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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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论文
鲁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
姓名:孙琰
:硕士 申请学位级别
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指导教师:陈冠明
20080612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 要
本文通过统计自唐代到清代部分诗歌选本中选录韩愈诗歌的情况,联系当时的社会
环境、文化环境及相关评论家的言论,对韩愈诗歌在选本中的接受状况做了初步的总结
和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借鉴了世纪、年代德国“接受理论”的有关范畴,
以中国古代传统而独具意义的诗歌选本为载体,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以纵向、横向两
条脉络贯穿其中,对韩愈诗歌的诗学史地位、代表性的体裁、题材、风格、流传名篇进
行归纳。
本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论述选本的接受机制和研
究意义,选本对于韩愈诗歌研究以及“韩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却一直较
为薄弱。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明代以前和明、清两代选本的接受情况,其中前者为本文
的第一章,涉及唐、宋、元时期的选本;明清两代,由于选本众多、意义重大,因此,
在纵向梳理的基础上,又采用细致分类、单独列章的方式,分别从“以人选诗、“以体
选诗、“以事选诗、“以时选诗’’和“普及性选本五个角度,进行横向分析,为二、
三、四章;同时,《琴操》十首由于在体裁、风格和接受上独具特点,进行个案分析,
列为第五章。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结语》部分。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韩愈诗歌的基本特色到晚唐选本中已得到初步确定;
到了明代,由于了辨体体思想的影响,韩愈诗歌,特别是某些具有“破体、“变格色
彩的诗歌,在选本中都受到了冷遇;明末清初,在突破“四唐一和“唐宋局限的趋势
下,选本产生多种接受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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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清代统治者“诗教的提倡下,韩愈诗歌中关注
社会人生、关注显示政治的内容因素被广泛发掘,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得到承认,表现在
诗歌选本中,一方面是入选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大家地位
被明确揭示出来。
选本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鲁迅先生曾说:
凡是对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
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本文以中国古代的诗歌选本作为研究载体,不仅是对选本研究价值的重视,而且以这一
独特的角度研究韩愈诗歌,是将韩愈研究引向广泛、深入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本文的意
义所在。
,‘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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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探讨、分析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有:王安石在《四家诗选》
将杜甫、李白与韩愈三人作为宋诗创作的榜样,改变了宋代自欧阳修以来“谓韩吏部绝
伦的接受倾向,对于韩愈诗歌在宋代经典地位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明代选本《唐诗
品汇》以“四唐”和“九目”相配合,将韩愈古体诗列为“正变,近体诗列为“接武”,
实际上在“四唐分期中将韩愈归入了“晚唐’’,在“诗必盛唐的接受风气下,影响
了韩愈诗歌的广泛接受;另外,通过与现当代选本和文学作品选相对比,确定了清初普
及性选本以《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为代表在韩诗名篇中的作用。
关键词: 韩愈诗歌 选本 接受 《琴操》十首 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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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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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韵。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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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夕日
导师签名:掣嗍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引言 选本接受与韩诗研究
第一节选本及其接受机制
接受理论是世纪年代末、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文学研究范 式,是以现代阐述学和现象学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与现实的读者为中心,以文
本的接受
历史和读者对本文的审美反应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流派,倡导将研究注意力从“作者
??文本转移到“文本??读者,也就是说,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文学作品意义
的完成,是由创作和接受共同完成的,因此,关注读者的接受,对于研究某一作家、作
品,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选本或称选集,顾名思义,就是经过选择的或选择过的文本,从接受理论
就是指在特定文学氛围中产生的、凝结选者本人接受思想和接受的角度说,
倾向的文本;
而编选选即选者的接受观,对于其他读者,更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在本的人,
我国古代,
曾出现过一系列诗歌选本,这些选本以其独特的接受机制反映并对当时的文学风气和社
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
而包罗诸作,固然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
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因此研究选本,就为探索诗歌接受观以及具体诗人、作品的接受观变化提供了研究
的依据。本文正是以诗歌选本为载体,探讨唐代诗人韩愈在诗歌接受史中地位的变迁,
以及选本对其代表诗歌作品、风格的认定。
其一,选本作为一种接受方式。
我国古代出现了一系列散文、诗歌或诗文通选的选本,这些选本一般采用以“选
和“排为主,以序跋、评点为辅的表达方式。
以“选”作为诗歌接受的手段,具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作
用。正是首先通过“选’’的形式,选本以自己的眼光对前人作品汰芜取精,除劣择优;
而作为一种接受方式,在选录历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选家不仅会继承或修正、发展前
代的接受理论,反映当代的文学接受风气,而且总是以个人的眼光加以筛汰和选择,带
有选者个人的接受倾向,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谓:
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
。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清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年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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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瓠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方回
尚生拗,《瀛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所录即多高华
之制。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
之学识。?
其中所谓“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也正如清人吴乔在评论明代选本:古今诗删》
李攀龙编选和诗归》钟惺、谭元春编选时,所指出的“于鳞选之,惟取似于
鳞者;钟、谭选之,惟取似钟、谭者。
因此,从每种唐诗选本的选目上,即这本选本选了哪些诗人,选了这个诗人的哪些
作品,数量如何等,都可以看出这个编者的基本倾向;而某个诗人或诗人的某一诗体在
后代文学环境中的升降起伏和兴衰起落,也可以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得出结论。这就是将
选本作为一种文学接受方式研究的意义所在。
除此之外,“排”也可以表达特定的接受观点,如以作家、年代、体裁等为序,于
细微之处体现选者的用心。相对于“选与“不选,排列顺序的先后是隐性的接受手
段。
其二,选本有其特殊的接受机制。
一、选本除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接受功能之外,还具有“自著一书一的创作功能。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其中的“赋’’,实为通过选取特定的诗歌来表达一己之志,
是对诗歌原有意义的重塑。但这种“赋”主要应用于外交应酬,且多为“断章取义,
只重字面意思而不需理会诗的全义,且可以选择的范围较少,意义也较为固定;另一方
面,由于当时诗乐未分,言志是通过演唱方式完成的,“所重在声,取义甚少,其对
诗歌本身的文学性并不重视,所以,“赋诗言志尚不能完全归入以“选来表示文学
接受的范畴。
一般来说,选家在选古人诗的过程中,总会寄寓自己的情感或某种目的,使古人诗
与选者的意图产生共鸣,从这种意义上说,选者已经部分的参与到诗歌的创作中了。清
初王夫之曾这样描述过读者的接受机制:
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出以四情之外,以生其四情,
各
以其情而自得。
又说:
。清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中华书局年版,上、中
。清吴乔,‘围炉诗话》,‘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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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以选本而言,王夫之所谓的“各以其情而自得和“各以其情遇”,即指选者首先作为
接受者,根据作品提供的空旷结构与思想情感脉络,以自身的理解为依据,对之进行一
种“自得式的解读,做出独到的发现和创造。这种独特的“创作态度,即钟惺所说
的“内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圆
选者以自己的“创作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服务,响应文学发展的潮流,同时进一步
影响读者的接受。选本发挥其“创作”功能,首先在于有意识地提供一种“示范’’,“以
为学唐诗者之门径”。当代学者、《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没有给“选本”下过完整的定
义,但古人对其功能却已经有了确切的描述: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
是采搪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于
并明确指出其作为“示范”的作用,即“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
奥,而取则焉。’’
许多选家将这种作用应用于对儿童乃至成人的诗歌教育中,如作为启蒙教材,有清
代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为科举考试服务,有清代毛张健的《试体唐诗》、纪昀的《唐
人试律说》等。可以说,除少数选本宣称“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外,绝大
多数的选本都有意识地要为后代学诗者提供“取则”的范本。许多选本历经几十年而成,
如顾陶选《唐诗类选》历经三十年??“余为《类选》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觉老之将
至。高棵于明洪武二十六年??三十一年间编选《唐诗品汇》九十卷;
此后,又增选《唐诗拾遗》十卷,其动机在于求全、求精,自称“切虑见知之所不及,
选择之所忽怠,犹以有没古人之善者。沈德潜于康熙五十六年编选《唐诗
别裁集》,四十六年后乾隆癸未,又进行重订,增入数家,并选“五言试帖’’,
其目的在于为科举考试提供“范文’’:“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
闱者导夫先路也。一都体现了选者对完善选本示范作用的自觉追求和用力之深。
上述所谓“创作,采取的是“选而不作”的方式,在选诗的过程中辅以评点、序
?同上,
口明钟惺,‘诗归序》。‘诗归,明乌程闵氏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明高棣,‘唐诗品汇?总叙》,‘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影印本,
钿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四》,中华书局年版,
口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四》,中华书局年版,?
哪五代韦毂,‘才调集?叙》,‘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华书局年版,
口唐顾陶,‘唐诗类选序,宋李叻,‘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华书局年影印本,
口明高棣,‘唐诗拾遗?序》,‘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影印本,
清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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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创作。
其次,选本作为独立的文本,与理论的阐释相配合,履行真正的创作职能,促使文
学流派的形成。以明代选本《唐诗归》为例,“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
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嗅编纂是以矫
“后七子’’和公安派之弊为目的的。
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录过程中,钟、谭宣称“凡素所得名之人,与素所得名之
诗,或有不能违心而例收者,亦必其人之精神,止可至今日,而不能落吾手眼。因而代
获无名之人,人收无名之篇,着今日新出于纸,而从此颂之将千万口。回因此不但大量
选入那些无名作者的无名之作,而且于无名作者也多选其无名之作。如对于
李白,称其
“名之所在,非诗之所在也,于:古风》五十首仅选一首,《蜀道难》、将进酒》、《梦
游天姥吟留别》等皆未入选;杜甫的七律则多选其后期的咏物小诗,认为其“最灵晟奥,
有神有味”,而“与寻常口耳之前,人人传诵,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杜甫七律
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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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韩愈诗歌也同样表现出与前代选本以复古派选本《古今诗删》为代表的
区别。
“《诗归》出,钟、谭之底蕴毕露’’,《:唐诗归》的编撰,不仅成功地扭转了文学
创作的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诗归》的编纂与传播,直接促进了文学创作流派??“竞
陵派”的确立,“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竞陵体。回
在文学史上,因“选本’’编选导致文学流派的确立,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从文学
批评的角度来说,一般情况下,一个文学流派或文学团体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缺一不
可的条件:理论主张及相应的创作实践。前者进行理论倡导,树立创作的纲领;后者提
供具体的作家、作品,示人以可资遵循的学习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钟惺、谭元春
为首的“竞陵派刀只有诗歌理论的阐述,而与之相应的诗歌创作却较为薄弱,还不具备
成为文学流派的成熟条件。但在以李攀龙《古今诗删》为代表的复古派选本影响巨大的
情况下,钟、谭二人以选本对抗选本,并确立了崭新的流派。《诗归》的出现,以另一
种更为直观也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实践了选本的“创作刀功能。与钟、谭二人的序言和
评语相呼应,诗归》一书不但履行了竟陵派产生所应该具有的创作示范的功能,而且
选评结合,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声势影响比二者分开进行要大得多。
。清张廷玉,‘明史?文苑传四?钟惺传,中华书局年版,
。明谭元春,‘诗归序,明乌程闵氏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中华书局年版,
。清张廷玉,‘明史?文苑传四?钟惺传》,中华书局年版,
查屏球,‘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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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履行“创作功能,与理论阐释相配合以影响、改变文学接受风气的情况,到
了明末清初,则更加常见。以文坛领袖钱谦益为首的评论家,对明代高棵、李攀龙等人
所宣扬的“诗必盛唐的接受态度甚为不满,极力抨击,除著书立说之外,另一个重要
的途径就是选唐诗,杜诏、杜庭珠的《中晚唐叩弹集》、顾有孝的《唐诗英华》等,皆
,影响了当时的文坛风气。 由此出笼
另外,选诗者在编选诗歌时,尤其是在“辨体的过程中,经常会按自己对某种体
制的掌握,点改原作以符合自己的构想,这也是选者直接参与诗歌创作的一种方式。如
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提到,高棵删去了张说《偃松篇》诗的末二句,将其派入律诗
中;《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相似的说法,“沈俭期《古意》之类,或点窜原文一?认为
高棵在选诗过程中,以一己之意修改了原作。
二,中国古代选本的编撰具有鲜明的史料学意义。
选本所担负的史学价值,不仅因为史料得以保存,更为重要的是,选者在讲述自己
接受观的同时,还对文学史进行了梳理。
综观各家选本,可以得出不同时代、不同接受风气影响下文学史总结的成绩,这正
如樊宝英所总结的:
每家的选本接受,其用心和眼光各不相同,从而构成了文学史的源远流长。每一次
选本批评,都构成一种新的解读,其重心都落在了读者的品评上,这便是文学史发展的
动力所在.??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获得了现实的生命和存在,中国
古代文学的选本接受模式,可以说已把读者推引入了作品作家的历史研究之中,这为当
代人重新撰写文学史提供不可抹杀的参照价值。回
也就是说,选本主动地为后代的文学接受及整个文学史的编纂提供了史料借鉴。除此之
外,通过探索选本在后代地位的升降,同样可以总结出文学风气的变迁。如纪昀身处清
初诗坛倡导“和平中正刀之音的大环境中,认为方回选《瀛奎律髓》“以生硬为高格,
以枯槁为老境,以鄙俚粗率为雅音,名为尊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
从而多加批评,正是清初接受风气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同样的,由于文学风气的变迁,
也必然导致标举不同接受标准的选本地位发生变化:如明代标举“诗必盛唐,在诗歌
接受上重初、盛唐而轻中、晚唐,特别是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问世后,更是影响了整
个诗坛,明代之前的《三体唐诗》、《唐诗鼓吹》、《瀛奎律髓》等一批名重一时的唐
。清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年版,下
口樊宝英, ‘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 ‘文学评论》年第期
。清纪昀, ‘瀛奎律髓刊误序中,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
‘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杜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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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本,几乎无人问津。何焯在《唐三体诗评?后记》中曾感慨地说,“《鼓吹》、《三
体》二编,嘉靖以前童儿皆能倒诵,如宋人读郑都官诗也。自王、李后,而几庶无能举
其名者。而到了清初,钱谦益、冯舒、冯班等诗论家竭力反对“诗必盛唐和论诗强
分“初、盛、中、晚,开始大规模的编选中、晚唐诗歌选本, 《三体唐诗》、《唐诗
鼓吹》、《才调集》、《瀛奎律髓》等一大批备受冷遇的选本又重受重视,批者、注者
接踵而来,足见诗坛接受风气对选本的影响之大。
三,相对独立的选本接受系统。
选本作为一种接受方式,具有相对独立的系统,从历时的角度将各个时代的选本作
一收集、整理和总结,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完整的文学接受史。
考察历代选本的编选方法,不外鲁迅先生所归纳的两种手段: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
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
如《唐
人万首绝句选》是。?
在编选选本的过程中,选者往往是有意识地参考前代选本,许多选本就是在删定或增补
前人选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朱克生的《唐诗品汇删》,吴昌祺的《删定唐诗解》等,
其与《唐诗品汇》、 《:唐诗解》等选本之间的承传关系从名称上即可看出,显而易见,
属于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选者有意以某一个或几个选本中的作品为选诗范围,或严立标
准,精
益求精;或纠缪补缺,力求折中。体现在选本的序言或凡例中。如韦庄编选《又玄集》
正是承接并发展了《极玄集》的接受观,在《序》中说道“昔姚合所撰《极玄集》一卷,
传于当代,已尽精微,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更为明显的是明代的
《唐诗品汇》包括《唐诗拾遗》、《唐诗正声》、《古今诗删》的唐诗部分和《唐
诗解》。
唐诗品汇》集唐诗为一百卷,诗人六百八十一位,诗歌六千七百二十三首,以期
成“唐诗之集大成者。从规模上看,《唐诗品汇》可谓是自宋至明最大型的唐诗选本。
之后,高棵“虑:品汇》博而寡要,杂而不纯,又拔其尤者一千十首汇是编即《唐诗
正声》。又以更加严格的标准严加筛选,成《唐诗正声》,从而对有明一代诗坛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史》称高楝“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
。鲁迅,‘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一
。唐韦庄, ‘又玄集序》,‘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华书局年版,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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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阁宗之。”?后来李攀龙《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部分,选诗共七百四十首,虽然其中
的“辨体思想更加严格,但几乎全是从《唐诗品汇》中选录出来的,次序跟前书也大
致相同,如胡震亨分析:
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迄无定论。??而二百年后,李于鳞一编复兴,学者尤宗之。
详李选与《正声》,皆从《品汇》中采出,亦云得其精华。但高选主于纯完,颇多下驷
谬入;李选刻求精美,幸无赝宝误收.王弁州以为于鳞轻退作者有之,舍格轻进作者无
是也。国
其后,唐汝询编《唐诗解》则是有意折中《唐诗正声》和《古今诗删》,他称“选
唐诗者无虑数十种,而正法眼藏无逾高、李二家。然高之《正声》体格綦正而稍入于卑,
李之《诗选》风骨綦高而微伤于刻,余欲收其二美哉。裁其二偏,因复合选之,
得若干
首,令观者驾格于高而标奇于李。”在选录篇目和编选体例上,则依照《唐诗品汇》
的标准。具体来说,在篇目的选录上,称“廷礼之选,已无遗珠,故是编悉掇《品汇》
之英,不复外索,在体例以及各体例之间的排列顺序上,则宣称“是编所选诗凡七体,
而附以六言,一遵《品汇》之例”,“诸家诗体,率以五、七古律与排律、绝句为序,
而《品汇》独先绝后律,今悉从之??’’?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选本相对独立的接受系统内,选者往往会有意识的对前代选本
作一比较、总结,延续或修正其中的接受方法,从而凸显自身的选诗标准和原则。
选本这种自成系统的特性,使得后人可以通过收集与分析各个时代选本,梳理文学
接受风气的历时特征,从而了解某种接受标准的发展与完善;或通过不同接受标准选本
的对比,对作家、作品的接受史做出客观的结论。
第二节韩诗选本接受研究的薄弱
一选本具有重要的接受价值。
朱立元、杨明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一文中,从普遍意义上
揭示了接受史研究的价值:
就一部重要作品、一位重要作家以至某一时期的某一类文学作品包括许多作
家作
品,考察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反应、评论,考察其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和所产生的发展
国清张廷玉, ‘明史?文苑传二?高授传》,中华书局年版,
。明胡震亨,
‘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明唐汝询,‘唐诗解?凡例,‘唐诗解》,河北大学出版社年版,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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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并寻求其变化的原因。?
作为研究接受情况的方式之一,选本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鲁迅先生曾说,“凡是
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
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圆一些选本由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映了编者的理
论观点、美学趣味和时代的文学风尚,从而为研究文学批评史或文学思想史提供了极可
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选本,并强调选本研究的意义,如朱
自清、方孝岳、朱东润、郑振铎等,郭绍虞先生的许多著作、王运熙等编写的“中国文
学批评通史”系列,及陈国球、蒋寅、莫砺锋诸先生都对一些著名的选本进行了相关的
论述;尤其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如杨松年、张伯伟、邹云湖对选本作为一种
接受方式
的意义,开始有所提及。但是学术界对于选本在接受价值上的意义,并未给予充分的重
视。
二以研究选本为方式总结韩诗接受的特点,是韩诗接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学者认为,“任何一位伟大作家,都应当也有必要为他写一部接受史,这是文学
科学的一个内容,也是构成一部完整的文化史、社会史的一个部分。一部作家的接受史,
它一方面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家,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
期待视野、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正是出于这种必要性,近
年来, 《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清代辛稼轩接受史》、《:建安文学接受史论》等一系列有关经典作家和文学流派的
接受史著作纷纷面世。而韩愈作为一位文学家、政治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早已确
立,涉及版本源流、本事考证、生平
事迹
优秀志愿者事迹材料平安创建事迹材料优秀班集体事迹材料工会先进集体事迹材料优秀教师事迹300字
及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的“韩学
及“韩学研究,其品目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关于其诗歌的接受研究则稍显薄弱,
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出版类似专著。
本文题为“韩愈诗歌的选本接受研究”,旨在借鉴接受理论的理论方法,以作为接
受史料的历代著名选本为学术基础,考察韩诗的接受情况:同时,就被选韩诗的情况,
结合当时和后世学者的反应、评论,考察其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并寻求其变化的原因,
这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朱立元、杨明, ‘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 ‘复旦学报年第期
。鲁迅, ‘集外集?选本, ‘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引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 ?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年版
。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年版
?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年版
口王枚,‘建安文学接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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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本文写作拟采用纵向梳理与横向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纵向梳理
多着眼于宏观的接受环境的描述;而横向分析则采用各种角度和标准,如“以人选诗、
“以体选诗’’等方法对选本的体例作具体的划分和比较,并辅以表格,倾向于从微观角
度探索韩愈及其诗歌在选本中的选录情况。由于明代以前选本大多亡佚,因此不将横向
对比部分单独列章;明清两代的选本数量较多,将“以人选诗与“以体选诗’’列为第
三章,侧重探讨韩愈诗歌在各个选本中地位的变化,以及其代表性体裁的确认;将“以
事选诗、“以时选诗和“普及性选本列为第四章,从多个侧面分析韩愈诗歌在选
本中的接受角度。而《琴操》十首,由于其特殊性,拟作个案分析,作为本文的第五章。
另外,关于选本,由于我国古代诗歌选本众多,仅就孙琴安先生对唐诗选本的钩沉,
就有六百势必难以全面涉及。余种,尤其是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数量众多,
本文采用
的诗歌选本,主要着眼于其在韩愈诗歌接受中的意义:或是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或转折
性意义的诗歌选本,可以体现韩诗在不同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下,具体篇目和代表体裁
的变化;或是某些具有特殊接受标准的选本,从而探索韩愈诗歌多层意义的发掘。其他
则概从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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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代以前诗歌选本中的韩诗接受
与明代以后选本数量众多的情况相比,明代以前的唐诗选本则多数已经散佚,胡应
麟在谈到唐、五代唐诗选本流传较少的情况时,曾说,“当宋盛时,相去不远,存者应
众。第尤延之畜书最富,全唐诗话》已无一见采;计敏夫摭拾甚祥,《唐诗纪事》亦俱
不收;至陈、晁二氏书目,概靡谭及者,则诸选自南渡后,湮没久矣。姑识此以资博洽。
宋苏易简、晏同叔俱有选,今惟洪景卢、赵昌父等十余家传云。。这对于研究明代以
前唐诗选本中的韩诗接受,无疑是一大难题。因此,在探讨过程中,只能利用有限的选
本,及现存的序目如《唐诗类选》和评论如《四家诗选》等。
第一节元和以后大历诗风的回归与韩诗接受
韩愈的诗歌创作生涯始于贞元元年,终于长庆四年,历经四十余年,
其间,诗人共作诗三百余首。在诗歌史上,韩愈诗歌虽不如其在散文史或文学理论方面
的成就,但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及其独具一格的险怪风格在后代诗歌接受史上引起的
广泛争议,仍让他在诗歌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韩愈诗歌在当时即影响颇大,据李肇的《唐国史补》称: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
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
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可见其地位。而其时两部选本:《御览诗》和《极玄集》均未选录韩诗。其中令狐楚的
《御览诗》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奉敕编进:
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皇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
百有奇.?
共选大历至元和间诗人三十家,诗三百余首,其中大多是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
极玄集》选于唐文宗开成二年或三年,姚合任右谏议大夫时,共选二十
一人,诗百首,除王维和祖咏是盛唐人,其他均为大历时期的代表诗人,如刘长卿、戴
中兴间气集》类似,叔伦及“大历十才子”中的钱起、李端等。选诗标准与:
“岢主韵
。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周维德校注,‘全明诗话,齐鲁书社年版,
。本部分参考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和‘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年版
?唐李肇,‘唐圉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回毛晋跋‘御览诗’,‘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华书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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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体裁上以近体为主,尤多选五律。《极玄集》是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
在唐末乃至后世都很受重视。僧贯休《览姚合极玄集》诗称其“至鉴如日月,今时即古
时,又《览皎然渠南乡集》中称“至鉴封姚监,良工遇鲁公,极力称赞姚合选诗鉴裁
的精当。
韦庄选又玄集》三卷,选录标准则与姚合一脉相承且更进一步。其写于唐昭宗光
化三年的序言称:
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
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昔姚合所撰《极玄集》
一卷,传于当代,已尽精微,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回
对初、盛、中、晚各时期的诗歌都加以选录。选诗人~百五十家,诗三百首实则为一
百四十二家,诗二百九十七首;而体裁上,以近体诗为主,其中韩愈入选的两首诗也
均为近体:一为七律《贬官潮州出关作》一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见《全唐诗》
卷三四四,一为七绝《赠贾岛》,地位并不突出。
《御览诗》和《极玄集》,均编选于元和期间或其后。另一部诗歌选本《中兴间气
集》,编选时间当在贞元年间。三书皆以选录大历时期的代表诗人为主,其中可以看
出大历诗风的巨大影响。从内容风格上,以刘长卿、郎士元及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人,
总体如同清代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五律凡例》所说:“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
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锄四库馆臣认为“大历以还,诗格初变。
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起与
郎士元其称首也。然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并且据高仲
武所言,钱起、郎士元诗更是当时的佼佼者,“自丞相己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
时论鄙之。其在中唐的接受程度远胜于韩诗。
究其原因,“大历诗人的诗歌创作,已初露向齐梁回归的迹象。??对柔弱华美形
式的追求,已远远超过了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思想情感的抒发。。如令狐楚所编《御览
诗》,除部分边塞及送别之作外,绝大部分皆为艳诗包括闺情、宫怨、冶游,为五十四
首,风格以轻艳为主。据许学夷称,“予初见《御览诗》,以为皆初、盛唐台阁冠冕之
西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唐韦庄, ‘又玄集?序》, ‘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华书局年版,
唐高仲武‘中兴问气集》,“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共选唐诗人二十六家,自钱起始,至张南史止,凡
一百三十四首,其中多选大历时期的代表诗人,如钱起、郎士元、皇甫冉等.
回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清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中华书局年版,
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郎士元评,‘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毋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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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读其诗,乃大历以后人,不知名者居半,且其诗多纤艳语,而实非正变,僻调亦
往往见之。”?可见其接受倾向。而韦庄在《又玄集》中,则明确表明要选录“清词丽句”,
突出“玄”字,实则注目于诗歌绮丽、轻艳的风格。选本中虽然选有少数表达政治抱负
的作品,如韩愈的《贬官潮州出关作》,但从诗歌尾联“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
江边来看,全诗情调偏于惆怅、凄楚,也可看出选本的接受倾向。
由此可见,就中、晚唐时期的诗歌接受氛围来说,大历诗风的回归及进一步形成的
“尚艳’’的接受风气,都限制了韩诗的接受。以《御览诗》而言,后代评论家曾指令狐
楚为“失职”,认为“以宪宗英武,留情词翰,殆足嗣美文皇。楚厕身禁近,奉命采进,
宜准风雅遗规,关于讽刺、鉴戒之作,如杜甫、鲍防、白居易、元稹、韩愈、李绅诸人,
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而乃专录此轻艳浮靡之词,以导上于游佚,其失职甚矣。但实际
上,选本正是在整体接受风气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同时,从体裁上,三部选本的编选也
正反映了当时律诗的繁荣与普遍接受:“律诗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粗备,
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其中洞房曲室,纲户罘恩,尚未齐备。至中、晚而始备,
至宋、元而愈出愈奇。而大历代表诗人多创作律诗,且成就很高,高仲武总结为“前
有沈、宋,后有钱、郎。?韩愈以“余事作诗人”的心态,虽有不少风格绮丽的律诗、
绝句,但在艺术风格上与大历诸诗人仍有不小的差别。
大历诗风影响选家的接受观和创作观,又以姚合为突出。在诗歌创作风格上,姚合
与大历时期的代表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一,多创作工整的近体诗;其
二,诗歌
中充满了浓郁的感伤色彩,据《唐才子传》中的分析,姚合早期的诗歌“盖多历下邑,
官况萧条,山县荒?,风景凋敝之间,最工模写也”,后期则“颓然自放,人事生理,
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与大历时期的创作风气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以姚合为入室。按蒋寅
的观点,“清奇雅正,大体就是大历诗的基本品质”,也就是说,姚合的诗歌作品是极
具大历诗的品质的。另外,“四灵之一的赵师秀以姚、贾并称“二妙”,而将大历代表
诗人刘长卿、李嘉;占、钱起、卢纶、戴叔伦、李端、李益等为“众妙,说明从创作风
格上看,姚合与大历诗人实际上是十分相似的,这些自然会影响到姚合对韩诗的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姚合诗集中有一首和韩愈的和前吏部韩侍郎夜泛南溪》诗:
回明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集部九?校唐人选唐诗八种跋》,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西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钱起评语,‘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华书局年版,
口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傅璇琮校笺,中华书局年版。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下编,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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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得官来疾渐平,世间难有此高情。
新秋月满南溪里,引客乘船处处行。。
,韩愈的《南溪始泛》三首作于长庆四年,全诗“玄澹、“清丽’’蒋之 按
翘语,是韩愈晚年诗风转变的代表作。以姚合的和诗来看,其所欣赏的是诗歌中表现
出的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超然世外的隐逸情致,正是其后期诗歌“颓然自放,人事生
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的写照。
第二节唐末五代韩愈诗歌思想及艺术特色的定位
唐末韩诗接受虽然受大历诗风和晚唐“尚艳风气的影响,但其本身的思想、艺术
上的独特风格仍被发掘出来。以顾陶的《唐诗类选》为例,“《唐诗类选》二十卷,唐太
子校书郎顾陶集,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自为序,大中丙子岁也。陶,会昌四年进士。
以儒家的诗歌接受观为指导,顾陶首先总结了自“采诗’’以来的诗歌发展历史:
在昔乐官,采诗而陈于国者,以察风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兴废,得刍荛而上达,
萌治乱而先觉,诗之义也,大矣远矣.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政治以讽谕,系国
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无讳,闻之者伤惧而鉴诫,宁同嘲戏风月,取欢流俗而已哉
晋、宋诗人,不失雅颂,正直言无避,颇遵汉魏之风.逮齐、梁、陈、隋,德祚浅薄,
无能激切于事,皆以浮艳相夸,风雅大变,不随流者无几.
顾陶以史家的眼界概述了诗歌自产生以来,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变迁:从“采诗’’时
代的“诗之义也,大矣远矣’’,到汉、魏诗歌“莫不政治以讽谕,系国家之盛衰,到
晋、宋诗歌“不失雅颂’’,再到齐、梁、陈、隋的“风雅大变一,可见其接受观是以诗
之“六义”为标准,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教化的精神,对政治社会进行规讽;同时要求
诗歌创作有补于世教,而反对“嘲戏风月,取欢流俗’’的内容和“浮艳的艺术风格。
并且,顾陶坚持“亡国之音哀以思,王泽竭而诗不作,吴公子听五音知国之兴废,匪虚
谬也的原则,认为诗歌在创作上的特征是与国家盛衰密切联系的,南朝诗歌之所以大
变风雅,正是因为朝廷的“德祚浅薄。
具体到唐诗创作中,顾陶认为“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
因此,在诗歌创作上,唐诗延续了“采诗”时代以来的优良传统,能够达到儒家诗教的
要求,实际上是肯定其中体现社会功利性的一面。他重视“诗之大义刀,即内容上反映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一,中华书局年版,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唐顾陶,‘唐诗类选序:,宋李叻‘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华书局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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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干预现实的一面,而较为淡化诗歌的艺术风格等诗性特征。在这种诗史观的指导下,
他“篇题而条贯不以名位卑崇、年代远近为意,即以诗歌所属兴,类之为伍,
体现的
思想内容为标准,将唐代诗人分为两派??重内容和重形式,并将韩愈归入李、杜一派,
与以沈、宋为代表的律体一派相对: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
问,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遣、建、况、鹄、当、光羲、郊、愈、
藉、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问,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
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
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系其数,皆妙于新
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
也就是说,唐代诗人一派以李、杜为首,其创作具有“为清德之所讽览”、反映政治社
会情状的积极作用,风格上继承汉魏风骨,对扭转文风、抑退南朝以来的“浮伪流艳之
辞’’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与古诗和汉、魏、晋、宋诗一脉相承的,显然符合顾陶的诗歌
接受理论;另一派以沈、宋为代表的“律体诗派,虽然追求诗歌艺术形式,但也能“不
失其正,即思想内容上“不亏六义之要,实则等而下之。可以说,顾陶对有唐一代
诗歌的分析和代表诗人的划分是较为公允的,这也为后代接受者指明了方向。
而就韩愈来说,顾陶将其归入李、杜一派,明显是着眼于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
功利性,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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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认为其诗歌写作对社会现实生活积极干预,上承《诗经》的雅颂传
统,肯定其教化意义,同时具有汉魏风骨,侧重于对韩诗思想成就和诗史地位的认定。
顾陶对韩诗的接受是与唐末文人对韩愈“道统的倡导分不开的。韩愈平生以复兴
儒学、排斥异端为己任,以孟子之后的道统者自期。他去世前后,其弟子门生如赵德、
李翱、皇甫浞等人对他这方面的成就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唐末五代时期,又以皮日休
为代表。皮氏提倡“道统”,对韩愈的儒学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四库全书总目》对《皮
子文薮》中倡导韩愈思想的功绩也评价颇高,“今观集中书、序、论、辨诸作,亦多能
原本经术,其《请孟子立学科》、韩愈配飨太学》二书,在唐人尤为卓识,不得仅以
词章目之。”?对于诗歌,皮日休同样要求以儒家诗学观念衡量和接受,这与顾陶在《唐
诗类选》中所流露出的诗歌接受思想十分相似,可以说,韩愈诗歌思想成就和地位的确
立,与后人其“道统观的认同是密不可分的。同样的,宋代韩诗接受的普遍兴起,实
际上也是在宋初柳开、穆修、石介、欧阳修等人关注和倡导韩愈“道统的大环境下展
。同上
。清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年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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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唐末五代顾陶、皮日休等人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对宋代韩愈接受和韩诗接受起
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另外,在晚唐时期,韩愈诗歌特定的艺术风格也被揭示出来。司空图曾这样称道韩
愈诗:
愚常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
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更难能可贵的是,司空图还探讨了韩诗独特风格的成因,“思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
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
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勃敌也。’’?以为韩诗独特风格的形成在于“文人之为诗’’,在于
写诗过程中散文写法的运用,这对宋代韩诗接受者进一步总结其为“以文为诗”是一种
启发。
韩愈诗歌的接受已形成大体的轮廓,即思想内容上,符合诗从这两方面来看,
歌反
映现实政治的儒家诗教观,具有社会功利性:艺术形式上,则“驱驾气势、“物状奇怪”,
体现出文人为诗的风格特征,奠定了后代韩诗接受的基础。张祜谓韩诗:
别得春王旨,深沿大雅情.
穷奇开蜀道,诡怪哭秦坑.。
其评论涉及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正可以作为这一阶段韩诗接受成果的总结。
第三节韩诗典范地位的确立与变化
钱钟书曾说:“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其诗歌在经历
了“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的接受低潮之后,到了宋代中期,经由欧阳修的大力
提倡,终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学习,并在内容、艺术风格和诗歌史地位等各
个方面进
行发掘和定位。
一韩诗的典范作用的确立与变化。
其一,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对韩诗的推崇、学习。
宋代诗坛对韩诗的接受源于“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的需要。宋初
的白体、晚唐体气格不振,稍后的昆体诸家又华靡不实,正需要韩愈这支“走霹雳的健
【唐】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祖保泉等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卷二,安徽大学出版社年版,
。同上
。唐】张祜,‘读韩文公集十韵,‘张承吉文集卷》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
回钱钟书,‘谈艺录》一六,中华书局年版,
【宋】欧阳修,‘读蟠桃诗寄子美》,‘全宋诗》三,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
宋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卷七,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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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来革宋初浮浇的诗风:同时,韩愈“以文为诗”的独特面目,又给宋人指出了一条
可资借鉴的创新之路。“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
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而宋代对韩诗的推崇和学习始于欧阳修,也早已成为学术界公论,如宋人张戒称“欧
阳公诗学退之。清人吴之振等称欧阳修“其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黎时出排募之
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略与其文相似也。”
欧阳修以文坛盟主的地位,“谓韩吏部绝伦?,其对韩诗的接受影响了当时的接
受风尚;同时其周围一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如梅尧臣、苏舜钦等对韩诗的学习和接受,在
韩愈诗学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梅尧臣在《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
原甫》一诗中说:
扫掩众说犹除埃. 退之昔负天下才,
张籍卢全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
当时辞人固不少,漫费纸札磨松煤.
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
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
将欧阳修比作韩愈,而将石介、苏舜钦和自己比作卢仝、张籍和孟郊,其对韩愈诗歌的
喜爱、推崇不言而喻。同样的,现代学者也倾向于将宋初诗人归结为学韩一派。梁岜《宋
诗派别论》中曾标榜“古文诗体,认为其盛行于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间,当时穆
修、石延年、余靖、石介、梅尧臣、苏舜钦、苏舜元、欧阳修等皆以韩愈为
宗,就中以
欧阳修为领袖,号“昌黎体。上述诗人以韩愈为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有字词、语
句上的,但更多是对其精神内涵,即“以文为诗写作手法的学习,这为宋诗独特风貌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宋人学退之诗者,以王荆公为最。王安石学习韩愈,却不标举韩愈,客观
上导致了韩诗典范地位的下降。
与欧阳修等人一样,王安石在诗歌创作上也学习了韩愈:“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
者,不知凡几。’’据钱钟书先生的分析,王安石正是通过偷语、偷意、偷势以及善用语
助等几个途径对韩诗进行研习、摹仿、借鉴和化用,“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
清叶燮,‘原诗内篇,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陈应鸾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年版。
。清吴之振等,‘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序》,中华书局年版,
宋刘敛.‘中山诗话》,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年版,
宋】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