁迅在绍兴长到十八岁，启程赴南京，踏上了生计之路。 　　鲁迅在南京待了四年，先进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这类官费的实用型学校，富家子弟瞧不上的。鲁迅穷，离家远走时，母亲只给了他八块银元。南京的冬天冷，鲁迅衣裳裤子单薄，吃辣椒御寒，养成习惯，伤了胃，埋下病根。 　　他边吃辣椒，边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是英国人写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读物。鲁迅明白了进化论的道理，胃的功能却因一再强刺激而受到损伤。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震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清王朝不缺经济实力，却未能将财力转化成军事实力，海战陆战皆输，屡屡再上演近代史上的悲剧。 　　鲁迅在水师学堂苦练爬桅杆，并无当一名水兵的志向；下矿井二十丈，熟悉了矿工们的井下作业，却不想做一个技术员或探矿师。海上和井下，他都不考虑。他只是埋头学习，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母亲送他上路时的眼神，和那沉甸甸又轻飘飘的八块钱，他始终铭记着。 　　若干年后，鲁迅能够大笔挣钱了，对朋友半开玩笑说：八块钱很划算，翻了许多倍…… 　　鲁迅志存高远，生前就享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却不讳言挣钱，不粉饰早年求学的动机。缺钱，于是想挣钱，这天经地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具备直接了当的金钱观念。生活中、戏台上，许许多多的书生，倒是羞于谈钱的，仿佛他们牢记着圣人的教导。其实孔子本人并不是这样，圣人食不厌精，穿戴华丽，出门讲究，惦记着学生的干腊肉。而历代文人，像司马迁，嵇康，陶潜，杜甫，李白，都能直接面对金钱，与一般劳动大众无异，或者说，比大众更为直接。中国的民间，哪怕它山高水远穷乡僻壤，历来弥漫着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戏台很有感染力的。不言利，羞谈钱，民间例子甚多，融入了若干习俗。 这现象所形成的持久的遮蔽，已经在今天显现出来，千年压力一朝释放，把人拉变形，弄钱不择手段。 　　古代书生不能想钱，因为想钱就读不好圣贤书，不可能金榜题名。为了颜如玉和黄金屋，必须承受十年寒窗苦。或者说，必须忘掉金钱，尽力去揣摩圣人学说。这种贯穿千百年的、由集体潜意识所支配的心理模式，自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存在理由。萧洒文人与穷酸书生都是它的变式。后者有时呈大面积疯长的态势，例如八股文盛行的清朝。 　　当文明趋于固化，有识之士便会奋起，使固化的文明疏松，重现生机。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张力。 　　强大的个体，能突破这样或那样的心理模式。比如鲁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不能拆解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复辟的闹剧几乎注定要上演。历史有惯性。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或许能够洞察这种惯性。 　　这里的前提是：要有能力成为个体。 　　二十岁的鲁迅，在南京猛吃辣椒，目注《天演论》，胃火与热血一同燃烧。两个洋派学堂，有着相同的奇特课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鲁迅对此非常不满，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个体却在静悄悄的孕育中。在今天看，这样的课程设置未必荒唐。时隔一个多世纪，有些东西慢慢显形了，我们意识到：鲁迅并不知道他正在成为融合中西与文理的鲁迅。 　　鲁迅虽然对声光化电加子曰诗云的课程安排很不满，但还是熬到了毕业，并且拿到了好成绩，作为官费生到日本去留学。 　　这是1902年，离辛亥革命不到十年。 　　中国的留学大潮之所向，首推日本。南方城市，尤为风尚。单是绍兴，同一时期走出去的留学生就有好几十个。 　　鲁迅到东京，学上了日语，谈起了恋爱。 　　鲁迅是全班第一个剪辫子的男生，不知道是否与恋爱有关。现存的照片，未见他留辫子。而其他留学的男生，为长可及臀的黑辫子大伤脑筋，每天要把蟒蛇般的辫子盘于头顶，再盖上日本式的学生帽，看上去像怪物，像一座高高耸起的富士山。有些学生为这祖宗传下来的劳什子踌躇着，烦恼着，不敢上街，他们羡慕周树人君的平头寸发，却又没胆量去仿效。 　　鲁迅的标新立异，青年时代已见端倪：带头剪辫子，带头自由恋爱。 　　恋爱的对象是谁，现在不清楚。也许是个日本姑娘。 　　恋爱无结果。 　　鲁迅留下一首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指她，典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神矢指爱的神箭，典出古希腊神话。这七绝是赠给许寿裳的。李霁野撰文说，它是一首情诗。李霁野先生是鲁迅的至友之一，他的话有可信度。不过，鲁迅恋爱的具体情形，仅凭这首短诗难以揣测。“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是爱国情操的流露，却也和恋爱的无结果有关：荃不察，她不能理解他的高尚情操。情侣当有共同语言，说不到一块儿，似乎就不能生活在一块儿。这是人的特征。不过，鲁迅高昂的身姿后面，却有某种难言的酸楚。 　　论者们解读高昂本不错，却不必将失恋的酸楚一笔勾销。 　　失恋就是失恋。如同：想钱便是想钱…… 　　是周树人君还是这位被比做“荃”的女子首先提出分手，仍无从揣测。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不重要。伟人身上的鸡毛蒜皮，用以闲聊无大碍，但不可太当一回事。如果恋爱的细节不足以诠释鲁迅，那么，它的丢失就无关紧要。 　　当鸡毛蒜皮有了市场，有些人就盯住鸡毛蒜皮不放，借口将伟人拉下神坛，将伟人之伟岸拆解成平庸，拿平庸去卖钱。这势头若蔓延开来，后果可想而知。这远比将伟人神话更糟糕，因为：神话尚能唤起虔诚与向往，平庸、低俗却能导至嘻皮笑脸，导至后现代的短命狂欢——将一切标志着人类精神境界的高峰削平，砍成碎片，拿去零售或整卖。卖完了，皆大欢喜，昆虫满天飞，野兽遍地走；连血腥事件也会变成市井笑料媒体猛料。到那时，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的阴暗麇集”宣告完成。 　　所以，鸡毛蒜皮也是危险的鸡毛蒜皮。 　　危险在于：如果只有鸡毛蒜皮的东西方能显现并放大，那么，单看鸡毛蒜皮的那些小眼睛将无限复制。 　　鸡毛蒜皮式的眼睛，只能看到鸡毛蒜皮。 　　眼下国内针对经典文艺作品的种种“恶搞”，不过是瞄准恶搞的利润空间。为了搞钱，总有些人就不惜搞死文化，搞垮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人是这样对待普希金高尔基的么？德国人是这样对待康德伽达默尔的么？美国人是这样对待海明威福克纳苏珊.郎格的么？据央视国际新闻，最近有民调显示：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认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个警示。而在拉美几个大国，“读者”与“观众”有明显的区分，前者有望成为能思索的个体，后者则容易滑向随波逐流的惰性群体。 　　如果我们大面积丢失传统文化，回望历史将变得不可能，从历史长河“跃入”当下的生活急流更不可能。生活将出现断裂，价值将呈现空洞，无根性的生存将无限克隆。千篇一律将大行其道，昆虫乱舞将固定为常态。 谁希望着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恶搞”是个恶兆，须严加防范。 　　而“软实力”、“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时刻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常用词，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几百所“孔子学院”正遍及全球…… 　　鲁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前者发洞见云：“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段话十分透彻。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几亿人呈现为大沙漠，被刮来刮去的风不停地改变着形状。沙漠是如何形成的？人，又是怎样变成沙粒的？清王朝的经济实力不是远胜于日本么？为何又是聚沙之邦？ 　　鲁迅盯上了中国人的个性。个性不张，造就了聚沙之邦。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极端化，覆盖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而极端化的封建权力注定要制造庸众，把活生生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演变成沙粒。这也如同西方国家资本运行的极端化，极端化的资本变尽花招制造消费群，把人钉在消费的单一图景上，把“全面发展”的个体置于死地，把人的可能性掏空，把“人”消灭在历史的进程中。——几年前，不是还有个叫福山的人宣称要让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么？而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倒是渐渐融入了诸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与福利共存，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了足够的缓冲地带，生活世界因之而呈多样化。欲望被仔细辨认，单面人的蔓延趋势受到遏制…… 　　聚沙之邦将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给出的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是：“洞达世界…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这洞见，预示着日后著名的“拿来主义”。 　　弗失固有之血脉，乃是鲁迅式的“回行之思”。必须返回人文传统，在历史的深处获得跃入当下的力量。回行有三种方式：一是借鉴，二是批判，三是融合借鉴与批判。鲁迅先生是终其一生，或隐或显地居于三者之间。他的投枪匕首，他的横眉怒目，乃是针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力极端化的恶果。 　　《文化偏至论》又提出“非物质”、“张灵明”。 　　人是万物之灵，有价值系统，有道德承载，有诗意向往，有灵光闪烁。动物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物质环境，而人之为人，是由文化环境来决定的。物质的急剧丰富，可能会导至精神的贫乏。概言之：物比人大。物欲横流，肯定对社会和谐有害。 　　活着要有意义。活着有意义的人才会活得精彩。 　　德国哲学大师马科斯. 韦伯说：“人是活在由他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倒不是说，人是凭空编织这张意义之网。人生“此在”的参照系，取决于社会的“共在”。生活之意蕴层，犹如天空中的臭氧层：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板块能置身局外。臭氧层出现了大空洞，修复需要时间。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修复也须点点滴滴的做起。意蕴层受损，软实力下降，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官员还是百姓。 　　所谓修复，前提是要察看受损的程度。提升软实力，任重而道远。原因是：软实力的提升，很难下硬指标。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发出他的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个追问，既有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又追溯到庄子的智慧：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的这个短语，在今天意义重大，所以笔者一再重复。 　　一百年前的鲁迅又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掊物质：抑制物欲的恶性膨胀。 　　这几乎等于说：两个文明（物质与精神）要一起抓。 　　为什么要抑制物欲？因为物欲横流有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背于全社会的健康向上。“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物欲显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股大力之一，但物欲横流醉生梦死，既造成无数罪恶，又导至“生活世界”的种种遮蔽。物的丰富，决不等同于人的丰富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鲁迅在日本，近距离审视欧美的物质文明，掉头为自己的民族把脉，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国，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树人，建人，作人，应该含有这层意思。周作人在抗战期间作了汉奸，又另当别论。 　　任个人，排众数，是致力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瞄准并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是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的。爱之深才痛之切，才责之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沙聚之邦，个体罕见。先知先觉先行者，必定遭到“众数”的漠视、歧视、乃至敌视。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严酷的现实。鲁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这位悲天悯人、恶斗旧势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出此沉痛语，我们今天当能倾听、掂量。 鲁迅的“最痛苦的灵魂”，源于他感受和辨认黑暗的能力。 　　据他的朋友讲，他常常对事不对人。这在一副面团形象的国人中间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彻，所以才一针见血，才直截了当。惯于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们自然会不舒服。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其集体潜意识盘根错节，犹如深海的藻类。他们的感觉注定要滞留于表层，不会意识到鲁迅的良苦用心。他们还跳起来，缠斗鲁迅，消耗着巨人的体力。 　　觉醒的个体，面对昏睡的庸众…… 　　鲁迅发现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发现了超人、末人，易卜生发现了真理常在少数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时期，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足迹遍及欧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是先行者，鲁迅是先觉者。孙中山致力于社会革命，鲁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精神战士披挂上阵了。 　　这样的战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鲁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写道：“他一走上战阵，就显露了一个伟大文化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最宝贵的品德：献身的赤诚，战斗的激情，清醒的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战士的勇猛和坚定。” 　　鲁迅二十几岁就几乎成为鲁迅，令人不无惊讶。当时的日本东京，聚集着来自中国的各路豪杰。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保皇的，主张暗杀的……分成若干派系，竞相发出声音。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见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又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论杂然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黄金黑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当发端于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进化这个词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灵魂风暴。不进则退，不进则亡。但是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是要取决于个体的壮大。救国，首先要救人。 　　鲁迅读进化论，读来读去，读出个体二字。这使他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几十年受用不尽。这个基础，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学的创造性区域，韧性战斗的战场。 　　也使他孤独、痛苦。 　　发现了个体，也就发现了沙粒、沙聚之邦。鲁迅是研讨沙粒、沙化的专家。而他改造国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尽管他装备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达思考的杰出的汉语艺术。他呐喊，投枪匕首并用，却如同置身于无物之阵。 　　民族的劣根性，发现它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何况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的浩大与艰难，恐怕没人能够测量。 　　鲁迅十几岁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顿，生存的落差唤起紧张的思索。而历代杰出文人，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他常吃辣椒御严寒，渡重洋到东京去求学，他又尝到了初恋的涩果，这些身体层面的“失败”，反而催生鲁迅的精神成长。也许，这里显现了“自卑与超越”的生存环节。“风雨如磐黯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二十一岁写下的诗，表明他正在完成着自己的超越。时代风云也影响他。但鲁迅之为鲁迅，单凭说一句“时代影响”却是不够的。时代影响千万人，鲁迅却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鲁迅为什么能看见个体？因为他很早就“活向”个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破落户的子弟”能思索。所谓破落户子弟，一般显现为两种“生存情态”：游手好闲混吃骗喝；发愤图强勇于思索。鲁迅当然属于后者。家学渊源，母性呵护，严谨的三味书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断了鲁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二十岁前后，鲁迅形成了个体修炼的态势，步入个体的运行轨道。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个体修炼与古代杰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构的关系。 　　唯有这种个体，方能发现个体的对立面：庸众和沙聚之邦。 　　鲁迅赢得了思想的持续的喷发点，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顾城诗句：黑暗给他一双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 　　喷发力，也是针对黑暗的攻击力。 　　理解鲁迅，不妨聚焦于此。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存姿态。 　　把握鲁迅的精神脉络，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许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个体的特征，思为第一要素。 　　对创造性的人物，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与之对接。 　　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恩师。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但鲁迅的书房里仍然挂着藤野的照片，仍与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医生须藤，这说明他确实对事不对人，待人行事，全凭自己的目光。日本军国主义和具体的日本人，他是区别对待的。 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 　　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 　　这等于说：你交待吧，你是怎么作弊的？ 　　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 　　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 　　这一天，学校放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奸细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身强体壮却神情麻木，他们在看热闹，看杀头，鸭子般伸长颈项，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鲁迅大吃一惊。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厉的口哨。 　　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 　　鲁迅对此印象深刻，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持续的追问。思想导至感觉。感觉引发更多的感觉，又反证思想。 　　他做出了瞬间决断：弃医从文。 　　医学是不能深入灵魂的。行尸走肉满街蹿，“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药》、《示众》、《阿Q正传》，对国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麻木是个大词，它衍生多种形态，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瞒与骗、吃人与被吃，包括著名的“精神胜利法”…… 　　优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鲁迅，是深入国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说，他是历史性地考察人性。 　　鲁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见高度的麻木，犹如坚实的个体才能够洞察一盘散沙似的群体。 　　叶圣陶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 　　鲁迅先知先觉，就“思想的实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属一体。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驱。 　　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于是他走得远。他走得远，于是他孤独。 　　他考察人性，拷问灵魂，从不放过他自己。他欣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灵魂的拷问、穷追不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他反礼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学者干脆称做耻感文化。耻感与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有相通处。儒学作为有生命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使浸润于此种文化中的人，并不难于理解陀氏对人性的刨根问底。 　　中国封建社会，愈到晚期愈呈封闭状态，乃是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所致。极端化意味着：唯有这种极端化方能维持日趋腐败的权力系统的运行。中国的政体落后于西方多矣，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能够眺望其他语种的文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不依附于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能洞穿社会形态。这一点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传统文化有她的恒定价值。 　　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 　　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 　　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 　　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 　　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 　　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 　　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 　　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 　　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 　　在今天看，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英国、美国。 　　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们人可能还不知所云。 　　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 　　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 　　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小说，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 　　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想想斯宾若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 　　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 　　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 　　他在东京张罗着办《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做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 　　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饲，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 　　鲁迅办《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 　　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 　　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夜里他看刀，并比划着。 　　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 　　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 　　郁达夫通常给人留下风流才子的印象，却对鲁迅杂文推崇备至，反击鄙薄杂文的梁实秋。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功莫大焉，但也许他是走了“雅”的极端。 　　杂文的特点是喜笑怒骂皆成文字，这挺好的。 　　孟子写文章，也是要骂人的。 　　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鸣、郭沫若……谁不骂人呢？ 　　骂是广义的，并非人身攻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来，他到日本已经七年多了。 　　七年炼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绍兴老家十几年，为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曾不无自豪地说：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 　　1908年的鲁迅居于东京的一幢公寓“伏见馆”，他快满二十九岁了，唇上留了一点胡须。他还不想回国，回国意味着成家。成家意味着过老式的日子，在绍兴生儿育女，做师爷或幕友。 　　母亲拍电报催他回去。绍兴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着，她的年龄比鲁迅略大。鲁迅不想娶她。类似的婚姻悲剧，也发生在胡适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维和旧婚俗之间是注定要发生悲剧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实在不值得唠叨、纠缠。 　　母亲又拍电报，称卧病在床。鲁迅赶紧启程了。 　　其实母亲没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鲁迅令人费解地同意了，在绍兴与朱安举行了旧式婚礼。 　　原来，他有个折衷的两全之策：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他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朱安曾经许过人的，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而住进了周家，劫遭受了鲁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绍兴习俗，如果鲁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 处于两难境地的鲁迅，将朱安的生活也考虑到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里没有什么符合人道选择的万全之策。鲁迅不伤害朱安，就会伤害自己。他对朱安人道了，对自己就不人道。难道“自己”就是不是人吗？这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道德律令、非得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吗？平等的观念不是这样的。 　　犹如财富的平均主义，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莫名其妙。 　　犹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悯情怀仁者之心，却也处处强调等级。 　　这里的分寸感极为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雷锋精神当与富豪榜并存。偏颇是有害的，走极端则导至灾难。 　　贫富有区别。精神境界有差异。 　　健全社会的运动过程中，应当有能力同时显现此二者。显现是说：尽可能地去掉遮蔽。 　　个体形成的过程中，则应当警惕极端个人主义。 　　悖论的是：人人趋利，损人利己，既有害于社会的、单位的、家庭的和谐，又不利于个体的壮大，个体的幸福。 　　想想看：乌眼鸡它能幸福吗？乌眼鸡只会去找乌眼鸡…… 　　如果动物本能的充分调动就是幸福，丛林法则的普世应用就是大同，那将把人类的几千年文明置于何处？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于何处？ 　而当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钱币之光的时候，生活的完整性也无从谈起了。爱意、诗意、神性、道德、风俗将集体退场。生活之意蕴层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个肉眼看不见的臭氧层。 　　只能辨认有形之物的那双眼，乃是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动物之眼。 　　不难想象：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对有蔓延趋势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枪匕首。 　　唯有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才无愧于人的称号。 　　我们这些只知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对得起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的周树人么？ 　　鲁迅婚后不久，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许寿裳在那儿当教务长，校长是沈钧儒。鲁迅教化学，教生理卫生，兼博物学的翻译。他对学生讲生殖系统，面对一张张惊异甚至惊恐的娃娃脸。他面无表情，单用抑扬顿挫去表达。声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变化也不大。 　　讲课的风格，讲演的风格，形成于杭州师范。 　　也影响着日后的文字风格。 　　幽默这东西，一旦“热膨胀”，容易油腔滑调。鲁迅懂得这个微妙的分界，专门写文章，告诫年轻人的油腔滑调。 　　这告诫放在眼下仍然适用。油腔滑调有变式，比如对文学及影视经典作品的恶搞。 　　三十岁的鲁迅住着单身宿舍。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们一块儿从野外采集来的植物标本。他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有名的条头糕。这两样东西，校工每晚给他送上。物质生活，比在日本的时候强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觉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烟总是在手上，而思绪袅袅在空中。 　　然后，一个人卸衣上床…… 　　沈钧儒去职，来了个新校长夏震武，强拉许寿裳陪他去孔庙“谒圣”，遭到许寿裳的严辞拒绝。 　　鲁迅给这位新校长起了个外号：夏木瓜。 　　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愤。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 　　这是1910年，离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时宜。 　　鲁迅“升官”了，从杭州返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做了学监。 　　还是穿廉价的羽纱长衫，抽强盗牌香烟，吃条头糕。还是形同单身汉…… 　　绍兴古城弥漫着革命的空气，人们公开议论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锡麟。鲁迅一头短发，昂扬走在街上。绍兴府中学的学生们满怀敬意地望着他走过，悄声议论他与秋瑾的友谊。 　　“革命”来了。 　　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队伍从杭州连夜开到了绍兴。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穿草鞋，扛步枪，打裹腿，精神抖擞。 　　绍兴城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油灯、纸灯笼、玻璃方形灯、桅杆灯。没灯的人点起了火把。 　　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 　　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上任的头一天与全体学生见面，他戴着一顶军帽。校长致辞，简短有力。下面的操场内响起了欢呼声。 　　可是没过多久，绍兴的人们看见革命的标志性人物王金发长胖了，满脸油光。绍兴的士绅们用祖传老办法，群而而捧之，拜贴如雪片，这个送衣料，那个送翅席。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进进出出的却还是那些人。 　　城里忽然有了许多名目的革命党。不少人开口革命闭口革命。 　　城里和乡下的闲汉们兴高采烈，纷纷涌入军政府衙门，穿皮袍大摇大摆。 　 沉渣泛起。鱼龙混杂。 　　王金发变了，拒绝青年们提出的惩办杀害秋瑾的刽子手的强烈要求，说是“不念旧恶”、“咸与维新”。 　　青年们愤怒了，发传单，办报纸，痛骂王金发，请鲁迅做他们的后盾。 　 鲁迅站到了王金发的对立面。 　　绍兴城一度盛传，王金发要派人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吓坏了，要他出城到乡下去躲避。 鲁迅不走。夜里还上街，打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周”字。过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他还当校长。王金发虽然糊涂，却不至于暗杀他。 　　许寿裳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请鲁迅去南京。教育总长是蔡元培。 　　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 　　同年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八月，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了，月薪丰厚，权力亦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几乎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编织关系网的话，此间是绝好的机会。 　　可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有些机会根本就不是机会。 　　他看不见这些机会。 　　鲁迅的意识之所向，乃是时代。而由于他这么多年来死死地盯住人，盯住个体不放，所以，他所看见的那个时代，跟他的同时代人有巨大的差异。 　 他实在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事实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种名利念头，他要么在脑子里一晃而过，要么看不见：视若无睹。 　　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于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级干部，跟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欣赏有关。后来，二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 　　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夹着公文包匆匆走着，走过北京的一年四季。 　　鲁迅越来越烦那些敲门者，有时候对敲门者非常的不客气。 　　一个不愿意把别人当成敲门砖的人，自己也不愿成为别人的敲门砖。有趣的是：鲁迅既不知道“门”是什么东西，又不知砖为何物。 　　脑子里满是民国、民族、历史、当下，门砖之类哪有踪影？ 　　活在历史进程中并能意识到这种进程的人，眼里哪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而西方近现代，这种具备了历史感的人特别多。中国从先秦到汉唐宋，目光长远者亦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高速运转了。 　　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 　　鲁迅紧张辨认着黑暗的“核心物质”。 　　郁闷，痛苦。历史的毒气与鬼气，也侵入鲁迅瘦小而坚硬的身躯。欲辨认对象，他是要和对象近距离接触的。 　　针对历史的毒素，鲁迅必须以剧毒之身，携带着强大的异质性力量，跃入历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点着历史的有毒物质，寻找那颗支配着无数吸盘的魔鬼般的章鱼头。 　　而历史自有闪光处。 　　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封建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 　　礼教。这章鱼之头。 　 鲁迅自己就是礼教的受害者。以及那位在绍兴默默地陪着母亲的无辜的朱安…… 　　六年过去了。鲁迅郁积着巨大的攻击力。地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 　　这无声的、近乎阴冷的六年，鲁迅完成着自身的修炼，朝着更高更强更坚硬。 　　同时他也攒着钱，准备在北京买房子，把母亲和朱安都接过来。他抽烟，喝酒，吃甜点心。头发长，胡子乱。总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却不至于“扪虱而谈”；或是拨出短刀去追赶苍蝇。魏晋士人的佯狂，鲁迅能一眼看到。 　　郁闷也包含了性苦闷。 　　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钱玄同突然来访，带来了一本《新青年》杂志，请鲁迅写一点文章。鲁迅并不兴奋，他说了一段后来被专家作家无数次引用的话：“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同意给《新青年》写稿。胡适、陈独秀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 　　这一年的五月，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问世。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现代小说自《狂人日记》始。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一个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说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个亲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觉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于是仓皇逃到北京。他虽然住下了，但还是很恐慌，要逃跑，换了一个又一个房间。鲁迅安顿他，劝慰他，却苦于怎么说都没用。有一天这位亲戚极为惊恐地朝鲁迅喊：“今天就要被拉去砍头了！”并颤抖着拿出了一封绝命书。鲁迅认为他精神错乱了，送他去池田医院时，沿途的巡警又吓得他面如土色。医院里治了一星期，无效。鲁迅托人送他回了绍兴。 这事发生在1916年。 　　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酝酿了两年之久。 　　而小说中弥漫的恐怖氛围，直指四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 　　且看“狂人”的感觉世界：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饭进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仁义道德吃人，谁愿意去看这样的历史呢？或者说，谁有能力如此去看呢？鲁迅看了，而且看得仔细。粗看就滑过去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因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直面人生的鲁迅先生，发现了瞒和骗。三个字，概括了多少事，多少丑陋的内心。有些人主动地瞒和骗，有些人被动地、不自觉地瞒和骗。 　　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战士鲁迅，如此登场。 　　《狂人日记》的主题，可以浓缩为四个字：礼教吃人。 　　强者吃弱者，弱者又吃更弱者，于是吃人的筵席就排得很长了。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理，是清代盛行的程朱理学，是“灭人欲存天理”的那个理。曹雪芹与戴震气息相通，所以才写出豪门大族的那么多惨死。 　　几百年的理学，几千年的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在举起屠刀的同时，使用着各式各样的软刀子。 　　鲁迅既反抗屠刀，又辨认软刀子。辨认的艰难在于：仁义道德贯穿了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 　　而仁义道德，在它的源头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不是这样的。历代杰出的儒者、文人，亦在强力维护着这个源头。即使封建统治阶层，也从来不乏敢于为民请命的“中国的脊梁”。 　　而鲁迅在当时，必须亮出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姿态。 　针对封建礼教的极端化、日常化，必须以另一个极端来揭示它。否则，礼教强大的遮蔽力量将抵消任何揭示的力量。 　　思想的高速运行，显现了穿透力。1907年，二十八岁的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向我们亮出了他的辩证思维。 　　偏执有洞见。或者说：偏执的洞见。 　　偏执也标示出五花八门的面团形象，温吞水似的喋喋不休。温吞水照不出温吞水。面团希望永远碰上面团。 　　读《狂人日记》，并不令人愉快。 　　《地洞》、《变形记》、《复活》、《死屋手记》、《局外人》、《铁皮鼓》、《喧嚣与骚动》……也不是叫人产生“阅读快感”的。卡夫卡福克纳加缪等人执意表现痛苦的荒诞，揭示种种异化，批判非人道，为西方文明的艰难进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这也是所谓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就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传承。 　　人类的心智，应该有能力正视痛苦。 　 快乐是“痛苦的快乐”，犹如阴天是晴天的阴天。一味回避痛苦，有两个后果： 　　1. 快乐失去参照系从它自身脱落；2. 导致更多的痛苦。 　　人所不能承受的，是生命之轻。 　　《狂人日记》是岩浆的喷发点，从此鲁迅一发不可收。六年的沉默、沉积，来了个大爆炸。 　　《药》。 　　《祝福》。 　《孔乙己》。 　　《阿Q正传》…… 　　“狂人”虽然是城里人，可在乡下也能找到；“阿Q”是农民，却能折射城市里的各色人等。 　　阿Q真能做：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他是未庄的流浪汉，睡在土谷祠，忽而去了城里，变成了“革命者”又回到未庄，吓唬赵太爷，投奔假洋鬼子。他满脑子白盔白甲、元宝、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满嘴锵锵锵，哼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喊叫“造反了造反了”。他打不赢王胡，却意外地做了个天下无能第一，很自豪，精神胜利了。他与小D缠斗，双方抓辫子，抓住就不放。他有癞头疮，于是忌讳一切有关“亮”或“光”一类的字眼，而为了应付难堪的局面，他发明了怒目而视，对鄙睨他的人说：你还不配！话一出口，癞头疮就变得高尚而光荣了。他摸了一把小尼姑的光头，凭了指尖留下的滑腻感欢喜半天，对众人道：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他想和吴妈困觉，“对伊跪下了”。他在死刑书上画押，惭愧自己未能把圈画圆。他莫名其妙赴了杀场，看见所有的熟面孔全出现了。他被“咔嚓”给麻木而凶狠的看客们看，似乎还介于喜与悲、自卑与自傲之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真不想断子绝孙。 　　不知鲁迅先生看没看过卓别林的电影。 　　如果让卓别林来演阿Q，那才叫绝呢。 　　让人笑得直想哭。这是什么样的艺术？ 　　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荒诞派，黑色幽默……什么标签不能贴？ 　　鲁迅之作为艺术大师，其艺术形变的能力之强，至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从小说到散文诗《野草》，到《故事新编》，到杂文。顶级艺术，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就像《红楼梦》。 读阿Q，笑得想哭，又哭不出声，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阿Q身上嗅到了自己的气味。却又不好明说，大家装糊涂，反指别人是阿Q。 　　麻烦在于：反指别人是阿Q的时候，更靠近阿Q。 　　阿Q似乎无处不在，布下了国民劣根性的天罗地网。 　　这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于1921年连载于《晨报副刊》，暑名巴人。副刋编辑孙伏园每隔几天到鲁迅的住处催稿。杰作是催出来的。初看像滑稽小说。看到后来，又越看越不像滑稽小说：很有些读者笑到一半便停下，疑神疑鬼地瞅瞅也拿着报纸的其他人…… 　　官绅阶层，智识阶层，敏感者尤多。 　　阿Q是未庄游荡的阿Q，他们为何敏感呢？ 　　他们的魂灵被击中了。灵魂深处那黑糊糊的一团东西，突然注入了一道强光。这强光，仿佛来自天外。 　　阿Q自轻自贱又自傲，很善于自欺欺人。 　　他有个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阿Q的这种语气当时很流行。提倡国粹、“整理国故”的声音一波又一波。《阿Q正传》点了胡适的名。 　　平心而论，鲁迅先生有偏颇。偏颇却有洞见。 　　当时的中国既落后于西方、遭凌辱受挤压，自己又搅得一团糟，却总是有人高叫：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 　　这口号即使无大错，也叫得不是时候。 　更何况，关于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很多东西要重新回首。 　 鲁迅是回首的伟大的先驱。 　 他给青年学生开书目，建议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说这番话的，蕴涵了深意和苦心。借助西哲的眼力，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素。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大智大勇。以胡适辈的中庸，焉能看到这一层？这才是重振民族自信心的战略性眼光：鲁迅的一生，是致力于让固化的文明得以疏松。 　　鲁迅乃是历史性的鲁迅。也许今天，是辨认他的伟岸身影的更好的历史时机。 　　 《阿Q正传》编入小说集《呐喊》，一经问世，轰动全国。连云南昆明这样的西部偏远城市也供不应求。 　　鲁迅剖析国民魂灵的手术刀，往往首先对准他自己。 　　混合了自卑与自傲的“自欺欺人”的心理模式，是鲁迅揭示的。 　　由此生发了这种心理模式的对立面：勇于解剖自己；触及灵魂；人贵有自知之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这些句子耳熟能详。毛泽东把鲁迅精神带到了新中国。 　　鲁迅以轻松的笔调为阿Q画像，同时烛照着、剔除着自己身上的阿Q因素。 　　比如忘却。阿Q是很能忘却的，他到钱庄赌钱，输了一大把，很想不通，于是自抽嘴巴，似乎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倒在了土谷祠的杂草地上，呼呼入睡了。 　　甚至到了示众砍头的时刻，“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地一声，似乎发昏了。”可是转眼的工夫阿Q又忘却了，“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末了，他无师自通来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身首异处的一刹那，他竟然还惦记着去博取看客们的喝彩。 　　这叫至死不悟。 　　鲁迅对中国人的各种类型的“忘却”深恶痛绝。《为了忘却的记念》，故意说反话，把“忘却”抛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读不懂，盯上了忘却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怀。 　　忘却也是弱者的特征，弱者的生存术。试想：如果阿Q不善于忘却，桩桩屈辱铭心刻骨，他还能在未庄混下去活下去吗？ 　　所以鲁迅先生，对阿Q们，对孔乙己们，对“鸭子般伸长颈项”的可怜又可怕的看客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可是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小说刺激了他们的神经。 　　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撰文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这话是嘲讽的，却也讲出了鲁迅特色。 　　写《包法利夫人》的法国大作家福娄拜，同样保持着外科医生式的冷静。 　　冷收缩反衬热膨胀；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系苏轼名句。 　　冷与热的辩证法，鲁迅体验最深。 　　契柯夫的特点，俄罗斯人总结为：淡淡的幽默。冷热之间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柯夫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找到的艺术喷发点。而读过契柯夫的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对俄罗斯抱着怎样的火热的感情。 　　鲁迅很喜欢契柯夫。二人都学过医。都弃医从文。 　　《阿Q正传》自问世以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否指向中国社会各阶层？阿Q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许许多多的学者作家卷入了这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而争论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态。这是小说的延续。一石激起千层浪。惊涛拍岸不停息…… 　　郭沫若说：“旷代文章数阿Q。” 茅盾说：“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 　　郑振铎说：“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 　　钱杏邨则批评鲁迅：“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钱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马上有人撰文反驳：《阿Q时代没有死》。 　　鲁迅自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了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一时”是多久，鲁迅没有讲。 　　几千年形成的病根，几十年难以去掉。历史有不易察觉的惯性。 　　法国大作家罗曼. 罗兰读《阿Q正传》深有感触，他写道：“可怜的阿Q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此可见，国外也有阿Q。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该好好地看看。 　　鲁迅研究国民性由来已久，《呐喊》是一次集中喷发。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们长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到处走，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怯懦、油滑、短视、中立；麻木、侥幸、忘却、投机；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软怕硬……学界商界演艺界的阿Q，市井的阿Q，农村的阿Q，机关大楼里的阿Q…… 　　花样翻新的精神胜利法，还在强势推销。“市场前景”难以测量。 　　二十年代前后，鲁迅成为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于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样式特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学的课，以讲师的身份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花掉多年积蓄，卖掉绍兴老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房子，将母亲、朱安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他回过一次绍兴，闰土来看他，当初的英俊少年变得非常木讷，像个木偶人。鲁迅为此写下著名的《故乡》，忧郁的目光瞄准饱受欺压的底层。 　　早年在南京下矿井，鲁迅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们印象极深。 　　病态的社会，苦难深重的底层，此二者，牢牢地牵扯着鲁迅的神经。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 　　杜甫看。白居易看。苏东坡看。陆游看…… 　　1923年的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闹翻了，开始自己弄饭吃。次年初他搬出八道湾，住进西四条砖塔胡同。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的东西，“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殴打。”启孟即周作人，其日本妻子名叫羽太重久。 　　兄弟失和，从此不见面，与这日本女人有关。细节无考。周氏弟共同的朋友川岛是目击证人，写过文章《弟与兄》。 　　鲁迅回忆往事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其中一篇叫《风筝》，表明他对弟弟是牵挂着的。川岛也披露了兄弟失和之后的一些事。 　　周氏两兄弟道不同。论述已多，此不赘言。 　　鲁迅从北大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迁西三条长住，戏称工作间为“老虎尾巴”。几年间他陆续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多为青年。“五四”运动使中国青年走到历史的前台，鲁迅是他们持久的偶像之一。《呐喊》使无数青年想要呐喊。鲁迅待客的房间小，他吸烟又多，常把玻璃窗打开，透透气。窗外有个小院子，院中有杨树，冬日盛开着几树梅花。 　　谈话不拘题目，往往一谈大半天。来访的青年们还留下吃饭。言语激烈碰撞时，鲁迅静静地抽烟，望望玻璃窗外的杨树或梅花。 　　这情形与绍兴会馆的那几年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四十出头了。他和小他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很融洽。争论，探讨，夹杂轻松的闲聊与开怀大笑。思想自由地绽放着。这是中国式的思想讨论班。思想的火花喷溅到社会。此间鲁迅忙于支持青年们的未名社，办《语丝》和《莽原》杂志，而他的写作瞄准了散文诗。跳跃而短促的句子，沉郁而滚烫的意象，仿佛思想自动寻找着火山口。《野草》令人联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萧军等人回忆：《野草》震动了他们的心。 　　鲁迅在女师大讲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本论艺术的专著是鲁迅翻译的，它有两个思想来源：柏格森的创化论、精神绵延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艺术是苦闷的产物。苦闷源于对现存秩序的不认同，在“不”的领域矜持着，固守着。苦闷是能量的蓄积。鲁迅十几岁就开始苦闷，他追忆说：“父亲的穷下来，也是一件好事，使我想了很多事情。”他在南京苦闷，在东京、仙台苦闷，回国后依然苦闷。他把身体放到一边，让精神迎着苦闷顽强地生长。精神界之战士，这仿佛命中注定。不同时期的苦闷似乎各有名称，先前叫呐喊，此间叫彷徨。 《新青年》的编辑部散了，对鲁迅刺激很大。陈独秀去了上海，打算把这本影响甚大的杂志带入政治的可操作的层面；胡适钻进了“整理国故”的象牙之塔。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这是小说集《彷徨》的题辞。 　　思想者前行艰难。在确认了自己的选择之前，宁愿寂寞着，彷徨着。 　　所谓独立思考，必然伴随着寂寞与彷徨。 　　在中国，寂寞、孤独几乎是思想的同义语。 　　鲁迅苦闷着，压抑着。 　　压抑好比将气球按入水，按得越深，气球弹得越高。 　　思想，艺术，语言，乃是压力所致。鲁迅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而漂亮，乃是长期受力的一种结果。他的轻松，随意，是从不轻松、不随意的地方争来的。犹如他的幽默，有着并不幽默的广阔的背景。 　　按一般人的理解，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已经名利双收了，却何苦还跟自己过不去？教育部官员，大学正教授，著名作家，青年偶像，他已是许多人眼中的社会精英、上层人物。然而他从未给人留下社会名流的印象，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凡事喜欢自己动手，包括砸煤劈柴这类体力活。 　　思想者偏爱干粗活、手工活，中外例子甚多。嵇康打铁，陶潜种田，莱布尼茨当针表匠，维特根斯坦送掉巨额遗产做了一所中学的园丁。海德格尔是木匠的儿子，自己也喜欢摆弄铁锤，搭建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而他惊动欧洲的“上手性与在手性”的杰出思想，是从铁锤的起落中悟出的。 　　质朴有丰富，奢华有单调。 　　唯有质朴的状态方能与丰富照面。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名质朴者，能思想者，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贵族，反衬形形色色的暴发户。能思想者就是能感受者。能感受者就是能幸福者！ 　　一个辛勤耕耘的老农民，其对自然、对生活感觉的丰富，当胜于几打名缰利锁之辈。后者其实挺可怜，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动物式的欲望循环。 　　鲁迅毫不经意地滞留于质朴的状态，远离了惰性群体的持存状态。 　　奢华有单调是说：当一个人有了小汽车的时候，他再也看不见自行车的诸般好处与妙处。 　　鲁迅从质朴出发，展开他的丰富而强劲的思考。毋宁说，一切强劲的思考，均与质朴为邻。 　　思想与奢华不两立。 　　如果二十年代的鲁迅过上了成功人士的奢华生活，出门摆谱，回家享受，那么，“思想”就会跟他过不去。 　　鲁迅穿有补丁的衣衫和皮鞋到女师大上课，惹得阔小姐们掩嘴娇笑。他这叫名士风度么？从魏晋唐宋到明清、民国，不拘小节的名士、狂士的故事太多了，鲁迅是这支奇特的队伍中的一员么？女生们私下议论着。 　　鲁迅在课堂上讲厨川百村，批评弗洛伊德。他一再抨击性的潜意识学说，倒使人联想他的已经受到意识控制的潜意识。 　　升华的鲁迅，也许尚处于回望那升华的地基的开端。 　　学贯中西与文理的鲁迅，讲课随意发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不是学者型的教授，知识的后面有思想支撑。他无意带出一群女战士，却能对她们潜移默化。 　　清华、北大、女师大的学生们，读着鲁迅的书。读着《语丝》周刊、《莽原》杂志，以及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作品。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声音在延续着。声音也在分化中。 　　女师大学潮不断，赶走了流氓式的女校长杨荫榆。 　　向来温和的、一说一个笑、一笑两个小酒窝的刘和珍，是学生领袖之一。学生当中她人缘好，具有温和的感召力。 　　生一张圆圆的俏脸的刘和珍，崇敬着鲁迅。她并不宽裕，却毅然预定了全年的《莽原》。 　　1926年3月18日，青春活泼的刘和珍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天，北京三万多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制造“五卅”惨剧、抗议列强在北京以“八国通牒”的方式威逼段祺瑞政府。学生爱国，徒手请愿，却突然遭遇呼啸而来的子弹：卖国贼段祺瑞下令屠杀，枪声持续了十多分钟，又有衙门里冲出来的大刀棍棒队，将倒在地上的呻吟着的伤者击毙。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同学被子弹打死、刀棒杀死。 　　鲁迅为这个血腥的日子命名：“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他写下《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我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军阀卖国贼，杀人不眨眼。鲁迅这么写文章，而且发表出来，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战士不怕流血，却没必要作无结果的牺牲，鲁迅痛苦地呼吁：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 　　1926年的这个3月，鲁迅亮出的身姿、写下的文章，惊天地泣鬼神。死者无言，后死者发出如此彻底的声音。 　墨写的文字，偕美丽而勇敢的死难者长存。 　　鲁迅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北京一时盛传：当局要抓他。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又分手，相约过两年再见面。师生情侣频繁通信。《两地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情书。 　　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任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这所大学背山靠海，鲁迅几乎独住一栋临时安顿他的生物学院的三层楼，夜里听呼呼的风声，白天看茫茫的大海。 　　鲁迅也到沙滩上捡贝壳。 　　他整理《汉画像考》、《古小说钩沉》，并将这两本书付印。此前的《中国小说史略》已在北京出版。以及杂文集《热风》。 　　编古籍，伴随着孤寂。 　　教学的头绪很多。累了一天，独自上三楼，有时自己做饭吃，自斟自饮。学校的教员多玩家，且排外，鲁迅和他们格格不入。 　　鲁迅后来在《三闲集》中形容厦大的孤寂的生活：这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面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坟冢；一粒深黄色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寂静喧嚣着。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寂静的最出色的文字。寂静之色香味扑面而来。这是海洋般的寂静与喧嚣。 　　寂静与坟冢，于鲁迅仿佛有某种亲和力。 　　他在坟前照了一张相，并寄给北京的朋友。 　　肖红写过鲁迅先生走夜路将“鬼魂”踢成活人的故事。 　　对死亡的敏感，对孤寂的亲近，几乎是一切天才思想家的先天素质。历数西哲或诗人艺术家，谁不敏感着死亡呢？以布勒东、阿拉贡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宣称：死亡乃是唯一的主题。有个巴黎诗人布置他的房间，墙上贴满了“死亡通知书”。死亡是人生的极限，是无底的深渊，是短暂者返身打量一切生存的最佳的炽热地带。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西哲云：“不知死焉知生？” 　　两个追问，在鲁迅身上合而为一。 　　而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圣人将死亡与知性相连，表明思之力已抵达“坟”前。可惜圣人止步了。 　　可惜鲁迅在坟前留影，并给一本杂文定名为《坟》，学者们似乎鲜有思考。 　　鲁迅太熟悉寂静、孤独、死亡与黑暗了。思想的原发地带，此四者为常态。 　　现实的层面，则是无声中听有声，听惊雷；黑暗中寻光明。 　　1927年，鲁迅去了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个炮弹却能将他轰走。 　　中山大学他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他住在东堤的白云楼。许广平当他的助教。她是广东人。 　　鼎鼎大名的鲁迅，自然被视为社会名流。各式请柬雪片般飞来，名人请名人，要员请名人，其中有孔祥熙、戴季陶、陈公博这样的显赫人物。而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人也请鲁迅吃饭，真是五花八门。鲁迅不吃这种饭，拒绝十分彻底：门上贴出四个字“概不赴宴”。吃一回就会有十回……鲁迅之所以能够发现各式“捧杀”，与他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插上各式身份标签有关。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萨特曾形容这类饭局：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东西吃人。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加缪并不拒绝这个奖项，却同样讨厌社交。 　　多少英才被无谓的应酬缠死。犹如水下杂草缠死浪里白条。 　　纠缠花样之多，几本厚书写不尽。 　　时间多宝贵。而总有一些人活着就为了互相纠缠。废话滋生废话，时间消耗时间。周旋作揖打拱，每张脸上都暗藏几张脸，鬼头鬼脑层出不穷…… 　　鲁迅以坚实的个体，很容易识种类繁多的群体式的伎俩。 　　思想者岂是一句空言！ 　　难怪他后来感慨：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 　　鲁迅在广州，曾秘密会见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 　　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在广州也大搞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抓捕，鲁迅冒雨参加紧急集会，愤而辞去大学里担任的所有职务。 　　一年几千块大洋，不稀罕。 　　鲁迅曾长期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希望趋于破灭，《答有恒先生》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而已集》题辞：“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广州，鲁迅陆续编定了《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在那样的环境中，脚踏实地的文化工作未曾中断。 　　十月，启程去了上海。 　　上海十年。 　　先住闸北景云里，许广平先生有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每个字都饱含亲切。后迁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房子宽敞而整洁，陈设漂亮。鲁迅从不排斥物质生活。 《语丝》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很活跃。茅盾、郭沫若分别从武汉和香港来到上海。鲁迅与茅盾、郁达夫、冯雪峰等一见如故。后来与翟秋白更是平生至交。他不喜欢梁实秋。讨厌帮闲文人…… 　　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中国的文化精英。 　　鲁迅专心著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他很少出去演讲了，虽然各大学纷纷邀请他。 　　许广平生了孩子，取名周海婴。鲁迅对她体贴入微，在她的房间里布置鲜花，让她出院回家惊喜不已。 　　1931年的9月25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祝贺他的五十寿辰。 　　他工作，工作，工作…… 　　通宵达旦是寻常。肖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 　　别人喝着咖啡，鲁迅工作着。 　　他抽烟，抽烟，抽烟，时常每天多达五十支烟。鲁迅先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多少爱着他的人劝他少抽，或抽点好烟。朋友送他好烟，他却给朋友们备下，自己还是抽劣烟。 　　他事必躬亲，连寄给朋友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棱角像刀切过。青年给他的稿件，几万字的，几十万字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字迹太潦草的，也使他生气。但生完了气还是埋头细看，抽着劣质烟，咬嗽着。 　　翟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耗去他多少体力。编辑，校对，一遍又一遍看清样，酷暑严冬放不下，还拖着病躯。秋白泉下若有知，当仰天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鲁迅先生工作之余的乐趣，是和朋友们谈天，坐汽车看电影。未曾逛过一个公园。 　　他关怀着中国新兴的美术运动。也自己动手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书籍的封面。 　　他注视着上海的日常生活，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做父亲”、“三月的租界”、“上海文艺之一瞥”…… 　　《且介亭杂文》，厚厚的，厚重的。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是血雨腥风的上海。 　　常来看望鲁迅的柔石，和殷夫等其他四位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愤而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感“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深夜挥诗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向中华民族挥舞着屠刀。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六月，副会长杨铨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暗杀。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赴死之心已决。 　　大雨滂沱送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情最是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血呀，血呀，同志的血；同胞的血…… 　　三十年代的鲁迅，写长篇巨作几乎不可能。炮火威胁他的寓所，使他几度出走。 　　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人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赤子之心如鲁迅。比如闻一多。 　　真理一词在德语中含争辩之意。中国人，太多的是折中面团，太少的是唇枪舌剑。 　　鲁迅形容说：两个中国人见面，通常互问台甫，拱手，假笑，然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中国人哼哼哈哈的本领倒是称冠于全球。 　　鲁迅中年得子爱怜有加，有人却拿这个说事儿了，嘲讽他。鲁迅付之一笑，写诗云：“无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的旧体诗，现代罕有企及。 　　鲁迅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盛唐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却未能如愿。这非常可惜。 　　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正是工农红军屡遭围剿极艰难的时刻，鲁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拍贺电，托人给红军送去火腿。他细听陈赓、冯雪峰讲长征的故事。这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在鲁迅杰出的大脑中长时间再现着酝酿着…… 　　鲁迅写杨贵妃的念头则起于二十年代，1924年他去过西安。他眼中的盛唐时代和杨玉环这样的悲剧佳人会是怎样的呢？他多次讲，决不相信女人祸国的。 　　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写盛唐及盛唐之衰，将是何等景象？ 　　鲁迅不是专治史学的，可他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性眼光强于任何历史学家。历史学离开了历史性，势必变成一堆唠叨。历史性，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鲁迅写杨贵妃的冲动，是否包涵了瞄准他自己身上的某些盲区？ 　　可是所有这些，只剩下深深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 　　鲁迅先生病了，病情时好时坏。 　　肖红这样写： 　　“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象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的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 　　拿什么做比方呢？普鲁米修斯偷给人间以光明。 　　鲁迅翁的一生，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单是给青年写回信就有三千五百多封，毛笔字一丝不苟。他累啊。 　　伟人的犟脾气，真叫热爱着他的人毫无办法。多少人劝他。病中的宋庆龄给他写信，称他“周同志”，恳请他出国就医，他不听。 　　甚至不听医生的再三叮嘱，不喝牛奶。许广平对肖红说：“周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鲁迅先生硬到骨髓里去了。 　　肖红这样写： 　　“楼下又来了客人。来的人总要问： 　　‘周先生好一点吗？’ 　　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 　　但今天说了眼泪就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周先生又不大好吗？’ 　　许先生说： 　　‘没有的，是我心窄’…” 　　肖红的这篇《回忆鲁迅先生》写于1939年的10月，鲁迅逝世三周年。三万字一气呵成，写日常的鲁迅，工作的鲁迅，病着的鲁迅。深情，节制；委婉，奔放。她是一口气叫了一百多次鲁迅先生，并无一丝一毫的重复感。她用汉语艺术向我们标示：什么叫情力。 　　这是怀念文字的巅峰之作。 　　肖红死于抗战期间，孤苦零丁死在香港，年仅三十一岁。临死前她声声说：“不甘，不甘……”后来戴望舒写《肖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亦被誉为现代怀念诗中之绝唱。 　　能怀念别人的人，亦能受到别人的怀念。 　　人，是能够怀念的。这是文明的结晶。 　　也是任何时代的道德底线…… 　　1939年的肖红不忍心写鲁迅先生的死，她这样写：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鲁迅先生治丧委会成员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毛泽东。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时至今日仍然家喻户晓：“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在一段文字当中用了七个“最…”来形容和赞美鲁迅精神。 　　追悼鲁迅的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先生的的遗体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这是民众献上的。 　　请看巴金先生的《一点不忘却的记忆》： 　　“朋友，你要我告诉你一些关于那个老人的最后的事…我从来没有这样被地感动过。灵堂中静静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一排地到这里来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礼。我站在旁边，我的眼睛把这一切全都看了进去。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啜泣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眼吧，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的眼睛是不会被欺骗的。我看见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我看见了抱着课本的男女学生，我也看见了绿衣的邮差，黄衣的童子军，还有小商人，小店员以及国籍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种各类的人。…这一切的人都是被这一颗心从远近的地方引到这里来的…” 　　巴金先生的文章，写于鲁迅逝世的当月。 　　据我所知，现在的很多人读此文都是泪流满面。 　　灵堂中，葬礼上，有个身材高大的东北汉子“像一头雄狮似的冲来冲去”，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在许多人心中激荡了几十年，他的名字叫肖军。 　　二十世纪的中国，鲁迅的葬礼是最隆重、也最感人的葬礼之一。使人想到法国的雨果、萨特的葬礼。法国人对雨果的崇敬，远远超过那位“只不过拥有让人死掉的聪明的拿破仑（罗素语）”。 　　鲁迅先生活在今天。他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学人文的还是学理工的。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文化符号。他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导师。无论是走向他的人，还是背离他的人，甚至诋毁他的人，“解构”他的人，都在他的光照之下。 　　萨特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鲁迅，至少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良心。 　　我记得几年前德里达去世，法国总统希拉克盛赞德里达“不断地质疑人类文明的进程”。 　　西方国家有质疑文明进程的传统。 　　而鲁迅，质疑着中国的几千年文明。没人像他这么解剖国民性。 　　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决定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 　　鲁迅式的质疑是开放式的，他欢迎一切对他本人的有价值的质疑。他肯定不是完人。思想本身就具有冒险的性质，思想之路乃是幽暗的林中路。惟知这种冒险性、这种幽暗难辨之路的能思者，才懂得精神完人是一句不得要领的空话。 个体之为个体，能思是第一要素。 　　运思有两个运动方向，一是追求真理，二是看破谎言，看到形形色色的遮蔽。 　　在文学艺术的层面，思想具有“上手性”，拒绝“现成在手之物”。思想保持着它的原发地带，因之保持着它的尊严。 　　以笔者粗浅的理解：艺术思想乃是生发着思想的一种能力，一种能涵盖并切入所有生活场景、生活之急流的能力。 　　作家艺术家们，如果把艺术思想理解为某种思想，那就错得太远了。模式化的东西的层出不穷乃是势所必然。 　　从严复译《天演论》到现在，汉译西方学术名著已有数千种，几代学人殚精竭虑做着奠基性的工作，哲学，现象学存在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权力学，解释学，心理学，诗学，神学，法学，精神分析学……几乎包罗万象。以鲁迅卓然特立的生存姿态，如果他的生命延续到当代，他的思想进程不可能中断。 　　鲁迅有“双重落差”：个人生活的落差，民族命运的落差。而一旦瞄准了落差就会导至无穷思索。鲁迅几十年为此忧心忡忡，苦行僧似地工作着，勇士般的战斗着，智者式的孤独着痛苦着。当时的学者文人能理解他的人实在有限。纠缠他的人倒是一拨又一拨。纠缠者多妥协之辈中庸之徒，哪能理解鲁迅式的毫不妥协？ 　　鲁迅要生气的，正好给纠缠者以可乘之机。懂得鲁迅的林语堂感慨说：鲁迅先生伤心伤肝伤脾…… 　　一再的短兵相接，几同肉搏战。 　　尽管是这样，鲁迅还是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全集二十卷，译著与全集相等，二者相加近八百万字。 　　以质量来衡量他的生命长度，堪比一千年。 　　鲁迅的反传统具有针对性。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惯性，其流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不易觉察的毒素，须睁大眼睛，须以身试毒，须以毒攻毒。他批判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于批判封建权力运行的极端化，全以以赴使固化的文明疏松，打破旧秩序，“解构”四千年历史。这是什么样的伟业！ 　　他必须强悍，以极端反制极端。 　　其实，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文化记忆。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透视能力明显高人一筹，比如他描绘或议论女娲、老庄、屈原、司马迁、嵇康、阮藉、陶渊明、曹雪芹吴贯中施耐庵的小说巨著……虽寥寥数语而入木三分，后人写专著也难以企及。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刻画人物，描摹各式情态，三言两语而神情毕现，显示了汉语的高度凝练，无穷张力，足以雄视欧美作家之长篇大著。 　　鲁迅反传统又归属于传统。笔者揣测：这可能类似针对一种事物运动的反运动，运动与反运动共属一体。这种辩证思维西方常见。 　　眼下不少学者谈论“五四”运动的偏颇：打倒孔家店打过头了。我倒是觉得，与封建权力运行结合得如此之紧的孔孟之道，打破也必要，不破不立。 　　当时的中国太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挤压与掠夺来自四面八方、内部与外部。人像沙粒，人群像散沙。鲁迅首先将自己锤炼成坚实而敏感的个体，然后去面对麻木而松散的群体。 　　个性，个体，乃是处于礼教惯性环境中的鲁迅的伟大发现。 　　此前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没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深刻而全面的反思。鲁迅之为鲁迅，乃是权力之异数。他向真理致敬，前提是他认同了这种真理。他为民族奋斗，因其卓越而受到民族的永久礼赞。 　　法国人福柯反抗权力，洞察着权力运行的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形态。福柯在反抗权力的同时认同着正当的权力。反抗与认同，共属一体，目的只有的一个：剔除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有毒物质。 　　近现代的欧洲，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反思再反思，启蒙再启蒙，接力营造强有力的公共空间……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小说之父。题材的拓宽，白话的运用，现代意识的注入，以及相应的形式感、修辞手法，鲁迅的贡献无人能及。他带动当时，影响后世，却仅凭两三本薄薄的小说集。多少作家明里暗里追随他。他的风格又多变，使追随的人望洋兴叹。比如他的文字，凡读过的人都喜欢，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欲加仿效时，又苦于学不像。方块字就摆在哪儿，人人可以组合，为何学不像呢？这和唐人学李杜、宋人学苏辛学不像是一个道理。文字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是生命受力的结晶之物。文字的组合就是命运的组合，命运咋学呢？ 　　鲁迅恐怕也是现代汉语之父。《辞海. 语词分册》，凡涉及语词的现代用法，所举范例皆为鲁迅。 　　鲁迅提倡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却为古老的汉语艺术赢得了她的现代尊严。 　　鲁迅罕有身份意识、社会地位的意识，这使他能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不断地突破自己。名气再大，地位再高，却不能让他端架子、固步自封。这里边饶有深意。这也叫“君子不器”。生活中固步自封很常见的，这种“人生情态”，有其广泛的“生存论”基础：人是稍不留神就要固步自封的。而居于艺术高端的人突破自己更艰难。鲁迅是个例外。成形的风格不足以霸占他，他很能变，而且变得漂亮，叫人叹服。他精读并翻译了那么多外国小说，写下的全是中国情境，汉语言的运用韵味儿十足。只一篇《伤逝》有点西洋的味道，句子稍显欧化。 鲁迅的思想是紧凑的，表达思想的文字却是松散的、随意的。他从不搞甲乙丙丁式的归纳梳理，更不建构理论体系。思想有它严格的随意性、模糊性。蒙田、尼采、维特根斯坦常以断想的方式道出真知灼见。孔子也如此。语丝与洞见、断想与真知灼见有着对应关系，像一对上帝首肯的情侣。文化表述的条理化，清晰化，是人文领域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及表达方式俯首称臣的一种结果。西哲早已证明：条理化并不启人思。而汉语更具有特殊性，多歧义，讲韵味儿。意韵这东西是超乎逻辑的。古典文论重点评，鲁迅论创作也常常只言片语，像是随口说出，却被人们无数次地引用。比如他谈写作：无非是多看多写，别无捷径。他是不相信“文章作法”的。文字艺术无师承，李白的儿子不写诗。鲁迅的“白描”功夫十分了得，备受推崇，换了别人可能会总结出几大篇，可是他只有短短的一句：少做作，去粉饰，存真意，勿卖弄。 　　话虽简单，做到却很难。 　　鲁迅有性苦闷，这不用回避。四十几岁还单着。他对弗洛伊德的反应的激烈程度，也许倒指向了他的性苦闷。精神界之战士对传播迅速的“精神分析学”有抵触情绪。这也不奇怪。德里达曾被记者问及如果让他去追问他的老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最想问的是什么？德里达回答：他最想问的，是两位顶级哲学大师的性生活。 　　西哲们对身体、对身体所衍生的意志-心理层面的东西的追问由来已久。 　　笔者能力有限，只能提一些问题，谈一点直觉。学鲁迅，就是要把想到的问题和盘托出。“问题”形成的过程中会显现某些原初的东西，不能等到问题的圆满解答。梳理问题的过程，也是剔除原初之物的过程。对此深有体会的伯兰特.罗素说：一流的、具有原创性的文章常显生涩，犹疑，模糊，而流畅圆熟的文章都不是一流文章。 　　事实上，圆满解答、清晰梳理也可疑。 　　值得警惕的是：把鲁迅先生的私生活弄成低级趣味，拿去卖钱。 　　眼下，人的单向度趋势问题很严重。人对金钱过度敏感，必定导至对生活中大量有价值的美好事物的麻木、陌生，以至于反感抵制。现实感相对于唱高调，原本是好事，但一味的现实、实惠、实用，使曾经有过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局面趋于逼仄，逼仄成定势，人就难辨人为何物了。换言之，那些最讲现实的人往往最不“现实”。对他们来说，现实已经是：收缩与遮蔽的同义语。不学习，不长进，不思索，不关怀，人是看不见生活的。生活有它不停地移动着的地平线，要么延展，要么收缩。是生活的广阔的参照物才使生活成为生活，是生活的完整性、生活之意蕴层才使生活成为生活。没人可以宣称例外。 　　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我们似乎很少见了。也许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渡期。着眼于未来吧。 　　上海陈嘉映教授为《希腊精神》一书作序说：“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全面发展的优异个人才有个性，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常常只是有点怪异而已。对希腊人来说，仅仅个性，仅仅是我的，仅仅表现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毫无意义的。个性有一个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 　　陈嘉映教授是说：有点怪异的个性根本就不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个性。众所周知，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并且在许多核心层面远胜于现当代的西方社会。 　　更高的生存，却必须从眼前做起。比如正视和直面：公正问题，环境问题，道德问题，诚信问题，技术主义及消费主义问题。网上有个寓言式的悲凉笑话，说是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到一个人的两只手互不信任。陕西电视台“西凤开坛”栏目，最近专题讨论，涉及信仰、信念、信任三个危机，直指金钱对社会的腐蚀。而我生活的周边，一些地方的很多人，包括孩子，生活中单剩网瘾与牌瘾；甚至三岁小孩儿也有玩牌高手。人与人相遇，几分钟之内就要进入“刺激”状态，否则他就百无聊赖，就无聊给你瞧瞧。真该有几位人类学家来做做“田野调查”，看看那大街小巷无数的牌庄茶楼，那烟雾，那争吵，那算计，那无名的恼怒，那死打烂缠，那脱口而出的污言秽语，那消除了无聊之后的更深的无聊……赌桌上网瘾中滋生些什么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比如亲朋几年不见面，见面就奔牌桌，不是你掏我的钱就是我掏你的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促进，早已无从谈起。 　　年纪轻轻的坐下去，白发苍苍的站起来……而据我所知，不少有过这样或那样追求的人是很不情愿整日坐到牌桌上去的。他们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地摸牌算牌出牌，内心焦虑着茫然着绝望着。 　　而欲望的恶性循环导至的坑蒙拐骗花招百端，本文只能一笔带过……该打住了，该收场了。 　　失去长远关怀的人是活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并且，日趋活在眼皮子底下，“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物化量化群体化，这化那化冥顽不化。头顶的天空脚下的大地，气候的变暖，人情的变冷，良知的缺席，诚信的退场，总有一些人年复一年麻木不仁，自欺欺人，油滑聪明鬼头鬼脑没个完。他们很忙呢，忙着去自私自利，去醉生梦死，去无聊，去煽动，去制造着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生存之逼仄”、“生命的阴暗麋集”。 　　好在，我们已经听到了“软实力”这样的洪钟大吕般的声音。 　　九泉下的鲁迅翁，您听到这声音了么？ 　 　2008年2月12日 改于眉山之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