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的生命性格
古诗中的生命性格 贵州省兴义市高级职业中学 张 晓 生命的本质应该是诗意的。中国文化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精髓应该是诗意式的生命。 我们这个民族文明的土壤所酝酿的文化形式首先是诗歌。先民们采桑、狩猎、捕鱼、耕种踩踏出来的就是诗歌——这彰显了我们这个民族崇尚的是诗意的生活，呼唤的是诗意式的生命。这是一种自然的天性在历史的混沌中、在现实的纷争里浪漫的流连。 但是，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我们发现，大凡有所成就的文人（准确地说是诗人），在政治生涯中无不失意不得志、无不遭贬流放甚至丢掉性命。这说明了一个道理，诗性的人似乎难以从政。政治性格与诗歌性格往往是相对立的，能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的人历史上没有几个。政治性格是绝对不需要任性和率真的，而诗歌性格又是排斥权谋与倾轧的。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朝廷和君王相始终，但是诗人的生命一定要与自己的灵魂共生死。 诗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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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的不可坚持，屈原的死是对不可坚持的坚持，是对不可选择的选择。诗歌的性格促使诗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而不像政治性格那样按政治的意愿活得迷失了自我。诗歌性格的最终归宿是与政治相背离、与心灵同归。背离需要胆识和勇气，是杰出的反叛；同归也需要胆识和勇气，是崇高的进化。选择政治性格必将违背天性与良知，必将迷失自我、放弃自我而变成非我。虽然两者都需要有献身精神，但对诗歌的献身是自由而浪漫的。这样一来，诗歌式的生命是唯美的洒脱。 作为政治过客的王安石，虽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那也是文学的辉煌。他想用改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满足政治性格的强烈需求。然而，现实的残酷让他在失败之余退却了，而诗的性格、文学的性格让他找到了生命的终归。他囚系的政治生命也终于可以自由地高歌了。 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总是怀揣着失意行走在历史中，不得志是因为政治性格得不到满足或实现。但无论如何，怀才不遇却不会违背良知，空有遗恨并没有泯灭天性。政治性格往往迷失自我，诗歌性格却可以天马行空。 政治性格耗散着繁华似锦的不安，奔走于冠冕堂皇的焦虑，如果说能洗濯掉凡尘俗世的污淖，荡涤出清心寡欲的胎骨，那只有诗歌式的生命形态才能做到。(教学论文 在行图文)在人们看来，政治总是集结着人群欲念的洪流，而诗歌又总能沉淀出生命岁月的硬度；政治经营着诡秘的嘲笑，诗歌可以放牧失落的灵魂，抚慰落红的漂泊，熨帖枯叶的惆怅，浣洗痛苦的沙尘，挤兑流水的自由。政治性格与诗歌性格孰轻孰重，选择也只是时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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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的陶渊明也只是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归隐到高风亮节的菊花丛中，歇息了诗性的生命。政治性格与诗歌性格终于决裂了，决裂得最为坚定的当属屈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史是政治性格与诗歌性格相处、相交、对抗，最后决裂，灵魂与率真战胜圆滑世故的精神史。 政治性格总是执着于成败的界线，沉浮于权位的起落，不像诗歌性格可以折射出灵魂的自由，清澈出生命绿色的宽广。当苏东坡踏上海南岛的那一刻起，海南和畅的海风、宁静的生活让诗人明白，生命需要在这样伟大的天空下徜徉——尽管海南岛的偏僻抽离出了诗人内心的孤单，但却丰富了诗人灵魂生命的高远与超脱。就在踏上回京之路时，诗人似乎感到了政治性格在隐秘中的焦虑，似乎窥见了政治漩涡中觊觎的冷笑。幸好，他对海南岛的回望涅槃了自己的希望，他终于可以像诗人那样寂寞得美丽，归去得典雅。 总之，要坚守诗意式的生命，就不能让情感依附于功利，不能让灵魂仰仗于权位：“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是诗歌式生命的目标；“一生清风明月，万代石上清泉”是诗歌式生命的境界；“闲搜好句书红叶，忽得新诗寄白云”是诗歌式生命的使命；“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是诗歌式生命的修为；“寄兴于山高水曲，怀人于暮鼓晨钟”是诗歌式生命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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