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二

试论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二 试论法律解释方法的种类二 结合沈宗灵的分析:笔者认为这里应注意，法律条文中经常使用专门的法律术语，不同于人们通常的 用语。例如“罚金”与“罚款”在当代中国的法律中是有严格区分的(罚金是一种刑罚，而罚款则是一种行政处罚)，但在日常语言中有时却是通用的。当然法律是在社会中适用的。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应考虑到用语的社会通用性。例如法律中经常使用“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不得扰乱社会秩序”等语句，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故在适用时必须考虑到一般社会成员的理解。再如“善意”在法律上不是指慈善心肠，而解释为“不知情”;“不动产”， 在法律上不仅指土地，还包括土地上的定着物，而所谓定着物，也有其功能性及经济上的意义;“危险负担”不是指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而解释为“价金损失”。再有，法律条文中的语言可能是有变化的。例如“投机倒把”这个词的含义在当代中国已几经变化，在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体制下是一个贬义词，泛指带有盈利性的经商活动，近年来已发展到仅指现行法律规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当然，语法解释也应注意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如解释时不可轻易改变或相互矛盾。最后，语法解释通常称为“法律本身如何说”，而不考虑立法意图，但有时需要与以下讲的逻辑解释、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结合起来，否则就可能会断章取义。 2.黄金规则的方法 “黄金规则” 可理解为对文理解释原则的修正。根据黄金规则，一般来说，法律条例应按其字面的、文字的最惯用的意义来解释;但这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有一种例外情况，就是如果按字面意义的应用会在某宗案件中产生极为不合理的、令人难以接受和信服的结果，而且我们不能想像这个结果的出现会是立法机关订立这法律条文时的初衷时，法院应采用变通的解释，毋须死板地依从字面上的意义，借以避免这种与公义不符的结果。黄金规则限制了文理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可算是一种中庸之道。但是黄金规则也有其本身的缺点。例如，对于案件中结果达致何种不合理或不公正性程度才足以排除文理解释的适用， 便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不找到客观标准。此外，在排除了文理解释后，究竟应采用什么准则对有关法律条文进行非文理解释，黄金规则并没有提供指引。 这一类型的解释方法又可细分为反对解释(又称反面解释)、补正解释(又称补充解释)、类推解释、合宪性解释和社会学解释。这里我简单对前三种解释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反对解释(又称反面解释)，就是根据法律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又如《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同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如果不知道该约定的，那么就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这也是一个反对解释。张明楷认为: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补正解释(又称补充解释)，就是在法律条文发生错误时，统观法律 全文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安全文明施工及保证措施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实施方案创建安全文明工地监理工作情况 加以补正，以阐明法律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张明楷认为: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 类推解释又称为类推适用和比照适用，有的学者又称其为“类比推理”。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一般是不适用类推的。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类推适用，存在多年后被1997年刑法所取消，原因就在于在刑事领域如果适用类推解释，以一定的政策、公理和衡平的需要为基础对一个规则进行类推，而不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而在民事领域，为保证法律适用的公正，维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法律公正，一般允许类推。如《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 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但从总的来看，这种解释方法在许多国家都是不受鼓励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律推定和法律拟制。相比之下，法律拟制的概念更为重要，法律拟制在民事和行政法律领域是指是指基于公益的需要，对某件事实存在与否，依据政策、公理加以拟定。如向政府某部门提出某一申请，在规定时间内未得到答复，有时法律规定“视为”同意。相类似的问题还见于合同和继承、公司和合伙企业转让股份等民商事法律领域(需要区分的是，前述的法学基本理论上的“法律拟制”的概念，与民事亲属法上的“拟制血亲”以及民事主体法上的“拟制法人”，完全是两码事)。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学则将其称为“答辩失权”理论，这一理论在现行的行政复议法中也有体现。在刑事法律领域，法律拟制的情形:如2007年司考试题:丁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刑法》第196条第三款的规定，按照盗窃罪处理。这是将本来的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情形按照盗窃罪来处理，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法律拟制，不符合吸收犯的要求。如何理解上述说法?我国刑法学家张明楷在《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中写道:“如果行为人盗窃信用卡但不使用，那么，被害人就不会遭受财产损失，故不能认定行为人盗窃了信用卡所记载的财产;信用卡本身作为有体物，其价值也不可能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故不能认定盗窃信用卡本身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既然盗窃信用卡本身并不构成盗窃罪，也不触犯其他罪名”，也就无法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属于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吸收犯或者牵连犯，因为吸收犯或者牵连犯的成立首先必须要有数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 3.历史解释 胡土贵认为，历史解释是指从法律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制定的历史背景或者把该项法律规范同已经废止的旧法律规范进行对照、比较，来阐明法律规范的含义。 葛洪义认为，历史解释是指通过研究立法时的历史背景资料、立法机关审议情况、草案说明报告及档案资料，来说明立法当时立法者准备赋予法律的内容和含义。 张骐认为:历史解释是指通过研究有关立法的历史资料或从新旧法律的对比中了解法律的含义。有关立法的历史资料包括:关于制定法律的提案说明，关于审议法律草案的说明，关于讨论、通过法律草案的记录和其他有关文献等。进行历史解释的目的，主要是探求某一法律概念如何被接受到法条中来，某一个条文、制度乃至某一部法律是如何被规定进法律体系中来，立法者是基于哪些价值作出决定的。 在主观说盛行的时期，这种方法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现在，历史解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有学者讲:“现在它的主要任务，与其说在终局地决定法律的内容，不如说是在划定法律解释的活动范围。”(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三版)，台湾地区1993年版，第309页)文义解释也有划定解释范围的功能，即解释不应超出字面含义可能覆盖的范围。历史解释是在文义解释划定的范围内进一步限定，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上确定法律的含义。 对于历史解释，这里举例如下: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只是在高度危险作业种类中增添“高速运输工具”、并从免责事由中删除“不可抗力”一种，根据立法者消极意思的推断可解释为:将不可抗力排除于免责事由之外，亦即该条之立法本意为仅以受害人故意为唯一免责事由。王三秀也曾举一实例:古代强调“有罪推定”，近代开始强调“无罪推定”，这一转变的缘故就是近代以后的立法者更注重保护人权的结果。 4.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又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张骐认为这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中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在普通法系的国家，有所谓“整体性规则”，即法律应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以避免出现内部矛盾。在解释学上，有解释循环的现象。体系解释即遵循这一原则所进行的解释。首先，应综合考虑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表述法律的时候，为了使法律条文简洁、清晰，会使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规则)，诸如:确定性规范、委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在解释法律条文的时候，也应考虑到它们的照应关系。其次，应当考虑法律条文在情事上的同类性或 一致性。比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是有关产品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的规定，那么，其责任性质是过错责任还是严格责任?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出，它被立法者归入特殊侵权责任一类，特殊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再次，应当运用法条竞合的规则解决可能出现的法条之间的矛盾。有时，法律体系中会出现两个以上的法律条文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而这些条文之间彼此矛盾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运用有关法条竞合的规则解决矛盾。其中包括:高位阶法优于低位阶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等。 葛洪义和胡土贵将体系解释分为逻辑解释和系统解释两种。 葛洪义认为，逻辑解释是指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分析法律规范的结构、内容、适用范围和所用概念之间的联系，以保持法律内部统一的解释方法。法律文件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法律概念、法律条文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也是法律确定性的保证。这种法律内部的逻辑联系是对法律进行逻辑分析的基础，相应地，用逻辑的方法分析法律也就是阐明法律内容的手段。系统解释则是指将需要解释的法律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联系起来，从该法律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的关系、该法律条文在所属法律文件中的地位、有关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联系等方面入手，系统全面地分析该法律条文的含义和内容，以免孤立地、片面地理解该法律条文的含义。 胡土贵认为，逻辑解释是指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通过对法律的结构内容、适用范围和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的分析，来说明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含义;系统解释是指把所解释的法律规范联系其他法律规范，联系它在法律制度、部门法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明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含义。胡土贵的定义与葛洪义的相比，大同小异。 沈宗灵认为体系解释是指不孤立地从个别法条的文义，而联系到这一法条与本规范性文件中其他法条，以至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关系来考查这一法条的含义，也就是说从这一法律的整体解释。有的法学作品中所讲的系统解释实际上也就是指逻辑解释。 历史解释主要是从有关立法的历史资料或从新旧法律的对比中了解法条的含义，体系解释则主要从现行法律的整体来解释法律。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体系解释，笔者在这里再介绍几个例子。一是2008年司考卷一第6题:在一起案件中，主审法官认为，生产假化肥案件中的“假化肥”不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中的“产品”范畴，因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对“生产假农药、假兽药、假化肥”有专门规定。本案中法官将《刑法》第140条中的“产品”与第147条联系起来理解，是将第140条纳入整个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解释的体现，正是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因此，属于体系解释。二是我国《刑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都适用本法”;第二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从系统解释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船舶或者航空器并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内”，而只是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结论。三是学者王三秀曾举2个实例:《选举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具有选举权，根据逻辑解释即可理解为“不满18周岁的公民不具有选举权”;再如，对人身权与财产权的理解，根据系统解释，就需要把涉及某一个方面的各种法律规范联系起来进行解释。 5.目的解释 张骐认为目的解释是指从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来解释法律。这里讲的目的不仅是指原先制定该法律时的目的，也可以指探求该法律在当前条件下的需要;既可以指整部法律的目的，也可以指个别法条、个别制度的目的。按照这种方法，在解释法律时应当首先了解立法机关在制定它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然后以这个目的或这些目的为指导，去说明法律的含义，尽量使有关目的得以实现;如果由于社会关系发展变化，原先的立法目的不适应新的社会情势的需要，按照自由解释的态度，解释者可以根据需要确定该法律新的目的。 许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第一条往往写明了该法的立法目的，这是一种明示的法律目的;有些法律目的以宪法原则或基本法律的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体系化的法律目的或法律价值，像人权、平等、诚实信用等等。为了确定法律的目的或者为了发展法律的目的，解释者需要考虑比法律条文本身更广泛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势、公共政策、各种利益等等。相对于其他集中解释的方法，目的解释赋予解释者更大的自由解释的空间。解释者不必拘泥于条文的字面含义;如果条文有缺陷或漏洞，解释者可以进行修正或弥补。在出现法条矛盾而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不能奏效时，目的解释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发现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道路，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 沈宗灵认为目的解释是指从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来解释法律。这里讲的目的不仅是指原先制定该法律时的目的，也可以指探求该法律在当前条件下的需要，也就是说，原先的目的已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前需要，因而通过法律解释使其符合。 学者王夏昊将目的解释分为主观目的解释(又称立法者的目的解释)和客观目的解释两种。笔者认为这一划分的思想渊源是法律解释学上的“主观说”和“客观说”之争。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指解释者通过法律解释所要探求和阐明的法律意旨。然而，这个法律意旨究竟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主观意思，还是存在于法律中的客观意思，在法律解释学上存在“主观说”和“客观说”之争。“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论，肇自18世纪德国普通法时代，迄至今日，仍然针锋相对，尚无定论。就整个发展趋势而言，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偏重主观说。主观说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应当是“探求历史上的立法者事实上的意思，亦即立法者的看法、企图和价值观”。主观说的理由是:(1)立法行为是立法者的意思行为，立法者通过立法表示他们的看法和企图，借助法律实现所追求的社会目的。这些目的在法律解释中应当表现出来。(2)立法者的意思是一种可以借助立法文献加以探知的历史的事实，只要取向于这种能历史的被探知的意旨，司法机关的审判或决定便不会捉摸不定，从而可以保证法的确定性。(3)依据权力分立的原则，司法机关应当依照法律审判或决定，而法律则只能由立法机关来制定。所以，立法者的意思应是法律适用中的决定性因素，法律解释也应以探求立法者的意思为目标。在今日随着民主宪政的发展，客观说开始占据上风。 客观说认为，法律自从颁布时起，便有了它自己的意旨，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探求这个内在于法律的意旨。客观说主要的理由有四:(1)主观说所讲的一个具有意思能力的立法者并不存在。法律从起草、制定历经各种机关，这些机关的意见并不一致，并且他们各自的意思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很难确定到底谁是立法者以及立法者的意思。(2)法律一经制定，就确立了它的法律思想，并与立法者脱离了关系，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立法者在立法时赋予法律的意义、观念及期待，并不具有拘束力;具有拘束力的是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内部的合理性所要求的各种目的。这些合理目的，也常常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法律解释的任务是在法律条文的若干种可能的语义解释中选择现在最合目的的解释。(3)法律与立法者的意思并不是一回事。作为审理案件依据的法律规范常常是从同时或先后颁布的不同的法律章节、条文中摘取或归纳出来的。法官审理案件并非简单到从现行法中抽取出条文作为依据然后就可以判案，而是有一个寻找法律并将它们组合起来的过程。(4)坚持客观说可以使法律解释适应变化的现实，实现法律解释补充或创造法律的功能，有利于提高法的确定性。如果法律解释以立法者的意思为基准，人们就不得不求助与普通人难以接触到的庞杂烦琐的立法资料，人们将会被这些资料所淹没，而不是发现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