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气污染问题的演变及其教训

日本大气污染问题的演变及其教训 [摘要]本文聚焦于日本的固定污染发生源引起的大气污染问题,对其治理举措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明治时期以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急速进展,日本四大矿山的“烟害”、煤尘和煤烟问题出现,随后又转化为“工厂公害”、“化学公害”和“城市公害”。在二战之后高度经济成长期,伴随着石油的大量燃烧,硫氧化物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为限制硫氧化物污染,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原料和燃料低硫化”、“排烟时脱硫”、“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等等,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日本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日本 高度经济成长期 大气污染 固定污染发生源 硫氧化物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105,10 一、始于二战之前的日本大气污染――四大矿山的“烟害”和煤尘、煤烟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在日本出版的国语辞典里还没有收入“公害”一词。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日本,“公害”一词还几乎不为一般人所知。但是,此后不久,“公害”很快就成为全国 1 上下几乎无人不晓的名词 但是,公害问题的发生并非开始于60年代。进人明治时期以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急速推进。日本发生了许多公害问题。这些问题急剧恶化,使日本国民饱受其害,在环境史上留下了苦涩的一页。二战之前的足尾、别子、日立和小坂这四大矿山,在其开发之初,便出现了严重的矿毒和烟害问题,即当时已广为人知的“损害公众利益的危害”。这些公害问题(当时被称为“矿害”),虽然日趋激化、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但因明治政府对矿山业实施保护政策而没有受到及时重视。相反,却把饱受公害之苦的农民掀起的抗议矿毒和烟害运动视为“对国家的背叛乃至敌对”行为,并进行残酷的政治打压。明治时期四大矿山的公害问题,可以说是在国家推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性悲剧的象征 在此后的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日本迎来了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战争景气”,制造业中重化学工业的比例迅速提高(为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同类现象相区别,可称之为“第一次重化学工业化”)。同时,日本也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为了与二战后的同类转型相区别,可称之为”第一次城市化”)。在这样的时代变化背景下,明治时期矿山业中发生的矿毒和烟害问题逐渐转化为制造业中产生的“工厂公害”问题。而这一时期,在日本化工业独立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 2 被称作“化学公害”的问题,这就揭开了战后日本化工业相继发生重大公害污染事件的序幕 该时期日本公害问题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公害”的发生,特别是当时被煤烟污染问题所困扰的大阪甚至被称为“烟之都”,市区里煤尘大量降落,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受害状况极其严重。据大阪市立卫生试验所的调查,从1912年到1913年,大阪旧城区一年降落的煤尘量约为每平方英里452吨,1924年到1925年上升为约493吨,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就增加了大约41吨。其降落的煤尘量,虽不及当时世界闻名的钢铁城市匹兹堡,却远胜于被剧烈的烟雾问题所困扰的伦敦。煤尘的大量降落致使城市居民到了夏季也不能开窗,贫民阶层生活环境更为恶劣,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面对如此严重的煤烟危害,开始出现要求解决问题的呼声。1925年,“大阪城市协会”建立,以此为基础于1927年成立了“煤烟防止调查委员会”。以大阪府和大阪市的行政当局和工厂主、卫生与燃料部门的专家为中心的、官民一体的防止煤烟排放的运动开始了。不过,受害最深的居民们并未参与到这一运动中。因此,该运动变成了仅仅关注燃烧方法改良的运动,并逐渐呈现出萎缩的态势,在向战时经济快速过渡的过程中,最终改变了性质成为“产业合理化运动”的一环。需要说明的是。“炯之都”大阪的情况仅仅是战前日本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在首都圈的东京、横滨和川崎 3 等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煤尘和煤烟问题 二战失败使日本的采矿业陷入停顿,煤尘和煤烟问题一度得到缓和。但战后复兴期的到来又使其死灰复燃。例如,山口县宇部市的市议会在1949年审议了该市因燃烧劣质煤而造成的煤尘问题。据检测,从1950年到1951年,宇部市每个月的平均煤尘降落量为每平方公里55.86吨。当地的报纸报道说,“宇部煤尘世界第一”。为了治理严重的煤尘,宇部市于1951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由企业、行政、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和市民组成的“宇部市煤尘对策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宇部模式”的母体。在“中原妇人会”的努力下,户烟市(现北九州市的户烟区)议会在1950年讨论了由日本发电(此后改为九州电力)中原发电所造成的煤尘问题,迫使该发电所装设集尘机。此外,在1952年至1953年的冬天,东京都心部和副都心部的高层建筑区的暖气锅炉排放黑烟,致使当地在白昼也“看不见太阳”。可以说战后东京的大气污染就起始于这种高楼暖气的黑烟问题。对此,东京都在1955年制定了“烟尘防止条例” 综上所述,从战前到战后复兴期的日本大气污染主要表现为四大矿山的“烟害”问题和城市的煤尘、煤烟问题 二、战后高度经济成长期的日本大气污染――关于石油燃烧产生的硫氧化物(SOx)问题 4 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后,日本大气污染的重心逐渐转向“白烟”(亚硫酸气体)问题。这也是发电和工业燃料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从煤炭转向石油的一种反映 众所周知,60年代以后全世界普遍出现了石油取代煤炭的趋势。而其背景在于石油的供给增大和价格降低。伊朗从1951年开始的石油开采权争端使该国石油开采量降至以前的1,30。因此,依靠国际石油资本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石油开采量迅速增加。1955年伊朗的石油暴动结束后,石油产量恢复,大量石油涌入世界市场,导致国际石油价格跌落,石油必须按墨西哥湾统一价格(gulf price)来定价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崩溃。加之,油轮大型化带来的运送成本大幅降低,原油价格持续下跌,加速了燃料从煤炭向石油的转换。在日本,1952年的原油输入量是443万千升,1960年达到3112万千升,1967年又激增至12081万千升(可参照表1)。另外,从煤炭向石油的转换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推动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以石油化学为中心的重化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因此。本节将简单回顾一下这种由重化工业部门的飞速发展而引发的大气污染问题的新的状况 图1呈现的是日本从1953年到1973年石油危机出现时一次能源供应的变化情况。1962年以前,“煤炭、焦炭等”类的供应量占能源供应总量的40,以上,但此后“原油、石 5 油产品合计”类的供应量超过了“煤炭、焦炭等”类的供应量。而且与此相对应,日本大气污染的类型也发生相应变化,从四大矿山的烟害和煤炭燃烧造成的煤尘、煤烟等问题变为由石油燃烧造成的硫氧化物(SOx)问题。 从50年代后半期(昭和30年代)到60年代后半期(昭和40年代)日本主要城市煤尘降落量的变化可参看图2。如图所示,尽管不同城市在达到高峰值时的时间和变化幅度有所不同,但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势,那就是煤尘降落量大概在1961年(昭和36年),1962年(昭和37年)的分界点后呈现出整体减少或者维持原有水平的状态。图3显示的是日本主要城市硫氧化物(SOx)浓度(年平均值)的变化。形成对照的是,1961,1962年以后硫氧化物的浓度开始急剧上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高度经济成长期的大气污染并非只发生在原有的工业地带和城市。为适应从战后复兴开始的新经济发展需要,日本提出并大力推动了以既有的四大工业带(京滨工业带、中京工业带、阪神工业带、北九州工业带)为核心,以“太平洋条形地带构想”为基础的建设“新产业城市”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即主要由石化产业造成的“联合企业公害”发生了,最早出现的典型案例就是“四日市公害” 1955年,城市居民的哮喘病在四日市石化联合企业带流行开来。这种“四日市哮喘”被列为象征战后日本大气污染问 6 题的四大公害病之一。四日市污染引发危害最早表现为1955年的“臭鱼”问题,三重县为此专门设立了“伊势湾污水调查对策推进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会”。经过1960年和1961年的调查发现,“臭鱼”问题是由诸如石油加工厂等石化系统的企业排放污水造成的。在1959年成立的第一联合企业(盐滨联合企业)的周边地区,噪音、煤尘、恶臭、刺鼻等问题接连发生。当地的三滨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盐滨中学和原四日市商业学校等都因恶臭而妨碍了上课,即便在夏日教室也不能开窗。1960年,四日市行政当局设立了“四日市市公害对策委员会”,委托三重县立大学医学系的吉田克己教授和名古屋大学医学系的水野宏助教授对大气污染问题进行调查。根据该项调查,该市煤尘降落量为月均每平方公里14吨左右(最严重的地方达到了每平方公里30吨),比当时的名古屋市和神户市还要严重 燃油造成的硫氧化物排入大气,就会造成污染。受此污染影响最大的当属矶津地区。该地区每天的二氧化硫(SOx)浓度为5.44mg,100cm3,远远超过了川崎市(3.69mg)和名古屋市(1.43mg)。从对三滨小学130名儿童的调查结果来看,八成以上的儿童发生了刺鼻、头痛、喉咙痛、眼痛和呕吐等身体异常症状 通过对发生此类身体异常的地区和污染物降落量的相关关系的调查研究,发现二氧化硫(SOx)与过敏性疾病之间具有不容忽视的关联。另外,在第一联合企业(盐滨联合仓业) 7 投产运营后的第二年,盐滨和矶津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儿童和中老年人中,支气管哮喘等慢性肺梗塞的患病率就开始迅速增高 这种状况不只局限于四日市联合企业带,在北九州工业带、大牟田工业带、水岛联合企业带、尼崎工业带、大阪两淀川工业带、中京联合企业带、京叶联合企业带、京滨联合企业带等日本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业带都发生了类似情况。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后,主要以这些工业带为对象的、要求进行损害赔偿和禁止污染源排放的一系列的“大气污染公害诉讼”登台了 三、针对固定污染源的大气污染对策及其评价――以限制硫氧化物(SOx)的举措为重点 硫氧化物是这一时期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那么,具体是哪些措施?而今天该如何评价?本节将聚焦于此进行一历史省察 针对大气污染,日本早在1962年就制定了专门法规《关于限制煤烟排放等问题的法规》(《煤烟限制法》)。在此法规中,“煤烟”(煤、其他粉尘和SOx)、硫化氢和氨等对人体有害的特定物质第一次成为法律限制的对象。该法规还根据每个核定的大气污染地区的不同情况和“煤烟发生设施”的不同种类制定出不同的排放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要求装置“煤烟发生设施”必须“事前申报”,都道府县知事(以及政令指定城市市长)可以勒 8 令那些“煤烟”排放超标企业进行结构改革。不过,该法规设立的实际限制标准极为宽松。就二氧化硫(SOx)的排放标准而言,宽松到了将硫磺含量达到3,3.5,的C重油的燃烧气体不经处理就排放出来也足以达标的程度。这比1934年住友金属矿山为解决别子烟害问题而设立的标准还要宽松。因此,该法规对当时由硫氧化物排放造成的严重大气污染的治理基本上毫无效果可言 表2显示的是东京、横滨、川崎、大阪、四日等城市在1962年至1969年的二氧化硫(SOx)浓度(年平均值)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虽然1962年《煤烟限制法》开始实施,但此后的大气污染状况却丝毫没有改善。1968年,《大气污染防止法》出台,翌年,日本首次制定出二氧化硫(SOx)的环境标准值,即“每小时的年均值不得超过0.05ppm”(从WHO公布的影响人类健康的安全值来看,这也是极为宽松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60年代后半期,日本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不能达标 1967年,日本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旧)》,1968年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止法》,《煤烟限制法》随之作废。在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止法》中,原来针对各个“煤烟发生设施”的排放浓度分别予以限制的“个别限制”方式被所谓的“K值限制”‘方式所取代。“K值限制”是根据“煤烟发生设施”的排放口(即烟囱)的高度来决定排放许可量的方法。每个“煤烟发生设 9 施”每小时的硫氧化物(SOx)排放许可量(O)可以按以下公式来计算,Q=K×10-3He2。在此公式中,Q为硫氧化物的排放许可量,K为根据地域差别确定的常数值,He是修正后的排放口(有效烟囱)高度(烟囱的实际高度+烟雾上升高度)。根据政令,K值在不同的地区被设定为不同的数值。通过降低这个数值可以强化限制的程度 为何要采用这种“K值限制”方法呢?因为,如果仍坚持原有的办法,即使每个“煤烟发生设施”的排放浓度都达到限制标准,但如果“煤烟发生设施”过度集中,就会在局部地区造成高浓度污染,而四日市联合企业带就是这种在局部地区出现高浓度污染的典型。因此,当时的考虑是要减轻日趋严重的大气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就不仅要限制各个“煤烟发生设施”的排放浓度,更重要的是根据地形和风向等地理和气候条件限制大气污染物的“着地浓度” 但是,当时并未考虑怎样减少污染物的总量,而实际采用的是存在很大弊端的“稀释扩散”理论。这种“稀释扩散”理论的弊端在于,“有效烟囱”的高度(He)在“K值限制”方式中具有决定意义。也就是说,即使相当严格地设定K值,但只要增加了“有效烟囱”(He)的高度,更大的污染物排放量(O)也会被容许。实际上,“K值限制”方法被采用后,重化工业联合企业带在受到相对严格的K值限定的同时,开始加大向“高烟囱化”的投资(可参照表4),造成高达100米甚至200米的高 10 大烟囱林立 的特异景象。这种增加烟囱高度的做法,不仅使根据区域限定K值的方法失去意义,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硫氧化物(SOx)在更大范围污染大气的严重后果。其实,在当时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已经出现了硫氧化物高空排放造成酸雨危害扩大的问题。因此,只要当时对此稍微留意,就会清楚“高烟囱化”的局限性及其导致的消极后果 当时采取限制主要大气污染物――硫氧化物(SOx)排放的措施,不管是对单个“煤烟发生设施”的排放浓度进行限制,还是其后的“K值限制”,基本上都停留在“浓度限制”这一层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此,一些针对如何减少硫氧化物(SOx)排放总量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开始出现。其一为“原料和燃料低硫化”,意在减少所用原料或者燃料中的硫磺成分,也被称为“入口对策”。其二为“排烟脱硫”,旨在向大气排放时除去硫氧化物(SOx),也被称为“出口对策”。其三是“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这是更具根本性的措施 首先,在落实“原料和燃料低硫化”方案时,日本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1、进口原油低硫化,2、火力发电厂使用低硫重油,3、推广使用重油脱硫技术等。关于措施1,继1969年出台了二氧化硫(SOx)的相关环境标准后,“综合能源调查会”的“低硫化对策部会”(当时为通商产业大臣的咨询机构)还对供应低硫燃料的方案进行审议并提出报告。表3中呈现的是从1965年至1980年日本输入原油中硫磺平均含量的变化 11 从中可以发现,1970年以后输入的原油具有“低硫化”特点,特别是“非精制用”(即燃料用)原油在1974,1975年之后迅速“低硫化”。日本在1974年再次对《大气污染防止法》进行根本性修订(之前在1970年和1972年也进行了重要修订),在全世界首次采用了对硫氧化物(SOx)进行“总量限制”。“总量限制”指的是,依照环境标准值计算出指定区域容许排放的污染物总量,通过强化对个体排放源的限制使该区域的排放总量低于计算出的容许排放总量。对那些通过实施以前的污染防止方式(“个别限制”和“K值限制”)但硫氧化物(SOx)排放仍不能达标的区域,在国家标准出来后,由其都道府县知事(以及政令制订城市的市长)按法律规定计算出该区域容许排放总量,并制定执行把排放总量减少到容许总量之下的具体计划。1974年后,指定需要进行“总量限制”的区域逐渐扩大到全国范围。这一措施在日本实现硫氧化物(SOx)大幅减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措施2的实施始于1964年横滨市与电源开发股份公司签订的《公害防止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电源开发股份公司向横滨市承诺在矶子煤炭火力发电站改用低硫重油作为补充燃料。这一措施对暂时、局部降低污染浓度极为有效,也为其他地方自治体所采用 在措施3方面,第一个重油直接脱硫装置于1967年9月在千叶制油所装设并投入运行,翌年又开发了间接脱硫装 12 置。1969年1月,在四日市联合企业带设厂的大协石油建成了新型重油脱硫装置,从硫磺含量达3,的原油中大量制造出含硫量为1.7,的低硫重油(生产能力为2260吨,天)。随后重油脱硫装置迅速普及到全国(参看表4)。重油中的含硫量由1966年前的2.60,,降到1970年的1.93,,1973年进一步降至1.43, 其次,“排烟脱硫”方案的实施是从1970年开始正式进行设备投资的。从表4中可以看到从1970年至1980年日本为防止硫氧化物排放而进行的公害防止装置的生产额情况。其中,1974年排烟脱硫装置的生产额一举提高到前一年度的4倍。由此可见,采用“总量限制”方法的《大气污染防止法》1974年修订版在日本大气污染治理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三,“促进能源节约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案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0年代的世界经济遭到两次石油危机的重创,日本经济受伤尤甚,不得不急切地寻找对策。如上所述,根据1974年的《大气污染防止法》的修正而实行的“总量限制”方案,正是与这种寻求石油危机对策的时代相重合。在这种条件下,与其说是“公害对策”不如说是“节能政策”在70年代后期受到了更多重视,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日本政府在1975年度推出了对节能投资项目的大幅特别优惠减税制度(特别补偿制度等),此后又多次对其适用范同进行扩充。另一方面,尽管有这样的优惠政策, 13 大量消费石油的重化工业还是沦为了“结构性萧条行业”。80年代以后,日本产业结构本身的转型也开始加速。当时出台的针对石油危机的举措在降低日本经济对石油依赖的同时,也很幸运地对大幅减少石油燃烧产生的硫氧化物排放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上略述的三项举措分别对减少硫氧化物排放量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森田恒幸(国立环境研究所)曾经对“日本大气污染的经验”作过深入分析,参看图4 图4显示,日本硫氧化物的实际排放总量在6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约500万吨),以1973年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4年采用“总量限制”为分界线,此后开始呈现出迅速下降的趋势。到70年代,降低至约100万吨,80年代继续下降,到90年代以后降至约50万吨,只有高峰期的1,10。对减少硫氧化物贡献最大的是“更换燃料”(相当于前述的“原料和燃料低硫化”)(约为43,),其次是“节省能源”(约为24,),再次是“产业结构转型”(约为20,)(这两种相当于前述的“促进节约能源和向污染低的产业结构转型”),最后是“排烟脱硫”(约为12,)。这虽然只是一个估算结果,但也可以认为,关于日本在70年代后如何实现大幅度减少硫氧化物排放这一问题,它给出了一个准确的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排烟脱硫”是一种“管道末端处理型”(end of pipe)的治理方法。虽然在设备上投入 14 了巨额资金。但实际效果却比预期的要小得多。相反,作为根本性的举措,采用“清洁能源”(cleaner energy)和“清洁生 产”(cleaner production)以及“清洁产业”(cleaner industry)的 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通过采取上述举措,日本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硫氧化物排放引起的大气污染得到了明显改善。图5反映了日本从1970年至2005年全同二氧化硫浓度的变化情况 四、对硫氧化物(SOx)排放的限制及其相关政策――结合几个重要的政治经济背景进行讨论 战后日本面对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严重大气污染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但是,这些政策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了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多种阻力和抵制 在日本高度经济发展时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期,席卷全国的、以反对公害为宗旨的市民运动和支持这一运动的社会舆论以及对此进行积极推动、公正报道的新闻界都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这是限制污染物排放取得成果的最重要政治经济背景。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淡到一个典型事例。因遭到当地居民从1963年到1964年的坚决抵制,跨越三岛市、沼津市、清水町三地的石化联合企业带建设计划最终被放弃。这一事件对60年代后半期席卷全国的抵制公害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日本政府也不得不给予足够重视,并于1964年设立了“公害对策联络 15 会议”,1965年在同会设立了“产业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但是,此《公害对策基本法》在实施公害对策的同时,加入了以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优先为基础的“与经济相协调”的条目,公害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加严重。公害反对运动和相关的舆论不但没有沉寂下来,反而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1970年12月,日本召开了“临时国会”(当时被称为“公害国会”),修改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删除了“与经济相协调”的条日,还集中审议并通过了有关公害问题的14部法案。在这一过程巾,口本新闻界(全国新闻和地方新闻)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限制硫氧化物(SOx)排放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可以认为是反对公害的市民运动和社会舆论相结合的结果 第二个重要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具有革新性的地方自治体(当时被称为“革新自治体”)借反对公害的市民运动和社会舆论高涨之势在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期卡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对日本大气污染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新自治体”的出现与1950年发足的、蜷川虎三知事领导下的京都府府政革新有所不同,它发端于飞鸟田一雄在1963年出任横滨市市长。琶鸟田市长领导的横滨市政府在1964年与电源开发股份公司签署了《公害防止协定》,这在日本是第一个在治理污染中发挥“地方自治体主导权”方面,横滨市扮演了公害行政先锋的角色。1967年出任东京都知 16 事的美浓部亮吉领导的东京都政、1971年出任大阪府知事的黑田了一领导的大阪府政与同年出任川崎市市长的伊藤三郎领导的川崎市政等都成了“革新自治体”的代表。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面,这些“革新自治体”先于中央政府,通过了地方自治体层面的条例和纲要等,推出了独自的公害对策。特别是1969年制定的《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体现了就算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是极为先进的理念和措施。发挥“地方自治体主导权”是战后日本公害行政演进史中的一大特色,它充分发挥了地方自治制度在推进公害对策和环境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第三个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背景是。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提起了一系列公害诉讼,到70年代初期原告方纷纷获得胜诉。这些判决在公害防止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战后日本出现过“四大公害裁判”,分别是1967年6月新泻水俣病第一次诉讼、1967年9月四日市公害第一次诉讼、1968年3月痛痛病第一次诉讼和1969年6月熊本水俣病第一次诉讼。在这些公害诉讼的审理和判决过程中,逐步确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在日本,这些法律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例如,就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言,通过1972年7月四日市的公害判决,以流行病学知识为基础,确认在硫氧化物污染与身体健康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关联共同性”的原则,作为被告的联合企业带中的企业群 17 体(复数的同定污染源)被判具有“共同违法行为”,预测污染物对居民健康的危害被视为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履行的义务,如果忽视这些义务就等同于过失行为,就会被法庭判定必须进行损害赔偿。另外,虽然没有受到直接指控,但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体在制定地区发展政策的过程中,提出了建设重化工企业联合带的计划并予以推动,地区开发政策在规划布局方面存有的重大过失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在四日市公害审判的影响下,《大气污染防止法》在1972年被部分修正,增列了一些新规定,例如,只要污染带来的危害超过一定容忍限度的既成事实得到确认,即使它没有被认定有过失行为,也会被追究责任,并被要求进行损害赔偿,这一点在大气污染防止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个重要的政治经济背景是,日本建立了在国际上独具特色的、在公害审判中提出并得到实施的、对公害受害者进行救济和补偿的制度 就由硫氧化物引起的大气污染造成的危害而言,饱受公害之苦的四日市从60年代初期就推出了具体的救济和补偿办法。该市于1965年接受了四日市医师会的提案,开始实施向公害健康受害者提供医疗补助费的制度。1969年,日本制定了《关于救济公害健康受害者的特别措施法》(《救济法》),规定要对大气污染引起的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患者的医疗费中须由个人支付的部分(如国民健康保险等 18 医疗保险中应由患者本人承担的部分)实施补偿。至于赔偿费的来源,该法规定,相关的事务费用由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负担,医疗费、医疗津贴、护理津贴由企业界负担一半,另一半则由国家和地方自治体来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界的费用负担只是基于“社会性的责任和义务”,并没有与民事责任结合起来。受到前述公害诉讼判决的影响,1973年,日本进一步制定了《与公害健康损害补偿等相关的法律》(《公健法》),并于1974年9月开始实施。《公健法》规定,在大气污染危害的第一类指定区域(严重受大气污染影响而疾病多发的地区,但1988年3月被全部取消),“损害补偿费”(包括,疗养补贴或疗养费、身体障碍补偿费、遗族补偿费、遗族补助费、儿童补偿津贴、医疗津贴、由葬礼和祭奠等费用构成的“补偿性补贴”)通过“课征金体制”筹措财源,即根据硫氧化物(SOx)的排放量征收相对应的“污染负荷量课征金”。此征收体制到底有什么意义和效果呢?或者反言之,有什么问题和局限性呢?可以说,有必要尝试重新对此进行历史性和理论性的验证。但无论如何,《公健法》和其他有日本特色的损害补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降低硫氧化物(SOx)排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日本通过限制硫氧化物(SOx)排放来治理大气污染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关于这些政治经济背景还望他日有机会作更进一步的论述 19 责任编辑,郭秀文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