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手都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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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政府、自由与干预、“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常常被认为是对立的，甚至多被认为水火不容。这从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经济学家七月上旬在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的激辩中充分反映出来，林毅夫提出:“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张维迎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所谓规划，就是预先谋划和安排，此乃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规划，完全不做规划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能够脚踩西瓜皮，一个组织更不能够滑到哪里算哪里，家庭有家庭的规划，国家有国家的规划。规划，明明白白的大好事，可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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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为什么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否定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规划不如变化”。每个人都有这类经验，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做到信息完全充分，规划难免纰漏。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可归结为规划不如变化，信息永远不完全，亚当?斯密就已经指出这一点。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退一万步讲，即便以规划不如变化而否定规划，目前也不足以倒向被视为规划对立面的不规划――自由市场。道理很简单，
既然连规划都不成，不规划还成,难道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为人类指点前途,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规划这个动词需要一个“主语”。对一个组织而言，如果每个人都做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可这个“主”谁来做呢,
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智慧的人来做主，因为他最有主见，可谁最有智慧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呢,有人可能要说，由信息掌握最全面的人来做主，因为他最了解全局，可谁最了解全局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呢,不管提出什么样的人选，都存在类似的疑问:谁是那个“最”的人,
这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规划。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市场通过试错而选出真正会规划的人。市场不是一种超人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选人机制，就像平常所说的选举一样。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可说是“看不见”，神秘主义被清除了～
即是说，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一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就由这个人规划去，它并非规划的对立面，而是把规划权交给最适合做规划的人――通常所谓的企业家。以规划言，市场机制并不是不规划，甚至也可以说是计划机制，区别是在于，它是企业家的计划机制，规划大权在市场发现和选择的企业家手里，而非某一个先验的人或机构，如政府。以自由而言，市场机制也绝非毫无目的的自由主义，恰恰相反，其目的鲜明而刚性，那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市场机制实是有规划的自由主义。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曾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作“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是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机构，如政府的规划。市场与规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如此而已。市场有点像一架超级计算机，或者说，市场才是一个真正精明的政府。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手”都在，而且“手”就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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