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渔父原文课件

楚辞·渔父屈原作者介绍译文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注]：「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作者介绍屈平（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译文：屈原被放逐以后，来往於江潭之间，在水边且走且叹息，看起来憔悴枯瘦，一副病态愁容。渔夫看到了就问他：「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麼会流落到这个地方来呢？」屈原回答说：「全天下的人都污浊了，只有我是清白的，所有的人都昏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所以就被放逐了。」渔夫说：「一个才德兼备的人是不会执著拘泥於外物的，而且能够配合时局转变作为。全天下都污浊了，为什麼不跟著同流合污呢？所有人都昏醉了，为什麼不跟著饮酒享乐呢？为什麼要思虑得那麼深远，表现得那麼清高，而使自己遭到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把帽子拍乾净才戴上；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把衣服抖乾净才穿上。怎麼可以用洁净的身体去承受污秽的东西呢？宁可投身到湘江的流水中，葬身在江中的鱼肚里；怎麼可以用清白的人格，去蒙受人世间的尘土呢？」渔夫微微一笑，敲击著船板要离开了，一面唱著歌说：「沧浪的水清澈的话啊，可用来洗我的帽带，沧浪的水污浊的话啊，可用来洗我的双脚！」然后就离去了，不再和屈原说话。为什么屈原与渔父的价值观出现分歧，体现出哪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是你，你会赞同谁的观点，为什么？思考屈原和渔父各自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事态度：一是屈原的明辨是非、高洁白奉、积极用世，乃至宁死不折、以身殉国，；一是渔父的不问是非、明哲保身，乃至消极避世、飘然自乐。渔父采取的态度，不是消极的回避，也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顺应历史自然发展的潮流，以自然变化为法则，与世界同步。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这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道法自然，顺天应人的道理。渔父代表的是道家的主要思想和处事生活方式。“无为而自。然也。”屈原代表的是当时儒家的主要思想，宁折勿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洁身自好，以天下为己任。渔父与屈原的现代启示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发现有的因贪污受贿而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其实原来本质是不错的，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成功的中年，悲惨的晚年。应该说，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刚当官时，绝大多数都能安分守己，兢兢业业，但为什么到了晚年就跳不出腐败的“怪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条，是这些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缺乏屈原心中的那个“独”字，即：“独清”、“独醒”的独具匠心。两千多年前，屈原面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社会环境，执着追求的却是“独清”，“独醒”的高风亮节。正是屈原的这种独树一帜，激励他一生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苟且偷安，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挺身而出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殊死斗争，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尽管屈原后来还是被旧势力所吞没，但他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大无畏精神却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流传的宝贵财富。这也正是多少年来，人民景仰屈原，纪念屈原，学习屈原的原因所在。而当今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看起来却倒像那个与屈原对话的渔父。在渔父的眼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界上就根本没有真理，没有是非，惟一有的是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尤其是对于屈原这种位高势大的“圣人”来说，只要能够沽名钓誉，更应该“随其流、扬其波”，把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等，都抛之脑后，不必计较。渔父的这种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唯利是图，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值得警惕的是，渔父虽然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但他的处世哲学至今仍在极个别党员干部的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甚至有的成为“潜规则”，广为流传，危害极大。如，由“随其流、扬其波”，而演变成的惧怕心理、求同心理、侥幸心理、讨好心理，导致了一些党员干部逐步丧失了党性原则、立场和斗争性，一些人把党中央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误认为是“大势所趋”，缺乏必胜的决心、信心，有的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有的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有的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试想，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又怎能跳出腐败的“怪圈”呢？斯大林曾经多次指出，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炼成的。其特殊就特殊在，具有屈原那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屈原在流放期间还独具匠心，写了《天问》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如果我们领导干部都能向屈原那样，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一生为真理而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任何腐败势力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反腐倡廉提倡一个“独”字，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显得是多么的重要！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将研究和批判新儒学、新儒家的焦点聚焦于“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新儒生阶层，由此推动人们思考：今日中国体制改革如此艰难，是否与历代改革失败一样，是有新儒生在为虎作伥？这是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的独到创新。“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一词是刘绪贻1947年首创于美国。其时刘绪贻牢记老师吴文藻、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的治学格言，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英文撰写了长达18万字的社会学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迁的典型事例》，受到其导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的高度评价。刘绪贻教授对儒学一直持批判态度。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就是从根子上批判儒学。留美归国后，从1947年年底到1948年年底，他继续进行对“儒学在中国的统治”的研究，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知识分子和社会生活实况，在当时发行量和影响均大的《观察》、《时与文》、《世纪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这些文章中有相当部分都是主张“西化”而强烈反对儒家思想的。《学术界》2002年第6期刊发刘绪贻教授的《现代新儒学评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读后》一文，认为现代新儒家助长了我国社会上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气焰，是极有害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综上所说，我们可以说，儒学里面是有一些好的、有益的内容，或者说是精华部分，但是这些内容有其特性，作为儒学总体的组成部分，它基本上是为维持三纲六纪体制、为维持君权父权夫权甚至神权(“天”)服务的，也就是为儒学的糟粕部分服务的。我们现在要想提倡、继承儒学中这些有益的内容或精华部分，就必须把它们从儒学的总体中剥离出来，让它们和糟粕部分脱离关系。否则是非常危险的，是很可能导致“文化大革命”那种恶果的。现代新儒家不懂得这个道理，老是在那里侈谈“返本开新”、“由内圣开外王”，真是徒托空言，痴人说梦！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要继承儒学中有益的内容，决不能笼统地提倡复兴儒学、继承儒学，不能笼统地提倡尊孔续经，因为儒学、儒经、孔子学说的纲领性部分是糟粕，是绝对应当废除而不能继承的。我们只能继承、提倡从儒学总体中剥离出来的精华部分。而且还应指出的是，这种剥离工作，或如有些人说的“抽象继承法”，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我们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