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范文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范文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和谐社会心向往之，问题是如何建设和谐社会。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当今中国有哪些阶层，尚在讨论中，不管是八个，还是十个，总而言之，是没有人否认中国还有阶级、阶层存在这一客观实际。 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区分的社会群体，或经济标准，或政治标准，或职业标准。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差异。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工人总归是工人。孙中山先生曾高呼“劳工神圣”，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 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即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这样的一种畸形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根本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 倾斜。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 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此，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便是社会持久和谐的有力保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组成的不平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突出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 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的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在 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文秘114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不具备政府职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应当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说把市场泛化了也会带来很多弊端。讨价还价、买官卖官无论如何不行吧,很明显，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必须有非政府组织。 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试问:转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从而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不要小看了这里的“间接”二字。间接了，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间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 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起来。“大社会”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越简越繁,为什么政府难以“瘦身”,为什么“吃皇粮”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发达吗,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务的功能，为成员办实事。社会组织是自治的。社会组织所固有的自生自灭的特性，促使社会组织必然以服务为天职。社会组织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组织具有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监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这种柔性的监 督具有客观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监督。社会组织具有公证的功能。社会组织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要公正。公正最起码的表象之一是公证。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年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来自于社会组织。这是民主化进程加快的表现。 由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吸纳了一批离开政府的公务员，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就业的机会，既保护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难群体。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社会冲突各国都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苹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发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决就能够妥善处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论是政治领导型的、还是业务管理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利益代表型的、还是公益服务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文体联谊型的、还是学术交流型的社会组织，都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血脉。 四、以制度创新构建和谐社会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从制度入手，才是科学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民主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依法执政。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语境中被称为规范和价值。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正式制度的约束通常称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与法治相对应，在学术的语境中，我们称之为德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所以说，制度创新应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 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得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首先，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确立，从而为国人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剥离附着在每个交易主体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场规律、法律充当交易竞争的裁判员。要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的空间和养分，从而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缓和二者间的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个人营造阻挡强权侵扰的屏障。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将执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领导方式及其与政府、立法、司法、社会民间及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关的法律责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化、制度化，使得对执政党的约束与监督落在实处，具有可操作性。还要严格界定党的政策、决定与法律的界限，使其服从法律的规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规定，形成隐性立法。同时，应注重我国的政权建设水平，在减少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注意各级、各类权力机关之间的有效制约与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 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 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相当重要。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牺牲社会事业基础上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经济超常高速度降下来，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次，是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指标体系不完整，必然会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动不动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这无不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标要求的缘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当然，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接轨。人文指标，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导下，在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后，订出来。现在一说指标，有人就拿出当年“评工记分”那一套本事来，那是把指标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已是全世界的共识。有的国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发展战略 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巴塞罗那更是响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国家，不是因为经济而出名，而是因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辐射力大于经济。儿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岛，甚至还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不大会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话。“言必称希腊”，不是说希腊的钢煤粮棉如何如何，而是说言必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是铁的花朵。这花朵不是昙花一现，不是易燃的绢花，一把火就烧掉了。现在有些人是物质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却穷得很哪～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和谐有多种:有高度和谐，有低度和谐。我们要的是在发展中高度和谐。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政权是能够在和谐中巩固、在和谐中发展的。只要对市场经济驾驭得好，对和谐社会构建得好，共和国一定长治久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快马加鞭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进而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社会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曾庆红同志在阐述《决定》精神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格局。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和谐”，是一种建立在由市场带来的差异基础上的“和谐”。这一新概念和新观点的提出，反映出党、国家和全社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生活变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领域的差异与和谐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 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要求及其困境 将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意味着对社会差异的承认，因为没有现实的社会差异，在近乎同质的基础上谈和谐，即使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意义有限的。从逻辑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在差异基础上所达成的和谐状态。 差异社会的和谐状态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首先，市场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既是差异的表现，也是差异的结果。没有差异就没有市场本身，反之，市场一旦形成，必然增 强差异，并促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其次，不仅不同分工之间有差异，在同一种分工内也存在差异。作为一个竞争场所，市场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时刻处于竞争之中，进行优胜劣汰。同一分工内的显著差异既以优胜劣汰为前提，也会通过优胜劣汰进一步扩大。最后，分工和竞争必然导致经济领域中生产要素的分化和分离，不同要素向不同的市场主体集中，造成其在市场上的不同地位，不同群体及其优势或弱势在不同生产要素占有份额的基础上形成，经济差异由此派生出社会差异、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总之，有市场必然有差异，而市场的差异必然造就社会的差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差异的市场才是有活力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中，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造就社会差异方面同样有效乃至同样高效，就是这个道理。在几乎同质的社会状态下，迅速形成和扩大差异，首先是经济上的差异，随后是社会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一段时间来中国社会巨大活力的结构性来源。在改革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都包含了差异机制的作用。 市场不但以差异为前提和动力，也以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为条件。市场是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和谐:分工就是合作，交换就是互补，没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不可能有经济过程。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经济要求的不是单纯的差异，还要求差异的和谐与和谐的差异。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实质性的主张就是寻求一只从差异中促成和谐的手，一只市场自发的手。 问题在于，在自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异的和谐还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根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场，虽然不乏和谐的要求，客观上也存在劳动分工意义上的合作，但仅凭其自身，难以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正如市场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对效率存在明显偏爱，其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对和谐也存在内在的无力，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拉美陷阱”，指的就是在一些南美国家，未经有效调控的市场由于缺乏对社会差异的控制而陷入市场效率丧失、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冲突激增的现象。市场需要社会和谐但又无力自发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一“窘境”，使得对社会差异进行其他层面或形式的控制和调整成为必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差异与和谐的取向 和谐社会作为特定社会的公共目标，需要依托公共领域的力量来实现。以执政党和国家的名义来积极认同并主动承担这一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含义。相对单纯以资本增值及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要求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最终目标，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视为一种坦诚地认可差异、同时又真诚地追求和谐的经济—社会制度。 问题在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现实中是否确实可行，还是需要检验的。当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刚刚提出时 所面对的，说到底不仅仅有对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衔接的疑虑，还有对社会主义是否足以制约市场经济在差异与和谐关系上失衡的疑虑。这种疑虑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客观地说，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中国社会始终面临着两种现实可能性:或者在适度差异且不失稳定的基础上，经济和社会保持发展势头，或者随着差异不断扩大和冲突加剧，最终陷入社会失衡、经济停滞的“拉美陷阱”。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人均GDP水平的上升和财富占有的阶层分布的走势，正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人们就这两种可能性作出选择。回避问题，逃避选择，将置自己于“不选择的选择”之尴尬境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人们可以真正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策略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经追求过建设一个同质的社会，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同时也消除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多方面的活力。一个没有差异、没有社会冲突的社会，也许令人向往，但这样的 社会难免会缺乏个人追求的余地和由个人追求汇集而成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努力追求让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所长，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个体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兼容和互补，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共同所在。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差异成为个体或群体实现自身的领域，而不是委屈、浪费甚或牺牲自身的场所。差异构成了个体或群体之间“错位竞争”的条件和凭借，有差异的个体不一定要在同一空间对垒，各个群体或阶层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寻找自己的舞台。有差异，但未必有冲突，更精确地说，正因为有差异，所以才可以不冲突。这种对差异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或者说非冲突化的处理，正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的核心构想，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从方法论意义上看，这种极具智慧的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就是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的张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以此促成个体有最大作为、社会得到最佳整合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并存和互补。 为了保持差异与和谐之间“必要的张力”，需要以制度性安排来调整市场在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差异说到底是利益的差异，和谐自然包含对利益的协调。不在利益分配制度上对市场自发机制采取一定的弥补，就不可能引导和影响差异的走势，追求和谐社会的努力就很难产生效果，和谐社会就没有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将被虚拟化。具有自发性质又获得了经济上主导地位的市场体制，客观上为掌握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搭建建设性的政策架构，由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和发展社会事业，发挥政府作为各种利益群体中介人和协调人的作用，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促使社会财富适度转移，扭转差异扩大的趋势，缓和利益矛盾，争取适度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有差异必有矛盾，有矛盾难免发生冲突。差异基础上的和谐，不需要绝对排除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冲突被良性化、制度化了的社会。除了由国家或政府担任中介人，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之外，还可以采取法律的，社会的等不同方式，借助明确的规则约束，让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体制化的平台，如集体协商或谈判机制等，直接沟通乃至博弈，从中产生能够为各群体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经过制度化、无害化和建设化的处理，可以有效利用冲突的激活效应，同时又可避免由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实现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和谐。 无论差异还是和谐，它们都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个人或 群体对差异与和谐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差异与和谐的实际效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承认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承认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的基础上，对已经存在的差异格局作出合理、合情的解说。和谐社会需要利益协调，但利益协调也是有限度的。一切现存的秩序都需要合理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一个解说而被相关方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只有综合发挥利益协调、良性冲突和合理解说的作用，才能够在利益分化和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认知层面和现实层面的社会和谐。在这一点上，执政党的研究工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