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晚清的谴责小说
晚清小说之更有时代特点的,是产生于改良运动期间的谴责小说。
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
谴责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写作特点,鲁迅在这里已备言之。
梁启超此时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又有《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刊物相继出世,于是小说作品日渐其多。南亭亭长即李宝嘉(1867─1906),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等。我佛山人即吴趼人(1866─1910),著有《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
《官场现形记》前有1903年作者自序,说自己“熟知夫官之龉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于是“弹精竭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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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帙。”“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也。”现在看来,作者对于官场,确曾有些见闻,但说“无不毕备”,则未必然。鲁迅曾经指出,凡所叙述,“皆迎合、鑽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在写法上,“头绪既繁,脚色复多,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对于此书之内容与特点,鲁迅言之甚详。“千篇一律”,也确是主要缺欠。但中国官场,虽大同小异,而著为一书,搜罗如此之广,尚属首创,对于阅历不多者,仍有可观。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连载于《新小说》中,全书写“九死一生”其人二十年间所闻所见,鲁迅说此书也是“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多,官师士商,皆著于录。……相传吴沃尧性较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设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
从吴沃尧和李宝嘉二人的身世阅历看,对于中国官场,虽有若干体验,而所闻所见,则不过其中的一般现象。虽然写得“慷慨激昂”,却未免少见多怪。其实中国官场的传统特点,更有甚于此者。而且作者笔下的人物,多属中下层的官僚;大奸巨猾,权豪势要,涉及尚少。故其书虽名为《官场现形记》,实则不过官场之一隅;名为《目睹之怪现状》,所见者亦甚有限。由于所见者浅,发掘也就不深。
当然,作者生当易代之际,较之太平盛世,能够放言无惮,其揭发“隐微”,很少顾忌,这样的作品,尽管不免“张皇”,基本上仍是写得真实的。
这个时期属于谴责小说的作品,还有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和曾朴(1871─1935)的《孽海花》。
《老残游记》一书,也是假借书中人物老残来描述所闻所见,对于清末的官府残局揭发批判。书中第一回隐喻大清王朝处境之险,有如海上波涛汹涌中的一条帆船。其中揭露水手,批判乘客,矛头所向,也在官府下层。而且指责乱党,倾向保皇,显然站在洋务派的立场。这一点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微有不同。而且书中批判“清官”,亦前所未有。作者认为,“脏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从书中所写的玉贤和刚弼两个“清官”看来,其所谓“清官”,实为“酷吏”。汉代的酷吏如张汤之流,无不如此。
但平民百姓之所谓“清官”,是并不如此的。
刘鹗的文采,似较李宝嘉、吴沃尧为胜,“写景状物,时有可观。”(鲁迅语)例如第二回写大明湖一段,颇有特色。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人物。早年倾向革命,晚年流为政客。对于上层官场,比较熟悉,对于海上情场,涉足亦久,故书中揭露上层统治者的凶残横暴、描述上海名妓赛金花的风闻逸事,笔墨淋漓,穷形尽态。此外,对于一代闻人名士如李莼客的形容描绘,亦能“近实”。当然,“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鲁迅语)也是当时此类文章的风气。
此书问世之后,又曾经过修改。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写道:
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看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大转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地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
这一段话说的比较客观,写作目的在于收摄全景,不在揭露批评。因此,此书行文,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比,也就不复“慷慨激昂”,而往往津津乐道。虽亦有所谴责,而程度则颇不同。
在上述诸书之外,鲁迅说:“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又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黑幕小说”之外,还有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大抵迎合下流社会之低级趣味,无足称者。
在小说发展变化的同时,晚清的戏剧也有新的变化。旧的传奇杂剧和地方戏,在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中都有所发展。光绪30年(1904年),柳亚子、陈去病等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这一戏剧专刊,其发刊词云:“今所组织,实于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要“建独立之门,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翻虏朝之壮剧、快剧。”这样的剧作思想在当时是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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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当时产生的许多传奇、杂剧和乱弹剧本,都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其中写秋瑾和徐锡麟的传奇杂剧就在十种以上。
此外,京剧的革新和话剧的出现,也都是这个时期新的现象。其影响虽不及小说,却也反映着新的时代特点。
还有民间歌谣,在时代大动荡中涌现了不少。其中反映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者尤有新的内容、同历代的民歌民谣对比,也很有新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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