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论文：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泰戈尔论文: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戈尔的以《吉檀迦利》为代表的诗歌对希梅内斯等西班牙语诗人有过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以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为前提的。维多利亚?奥坎波和希梅内斯等人是翻译和传播泰戈尔作品的代表人物。泰戈尔诗歌所以能对西班牙语诗人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语诗界在这一时期正在脱离现代主义潮流并寻求新的创作风格。在对泰戈尔诗歌的接受问题上，西班牙 语文 八上语文短文两篇二年级语文一匹出色的马课件部编版八上语文文学常识部编八上语文文学常识二年级语文一匹出色的马课件 坛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声音。 [关键词]泰戈尔 《吉檀迦利》 奥坎波 希梅内斯 西班牙语 世界 1913年，泰戈尔因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由此在东西方世界声名鹊起。他的作品及其东西文明观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这在西方话语处于压倒性强势地位的当时，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东方一直把泰戈尔当做东方思想的火炬手和捍卫者进行纪念，而西方则始终因其传播爱与和平的福音而怀念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泰戈尔频繁地造访世界多国。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也促进了殖民主义时期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和文化的互动，当然也促进了他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对一些东西方作家的创作的影响。限于资料来源，国内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只关注 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而忽略了他与西方世界的文学互动。其实，泰戈尔与西方的文学互动同样密切，甚至更为重要。例如，和中国的汉语新诗界一样，西班牙语诗界受泰戈尔的影响较为深刻。本文拟对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泰戈尔诗歌与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互动进行探索，主要涉及阿根廷女作家兼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1890,1979)、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1881,1958)等人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等问题。 一 印度学者s.p.甘古利(shyama prasad ganguly)说:“人们注意到，不论是由于翻译不足、欣赏趣味骤变还是由于社会政治状况不理想等原因，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之后，西方大多数地方对泰戈尔的热情开始消退。不同的是，西班牙语世界，特别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对泰戈尔的热烈反响却没有经历如此之快的衰落。”泰戈尔在西班牙语世界受到欢迎，并对一些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与中国现代文学接受泰戈尔的影响有些类似。 西班牙语文学界对泰戈尔作品的欣赏首先与几位译者的努力密不可分。阿根廷女作家、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奥坎波曾经获得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 学位，并任阿根廷皇家文学院院士。她的西班牙文的泰戈尔译作，把印度与欧洲、拉美的文学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泰戈尔的外孙女婿k.克里帕拉尼(krishna kripalani)在撰文悼念奥坎波时，给文章取的标题是:《维多利亚?奥坎波:一座连接三大洲的文化桥梁》。 甘古利高度赞扬奥坎波对泰戈尔作品在西班牙语地区传播所建树的功劳。他说:“一般来说，泰戈尔在阿根廷以及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都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名字相联系。”她在阿根廷以西班牙文介绍和评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齐德拉》、《家庭与世界》和《邮局》等作品，并将法文版的泰戈尔作品翻译为西班牙文出版，还在当地以西班牙语演出《邮局》时担任顾问和导演。她对在南美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界传播泰戈尔作品和东方文化贡献不小。“奥坎波对泰戈尔所有的评论，自然都是以西班牙文发表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泰戈尔的交往，的确属于更大范围的西班牙语世界对泰戈尔的反应。” 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历史交往和心灵对话是印度和西班牙语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1924年11月，泰戈尔访问阿根廷时就下榻于奥坎波提供的别墅里，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17年的跨国友谊。随着与泰戈尔的不断交流，奥坎波对泰戈尔及其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泰戈尔按照奥坎波的西班牙 语名字的含义给她起了一个梵文名字“维佳雅”(vijaya)。1925年，泰戈尔出版《夜曲集》(purabi)，收录了他以奥坎波为倾诉对象的很多诗篇。泰戈尔将该诗集题献给她。k.k.戴森(ketaki kushafi dyson)在《在你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泰戈尔和维多利亚?奥坎波》一书中写道:“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泰戈尔和奥坎波的故事是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意味深长的一章„„泰戈尔和奥坎波的友谊，不但是两种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个人的友谊，而且也是一种男人与女人跨越巨大代沟的友谊(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奥坎波与泰戈尔相识的尘缘首先来自她对甘地和泰戈尔等人所代表的印度文化的浓厚兴趣。她说:“我非常感激甘地和泰戈尔这两位诞生在遥远国度里的人，他们属于和我明显不同的一种文明和种族„„就泰戈尔而言，我们的路途互相交织，不分彼此，这是我永久的幸福。”191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在巴黎出版自己依据英文本翻译的《吉檀迦利》的法文本，这使熟谙法语的奥坎波有机会接触泰戈尔的代表作。当时，她由于婚姻遭遇挫折，处于心绪迷茫之际。捧读《吉檀迦利》，奥坎波敏感而脆弱的心一下子被征服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泰戈尔诗中谈到的爱，并非那种折磨我的或使我狂喜的爱，而是导向神灵的爱，可以向神灵倾诉我全部的情感„„这就是为何读着《吉檀迦 利》时，我会带着绝望和痛苦而哭泣„„泰戈尔的神啊，谁又比我更懂得这离别之苦?”这似乎印证了泰戈尔的创作风格:“泰戈尔给我们展现的是有人性的神(human god)。他对关于世界虚幻的观念不屑一顾，高度赞扬行动，使虔诚的灵魂充满生气。” 与奥坎波的跨国友谊和忘年情缘丰富了泰戈尔的创作内容，对其诗歌、小说和绘画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坎波崇尚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也使泰戈尔受益匪浅。就奥坎波而言，泰戈尔的诗歌，特别是《吉檀迦利》，不仅是她年轻时陷入精神危机时的甘露，还是她认识东方文学与文化的最好途径。奥坎波还从财力上力所能及地支持泰戈尔在印度创办的国际大学。泰戈尔的作品和人格也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例如，泰戈尔对西方现代诗排斥情感、崇尚理性的反感，对奥坎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奥坎波曾在文章中表达对法国当代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robbe grillet)的唯形式论思想的反感，强调文学必须表现情感内容，而非一味创造形式。 二 在热情推介和传播泰戈尔作品并受其影响的作家中，还有一位重要的西班牙诗人，就是曾获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梅内斯。他是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 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很少见到像希梅内斯和泰戈尔这样两位诗人的紧密联系。”希梅内斯在20世纪20年代帮助未来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zenobia camprubi，1887,1956)修改过《吉檀迦利》、《新月集》和《园丁集》的西班牙文译本。正是在合作翻译的过程中，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情。在希梅内斯的翻译生涯中，泰戈尔扮演了爱神丘比特的角 色，但他本人并不知情。1915年，他们翻译的《新月集》出版，成为西班牙语的第一个译本。希梅内斯在译诗中很好地传达了自己对泰戈尔的理解和共鸣。“的确，正是两位诗人(指泰戈尔和希梅内斯)的精神相似，使得译作很受西班牙语读者的欢迎，尽管原作存在陌生难解之处。”也正是在不断翻译的过程中，希梅内斯受到了泰戈尔诗风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希梅内斯还撰文介绍和评论泰戈尔诗歌，并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吸收泰戈尔诗歌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有人指出:“可以从胡安?拉蒙的作品中举出许多诗行，它们显然是奥义书或泰戈尔的回声„„希梅内斯深入钻研过泰戈尔的文学世界，并把它变为自己诗歌世界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和评价泰戈尔，他理解的泰戈尔又成为自己诗歌个性的一部分。这并非贬低他的才能，而是在强调他的接受能力。” 希梅内斯发现，与弥漫着神秘气息的《吉檀迦利》相比， 泰戈尔的《园丁集》充满了人性的气息，并表现了欲望与超越的冲突。在他看来，《园丁集》里描写的是一个真实的(true)世界，而不是一个现实的(real)世界。这近似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表现的艺术世界要高于现实世界，并因其具有典型性而更具真实性。希梅内斯在他的《海潮升起》(rosa del mar)一诗中表达了这种世界本质既真实又非真实的艺术理念。他写道:“月亮从海中捞起了海，,再把它奉还给海水。,她的绝世之美，,她的宁静和纯洁的温柔，,使一个并非如此的真理，,成为永恒而普遍的真理，,真理便成为再真实不过的东西。”从这首诗歌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诗歌中，希梅内斯利用自己形象化的思维，向西班牙读者展现了泰戈尔的艺术世界，这是其诗歌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希梅内斯对泰戈尔的这种艺术借鉴还体现在下边这首诗中:“世界便是一切，,天空便是一切，,这是唯一永恒的风景!,仿佛景色，,如同乐音，,好比硕大而柔软的玫瑰花，,这个世界只说出一个词，,一个不用发声的词:爱!”凡是熟悉泰戈尔诗歌风格的人，不难从中发现他的影响的痕迹。印度学者达斯(s.k.das)因此评价希梅内斯说:“这就说明了泰戈尔如何左右了希梅内斯的思维。他并未借用泰戈尔的诗句，也并未模仿泰戈尔。他潜入泰戈尔的世界，只为回过头来丰富自己的灵感和思想。现有的影响研究范 式，不足以解释整个过程的微妙和复杂，但这的确是一位诗人如何对另一位诗人施加影响的情形。” 希梅内斯还提出“纯诗论”，主张写“纯粹的诗”(poesif desnuda)，即通过不加修饰的语言揭示事物本质，表现一种永恒的美。“‘纯粹的诗’确乎是一种个性色彩浓厚的诗，与神秘的传统诗歌形式截然不同。它来自诗人的诗性感受。”这体现出泰戈尔诗歌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例如，希梅内斯在一首“纯粹的诗”中写道:“最初，我见到这女郎穿着素朴，,我真心爱她像个孩子。,然后，她不遗余力地打扮得花里胡哨，,不知为何，我却讨厌她这个样子。,她甚至变得女王般珠光宝气，,太令人生厌，她这胡闹的样子。,„„,接下来她开始去掉装束，,我和她相视而笑。,一会儿她去掉服饰，,回到从前那朴素的样子，,我信赖起她来，再一次。,接着她脱掉所有的衣裳，,站在我面前亭亭玉立，,啊，我生命的所有激情被点燃!,啊，这是我永恒的纯粹的诗!”这里，希梅内斯借用“纯粹的诗”的意象所表达的诗学理念与泰戈尔的诗歌不无联系。例如，泰戈尔在《吉檀迦利》的第七首中写道:“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装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淹没了你的细语。,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 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除了希梅内斯以外，在西班牙语世界，还有一些著名作家受到泰戈尔诗歌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西班牙诗人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non)和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便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1898,1957)也是其中一员。她于1945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诗作富于强烈的感情色彩，其核心内容是一个“爱”字，而且与诗人的经历与切身体验紧密相连，从情爱到母爱再到博爱不断升华。她的早期诗歌受到泰戈尔的影响。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的早期诗歌创作也深受泰戈尔的影响。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也曾受到包括泰戈尔作品在内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和文论思想都表明了这一点。 三 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西班牙语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欣赏泰戈尔诗歌并接受其影响。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西班牙对印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吉普赛人从印度迁往西班牙语地区或北 非地区，传播了印度文化，成为西班牙和印度之间的文化纽带。此外，穆斯林自711年起入主西班牙，时间长达七个世纪，间接带来诸多印度影响，它们体现在不同时代的不少艺术形式中。因此，有人指出:“因为西班牙文学界有着丰富的神秘主义传统，且受东方文化影响，泰戈尔的思想观念也许在西班牙更受欣赏。”由于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便隶属于广义的西班牙语地区。由于这种语言和文化的紧密联系，米斯特拉尔等拉美地区的作家和希梅内斯一样，都非常容易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 就以希梅内斯为代表的西班牙语现代诗坛而言，他们自觉接受泰戈尔诗歌的影响还存在一种重要而复杂的背景，这就是现代主义诗风在西班牙语诗坛的式微。这是他们接受泰戈尔影响的主要原因。 20世纪初，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浪潮影响到西班牙，诗人们以尼加拉瓜诗人鲁本?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为典范进行创作，形成了西班牙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不过，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二三十年代，由于达里奥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潮流在西班牙渐入末路，希梅内斯、马拉尼翁和加塞特等诗人欲以泰戈尔的诗风取而代之。因此，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文坛两种思潮交锋的背景 下登陆，成为希梅内斯等人创作取法的“东方标尺”。“泰戈尔是在西班牙语文学界的历史性时刻出现的„„西班牙正在寻找一种亲切而自然的诗歌的声音，而泰戈尔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的。”泰戈尔诗歌在合适时机的出现，是他对希梅内斯等西班牙语诗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希梅内斯等人取法泰戈尔也曾遇到阻力。希梅内斯承认西班牙文坛围绕泰戈尔而展开论争的这一文学事实。他说:“我们相信泰戈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有所有东方诗人的优点和缺点。在西班牙，有一些无知者或不明智的人发起一场运动，当然，它并非只是针对泰戈尔 一人而来。”这一运动是针对西梅内斯等人而发动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希梅内斯从未公开声明自己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即使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也没有提到泰戈尔的名字。小说家巴桑(emilia pardo baz-an) 是当时反对泰戈尔的典型代表。她被视为西班牙语界的左拉，主张批判现实，暴露社会黑暗。她认为，泰戈尔代表了一种消极的生命哲学，这一哲学属于喜欢做白日梦的民族，属于代表涅槃静寂的种族。她强调当代生活中行动的重要意义。她认为，正是由于耽于梦想，印度才没有“获得应该拥有的地位”。在她看来，泰戈尔的诗歌“像水从盆中溢出一 样，很容易从灵魂的缝隙逃逸”。另外一位重要的泰戈尔批评者是多尔斯(eugenio d'ors)。他认为，泰戈尔诗歌表现了过分的多愁善感和无病呻吟，是胆怯的标志。这使其诗歌成为一种“羽毛枕头”(pillow of feathers)。和鲁迅、郭 沫若借反感或反对泰戈尔来抨击徐志摩、梁实秋等人相似，多尔斯也是借批评泰戈尔间接抨击他认为睡在“羽毛枕头”上的希梅内斯等人。对此，当代印度学者有过比较客观的分析:“尽管这些观点表达了对泰戈尔的激烈争论，但必须记住，他们都是在对泰戈尔多面才能的片面理解基础上做出的反应。”另外，当时西班牙语的泰戈尔译作不多，而泰戈尔日渐成熟的作品却因翻译滞后而不为学者们所熟悉。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西班牙正处于社会政治急剧动荡时期，泰戈尔的和平主义思想被视为在西班牙传播反对爱国主义思想的“病毒”，是对当时美化战争思想的阻碍。“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以泰戈尔的名义表达的这种忧虑并不令人惊讶。” 与部分西班牙语诗人接受泰戈尔诗歌影响不同的是，当初一些欣赏泰戈尔诗歌的英语诗人如叶芝和庞德等人却不接受其影响。相反，他们对泰戈尔的热情很快转冷。1917年后，庞德几乎不再提及泰戈尔的名字。“在泰戈尔一方，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读过庞德后来的诗歌„„对泰戈尔而言，庞 德根本无足轻重。”有学者说:“奇怪的是，泰戈尔的影响，或者说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影响，在美国现代诗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在美国诗坛，后来也很少有人提起泰戈尔。”对此现象，印度学者分析说:“事实上，在英语世界里，泰戈尔作为诗人的名声似乎过早地消失了。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泰戈尔在英国的流行所以降温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的话，那么，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战后英国的文学旨趣其实已经发生了几乎无法辨认的变化„„战后英国文学界已经为现代主义所统治。”的确，到1930年左右，随着庞德、t.s.艾略特和叶芝等人的努力，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在英美文学界扎下根来。这对庞德等英语作家如何看待泰戈尔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叶芝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重要一员，而泰戈尔对现代主义诗歌排斥情感的创作风格非常反感，这就决定了叶芝和泰戈尔诗歌的心灵对话必然是不彻底的。叶芝虽然可以在作品中借用或表现印度文化元素，但他并未刻意模仿泰戈尔的诗歌风格。他与庞德等人后来转而批评泰戈尔也可作如是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和希梅内斯自觉借鉴泰戈尔诗歌元素相比，庞德和叶芝等人的态度恰好构成西方对待泰戈尔诗歌的另一面。其中，是否靠近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成为他们是否接受泰戈尔影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