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_刘彬徽

·175·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ASuccessiveDiscussionoftheResearchesontheChuSystemofBronze湖南省博物馆刘彬徽LiuBinhui,HunanProvincialMuseum内容提要：本文是在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基础上，对近二十多年来的楚系青铜器研究略作续论，主要有关于西周时期楚国青铜器的研究、春秋早期枝江百里洲青铜器和新见楚太师钟的研究，关于楚束腰升鼎的渊源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关于楚金文研究新进展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关键词：楚系青铜器年代形制纹饰铭文商周文化楚文化越文化Abstract:ThisarticleisasuccessivediscussionoftheresearchesontheChusystemofbronzetheauthordidoverthepasttwentyyearsonthebasisofhisownbookResearchesontheChuSystemofBronze.ThearticlemainlycoverstheresearchesontheChu-StatebronzefromtheWesternZhouDynasty,ontheBailizhoubronzeofZhijiangintheearlySpringandAutumnPeriodandChuGrandMasterBell,onthegenesisoftheChuslender-waistding,andonthelatestprogressoftheChuinscriptionsstudiesandotherrelatedissues.Keywords:Chusystemofbronze;age;form;patterns;inscriptions;ShangandZhouculture;Chuculture;Yueculture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下文简称《楚铜研》）于1991年写成，1995年出版。[1]此书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获得了多方面的好评。评论者指出：“这是第一部对楚系青铜器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和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是一部成功的力作。”[2]其后，在1998年完稿交出版社，延迟至2008年出版的拙著《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一书[3]在第七章“荆楚青铜器”中，对荆楚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和新出楚系东周青铜器予以论述，并专辟两节重点研究了这一地区的青铜兵器和工具，使对楚系青铜器的研究更为2010年·第七辑·176·全面和进一步深入。随着考古新发现的楚系青铜器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有必要继续对楚系青铜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下按西周时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以降三个阶段和楚系金文以及与楚文化研究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续作讨论。一续论西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第九章第二节“关于楚国早期青铜器的探索”中有如下的话：“在楚文化研究中，一种意见认为楚在西周时期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还没有进入国家文明阶段。若依此说，西周时期不会有楚铜器。但是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由楚公钟（图一）、戈等器证明楚国铜器在西周晚期就已有与中原地区大体一致的发展水平。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楚国西周早中期铜器的发现与认识，就是抱着如上所述的并非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而是乐观主义的态度。”[4]无独有偶，几乎和我同时完成的著作——罗运环先生的《楚国八百年》一书也辟出专节论“楚人早期青铜的探索”，认为“楚人可能在鬻熊以前或鬻熊进入青铜时代，而在鬻熊居‘丹阳’之际进入阶级社会”[5]，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后他又撰写《西周楚国落后说相关史料辨证》一文，继续论证他的见解，[6]而我也和他一样走着继续论证之路。1993年在山西省境的晋侯墓内出土了6件楚公逆钟，有68字铭文。（图二）其大意是，楚公逆为了用四方敌人的首级祭祀先祖，出征中多有擒获，融进献了赤铜九万钧。楚公逆用这些好铜铸造了形美音谐的编钟百组。这是楚国青铜器新的重大发现。为此，我在1994年开始写作的《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一书中对这一重要新发现作了较多的论述，深情地写道：“现今不少论著鉴于西周楚史料的匮乏，作出西周时期楚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看法。或者即使认为其社会发展阶段已进入阶级社会，但其发展仍很缓慢、落后，只是到春秋时期才一跃成为强国。有此新发现，犹如一道惊雷、一道闪光，让人们睁大了眼睛，重新来审视西周时期楚国的发展程度。因此，这一新发现，将极大地有助于改变人们以往对西周时期楚国发展水平估计过低的看法，重新恰当地估价西周时期楚国文明的发展水平。”[7]水平的高低是可以比较的。同为春秋五霸的晋、楚两国，在西周晚期两国的编钟所反映的发展水平就是很明显的例证。为写作此文，笔者专门对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编钟资料予以检索。[8]晋侯墓地西周晚期的编钟出土于三个晋侯墓内，其M8墓主为晋献侯（前822—前812年在位），出土的晋侯苏编钟就是晋献侯之乐器，共16件，为铭文贯通的两组各8件，其上刻有355字铭文，追述周厉王三十三年（前845年），晋侯苏（献侯）奉命征伐夙夷，凯旋归来，获得周王给予的丰厚赏赐之事。但这套编钟和墓内其他青铜器非同时同地铸成。高至喜先生据编钟成色与合金成分的差异、铭文为镌刻、钟型为不同型式拼凑等三个理由，认为：“由上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77·述三点，说明晋侯苏编钟并不是在晋地铸造的，而是来自外地。这外地在何处呢？我认为应是江南。因为在江南可以找到许多与晋侯苏编钟相同或相似的甬钟。”[9]最近他又撰文认为“早期甬钟起源于湘江中下游地区”[10]。晋侯苏编钟中有两件无旋虫，乃早期甬钟，若高至喜先生的看法可信，则晋侯苏编钟如他所说出自江南，这江南应即湘江中下游地区。关于西周甬钟起源于南方，周初传入周王朝中心地区的新见，已有许多学者如施劲松、曹玮、王子初等予以认可。[11]因之，高至喜先生的看法应可信。出土这套编钟的墓葬是三座西周晚期晋墓中年代最早的一座。西周晚期三座晋墓之二就是出土楚公逆编钟之64号墓，墓主是上述晋献侯之子晋穆侯（前811—前785年）。该墓出土楚公逆钟6件和非楚公逆之钟2件，共8件。高至喜先生认为这与楚公逆钟相配的2件钟也应来自南方。令人纳闷的是堂堂一国之主的晋国国君墓内为何要下葬并非本国自产之编钟？难道晋国不能自铸编钟吗？至于楚公逆钟又为何会出自晋侯墓内？已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尚难以定论。我以为馈赠的可能性较大。西周晚期晋侯墓出土编钟之三为93号墓。墓主为穆侯之子晋文侯（前780—前746年），年代已入春秋早期，但据王世民先生的论述，此墓出土16件编钟“具典型的西周晚期特征⋯⋯这16件钟，一组较大，一组稍小，钟胎较薄，制作粗糙，似为明器”[12]。现进而可以将楚公逆钟与之时代同为西周晚期的上述三墓出土之钟比较一下，楚公逆作为楚国国君于公元前799—前791年在位，这一年代正好处于晋穆侯在位年代范围内，晋穆侯死去乃以楚公逆的6件钟和另两件钟随葬。晋献侯、穆侯、文侯祖孙三代死后所葬的编钟和楚公逆钟的年代同属西周晚期，在这一年代范围内的晋楚编钟有以下差异：1.从数量看，晋献侯墓16件，晋穆侯墓不计楚公逆钟，只有2件，晋文侯墓内16件，总计晋国国君自用的钟为34件，而楚公逆钟在晋穆侯墓内的6件，仅是其编钟数量的零头，据铭文知楚公逆铸造的钟超过百肆。可知楚公逆钟的数量比晋侯之钟多得多,多出了数十倍（以每肆十六枚计）。2.从编钟文化属性和自产能力看，晋献侯、穆侯墓内除楚公逆钟外的18件均非晋地自产，而来自南方，晋文侯墓16件，钟为明器，应为自产，然反映不了编钟生产水平，看来晋国自铸编钟的能力很差，其生产能力远不如楚国。3.从编钟级别看，西周晚期三代晋国国君墓葬出土的编钟都不是晋国国君自铸标示国君身份的钟。晋侯苏钟属晋献侯铭功而非自产之钟，晋穆侯却用了他国（楚国）之钟随葬，其子文侯只用了明器钟，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楚国则是一代比一代强，楚公钟已知至少三套，到他的后代楚公逆时产量大增。他不仅一次可铸出百肆之钟，更有铭文不同的多套钟（传世楚公逆钟与这6件楚公逆钟铭文不同）。2010年·第七辑·178·可以设想楚公逆墓葬内肯定有大量自铸的钟，但愿不久的将来能掘到他的墓葬予以证实。4.从晋侯苏钟和楚公逆钟铭文内容看，晋侯苏钟用了南方的编钟加刻铭文，记载他因战功受到周厉王的丰厚奖赏。而楚公逆钟记载的则是通过自己率军出征大获全胜，战败者向楚国君进贡“赤金九万钧”，充分显示了楚为“大邦”的风范！两相对照，何其鲜明！综上四点，可见西周晚期晋、楚编钟的发展水平悬殊之大，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试想，作为礼乐制度体现者之一的编钟，乃国之重器，其发展水平都有如此大的差异，足可反映出晋楚两国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本人对此感同身受，回想楚公逆钟实物在上海博物馆内部展出时，我有幸看到这些难得一见的实物，其保存之好，铸造之精，形态之美，身临其境地观察，心灵的震撼自不待言。这些楚公逆钟映照着西周晚期楚国文明的辉煌，可以反推西周早中期楚国文明也已趋前列，早于楚公逆钟的楚公钟即是实证之一。楚公逆钟铭文祭祀的“先高祖”应是熊渠。熊渠在位约当周夷王、厉王之际，楚公编钟就是熊渠之钟。1998年在陕西出土一件，传世四件今存三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馆（图一，1）。2005图一1.传世楚公钟2.楚公钟铭文拓片12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79·年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有幸到那里看到仰慕已久的实物，喜出望外，能先后看到国宝级楚公、楚公逆编钟实物，真乃三生有幸。从楚公、楚公逆编钟所显示出来的特点和发达的铸造水平，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西周时期楚国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程度已不亚于中原地区。如上所述，从西周晚期三代晋侯墓所出编钟与楚钟的对比来看，楚国青铜业发展水平已高于晋国，从两国文化总体看，完全不亚于晋国。这种根据出土实物作出的判断，亦证明西周时期楚国落后的论调可以休矣！诚然，就现有考古发现看，除上述楚公、楚公逆编钟外，属西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数量屈指可数，这可能与考古界迄今尚未发掘到楚重要墓葬和遗址有关，同时也与认识有关，即要找出一些西周时期的无铭楚铜器，已有学者在探讨西周时期楚国无铭编钟。[13]今后如能像发掘晋侯墓一样，发掘到西周楚国国君墓，可以想象出土楚国青铜器会是既多且精，美不胜收。二关于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一）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的界定先谈谈春秋早期的年代范围。对图二1.山西新出楚公逆钟2.楚公逆钟线描图之一3.楚公逆钟铭文拓片之一12312010年·第七辑·180·于楚国青铜器的分期，我将春秋战国时期分为七期，每期又分早晚两段，至今仍坚持认为这一分期法是合乎楚国历史发展和青铜器演变实际的。现在来看，每一期内的铜器年代有的可作适当的调整，但不影响七期分期法的科学性。《中国青铜器综论》（以下简称《综论》）一书采取的分期法和我的分期法在春秋早期的年代范围是相同的，即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770年—前670年，而研究中原地区青铜器，则多将其下限延后20年，即公元前650年。[15]在春秋早期（前770—前670年）这一年代范围内的楚国青铜器群，拙著《楚铜研》列出了三个单位的铜器：1.当阳赵家湖二号楚墓出土的铜器；2.南阳西关一组铜器；3.枝江百里洲一组铜器（父器）。对于当阳赵家湖二号楚墓及出土铜器的年代，曾有不同看法，已有学者作了周密论证，确定无疑应为春秋早期。[16]《综论》一书以此墓铜器为春秋早期唯一的一项，否定枝江百里洲铜器年代为春秋早期，这是需要讨论的。春秋早期的有铭楚铜器，除上述南阳西关和枝江百里洲的铭文器之外，尚有多件，在拙著《楚铜研》第六章和2009年我编著的《楚系金文汇编》一书已分别论述，此不复述。据我近日的研究，原列入东周二期（春秋中期偏早）的有铭器如曾孟妳谏盆可调整到春秋早期偏晚时期。至于无铭楚铜器，也如同判断西周时期无铭楚铜器一样，有一个逐渐深化认识和依据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予以判断的过程，相信今后能发现和断定更多的春秋早期楚铜器。（二）枝江百里洲父铜器群的再研究这组铜器在报道时就定其年代为春秋早期，拙著《楚铜研》也定为春秋早期（东周一期），一些楚文化著作如《楚文物图典》等，所定年代也相同。但《综论》一书则所论不同，并举出多条理由加以论述。鉴于此书的影响较大，故有必要加以讨论。这群铜器计有鼎3、簠2、壶1、盘1、匜1，《综论》对簠、匜年代定得晚，就把这组铜器定到春秋中晚期之际。在此着重讨论其对簠、匜年代的看法。第一，关于簠的年代问题。所出的两件簠（图三，1）均有相同的铭文，器主为“考叔父”。《综论》认为“簠器、盖接口处直边稍长、形制稍晚⋯⋯约属春秋晚期偏早，是此组器中年代最晚者”[17]。仅凭“器、盖接口处直边稍长”这一点就把年代定晚是不妥的。判定簠的年代早晚应有以下几个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一是从簠的整体造型看，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簠器腹斜边较长、底边较短，器的口径和器身器底径的长度相差较大，整器显得高而窄。例如曾孙史夷簠、蔡大膳夫簠（图三，7、8）；而春秋早期以后的则腹部斜边变短、底变长，整器显得矮而宽。例如春秋中期的上府簠、春秋晚期的王孙簠（图三，3、4）。父簠（彩图一）整体形状接近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之器，而与较晚之簠的形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81·图三1.枝江百里洲铜簠2.百里洲簠器体短边纹饰3.上府簠4.王孙簠5.叔虎父簠6.叔朕簠7.曾孙史夷簠8.蔡大膳夫簠9.随州桃花坡出土匜10.传世樊君夔匜11.山东肥城出土匜14253678910112010年·第七辑·182·12图四1.楚太师编钟之一2.楚太师编钟中的两件拓片三是看其纹饰，这正是《综论》忽视的一点，观其纹饰，器盖和器口直边为窃曲纹，其斜壁为粗体的卷曲龙纹（图三，2），非吐舌蟠螭纹。以前我沿用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把有无吐舌蟠螭纹作为划分春秋早中期的标志，直到近年学者发表的论文仍沿用此说（例如《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第179页）。现在看来，在春秋早期晚段就已出现吐舌蟠螭纹，故不能以此作为区分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标志了。[18]既然父簠还没有出现吐舌蟠螭纹，进一步证明它绝不会晚至春秋中期了。从以上三点所论，可见单凭器口直边长短这一点去定簠的年代是不可靠的。即使单凭这一点去考察簠的年代，也可以找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器口直边也有如同父簠这样较长的直边的。例如湖北宜城出土蔡大膳夫簠、山东平邑出土的叔虎父簠、叔朕簠、传世曾孙史夷簠（图三，8、5～7）等，[19]尤以叔朕簠（图三，6）的直边和父簠较长的直边最相近。此簠无衔扣，纹饰风格亦是西周晚期春秋早期风格，凡此均更加证明父簠年代只能定为春秋早期，绝不会晚至春秋中期。《综论》把它定为春秋晚期偏早，更是欠妥的。第二，关于父匜（彩图二）的年代问题，《综论》认为：“父匜亦近于中原春秋早期形制，唯流甚长而封顶，有铭文，言公孙父自作匜⋯⋯纹饰作蟠虺纹，且匜流口已封顶，在中原铜匜流口封顶已在春秋中期偏晚，故盘、匜的年代似不会早于春秋中期偏晚。”[20]所云“中原铜匜流口封顶已在春秋中期偏晚”与事实不符，态（还可和淅川下寺的春秋中晚期楚墓出土的簠比较）则相差较甚。二是看器口有无衔扣，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之簠多无衔扣，而春秋早期以后器口长边则有一至两个衔扣，晚于父簠的上府簠、王孙簠已有衔扣；父簠无衔扣，年代必早。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83·传世的西周晚期凫叔匜、眉寿无疆匜、皇与匜就已是流口封顶的，[21]在东方和南方地区同样有春秋早期的流口封顶匜，《综论》内就收录有山东肥城小王庄出土的匜，“匜深腹、长流、高足均显示较早作风，流口已封顶（图三，11）⋯⋯可归入春秋早期偏晚”[22]。在南方曾国的西周晚期墓——随州桃花坡M1内也出土了流口封顶的四足匜（图三，9）[23]。传世的樊君夔匜（图三，10）也同样是流口封顶的，其年代也是春秋早期。[24]枝江父匜和这些匜的共同点都是流口封顶，下有四足，乃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特点，不会晚至春秋中期，匜上所饰蟠螭纹也具春秋早期偏晚特点。因此，《综论》说此匜年代“似不会早于春秋中期偏晚”的说法应予以否定，仍然以我所定春秋早期偏晚为宜。既然父簠、匜年代为春秋早期，则枝江百里洲青铜器群年代为春秋早期也就进一步定论了。匜铭“塞公孙父”、簠铭“考叔父”，乃一人之不同称谓：“塞”乃封地名或县名，新近发表的“塞公屈颡”戈[25]，证实此地乃楚王族三大王族之屈氏封地，这些青铜器均是楚国贵族之器，实乃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之典型器群，为极具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重要器群。（三）新见楚太师编钟研究近日周亚先生邮赠《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十一期给我，内有他的论文《楚太师登编钟及相关问题的认识》[26]。阅后大喜过望，乃反复研读，产生了进一步探讨的愿望，特在周亚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作点探讨。这套编钟共9件，为钮钟，在此将其中一件图像和其中的两件拓片引录如下，可省去一些对形制、纹饰的描述（图四）。周亚依据其形态及文字特征，定钟的年代为春秋早期，可信。据其铭文定名为楚太师登则可进一步讨论，先将铭文录写如下，其中有的字参考了黄锦前的博士论文。[27]隹（唯）王正月初吉庚午，楚大（太）师登(乂)＝(慎，慎)（淑)（温）龔（恭），武邘（于）戎工（功），用其吉金自作铃钟，鳴（且）（锽），用宴用喜（），用乐庶侯及我父兄，既（温）既记（忌），余保（乂）楚王，偯（威）叚（仪）＝(遟遟)，万年毋改，子子孙孙永宝鼓之。先谈器主其名问题，既曰太师登编钟，即是认为“登”乃这个太师之名。笔者以为此乃太师族氏称谓，后面二字“(乂)慎”才是其名，全称为登(鄧,即邓)(乂)慎。这套钟可定名为鄧乂慎编钟。登通鄧（邓），这已有青铜器铭文和包山楚简等文字为证，传世鄧公簋之鄧即此字形。此邓乂慎应为邓国贵族之仕于楚国者。史载楚有太师潘崇，应是潘国贵族仕于楚者，是辅佐楚穆王登上王位的功臣。《左传》文公元年：楚“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杜预注：“环列之尹，宫卫之官，列兵而环王宫。”周亚据此认2010年·第七辑·184·为太师是“楚国的禁军首领”。据《史记·楚世家》曰“使为太师，掌国事”来看，太师确为辅弼国君之高官，故有能力铸造和享用成套成编的乐钟。其次，这套编钟的年代上限和下限可以推定得更准确些。铭文中有“余保楚王”之语，则应作于楚武王称王之后，楚武王称王之年为其三十七年即公元前704年，这是钟的年代上限。其下限，周亚已指出，这套钟应早于传世的楚王钟，楚王就是楚王熊囏（艱）即堵敖，楚文王之子，公元前676—前672年在位。这套钟的年代应早于公元前676—前672年，应铸于楚武王称王之后和楚文王在位期间的近三十年间。这期间楚国和邓国关系很好，楚武王夫人邓嫚就是邓国国君之女，楚文王乃邓国国君之甥。有此背景，作为出身邓国国君宗族中的邓乂慎成为楚太师这样的高官，乃顺理成章之事。后来楚文王为了对外扩张的需要，在他晚年（前678年）灭掉邓国。这套编钟也许应在灭邓之前所铸。关于“(乂)”字，既有“治理”之义，又有“辅助”、“辅相”之义。例如《尚书·君》：“用乂厥辟。”《尚书·多方》：“尔曷不夹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铭文中的“余保乂楚王”就是邓乂慎保驾、辅相楚王之意。新见的这套编钟确为一重要新发现，特别是在春秋早期这一时段内，以往发现的有铭文的楚国青铜器均为单件，且铭文字数也少，而这套钟9件成组且有长达71字铭文，乃春秋早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组青铜器，为填补空白的重器，是连接西周中晚期楚公钟、楚公逆钟和春秋中晚期楚王孙诰编钟等之间乐器的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由这套邓乂慎编钟可以确知，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发展水平循着西周时期楚器继续向前发展，同样显示一定的特色。比较春秋早期其他地区包括中原地区各地出土同时期编钟，其形态纹饰之美及铸造水平，一点也不逊色，且有过之之处。这套编钟总体风格沿袭西周中晚期以来的周文化传统，自身特色不如春秋中期以后的鲜明。“就篆部的纹饰而言，除了与西周晚期楚公钟篆部的斜角龙纹（图一、二）比较相似外，与西周时期其他青铜钟的斜体两头龙纹还是有所区别的。”[28]这当是其特点之一。钟侧鼓部有铭文，见不到像楚公、楚公逆钟侧鼓部那样富有特色的纹样。编钟的音乐性能应有地域与文化属性上的差异，曾侯乙编钟的音乐性能及铭文所示，楚国自有一套音名、音律，成套的楚公逆编钟和楚太师编钟的音律也应有自身特色。对此，有待音乐学家的研究。三关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的楚系青铜器春秋中期以降（包括中期）至战国中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楚国和属于楚文化系统的青铜器处于这第二高峰的顶级高度。拙著《楚铜研》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85·也是以这一时期的论述为主要内容的。近二十多年来又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2005年拙作《楚系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日文）和2006年发表的《近年楚系青铜器研究评述》[29]，便是我对这些新的发现及其研究的一次总结性论述，在此不再复述。但有必要提及文中所提到的三个问题：（1）新见青铜器与楚墓鼎制、礼制问题；（2）楚系青铜器的传承与创新问题；（3）楚系青铜器的传播与影响问题。研究这一高峰时段的楚系青铜器，有两点应特别重视。第一，仍应特别注重楚墓及其青铜器的年代学研究，例如新蔡葛陵楚墓的绝对年代和固始一号墓的年代、淅川下寺甲组楚墓年代等因有不同的看法而需再论证。[30]第二，仍应特别注重楚系青铜器与他系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此前我已先后撰作《吴越地区东周青铜器与徐楚青铜器比较研究》、《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论东周青铜缶》、《秦楚青铜器比较研究》等，[31]这类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楚系青铜器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探讨楚系青铜器特点及其渊源与形成原因，看来仍然是个常谈常新的重要问题。例如盏的源起，过去把淅川下寺M7之盏视为最早形态，其实当阳县境出土的盏才是最早形态（彩图三）。这件盏报道时称，未曾引起注意，直到《当阳楚文物图集》一书展示了其器形、纹饰的彩色照片[32]，才引起我高度注意：观器底下有三个极短之足，从形制、纹饰考察应为春秋早中期相交之际的器物，据此可以认定它就是年代最早的盏。楚系平底束腰升鼎是楚系青铜器中最有特点、最引人注目的重要青铜礼器。这种极具楚文化特色的鼎型到底是何时因何而产生的？这涉及楚文化源流的重要问题。我在拙著《楚铜研》内已略有论及，但直到近年，仍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我对此的再次关注，并有了新的认识。为此，不妨先行引述2008年一篇论文中的看法：“平底束腰升鼎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典型器，其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青铜器中。1980年随州均川刘家崖出土的平底束腰鼎（图五，5），属于第二阶段春秋中期，铭文有‘盅之登鼎’，学者认为登即升，故登鼎即升鼎，其年代早于早期形态的楚式升鼎，如和尚岭M1出土的克黄鼎（图五，1）。刘家崖出土的鼎显然继承第一大阶段春秋早期的万店周家岗鼎（图五，4），后者是西周晚期周文化系统附耳垂腹鼎的延续形式⋯⋯”[33]在这种论述中存在两个问题要首先辨明。第一个问题，要辨明为两种类型的鼎。通观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的这类楚式升鼎，从器形看必须具备五条标准：（1）立耳外撇；（2）敞口，口沿外侈，口径大于腰径；（3）束腰，腰径小于口径和下腹径；（4）平底；（5）足根接于平底之上。只有具备了以上五条标准才能确定为楚式升鼎（图五，1～3）。以此标准来衡量图五，4、5两种鼎，2010年·第七辑·186·差异十分明显，这两件鼎都是附耳、敛口，口径小于腰径，并不束腰，按上述五条标准，其1、2、3、4条均与楚升鼎不符，仅第5条稍相近，但细察之，图五，4、5的足根接于腹底交界处，仍有区别。这样比较，图五，1、2、3鼎和4、5的鼎是截然不同的两类鼎，不能相提并论。即一为周式升鼎，一为楚式升鼎，二者应各有起源，无源流关系可言。我在《楚铜研》一书中就已指出：“看来，要追溯楚的渊源，恐怕要到更早的两周之际的鼎类之中去寻找。”[34]当时还未曾追寻其更早的渊源，现在则可以论列了，此点下文再谈。第二个问题，升鼎的定名问题。论者说“登鼎即升鼎”是对的，但这升鼎（或登鼎）的称谓乃指器物功用而言，并非据器形定名。《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一文对此已讲得很清楚，它引述《仪礼·士冠礼》“载合升”郑玄注“煮于镬曰亨，在鼎曰升”之后明确指出：“‘升’本为动词，把镬中煮熟的牲肉实之于鼎这一动作即谓之‘升’。”[35]该文认为升鼎即正鼎，凡具备了这一功能，不管它是圆腹鼎也好，平底束腰鼎也好，都可以称之为升鼎。该文就把楚墓内的好些并非束腰平底鼎的附耳圆腹鼎也作为升鼎即正鼎论述。因之，图五，5鼎铭中的“登鼎”，只能表明其有升牲之鼎的功能，不同形态的鼎都可称为升鼎。大概正缘于此，图五1.克黄升鼎2.王子午鼎3.荆门包山楚墓升鼎4.随州万店周家岗鼎5.随州均川出土鼎6.当阳赵家湖M2陶鼎7.当阳赵家湖楚墓陶鼎8.望城高砂脊出土越式鼎9.湘潭青山桥出土鼎10.长沙路口高桥出土鼎11.株洲白关出土鼎12.资兴旧市出土鼎891011121425673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87·到春秋中晚期之际，楚人为了和其他形态升鼎相区别，就把这类束腰平底鼎的形态专门造出一个新字：。卒于公元前548年的子倗，他在王子午升鼎(图五，2)的盖上铭文即用此字。此后直至战国中期望山楚简里也仍把这种升鼎写成字。所以绝不能把形态不同的两类鼎就其功用而言是升鼎而说成有源流关系。辨明了以上两个问题就可以追溯楚式升鼎的渊源了。为此，近来笔者对商代晚期以来的各类青铜鼎反复检索，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即在与周式升鼎不同类型的越式鼎上找到了与楚式升鼎在形态上的联系。关于越式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高至喜、吴铭生、何介钧、彭浩等多人论及，近年又有专著论及,其年代最早者已可追寻到商代晚期。例如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了越式鼎（图五,8）。其年代的判定有的定为西周早、中期。[36]朱凤瀚则认为应早至商代晚期。高砂脊越式鼎出土于墓葬AM1、AM2和AM5，它和商式A型鼎同出，被定为Ba、Bb、C型鼎。为说明问题，需较长地引述他的如下看法：“高砂脊铜器除A型鼎及刀应是殷晚期商人器物或完全仿制商器外，余Ba、Bb、Bc鼎、C型鼎皆是对殷晚期商器的部分改造，器身、纹饰是殷墟型的，足的形制具有地方特点⋯⋯应该指出的是，高砂脊铜器没有明显的关中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器物的特征⋯⋯由于高砂脊铜器确实难以看出与周初铜器的联系，所以，AM1、AM2的年代可以暂定为殷代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这一时段⋯⋯AM1、AM5墓主人有可能属于此地土著族属中的贵族。而随葬品中有殷墟铜器以及多数殷墟式铜器的改造器物，证明湖南北部湘江下游地区在商代后期确实受到殷墟文化较强的影响。这不仅从高砂脊墓葬与铜器中可以看到，上述以宁乡为中心的湖南东北部与殷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所谓宁乡铜器群亦已表明这一点。”[37]高砂脊墓葬及近年新发现的宁乡炭河里古城遗址、墓葬，已命名为“高砂脊文化类型”或“炭河里文化”，其年代有学者断为西周时期。[38]我已著文论定应可早至商代晚期[39]，和朱凤瀚的看法相同，论证更有说服力。这样，如图五，8所示，这是年代最早的越式鼎，其立耳、敞口外侈，束腰，口径大于腰径，底近平，足近于腹底，按前述立耳、敞口、束腰平底升鼎的五条标准，已相当接近。当年代后延至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有湘潭青山桥、株洲白关、长沙路口高桥出土的越式鼎和资兴旧市春秋早期越式鼎为代表（图五，9～12）。[40]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越式鼎的演变一脉相承，源流关系已很明显。看图五，12的春秋早期越式鼎和楚式升鼎鼎型更为接近。说楚式升鼎和自商代晚期始的越式鼎存在源流关系应是事实。当然，楚式升鼎和越式鼎的差别也应是肯定的。形态上它并不等同于越式鼎，从纹饰看它既有越文化因素，也有商周文化因素，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也是在周文化传统上的创新。因此，楚式升鼎大概是在两2010年·第七辑·188·周之际和春秋早中期间的时段内融合了周式鼎和越式鼎因素予以创新的产物，而非如前引论文所说的源自周式鼎的单线演变，从形制看应主要受越式鼎的口沿外侈、口径大于腰径这种形态上（图五，8～12）的影响而来。就是说楚式升鼎的渊源只追溯到刘家崖、周家岗出土的周式附耳垂腹鼎（图五，4、5）是不确切的。刘家崖、周家岗周式鼎与楚式升鼎（克黄鼎等，见图五，1～3）的演变是两条平行的线，彼此并无直接的演变关系。刘家崖的“登鼎”和楚克黄升鼎同属春秋中期偏早，把同时期的升鼎说成派生、演变关系也是不妥的。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更早的楚式升鼎，而从当阳赵家湖楚墓出土有立耳外撇、敞口外侈的陶鼎（图五，6、7）来看，意味着也可能存在着更为原始的楚式青铜升鼎，这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对楚式升鼎渊源的这种新认识，不由得让我浮想联翩，回忆起拙著《楚铜研》在谈到楚两两成对的偶数鼎列等与周制不同的情况时，引用了郭沫若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话：“楚实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实商周之派演。”[41]今从楚式升鼎源于商晚期之越式鼎来看，楚文化渊源确可远溯至商殷文化。但可以补充的是，由于越式鼎并不是商文化单线演变而来，而是商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认为楚文化是在商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过程中予以继承（包括西周文化）、创新的结果。这又使我想起俞伟超先生的一个观点，即他在《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一文中认为楚、越联盟是早期文明时期楚国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并从四大联盟集团的全局考察，认为：“两大族群集团的联盟为早期中国建成统一王朝的重要原因，是考察中国青铜文化区域划分情况所得到的一个新的认识。”[42]这种宏观视野的新见，颇具卓识。上面我着重讨论的楚式升鼎和早期越式鼎的源流关系，乃印证这一新认识的最好实例，应为与时俱进的新研究成果。四关于楚系青铜器铭文研究拙著《楚铜研》第六章为“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将已著录的楚系青铜器铭文按西周晚朝、东周一至七期的铜器分期予以论述，以后又多次作了订补。后总其成编著《楚系金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一书于2009年出版。[43]书内录入了我2005年发表的《楚系金文研究的新进展及相关问题》一文。此书与其他单纯的金文字编或楚文字编体例不同的特点有二：一是按年代先后序列，二是对铭文考释新成果的来源均以简注的方式予以说明，这一来可避免掠人之美，二来可免去读者查检之劳。由于本人曾在于省吾先生主持的古文字研究进修班学习[44]，打下了古文字研究的初步基础，于楚系铭文考释歧见处，能谨慎地择其较优者录入释文，也能尽可能地作点考释。例如关于长沙铜量铭文的尾句和末尾二字“杏爵”的考释和整句释读（图六，见《汇编》一○七号），学界存有多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89·种歧见，本人在诸家释读基础上运用新见文字资料予以重新考释与通读。[45]近年来又有若干新的研究值得重视。以下略举三例：第一，关于競（景）平王之定钟铭（图七，见《汇编》六二号）的释读问题，2008年的一篇论文《出土文献所见“以谥为族”的楚王族——附说〈左传〉“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的读法》（简称《读法》），对“競平王之定”一类语句的解释，此文提出的“要点如下：（1）遍检古籍中‘某之某’类的人名，总结其例。（2）讨论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资料所见‘某之某’或‘某王之某’格式的龚、臧、競（競坪）、、、文、武共七族十二个楚人名，指出其均为楚王族人。（3）讨论一般格式的楚王族人名，分属六族：昭、景、庄、成、怀、合并与前论所重复，计得以谥法为族的九个楚王族⋯⋯”[46]。据此认定“競平王之定”即指楚平王后裔这一王族人的名叫定的人。这种对楚系青铜器铭文和楚简以及文献中所见的楚王族“以谥为族”的人名研究，确属创新之见。和此文同为一年发表的《论“景之定”及有关史事》一文，看法则稍异。《读法》认为“某（某王）之某”的人，为该王族后代子孙均可称“某之某”；而后者认为“‘景平王之定’或‘景之定’”即（楚）“平王之子名定”[47]，仅限定为某（王）之子，即“某王之某”只限定为某王之子。这两种解释各有所据，究竟何者为是，有待新材料的验证。第二，关于倗戈铭文中所见楚王名的考释问题。《汇编》书中已将其字体隶定作“”（图八，见《汇编》三三9号）。但对此字如何解读却存在歧见。2009年发表的《楚简“”字试解》一文第二部分“倗戈所见楚康王名”对此字作了详尽的考释，认为“研究者有‘误字说’和‘一名一字说’两种解释⋯⋯那个繁复的表康王名之字，当分析为从‘食’从‘欠’，皆为义符，从‘’为声符；‘’则又从林为义符而从‘’得声。古书所记楚康王之名‘招’、‘昭’以‘刀’为基本声符，跟前文所说‘’释读为从‘刀’声之‘到’正好相合。倗戈与楚简国别相同，时代接近,这是对说明关于‘’字形音义的假设的最直接有力的证据”[48]。对倗戈铭中楚康王名的这一新的考释，确是较有说服力的，值得称道。第三，关于两种申氏铜簠铭文中的器主名的新释。2010年发表的《楚国申氏两簠读释》一文，对我收录在《楚系金文汇编》一书的两件有铭铜簠（图九）提出新释：“近因工作绎读刘彬徽等先生《楚系金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两件春秋晚期的簠铭，一件是《汇编》补编四四，依原行款写出释文：⋯⋯申文王之孙州择其吉金自作簠。⋯⋯另一件是《汇编》六六，也依原行款写其释文：申王之孙叔姜自作饮簠⋯⋯。学者或以为这是申曾称王，并于当时复国的证据⋯⋯复国称王之说是和史实不合的⋯⋯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后，屈氏别族也。申舟之后及2010年·第七辑·190·申[无]宇，即申氏也。申叔时而下，申叔氏也。簠铭的州属于申舟以下的申氏。查《左传》，申舟又称子舟、无（毋）畏、文之无畏⋯⋯看申舟称‘文之无畏’，他应当是楚文王的幼子。因此，申氏的后裔都是（楚）‘文王之孙’，簠铭‘申文王之孙’意即（楚）文王之孙的申氏⋯⋯再谈叔姜簠。‘文王之孙’可省作‘王之孙’所以‘申王之孙’意即作为王之孙的申氏，用以区别于屈氏别族的申氏和申叔时后的申氏。在男系的楚世系中，这乃是作器者叔姜的夫氏，在夫字下系以母姓（姜），其铭文及文献常见。只要确定州簠的‘文王’和叔姜簠的‘王’是楚王，释读就没有障碍了。”[49]以上新见不仅有助于对此两簠的研讨，更对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故特较多地引录之。楚系青铜器铭文文字中的疑难字，由于有大批楚简资料可资对照研究，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拙著《汇编》内所列甚多）；同时随着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对于铭文内容的研究，也不断有新的创获，以上所列，仅是举例而已。相信今后对楚系青铜器铭文的研讨定会获得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五余论以上对楚系青铜器从西周至东周时期的若干问题及其铭文作了剪影式的续论。此外，尚有其铸造技艺等方面未曾论及。由于拙著《楚铜研》是楚学文库的一种，文库内另有论楚国科技方面的专著，为免重复，略去了铸造方面的内容，后在拙著《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书中也只是概略地叙述。本人对铸造方图六长沙铜量铭文图七競（景）平王之定钟铭文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91·面也无深研，乃不再续论，但有一点必须在此稍加补述，即关于楚国以及我国的熔模铸造技艺失蜡法。近年有论者多次著文否定我国先秦（包括楚国）有失蜡法熔模铸造工艺。对此，已有冶铸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予以反驳并再加论证。犹忆起1979年召开的关于曾侯乙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鉴定会，参加者为当时国内铸造工艺方面知名的顶级专家，本人在会上也感染到会议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不妨重温一下对曾侯乙墓尊盘的鉴定结论：“我们认为青铜尊、盘之附饰透空花纹系由熔模铸造法成形。鉴于附饰花纹之繁杂纤细精巧，说明这并不是最早期的熔模铸件。”[50]其后经有关专家的研究，又肯定了更多的失蜡法铸件并确认有更早的铸件，且仅见于楚国和楚系青铜器，例如楚王酓审盏为楚共王（前590—前560年）之器（《汇编》二六号），这是年代最明确的一件楚器，其器盖上捉手和足部就采用失蜡法技艺，也许今后有望发现更早的失蜡法铸件。有的学者并从世界范围内作宏观考察，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失蜡法是有差异的，至今“尚未发现西方古代有类似中国的传统蜡料与捏、拨、剥等蜡模制作技法”[51]。这是颇具卓识的见解，值得重视。楚系青铜器的年代分期、器类组合、形制、纹饰、铭文、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可资进一步续论的问题尚多，在这类研究中，我以为必须紧紧抓住体现在青铜器中的楚文化特征、发展水平、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这三个方面予以深入地研讨。拙著《楚铜研》最后一章总论对这三个方面已有所论述，今后对楚文化特征及形成原因，更须进一步探讨。我在《近年楚系青铜器研究评述》一文中已有所论及。本文前面关于楚式升鼎特点、渊源的论述也仍然是朝着这方面的继续探讨。在此，我还可谈谈最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楚文化、楚青铜器特征的形成时间与标志问题。现在一般认为有独特风格的楚文化（包括青铜器）形成的时间是在春秋中期，但春秋中期的年代范围论者所说不一，年代长度也有差异。春秋中期的起始年和终止年的时间，学者间的看法差异甚大，同样是说春秋图八倗戈及其铭文2010年·第七辑·192·中期，但框定的年代可相差数十年[52]，这很不利于较准确地判定楚文化形成时段。因此我提出一个绝对年代范围的新说，即楚青铜器总体特征形成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670—前600年之间，为我所分的楚青铜器第二期，大致相当于有的论者所说的春秋早中期之际和春秋中期偏早。这是根据其组合、形制、纹饰等方面总体情况而言。例如颇具楚青铜器特征的器类升鼎、盏、浴缶等都始于这一时期，而有的则更早；组合方面的鼎、簠、壶、盘、匜这一特征可提早至春秋早期，而纹饰的特征出现更早，在西周中晚期楚公钟、戈和楚公逆钟上就已出现。楚公钟右鼓部的象纹（图一）、楚公逆钟右鼓部“穿山甲纹”和正鼓部龙凤虎纹（图二）都不见于周式钟同一部位，为楚钟所独创、独具，表明楚文化风格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显示。为什么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自身特征？这只能表明楚文化有它的本土渊源，而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楚文化生在黄河流域”。其实，楚人早在春秋早期就高调喊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我在前面论楚式升鼎之渊源，就已看出，楚文化应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和商文化、周文化、越文化相互交融之下予以创新的文化，楚人是“博采众长而独创一格”的。应着重指出，楚文化的根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而不是黄河流域。这种本土图九1.申文王之孙州簠铭文2.申王之孙叔姜簠铭文12楚系青铜器研究续论·193·文化的根是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的。试想，代表音乐文化最高水准的十二律，楚人的律高、律名不同于周制，东周楚国的历法和周历同为四分历，但历法建正和月名则和周历不同，如此等等。如果没有自身的根，是无法解释这种差别的。楚系青铜器各方面的特征并非源自周式青铜器的单线发展，而是源自更早的商式、越式青铜器的多元多线的演变发展。楚人有自身的独创精神，在本土文化的根系上接续商、周式和越式青铜器因素，逐渐演变出有独特风格的楚式青铜器。我们必须作宏观、中观、微观的全面考察，才不致产生偏颇的看法，取得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新的研究成果。楚系青铜器考古新发现仍将愈来愈多，需探讨的新老问题尚多，对其研究仍然任重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共同努力，去继续求索吧！注释：[1]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此书为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国家“八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之一。《楚学文库》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高至喜：《〈楚系青铜器研究〉评介》，《中国文物报》1995年10月29日；金良：《楚学文库丛书与〈楚系青铜器研究〉评介》，《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日]石黑日沙子：《刘彬徽著〈楚系青铜器研究〉》，《明大亚细亚史论集》1998年第3期（中国古代史特集，日文，全文约7800字）；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1998年，此书在“夏商周时期考古”一节中有简短评述，又见此书的“考古学书目”；在我的论文集《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一书第92～94页载有《楚系青铜器研究介绍》一文，内有邹衡、李学勤、朱凤瀚、郭德维等先生来信中对此书的赞语。此书第一次印刷旋即售罄，后加印两次。[3]刘彬徽：《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此书为李学勤、范毓周主编的《早期中国文明丛书》（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之一。[4]同[1]，第581页。[5]罗运环：《楚国八百年》，第9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6]罗运环：《西周楚国落后说相关史料辨证》，载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同[3],第527页；又见第137页。[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上海博物馆编：《晋国奇珍——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李朝远：《楚公逆钟的成编方式及其他》，载《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简称《综论》），第1142～1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高至喜：《关于晋侯苏编钟的来源问题》，《文物》1997年第3期；又载其论文集《商周青铜器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10]高至喜：《论早期甬钟起源于湘江中下游地区》，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六辑，岳麓书社,2009年。[11]施劲松：《中原与南方在中国青铜文化统一体中的互动关系》，载《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曹玮：《西周前期南北方钟的比较与北传路线》，载《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后收录于曹玮：《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第145～14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2010年·第七辑·194·[12]王世民：《晋侯墓地编钟的再探讨》，载《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13]熊建华：《湘博藏西周无铭楚器的鉴识及相关问题》，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14]我的分期法见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第45～55页。《综论》分期年代见第1533、1585～1589页。[15]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载《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原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3、4期）。[16]郭伟民：《当阳赵家湖几座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17]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7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8][24]刘彬徽：《江汉淮地区春秋青铜器研究》，待刊。[19]图三材料出处：图三，1、2、3、4见拙著《楚铜研》第六章之8、32、35器；图三，5见李常松：《平邑蔡庄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4期。同出鼎2、鬲1、簠4、盘1、匜2，簠有铭文。“蔡庄出土这批青铜器的时代，从形制、纹饰看属西周晚期”；图三，6叔朕簠传世三件，其中1件存故宫博物院，1件存上海博物馆，另1件下落不明，这三件资料并见注[21]。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图三，7见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编：《曾国青铜器》，第44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图三，8见襄樊市博物馆：《湖北宜城出土蔡国青铜器》，《考古》1989年10期，西周晚期器。[20]同[17],第1789页。[21]吴镇烽：《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电子版）。[22]同[17],第1720～1722页。[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曾国青铜器》，第25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25]黄锡全：《记新见塞公屈颡戈》，载《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周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26][28]周亚：《楚太师登编钟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十一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