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不居：全球化／市场／文学想象

变动不居：全球化／市场／文学想象 变动不居:全球化,市场,文学想象 讨论“中国想象”与文化消费时代的话题，就是讨论与全球化互动的中国如何被重新阐释、重新建构的问题。本文就“全球化的中心逻辑及市场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海外学者的‘中国想象’与中国学者的‘后现代想象”问题，做一些讨论。 一、关于全球化的中心逻辑及市场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当代全球化的中心逻辑，即市场逻辑。文学是在现实的社会大背景中发生的，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对“市场经济”有着极其理想化的憧憬，80年代的文学，也正是把“自由经济与市场”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为自己的理想环境。“市场”的概念，在彼时更多地被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为“解放”的含义:“市场意味了脱离权力关系的束缚，个体在市场所创造的空间自由地翱翔。” 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带来的烦恼纷至沓来，使人们不堪重负。这时大家才突然意识到:市场并非浪漫想象的产物，市场给予个性的自由十分有限。更有警醒者看到:市场包含了另一种权力关系，只不过这种权力的象征从某些机构转向了资本。 因此，一些学者对此显得十分焦虑，2000年有学者指出:“市场的权力关系以及产生的利润可能得到民族国家的认可与分享——前者并未形成瓦解后者的威胁。如同德里克观察到的那样，一些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对跨国资本表示敌意，相反，它们更乐于为全球主义的来临提供方便。”2003年更有学者谈到:“面对全球化及其语境中的文化问题，我国学者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回应，却不如其他第三世界的学者来得尖锐和深刻，这里除了理论资源和认知能力的差别外，也与我们相对矛盾的处境相关。” 在与全球化互动的中国的今天，透过跨国资本给予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带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优惠，人文学者首先敏感地嗅到:这种资本将会演变为一种权力，影响乃至控制被输出国的政府行为甚至主流文化。当这种被人文学者不幸而言中的情况日趋发生的时候，经济学界作出了适时的反应。2005年、2006年，经济学界关于“比较优势陷阱”(“劳动力成本优势”作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问题的讨论、关于“过度依赖外资”问题的讨论，引人注目。在不能单纯依靠提供原材料或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对外加工贸易产业的今天，人们对跨国资本的警惕油然而生。 对资本权力的警惕首先来自于技术层面。人们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当初误以为只要把资本引进来，技术也跟着来了，其实在资本的引进中，除了得到GDP的增加外，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在外资的喂养下我们的身体确实长胖了，但智力、创新力却下降了。劳动者只是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简单装配，得不到高水平的技术和训练，实现技术升级或者树立自己的品牌，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说经济实力是民族国家主体的物质基础，那么创新能力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主体的灵魂。“在这样一种经济模式中，我们搞的好像不是现代工业经济，而是从事出租土地和市场的现代的地主经济。只要能收到年租(GDP)，其他一切都不管。问题是我们的土地和市场出租完之后，我们靠什么过日子。这难道不是一个中国经济的主体问题吗?” 对资本权力的警惕进而扩展到文化层面。经济学界也和人文学者有了同样的担忧:随着招商引资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和考核政府的业绩的主要内容，我们对待外资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是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影响国民行为的文化。这种外资文化有可能借助其资本、技术的优势，演变成为支配政府决策和市场选择的、取代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 从上述市场、资本权力、文化(文学)关系的梳理中，我们更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作为全球化中心逻辑的市场逻辑，并不是一套足以保证大家有真正开放的、能够在任何正当的意 义上维护人类友爱的未来的逻辑。这套逻辑需要得到深刻的解构。尽管学者们指出这个解构工作极其困难。作为一种补救，人们在积极倡导一种“共享的真理”:即每一个人既是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关系存在，其实自我包含着他人。如果世界有真理存在的话，也只有共享的真理，这是存在于你我之间的东西。以“共享的真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基础，对以市场逻辑为中心的全球化逻辑，也许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回应。 二、海外学者的“中国想象”与中国学者的“后现代想象” 海外学者王德威，是“中国想象”的始作俑者。以往的现代中国研究，多采用史料积累、数据堆砌乃至政治观测的实证方法。张光直先生“不了解世界的变局，就不了解中国的常局。做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就讲不深入，做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就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的方法，是纯知性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常局与变局的一种精辟的老生常谈。一当王德威“想象中国”方法的提出，便宣告了对现代中国乃至小说电影的研究，走出了多年一贯制实证方法学的牢笼，超越了传统纯知性学者的视野极限。 方法的变革，似乎带来了一连串的重大改变:“走出写实(现实)主义的藩篱，不仅意味着美学形式的改换，也更意味着知识论上重整及历史观念的更新。只要我们能想象现实以外的种种可能，回过头来我们才能认清‘真实:与‘真理’的局限与偏执。”” 可以看出，评论家对传统经典的实证方法学的颠覆，有一种欣喜的预期在其中。 这一情景似曾相识，让人不由联想起“中国后现代的理论想象”。世纪之交，有理论家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文化风格均突破了经典的现代‘哇框架，处于一种奇特而又微妙的无名之境。这时，后现代理论的不确定性、无中心、多样化意外地显示了巨大的理论潜力。“这些表述显得模糊、抽象甚至空洞。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模糊、抽象和空洞恰恰预示了闪烁未定的历史前景。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更为清晰地描述‘中国后现代’这样的命题，然而，人们至少有理由承认，这种理论想象或许隐含了某些前所未有的契机。如果愿意表示某种程度的乐观，这即是乐观的所在。” 理论家对于经典的现代性的颠覆，一种同样乐观的期待溢于言表。 但是也有人断言:“在现代性的旋涡中，任何一种‘颠覆’或‘解构’所带来的都只是短暂的解脱或庆幸，它背后隐含的另外一种我们并不熟知的统治在我们的庆幸中已经形成。”这话一语破的。事情常常就会走到悖论的尴尬之中。 关于“中国想象”。客观地说，王德威的“中国想象”，一开始就意识到海外学者自身的“中介地位”，意识到隔海看中国，这种想象中国人、想象中国的方式所隐含的所有叙事的虚拟性与权宜性。在西方学者那里，他们则是借“中国想象”说事儿，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不能说是别有企图，也是另有他图。人们焦虑的是，这事儿说来说去给说真了:欧洲人以想象的方式创造了东方，然后用这种想象指认东方。接下来人们又下意识地按照西方的想象，叙述了中国本土的故事。人们本想走出“真实”与“真理”的局限与偏执，未曾想又重新落入虚拟的局限与偏执。 关于“后现代”的讨论。时隔几年后的今天，“后现代理论”也遇到新的质疑。格雷厄姆?默多克对此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现代性既是一种机制上的过程(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出现等)，也是一种心理过程。用“post”这个词来描绘一个终结是不对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或者姿态，只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位置，而这样的位置空间是远远不够的。默多克拒绝使用“post”这个前缀放在“现代性”前面的理由是，“它阻碍我们用更灵活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思考，而这恰恰是我们作为学者的一种任务”。 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思考问题很重要。从80年代到90年代市场与权力关系前后的变化莫测;从海外学者到中国学者对“中国想象”欣喜的预期变为悖论的尴尬;变动不居，是与全 球化互动的中国所呈现给我们的纷繁扰攘的景观中尚可把握和认识的一个规律。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思考问题，也许能够防止把问题表面的变化误作深刻的变化、而当深刻的变化来临时我们恰恰又未认识的失误。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思考问题，也许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各种变动不居的情势的一种较为合用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