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复习材料

孙中山思想复习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放弃临时总统的职务，并没有放弃为巩固和建设共和国理想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他在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上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辞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他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致力于“社会革命”。他认为，民国初建，“国基未固，势力衰微，是犹大病之后，不宜遽投剧剂”(孙中山:《致南洋同志函》(1912(10(9)。)。因此，孙中山让权时就对袁世凯以“小康期之”，希望政局“无大故”，使民国逐步得到巩固和进步。一九一二年八月间，孙中山去北京前致宋教仁的信，最能说明这时他的思想和主张:“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志于铁路之建筑。”(孙中山:《致宋教仁书》(残稿)，《三民主义半月刊》第3卷第6期。) 孙中山从解职临时总统那天(四月一日)起，他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珠江口岸，到处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平均地权”、铁路建设、引进外资，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活动。仅到该年年底九个月时间，孙中山在各地总共四十多次演讲、谈话中。有关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实业建设等问题不少于二十五次之多。他为“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而到处奔走呼吁，这和他在临时大总统任上没有一次谈到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呈鲜明对照。这是孙中山一生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最多的时期，是他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后，幻想致力于和平建设的时期。 从一九一二年年底，孙中山在杭州特别欢迎会上，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他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列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比同盟会时期又有所前进。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这“四大纲”，“我中华民国之国家”，就会“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页。)。关于铁路建设，孙中山大胆地提出，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借六十亿外债，兴建二十万里的铁路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民初名记者黄远庸讽刺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个乐天派”。孙中山的确是乐观的，他说:“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他相当乐观地预期，“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那时国强民富，“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又是主观社会主义者，把他的民生主义说成社会主义。他认为，，“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须用武力”。中国没有出现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尖锐对立，实行“社会革命”要容易得多。孙中山主观上是，“一方面国家富强，一方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 “富强”、“防弊”的政策，又叫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他在上海、武汉讲演中说:“并非反对资本，只反对资本家而已”，“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他一方面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和贫苦群众的真挚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垄断资本家的恐惧和仇视。他既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又企图避免欧美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和革命，而要预防大资本家的垄断。 孙中山主张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收益归公，“则大资本大公司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矣”。在他看来，“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实行他的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就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了(见《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页。)。 孙中山在欧美曾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研究。辛亥革命时回国，他带回“欧 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要“广为鼓吹”。解职临时总统后，他被社会党聘请为名誉领袖，并应社会党邀请，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工人群众最集中的上海，连续三天演讲社会主义各派学说。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高度评价了“工人者——人类之功臣”，但他仍主张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精确不磨之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方法》，《中山全书》(黄昌谷编〕第3册，第5—25页。)。孙中山不仅向社会党，而且向各行各业宣传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十分有趣的是，他正如列宁说的以“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向资本家、商会和中国最反动势力的代表者袁世凯也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时，他还不懂得只有正确地从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上，尽量发展农民群众的自动性、坚决性中才能寻找中国更新的途径。相反，孙中山放弃了革命手段和政治斗争，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幻想与北洋军阀合作从事经济建设，“间接使政治基础臻于完固”(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中山全集》第4册。)。这当然是无法成功的。但是，孙中山在经过革命取得共和制之后，要想从事艰巨的社会经济改革，寻找中国“复兴”的道路，实现中国近代化，却表现了他忠诚谋国的苦心。孙中山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对苦难大众的深切同情，对改变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都是可贵的高尚的思想。 孙中山为实现他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理想，一九一三年二月间他作为前总统、“全国铁路督办”赴日访问考察。在日本，孙中山受到“国宾”规格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他在日本参观考察了许多工厂、铁路、学校，同日本政治家、企业家会谈。他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看到中国的未来。他计划着如何学习日本，并赶超日本、欧美。就在二月二十三日即将踏上天洋号海轮回国的时候，接到宋教仁被害的电报，他那振奋的面容立即变为悲痛。宋教仁被刺的枪声，把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幻想中惊醒。 孙中山用自己的实践提供了一条深刻的教训:不能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企图不问政治，搞实业救国，是不可能使中国得救的。 孙中山是一个民主革命家，他的民主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崇尚西方民主，转而走向个人独裁，最后学习俄国式的一党专政制。孙中山的这种民主思想的演变，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演变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辛亥革命前;第二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后，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前为止;第三个阶段是孙中山晚年，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决定“以俄为师”。 孙中山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有“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形式，日本和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法国和美国是民主共和制，这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保留了君主制，后者则取消了君主制，实行完全的民权制度。辛亥革命前，中国的立宪派就主张保留清朝皇帝，实行君主立宪，清政府也假意赞成立宪，实则是企图延续君主专制的制度。孙中山坚决反对立宪派，主张完全结束君主制，实行如法国、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 孙中山对照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 发言 中层任职表态发言幼儿园年会园长发言稿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在区委务虚会上的发言内部审计座谈会发言稿 或与闻之权。”官吏操有百姓的生杀大权，人民毫无自卫的权利。他认为“天赋人权，胥属平等。”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保证 人民有言论、结会、结党等的自由，伦敦蒙难，就是因为民众享有言论自由，报刊舆论的压力，才使孙中山获得自由，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身受其惠，益堪征信”。 西方国家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都实行多党制，有所谓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孙中山对这种政党互相竞争的政治制度十分赞赏，他在辛亥革命前曾多次赞扬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主张中国也要学习西方的这种政治制度。他主张“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 然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却感受到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其原因在于，这种言论自由，导致意志不能集中，自行其是。辛亥革命刚刚兴起，就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周密地制订了《同盟会革命方略》，准备在革命成功后，逐步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主张。然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当选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却发现他的政治主张根本无法实行，许多人七嘴八舌，认为他的主张离现实太远，称他是孙大炮，以致他后来不得不痛苦地说:“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以致于孙中山“不禁为之心灰意冷”，“萌生退志”，他说“今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开革命建设之始，是无革命之建设矣;既无革命之建设，又安用革命之总统为,”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这也是一个原因。甚至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一度不想再问政治，专心致力于实业建设，把国民党的事交给宋教仁去处理，袁世凯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暗杀的目标锁定宋教仁，而不是孙中山。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从对袁的幻想中惊醒，决定武力讨袁，却又一次因为国民党人的七嘴八舌导致他的计划不能实现。黄兴就主张对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事应该诉之法律，用法制来解决，反对以武力讨袁。主张民主自由的国民党再一次表现出意志涣散，各行其是，而实行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却令出必行，大举向国民党人发动进攻，以致南方革命党人错失时机，二次革命再次失败。 孙中山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是:西方的这种民主自由制度导致意志涣散，实在是革命的大害。他冷静地分析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袁世凯固然有力量，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认为当时"南方有兵十五六万，有财数千万，有土地六七省已宣布独立"，如果及时发起讨袁的战争，未尝不能打败袁世凯。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问题在于国民党内部的涣散，不听命令，各行其是。他说:"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他后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总结说:“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氏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今日袁氏竟嘱其党，宣言非受命于民国矣，此时方悟弟当时主张不为无见也。其余建都南京及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现，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 孙中山总结国民党以前的失败，都是因为众说纷纭，各行其是，自由太多、意志涣散的缘故。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就强调要求党员必须按手印宣誓 绝对服从他个人。无疑孙中山的这一做法完全违背了他早年所崇尚的西方民主精神，黄兴就责备孙中山这样做违背的民主精神而和他分道扬镳，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从亲身的经历中深感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认为外国人因为自由太少，所以要革命争自由;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他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中说:“外国人说中国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用错了自由的坏处。”所以他主张“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他要大家怎样牺牲自由呢,就是要服从他领袖个人。孙中山这种要求人民服从领袖个人的思想，是他晚年对待民主的基本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他认为俄国革命在中国革命之后，成功却在中国革命之前，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原因在于“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所以他晚年主张“以俄为师”，“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所谓靠党员成功，是指靠党的主义成功，靠宣传党的主义，孙中山的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以党治国”的思想。“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孙中山既然主张以党治国，显然这种思想和他以前主张的两党制、多党制是相矛盾的。实行“以党治国”，必然只能是一党专政。绝不能允许其他政党来改变他的治国主义。孙中山晚年所谓的“国共合作”，其实也不过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服从他的领导。当然，因为他主张“以俄为师”，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因而他始终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自己的朋友。 从这里不难看出，孙中山晚年的民主思想，与他早年的民主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当然，他所主张的“以党治国”，是要以国民党一党治国，用国民党的主义，即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政治主张来治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已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出席“一大”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就很直截了当地问他:“先生这个大纲(指《建国大纲》)第一条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张国焘的这个问题问得孙中山无言以对。后来，还是叶楚伧代孙中山勉强解了围，说:“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细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孙中山的这种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服从领袖个人的思想，在他逝世后，为蒋介石实行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入了怪圈。 一、前 言 在当代大政治家中，孙中山是迄今为止，最受海内外中国人共同景崇的人物。孙氏不仅是一位革命领袖，而且好学深思、学贯中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从他遗留下来400多万字的言论及著作中，处处显露出高超的理想和过人的智慧。但在西方世界，孙中山思想并未如甘地、尼赫鲁，甚至胡志明、卡斯特罗等人的言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对孙氏的定位为革命领袖，而非思想家。他们认为孙氏的许多著作，“仅仅是对现代西方思想的综合，并没有重大的创见”。1985年3月，在中国大陆河北涿县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思想家，进行十分热烈的争论。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中山对西方学说，“只知道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是从一些通俗读物上得知的，他的三民主义等等，与其说是思想体系，毋宁说是一些宣传口号”，所以算不上一个思想家。 西方一些学者的浅见和偏见，虽不能增损孙中山的伟大形象，但在西方社会，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数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挑选20世纪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中，竟包括胡志明而漏掉孙中山。前年年初，纽约市立图书馆为庆祝其成立100周年邀请具有权威的书目专家挑选“世纪之书”175种，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和《毛泽东语录》入选，影响中国革命及建国的“三民主义”及“孙文学说”也未列入。主要原因，是两岸研究孙中山的学者，未能用外文对孙中山学说作清楚而具体的阐述，使外国学者能真正了解中山思想的源流，独创学说，以及其对中国及东亚国家的长远影响。本文之作，系以此为主题，提纲挈领，作简括的论述。 二、孙中山思想的渊源 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其思想主题皆必有所传承，而非全由独创。即以共产党人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为例，即系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的社会主义观点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在这三大支柱上，创建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 孙中山的思想也有其渊源。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曾自述其思想的传承，“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本节试就传统文化、西方思想及清末民初的时论三个方面，来研析孙中山思想的渊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孙中山受正规教育于夏威夷及香港。但其幼年教育，则一直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思想对其立论行事，有极深刻的影响。他曾自述其求学之历程: (余)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入英监所掌之书院肄业英文„„回华，是十八岁时也。„„居乡数月，即往香港，再习英文„„数月之后再往夏岛， 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后治中国经史之学。二十一岁改习西医，„„于中学则独好三代西汉之文，„„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 据“国父年谱”所载，孙中山7岁至9岁，就读于私塾，习《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书。10岁入乡塾读四书五经。至13岁读毕四书五经。他自述后来恢复研读中国经史的动机是“念及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学。” 孙中山对中国文化的浸淫有几件事予以证明。1886年当他在广东医学院求学时，在他宿舍中放置一套中国通史。初时同学们以为是装点门面，不久即发现他对中国历史内容非常熟悉。才认识到孙中山的抱负，不仅仅是当一名医生。1924年7月，离他逝世前数月，他曾向黄埔军校图书馆捐赠一套《二十四史》和《四库备要》，显示孙氏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乃训练革命干部所必需。 孙中山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在其1924年回答共产党第三国际代表马林(Maning，原名Sneenlier)自述其革命思想的基础时，即明确表示:“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学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在他所著的“三民主义”中，有多处系引用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在民族主义方面。他曾谓:“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无待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因为他认定民族思想是无待外铄，所以在他陈述民族主义时，从未提及外国的理论和学说，更未认为应学习外国的民族主义。相反的，却极力主张发扬中国固有道德、智能，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其次，在民权主义方面。孙氏认为:“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是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民权的见解，两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在论及共和政体时，他也强调“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仰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岂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 再次，在民生主义方面。他举出:“民生二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便)是民生主义的事一史”。他并力言“井田制度，就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主张的渊源”，“吾国古时，尝有井田之制，与平均地权，用意正同”。 从上举各节，可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非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说是摭拾当时西方流行的学说，而有其深厚中国文化的基础。 (二)西方思潮的启发 孙中山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但他成长后的正规教育系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完成。当时西方的主流思想，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伦敦蒙难脱险后，曾滞留欧洲两年，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博览群书，对欧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流派，深入研讨，寻求中国革命及建国最进步可行的方案。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研读过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在政治经济方面，他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以及共产主义创建人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圣西蒙、欧文，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以至于主张物竞天择，进化论的达尔文等的名著均有研读与认识。其政治经济思想，虽受到他们的影响，但并非全盘接受，而系采取批判态度。 孙中山对美国的倾慕，远大于对欧洲国家。对华盛顿和林肯两位总统的事功与言论多所推崇。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威尔可斯的全民政府论及美国牙医威廉。莫里斯的社会调和论，均为他所推许。在孙中山思想的形成中，都可发现这些名家的影响。 (1)孙中山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廉?莫里斯的影响。威廉抨击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力量，而非经济力量，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的行为是自觉思考的结果，而非简单地受到物质环境的影响。根据这一论点，孙氏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并指责马克思乃-“社会病理学家”。 (2)孙氏的土地政策，深受美国学者亨利乔治土地改革理论的影响。亨利乔治在其《进步与贫穷》一书中，认为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带动地价暴涨，并非地主的贡献，但地主坐享暴利，不劳而获，违背正义，故主张政府重征土地税或收购其土地，将土地增值归公众所有。实行单一税，而蠲免其他税收。孙中山主张都市土地涨价归公，多少受到亨利乔治的启发。 (3)孙氏“五权宪法”的观念，其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系由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理论借鉴而来，并参照美国联邦制度之运行，另加入中国特有的考试及监察两权。 (4)孙氏的政治思想，也吸收了美国政治学者威尔可斯“全民政治”的理论。认为“国家的责任是设立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其所倡导的民主政治，在本质上和美国总统林肯的民主理念极为接近。他自己曾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是集合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这个结晶品意思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民有、民治、民享’的话相通的。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可见，孙氏民主政治的理念，确受到欧美民主思想与制度的影响。 (5)孙氏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源于互助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是受到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生物界可能如此;如果人类也采用这一法则，世界必将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克鲁泡特金认为人有合作的本性;合作与互助，其重要性超过竞争。互助合作，才是人类的本能与社会进化的动力。这一论点，对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有重大的影响。 (三)清末时论的激荡 除传统文化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外，孙中山思想的形成，也受到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各种言论的激荡。其中影响较深的人物，包括康有为、张之洞、郑观应和冯桂芬等。 孙中山一生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儒家的大同社会，而首先揭示这一理想的是清末中国思想界重镇的康有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策划者。早在1890年即表达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新看法，先后发表《致太平三段论》，及《大同书》等脍炙人口的著作。其中《大同书》所标揭“天下为公”的理念对孙中山有深刻的影响。在他一生的题词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他最喜欢的题词。而“大同篇”的铭文更成为孙氏最著名的墨迹。在“天下为公”的原则上，他把上古尧舜时代解释为“民主”时代，把井田制和均田制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都受到康有为的启发。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孙中山也有若干影响。但他比张之洞更进一步。他把西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技术，包括“坚甲”和“利兵”;一部分是西方制度，包括教育系统、金融组织和工商业。他认为西方制度远比西方技术更值得学习。 另一影响孙中山思想的人物是1892年发表《盛世危言》的郑观应。郑氏指出:“外国富强之道，不全在坚甲利兵，而包括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曾采用这些论点。 综合上举三项，孙中山思想的渊源，一部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来自西方思潮，另一部分来自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想。孙氏在构思其理论及政策时，曾广泛阅读中外著作。在上海孙中山故居有关政治的西文藏书中，有关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各国政局、政治人物传记等书目即达500多种，其中有不少是经典著作，绝非如偏见之士所说“靠一些通俗读物来建构其理论”。另据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保存孙中山滞留日本时期购人书籍的清单中，可窥见其涉猎的广泛，用功之勤奋，不但能沟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思潮，且形成其独特的思想体系。 下面各节将简述孙中山独创部分，以说明其对中国革命及现代化的理论贡献。 三、孙中山思想的独创 孙中山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虽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外受西方思潮的激荡，但其重要著作，包括“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及“建国方略”等，均有许多独创的理论与政策。对早期中国的革命及近半个世纪两岸现代化与政治革新，均起指导作用。其有关工业化及国际关系的理念，对第三世界及21世纪的国际关系，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济弱扶倾”的民族主义 近世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系挟其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力量，以压迫弱小民族炫耀其种族之优越感;而弱小民族则以反抗西方的宰割为目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随革命的进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早期的民族主义，以推翻清王朝为号召。辛亥革命成功后，其重点转为反抗帝国主义，求中国之独立平等。“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民族主义更以“济弱扶倾”，支持全世界弱小民族独立为鹄的。这与西方强权以侵略他人或自固吾圉的狭隘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大同”思想的实践，代表当世最进步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推行，有三大特色: (1)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以复仇为事。他反清并不排满。辛亥革命成功后即强调“五族共和”，“五族一家”。对于压迫汉人300年的满族，一视同仁，不念旧恶。 (2)寻求合作，共存共荣。对长期侵略中国的列强，只要肯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中 国，孙中山主张开放门户，欢迎外资共同开发中国。他的“实业计划”就是一部国际资金共同开发中国的蓝图。其目的在使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过剩的资金，有合理的出路，达到共存共荣。 (3)世界大同。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他提出庄严的宣告，“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可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大责任。我们要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的天职„„世界大同才是民族主义的最后理想。”在当世的大政治家中，具有如此广大襟怀的人物，确实并不多见。 (二)权能区分的政治制度 孙中山民权主义最重要的创新是提出权能区分的制度。他认为西方议会政治，人民所得的只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实在是国会独裁。但在广土众民的国家，直接民权也难实现。折衷之道，是将国家政治大权分为政权与治权两部分。政权操诸于民，他提出四种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俾使人民能直接管理政府。治权操诸于政府，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对这一设计，他提出浅显的解释: 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它的作用来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的机器，发生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功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 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人民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 在这一制度下，人民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对地方公职人员有直接选举罢免之权;对地方自治事项，有直接创制及复决之权。对于中央公职人员，有的实行直接民权，如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有的实行间接民权，由民选之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及复决之权。 孙中山对这一权能区分的设计非常自负，认为“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三)循序渐进的民主宪政 推翻君主专制，实施民主宪政，是孙中山革命的中心目标。但中国在数千年君主政体的笼罩下，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要骤然推行民主宪政，必然扦格难行。孙中山所规划的步骤，系采取循序渐进办法，将宪政程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及宪政时期。 在孙中山的规划中，军政为破坏时期，主要任务是扫除障碍，清除军阀。训政为过渡时期，主要任务是推行地方自治，并宣扬民权主义。宪政为建国完成时期，在中央实行民主宪政，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 这三个程序有连续性。前一程序为后一程序之预备工作，前一阶段之成功奠定后一阶段之基础。在《建国大纲》中，孙中山对每一时期应做的工作，及具体的做法均一一加以规划，这一别出心裁的设计，是孙中山的另一项独创。 (四)自由平等的新理念 自由与平等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石。但西方有关自由平等的主要理论，如洛克的“天赋自由”，“天赋平等”，与卢梭的“人生而自由”等观念，孙中山认为并不适合于中国政治文化。照孙中山的分析，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与欧洲假借神权、迫害人民不同。中国人民除完粮纳税、忠君守法外，政府对人民行为并未如欧洲专制政府的严酷，人民享有相当的自由。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 由于中国人民在专制时代，仍有相当的自由，孙中山的革命一方面固在维护个人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他认为国家民族有自由，个人自由才有保障。这一对自由性质的界定。也与当世政治学者不尽相同。 孙中山对平等的观念，更与卢梭等认为自由与平等皆属天赋人权不尽相同。孙中山认为天赋平等，在人类原始自然状态中容或有之，但到了近代科学昌明，人类大觉大悟，才知道没有天赋平等的道理。他指出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特征，都不相同，既不相同，即无平等之可言;人类社会更难有生成或天赋的平等。人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不同，是天生 而来。他把人群天赋才智能力的不平等，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这三尊人的起点原是平等的，但以聪明才力等的差别，其以后的成就即大不相同。如将其压下来一律平等，世界便无进步，人类便将退化。他主张人人应在政治上地位平等，即民权的平等。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能做到民权平等。 人既生而不平等，如何使人能在政治与社会上作出约略平等的贡献，孙中山提出其服务的道德观，强调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服务是高尚的道德。要调和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使之平等，人人应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的人，当尽其力以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的人，当尽其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无聪明才力的人，也应尽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果如是，虽天生人的聪明才力有三种不平等，而人类由于服务的道德观，必可使之成为平等，这就是平等的精义。” 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念，也使他与西方政治学者的论点截然不同。证明他并非如一般全盘西化学者对西方学说盲目附从，而有其独特的观察与见解。 (五)以民生为中心的历史观 孙中山孕育其革命理论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年代。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层次。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道德、宗教等等。支持此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部门。生产力决定如何生产，生产关系决定谁生产。在特定社会中，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方式如改变，则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也必随之改变，故存在决定意识。 马克思将人类历史过程划分为五个相连而不可逾越的阶段，包括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乃同一阶段的两个层次)。马克思认为，历史乃人类控制自然的发展。由于一切生产活动皆需在社会组织范围内进行，故历史乃社会制度的连续变迁，其中心现象是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阶级的界定，以对生产手段的关系为基准。握有生产工具者，为统治阶级，无生产工具而佣雇于人者，为无产阶级。在奴隶社会此对立阶级为奴隶主与奴隶;在封建社会为地主与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则为资本家与工人。社会生产力发展后，如生产关系不随之改变，则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阶级斗争必然发生，故整部人类历史，乃一部阶级斗争史。 孙中山认为，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不符史实。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步，系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的调和，而非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步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他强调:“古今一切人类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求有不问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近百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的建立。劳工组织的兴起，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与苏联共产制度的崩溃等等，都证明孙中山民生史观的正确。 (六)公私兼顾的混合经济 在经济制度的建构上，孙中山不赞成英美式的私有经济，也不赞成苏俄式的国有经济，而系采取一混合制度，使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世共存。在《实业计划》第一计划中，他主张中国实业的发展，应分两路进行:一为个人企业，一为国家经营。“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由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 孙中山这一产业划分原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但60年后，首届经济学诺贝尔奖金得主田培根所提出制度建构的最佳形式，却与孙中山的构想不谋而合。照田培根所提出，合理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凡经济活动具有外延效果或不可分性者应划为公营;凡不具备此两条件者，应归私营。所谓“外延效果”，系指投资效果，不限于个别企业本身，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所谓“不可分性”，系指投资项目必有相当规模，不能零碎进行。比如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国防工业，以及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联的基础工 业(钢铁、石油、电力等)，皆有外延效果，或不可分性，故宜归公营。反之，如中小型企业及一般服务性行业，由于生产单位比国家计划者更能具体掌握各种资料，应归私营，因为私营较公营更能提高效率，适应社会需求。 其次，在经济决策权的集中与下放问题上，集中程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如将执行社会经济重要政策之决定权委诸下层机构，往往因主管人员不识大体，易于作出错误决定。因此，凡有关社会总需求，总投资等重大决策，应由政府执行。凡次要事物，应归私人自决。 比对孙中山与田培根对公私划分的见解，可谓若合符节。孙中山60年前的立论与半世纪后西方经济学大师的论点竞如此吻合，证明其见解之高超与远瞩。 (七)和平正义的土地政策 在孙中山的经济纲领中，平均地权是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以农立国，地权问题一直是经济问题的症结，从孟子时代的“井田制”，王莽时代的“王田制”，到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都企图为土地问题提出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基于这一历史传统，孙中山对平均地权特别重视，认为“土地问题能被解决，民生问题便可解决一半”。 对平均地权，孙中山既不主张无偿没收，也不主张收买全国土地，而系将全国土地分为两部分:对都市土地用征收地价税形式，将地租转入国库，防止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在农村则实施耕者有其田，以“消灭分利、坐食”的地主阶级。他认为平均地权可达成三项效果: (1)将资本家对土地的投机，移于工商业投资，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 (2)按地价征收地价税，不但人民其他税收可以蠲免，且可用于兴办各种公共福利事业。“社会之福，聚于国家，国家之富，还于社会。” (3)可避免走上资本主义之老路，不致陷入贫富对立的覆辙。 在这一套理论之下，他提出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对都市土地核定地价，照价征税，增价归公，或依价收买。先由国家规定地价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业主自行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为防止业主报价不实，同时规定，国家可依价收买。若地主高报地价，则纳税不得不高，若为纳税从轻而估价过低，又恐政府依价收买。“两者相权，遂不得不出乎平。”孙中山认为这一办法简单公平，乃其生平一大创见。 对农村耕地，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办法，50年代已在台湾推行，奠定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 (八)尊重知识的孙文学说 孙中山思想体系中，在哲学层次的贡献，是他创立“知难行易”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知易行难”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持相反见解。 他认为传统“非知之艰，行之维艰”的说法并不正确。为此他博览群书，从饮食、用钱、作文、造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来证明知之不易。他认为，“知”是脑力思维的运用，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必须穷究物理。“行”为手足之动作，乃对客观事物之处理。前者为科学之知，后者为具体之行。他将人类进化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 由草昧到文明，为不知而行时期。 第二， 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时期。 第三，为科学发明，为知而后行时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具以求真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在“孙文学说”中，他处处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期事半功倍之效也。” “孙文学说”所强调之科学精神与格物致知之重要，正是当代科学文明的特征。近50年来，世界物质文明之进步，可谓一日千里。许多过去认为绝无可能的事物，皆由科学的研究而成为事实。往往是基本原理一经发现，应用技术随之产生。故孙中山“知难行易”之学说，在现代科技文明中，也获得印证。而近年风靡各国的“知识经济”，在孙文学说中，早已阐发其精义。 四、孙中山思想之特色 孙中山一生致力革命，未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其思想体系不如西方学者之严谨，此乃客观之事实。但他目光远大，综览全局，吸取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精华，参酌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而其思想体系，具有四大特色: 第一是融合中西文化。从上举八项独创之理论及政策视察，可以发现他既非如守旧派的食古不化，也非如新文化运动者的全盘西化，而系撷取东西文化的精华，择善固执。其民族主义中的大同思想，民权主义中的权能区分，对自由平等之体识，以及民生史观等等，皆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也同时吸取西方主流思想，如五权宪法中之三权、社会和谐之进化观，对都市地价税之征课等等，都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他对中外学说，是采取批判性的传承，而非盲目附从，照本宣科。 第二是凸显中国特色。他虽接受西方教育，但其思想体系，处处显露出中国特色。在《中山全集》400多万字中英文著作中，甚少直接引述外人的著作。但对中国古圣先贤的著述，则不惮反复引用。并一再告诫国人:“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他不但主张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与智能，认为《大学》中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是中国独有的宝贝。他对中国文化的浓烈感情，与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主张反对儒家、“全盘西化”，形成一鲜明的对比。 第三是政策具体可行。孙中山思想与西方许多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不同。其所规划的政策，大多具体可行。如混合经济制度、“耕者有其田”政策、实业计划等等，都已在台湾地区次第实施，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中有一些部分，近20年来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施行。 第四是洞察世局演变。孙中山的思想体系，虽完成于1924年，距今已80年，但其“三民主义”、“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与世界经济社会的变迁，大体上均能吻合。如第三世界的兴起，东西德的复合，捷克的分裂，苏联的瓦解，均证明民族主义的重要。战后100多个新兴国家，大多数以共和政体立国，民主化潮流日益高涨，民权思潮已弥漫全世界。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恐慌后，社会安全制度已成为欧美国家的共同方针，与民生主义的目标完全符合，证明孙中山思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总括而言，孙中山思想虽没有学院式学者严密的体系及推理方式，但从20世纪以来世局发展印证其所揭示的理论与政策，可发现其见解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与指引性，非当代一般革命家及思想家所可比拟。(美国印第安那州博尔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海外中山学社董事会主席 郑竹园) 在中国,实行何种所有制形式才有利于经济发展?孙中山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后,认为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混合经济。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一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但在国家稳定之后,立即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俄国革命的这一转变使孙中山意识到,高度的公有化经济,只有在欧美那样高度发展的国家中才有可能,像俄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又说:“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他主张“师马克思之意”,而不主张“用马克思之法”。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实在太低。他说“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孙中山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思想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这一思想有其错误的方面,但也包含着合理性,这就是,中国就整体来说,还是不发达社会,生产水平低,社会财富少,因此中国的急务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基于此,孙中山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混合经济。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 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认为,国家经营的企业之外,有些企业由私人经营较国家经营更为适宜,就应坚决交给私人去经营,国家不仅予以奖励而且要加以法律保护,并为之排除障碍。清末以来,政府官吏、官办企业常常阻挠民营企 孙中山坚决表示:“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除。” 业发展。对此, 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积极方面,但也有其消极方面。怎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方面,又最有效地限制其消极方面呢?孙中山提出的办法是“节制资本”。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表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就是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限度,这个限度的警戒线不在于比例大小,而在于能否“操纵国民生计”。对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毛泽东曾给予很高评价,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 五、开放政策 怎样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对外开放,还是闭关锁国?孙中山的回答是前者。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之相应,对外长期处于闭关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更强化了不少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孙中山与众不同,一直主张对外开放。1912年9月,他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上演说:“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相„„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孙中宜 山是一个有广阔世界眼光的革命家,他仔细地研究过美国西部开发、日本明治维新和南美阿根廷等国的振兴史,认为其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对外开放。他说:“诸君试看日本国,土地不过我中国两省多,人民亦不过我中国两省多。四十多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俨然称为列强。全球上能成为列强者,不过六、七国,而日本俨然是六、七国中之一国。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 孙中山开放主义的内容之一是募集外资。民国初年,孙中山曾计划以十年时间在中国修建20万公里铁路。当时,中国民穷财竭,不论国家或人民,都无力筹此巨款。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募集外资”。孙中山总结清政府向外国借债的失败经验,认为其原因在于丧失主权、滥用无度和必须抵押。因此,他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作为民国政府借外债的条件。为了既能大量引进外资、为民族兴利,又能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民族权益,孙中山特别重视主权问题。他说:“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为此,孙中山提出,外国资本家在向中国贷款时,不能过问中方用途,不能乘机要求监督中国财政。1913年,孙中山在上海与法国巴黎联合银行代表谈判创办合资银行,孙中山提出的条件是:银行在中国注册,悉依中国法律;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居顾问局;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用华人。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国势不如人,财力不如人,在合资银行中,华股必须略占优胜地位。 凡事有利必有弊。孙中山清楚地意识到,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孙中山特别指出,只要措施得当,还可以“避去其害”。1924年,他在《北上宣言》中特别表示,要改变外债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的地位”。 此外,孙中山还积极主张中外合资、共同经营实业,主张引进外国技术和外国人才,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与措施。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孙中山可以称做是提出完备的开放思想与政策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孙中山一生都处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奋斗过程中,历史不曾给他提供实施其开放思想与政策的机遇。 从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去检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无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些，如果说中国也有一个“近代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近代文化”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明确指出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那就 是努力赶超西方，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然而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强调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更多地强调或者说夸大了西方内部的危机，以为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应该而且必须防止在西方社会内部已经发生的问题，应该而且必须坚守中国文化的固有立场，以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去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不论是孙中山的研究者，还是自诩为孙中山思想遗产的继承者，他们在谈到三民主义的思想资源时，都格外强调中国思想传统的影响。前者强调这种影响的负面作用，以为孙中山的思想进程表现出从离异到复归的过程;后者则张扬这种影响的积极意义，以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孟道统在20世纪中国的复活。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段表述是:“在思想方面，(孙中山)先生是最热烈地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在思想一方面，先生的民族主义同时就是大同主义的基础。先生认为，中国民族应该为世界大同而尽力。而达目的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要恢复中国民族固有之道德文化，因为这一个道德文化，是人类同胞精神的产物，要把这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恢复起来，以之救国并 [1]且把他来做统一全世界的基础，才是完成了中国人在全人类中的使命。”显然，这种解释过分强调了孙中山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而忽略了孙中山思想的20世纪背景，尤其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孙中山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刺激和诱发作 用。 不过，从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结构看，不论他是出于何种动机，也不论他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有多深，但他作为20世纪中国的领路人和先行者，他的思想不能不深刻地打上中国思想传统的烙印。也就是说，他既然无法脱离中国的思想背景而建构其思想体系，那么中国思想传统的影响对其思想形成来说便是一种无法拒绝的选择。思想来源的真实渠道或许正如孙中山自己所分析的那样:“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所赐也。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 [2]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由此可知，孙中山思想的 真正来源是包括中国思想传统在内的人类全部文明成果的精华，是对人类已有精神成果的吸 收、改造与重铸。 孙中山思想的“欧洲之学说事迹”的背景我们无意在此讨论，我们的兴趣之所在只愿按照孙中山思想尤其是其三民主义的形成脉络和内在结构，检讨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的内在关联，除了说明儒家思想背景在三民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外，我们将更多地注意于儒家思想的负面意义，以期从思想背景方面解析三民主义的时代局限和内在的 理论困境与冲突。 1、民族主义与华夷之辨 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既是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其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民族主义既是孙中山政治理念中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其终极目的。在他的政治意识中，似乎中国人只有真正完成了民族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说得上中国民族对世界人类的贡献。他在谈到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时再三强调:“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者煽动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今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3]确实，当一个民族尚受外族压迫的时候，被压迫的民族不是起而反抗，争取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而是侈谈什么世界主义、天下大同，显然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自我麻醉方法。问题在于，这种压迫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究竟是一个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还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对一个落后文明的熏染与冲击,换句话说，孙中山政治理念中的民族反抗与民族解放，究竟是用一种先进的文明去击碎落后文明强加给一个先进文明身上的枷锁，还是用一种落后的文明形态去抵抗外来先进文明的冲击呢, 显然，由于孙中山前后期所处中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因此孙中山政治理念中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也有明显的不同。就其前期，即辛亥革命前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他的目标主要是反抗满族在中国的统治，即以相对先进的华夏文明去反击满族相对落后的文明形态。他在后来回忆这一斗争历程时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从前被满洲人征服过了两百多年，我们祖宗都是满洲人的奴隶，习故安常，忘其耻辱。后来我们为什么能够推翻满清呢,就是因为明白了民族主义，知道自己都是汉人，总数有四万万，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被满洲征服了，压迫了两百多年，不能做主人，总是做奴隶。我们祖宗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满清反歌功颂德，说清朝有深仁厚泽。到了后来，全国之内，不但受满清的压迫，并且受英、法、德、俄、美、日诸列强的压迫。便有先知先觉的人，发明了民族主义，推究满汉的界限:‘为什么以少数的满洲人来统治四万万民族呢,’‘为什么四万万民族总是应该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做满洲人的奴隶呢,’由此推想，便发生极不平的感觉，渐渐宣传，推广到全国，四万万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平的。古人说‘不平则鸣’，所以全国便要把这个不平打平他，用极大的牺牲精神赶走满人。由这样讲来，便知道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打不平的。如果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地位 有不平，中国人便应该革外国的命。专就满汉而论，因为全国人明白了满汉界限，知道满人和汉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发起辛亥年的革命。后来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义达到目的。”[4]显而易见，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虽不能说是一种狭隘的满汉之争、华夷冲突，但在其内心深处对异族统治中国的不满与厌恶，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换言之，如果不是满族人打败了明朝，入主中原，如果中华大地依然还是在汉族人的统治之下，那么可以设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其早期便不会发生。即便鉴于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与外国列强的民族冲突的事实，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会包容满汉冲突的内涵。 孙中山的早期民族主义主要是指满汉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去反对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就此而言，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便不可能带有更多的现代性，而在本质上只能是中国思想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中的华夷之辨的延续和发展。据他自己说:“观中国历史之所示，则知中国之民族，有独立性质与能力，其与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习而与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及军事废驰之时，虽不免暂受他民族之蹂躏与宰制，然率能以力胜之。观于蒙古宰制中国垂一百年，明太祖终能率天下豪杰，以光复宗国，则知满洲之宰制中国，中国人必终能驱除之。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5]这里所表现的大民族主义情绪暂且勿论，但其将满族与汉族相对，将满族的统治视为异族的入侵，则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当然不能忽略民族的独立与发展，当然不能受制于另一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的独立与发展，当然也就谈不上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和平共处。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由于其人数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小，由于其文化相对说来毕竟比中原地区落后，因而当他们以一个落后民族、弱小民族的资格统治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汉民族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一些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说，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的满汉冲突几乎从未停止。然而问题在于，当现代国家形成之前，满族人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这不仅是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各民族实力竞争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满族人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基本瓦解，满族人的族裔意识除了其上层贵族之外，实在说来已相当淡薄。这一原本相对落后的民族就其总体而言，业已基本上被汉民族所同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过分强调满汉之间冲突的程度，尤其是将中国最近期不断落后挨打的原罪推到满族人的身上，除了为其革命行动提供一种合法性的外衣外，很显然是儒家传统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在起支配作用。故而在他的政治逻辑中，只有“驱逐鞑虏”，才能“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国家。”[6]将满汉之间的冲突推到了极致。 诚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伴随着1911年革命的成功，满族在中国2000余年的统治便彻底崩溃，民族主义的目的便基本完成，之后的任务是中国境内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奋斗，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然而，20世纪初年中国问题的关键毕竟不是随着满族统治的结束而自然解决。恰恰相反，辛亥革命所产生的政府虽然取得了相当的合法 性，但由于国际形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原先革命党人所指责的清政府的那些罪责与无能，事实上也被革命之后的政府所全部继承。也就是说，中国在摆脱了满族的统治之后，原先所存在的问题并没有随之获得完全解决，作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事实上仍像满清统治的末年一样，被诸列强“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7]于是，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只实现了民族主义的阶段性目标，民族主义任务的真正完成还有待于异日。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一度放弃民族主义，虽然不时宣称“今满洲政府已去，共和国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是。”[8]然而为时不久，他便又重提民族主义。只是他这之后的民族主义，已与其早期明显不同，不是指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冲突，而是指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 外国列强与中国的冲突由来已久，这种冲突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只是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与国内民族冲突即满汉之间的冲突明显不同，中国人再也不能用一种先进的文化去同化征服周边民族的落后文化，而只能用一种前近代的文明形态去抵抗西方近代的文明形态，故而此时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也与前此的民族主义明显不同。 应该承认，孙中山面对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时，并没有简单地主张以旧文明形态去抵抗新文明，更没有倡言尽弃其学而学焉的全盘西化，而是自始至终采取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长处以及有利于我民族未来发展的地方，孙中山从来都是主张“拿来主义”，坚持吸收与融合的辩证立场，这方面的言论与事实尽为人知，兹不赘述。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数十年的经验教训时之所以将孙中山列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9]其原因盖也在此。 然而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孙中山意识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尽管他意识到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中国能否顺利地走上西方近代已经走过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困惑于西方社会内部矛盾的不易克服，朦胧地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尽合理，执意要为中国寻找出一条非西方中心主义经典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既能利用西方文明的优长之处，又能有效地避免西方社会的弊病，即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探索本身固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由于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差异不仅是本然的事实，而且东西方文明毕竟是现存世界文明的两大支柱，孙中山思防西方社会弊病在中国于未然，一方面势必怀疑西方近代文明作用的有限性;而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东方固有的智慧资源上。于是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便呈现出不易消解的悖论。 西方经典模式当然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对西方经典模式的怀疑及其作用有限性的判断固然也自有其合理之处。问题在于，这种怀疑与判断是否必须凭借东方文明的智慧资源，也就是说东方文明的智慧资源是否能够真正消解西方经典模式之不足,这些今日看来并非难解的问题，在思想前驱者们那里委实引起不小的困惑。孙中山认为:“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新 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10]这里的牵强附会我们暂且不说，但其中国文明优越论的深层意识不仅无助于对西方经典模式的怀疑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而且实际上是在以一种落后的文明形态去抵抗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的熏染与冲击，表现出一种浓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旧时的中国一切皆好，“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这些固有的旧道德是什么呢,便是儒家伦理中的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坚持到底，那就是儒家伦理加上欧美现代科学技术，“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才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11]这种将体用分为两橛的认识，不仅明显具有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遗传性，而且实在说来主要还是无法彻底摆脱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是儒家文化优越感的现代延伸与发展，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浓厚的民族情结。 2、民权主义与民本思想 如果说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负面作用还是比较明晰的话，那么，儒家思想中自古相传的民本意识在孙中山民权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则要复杂的多，既有其积极影响，也有其负面作用。 按照孙中山的自我评估，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民本思想，一是欧美民主国的理论与实践。他说:“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欧美诸国有实行民主立宪者，有行君主立宪者，其在民主立宪无论矣;即在君主立宪，亦为民权涨进君权退缩之结果，不过君主之遗迹犹未铲绝耳。余之从事革命，以为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则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亡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犹或可暂安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12]欧洲民主思想与实践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影响我们可以不必讨论，我们的兴奋点依然放在儒家思想对其民权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上。 儒家思想中的民本因素，确如孙中山所分析的那样源远流长，儒家学者对人文的关切也远迈其它民族的正统思想家和官方学者。而且从学术与政治的结合看，至少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已成为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学者也名正言顺地成为官方学者。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儒学的民本思想、民主因素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与减弱，那么，何以在汉武帝之后的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既不能建立民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又不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呢,尤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便是到了明清之交有“天崩地解”之虞的非常时代，即便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承继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高喊“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宣称“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天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民主的呼声不可谓不高，然而丝毫无助于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建构，中国依然在旧有的[13] 轨道上持续运转了300余年，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借助于暴力手段，才第一次赶走极权政治象征的皇帝，但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事实也同样表明，赶走了皇帝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体制的必然建立，有时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极权政治的恶果可能比那些名正言顺的皇帝还要严重得多。 这样说，我们当然无意于否认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作用，我们之所以如此追问的唯一原因，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既然在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推动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那么，孙中山凭借这种原已落后，且已被先进思想家斥为与现代生活严重不合的儒家智慧资源又怎能建立真正的现代民主呢,孙中山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那么又怎能指望我们真的相信呢,这里不仅关涉到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理解，而且关涉到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就儒家的民本思想而言，孙中山所看重和不断阐释的那些原则，并不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中主权在民的思想，而是传统儒学的“为民作主”或“开明政治”的意思。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但是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到底君权对于中国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14]这便是孙中山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显而易见，如果现代民权思想就是孔孟的这些支言片语所揭示的内容，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与其要没有皇帝的民权，还不如要尧舜那样的皇帝和圣君，有了他们的开明与保障，可能要比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好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享受浩荡的皇恩，沐浴在开明君主的专制之下，何需什么民主与自由呢,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孙中山过分地夸大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一方面，他不承认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和基本前提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独立，表现出一种国家本位、民族本位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他只是倾向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忽视或不愿意承认民主政治中主权在民的原则，因而他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中的所谓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传统儒家的“为民作主”。这样一来，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便被抽空，剩下的便只能是开明专制的唯一选择。 先看第一个方面。或许是孙中山片面地估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或许是由于孙中山鉴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总之一句话，孙中山不认为个体生命的自由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内容，甚至极端地认为中国人民的个体生命的自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不是发展个人的自由，而是谋求国家的富强，这样一来，中国民主政治不是给人民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而是将人民驯练成令行禁止的糕羊。他说:“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因而，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他所称道的民权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要为人民去争取民权和自由，而是谋求国家的富强，“假如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如果在中国来提倡发财，人民是一定很欢迎的。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象发财主义。„„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过中国人原来没有‘自由’这个名词，所以没有这个思想。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因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15] 中国人是否已经充分享受了自由，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判断，但是抽空了自由这一重要前提，那么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推论不错的话，那么它势必变成儒家传统政治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治，于是只要让人民发财，只要让人民吃饱穿暖，便是最大的德政，便是最基本的人权或民主。显而易见，这里绝少现代民主政治的起码原则，所有的依然是传统儒家的王道政治。 既然中国人民不需要争取民主和自由，那么人民也不必产生什么主权在民的意识，一切听凭那些开明政治家的发落，一切等待那些开明政治家的恩赐或“为民作主”。于是我们在近代中国看到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不论那些政治家的主观目的如何，他们一个最惯常的手法便是强奸民意，以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者自居。这样一来，政治家不是人民推举出来且可随时罢免的公仆，而是人民利益、民主权利的保障者和担当者;不是人民以民主的权力选择他们，而是他们为民作主。于是乎，这些政治家好则演化成开明专制的政客，坏则沦为政治寡头或独裁者。因此，中国百年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史足以表明，如果不能舍弃儒家学说中似是而非的民本思想，如果不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我们还将继续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轨道上徘徊和摸索。 3、民生主义与大同理想 孙中山在谈到民权主义时竭力推崇“发财主义”，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尚不在于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而在于民生主义究竟是否能够得以实现。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说:“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6]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20余年所孜孜以求的，除却具体的政治冲突所干扰外，主要的便是他所谓的民生主义。 按照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比较权威的解释，所谓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适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政府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17]于此不难看出，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虽然蕴涵发展生产，繁荣社会的“发财主义”，但其目标与手段都含有防止贫富过分悬殊，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深层意义，它所企盼的真实效果，便是后来者所津浸乐道的“均富主义”。 均富主义容或代表了中国人的共同理想，容或有助于消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于此只要我们稍微熟悉西方近代的社会发展史，我们便不难觉察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之提出，主要的还是为了防止西方近代社会弊病在中国的重演，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深刻含义。据他自己说:“说到民生主义，因这里头千头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它。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它却是极难的。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18]用中国的古训来说，便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就哲学的层面而言，当大灾大祸尚未发生时便予以防范，居安思危，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似乎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都足以表明，任何进步都伴随着人类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铁与火的激烈斗争，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堡垒不可能那么快地倒塌;如果没有残酷的“羊吃人运动”和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就不可能有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和发展。同样道理，中国人如果不愿付出社会转型期必须付出的那一份沉重代价，那么，中国社会必将依然在近代大门内外徘徊，决不可能真正跨入近代大门的门槛。然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致思习惯毕竟在于，凡事均斤斤计较，精打细算，总期望以最小的投入去换取最大的效益。于是乎，我们在近代中国所看到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先进的中国人莫不汲汲于主张向西方学习，恨不能在一夜之间走上西方发达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并驾齐 驱，恢复中国在世界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另一方面，这些先进的中国人无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不凡，故作深沉，对于如何预防西方近代社会的弊病在中国的重演提出所谓具有“前瞻性”的意见，以为中国只要按照他们的指点走下去，既可获得西方式的富强与繁荣，又可避免西方社会内部业已显现的那些不易克服的矛盾。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典型的流露。 西方社会内部业已显现的那些不易克服的矛盾确为本然的事实，此点正如孙中山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欧洲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此在吾国三十年前，国人鲜能一顾及者。余游欧美，见其经济界岌岌可危殆之状，彼都人士焦头烂额而莫知所救。”[19]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近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这些问题虽然一时谋不到良策，但既不能由此因噎废食放弃中国的发展，更不可一厢情愿地相信西方的苦难只有凭借东方的智慧去挽救，似乎如果不是东方人的智慧早熟，西方近代社会的持续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孙中山在对比了中西社会制度的基本差异之后曾对西方人说:“中国工人发现他们自己还处在许多世纪行会一样的地位。他们全组织起来了，境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都好。像中世纪的工匠一样，今天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远非可怜的。穷人很少，而真正富有的甚至更少。„„他们是世界最幸福的人之一，他们知道欧洲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痛苦，因而不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20]显而易见，孙中山的心态是既要学习西方，采用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又要超越西方，避免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在分配领域的贫富悬殊和非正义。 应该承认，孙中山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未来社会理想模式的建构，就其理论而言并无大错。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正义的原则，而且势必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向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过渡。就此而言，孙中山试图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又超越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避免西方社会的贪婪与残忍，其主观愿望无疑是善良的。然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儒家政治学说中所设计的“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这样一来，问题便非常明显，孙中山面对西方近代社会内部那些不易克服的矛盾，不是用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去超越它，而是企图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固有观念去抵抗它，故而他才会得出那种似是而非的判断:中国人的处境远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怜，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真正的富有者太少。 儒家的大同理想能否真正解救西方社会的危机，我们无意在此讨论。我们由此所看到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由于孙中山过分看重儒家大同理想的现代意义，因而他的所谓民生主义的实在内涵??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便在客观效果上要遏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从而再次使中国人走上平均主义的老路。以土地为例，既要平均地权，就要防止土地的集中和垄断。土地的集中与垄断既然无从实现，那么资本的原始积累便无从发生。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有可能避免一次“羊吃人运动”，但其转型的过程无疑会更为漫长，希望会更加渺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其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如说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向往和复归。倘若不信，请看他自己的一段描述:“将来倘能成立新国家，另有新组织，则必不似旧世界之痛苦。预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21]与原始儒家大同理想所不同的，是借助于西方近代的生产方式，不是均贫，而是均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22]这就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民生主义，也就是孔子大同理想的真正实现。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还在于他把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吸取外 走自己的 路”。在共性中保持个性，又使个性丰富共性。当孙中山踏来的先进事物，但却“ 上社会政治舞台时，就已从宏观的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之所以能够具有世界性眼光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受的“欧洲式教育”分不开的。他的故乡毗邻澳门——当时中国的主要对外门户，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经由各种渠道传来，致使少年孙中山就曾强烈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12岁时，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这次行程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先后在檀岛和香港学习10余年，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门户刚刚被强行打开的中国社会中，孙中山的这种境遇是罕见的。对世界的了解，使他不再局囿于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偏狭观念。 “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作”——这就是孙中山早已确立的抱负。 十分明显，孙中山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传统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新的社会经济成分和阶级基础——不可能产生近代民主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难以及时地、完整地形成这种先进思潮。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外烁在思想领域中的作用就成为必需的。孙中山为了熔铸民主革命的政纲，既要立足于祖国的大地，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更要充分向西文学习。他的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无疑是“竭力从欧美吸收解决思想”的结果。他称誉法国l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将它的涵义加以摄取。他倾心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并将它同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可谓一样;而“林肯所主张之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吸取。孙中山的自然科学素养超越了许同代的先进人士，堪称对“天算地舆之学、烙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所以，达尔文主义、拉马克学说、原子论和星云形成说，都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论据和素材。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出发，孙中山也非常重视 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步泰西之法”。他曾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作为仿效的范本，甚至认为在开放问题上可向暹罗学习。而在他的后期活动中，孙中山越来越意识 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发现帝国主义并未真正援助仿效者，却经常支持敌对势力“以扑灭吾党”。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赞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以俄为师”去推动国民革命，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毫无疑问，开放的观念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主旋律之一。他经常是在“艰难顿挫”的斗争中密切注视着世界，力求引进积极的因素和成果。但是，他从来不盲目膜拜和全盘接受外来事物，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多次申明在仿效“欧洲的生产方式”时“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不要“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反复指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因之“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便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但也没有盲目抄袭和生硬照搬。孙中山确信要吸取外国的一切长处，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也必须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 孙中山不止一次地阐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在“世界潮流”中涌现出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中国，又将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幸福。他认为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贫困。落后和分裂的中国，显然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不安定的根源之一。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则对亚洲和世界都是重大的积极因素。早在20世纪的开端，他即满怀信心地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他确信摆脱了噩梦般过去的中国将对世界承担重任，即“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难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所以如此，是因为革新后的中国，不仅继承爱好和平的传统，更要“济弱扶倾”。孙中山坚信“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无侵略志”，“志尚和平”，坚决反对“强权”和霸道”。至于新生的共和国“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 而非攻人”。因为当前世界上“强权”横行，霸道跋扈，中国要保持独立和强盛，避免“受各国兵力侵略”，定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在他看来，所谓“国际战争”不过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耳”。以兵止兵，才是有效的抑制手段，虽然，中国应当“永远保守和平的道德”。 四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意义，又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的活动 融于被压迫民族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的斗争。“世界大同”，则是他 的最高理想。 还在孙中山组建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他就未把斗争局 限于国内范围。《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规定:为了“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兹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如果把“中外华人”理解为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那么，在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的实际活动中则有外国友人参与，其中的部分人士甚至入会和加盟。从具有共同命运这个基点出发，孙中山很早意识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特别是同处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把它提到相互支持的高度。菲律宾爱国志士彭西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一书中写道:“对孙逸仙来说，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在90年代流亡国外的艰苦岁月中，曾向反对美国侵略和奴役的菲律宾爱国者伸出友谊之手，不仅积极协助他们购运械弹，甚至还准备“率兴中会中人至菲岛投阿氏军， 速其成效，转余势以入支那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决斗争经验，孙中山亦非常重视，他曾认真研究南非布尔人反英斗争中的“散兵战法”，还把这种战术作为1903年创办于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的主要科目。这些活动表明，他已经开始“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联合之必要。” 在孙中山的后期活动中，上述重大课题得到了更为深刻广泛 的阐发和实践。他一贯认为中国人民不仅要为自己祖国的命运而 斗争，还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他确信中国要“对于咝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即“济弱扶倾，„„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他的这种观念后来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明确宣称“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前者构成破压迫民族阵营，具有共同的被奴役的厄运，后者构成压迫民族的阵营，即是推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只有这样，才能使到“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决”。同时，孙中山也清楚地看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两方面存在着另一种联合——“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孙中山的这种见解十分深刻，表明他已对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用“主张公理”和“主张强权”的准则划分阵营，而破除了民族的界限。 “联俄”，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共同奋斗，既是新时代所提供 的可能性，也是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战略的重大发展。他在长期 斗争实践中曾经热切地寻求国际支持，希望获得真正的“辣裴 德”，但从“文明”。“富庶”的西方世界得到的反馈，却是冷漠、嘲讽和欺诈。孙中山的这种遭际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决不希望出现一个强盛的中国。冀求它们援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有识的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和赞助。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当道的国际条件，是不利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的可以依赖的盟友。在著名的《和平宣言》和两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国家一再重申沙俄、临时政府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密约“立即作废”、无代价地放弃沙俄夺取的在华权益，表示“渴望中国人民各俄国农民工人及红旗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的“代表也与孙中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势下，孙中山迅速把目光转向新政权。1918年初，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就曾提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这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与苏维埃国家，表示对他们的事业十分“钦佩”，并愿意“共同战斗。”尽管反动的北京政府竭力阻挠中国人民同苏维埃国家的联系，但开府广州的孙中山在接到齐契林的信件后当即复函苏俄外交部，切盼加强接触，并且关注对方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在桂林军次会晤了共产国国际代表马林后，又在1923年初同苏俄代表越飞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宣言”。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规定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关系。广东革命策源地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多方支持，成为当时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因素之一。孙中山在实践斗争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条真理: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苏维埃国家才是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真正盟友，从而将“联俄”提到重大战略的高度。在他看来，唯有列宁敢于“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孙中山在《致苏联遗书》中最终地完满表达了“联俄”的观点，确认苏联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各人民，联合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构成了他“联合国际革命 力量”的完整内涵，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和历史的趋向。对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斗争说来，这种观念和实践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孙中山思想的持久、普遍意义决非偶然的现象，他的学说的内涵是决定性因素。 当前世界范围内，和平与发展无疑构成了两大主题。多元化的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毅然存在。同时，发展中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仍然是迫切的艰巨的任务。这样，孙中山思想的现实基础还是存在，他的丰富的精神遗产，在总体上依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所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吸取他的思想中的精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大有裨益。 在二十世纪的,,,,,年代，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几乎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如所周知，这个遗嘱由汪精卫执笔成文。孙中山先生“对这个‘遗嘱’甚为满意”(引自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页)，并有国民党诸多高层人士、包括国民党内几位高层理论家、政治家在内作为证明人，由孙中山先生临终前亲笔签署。值得分析和探讨的是，缘起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思维模式的固囿，遗嘱中的三民主义，人们却把它演绎为孙中山思想的全部内容。似乎孙中山的全部思想就是三民主义。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逐字阅读，认真地去思考遗嘱文字的全部内容，就一定能体会到，这篇文字不但表达了先生终生的追求，而且表达了先生的全部思想，是先生几经推敲、反复深思的遗世致嘱。显然，用三民主义指代孙中山思想是片面的，偏狭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僵化了孙中山思想中蕴涵的最活跃的精神和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品格。 《三民主义》并不能表达孙中山的全部思想，这至少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当时，有识之 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宫崎寅藏的公子宫崎龙介的评论，就较为中的:“先生思想与主义，不但为中国一国之伟人，实为全世界之伟人。”(转引自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页)这里所说的“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然而是把“思想和主义”分别表述了。延至当代，孙穗芳则在《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说:“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构成了祖父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的学者只注意到祖父的三民主义，而忽视了他关于五权宪法的主张，这样也就割断了他的完整学说。„„这样的理解是机械的和片面的。”孙穗芳的研究，就注意到了中山先生的“思想体系”至少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然而，中山先生又是很早就主张把五权宪法立为民国的根本大法的，并且作为民权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建构，有过几次专题演讲。后来中山先生亲拟的《建国大纲》就涵括了“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中山先生关于在中国实现他的民权主义的成熟形态和具体实施，这里包含着先生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所以，在“遗嘱”中，“五权宪法”的思想和主张，是以《建国大纲》的形式来表述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情条件下设计的民权主义政体。 孙中山思想的构成，不只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因为这还不是他的全部思想。应当说，三民主义是一部关于普遍的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学说。三民主义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进入近现代化实践的纲领:《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的纲领:《建国大纲》;在三民主义学说发展和充实的过程中，产生了发动全民革命的纲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里的全部内容，才组成了孙中山思想，形成了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纲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二十世纪,,年代初，戴季陶曾经以“孙文主义”的提法涵盖孙中山的思想，并由此被捧为国民党的理论家。他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说，“要把孙先生的全部著作，做一个总的研究;还要把先生的一生言行，做一个总的观察”，“便晓得这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之中具体的实际的部分”。而“孙文主义”的代表，他认为是《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实业计划》这 五种著作。但是，戴季陶的结论是，孙中山的言行和著作，表现的“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尧舜以至孔孟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的目的在于把孙中山的思想纳入孔孟学说的框架，企图用封建传统道德去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人们的行为。这不但蓄意扭曲孙中山思想的价值取向，而且是别有用心地歪曲孙中山思想中进化论的哲学基础。然而这至少说明，戴季陶意识到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思想体系的关系。国民党的另一位高层“理论家”胡汉民也曾著书《论三民主义的连环性》，试图把三民主义论述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这当然也是把学说政治化，并且拒绝其它任何学理和思潮的结果。但是，拂去那层政治化的尘土，我们就会看到，三民主义学说是直线性的、开放性的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学，当然，这本身又反映出三民主义在不断完善、不断充实，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具有先进性的特点，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即以“遗嘱”所列之《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试图把孙中山思想分为五个组成部分。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对三民主义的考察，提出一种定位，以就正方家。 三民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学说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西方现代思潮之大成，形成的自己关于社会进化和发展的学说。三民主义的理论成就，应当说在于它对中国跨入近、现代化的进程，在深刻体察国情的基础上，更富于实践性。所以，又有学者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纲领”(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这个提法就偏重在强调三民主义的实践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的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的话，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理论动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世界开化， 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这段论述，首先清晰地显示出的是一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论纲，而且成为他后来系统地形成三民主义学说的思维框架。 如所周知，进化论强烈地影响着孙中山的思想方法，而且孙中山不只一次以最通俗的进化论阐释三民主义，所有关于三民主义的文章和演讲，即使在系统讲解三民主义的十六讲中涉及到的生产、生活、道德、法律、文化甚至资本的形成和土地问题的发生发展，无不都是以最通俗的进化论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为导引，向人们灌输社会进化的思想，从而得出民主必然代替君主，民权必然代替 君权，民生必然代替资本的结论。 在《民族主义》中，他从民族、种族的地理分布和民族的起源讲起， “世界人类本是一种动物„„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然后讲构成民族的几大要素: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世界上的英国、日本、俄国、土耳其、德国、美国、法国等等，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兴衰，宗教的产生和革命，民族文化道德的问题，从近代到现代的兴衰存亡以及竞争和发展的历史，都是从古代到今天的进化，娓娓道来。在讲述了诸多国家的兴亡史之后，具体到中国，汉民族的由强到弱、各不同王朝时代与异族的冲突、会党的起源、变化，民族道德的形成和衰落，以至民族灭亡的危险，他说:“照进化论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优者呢，或者是劣者呢;是适者呢，或是不适者呢,”这样，他就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功用:“鉴于古今民族存亡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要提倡民族主义，必要先把这种主义了解，然后才能发扬光大，去救国家”(引文选自《孙中山文集?上卷?三民主义十六讲》，不再注明出处)。 在《民权主义》中，他更是从史前时期“讲地球的来源”，“到人类的来源„„，逐渐进化”讲述，他概括为“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 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具体到制度的沿革和变迁，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发生和发展，他也同样从欧美各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去阐明。 那个时代的民权观念，虽然经先进知识分子的译介和宣传，在上层知识界有了较为普遍的认同，有“万人空巷看卢梭”之喻，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的价值观，人们对于民权，尤其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还是生疏的。而中山先生的演讲，则是把卢梭的民权观与进化论结合成社会进化的理论，循循善诱:“从二十万年到万几千年以前是用神权，神权很适宜于那个时代的潮流。比如现在西藏，如果忽然设立君主，人民一定是反对的，因为他们崇信教主，拥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权„„欧洲几千百年前也是这样。”从神权到民权，“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从世界民权的历史讲到世界民权的现状，“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我们应该要赶快去研究”，“主张民权的学者，像卢梭那些人，便说人人有天赋的权利，君主不能侵夺。”“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用发展和进化的观念去解释民权主义，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十分明显，民权主义说首先就是一种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学说。 在三民主义学说中，最富有实践性的理论，也是最有争议的理论，是他的民生主义。他对民生主义的定义是“社会生存、国计民生、群众的生命”。虽然他说“这个问题的来历，发生不过一百几十年。”但是，举凡衣、食、住、行的各种消费，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他都是首先放在历史进化的理论背景下，作为一种学理而深入浅出地阐明民生主义的宗旨。 简论孙中山思想中的社会主义色彩 [摘 要] 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述，并大力主张和倡导社会主义，这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孙中山 社会主义 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 生计而已矣。”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显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然而，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渊源，不能不考察孙中山的伟大思想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据笔者的视野，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就孙中山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谈点看法，望能抛砖引玉。 一、孙中山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1、孙中山赞成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家。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获救后，便专心致力于对革命理论的探索。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泛涉猎各种学问，在英国期间，他每天前往大英博物馆细心钻研，潜心研读。并从国外带回许多社会主义书籍如《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地税原论》让其志同道合者翻译、学习和研究。他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他认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1](,9)“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236)他研究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认为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3](,506)称赞“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1](,11)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赞成马克思及其他的学说。他最不赞成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要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与他的和平的主张格格不 入。在孙中山看来，中国还不具备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条件。尽管如此，孙中山作为在当时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力倡导和推崇，使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提出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最早提出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经验，经世济民，这一系列主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借鉴。 2、孙中山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孙中山生活在中华民族深受中外反动势力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年代，当他正在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奋斗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早已暴露出来，他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殖民政策。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灾难在中国的出现，孙中山坚持认为，现代中国不应该盲目抄袭西方欧美和日本的经验，而应该实行社会主义。他宣称和主张把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努力去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问题。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4](P95)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社会主义。他说:“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2](P3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P342)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2](P42)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2](P57)，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2](P59)国共合作时，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2](P262)“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当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代表着中国当时最先进的认识水平，[5]它名义上口头上讲社会主义,但实 际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尽管这样，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表明了他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由于他的思想是“真正伟大的思想”，“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6]中国共产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了他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内核”，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不同，它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孙中山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孙中山先生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不仅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而且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和主张，他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1、政治上，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P534)他明确指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孙中山认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革命必须唤起民众，“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8](P431);官吏应是国民之“公仆”，而“公仆”又必须由德才兼备的人担任。这些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精髓。孙中山的这一政体理论本质上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它体现了较高的民主性和合理性，[9]毛泽东继承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他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10](P1478)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行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政府必须保障人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7](P768)他一再强调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党的干部应当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既要有公仆意识，又要有奉献精神。两人不同的是，孙中山的“人民”是一个相当笼统、模糊的概念，没有也不可能突出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则克服了上述历史局限，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含义及其权利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实现了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超越。 2、经济上，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孙中山指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重点，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解决民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此外，孙中山还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地区协调、贫富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民生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是一种以国有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毛泽东对孙中山的上述经济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他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确定为:由传统的农业国变为现代的工业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一贯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我们国家、人民和社会生存、生活、发展的基础，并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他重视铁路和公路建设，亲自审批过一些铁路和公路的修建方案;并提出过“技术革命”、“向科学进军”等口号，要求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学文化;他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主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要求“统一领导，统一计划”;毛泽东同样主张引进外国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避免贫富过分悬殊，做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制结构应当是一种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两人根本不同的是道路选择:孙中山的经济发展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3、军事上，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孙中山指出:战争是挽救危亡的手段，也是制止战争、消灭战争的途径，“以战止战”的思想是他一生从事革命、争取和平的指导思想;革命必须有武力，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要使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建立一支完全不同于一切旧式军队的革命军队，革命军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党的领导是革命军队的中枢;进行武装斗争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武力必须与国民相结合;集中兵力、游击战争、利用矛盾、瓦解敌军是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于孙中山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他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这一思想近似于孙中山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准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军队建设中，强调“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借鉴了孙中山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成功经验。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革命战争。这就发展了孙中山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此外， 毛泽东还借鉴和运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集中兵力、游击战争、利用矛盾、瓦解敌军的战略战术，并把游击战争上升到了战略地位。应当说，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并超越了孙中山军事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中最耀眼的组成部分。 4、文化教育上，毛泽东肯定和发挥了孙中山的文化教育思想 孙中山认为必须处理好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11](P180)即“继承而不迷信，利用而不泥古”;对于西方文化，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另一方面又强调绝不可照本抄誊、“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孙中山还提出，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创造出一种融合中西的新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着眼点是普及国民教育，认为受教育的对象不应是少数人，而应是全体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用这三项来改良人格，改良社会。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从实践中学、注重自学、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式教学等教育方法。对于孙中山的文化教育思想，毛泽东作了肯定和发挥。他同样盛赞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既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又反对照搬传统、全盘西化。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他把普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保证普及教育有计划的开展。毛泽东把国家的教育方针确立为:德、智、体三育并重，全面发展。两人最大的不同的是:孙中山讳言教育的阶级性，毛泽东则明确承认这一点，并赋予了孙中山所提出的德、智以新的内涵。 除此以外，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哲学思想、社会发展思想都有所继承和发展，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孙中山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基础上，他认识到，“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12](P791-792)可见，毛泽东找到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总结的革命经验，他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更为深刻、丰富和完整，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但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缩短了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时间，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少走了许多弯路。[13]“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还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形象和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的普遍意义，无疑是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14]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的最好纪念。 学习中山思想 发扬中山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到: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我们民革组织对孙中山先生一向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民革许多创造人都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是凝聚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精神纽带，也是民革成立的思想基础。这种精神教育了民革几代人。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亲自制定了三大政策，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表现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革命魅力，至今仍是激励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精神力量。 教育为立国根本 孙中山教育思想试析 郑涵慧 孙中山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我国民主革命运动杰出的领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民族伟人，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不断地追求真理，坚持革命方向，跟随时代的演变而不断进步。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历程。在当时极其复杂多变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站在时代和民族的前列，努力使自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纪元。 孙中山从中国实际出发，吸收当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果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思想学说，尽管还没有阐明近代中国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各种根本问题，还没有科学地概括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明晰的政治纲领 和理论，它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完成中华民族第一次腾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在孙中山丰富的政治思想、建国学说中，包含了对于一个新型国家各个方面的构想，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文化的、心理的等。作为一个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中华民国的设计者、开创者，他以炽热的爱国热情不断地比较、研究、吸收、取舍、寻找中华民族的振兴之途;他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提出种种对当时有用、对后世有益的方案和主张。 孙中山虽然不是一位职业的教育家，但他作为一位卓越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从对于创立国家、管理国家的总体认识、宏观规划上，必然对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有其特有的认识，而且在辛亥革命的革命过程和建立民国以后，用法令、条文的形式作了不少具体规定，这对于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宗旨、体制、教科书、教学方法、社会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因之，有必要对孙中山的教育思想进行理论上、实践上的研究分析，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评价孙中山伟大的历史功绩，也将对研究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提供宝贵的资料。 一、教育为立国根本 孙中山从其唯物主义哲学观与民主主义社会历史观出发，通过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实际感受，对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性质，教育与国家文明、国民道德、国力强弱均有比较正确的看法。 孙中山幼年受过中国封建的旧教育，少年及青年时代又长期在海外就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与教育制度、教育设施及教育内容，和中国陈旧的、封闭的旧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曾追忆自己刚到檀香山求学时的感受说:“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每当所怀，一若必然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注1]反映出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启迪他的民主思想。从他此后的文告、著作、函电，扎记中不厌其详地反复强调了教育、学问对一个国家与民族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充分认识到教育担负着提高四万万同胞素质的社会职能，是造就国家有用之才的根本途径。他明确指出:“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注2]对于教育的性质和宗旨，他多次强调指出过。他首先严厉批判中国封建教育培养的文人学事，不过是造就了一批鱼肉百姓的民贼，他说:“专制时代一般士子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达到目的，由是用其智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问反为贼民贼国的根由，此兄弟从前所痛恨最切者”[注3]，简洁地指出封建教育的本质，表现出对封建教育之深恶痛绝。他还说“今曰于学问一途，尚当地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注4]他谆谆教导青年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全国政既革，诸君求学之心思，亦宜 更新。„„则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使我国之道德曰高一曰，则我国之价值，亦曰高一曰”，固然，这些话里亦可看出孙中山难免过高地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但从六、七十年以前的历史环境来衡量，这种民主主义的教育观比封建的教育观则是大大地前进了。 在辛亥革命以后，廿年代的中国曾有某些人标榜“教育清高论”，说什么“教育与政治无关”等。孙中山针对这些糊涂观念，阐明了教育乃是政治革命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政治的关系至为密切。一九二一年他在广东全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讲演中首先精切阐明教育与政治、教育家与中国建设的关系，他说:“教育者乃引导人群进化者也，然能令人群进化最速者果何力乎,则政治的力量是也。政治是促进人群进化的唯一工具，故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注5]“教育进步以政治为基础”[注5]，“欲于十年内令中国教育进世界第一位，必政治已先达世界第一位方可”。[注6]然后批评“教育清高论者”实际上是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他尖锐地批评道:“每闻教育家之言曰‘以不谈政治为高’，此种谬说，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中国最大之教育家厥为孔子，我国人视孔子为圣人，为宗教家。以世界学者之眼光观察之，则视孔子为政治家，为政治教育家”，他紧紧结合时代潮流，明确断言:“况当今日民权发达时代，人人负国民责任，人人负政治责任，而曰不谈政治，尤为大谬。”感叹地责备持清高论调的教育家“何太失自己本来之责任与人民希望之甚也。”同时他还告诫轻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无视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将会造成危害国家之恶果:“设使诸君不谈政治，学生不谈政治，为农者也不谈政治，为工商者亦不谈政治，试问中华民国是谁之国,而人人不负责任，尚可以为国乎?”[注7] 孙中山深切体会到教育、学生在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辛亥革命遭受挫折以后，他对于通过教育培养新的一代寄于很大希望，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支持办教育，积极支持学生的各种活动。称学生“为中国之绝大希望”，高度评价“从前把满清推翻，大半为学生力量”[注9]。在辛亥革命胜利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履行他“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诺言，在短短的三个月的任期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其中改革教育制度，提倡普及教育，取消忠君思想，废止在学校祭孔读经等等规定占有显著地位，虽然这些规定还较笼统，有的还未能付之实施，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教育的体系，给中国教育赋予了现代教育的标志，和民主主义的新特点。 二、教育为立身之本 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明确的认识，因为，随着中国人民的日益觉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引下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其中绝大多数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特别是留学生)，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活 跃，无论是辛亥革命前或是辛亥革命后，青年一代表现出对国家前途与政局变化的极大关注。因而孙中山曾多次评价青年学生对革命的作用，并多次鼓励青年要树立宏大志愿，为国为民作一番事业。他认为教育过程中第一件事就是教育青年“立志”，认为求学问，受教育乃革命青年立身之本，否则，浑浑噩噩，或囿于一己之私利，即便学成大家，也不过是重蹈旧式教育培养统治人民达官贵人的复辙。这种把办教育的宗旨首先明确为培养革命的人才，无疑从本质上划分了民主的教育与封建教育的根本区别。 孙中山认为在学校求学，“第一件事是要立志。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注8]。他批判中国封建社会念书人的志向是“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作大官”[注9]，这种旧教育所培养的人只能是与历史脉搏相抵触的封建人物。他教导青年说:“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立起来，让将来中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注10]他“要作大事不可作大官”的名句成为我国民主主义教育家教育学生的箴言。他针对当时一些青年叹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忘记或放弃自己的责任，指责说:“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为甚么‘佐治’‘维廉’‘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注11]他要求青年学生要自强、自尊。他说:“我们要图国家富强，必然自己振作精神，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向前奋斗，万不可自私自利。”[注11]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福，百废待举，万业亟兴，孙中山深知人才之急需，因而他广泛与学界接触，教育青年求学上进，树立坚定革命信念，如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东京对留学生全体作了以“学生须以革命精神努力学问”为中心的讲演，深刻阐述立革命志向，求革命学问的道理，他说:“诸君在东京留学，应该立定一绝大志愿，研求学问;不比从前学生有革命的事业纷扰其心志，不能专心致志于学业„„务望矢志求学，如从前学生愿牺牲性命，以作革命事业的一种坚忍心，百折不挠，将来必能求得优美专门学问”。他还说:学问志愿，两种并行。有学问而无志愿，不徒无益，而反有害。诸君志愿，须求大家之利益，办大家之事业”。 仅民国十年一年内，孙中山就曾先后在广东省教育会、广东全省第五次教代会、广东省学界举行的宣传大会、桂林学界欢迎会，桂林军政学界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等集会上作过讲演，其内容主要是教育学生青年要立志救国，要承担建设民国之责任。 孙中山在反复阐述青年必须把立志作为首要任务的基础上，还教导青年，立志要切合中国的实际，明确提出“我们立志，还要合乎中国国情”，[注12]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实与未来。他说:“或谓立志如何?兄弟对此反问，以为第一，学生须要明白中国地位。第二，学生须要认定自己的责任”[注13]这些话充分反映了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青年立志。 孙中山要求青年立志，但并不是希望教育出一批空头革命家，而是要求青年学到实 际的本领，掌握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他解答了学问、科学的含义，说“科学者，统系之学、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注14]孙中山主张为学要广泛研求一切有用的学问，他自己学问广博精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很深造诣，当一九一九年邵元冲问他“先生平日所治甚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皆笃嗜无倦，毕竟以何者为专致?”他回答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注19]可以看出他已正确地认识到思想和品德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这种认识是他在研求民主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斗争逐步形成的。他的民权主义的思想已经把封建旧教育培养愚忠愚孝的愚民政策和培养封建统治阶级官僚和爪牙的旧宗旨远远地抛到了历史垃圾堆。 三、“要办普及的教育” 孙中山把受教育看成是民众的一种权利，是他倡导的民权主义的内容之一。他从教育为救国根本的总目标出发，积极宣传普及教育的主张，想方设法创造普及教育的条件。 孙中山又把教育作为民生主义的四大内容之一，他认为要实现民生主义，必须普及教育，他在民国元年一次讲演中解释民生主义时说:“民生主义有四大纲，即如资本„„，次为土地„„，次为实业铁路问题„„为教育问题，吾国虽自号文物之邦，男子教育，不及十份之六，女子教育，不及十份之三，其中有志无力者，颇不乏人，其故何在?国家教育不能普及也。推原根本，国体未全。但当时种种缺点，责在君王，今日责在人民，吾同胞须于此中三思焉。相见一次，新陈如是，诸君勉之!”[注17]既分析了造成中国民智未开的原因，又鼓舞大家在民国既成之后应努力普及教育，诚恳意切，语重心长，足见其对于教育重视之程度。 孙中山曾对中国的教育抱有很大期望，热切地希望“欲使中国教育居世界第一等位置，必当使全国人民无不识字，有一百数十万的专门学者，有一万几千的发明家，必如此乃可以为世界第一等教育”，[注3]热切地希望“现在民国，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机会的”，[注18]但由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并未得到彻底摧毁而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辛亥革命发动阶段的中国文化、教育思想的飞跃又被复古倒退的逆流所冲击。孙中山在失败与几乎绝望中得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十分振奋，新时代的曙光给他以希望和信心，此后，他以政治家锐敏的目光注视着苏联的变化，对于苏联普及教育的作法也给予很高评价并力争效法之，他说:“使教育普及如今日俄国，人民悉由国家教育之，补帮一切费用„„”，[注20]对此当时中国实际，人民仍然处于水火，教育仍然没有普及，使他感慨悉之。 孙中山普及教育的思想包括三个层次:即四万万同胞都要受教育，他反复强调指出的“第一件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人，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注21]他认为 “园颅方趾，因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注22];男女应受平等之教育。封建时代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准女子进学堂，清末因西学渐进，开始有了女子学堂，但对女子限制很严，孙中山以其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出发，主张男女平等也应充分反映在受教育权利上，他曾到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处作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女青年和男青年一样立志去求学，担负救国之重任。他分析过去中国妇女中“有学问的人甚少”的原因在于“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注25]而只有男女教育机会均等，男女才有真正平等的可能，这对于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的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男女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国。”[注26]在辛亥革命中，松江清华女校曾有突出贡献(曾作为革命党人交通机关)，故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在该女校举行的欢迎会上强调“建设之物亟当推广女子教育”[注27]，以便“男女两界，均应协力同心，以全副精神，组成一伟大之中华民国”[注28];教育首先要“教育少年”，因为“那班少年受了教育十多年之后，便成有用的人才，可以继你们前辈去办事。如果他们失了教育，你们以后的人才，便新旧不相接，以后的事，便没有人办”。[注29]在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桂林向学界讲解他“知难引易”的哲学思想以鼓励桂林学界不怕困难，拨乱反治，争取建立正常的教育秩序时具体阐述了他主张先从普及少年教育的观点“无论贫富，凡是在十岁以下底儿童，都要给教育把他们，„„去调查四乡底户口，多办义务学校，让一般没有钱底人都可以去读书。„„先办幼稚园，次办小学，再办中学，然后才可以办大学”。[注30] 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普及教育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得到实现，但其进步意义和影响是非常有益和深远的。 四、教育不只是在校内教书读书 如前所述，孙中山对教育的重大作用及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也对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教育寄于很大希望，但由于辛亥革命后，国内外反动势力猖狂反扑，“中华民国”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在袁世凯及其后的封建军阀统治下，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怎样才能通过教育以唤起民众，正是孙中山日夜思索，殚精竭虑为之奋斗的。在此后的不断追求救国真理的艰难历程中，孙中山仍然身体力行，为促进教育事业，为教育人民进行了卓越的努力。 他看到当时的现实，实行普及教育的可能性根本不具备，即便是原有的学校也有难以维持的危险。为此，他提出“现在的学校虽只被军队占了，不能开学，不能在学校内教书读书，便容易另外想简单的方法去教书读书。比如从前北京大学，政府不给钱让他 们开学，他们的先生和学生在校外或者是办义务学校，或者是办露天学校，当街讲演，是不是在学校内教书读书呢?”[注32]孙中山认识到教育青年、教育国民不只是学校的事，是每一个革命者责无旁贷的责任，为了向各阶层人民进行广泛宣传他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他常常亲自向各界人士作讲演。在辛亥革命发动阶段，他曾通过讲演等方式鼓动、团结了很多国外留学生和国内革命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他虽然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但他毫不改变自己追求救国真理的革命目标，即便是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仍然为“利国福民”而努力，他曾率胡汉民等人走遍半个中国，(南京——上海——武汉——福州——华北各地)，到城市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仅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就作过五十八次演说。后来，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对于唤起更广泛的民众参加民主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之，他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广泛的教育活动。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于一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始系统地讲授三民主义，参加听讲的有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及广州各校师生等。此后每周演讲一次，每次两小时，历时半年，风雨无阻，共演讲十六次，总计三十二个小时。把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作了系统、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他的革命理论和纲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 孙中山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个光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于自辛亥革命以后的我国教育影响是很大的，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教育至少有以下的变化: ?人民对于教育的态度有了改变。满清时代，教育为官办的，人民无受教育权，对官办教育漠不关心，民国初建，教育引起了普遍关注。 ?教育宗旨和内容的改变。改“忠君尊孔”为救国利民，提倡公民道德，摈弃了科举的陋习，取消了读经的科目，教授法亦有很大改变。 ?教育政策的革新，如重大教育措施，招集中央教育会议研讨确定。 ?教育效果不同。封建教育的教育效果是愚忠愚孝，奴役人民。民国的教育宣传了各族人民皆能享受同等权利，反对旧道德，初步确立了共和、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 这种反映教育史上质的飞跃的变化，与孙中山在创建共和国时对教育的总体构思有密切的关系。此后虽然随着当时中国整个政局的变化，也曾在教育上出现几次大的复辟倒退，但并未能改变民主教育发展的总趋势，经过历史洪流的迂回曲折，终于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教育。因之，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是不能抹杀孙中山在这方 面的伟大功绩的。 孙中山教育思想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08年12月27日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他在致力于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斗争中，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地位和作用。孙中山一生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教育论著，但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一贯重视教育，并在有关论著和讲演中，阐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形成为深刻的教育思想，制导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决策，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新篇章。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直以来，孙中山研究是门国际性的显学，而各地各时期的研究有不同的着力点。近几十年来，我国大陆的研究热点之一是孙中山的教育思想，而对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研究又多集中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教育的目的、内容等方面。以下谨就主要观点作一分述。 一、关于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多数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的知行学说具有广泛的认识论的意义，为他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教育观上，就是强调“学”然后“知”，主张“力学”，强调实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重视人才教育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 二、关于孙中山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有的学者认为孙中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视是一贯的，其教育思想萌发于革命之中，并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发展。在少年时期，孙中山对封建教育开始产生怀疑;至檀岛，入西校，经过中西对比，他产生了改良的愿望;而在走上革命道路后，便把教育作为革命的一种武器。到国民党改组之时，孙中山开始对封建文化思想进行批判，并提出了普及国民教育问题。 有的学者还更进一步认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后来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除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应包括孙中山思想。孙中山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在同一种传统文化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连续性，此其一;孙中山思想的确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精华，对毛泽东而言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此其二。因此，毛泽东也反复申明要继承孙中山的思想。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 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理论来源的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在于孙中山同样十分重视教育，提出 教育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其教育思想的着眼点是普及国民教育，认为接受教育者不应只是少数人，而应是全体国民。在孙中山看来，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方面，并用此来改良人格，改良社会。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从实践中学、注重自学、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式教学等教育方法。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他对普及国民教育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把它们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保证普及教育有计划的开展。毛泽东也明确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全面发展，且把它作为国家的教育方针确立下来。至于孙中山所提出的教学方法，毛泽东也是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因此，毛泽东和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有不少相近之处。当然，孙中山讳言教育的阶级性，毛泽东则明确承认这一点，并赋予了孙中山所提出的“德”、“智”以新的内涵。当然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有其独到处:1、继承与批判相结合;2,继承与改造相结合;3、继承与发展相结合。 三、关于孙中山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目的与内容等 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教育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关于其教育思想的内容，有的学者概括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宗旨;以思想品德教育为手段;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关于教育方法，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端正学习态度;在实践中寻求真知;有选择地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化。 关于孙中山教育思想的核心，有学者认为“人尽其才”是孙中山举办教育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革命为前提，把教育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紧要环节;还有学者认为“育人”、“富民”、“强国”是孙中山关于发展教育思想的核心。当然，在特定时期，应有特定之目标。1921年6月30日之前(日子未确)，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其主标题就是《学生求学要立志救国》。以下就教育功能、国民教育等各有关问题作一简述。 (一)教育功能 孙中山十分重视教育，认为学校是文明进化的源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并对“教育为立国之本”的理念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他很早就指出:教师应有的一个重要作用和应负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指导人民谈政治，以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他还明确提出教育家应当成为政治的教育家。教师不仅要谈政治，而且还要“理政治”;不但要指导人民谈政治，而且要引导人民“理政治”。他还把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制定教育宗旨的重要原则内容，并以西方先进教育为范例，结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文化特点，最先提出了教育必须面向人民大众，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口号。他认为教育是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人的智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他提出教育应该为革命事业服务，只有革命成功，才能推进教育的根本发展。又认为经济建设需要依靠科技知识，不能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抓教育，而应当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勤俭办学，培植建设人才。只有中国生产力充分发展，文化及教育等问题，方不落于空谈。 孙中山“兴学养才”的教育思想十分明确，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提出，“窃尝深 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因此他认为:“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俱矣，则富强不足谋也。”培养人才为民国建设当务之急，而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关键，办学也就是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他提倡培养人才要与国情相结合，使其学识与道德相统一，做到德才兼备，成为真正的“人”、做大事的人，成为按照社会的要求、符合国家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二)国民教育孙中山的国民教育思想，包括全民普及教育、女子和儿童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等。 普及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孙中山认为教育对革命、建设及人的智力、才能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普及教育不仅包括贫富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男女也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不仅青少年要全部人学受教育，也应重视成年人的教育;不仅满汉受到教育，各少数民族也都能受到教育。同时必须改变旧学制，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新学制;增加教育经费，修复扩建校舍;尽力为儿童人学提供物质条件;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更多的合格师资。 按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在政体改革的过渡时代，国民必须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因此，要办普及的教育，使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后人人知道替国家去效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申了普及教育之制，确定“励行教育普及”为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之一部分。 关于女子和儿童教育，孙中山强调，当今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大力支持成立各种门类的女子学校以协助国家进步，认为只有女界知识普及，才能达到与男子的真正平等，才可与男子平权，然后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国。1912年5月6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教育既兴男女可望平权》中即指出，“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次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1912年9月2日，孙中山在《女界知识普及始可与男子争权?——复南京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中也指出:“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胜也。” 对于儿童教育，早年认为“教之有道”，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贵贱，皆可人公共学校。主张首先在各地广设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以改变“失教已久”的状况。而后提出一方面注重教育要从根本上人手，先使每乡皆有小学校;由小学校而至高等，由高等学校而至大学堂。教育的普及必须从少年儿童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做起，才能够完成培育人才的教育任务。另一方面，无论贫富，凡是十岁以下的儿童，应当接受学校教育。主张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的教育。 师范教育方面，孙中山提出普及教育的第一步，便是培养师范人才。因为要使中国四万万人都能受到教育，即需要大量的中小学校，也就需要大量的学校教员。而学生的学识有赖于教师的水平，必须任用有学识的教师从事教育。因此，中国应重视和加紧师范学校的建设。他主张师范学校的设置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校，属于中等教育，主要培养小学教员;优级师范学校，属于高等教育，主要培养中学教员，生源主要是中学以上学生。 在社会教育方面，孙中山主张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教育，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提倡科学，宣传三民主义，使人人要有世界之知识，并皆知国为民有，非少数人可得而享受，要全国人民都明白三民主义，使四万万人民都有富强中国的志愿。 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主张“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成为 共和国之主人翁”，汉、满、蒙、回、藏五族“相与和衷共济，巫兴实业，振兴教育”。民国初年，曾设立机构专管蒙藏回疆等少数民族的教育。 (三)义务教育 孙中山对普及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构想是实行全民义务免费教育。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提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法定男子五六岁人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止，并视此为中国国民的一种权利。1922年1月，孙中山又提出无论贫富，凡在十岁以下的儿童，都要“给教育到底”。1920年，孙中山还曾提出以义务劳动支持免费义务教育的思想。 孙中山主张免费教育，要让没有钱的人也能读书。“要全国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读书，人人都受国家栽培，不要父母担忧。至于穷人的子女没有衣穿，没有屋住，没有饭吃，国家都是完全代谋，不必要父母去自谋。”“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人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既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后由于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孙中山的免费教育思想有所调整，将实施免费教育的主体由“国家”改为地方自治团体，提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学校之等级，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教育少年之外，当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智识之所。无论贫富，凡在十岁以下的儿童，都要给教育到底。要求无论是先生或学生，各尽能力，担负责任，同心协力去调查四乡户口，多办义务学校。并提出要向苏俄学习，办很完全的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大学，依照年龄的长进，可以依此进学校，受完全教育，国家不收费用。若是父母有不让子女进学校，政府便要惩罚父母，强迫子女去读书。实施义务教育的先决条件:一是必须用革命的办法，造成一个像俄国那样“什么阶级都没有”的“好国家”和“新世界”;二是所有这些，都要依靠实行民生主义，就是“要做大生利的事，国家有了钱后，便可以移作教育经费”。但如果国家或自治政府无法负担免费教育的经费，可以“以人民一月义务劳力之结果，必足支持此费”，如仍不足，则再加，或五日、或十日、以至一月。一境之内人尽所长，为公家服一二个月之义务;长于农事者，为公家垦荒;长于织造者，为公家织布;长于建筑者，为公家造屋。这样一来，学生的衣、食、住，皆可由义务的劳力来支持。 (四)关于教育改革 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孙中山就提出:要改良现状，改革教育，多设学校，使天“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提出向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的教学制度。他深刻揭露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振兴实业，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发展中国的科技力量;而壮大中国科技实力的途径只有大力发展现代教育，传授最新的科技知识。 民国元年(1912年)提出发展女子教育，同年10月提出:“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而不能受教育，不平之甚”，主张教育平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将该思想写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励行教育普及”。 在变革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方面，主要是批判科举和兴学校。孙中山指出，“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靡，实关教化，而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国中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因此造成国内人才缺乏和风俗颓废，国家因此而贫弱。要改良现状，就应当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使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因此必须兴建学校。主张“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其费随地筹之，或由总会捐助”。并建议在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聪颖子弟人蒙馆读书，其费通邑合筹。孙中山认为过去的科举考试科目“不合时用”。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至黎民，无不羡仰文艺，以为能文则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正是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之重要原因。如此必然导致科技和“物质文明”的落后。孙中山并不反对考试的形式，他指出科举考试的材料不良，并非考试的办法不好。 为变革传统的教育状况，孙中山主张向欧美国家学习，认为中华自古便有教养之道，可惜早已日久废弛，名存实亡。而欧美国家于近世崛起，深得三代之遗风，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勤奋于学。学校所学科目包括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又各科目设有专门的教师，津津启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谕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学由浅而深，自简及繁，使学生“智慧日积”。又认为要向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的教学制度，使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见一，或千万人而有一，随地随人而施教之，而不至于使贤才无学而自废，以至于湮没而不彰。 (五)德智体教育 德育方面，孙中山认为学生要有“政治理想”，政治之理想与智识，实为学生要素，学生要研究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以富强中国。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革命尚未成功，学生应该担负这种责任，竞未成之功。他希望学生要有国民的大志气，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卑，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志，则虽做一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进而提出，立志要符合中国国情，学生要明白中国地位，然后可与言立志。而立志，是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要脚踏实地，已立此志者，务求此志之实行。以上观点，孙中山1923年12月21日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回的演说《学生立志要适合中国国情》中有详尽的阐述。孙中山还认为国民个人道德的修养是国家政治进步的保证。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和“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 智育方面，主要是传授学问，积累知识，增进技能。主张“知难行易”，认为“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而学问，是“于读书、识字、智识之外，当注重于双手万能，力求实用”。尤其注重最新的科学文化技术的传授，提倡研究“机器科学”，发展自然科学。认为通过后天的教育和自己致力于学习去获得智力和发展智力是极为重要的。 体育方面，孙中山提出“体育为民族健康之本，应视为教育之先，努力倡导，身体健壮，脑精自足，知识自可提高”。后又进一步强调，“体育为教育之先导，体育既高，脑精自足，知识亦高”。又认为“注重体、德、智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是全国所欢迎的”。 四、孙中山教育思想的伟大实践 孙中山先生处于伟大民主革命的时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十分重视教育，并将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创办学校。孙中山认为创办教育、是为了造就建设人才。比如广东，不只要有一个岭南大学，而且必须要有“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须要有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几百万大学生”。 1912年，孙中山指导筹办了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中国大学。这是一所非常著名的私立大学，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在该校得以实践和反映。1923年到1924年，他倡议在广东设立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一是广东大学，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为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 五、关于孙中山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近些年来，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比较研究，如前所述，学者有的将毛泽东思想与孙中山思想做比较研究，指出孙中山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有的学者将李大钊与孙中山教育思想作比较，认为孙中山和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却有着更多的共识。他们均有“科教兴国”的战略眼光，把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到“国本”、“国脉”的高度;从民主平等的理念出发，均主张普及国民教育;他们重视“体、智、德”的全面发展，并据此规范了教育目标:他们都主张改革旧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们的教育理念，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于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学者一般都予以高度评价，如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提出的教育思想是在总结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认识论上，作出了新的概括，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一次飞跃。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其存在的缺陷， 如孙中山不是职业教育家，对教育内在规律缺乏专门探究。因而，在强调道德重要性的同时，存在着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现象;在介绍和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时，缺乏阶级分析，更没有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政策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 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就开始了。从研究其生平到三民主义思想、哲学思想。几十年来研究一直在不断地深人，研究角度在不断地扩大。而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对孙中山进行大视角的审视，全面地考察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将会是未来孙中山研究的趋势。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他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放在首位。他从振兴中华的崇高使命出发，认识到教育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虽然没有写过关于教育的专门论著，但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一贯重视教育。他的革命讲演和有关论述中，总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并深刻得地阐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众多问题，形成了孙中山教育思想。 一、孙中山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上看，孙中山教育思想大体经过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867-1894年)孙中山早期接受西方教育，汲收了西方民主思想。作为一个 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在这一阶段，他主张仿效西方，变革现实，兴办教育。他主张改革封建主义教育，他认为中国只有学习西方先进教育，造就大批人才，才能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他希望自上而下改革教育制度，改良农业，发展近代工商业。这一阶段，孙中山对封建统治集团，抱有改良主义幻想。 第二阶段(1895-1911年) 孙中山上书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都极大地刺激了孙中山，促发了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因素，他认识到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他亲自领导了1895年广州起义，直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十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孙中山毫不气绥，他对革命胜利毫不动摇。他无情抨击封建主义教育。这一阶段孙中山在海外留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他十分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用教育宣传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 第三阶段(1912-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王朝。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指令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新教材要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凡清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一律禁用。1912年7月召开了民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这些教育法令和教育实践，决定了我国近代教育的方针，确定了孙中山教育思想在中华民国的主导地位。 第四阶段(1919-1925年)孙中山认识到必须扬弃过去的观念，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苏联革命和马列主义影响下，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纲。此时，孙中山认识到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第二步才能真正发展教育，教育进步以政治为基础。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在一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二、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特色 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作为学贯中西的一代伟人，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卓越的革命家优良品质。作为他革命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思想，到如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当前教育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思想 孙中山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即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孙中山多次讲话和许多著作中，都把教育看作是“人才所由出，国脉所由系。”他的这一思想指导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决策。他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设官分治，替人民谋幸福„„，就是要办教育。孙中山始终把人才与教 育问题，看成关系到国家兴衰与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2(教育普及与教育公平思想 普及义务教育是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特色之一。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就把普及教育当作政治纲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又把“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作为国民党的奋斗纲领。另一方面他认为: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既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甚也。他主张凡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尽其聪明才力。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民参与发展需要，现代教育有很强的功利价值。在社会现实中，教育能够给人们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向上流动的机会，教育可以帮助弱势者改善其生存条件，减少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孙中山的教育公平思想就有更加伟大的现实意义。 3(女性教育与职业教育思想 孙中山特别关注女性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华民国有国民四万万，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满人做皇帝，不但女子不能问国事，就是男子对于国事也不能过问，经过革命以后，大家都可以问国事。他认为天下失教已久，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他认为男女应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对女子要进行专门教育，他倡导开办女校，并到女子学校视察讲演。孙中山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全民普及教育，女子教育，普通职业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 4(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帝制，孙中山认识到:要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师，教师又出自师范。他认识到:“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四万万人皆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他将女子师范摆到了突出地位，并规定了师范学校培养的教师应是国民之模范，惟必有学识方可担任，培养人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是学师范者的任务。 5(中小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孙中山对教育的关心，也表现在对中小学教育的关心上，他一方面要求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师范学校，必开之科目首先为修身，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青年学生“研究体育，智育，德育”和“地方自治”。要求青年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把德、智、体作为一个人的全面素质的提法，孙中山是历史上的第一人。 6(教育要创新 综观孙中山教育思想，他从不照搬中国古代科学的教育思想，总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的批判吸收。在学习欧美之长时也总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他认为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便向学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的教育理论硬搬到中国那便大错了。他的普及义务教育思想，他的教育公平思想，他的德智体理论，以及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都是创新的，在教育史上是首创的。孙中山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新篇章。 三、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个深刻革命的时代，教育在这一场变革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关于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的思想，孙中山关于知识人才和国运盛衰的科学论述，关于经济、政治对人才培养的理论，关于求知和用才的积极办法，以及关于教育，教师和学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当前南京构建教育名城，文化历史名城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以竞争而立，又依此而达，现值政体改革，过渡时期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国民知识之发达，这些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依然鼓舞着当今中国人民。孙中山在向西方寻求 真理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形成了孙中山教育思想，从而为当时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着伟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为中国教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任何一个伟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而伟人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很多特征，当然也带有其自身的特征。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中山先生生活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激烈变动的时代。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制度，但由于领导权旁落，又留下一个尚未成功的结局。正因为这样，中山先生晚年既在为战事奔波， 中华民国”而出谋划策，于是才有闻名于世的《建国方略》。所以这些东又在为他心中的“ 西，必然带有某些临时和动荡的印记。既有非常现实的东西，也有欧洲国家的某些东西，也有他自己推断的某些东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沿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显而易见，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也带有这样的特色。但是，由于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思想的牢固性，以及他对欧洲与中国历史的研究，使他的教育思想虽然不够系统，但却带有许多现代的特征。这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由于自己对中山先生的研究还是刚刚开始，对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的揭示不一定准确，提出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拟就中山先生“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谈一谈，不想一一论及。 (一)“教育普及”和“因材施教”，是孙中山一生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也是最具现代特征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三十年提倡的“教育普及”，主要是因为他分析研究了各国由落后到发达的历史，并研究了中国由盛变衰过程得出的结论。他太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他在1912年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之时，一想到建国，就深知教育的重要。在《命教育部核办女子蚕桑学校令》时，就指出:“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1)国家“盈虚消长，实系于教育。(2)并从当时革命军官与古代军官不同之处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近代科学大明，武器进步，治军之复杂，迥非前代所可比拟„„今则非深造乎学问，不足以临阵图敌矣。”(3)并明确指出当革命军要有高深的知识，后者，应该是其建立黄埔军校的最早念头。1912年《在上海机器公会成立大会的演说》又指出:“现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皆因教育、实业两不发达以致于此。”(4)这对我们认识当代现代化军官学技术也有指导意义。孙中山对教育的推崇，(下转第四版)通过与日本的比较，1917年《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又指出:“日本从前比中国贫弱，其地比中国不过两省，而今日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者何也,是在教育。”(5)当然，作为开国之尊的孙中山，他在指出教育重要性时，也深切懂得政治对教育的保障作用。他指出:“教育进步以政治为基础”(6)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无疑也是正确的。 孙中山生活在国家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时候，他把原因归咎于当时的腐朽的政治之外，其次就是教育的不普及，特别是不及于生活极端贫困的下层的人民。早在1890年他就慨叹:“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7)中山先生的远大目标是“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8)到1921年更深刻地看出贫富不均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认为对极其贫苦者应该给予公费就读。他指出:“社会主义学者主张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9)可见先圣孙中山先生已意识到普及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对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样大规模提倡贫民义务“教育普及”，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元首的第一位，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到1923年，他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还再次强调这个问题。而先圣孙中山先生虽然奔走呼号“教育普及”，但军阀不理他，富豪不理他，而口口声声说是“国父的忠实学生”的蒋介石更不理他。所以“教育普及”的历史使命自然只能落在中山先生的真诚合作者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现在，我们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北京地区已开始实行全面免费教育。 先圣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提倡“教育普及”，而且在于不因普及教育而搞“一刀切”，科学地提出因材施教的职业教育。,,,,年,月，《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他又指出:“我国四万万同胞，智愚不一。”“尽其联盟才力各分专科， 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其能。”(10)这是从当时中国人民受教育的实际提出来的科学论断，可以说大规模提出因材施教的职业教育，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对现在还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著作中，字里行间蕴涵着“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知识和教育的竞争”的伟大思想 中山先生早在1912年《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就指出，“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11)在1913年又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指出:“当今之世界，以竞争而立，又依此而发达。”(12)中山先生在对世界各国文明史分析研究之后，就发现其中的奥秘:竞争其实就是知识教育的竞争。1918年《在宴请滇军第四军官佐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太古之世，人与兽之争，结果人胜。渐进文明与野蛮争，结果文明胜。有知识与无知识争，其结果有知识胜。”(13)而知识来源于教育，所以也就是教育的竞争。并指出，我们要加入到世界潮流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人群之需要”，并指出面向世界，正是为了赶上世界文明，“与各国并驾齐驱。”1923年在《中国革命史》又指出:“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驾世界，以驯致于大同。”(14)同时，明确指出面向世界，既要保持国粹，又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24年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指出:“恢复我一切的国粹之后，还要学习欧美之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5)当然这里的“国粹”，并不是孔子以“忠君”为主的东西，而是以忠于国家人民为主的东西，“天下为公”，爱国爱民，自由平等。而“欧美所长”，指的是“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当然欧美的东西，除了科学之外，还有管理的办法。”(16)“管理物的办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办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可见中山先生对学习外国的东西并不是兼收并蓄的。(17)中山先生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兼顾中国的思想文化。他说:“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样的，便向学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过来，那便是大错。”(18)虽然中山先生没有非常直接指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人的办法”就要面向世界办教育，更没有非常直接指出“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知识教育的竞争”，但我们能从他的许多的演说和著作中很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主张，并在间接聆听教诲中感受到伟大预言家的那种超时代的高瞻远瞩，令人信服得五体投地。中山先生，我们可以欣慰地奉告您:“面向世界办教育”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提出来后，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加入“世贸”更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必然趋势。而中山先生提出的许多方面的远见卓识，正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三)教育既着眼于当时，又面向于未来 中山先生生活于战乱，既有面对现实的东西，对付战乱的决策，也有大量面向未来的“建国方略”，从这种意义来讲，后者就是面对未来的东西，既和平的“建设事业”。在当时是未来，而在现在也还有许许多多属于现在或未来的东西„„既有很多现代化特征的东西，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例如，中山先生强调学习不要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而要瞄准在外国的前头，在战乱奔走的中山先生，能提出这样的的重大见解，我们不能不钦佩他超出他以前中国历史任何国家元首的地方。 1913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山先生指出:“建设事业，不仅与破坏时代持同一之牺牲主义，并且要一绝大学问。欲求此种建设的学问，必须假以时期，或十年或六七年苦心研究，方能使用。”(19)1924年他又指出:“大学的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20)可见，他对教育面向世界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山先生虽然主张主要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但他也不是一味排斥外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他反复强调要学习那些先进的，甚至是超前的。早在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山先生就指出:“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的四万万同胞。”(21)在《建国方略》(1917—1919)又指出:“今世界人类，已达于进化童年之远，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渐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22)到1924年这种思想就更加成熟:“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现在我们知道了要跟上世界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23)当然，中山先生这里并没有非常直接的谈到“教育面向未来”的命题，但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教育面向未来”的强烈愿望。有的虽然不是单纯从学校来讲， 是从广义的学习去论述，但我们应从整体去理解其精神实质，其实是一种宏大的教育观。我认为学习中山先生的著作，不能摘取他的只言片语而泥古不化，而应该领会他的精髓。否则不但无益，而且将贻害无穷。 中山先生直接或间接对教育的论述所形成的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现代教育思想武库，还不止这些，还有关于师资建设的现代化问题，学生学习的重视实践问题等等，不一而足。纵观各国发展过程及中国发展经济的历史，特别是加入“世贸”一周年的实践对教育的客观要求，我们不难看出，中山先生的“教育普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知识教育的竞争和教育既要着眼于现实，又要面向未来的现代教育思想，与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是一脉相承的;其不要忘记四万万同胞的思想，要学外国的先进技术及文化，与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又有许多相同之处，不同的只不过是八十年前后左右不同的历史背景，以及初创理论与较成熟理论的不同程度而已。在中共中央十六大吹响向“整体小康”进军的今天，我们重温中山先生的现代教育思想倍感亲切，倍受鼓舞。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教育现代化实践的深入，中山先生的现代教育思想必将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 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一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 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 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 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 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 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 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 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 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 二 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 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 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 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 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