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建主义

] 明清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与封建专建主义 李鸿 中国封建社会用于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产生于隋,确立于唐,直到清末废除,绵延一千三百年之久。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唐太宗时,于进士科之外,复置秀才、明经等科,分科取士,故称科举。科举制的特点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较之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多少要凭点才学,且能加强皇权以集中选士大权,有利于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士族垄断,满足一般中小地主参加政治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是起一定进步作用的。 我国封建社会愈走向晚期,封建专制主义愈趋于强化,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科举制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措施,即使在隋唐初创期,就有许多流弊。明清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封建专制主义也强化到了顶点。与此相适应的科举取士制度也具有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它已变成明清统治者维护腐朽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和得心应手的工具,主要起消极的、反动的历史作用。 一 文化专制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特点。明初,朱元璋废秦汉以来的宰相制,以府、部、院等衙门分理全国事务,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朱棣时儒臣入直文渊阁,并加强了厂卫特务统治。清代再度强化专制,内阁六部之上又出现军机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得到空前强化。封建专制政体与文化专制主义,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清的极端专制政体,必须用文化专制的措施加以维护,以此来欺骗愚弄人民群众,压制任何民主思想,鼓吹君主的绝对权威和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所以明清统治者实行了比以往历代思想控制更为严密、手段更加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措施。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正是适应统治者的专制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清沿明制,制度比明更完备,文化专制的手段更严厉。明清对科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历代。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更重要的是用科举来控制读书人思想,使当时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获得一条最有效和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为专制统治服务。 程朱理学是我国晚期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是明清统治者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明清统治者要把理学作为宗教教条强迫人们信奉,八股科举则把这一要求制度化了。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与刘基等人制定科举,“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 士。”1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还命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永乐十五年(1417年),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谕主持科举考试之礼部曰:“此书,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2从明开始,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明确规定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同时特别规定,答卷必须以程朱理学对上述儒家经义的解释为准,主要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3为准。 《四书集注》包含着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特别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4“天理”是什么?“三纲五常,礼之大体。”5朱熹所指“天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封建的“三纲五常”。“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三对主从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信条。“三纲五常”又主要宣扬“忠君”,而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无疑是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绝对化。同时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行为,都说成是与“天理”不能并存的“人欲”,即所谓“天理人欲,不容并立”。6还宣扬“天理”至善,“人欲”万恶,要存“天理”,必须去“人欲”。可见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完全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思想武器。所以《四书集注》不但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而且是封建伦理的是非准绳和法律裁判的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理学经典,也绝非偶然。它和明清科举考试把理学作为主要内容有直接关系。通过科举考试,明清统治者既可以获得传播理学的主要途经,又可以为其专制统治搜罗大批用理学思想充实头脑的奴才和爪牙。 清朝统治者更极力提倡程朱理学,重视并积极推行科举。清兵一入关就宣布,明朝举人,生员都生效,都可继续参加科举。康熙十七年(1678年)和乾隆元年(1736年)两开“博学鸿词科”,作为科举之“特科”笼络汉族高级士大夫。顺治二年(1645年)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圣祖玄烨称孔子为“万世师表”,亲自主持辑刊《朱子全书》,编写《性理精义》,还把朱熹牌位摆到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7重用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理学名臣”;高宗弘历曾先后十次到曲阜朝孔;清代科举考试除袭明旧外,还规定作五言八韵诗一首;必须背诵康、雍时颁布的《圣谕广训》,主要内容是劝诱人们敦孝悌、笃宗族、黜异端、务本业、完钱粮等。 在上述情形下,明清读书人愈是热衷于科举,受理学之荼毒就愈深。应该指出,通过科举取士做官乃是明清读书人的“正途”,特别是一般中小地主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读书做官”的思想对劳动人民子弟也有一定影响。因此,为了寻求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为了出人头地、做官显达,为获取封建特权,就必须走科举的路。明清绝大多数读书人,为功名利禄所牵,无不终生迷恋科场,趋之若鹜。他们必须把《四书》、 《五经》和程朱理学背得滚瓜烂熟,才能应付考试。而统治者正是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来达到禁锢进步思想,刺激读书人的贪欲,把知识分子头脑束缚在儒家经书和程朱理学范围内之目的的。其手法比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更为高明,更符合专制统治之需。 明清用科举考试来加强文化专制,不仅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而且还以八股文为主要形式。程朱理学的内容与八股程式的结合是明初统治者的一大发明。朱元璋在设立科举的同时就已确定了这种呆板形式,“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8明成化年间,用八股文试士的制度更臻于完备。八股文亦曰制义、八比文、时文、四书文。一篇八股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起、中、后、束四股中每股须有象长对联一样的对偶文字,共为八股,故称八股文。其句子的长短、字数的繁简和声调的缓急,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亦有定额。此外,八股文还有更严格的规定,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从起讲开始“入口气”,作者得追模儒家祖宗语气,肖其口吻作文。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且必须以朱注为准绳,作者不能有任何个人见解和联系当时现实。这样知识分子头脑即被限制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范围内。 八股文千篇一律、内容空洞、形式呆板,考生只好晕头转向地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一通,但求得格式不差、楷法工整,语句圆润,哪管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然而这种八股文字游戏竟然成为选才之标准而独擅明清科场五百余年,此种官僚式文体不知坑害了多少读书人。读书人再有聪明才智,也只能在“割裂搭截枯窘小不通”之八股文里兜圈子,“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9他们学识极度贫乏,精神无比空虚。八股与理学的结合,进一步牢固箝制了知识分子思想。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与科举制所宣扬的选拔人才看上去是不相符合的,矛盾的。特别是八股,与实际政冶毫无关系。就连统治者内部一些人都看出了八股的有害无用。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曾要求废八股取士,“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10但由于“时艺(八股文)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11八股制义不但没有废弃,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到清末。我们不否认科举也希望达到选贤任能,但明清统治者所需之贤能只是满脑子纲常名教,不会“犯上作乱”的读书人。因此,八股取士与统治者宣扬的选拔“人才”并不矛盾,科举考试不过是维系专制的手段。这样,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八股科举则成为施行文化专制和传播理学名教的主要场所。 明清通过八股科举加强文化专制,还涉及当时的学校教育领域。明清学校,在中央的称“国子监”,凡在国子监肄业者均称监生;地方设府、州、县学,在学读书者都是生员。明初诸生须入国子监才可做官,监生结业可直接做官。但不久选拔官吏就主要 侧重在科举上了。明“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12明清学校以后事实上变为八股科举的预备机关。在国子监有祭酒,司业、博士等执掌教务;府州县学,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为副。这些充任教职者,几乎全是科举出身。通过他们把八股文章和儒家经典授予儒生。儒生入学的目的是为科举做官,学校的主要任务也是培养科举人才。因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就自然成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了。唐代学校尚有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等科目,而明清诸生入学除必习《御制大诰》等封建法规及《圣谕广训》外,他们日习夜诵的就是以程朱理学为注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清乾隆帝还命方苞等选集明清科举时文,命名为《钦定四书文》,作为学校的必读教科书和儒生之“举业指南”。从封建政府、学校到学子们的父兄师长,都严令儒生不许与八股考试无关的书籍与事物接触。作为蒙童教育的读物,如《三字经》等,除启发儿童从小发奋读书走科举做官之道外,就是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 书院,自北宋产生以来,一直是封建教育的重要部门。书院最初都是私人所办,比起国子监那样的官学,多少保存着讲学自由,受科举的影响也较小。明嘉靖以后,书院复兴,著名的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的书院。但由于“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13所以任何民主思想的萌芽和对封建专制的异议都难免遭受劫难。明政府曾四毁书院。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书院毁于太监魏忠贤之手。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书院由政府控制,“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金千两,为营建之费。”14清代书院发展近二千所,但绝大多数书院改为以考课为主,成了八股科举的附庸和补习场所。在书院念书的“其所日夕吚唔者,无过时文贴括。”15“每月月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16在当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数益众,学术益衰,学术衰而人才日敝”17的局面。 明清两代控制知识分子的方法虽多,但最基本的手段则是八股科举。八股本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思想的僵硬模式,而知识分子对八股的顶礼膜拜最后又必然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正如鲁迅指出的:“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18明清统治者一面极力推行八股科举,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与八股科举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用这样的两面手法,使明清封建文化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表现为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等级特权等。一人独裁的君主专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明清皇帝为强化君主专 制,垄断了全国文武官员的任用权。一面用严刑酷法挟制臣下,另一面更注重八股取士的实施,搜罗对皇帝绝对尽“忠”的地主知识分子以扩充官僚统治机构。八股科举对于明清统治者在政治上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八股科举是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 明清把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除规定考试以理学为主要内容、八股为主要形式外,还在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制定了一套比以往历代更为严密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程序。唐宋科举考试程序为二级,明清则分为三级:(一)县试、府试、院试。这是州县级考试,中试的童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并取得进一步考试资格;(二)乡试。这是省级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中试者称为“举人”;(三)会试和殿试。这是中央级考试,由礼部主持会试,中试者称“贡生”。然后由皇帝主持殿试,“殿试不过名次升降,天有黜落。”19但殿试并非多此一举,它表明皇帝对选拔人才的重视并掌握读书人仕进的命运,目的是要读书做官的新贵们对皇帝感恩戴德、唯命是听。中殿试者通称“进士”。进士名第又分三甲,一甲三名即伏元、榜眼、探花,皆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明代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举行会试88科;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会试112科。每科殿试后取进士多少不一,最多者四百余人,最少者几十人,大致每科三百人左右。根据统治者的德才标准,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要经过多重选拔。为显示皇恩浩荡,专制君主还保留着其他亲自考试选士的“制举”方式,如清朝皇帝的“博学鸿词科”,巡幸某地也随时加赐一些通达儒术的知识分子以科举头衔。此外,还有荫补、捐纳等方式。 任用政府各级官员,以是否出身科举为前提。明初就规定,要“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20对皇帝来说,八股科举能尽可能扩大其专制统冶的基础;对读书人来说,要当官就必须走科举仕进之路,八股科举是他们步入官场门经的敲门砖。凡五贡、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都谓之出身“正途”,得以重用。入官者“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21步入官场后要想升官,还须依靠科举头衔作为升迁之阶梯。举人经过“拣选”、“大挑”、“截取”,可充知县、州同、州县教职等。进士一般授以各部主事、中书、科道、知县等官。进士再经朝考而高选者,多授翰林院庶吉士,即点翰林。翰林院是明清封建政权的“储才重地”,有明一代宰辅共一百七十多人,经科举入翰林者就有十之九。22明自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明清统治者如此重视科举,最终目的是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至上,有权就有一切,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各种封建特权又都是为维护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