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另一面】二战德国国防军战争罪行

【历史另一面】二战德国国防军战争罪行 编者的话:二战后,德国的罪行得到相对彻底的清算,但随着冷战开启,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苏联作战的德军尤其是国防军在西方阵营内逐渐洗白,曼施坦因等国防军将领的“甩锅体”回忆录大卖,让越来越多二战欧洲战场的非亲历者相信德国国防军只是一只服从命令的职业军队,“文明”、“高贵”等标签又逐渐插回了笔挺的德军军装上。 本文翻译自汉堡社会研究院的文章,为二战德国国防军战争罪行展览的相关文章,希望能够还原这段历史也还原二战德国国防军完整真实的面目。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 国防军战争罪行: 1941-1944年战争屠杀出版:Haumbu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sh原作者:Dr.Michael Wildt,Dr.Ulrike Jureit,Birgit Otte英文译者:Paula Bradish编译:赵国星(二手翻译小熊猫) 前言德国国防军发动的侵苏战争和现代欧洲所有其他地区 爆发的战争迥然不同,和德国国防军在二战中入侵其他国家的战争也有很大差异。侵苏战争不仅针对敌国武装部队,而且还针对相当一部分平民。犹太人遭到集体屠杀,非犹太平民则大量死于饥饿、恐怖行动,以及被招募或强征作为奴隶 劳工。这些罪行并不是随着战争的推进逐渐升级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德国蓄谋已久战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中的一部分。但是战争计划仅仅是决定德军在东欧占领行动的一个因素。各种不同的情况包括当时的周边条件、偶然因素造成的影响和行为模式等等因素在内。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战争法律和惯例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中包括许多在战争中为人们所遵守和认可的国际原则。尽管这些法律和习惯允许存在一些比较非人道的行为,而且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但大多数人仍然能够明辨是非。本文所描述的是以当时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以及战争法规和习惯为判断的出发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国防军所犯下的罪行。这篇文章中包括国防军在战争中进行大屠杀的6个案例:对苏联犹太人的屠杀准备、苏联战俘的集体死亡、战争中的饥饿政策、反游击作战、报复性屠杀人质。文中阐述了国防军主动或被动犯下这些战争罪行的真相。以这些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研究为基础,尚无法估计实施犯罪的国防军士兵和军官的数字。然而,文中描述了具体的犯罪行为。在“选择行动”一章里就能够看到,战争屠杀应为并不是在占领区发生的“偶发行为”,而有相关的独立决策及负责人。战争与法律 战争并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法则的行为。纵观历史,许多政体都试图限制暴力行为,甚至是使用最极端的方式。某个政体通常会规范在战争中必须、允许或禁止哪些行为。在悲惨的 三十年年战争期间,当时的人们试图建立一套跨国战争准则。在20世纪初,许多国家,包括德意志帝国都签署了一系列 明确限制战争行为的条约。二战中的战争规范包括成文的公约和习惯法。公约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和签署,包括1907年的《海牙公约》(附件包括《海牙陆战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红十字条约》。国际人道主义战争法律约束缔约国,以及那些将这些条款列入国内法的国家的军人。海牙陆战公约 1899年和1907年,各国在海牙召开国际会议,超过40个国家通过并认可了关于战争法律与惯例的条约及其相关附件,《海牙公约》的内容是关于陆战的法规和惯例。其关键 内容是明确什么人具有正规军军人的身份、战俘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禁止对受伤的敌军施加何种行为、在占领区执行的军管法律。《海牙陆战公约》并没有新的法律条款;是在 现有战争惯例法律的基础上总结而成的。德国认可这一条约,并将其纳入国内法。《海牙陆战公约》因此对国防军成员有 了法律上的约束。图注:1940年陆军条令封面,其内容就 包括《海牙公约》及其附件陆战公约。 陆战法律和惯例公约条款: “考虑到,在寻求维护和平和防止各国间武装冲突的方法的同时,需同样注意到人们的愿望所无法扭转的某些事态可能招致诉诸武力的情势;基于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情势下,仍为人 类的利益和日益增长的文明的需要而服务的愿望;认为为此目的,修改一般战争法规和惯例,使其臻于更明确,或为其规定一定的界限,以尽可能减轻其严酷性是重要的;在今天所持有的这些看法的鼓舞下,正如二十五年前,这些看法即已在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上由于远见卓识而受到支持;本此精神,现通过了许多旨在确定和调整陆战惯例的条款;依照缔约各国的意见,上述条款是出于在军事需要所许可的范围内为减轻战争祸害的愿望而制订的,旨在成为交战国之间以及交战国与居民之间关系的一般行为规则。但是,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定一致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的章程;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未预见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约定,就可以听任军事指挥官任意武断行事;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各缔约国全权代表名单略。)上列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条款如下:…公约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第四条战俘是处在敌国政府的权力之下,而不是在俘获他们的个人或军队的权力之下。他们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属于他们个人的一切物品,除武器、马匹和军事文件外,仍归他们所有。…第七条掌握战俘的政府负责战俘的给养。如交战各方 间没有专门协议,则战俘在食、宿、衣方面应受到与俘获他们的政府的部队的同等待遇。第二十五条禁止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第二十八条禁止抢劫即使是以突击攻下的城镇或地方。…第三编在敌国领土内的军事当局第四十六条家庭的荣誉和权利、个人的生命和私有财产以及宗教信仰和活动,应受到尊重。私有财产不得没收。…”与众不同的一场战争 德国侵苏战争的准备工作始于1940年秋。在战争爆发前3个月,希特勒指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这场战争将是非常特殊的。其意图不仅是在军事上征服并击败纳粹主义的敌人苏联,而且还要彻底清除“犹太-布尔什维克”体系。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这场战争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别于其他战争,所以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战争法律及惯例均不再适用。根据哈德尔大将在作战日志里的记载,希特勒对这场战争的观点是“对军事法庭而言毫无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这场战争和在西线的战争将有很大的区别。在东线,不能再温情脉脉。” 国防军领导层随即在1941年5月和6月发布命令,为了保证希特勒所说的在东方“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的顺利。根据《战时审判权公告》(kriegsgerichtsbarkeitserlass)和《政治委员令》,国防军将不再执行当时的战争法律和惯例,并为规模空前的种族迫害和屠杀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希特勒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能够充分预料到其命令将会带来什么后 果,他们撤销了战时保护平民的规定,并命令处决政治委员。另外,德国陆军总司令部表示同意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保安警察别动队和保安处在东线作战地区“执行其任务和他 们所负责的对平民的处理措施”。 图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41年5月13日发布的在巴巴罗萨地区军事审判条例和手续以及特别军事措施。图注:关于在陆军部队中设置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命令,1941年4月28日。 种族屠杀 国防军领导层认同希特勒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目标。不过,根据侵波战争中党卫军别动队的表现,他们发布了一份包括所有部队的职责和审判权在内的说明。1941年3月,国防 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这一文件,其中规定在陆军作战地域,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将受委托代表元首,在今后两个敌对政治体系的决战中,准备承担行政管理任务中的特殊任务。在这些任务的框架内,党卫军全国领袖将独立行动,并由其全权负责。”如果没有国防军进行协调,别动队以及高层党卫军和警察领导人将无法完成对苏联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国防军在战区以及附近的村镇建立了军管司令部;这些司令部负责对特别地区实施军事管制。这种国防军军管司令部全部负责登记管理区域的犹太人口,强迫犹太人在衣服上佩戴便于识别的标志,并且将犹太人集中在犹太社区中。除此了这 些迫害犹太人的措施之外,国防军部队也承担屠杀犹太人的任务。众多指挥官都明确在命令中指出对苏联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是合法的。 许多在德占苏联领土的军管机构同时也根据“东方经济部”(wirtschaftsstab ost)的规定条款,将被屠杀者的财产作为“犹太人财产”没收。根据别动队的报告,他们多次提到,别 动队和各个级别的国防军进行了亲密无间且毫无障碍的合作。 克里沃罗格(krivoy rog) 1941年8月底,乌克兰主要铁矿产地之一,有20万人口的克里沃罗格被德军占领。当地军管最初由第538野战司令部负责;在1941年9月20日移交第246野战司令部。在占 领该市以后,军管机构立即发布了实施反犹太人措施的命令。犹太市民被迫在胳膊上佩戴徽章,并被强征为奴隶劳工。禁止犹太人自由购买商品和按照犹太教的仪式屠宰动物。军管司令部人员没收犹太人财产,并允许乌克兰市政当局搜集犹太人“捐献”的财物。不过在克里沃罗格没有犹太人聚居社区。距离克里沃罗格不远的希罗科耶(shirokoye)处于同一个野战司令部管理之下,第318警察营第2连很快开始屠杀犹太平民。而在克里沃罗格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当地军管部门在1941年10月15日报告,克里沃罗格已经成为“无犹区”(Jew-free)。在克里沃罗格郊区的伊里奇矿区,隶属南俄党 卫军与警察机构的番号不明的警察部队,在乌克兰伪警察的协助下,屠杀了大约2500名犹太平民和800名犹太战俘。后者是被从国防军战俘营中挑选出来的。 图注:正在走向屠场的受害者,时间可能是1941年10月15日。 卡明内兹-波多尔斯克 1941年7月,协同德国军队作战的匈牙利军队强迫数千名犹太人从匈牙利前往乌克兰城市卡明内兹-波多尔斯克。当地德军指挥官向他的上级报告,他无法也不想为这些难民提供食物。关于如何处理这些难民的讨论一直拖延到8月。 由于卡明内兹-波多尔斯克计划于1941年9月1日移交德国民政当局管理,所以迫使德军要尽快拿出处理意见。在1941年8月25日的决定性会议上,汉斯·格奥尔格·施密特·冯·阿尔滕斯塔特少将(Hans Georg Schmidt Von Altenstadt,总参谋部军需总监战时行政管理局局长),军政和民政事务高级负责人提到,南俄党卫军和警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他没有出席会议)希望“在1941年9月1日时已经将这些犹太人全部清除。” 根据计划,耶克尔恩在8月29日向柏林报告,被匈牙利军队驱逐到卡明内兹-波多尔斯克的以及当地的犹太人被他的部下全部处决,总计23600人。根据国防军的看法,已经可以将“清洁”后的该地交给德国民政当局管理。 图注:在卡明内兹-波多尔斯克地区被围捕的犹太人,1941 年8月27日。 图注:卡明内兹-波多尔斯克地区的犹太人在被屠杀的路上, 1941年8月27日。摄影者:久洛施皮茨 苏军战俘 从1941年夏到1942年春,至少200万苏联军人被俘后死 于德军战俘营。国防军负责转移战俘,本应当为其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相比大多数西方战俘,苏联士兵没有获得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对待。结果就是,由于灾难性的食物短缺和缺乏适当的医疗与住宿条件,导致百万人死亡。 在战争爆发以前,国防军高层就发布了政治委员令,规定被俘红军政治人员应立即处决。国防军部队同时也和保安警察别动队和保安处合作,在被俘苏军的战俘营里展开甄别活动。这些人所谓“政治嫌疑犯”—其中也包括犹太战俘—被挑选出 来交给别动队,后者会立即在战俘营外边杀害这些战俘。这种甄别同样也在已经被运送到德国的苏军战俘中展开。被挑选出来的战俘将被集中关押。到底有多少战俘死于这种屠杀已经不可考,但总数估计在4-12万之间。 到1942年闪电战破产的时候,由于德国缺乏劳工,德国官 方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在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领域效力的苏联战俘越来越多。尽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命令为这些战俘提供比较好的食品和生活保障。但对于数以十万计的苏联战俘 来说还是太晚了。 海德拉格(Heidelager) 有三个“俄国战俘营”位于维岑多夫(Wietzendorf)附近的吕内堡草原(Lünebur ger Heide)、欧尔博基(oerbke)和贝 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在这里,战俘们最初不得不 自己挖掘供栖身的洞穴。此后才建起生活条件好一些的营房。这三个草原战俘营的条件非常恶劣。许多战俘相当缺乏食物供应,特别是那些身体虚弱和患病战俘,往往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后就会死亡。在1941年11月到1942年2月期间,数以千计的战俘由于斑疹伤寒症和其他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 疾病而大量死亡。死亡人数至少为40000人。1942年4月, 3个战俘营的总人数缩小到6500人。 这三个战俘营成为了当地居民旅游景点,他们在周末会去战俘营闲逛。这些“观光者”甚至能够进入战俘营周边的栅栏以内。 维岑多夫战俘营中的窝棚 骨瘦如柴的苏军战俘 战争中的饥饿政策 为了保证国防军和德国国民的食物供应,德国在苏联占领区实施彻底的掠夺政策。“尽可能为德国搜集食物和矿物油”— 这就是占领军经济部门的指导方针。这一政策应为数百万人的饥荒死亡负责。东方经济部负责具体实施措施,并且和帝 国政府各个部门及国防军经济局协调相关的行动。在上述开发东方经济的行动之外,一些国防军单位在对苏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就已经遇到了后勤供应问题。结果到1941年,军队征用粮食导致出现了“无粮区”(kahlfrasszonen,defoliation zones)。整个地区一片荒芜,从前线向后方延伸达300公里;连配种的家畜和谷种都被德军搜刮一空。 这些行动甚至危及到国防军自身以及苏联劳工所必需的粮 食供应。因此从1941年秋开始,德国为苏联平民保证最基本的最底限度的口粮配给—但仅仅是为那些可以劳作的人 提供。“所有寄生虫和没用的吃货”—也就是纳粹主要的政敌、犹太人、城市居民、老、弱、幼—只能获得达不到基本生存标准的口粮。今天已经无法估计德国的饥饿政策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亡。 列宁格勒 在从1941年9月8日至1943年1月18日,对列宁格勒将近500天的封锁中,该城几乎变成了一个军事要塞。德国的目标是系统并有意识的饿死全城居民。1941年秋,大约有近300万人生活在列宁格勒。 希特勒多次表示过要摧毁列宁格勒。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在军事征服以前设置饥饿封锁线的命令。这一战略规定拒绝接受列宁格勒的投降。尽管有所顾虑,但德国军事领导者在列宁格勒外围还是采用了非常残酷的政 策。根据苏联报道,大约623000名列宁格勒市民在围城期间死亡;西方则估计死亡人数约为100万。哈尔科夫 陆军总司令部和南方集团军群决定允许第六集团军司令官自行决定是否对哈尔科夫采用类似列宁格勒的围城政策。陆军元帅赖歇瑙赋予了下属过度的自主权。 尽管赖歇瑙没有用封锁手段就占领了哈尔科夫,但军管当局仍然无情的掠夺了该城及其郊区,德军抢走了粮食、家畜和谷种。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将哈尔科夫分割成补给区(erfassungsraume,registration zones),并将该地区变成了“无粮区”。这一政策结果是在德军占领的第一年,根据德国占领军组建的市政当局的报告,导致1941-1942年间11918名当地居民死亡。 流放 在战争中,数百万苏联平民被掠夺到德国作为劳工。在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以后,国防军马上开始在战区强征平民,修筑道路、铁路和野战工事。在1941-1942年冬闪电战失败以后,德国工业开始重新调整,其本土逐渐开始显现出劳动力短缺。 1942年3月,希特勒任命纳粹党图林根大区长官,弗里茨·绍克尔为调配劳动力全权总代表。德国劳工管理当局开始在占领区强征为德国工作的苏联平民。报名的志愿者最初络绎不绝,但当苏联劳工在德国的生存条件曝光之后,就无人自 愿报名了。在警察和国防军的支持下,劳工管理当局使用暴力强征劳工。在1941年11月到1944年6月,大约有2.8万名德占区苏联平民被掠夺到德国作为奴隶劳工。 尽管国防军最初怀疑这种劳工政策有可能耗尽战区可能供 其使用的劳动力,但仍然直接参与了强征劳工的行动。除非和军事管理当局合作,否则德国民政当局根本不可能强征或募集并转运数百万奴隶劳工。 另外,从1942-1943年开始,德国民政当局、国防军、党卫军和警察利用旨在肃清游击队活动的“大规模行动”登记占领区人口并迫使他们服劳役。“强征劳役和嫌疑犯”或者随便什么人被安上类似的罪名,就会被赶进党卫军集中营成为奴隶劳工,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也批准了这种行为。 1943-1944年国防军开始从苏联撤退时,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军裹挟了数十万平民与其一起撤退,为的是避免他们加入苏联红军,并迫使他们为德国国防军担任奴隶劳工。 第三装甲集团军 在强征奴隶劳工的过程中,1944年3月,第三装甲集团军开始将维杰布斯克和鲍里索夫之间的居民赶入临时难民营。鲍里索夫难民营位于第四集团军作战地域;苏联平民被驱赶到那里然后运往德国本土。 党卫军、警察、国防军和民政当局也配合第三装甲集团军进行这种大规模行动,诸如“阵雨行动”和“春节行动”,这同时也 是扫荡苏联游击队的行动。 在这些“大规模行动”期间,参战部队会包围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进行“梳篦式”清剿,然后放火焚烧当地村镇。当地平民要么被当成“游击队嫌疑分子”打死,要么被抓走当作劳工。反游击战 德国侵苏战争不仅沿数千公里的战线展开,同时在占领区也展开了反游击战。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德国国防军基本上只遭遇了组织极差的游击队。尽管斯大林号召展开游击战争,但这些游击队基本上没什么军事上的意义。不过,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仍然放宽了判定游击队分子的标准。除了游击队嫌疑分子和红军的散兵游勇之外,国防军同时也屠杀平民,包括犹太人,基本上会被认为是游击队嫌疑分子或者通匪者。德军通常会在被称为“严刑拷打”的讯问过程中殴打被俘者,然后会处决他们。 红军在1941-1942年冬的反击迫使德军从“中央地域”抽调了相当一批占领军。因此,当时训练和武器都有所改善的苏联游击队开始在德军战线后方大规模行动,收服沦陷区,袭扰德占领军。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一批德国国防军指挥官试图以恐怖主义政策和“连坐”措施来阻止平民参加游击队。而希特勒则继续要求以“最残酷的手段”来进行反游击战。 从1942年开始,德军妄想剿灭游击队的迷梦就破灭了。为了摧毁游击队的生存基础,党卫军、警察和国防军开始在“大 规模行动”中使用旨在将清剿地域变为“无人区”的手段。焚烧村庄,屠杀平民或抓走充当奴隶劳工。 明斯克 1941年10月26日,星期日,12个人被公开吊死在明斯克。当时占领该城实施军管的是第707步兵师。在一通鼓声中, 8个男人和4个妇女被带到4个不同的行刑地点。在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用德语和俄语写上字的牌子:“我们是游击队分子,杀害了德国军人。” 但是这些人既不是游击队,也没杀过德国士兵。他们隶属于一个抵抗组织,他们为受伤的红军士兵提供一间医院的传染病证明,并且为他们提供便装,然后将他们送回苏军战线。“三角形”行动和“长方形”行动 1942年春,在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区域南部的游击队活动逐渐频繁起来。在2次不成功的清剿行动之后,第二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于1942年9月9日发布了一项命令,开始实施“三角形和长方形行动”。第727步兵团、数个匈牙利仆从军步兵团和俄罗斯伪军部队负责,包围了在布良斯克铁路枢纽附近活动的约4000名游击队员,设置了一系列“口袋”并最终肃清了游击队。“三角形和长方形行动”造成了一片巨大的无人区。至少1000人被杀,大量种子、粮食和家畜被没收,村庄被夷平,总计18596名当地平民被赶出家园。处理犹太人和“匪帮嫌疑分子”的方式有特别指令:他们将被作为“42号扫 雷具”使用。换句话说,这些人会被用绳子捆住脖子,然后作为扫雷犁和扫雷滚穿过雷场。一份作战报告的作者对此持欣赏的强调:“大量的“扫雷者”….非常有用,而且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建立无人区:命令通过毁掉储藏,焚烧村庄等方式建立无人区。要无情的在所有地方彻底贯彻这一方针。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部队自己无法获得充足的补给物资。因此,在行动开始以前,应组织征粮队(平民、民兵等等组成)将所有物资坚决转移走,所有物资均应焚毁,使该地域无法供应部队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应妥善保存各种货物和有价值物资。 行动中,应没收富饶的列夫纳河流域内所有可能找到的马铃薯和大宗稻草及干草。 简单的说,在三角形和长方形行动中,可以说敌军: 1)遭到了惨重损失 2)所有村庄和大量储存物资被毁 3)人口被疏散,因此敌方丧失了秋季和春季耕作的劳动力,减少了敌军在不远的未来—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进行的 抵抗行动。 另外,无人区成为了保卫纳夫利亚河的屏障。参加行动的德、匈、俄部队通力合作,在三周时间中和装备精良、顽强而不屈的敌军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在沼泽、森林和完全不能通行的地带作战。 报复和屠杀人质 根据当时通行的国际人道主义准则和战争法律与惯例,为了避免本军士兵被攻击和保证占领军的占领,容许对当地平民施加报复措施甚至是以“顶罪”的方式射杀人质。但是,德国国防军却在整个欧洲进行足以视为犯罪的大规模滥杀。德军在法国、挪威、意大利、塞尔维亚和希腊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平民。但是这些暴行却激起了抵抗的火焰。德国国防军发现它陷入了自己一手制造的困境中,他们一面要用残酷的手段维持占领军的权威,一面则还要依靠通敌者甘心与其合作。最初都是选择犹太人、罗姆人和信德人(sinti,后两者通常被合称为吉普赛人)作为“人质”加以杀害。在塞尔维亚和希腊—这些国家都属于国防军东南司令部的军事管制地区— 平民也承受了类似的恐怖措施。在塞尔维亚,国防军为了摧毁平民的所谓“巴尔干精神”而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在1941 年夏,随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兴起,塞尔维亚的德国国防军指挥官找到了彻底实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导原则的机会,命令只要有一名德国士兵被杀,就要枪毙100个平民,如果有1个德国士兵受伤,就要枪毙50个平民。而报复政策的受害者中犹太人越来越多。1943年意大利投降之后,德国军队占领了此前意大利军队占领的地区,德军对希腊平民施加的恐怖主义行为逐渐升温。由于害怕盟军登陆和越来越频繁的游击队的攻击,德国占领军用更加残忍而武断的手段屠杀平 民。德国士兵处决游击队员,苏联,1941年9月 克拉列沃和克拉古耶瓦茨 在1941年10月初,德军和游击队在克拉列沃和克拉古耶瓦茨附近的战斗逐渐升级。10月13日,游击队包围了克拉列沃镇,而德军第717步兵师一部既驻扎在该地。德军立即扣押当地村民作为人质。2天以后,游击队重新发起攻击,此时德军虽然伤亡惨重,但仍然击退了游击队。但是到了晚上,镇中再次响起了枪声;国防军报复性的杀害了300名塞尔维亚平民。第二天,德军在克拉列沃的损失再次得到了“补偿”,第717步兵师一部将该地所有的男性平民都抓了起来,然后押往一间火车车厢生产厂的院子里,全部处决。根据南斯拉夫的资料,克拉列沃及其周边地区大约有4000-5000名平民被杀害。1942年10月21日,在克拉古耶瓦茨附近也发生了大规模屠杀行为。在和游击队的一次战斗中,德军战死10人,战伤26人,第749步兵团和第724步兵团的士兵在保罗·科尼希少校的指挥下,将该镇郊区全部2300名平民尽数杀害。卡拉夫里塔 在卡拉夫里塔附近的屠杀是在希腊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屠杀。这次屠杀是为了报复在1943年10月和共产党游击队组织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之间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德军有1个连被俘。80名德军士兵被枪杀,尸体抛入山涧。1943年12月10日,第117猎兵师师长,卡尔·冯·勒·叙尔 (Karlvon Le Suire)少将命令部下“夷平” 卡拉夫里塔和马泽卡(Mazeika)以及周边所有为游击队提供帮助的村庄。根据德军的报告,加纳斯(Gnass)和埃伯斯贝格(Ebersberger)大队在几天之内就焚毁了24个村镇和3座修道院,杀害了696人。行动中的抉择 命令并不单纯是命令。很多时候,军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下达或接到命令。接到命令的人必然会判断这个命令是否必须要执行,如何执行。命令并不总是详细的指令,更多的时候是赋予下级行动的权限。在命令下达之后,下级往往有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任务。但是,对于行动方式是有种种限制的。个人对形势的判断是影响是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任务的最基本的一项因素。军事因素和个人所处的等级,都是限制和促进军人选择执行命令方式的因素。 决定如何在特殊环境下执行任务的是具体的个人。没有人应该为另外一个人的作为而负责。“命令不仅仅是命令” 1954年5月8日,达姆施塔特州法院以杀人罪起诉了前连长弗里德里希·诺尔和他的军士长埃米尔·青贝尔,他们分别被判处4年和3年徒刑。1956年,两人的刑期被分别减少为3年和2年。根据法院的看法,诺尔和青贝尔对在克鲁托被屠杀的犹太人负有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其中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游击队的威胁” 1941年秋,国防军第681步兵团在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 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地区负责“治安肃正”任务。尽管该团的1营报告“与敌军发生接触”,但没有迹象表明当地存在游击队的威胁。1941年9月底,其中1名连长赫尔曼·库尔斯中尉参加了由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地域司令官马克斯·冯·申肯多夫将军开办的“反游击战”训练班。训练教程中宣称:犹太人就是游击队,游击队都是犹太人。第1营报告在10月的第1周总共击毙41名犹太人,以报复1名德国士兵被所谓游击队击伤。在事件中,第691步兵团第1营营长阿尔弗雷德·科曼绍少校口头命令他的3个连长:赫尔曼·库尔绍、约瑟夫·西比耶和弗里德里希·诺尔在1941年10月初枪毙所有在该各连驻地附近居住的犹太人。同一条命令,三种反应 根据第1连连长,约瑟夫·西比耶中尉的供词—他1894年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33年成为纳粹党员—他并未执行这一命令。他向营长解释,他看不出犹太人和游击队之间有什么联系。而另外一方面,如西比耶所说,在他的地域仅剩的犹太人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没有人能够威胁德军的安全。1或2天以后,科曼绍打电话来询问是否执行了命令。西比耶明确拒绝执行这一命令,面对科曼绍的质询,西比耶最终并未屈服,他说他回答对方“绝不执行”。第2连连长赫尔曼·库尔绍当时33岁,是纳粹党和党卫军成员,并且参加过反游击训练班,很显然他毫不犹豫的执行了营长的命令。第3连连长弗里德里希·诺尔上尉,生于1897年,同样出身于教师 家庭,他对于是否执行命令犹豫不决。他和军士长埃米尔·青贝尔讨论了这个问题。两人都很彷徨,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这条命令是要求他们屠杀妇女和儿童,而且克鲁托村附近居住着约1000名犹太居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游击队 提供了帮助。他们要求营长下达一份书面的命令。不久以后,他们接到了营长的命令:枪决克鲁托附近的所有犹太人。诺尔和青贝尔非常惊恐,这条命令明确无误。最初,诺尔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但此后,由于害怕抗命而受到上级的处理,诺尔命令青贝尔负责处决村庄中的所有犹太抵抗者。根据他的供词,青贝尔向全连士兵宣布,这是上级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这引起了不安。1941年10月10日,第691团的 3连士兵和当地的伪警察将犹太人赶出了克鲁托村,将他们押到村外的壕沟然后全部射杀。在屠杀过程中,根据报告,行刑队里的上等兵威廉·马格尔在开枪时闭上了眼睛,所以可能没有打中被害者。所以,并非所有犹太村民被杀。另外一名士兵代替了马格尔,他被换到负责现场警戒的分队里。最终德军完成了屠杀。营长科曼绍和连长库尔绍没有活到战后。战争结束以后诺尔上尉和青贝尔军士长被起诉并被判有罪。马格尔上等兵则被判无罪。战后时期 1945年5月9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其最后的命令,命令武装部队在午夜放下武器,且“德国国防军….最终被优 势之敌所压倒而光荣战败”。一个月以后,前国防军的将领们 第一次明确表述了国防军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份备忘录中,反游击战、屠杀人质以及招募和强征奴隶劳工被定义为战争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党卫军全国总指挥负责实施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德国国防军对此既未参与也毫不知情。这份声明中描绘了一支“出淤泥而不染”从未犯下过任何罪行的,清清白白的国防军的形象。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受到挑战。高级军事将领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被起诉犯下了战争罪行。同时,盟国法庭宣布盖世太保、保安处和党卫军是犯罪组织,但国防军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则不是。德国公众普遍认为这是宣布了国防军无罪。 在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和社会角度如何处理前国防军军人受到了冷战和德国重新武装的影响。在两个德国在分为两个阵营对峙的局面下,起诉犯下“战争罪”的罪犯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东德和西德都需要旧军人帮助重建军队。在西德,在战后新一代成年以前(亦即70年代以前),相关问题在西德社会中都是半遮半掩的敏感话题。直到70年代末,相关的军事历史学才开始研究国防军的战争罪行。然而虽然有一些研究成果,到80年代,西德公众的观点仍然是国防军是一支“洁白无瑕”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