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源流新考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源流新考 米辰峰 和别的名牌商品一样，《九成宫醴泉铭》(以下简称《醴泉铭》)拓片自从唐末以来，就有许多“假冒伪劣”者混迹于原石精拓之中流布国内外。直到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在宋拓“李祺本”和“端方本”的影印本早已广泛普及的背景下，中国乃至日本仍然有不少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兜售翻刻本、伪刻本及其影印件。这种鱼龙混杂的现实，使我的考证工作成为社会需要。本文的考证不仅包括《醴泉铭》各种拓片之间的先后、真伪辨析，还有相关知识的阐述。 一、“九成宫”及其“醴泉铭”考 1994年9月，在人大清史所研究生董建中的协助下，我们对“九成宫”遗址及其“醴泉铭”文物进行了实地考察、测量和文献的重新考证。 隋初，长安酷暑。文帝杨坚诏令天下绘献山川图，以择胜地建造离宫。九成宫所在的陕西省麟游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地带，位于长安西北160公里(县城东障童山，西临凤凰山，南有石臼山，北依碧城山。杜水河流经处，又有天台山突兀川中，故有“万迭青山但一川”之称。据1993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麟游县志》说，此地“三伏天平均气温仅有21.8度。微风徐拂，沁人心脾。”加上群山环绕松柏参天，实为避暑胜地。 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文帝杨坚下诏在麟游营造离宫，命右仆射杨素为总监，宇文恺、封德彝为土木监(工程师)，调几万人马，建大宝殿、梳妆楼等宫阁楼台约六座，筑城垣一千八百步。历时两年三月竣工，取“尧舜行德，而民长寿”，初名“仁寿宫”。 据载，杨素监工严酷。民夫铲山填谷时死于非命者以万计。尸骨常常推入土坑，夷为平地，再筑楼阁。开皇十五年三月至七月，文帝初巡仁寿宫。至天暑，成群役夫相继死于道旁，被杨素就地焚毁。文帝对杨素的冷酷暴行初有不悦，及见宫阁楼台装修奢侈过甚，大怒道:素“为吾结怨天下。”杨素闻讯后不免恐惧。深知宫闱的封德彝则安慰说:“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次日谒见独孤皇后，后曰:“公知吾夫妇老无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1]文帝不仅改变了看法，还重赏了杨素。可见，历代统治阶级的“仁寿”都是建筑在他人尸骨上的。开皇十九年除夕夜，文帝第四次巡幸九成宫，登高远眺，忽见磷火弥漫，隐有哭声，急令左右查看。回报说:“鬼火!” 惊悸之余，文帝叹道:“这些大概都是建宫时役死的冤魂，年暮思归。”于是设坛祭祀。 隋亡唐舆。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李世民下诏改仁寿宫为九成宫。完善了管理机构，增建、改修了旧宫。 九成宫体泉铭石碑原立在县城西端北马坊河口，天台山山麓，离旧城约二里多。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四月立石。魏征撰文，欧阳询书丹。据说，碑石采用的是西安北五、六十公里处的富平石。碑高2.25米、宽约0.90米、厚约0.25米。碑的宽度和厚度(特别是厚度)随着碑高而递减，使整个碑体略显宝剑形。石碑直立在一块青绿色的龟趺(即赑屃[2])上(碑首呈半圆形，有浮雕蟠龙，形象生动。篆额书“九成宫醴泉铭”六个大字，每字约10厘米见方，有考据家推测也出于欧阳询手笔。碑文格线约3.5厘米见方(即古之所谓“寸楷”)，每行50字，共24行，实为1108字(91 个空格)。 铭文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无意中发现涌泉的原因、经过及其意义。当时的九成宫，虽然宫外屏山下聚杜水以成湖泊(时称西海)。但宫内水源贫乏。饮用水不得不从北马坊河谷，“以轮汲水上山，列水磨以供宫内。”三十多年以来多少人试图在宫内找到水源，苦心搜寻而不能得。李世民初巡九成宫，信步游览时，用一根木棍随意一拨，就“有泉随而涌出”。囿于当时的“祥瑞”文化传统，这“神物之来”，除了“实扶明圣”，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吗,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以犯颜直谏而著称的魏征在此不借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发挥，稍事歌功颂德。值得我们后人特别注视的应是，魏征籍此泉铭所阐述的历史观、人生观。铭文有力地鞭笞了前隋统治者的腐化，指出“以人纵欲”“穷泰极侈”建九成宫是促使前隋早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彰唐初重修九成宫时，君臣都能惜民力，重节俭，尚勤勉的可贵精神。指出只有铲除旧宫奢侈豪华的痕迹，“还淳返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大唐才有可能“永保贞吉”。笔者以为，醴泉铭千百年来盛传不衰，除了书法价值高以外，其劝诫之词好也应是原因之一。 据上述《麟游县志》第二十一编说，九成宫的最后一次修葺止于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此后日渐败落。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暴雨冲毁了正殿，九成宫历时241年的皇家离宫历史就此结束了。此后宋元明清国势东移，再没有人打算在此一带复兴离宫。虽然欧阳询的书法誉满天下，声望日隆，而醴泉铭又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历代都有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椎拓名碑。但自从离宫水毁之后，原初记载保存极少，后来的记载更少，石碑的存在、保护状况不明，拓片的断代识别就越来越困难了。 既然碑石的完好状态直接影响拓片的存字多少，字口肥瘦，清晰度等椎拓效果，那么，尽可能细致地考究一下文献所记的碑石保存情况就不无意义了。 和其它石碑一样，醴泉铭建立之时及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该是露天立着的。笔者至今发现的保存醴泉铭的明确记载只有两次。一次见于成书于乾嘉时代的《金石萃编》。该书第四十三卷引述《来斋金石刻考略》说:“宫久蒿莱，而碑独存。覆以小亭，缭以周垣。山且多云，摹拓者必数人持械以上。今碑既为海内所宝重，已模糊矣。复为恶令凿损三十余字，亦何心哉,” 第二次记载于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崇文重教”的知县瞿云魁将倒卧荒野的碑石扶起重立，重建小屋一间，聊蔽风雨。并另立一石于醴泉铭旁边，以志其事。碑文前半部是颂扬醴泉铭艺术价值的，与考古关系不大。其后半部分说:“„„一时采访者不?乎遐迩。惟是寒山幽径，雨蚀风摇已日久，残碣飘零，卧老荒烟岁月。 予于是聊兴小构，薄椽偏隅，庶彩笔流传，俾有卫护，以待后之君子，望古而遥集云尔。” 根据上述两段记载，我们可以推测: 1. 宫没蒿莱之后，醴泉铭碑石曾多次倒立，保护性建筑也几兴几废。 ，似乎是说至嘉庆时碑身已断裂多处，重立时尚须捡拾、拼接。(这2. “残碣飘零” 一推想能从那时以后的拓片得到验证。清未民初的整拓片，贯通碑身的裂纹有五条，龟裂花纹不计其数。) 3. “一时采访者不?乎遐迩”，说明时人崇尚醴泉铭的风气有增无减，并预言此碑必有“后之君子望古而遥集”，实属难能可贵。 也许，宋、明时碑石也有过保护性建筑。这可以从石碑左右两侧游览者留下的简略 元丰(三年)庚申(公元1081年)”初夏王璞弟琢同题名可以推测。在北宋，从“ 观”到”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二月，曾逢原游，曾先后有四回九人次地方官游览。在明代，从“正德(五年)辛末年(公元1511年)安师皋安师夔同游”到”嘉靖(二十年)壬寅(公元1544年)关西道佥事康天爵游观”有两回三人次地方官游览。 从当地地震、洪灾频繁的历史情况推测，醴泉铭大概每隔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就可能倒卧一次。而它的重立和保护性建筑则不可能有严格的时间规律，大概只与历代的政治气候文艺趣向有关。不可能从唐末宫毁到乾嘉时代石碑一直是倒卧的，或只是重立、拼接过一次、两次。宋明时代那么多地方官游览之后都想题名，可见他们对碑铭的关心和重视。把他们高贵的头颅、钻进蒿莱之中，鉴赏、题名之后，任其卧没荒草而不扶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光绪九年(1883年)彭洵刊刻其篡修的《麟游县新志十卷?首一卷》中第八卷记载:今泉涸碑存，万年宫铭亦移附焉„„与零星瓦砾相枕藉。” 1959年，陕西省文管会拨专款，重立了醴泉铭，重修了小屋保护。1986年又改建、扩建为现在的亭，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从嘉庆初年到新中国，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就亭毁碑倒。可见我们对宋明时代的推测不无可能。 历经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现在的碑墓已经腐蚀，碑文底部两行文字大部分损泐。原刻格线早已荡然无存。字迹笔划纤细。前人较普遍的看法是，明以前主要是自然侵蚀。明末清初后可能增加了人为的破坏。其一是字画商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拓片有“绝后”的价值，每榻完一批后就故意凿损一个字。当整碑的缺字残字过多时，后来有人给予剜刻挖补。这些人中除了那些想通过补字使拓片增值的商人外，自然也许会有修桥铺路行善积德的君子。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补刻者的学识和技艺大都远低于唐人，使补刻的效果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破坏。据估计，现存的字迹中，至少40%是后人不同程度剜刻挖补过的。通观全碑(及其晚近的拓片)，良莠混杂真伪难辩。有的字体扭曲变形，有的行间漶满错落，使晚近的拓片几乎完全失去了欧字原始的风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它是醴泉铭原石拓片。那么，我认为 有必要郑重指出，这已经是一种强加于古人的说法。它可以叫做后人的一件百纳衣，或是一首由后人和风雨共同谱写的混声合唱曲，欧阳询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只是隐约其后的一个影子，或一面招魂的旗帜而已。我们现代崇尚欧体字的人们，如果不分辩拓片的早晚和优劣，盲目追随这一类所谓“原石拓片”去临摹、研究，即使不是认贼作父，至少是张冠李戴了。 二、傅世拓本简介 至今流传在世的醴泉铭拓片究竟有多少,难以确计。单说有影印本的宋以前善拓本就有12种之多[3]。 1、明驸马李祺旧藏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中国:文物出版社1962年精印线装本、1981年普及本。 2日本，二玄社《原色法贴选》No.20。 3日本，清雅堂版B本。 2、清端方旧藏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4中国，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1920年)影印本。 5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业刊》No.19.(略小) 6日本，二玄社《中国法书选》No.31.(原大) 7日本，清雅堂版A本 3、清李鸿裔旧藏本，现藏日本三井文库 8日本，二玄社《原色法贴选》No.40 4、莫云卿旧藏本，后有梁献题 9中国，艺苑真赏社影印本(解放前) 5、岳雪楼旧藏本，后有汪世宏等跋。 10中国，中华书局影印本(解放前) 6、没有影印本的宋以前善拓本有 11清内府大库旧藏本(简称“库装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2胜芳王氏旧藏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外还有解放前艺苑真赏社一种翻刻本(无锡秦刻本)和另一种有梁同书跋文的伪刻本的影印本。有正书局影印的《翁藏宋拓九成宫》，翻刻本，翁跋伪。近年有北京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的这种影印本大量发行。 三、李祺旧藏本 近现代的碑贴鉴赏家普遍认为，明驸马都尉李祺旧藏本是现在已知的傅世最早，捶拓最精，损字最少的拓本。笔墨丰腴，锋颖如新，其神采宛如率更墨迹。该本是1952年张明善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偶然买到的，先交文化部，后藏故宫博物院。李祺在明史第二十一卷(中华书局点校版第3662页)有传。据已故庆云堂碑贴鉴赏家张彦生先生考证，李祺曾收藏有《化度寺塔铭》，附有赵孟睢?芫霸兜仁野稀?谭礁侔贤蜓浴;共赜戌杉湮詹丶[4]。李祺在醴泉铭上留下的印文有;驸马都尉陕西陇西李祺印(朱文)“李氏子祺”(白文)等。 其后，该拓本归清初大收藏家高士奇所有。高士奇不但收藏宏富，而且精于鉴赏。他在醴泉铭上留下的印文较多，主要有:“清吟堂秘芨印”(朱文)，“高士奇印”(白文)、“冷澹生活”(白文)“冷澹人”(朱文)等，特别是“江村秘芨”朱文小印几乎盖满了每一处残缺字的空白地方。 [1] 彭洵纂修《麟游县新志》第八卷，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刻本。 [2] 马子云《碑贴鉴定浅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11页:“杨慎谓:龙生九子，一曰赑质，好负重，今碑下趺也”。 [3] 参见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其中的“九成宫醴泉铭”。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483-488页。日本艺术新闻社《墨》杂志1992年3-4月号伊藤滋:“九成宫醴泉铭的拓本比较。”“表立云:学习九成宫醴泉铭拓本的实证研究”，第48-57页。 [4] 张彦生《善本碑贴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家高士奇所有。高士奇不但收藏宏富，而且精于鉴赏。他在醴泉铭上留下的印文较多，主要有:“清吟堂秘芨印”(朱文)，“高士奇印”(白文)、“冷澹生活”(白文)“冷澹人”(朱文)等，特别是“江村秘芨”朱文小印几乎盖满了每一处残缺字的空白地方。 再后该拓本归赵怀玉的味辛斋、金绍泉的守安堂所藏。还可以看到许多乾隆、嘉庆时期的珍藏印。诸如:“静寄轩图书印”(白文)，“容安珍藏”(白文)、“野云龙山人印”(朱文)等。 1962年5月，该本由北京文物出版社用珂罗版线装影印，印数极少，海内外许多爱好者只闻其名难得其书。1981年以后，文物出版社才开始分次地大量印行其简装本。国内也有别的出版社 “偷印”此本。在日本，80年代前曾有书艺文化院将文物出版社的线装影印本变换版型，在本社法贴集中印行。前几年，日本二玄社作为《原色法帖选》No.20印行了彩色精印原装本。 关于李祺本的捶拓时间，可惜没有留下古代，特别是乾嘉时代考据家的题跋。现存唯一的跋文是1962年影印时张玮(效彬)先生题写的。张先生和主持“善末校录”的人都认为唐末拓本是毫无疑义的，只是因为“高士奇、赵怀玉等旧题均目为宋拓，今姑存其旧。”古时有的收藏家得一善本，秘不示人，以王澍、翁方绸的博闻多识，所见宋拓醴泉铭至少一二十本，也没有见过这样纸墨精良、拓工尽善，比别的“栉”字未损本存字多二十三字的精美拓本。 四、端方旧藏本 端方(端匋斋，1861-1911)，清未大鉴藏家。该拓本附有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钱大昕、蒋衡、杨守敬、许应曾、朱善旗等人的跋文，曾长期被大收藏家端方收藏，故名。该本在本世纪经程琦、裴景福之手，最后归属日本三井听水阁。直到近年展出为止，大约私藏了半个多世纪。民国九年(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用珂罗版印行。在上述李祺旧藏本被重新发现以前，人们曾长期以为端方本是傅世最早、最精的拓本，故它的影印本也为时人所重。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准所限，该影印本没能做到“原大”，稍微缩小了一点。其后日本的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No.19和清雅堂版A本，都因袭了商务印书馆的失误。只是到了二战以后，二玄社的《中国法书选》才首次做到了原大影印。1991年1月，三井文库将包括端方本在内的善本碑贴录首次公布于众。与李祺本六字一行的剪裱本格式不同，端方本是八字一行。这样裱不仅行气更好一些，且更易于再现原碑的格式。该本的封面有许应曾的隶书题签:“海内第一唐摭醴泉铭”，墨色保有宋拓特有的茶褐色。 该拓本钱大昕等乾嘉学者认为是唐拓、张彦生认为是北宋拓、王壮弘则认为是南宋拓。 笔者认为端方本的捶拓时间在唐广明年间至北宋(公元880-1307年)之间，比钱大昕等乾嘉学者的推断稍晚些，比王壮弘的推断早些。若与张彦生相比，则结论似乎相似，而理由迥然不同。我基于地震记载的全新推断理由详见拙文“李祺旧藏《九成宫醴泉铭》剪裱本复原整拓片工作札记”中第11-20问答的内容。 端方本字迹普遍比李祺本瘦。 五、库装本 明清两朝在故宫内府大库收藏的善拓本，故名，清亡，归北京著名收藏家朱翼盦收藏。1953年，朱氏将花费了三十余年搜集到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碑贴七百余种捐赠政府，其中有许多是宋拓珍品，醴泉铭即是其中之一。朱氏着有《欧斋石墨题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主要是上述碑贴原有题跋的汇集，也有他个人的考证笔录。 朱氏认为，该库装本是北宋拓本。1960年，有关部门曾请马子云先生对李祺本和库装本进行鉴定。他为李祺本写的结论是:“北宋早期拓本，霞蔽亏三字未捐，珍品甲。”为库装本写的是“北宋拓，碑文未曾剜凿，珍品乙。” 为什么同是北宋拓本，李祺本那样被世人看重，而库装本却被世人冷落，至今仍未有影印本问世,近三十年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工作的朱家溍先生(朱翼盦之四子)一再撰文阐述不同见解[?]。他认为，从表面上看，李祺本显得似乎更精致一些。这是因为李祺本用的是薄纸，是扑墨拓法:库装本用的是厚麻纸，擦墨拓法。还有是“霞蔽亏”三个字，李本完整、库本剥蚀。但是若通过另一些字的比较(如:丹、紫、宜、承)，朱家溍认为库本的捶拓时间应比李本早一些。李本的貌似完美是前人动过手脚的。(如:长廊四起的四字下半部等。) 1993年，我到北京故宫，曾把李本、库本和端方本影印件放在一起，并几对观。说实话，上述朱先生的意见并没有引起我的完全认同。意外的发现是，李本的原件，无论在阳光下还是在放大镜底下看，无论从正面还是从侧面看，字口处看不出象库本那样明显的立体感(即挤压痕迹和积墨痕迹)来。而传统的碑帖考据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字口处有无立体感是判别拓片真伪的重要 标志之一。当时在场的北京故宫古代碑帖保管组负责人艾志高先生对我的怀疑未正面回答，只说:“近四十年来已有好些专家鉴定过，还会有假吗,” 六、李鸿裔旧藏本 李鸿裔，字眉生，号香严、苏邻，咸丰举人，为清朝著名收藏家。何时传入日本三井文库，不详。这一拓本在张彦生和王壮弘的著作中没有提到。1991年(日本平成三年)二玄社将这个拓本在《原色法帖选》No.40中影印发行。从笔划的捐泐情况看，它的捶拓时代与端方本相接近，是擦墨拓中的精拓。但是，它的笔刊比端方本略粗，居于李祺本和端方本之间。拓墨略淡，空白与墨的界线不甚分明，这一点与端方旧藏本不同。该拓本的内签由康熙时人陆大瀛(陆浩)题写，外签由近代北京大学教授黄节(1872-1935)题写。该拓本有清代董秉恒、张培敦及民国时的原觉于民国十八年六月留下的跋文。 此外，传世著名的“栉”字未损本(即宋拓本)，还有胜芳王氏藏本，有王澍、翁方纲跋文。灵岩山人毕沅旧藏本。此二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想必海内外还有宋以前善拓本，限于条件难尽其详。1962年，文物出版社首次影印出版李祺本时，曾邀请当时的有关专家(可能包括张玮、张彦生、马子云等)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种善拓本并几对校。并以“故宫博物院”的集体名义写了出版“说明”和“故宫博物院藏九成宫碑旧拓善本校录”，这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但因他们当时没条件看到端方本和李鸿裔本，所以笔者把他们的旧“校录”，由四本扩大为六本，并更新记录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列表展示如下，以供同好研究时参考。 新表仍以李祺本为主要参照系，以坐标定位法将1962年故宫校录组选定的23个“考据字”依先后分列出来。例如:3/31晖，即第二行第五十字晖。然后六本对照。 六種醴泉銘善拓本校錄表之一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序 號 9/ 6/ 5/ 5/ 3/ 3/ 3/ 3/ 3/ 2/ 2/ 2/ 考 39 50 50 46 50 37 36 35 31 50 43 41 據 續 櫛 西 重 以 虧 蔽 霞 暉 四 闕 點 巗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底 未 上 李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橫 損 半 祺 微 未 本 損 損 損 未 損 未 損 損 損 損 損 不 損 損 王 損 損 清 氏 晰 本 損 未 割 未 割 損 損 損 損 下 損 損 庫 損 棄 損 棄 方 裝 損 本 損 未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左 損 損 畢 損 下 沅 均 本 損 損 微 割 損 割 損 損 損 損 左 損 損 端 損 棄 棄 下 方 均 本 損 損 微 割 損 割 損 損 損 損 左 損 損 李 損 棄 棄 下 鴻 均 裔 損 本 六種醴泉銘善拓本校錄表之二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序 號 22/ 22/ 21/ 21/ 21/ 21/ 21/ 20/ 19/ 13/ 19/ 考 49 33 44 36 35 34 16 50 35 20 5 據 與 凝 鳳 繁 蕤 葳 變 之 機 穢 卑 點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上 李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半 祺 微 本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王 氏 本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割 庫 棄 裝 本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畢 沅 本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上 端 半 方 微 本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損 上 李 半 鴻 微 裔 損 本 七、翻刻本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原石旧拓得之不易，于是好事者就有将善拓本翻刻上石。醴泉铭宋时就有翻 刻本。宋翻宋拓本以姚鼐惜抱轩长跋本为最旧，后归景贤，标题唐拓，有影印本。乾隆年间无锡 秦惠田翻刻本最负盛名。其底本是宋拓“栉”字不损本。秦氏多用旧纸旧墨。捶拓也仿宋法，其逼 真和精美的程度几可乱真。初拓本在清末价值白银百两。既为翻刻，再精也有破绽，只是不易觉 察罢了。比如秦刻本第十四行“乾象之精”之“乾”字，原拓“曰”部有石泐痕模糊似田字，翻刻本则干脆误刻为田字。 特别指出的是，原有正书局影印的所谓《翁藏宋拓九成宫》，曾妄称“海内第一本”，“墨拓之皇”。末尾有退闲老人、寄麈、瓶庐的跋文。瓶庐是翁同和晚年的别号，是伪跋。此本刻工不佳，马脚较多，剪裱为七字一行，与李祺本六字一行，端方本八字一行等一眼可别。然而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不少出版社把它当成宝贝出版。其中中国书店1988年，天津古籍书店1986年共印行40000多册。在善拓影印本广泛普及的情况下，滥印翻刻本有何益处呢, 八、《旧唐书》、《新唐书》及《金石萃编》所记的欧阳询传记 欧阳询(公元557-641年)字信本，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其祖父欧阳頠，仕陈，官至大司空。父欧阳纥，继任广州刺史时，以谋反罪被杀。依当时陈之法律，父罪及子，理当诛连，只因跑得及时而幸免一死。事过之后，因陈尚书令江总与欧阳询之父有旧谊，就悄悄地把收养了，并教其读书筹算。欧阳询虽然矮小貌丑，但聪明过人。博学经史，尤精《史记》、《汉书》、《后汉书》，每读书则数行俱下。陈亡隋兴，仕隋为太常博士。李渊微时，引为宾客，过从甚密。唐初，被高祖连续提拔，直至给事中，御前应对。就书法而言，欧阳询初学王羲之，融会贯通之后，变王体为欧体，自成一家。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与他书信住来的都把他的信作为书法临摹的楷模。高丽(朝鲜)人特别崇尚他的书艺，曾派特使遣唐求字。唐高祖李渊曾感叹道:“没想到欧阳询的书名能远传国外。他们看到欧字的真迹，一定误以为他身材魁梧呢。”武德七年，奉诏与裴矩、陈叔达共撰《艺文类聚》一百卷。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爵。 相传有一次欧阳询路过魏晋大书法家索靖的书碑，停下来反复观看揣模。站着看累了，就坐下来看，乃至在碑旁一连住了三天看了三天方才离去。其酷爱书艺的热切心态及严谨学风，由此可见一斑，公元632年，书写醴泉铭时已75或76岁。 欧阳询85岁高龄去世时，子欧阳通年幼。其母徐氏教其父书。为了劝学，防止懒惰，就经常给他一些钱，让他到街市上去赎买其父书迹，一来是让他照着规矩去写(质汝父书迹之直)，二来是让他切身体会书家成名以后的社会声望和书迹价值。于是欧阳通亦步亦趋，刻意模仿父体，以求售市场，数年之后，即父子齐名，号称“大小欧阳体”，成就稍逊于父。 又传欧阳通喜用兼毫笔，即狸毛为笔心，再围以兔毫，笔管都用象犀之类的贵重兽骨制成，舍此不写字。按前述欧阳通追慕父名，亦步亦趋的态度，说不定欧阳询生前也喜欢用兼毫笔书写，子承父嗜，似为常理。但《新唐书》又有一段时贤褚遂良与虞世南的对话。虞世南说:“吾闻(欧阳)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这似乎又意味着，父欧阳询能用任何笔写出好字来。由于父子幼年时成长、学书时的经济条件不一，作风各异，就“管皆象犀非是未尝书”而言，或许父朴子侈，略有不肖，也未可知。 成书于乾嘉时代的《金石萃编》中关于欧阳洵的传纪部分，多数是考据家据其它典籍对新、旧唐书所作的补充，也有说法稍异的，兹录其后，聊供参考。 “欧阳询，传太宗即位(注:上文说高祖即位)累擢给事中……以给事中而兼率更令，据百官志，给事中正五品上，率更寺令从四品上。以正五品官而兼从四品。所谓欠一阶者是也。给事中掌宏文馆缮写雠校之课。”宏文馆，武德四年初置修文馆，九年改曰宏文。贞观元年，朝廷下令在京供职的五品以上官员爱好书法的子弟二十四人，到“隶馆习书”，唐以前称楷书为隶书。故隶馆可能就是主学楷书的书馆。该馆可以将秘藏于大内的法书展示学习。此外，宏文馆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议轻重，并参议政事等。 关于欧公生平，该书注释最后部分还有补充，可以参阅。 1995.8月写于罗马 [?] 朱家溍《碑版鉴定问题举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2期。此前据说在1962 年香港大公报的“艺林附刊上他也曾发表过一篇《大小欧阳所书碑》，观点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