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与传播

  从古籍整理出版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与传播  【Summary】 在信息化发展程度与日俱增的当下，古籍整理出版的客观环境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也应该相应调整战略部署，与时俱进地为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与传播提供长足动力。从新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项目实施现状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传播在人才、技术、市场以及渠道方面面临一定挑战，需要从人才体系构建、数字工程建设、受众市场开拓和“线上+线下”渠道开发四个方面进行优化，才能为当下及未来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提供发展助力，持续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与传播效果。【关 键 词】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中华传统文化【作者单位】王井辉，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基金项目】2018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钦研究”（135309408）;2018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135309405）。G237.9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2.015为加强国家文化建设，进一步推动文化精品传承战略实施，2012年7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为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实施提供了具体指导，其中包含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出土文献等9大门类，共收纳491个项目，以提升古籍整理出版物水平，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为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全力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力量[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在国家主导、行业协作下呈现规划有序和系统推进的大好之势，具体表现为传播广度和深度纵横延伸、出版数量和种类猛增、精品书籍繁多等，诸如“九全一海”、“四库系列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大典》等皇皇巨著层出不穷。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数字出版与古籍整理工作的衔接、古籍受众市场开发等，一定程度上使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传播陷入困境。一、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与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的内在关系1.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的有效途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一项贯穿国家发展、社会建设和人民进步的长远战略，是出版业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直观体现。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是关系到传承中华文明、维系民族精神的大事，功在当代，利于千秋，是坚守中华民族“根”与“魂”的重要形式，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重大战略之一。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一直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特征，始终向着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主题，有组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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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有秩序地稳步推进。为此，国家针对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出台了多项政策，如《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等，旨在推进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顺利进行，为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与传播提供有效保障。2.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是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核心动力现阶段，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处于发展关键期，既要紧密契合时代主题，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建设;又要加强对外传播出版，讲好中国故事，加速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中华传统文化凝聚了数千年的历史实践精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价值深厚，是新时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核心动力。从思想引导层面看，中华传统文化蕴含多种思想价值方法，能为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提供方向指引，对新形势下的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内容助推层面看，中华传统文化包含多元民族文化内容、形式、风格，能为现阶段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提供资源素材，对构建新闻出版事业的话语体系和品牌标识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趋势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需要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才能站稳脚跟，促进新闻出版事业不断“走出去”和“走进去”，实现以出版促发展的目标。二、古籍整理出版在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1.古籍专业编辑人才供不应求古籍专业编辑人才供不应求是影响古籍内容质量、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于一般的图书出版工作，古籍出版对编辑人员的文化水平有一定专业要求。就现阶段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主要问题是专业编辑人才供不应求。因此出版社不仅要提升古籍编辑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出版策划能力，还要与时俱进地对学术动态和古籍市场有精准把握，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发展目标。与其他专业出版领域相比，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周期长，销售数量少，编辑收入普遍较低，这导致优秀古籍编辑人才不断流失。从时代环境看，现阶段的大众阅读方式主要以碎片化电子阅读为主，这要求古籍编辑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水平和较强的策划能力，还要具备数字化编辑思维，才能保持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时代性，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工作顺利发展。2.古籍数字化转换技术有待创新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古籍出版不能局限于纸质影印，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开发电子出版和数字出版形态。但由于大多数古籍电子化、数字化出版受到技术限制往往难以付诸实践，大量古籍整理与出版依旧沿用旧制、旧法，缺乏技术创新，难以满足数字化出版需求。從2011—2020年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项目看，无论是“基础性古籍目录出版工程”，还是“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其主要的整理与出版方向大多以传统纸质影印为主，古籍今注、今译以及绘图本整理样式也大多遵循旧制。虽然部分古籍整理出版开始尝试利用高保真复制技术进行修复或保存，但并未形成业内普遍趋势，大量古籍珍本的数字化转换周期漫长，与时代需求相比有一定滞后性，从而降低了现阶段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传播效果[2]。此外，受技术与成本的双重限制，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的相关数据库建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这不仅导致古籍资料检索与查询不便，还给古籍整理与出版学术研究造成阻碍，不利于古籍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播。3.古籍受众市场吸引力有待提升古籍的专业性强、发行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对受众的专业知识储备有一定要求，因此其市场吸引力不大，竞争力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大众阅读快速进入“碎片化时代”“读图时代”“电子时代”，移动阅读和碎片阅读成为主要趋势，传统图书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逐渐丧失优势，呈现疲软态势[3]。古籍专业性强、印数少、发行周期长，难以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实体书店的大幅缩减，古籍愈发难以近距离和读者接触，这进一步加剧了古籍受众流失。由于古籍价格昂贵，对读者水平有一定要求，因此大多以国家扶持形式在图书馆、博物馆等场地展示，限制了受众接触古籍的途径，导致其市场受众面狭窄。尽管部分古籍爱好者或专业工作人员发起古籍购买行动，但由于需求量有限，种类单一，读者群体相对小众化，推动力有限，因此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传播体系难以实现全面开花。4.古籍营销渠道有待拓展图书营销是拓展古籍与受众市场接触面的有效路径，但当前古籍营销渠道较为单一，大多以学术单位线下订购为主，并未全面与图书市场接轨，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力度有待加强。首先，尽管我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范围、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但从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绝大部分古籍依旧通过影印出版形式在国内专业学术领域传播，仅满足学术研究需求，出版传播渠道单一，难以发挥引导作用。其次，就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项目的对外出版传播现状看，目前热销海外的古籍主要是儒学经典名著、中医药著作等，出版传播渠道主要以汉学家转译、海外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主，缺乏自主渠道开发和网络传播渠道建设，难以将中华传统文化全面、立体地展现在世界读者面前，对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造成一定阻碍。三、优化古籍整理出版，提升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效果1.体系优化——加强多元化专业整理和出版人才体系的构建优化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体系，主要是指加强多元化专业整理及出版人才体系的构建。结合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现阶段我国各类古籍整理出版在领导机构、人才两方面的体系构建已取得不俗成绩。首先，各省、自治区、市以及高校已经成立各种古籍整理出版领导机构，对协调区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起到重要引导作用。其次，设立古籍整理出版机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加速古籍整理出版研究人才的全方位培养。如高校教学教研机构现已形成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系统人才培养体系，为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不仅促进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序发展，也为我国传统文化出版传播夯实了基础。此外，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还设置了各类图书奖项和专项基金，并与其他国家出版工程如古籍整理图书奖、国家出版基金、丝路书香工程等有效联合，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提供有力支持，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重要促进作用。2.技术优化——全面推进古籍数字化工程建设优化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技术，主要是指全面推进古籍数字化工程建设，借助数字技术创新古籍整理出版形式，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立体化、数字化发展。首先，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新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已与数字化技术充分融合，除了应用现代高仿真影印技术，还应用智能修复技术、3D模拟技术等，不仅创新了古籍整理方法，有效保障出版传播效果，还革新了文字载录和传播形式，为古籍保存、传播、展现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技术手段，促进古籍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其次，加快古籍数字化实践，以数字资源库建设助力古籍资源发挥引导作用，为阐释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直观、全面的技术支撑。如2018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向社会免费发布“中华古籍资源库”，满足了公众古籍阅览和学术研究需求。此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明确指出，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发展，加快推进‘中华古籍数据库等重大项目建设”，将数字化技术作为未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手段，为现阶段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提供强大保障。3.形式优化——创新古籍今译形式，全面开拓受众市场优化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形式，主要是指创新古籍今译形式，全面开拓受众市场。1981年，中共中央便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明确指示，即“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结合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项目看，近年来大多数古籍创新了今译形式，以系统化、科学化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如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内容，由提要、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构成，根据受众阅读习惯打造阅读特色，既有效满足了读者快节奏阅读需求，又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内容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引起读者共鸣，对开拓受众市场、普及传统文化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5]。此外，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项目图书不仅保留了传统古籍的题跋、批校、印鉴等原貌，还在整理出版过程中精心点校，以流畅、典雅、准确的白话文降低了古籍閱读难度，使图书既古色古香又与时俱进。这些都是古籍整理与出版适应时代需求，优化中国传统文化出版传播效果的创新举措。4.渠道优化——“线上+线下”古籍出版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开发优化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传播渠道，主要指“线上+线下”的古籍出版传播渠道多元化开发。首先，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图书项目要积极开发线上渠道，利用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优势加快古籍的销售渠道建设。如与国外主流社交平台、新闻媒体进行强强合作，以版权合作形式推进古籍整理与出版全面发展;或有效利用圈层传播形式，以公众号建设促进古籍销售。其次，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要加强线下渠道的开发利用。如根据目标受众市场制定形式多样、风格鲜明的文化营销活动，与目标地实体书店、商场展开紧密合作，扩大古籍与普通受众的接触面，促进古籍品牌的形成;联合线上渠道创造更大的出版传播价值，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全面、真实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促进中国文化走得更深、更远。|Reference|[1]冯文礼.国家主导国家意志国家水平———《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编制综述[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1-12.[2]杨丽贤.打破僵局，开启新未来——对古籍出版的一点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8（8）：89-92.[3]武晓丽.大众图书出版的观念转型研究——基于“中国好书”获奖作品的实证研究[J].编辑之友，2019（12）：20-24.[4]王记录，丁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古籍整理的特征、趋势及问题[J].河北学刊，2018（5）：1-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