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白话解 pdf 《晏子春秋》与《周易》经传
2013年1月理论学刊
TheoryJouraal
Jan(2013
No(1Ser(No(227
第1期总第227期
《晏子春秋》与《周易》经传
张涛,孙世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生平和思想的先秦文献,它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易经》作为当时知识阶层所倚重和推崇的文化经典,奠定了《晏子春秋》理论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晏子春秋》的学术风格、政治理想、处世之道又给此后出现的《易传》以深刻启示。二者的这种互动关系,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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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晏子春秋》;易学;《易经》;《易传》
(中图分类号]K225(04;B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1-0099-05
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他一生历任三朝卿相,在内政外交方面颇有建树。晏子死后,后人将他的言行辞令、逸闻掌故加以整理,汇编为《晏子春秋》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是书遂成为后人了解晏子生平思想的基本文献。作为一部深受先秦齐文化浸润的典籍,《晏子春秋》与《周易》经传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具体说来,一方面,已经摆脱
了宗教巫术束缚的《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春秋时代的知识阶层,成为《晏子春秋》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晏子春秋》的学术风格、政治理想和处世之道,作为战国齐地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颇为其后陆续形成的《易传》诸篇所借鉴和吸收。关于《晏子春秋》与《周易》的关系,台湾学者胡自逢先生在其《先秦诸子易说通考》一书中虽有所涉及,但所言不详。因此,全面、系统地探讨《晏子春秋》与《周易》经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不仅是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更是对先秦易学史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脱宗教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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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桎梏,向着人文化、哲理化的方向迅速
发展。这种变化在沐浴着“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2](‘齐太公世家)’的齐国文化阶层中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左传襄公九年》记载,穆姜在鲁成公十六年迁往东宫时,曾用《易经》占卜自己的前途,结果是“遇《艮》之八”。太史日:“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而穆姜不以为然,她说:“亡!是于《周易》日:‘《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在此,穆姜并未囿于传统筮法,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卦辞进行了阐释。穆姜为齐
中国易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最迟在西周初年,人,孔颖达认为“宣元年‘夫人妇姜至自齐’,此即穆
随着《易经》的成书,易学就产生了。人们常说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本为卜筮之书。春秋时期,《易经》作为传统礼制的一部分,在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间广泛流传。史载,鲁昭公二年,韩宣子奉晋侯之命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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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尽在鲁矣。
姜也”口儿栖’。因此,穆姜此说体现了齐国人文理性
思潮的发展。另如《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日:‘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日:‘吉。’示陈文子,文子日:‘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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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繇》日:“困于石,据于蒺黎,人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黎,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陈文子的这段解释,兼取“象”、“辞”,文意晓畅,寓讽谏于平实之中。据《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所记世系,陈文子
即陈完曾孙陈须无。陈氏自陈完迁居齐国起,改田姓、娶齐女,已经完全融入了齐国上层社会,所以此时的陈文子完全可以视作齐国贵族阶层的代表。故此论,同样是齐人重《易》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晏子出身贵族世家,对传统礼制有着特殊的偏好。现存与晏子有关的材料里,随处可见他对传统礼制的称颂,如“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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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昭公二恢年》)。可以想见,《易经》作为周代礼制的组成部分,晏子自然谙熟于胸,而且他完全有可能像同时代的许多具有人文精神的官僚学者那样(如陈文子),从《易经》那里汲取经验和智慧。而这种思想上的承继关系上升到理论层面,就反映到《晏子春秋》这部文献之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晏子春秋》一书看法不一,有人甚至斥之为六朝伪作。清代曾有学者认为此书成于战国,但此论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晏子春秋》残简的出土,《晏子春秋》的成书问题才基本上有了定论。虽然目前学界在成书的具体时间和作者方面并未完全达成一致,但大都认为它是一部记载晏子思想言行的先秦典籍。前面说过,《易经》原本只为卜筮之用,但是与其它卜筮方法相比,在构成其基础的八卦与阴阳符号中,已经蕴含着某种理性思维和逻辑推衍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易经》的一些卦爻辞以自然现象比拟人事,注意到天道与人事的一致性,意识到吉凶得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且对人们有一定的劝诫和教育意义,表现出某种人文化、哲理化的倾向”H“?。在《晏子春秋》中,《易经》这种天人之学有多处体现,如:“景公问晏子日:‘圣人之不得意何如?’晏予对日:‘上作事反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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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逆鬼神,藉敛殚百姓;四时易序,神祗并怨;道忠者不听,荐善者不行,谀过者有赉,救失者有罪。故圣人伏匿隐处,不干长上,洁身守道,不与
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义,瘁而不失廉。此圣人之
不得意也。“圣人之得意何如?’对日:‘世治政平,
举事调乎天,藉敛和乎百姓;乐及其政,远者怀其德;
】00
四时不失序,风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赞,地长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伪;治无怨业,居无废
民:此圣人之得意也。…[5]‘‘内篇问上>’晏子此处所阐述
的圣人之道,囊括了天地四时、人民万物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四时、风雨二句,充分阐述了圣人调和天时、因时施教之道,同其后之《文言传》中的“与天地合其德”之义如出一辙?。总之,《易经》是春秋时期贵族知识阶层较为重视的一部典籍,《晏子春秋》的理论框架中有《易经》思维模式的烙印,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梁启超在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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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之思潮时曾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J(n’所以此时期的思想发展也自有其轨迹可循,具体说来,“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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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渐趋统一的形势相适应,诸子各家之间出现了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黄老学派或者说稷下道家的形成,《吕氏春秋》的编撰,都是这一局面的反映,而包容性、超越性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易传》诸篇的问世”H儿嘲’。《易经》人文化趋向始于春秋时期,在战国中后期随着《易传》的出现而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众家的理论体系。《易传》以开放的姿态、广博的《晏子春秋》也在其列。
自刘向整理《晏子春秋》以来,后人对晏子思想的学派归属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班固将其归为儒家,柳宗元则认为体现的是墨家学说,清人洪亮吉则在考据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儒非墨的观点。春秋》一书的思想特点。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晏子政爱民,自是儒家传统;崇尚节俭,反对战争,又显然
是墨家主张;提倡法治,乃是法家气派;在统治百姓方面,晏子主张顺应自然,岂不又是道家作
风?”?《前言)刚’2’众所周知,晏子所在的齐国是一个
经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的东方大国,而“周初姜太
?参见胡自逢:《先秦诸子易说通考》,台北:文史哲出
1974年版,第66页。
胸襟,将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吸收过来为己所用,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法准确、全面地总结《晏子本人的思想是无法用后世“九流十家”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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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简单划分的,诚如有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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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晏子崇尚礼法,仁版社,
公封于齐,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使齐文化从其建构之初就具备了兼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并成为东夷文化、姜炎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的融合
体”悼H嗍’。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环境和时代的影响,
身为在齐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晏子,其思想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齐地兼容并蓄的文化特点。因此,
作为记述晏子思想的文献,《晏子春秋》同样不能简
单地从“九流十家”的视角来加以区分。有的学者就认为,《晏子春秋》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显示出超越诸子学说的意图,是试图综合诸子学说、重新探讨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表现一?脚’。而其后的历史发展更证明,在政治统一趋势的推动下,这种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思想风格,最终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潮的主旋律,并随着《易传》诸篇的问世而达到了高潮。《易传系辞下》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可见,《晏子春秋》试图超越诸子学说的尝试,与《易传》所提倡的“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学术风格可谓是一脉相承,二者在学术理念上的承继与发展,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发展的
轨迹…t前言)P1(
在政治思想领域,《晏子春秋》也给予《易传》以深刻的影响。自古至今,历代思想家、易学家都十分注意总结提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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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中所蕴含的经世之道。“《周易》历来为统治阶级重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能够为历代王朝之政道和治道提供借鉴的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Llo』伸”’这就是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周易》尤其是《易传》诸篇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性,历代统治者对其青睐有加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而考镜源流,《易传》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就有着《晏子春秋》的深刻烙印。具体而言,《易传》以刚柔相济、阴阳协调为基点的君臣共治思想和以“损上益下”为标志的民本思想,直接承继于《晏子春秋》的政治观。
首先看《晏子春秋》的君臣理论。书中有两次谈到了“和”与“同”的问题。“和”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和同”之辨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西周末年,史伯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探
讨了“和”的思想内涵。春秋战国时期,“和同”成为了许多思想家关注的一对范畴,而不同的思想家所
阐发的角度也各有不同。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1]“子路)’是从理想人格的角度进行的总结,而晏子的立足点在于政治思想领域,他以“和同”之辨为出发点,向齐景公阐述为君之道:
“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
(按,即
佞臣梁丘据——引者)也甘君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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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内篇谏下》中,晏子对齐桓公统治的总结是“用管仲而霸,嬖乎竖刁而灭”,充分肯定了贤人能臣在
巩固和维系统治中所起的作用。与之后的法家不
同,晏子认为臣子必须拥有其独立的政治人格,所谓
“臣闻古之士,可与得之,不可与失之;可与进之,不
可与退之”‘51‘‘内篇谏上
就意味着君臣上下并未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正如程
颐在《程氏易传》卷1中所说:“五居尊得正,而当屯时,若有刚明之贤为之辅,则能济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我们知道,《周易》歌颂变革之道,但其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又不是毫无目的、毫无秩序的,其“向往的理想社会确实是一种有君臣上下之分、尊卑贵贱之别的等级社会,但这里的等级关系不是
那种建立在强权和暴力基础上的简单的统治与被统
治的关系,而是像自然界阴阳、刚柔之间的对立统一
关系一样,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协调配合,相辅相
成”【4l(哪圳?。所以,在君臣关系领域,《易传》不同
于法家的绝对君权论,其所认可的是一种君臣共治
模式,也就是把君臣双方视为一个阴阳协调的、和谐
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君主臣子犹如一身,彼此相亲相
辅,互相合作;君主不可垄断权力,臣下也不可结党
谋私。可见在君臣关系问题上,《晏子春秋》与《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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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有着相同的视角与出发点,只不过后者在理论的深度和系统化方面更进一步。
《晏子春秋》在政治思想领域对《易传》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民本理论。民本思想,简单说来就是一种以民心向背作为评判政治得失标准的理论。作
为与极端的君主独裁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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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一个可以包容传统政治思维全部内容的学说体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内涵?2j(脯’。因此,《晏子春秋》所倡导的民本理论自然有其独特之处。概而言之,其比较看重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民众实利的取得,书中有言:“以谋盛国者,益臣之禄;以民力盛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羡获,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5]((内篇问上’’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君、臣、民各得其利的基础上的。再如,《晏子春秋
内
篇谏上》记载,齐景公时,齐国“霖雨十有七日”,晏子请求景公发粟救民而无果,便毅然“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之后,他再次劝说景公救济灾民。在晏子的一力促成下,景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使有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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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无委积之氓,与之薪榇,使足以毕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财乏者,死三日而毕,后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损肉撤酒,马不食府粟,狗不食馇肉,辟拂赚齐,酒徒减赐。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薪撩万三千乘;坏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后就内退食,琴瑟不张,钟鼓不陈。晏子请左右与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谢于下陈,人待三,士待四,出之关外也。”可见,这不仅是单纯的救灾举措,更是一个系统的民生改善计划,其核心则不外乎上出其财,下得其利。而《易传》的民本思想正是在此思路上发展而来的,简而言之,其倡导的是一种损上益下、惠民富民的学说。《周易
益
卦彖传》中说:“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损上益下,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对掌握大部分财富的社会中上层而言,必须将利益惠及到下层,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和谐,才能处于良性发展之中,而这就是“损上益下”。可见,《易传》的民本思想延续了《晏子春秋》民本理论的思路,并在其天人整体思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对我
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极大丰富。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对晏子的一生作了评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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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并由此发出了“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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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叹,可知晏子在后人心目中之地位,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即便在今天,晏子也称得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究其原因,乃在于晏子并不仅仅是一个高居庙堂、忧国忧民的社稷之臣,更是一个能在动荡不安、恃强凌弱的黑暗时代独善其身的智者,而晏子的处世之道与人生智慧也是《晏子春秋》全书所要表
达的一个主要内容。例如,尚俭是晏子的一个重要
思想,它不但要求君主以俭治国,也要求臣子以俭处世,此论在《晏子春秋
内篇杂下》中有系统表述: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使者反,言之公。公日:‘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过也。’使吏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子辞。三致之,终再拜
而辞日:‘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
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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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进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财迁于它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我们知道,晏子一生历经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其所处之时代大都政治黑暗,社会动荡,而以俭养德、以正修身是晏子能在混乱的局势下独善其身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清人俞樾已有论及:“古之君子,敝车赢马,非衣恶食,其自奉有啬于厮养者,岂徒俭哉,盖处乱世之道也。……菜羹疏食而能饱,荜门圭窦而能安,亲童仆之役而能不以为劳,闻妻子饥寒愁苦之声而能不以为耻,则无往而不可。世之人所以贬其道、屈其守者,岂有他哉,饥寒之弗能忍,而劳辱之弗能堪也。当晏子时,齐多故
矣,而卒有以自全,故日:晏子非徒俭者也。”[13i(卷?
应当说,俞樾此论切中肯綮,因为仅仅从品德的角度看待晏子的以俭处世是不全面的,晏子所言所行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而这也为《易传》所吸收、借鉴。《周易否卦
象传》说:“天地不交,
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否卦》与《泰卦》相反,描述的是天地背道而行、闭塞不通,自然万物无法互相感应、畅通发展的情况。当否之世,小人得势,君子失利。如何谨思慎行、避免灾祸,《象传》给出的答案是“以俭德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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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不可荣以禄”:“君
子于此否塞之时,以节俭为德,辟其危难,不可荣华其身,以居禄位。此若据诸侯公卿言之,辟其群小之难,不可重受官赏;若据王者言之,谓节俭为德,辟其阴阳厄运之难,不可重自荣华而骄逸也。”【14“卷2’除了《否卦》的“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之外,
《夫卦》的“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小过卦》的“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等,都是从不同层面在《晏子春秋》以俭养德、以正修身理念基础上所总结出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另外,君子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也是《晏子春秋》关注的话题。在《内篇问下》里,叔向问晏子,人怎样算是“保其身”,晏子的回答简明扼要:
“不庶几,不要幸,先其难乎而后幸,得之时其所也,
失之非其罪也,可谓保其身矣。”据清人孙星衍的解释,“要”与“徼”通。《左传文公十二年》云:“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杜预注日:“徼,要也。”可知晏子在此就是告诫叔向不要贪求意外之得,在无法掌控外部变化的时候,务必坚持心中之准绳、维持自身之正道才是“保其身”的根本。公元前
548年,崔杼杀齐庄公而立齐景公。面对崔氏咄咄
逼人的态势,晏子坚决不与之合作,并直斥崔杼的弑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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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崔杼“将杀之”,有人劝阻说:‘不可。子以子之君无道而杀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从而杀之,不可以为教矣。”见到这种情况,崔杼无奈将晏子“舍之”[?‘内篇阀下
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政局大都动荡不安,胸怀理想的君子如何应对汲汲于利禄的小人,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而《晏子春秋》以晏子的实例告诉我们,即便是当君子不能以一己之力决定客观局势时,与小人同流合污也不是君子所应选择的保身之道;相反,划清界限,坚守立场,使小人畏而远之,如此才是真
正的明哲保身。这种理念同样被《易传》继承了下
来。《周易遁卦象传》说:“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丽严。”按,《遁卦》上乾下艮,二阴自下浸长,为小人势力渐盛之象。但是正如《象传》所
言,“遁”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宋儒胡瑗就主张:“今居遁之时,若默然无畏而以严厉加于小人,而欲亟斥之,则必反罹害于己。虽然,亦不可枉尺直寻,依违苟从以求自免,但不加害于小人,常使己自有威严,使小人不敢侵害于己可也。”[”1(卷2’
《周易》原为b筮之用,虽然在《易传》诸篇推出后,形成为一个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庞大思想体系,但其始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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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原始《易经》的框架结构,探讨圣人因占施教之旨、趋吉避凶之道,一直是传统易学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所谓“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
刚,万夫之望”‘143‘卷8’。而回溯《易传》处世之学的
理论来源时,我们无疑应当重视《晏子春秋》在其中
的影响。
四
综上所述,虽然《晏子春秋》中没有出现具体地称《易》引《易》之处,但不能因此无视《晏子春秋》这一先秦典籍与《周易》经传之间的联系,更不能忽略《晏子春秋》理论体系中的易学思想因素。当然,这不是脱离《晏子春秋》文本本身而强为之说,也不是将易学视为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先秦是中国易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间易学完成了由《易经》到《易传》的发展。以《晏子春秋》为基础,探讨传统《易经》思维对它的影响及其思想学说对《易传》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深化先秦史特别是易学史、经学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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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1961一
),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世平(1985一),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裴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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