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述略 王曾瑜 刊《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宋朝卖官也与前朝一样，事实上可区分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今分别予以简单介绍和论述。 一、进纳授官 　　一、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後，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1]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2]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5说： 　　“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至于鬻爵虽间举行，皆为权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与补上造之请，非备边不许也。出粟五千馀石，赐第班行之请，非补之则不许也。或以赈水旱，或以备籴本，无非为权宜之制。诚以鬻爵之法，虽所以济人事之不及，非所以体天道之至公。故随举随罢，终不以为经久之策。淳熙（宋孝宗）之君曰：‘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则其不得已之意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纳粟不如资荫，资荫不如进士。’则其轻重之意从可知矣。” 宋朝设置卖官制度，虽有进纳授官、[3]进纳补官、[4]进纳出身、[5]进纳买官、[6]进纳官、[7]进纳官人、[8]进纳出身人、[9]进纳人、[10]进纳、[11]纳粟、[12]纳粟补官、[13]纳粟授官、[14]纳粟得官、[15]入赀补官、[16]纳赀授官、[17]献助补官、[18]献纳补官[19]等各种名称，含义稍有差异，实际上则是一回事，只作为“权宜之制”。 　　《宋史》卷158《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可知当时尚没有把进纳作为一种入仕门径。另据《宋会要》职官55之29，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卖官，是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 　　“诸州军经水潦处，许有物力户及职员等，情愿自将斛斗充助官中赈贷，当与等第恩泽酬奖。一千石赐爵一级，二千石与本州助教，三千石与本州文学，四千石试大理评事、三班借职，五千石与出身、（三班）奉职，七千石与别驾，不签书本州公事，一万石与殿直、太祝。”[20] 此处的“有物力户”较易解释，即是富民，“职员”估计即是“衙前职员”之简称，是指富民当衙前者。[21]其它如三班借职、三班奉职、殿直属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学、大理评事、别驾、太祝属低等文官。“与出身”则是特授科举出身，等同于对科举末等者的恩赐，而非正式及第者。据後引的记载看来，应是科举的科目之一的同学究出身。 　　此後的进纳授官也大致授低官。如《宋会要》职官55之30－32载宋真宗景德时，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在沿边送纳军储的“酬奖”，列表如下： 地区与军储额 卖官名 河北定州等地 陕西环州等地 河北洺州等地 陕西泾州等地 河北怀州等地 陕西永兴军等地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 一千五百石 本州助教、文学 二千石 二千四百石 三千石 与出身 三千石 三千六百石 四千五百石 主簿、县尉、三班借职 四千石 四千八百石 六千石 三班奉职 五千石 六千石 七千五百石 诸寺、监主簿 六千石 七千二百石 九千石 秘书省正字、校书郎 七千石 八千四百石 一万五百石 太常寺太祝、奉礼郎 八千石 九千六百石 一万二千石 大理评事、殿直 九千石 一万八百石 一万三千五百石 诸寺、监丞，侍禁 一万石 一万二千石 一万五千石 大理寺丞、供奉官 　　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卖官仍分文、武两类，文官中的主簿、县尉到大理寺丞都属寄禄官，而非实职差遣。其中官位最高的文官大理寺丞和武官东头、西头供奉官，只相当于元丰改制後的从八品宣德郎（宣教郎）和从义郎、秉义郎。 　　除了粮食之外，卖官尚有多种钱财和方式。如宋仁宗康定时，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庆、鄜、泾三州城，“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借职，十万工〕与奉职”。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22] 　　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规定在河北、京东、京西和开封府： 　　“许诸色人进纳秆草，等第与恩泽。杂秆〔草〕每束湿重五十斤。一万五千束与本州助教，二万束与司马，二万五千束与长史，三万束与别驾，四万束与太庙斋郎，四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五万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六万束与（三班）奉职。 　　秆草每束湿重一十五斤。二万束与摄助教，三万束与州助教，四万束与司马，五万束与长史，六万束与别驾，七万五千束与太庙斋郎，八万五千束与试衔、同学究出身，九万五千束与（主）簿、（县）尉、（三班）借职。”[23] 这是进纳饲草的实例。“试衔”即“试衔官”。[24]如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25]胡宿《文恭集》卷18就保留了两份制词，一为“进纳梢草空名助教制”，二为“在京进纳斛斗，楚州等第户房旺可将仕郎、守本州助教制”。当时的将仕郎属文散官，而非元丰改制後之寄禄官。 　　北宋末年，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无能的宋廷企图奉献金银，而求金人退兵。城中“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有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宋钦宗“御寳批李隶与成忠郎，葛关与保义郎。凡此同日数百户，以劝来者”。[26]这是进纳金银卖官的实例。然而增加了数百名进纳人，却仍无补于皇朝的灭亡。南宋初，又规定“四川进纳人依例，每铁钱二文，折铜钱一文，每铁钱一贯，折川钱引一道”，[27]依铜、铁钱与纸币钱引的比值入赀。 　　北宋末到南宋初，因财政异常拮据，又先後规定并降低了进纳货币的卖官价，当时由于在元丰改官制之後，故官名与北宋前期、中期有异。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的定价如下： 文官 武官 官名 卖价 官名 卖价 　 　 无品进义副尉 七百贯 　 　 无品进武副尉 一千贯 　 　 无品进义校尉 一千五百贯 　 　 无品进武校尉 二千贯 从九品迪功郎 六千贯 从九品承信郎 五千五百贯 　 　 从九品承节郎 七千贯 　 　 正九品保义郎 八千五百贯 　 　 正九品成忠郎 一万贯 　 　 正九品忠翊郎 一万一千五百贯 　 　 正九品忠训郎 一万三千贯 从八品修职郎 七千五百贯 　 　 从八品从政郎 九千贯 　 　 从八品从事郎 一万五千（百）贯 　 　 从八品文林郎 一万二千贯 　 　 从八品儒林郎 一万三千五百贯 从八品秉义郎 一万四千五百贯 从八品承直郎 一万五千贯 从八品从义郎 一万六千贯 　 　 正八品修武郎 二万三千贯 　 　 正八品敦武郎 三万贯[28] 宋高宗绍兴末，有“右奉直大夫叶灼男右迪功郎叶均，献钱一万二千贯，循右文林郎”。[29]奉直大夫已是正六品的文官，当时用“右”字代表非进士出身，其子叶均可能是荫补出身的迪功郎，献钱数与上引表中相合，而超升四阶，为右文林郎。另有“将仕郎戴公度献助军钱万缗，诏以为右从事郎”，[30]超升三阶。已故名将杨政“妻崇国夫人南氏献助钱引十五万道，二子杨厦、杨庥特补成忠郎”。[31]这是入赀四川纸币钱引，而补武官。此类都是官员入赀後升官的实例。 　　与进纳关系颇大者是和籴。宋朝的两税收入完全不足以保证庞大的军粮供应，需要另外和籴粮草。和籴粮草使用的籴本，最初是使用钱币、茶、盐、麻布、香药、象牙、犀角之类，後来财政愈来愈困难，于是官告、度牒之类也充籴本。如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空名试将作监，不理选限敕告，助教敕各十五，赐夔州路转运司，募人入钱米于南川县等以给边”。[32]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33]又“诏赐坊场钱五万缗，监主簿告、斋郎牒、州助教敕总三十三，为钱五万缗”，付京东西路“籴军粮”。[34]此类告、牒、敕的价格都在一千贯以上。南宋初，户部规定“湖南籴米一十万石”，其“籴本四十四万贯”中包括“助教敕三万二千贯，迪功郎告四万八千贯”。[35]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毎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36] 　　向民间摊派和籴负担，已不可能是完全让民间自愿买官。早在宋仁宗对西夏战事中，欧阳修就说：“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37]宋神宗初，范纯仁上奏说：“荆湖北路监司令民进纳授官，有人户家财不能满数者，须令三、四户同共进纳。内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钱，太为侥幸。同纳者无名被敛，徒抱怨嗟。”[38] 　　南宋初，财政窘急，不仅卖官，也卖实职差遣。宰相范宗尹“令使臣笔贴定价，出卖差遣”。[39]他给小武官使臣辈出定价，让他们在参加铨选，分配实职时购买差遣，以增加财政收入。“州县劝诱鬻爵，不问贫富，一例科配，劝诱不行，亦不申禀”。[40]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上奏建议：“州县卖官告，除大姓全户承买外，如纠定众户，凑数请买之人，虽已均敷，若未送纳，并截日住罢。”[41]时称右相张浚“出卖官诰，重困江、浙”，规定“每州劝诱及三十万缗以上，知、通、县令、当职官各减二年磨勘，及二十万缗，减半推赏”。“明知其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赏以减半。如无锡县令刘寛剥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42]故低级文官杨炜上书参知政事李光说：“频年以来，换度牒，鬻官爵，出卖户 帖 行书字帖3500常用字图幼儿笔画描红字帖田字格空白字帖簪花小楷字帖乐善堂 ，豫借和买，头会箕敛，衰世掊克之法，畧已尽行，剥肤椎髓，无所不至，膏血无馀，不知何从出乎？”[43] 　　绍兴末宋金再战，洪适上奏说：“戎车旣动，支费倍増，赋入有限，生财极难。纳粟入官旨挥，今巳半年，县邑至有计苗一石，敛钱一千，以资贴上户者。”[44]强迫上户买官，而又以“计苗一石，敛钱一千”的方式，由其它人户“资贴”买官的上户。宋孝宗时，王师愈说，“无见钱以为籴本，或给官告、度牒”，“令州县变转现钱，不免强敷之于民”。[45]如何“强敷之于民”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强制卖官，无疑在民间造成颇大的骚扰。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抚州岁起米纲，守臣移易水脚之费，抑进纳富民部餫”。[46]强制进纳人运输米纲。南宋晚期，纸币楮券严重贬值，如“进纳迪功郎十七界（东南会子）十万贯”。[47]文天祥在中举的《御试策》中说：“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48]当时强迫“豪家巨室”“献助”，也对他们为害甚烈。 　　南宋末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向浙西富豪买田。由于官府根本无力支付钱财，故“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郎）、将仕（郎）、校尉、承信（郎）、承节（郎）、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49]如安人和孺人的外命妇封号也予以出售，倒是一项新发明。这与和籴时将官位向民间强制出售，如出一辙。 二、进纳人的阶级成份和进纳法：宋代能出钱买官者一般是“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50]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无非是乡村户中的地主、坊郭户中的富商等。 　　刘攽《江南田家》诗讽刺说：“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朝廷虽多贤，正许赀为郎。”[51]如“宿州临涣县柳子镇市户进纳斛斗人朱亿”属镇坊郭富户，因“能输积，以助有司”，“赒恤阻饥”，其弟朱傑“褒赐一官”，为“本州助教”。[52]在北宋一些金石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名中有“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市户、承信郎杨名”。[53]他们无疑都是进纳人。又如《夷坚支癸》卷6《尹大将仕》说：“秀州广平桥尹大郎将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虽无田庄，而浮财颇裕。”他没有田产，大约是单纯由商人进纳入仕，而得将仕郎。从宋孝宗到宋宁宗时的记录看，进纳人或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进士”，也有官员纳粟而升官。[54] 　　在强调科举出身的时代，就士大夫辈看来，“鬻爵多财，士类所不齿”，[55]对进纳人采取各种限制和裁抑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故欧阳修说： 　　“窃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盖是国家权宜不得巳之事。苟遇军须阙乏，不欲科率人民，权许兼并之家进纳，诱以官爵，盖备一时缓急之用。”[56] 　　宋仁宗庆历时，李觏致范仲淹信中说： 　　“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後，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57] 苏轼说： 　　“入赀而仕者，皆得补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其一时之欲，无所不至。”[58] 　　上官均说： 　　“豪右之家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又外台、郡守奖荐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处于卑贱之地，岂复有奋励之意。”[59] 针对进纳授官者作为官场特殊群体，宋朝还专门制订了“进纳法”。[60]其用意无非是尽量压低他们的地位，减削他们的特权，并加以各种限制。历代还对进纳法作了不少修订和补充。 　　宋代的官户自然是与民户身份有重大差别，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诸称品官之家者，谓品官父、祖、子、孙及同居者”。[61]但对“进纳买官”者而论，却大大提高了官户的门槛，“系有正法，惟因军功、捕盗，或选人换授，至升朝官，方许作官户”。[62]升朝官即朝官，在元丰改制後，须至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方能算是官户。故杜纯说：“入赀得承务郎以上，犹不为官户，葢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63]从九品的承务郎是文臣京官的最低一阶，即使当了京官仍不算是官户。南宋初规定：“入赀授官通及二万贯以上人，方许作官户免役。”[64]宋孝宗乾道时又作条法修订：“诸进纳授官人特旨与理为官户者，依元得旨，若已身亡，子孙并同编户。”[65] 　　宋朝历代对进纳人作了许多专门的限制性规定。宋真宗时已规定，对进纳人“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66]“诏富民得试衔官者，不得与州县官属、使臣接见，如曽应举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67]此处的“富民得试衔官者”无非是进纳人。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诏吏部流内铨，缘边州军地临两界处，自今毋得注进纳人”。[68]翌年又“诏吏部流内铨，进纳授官人举县令者，须及五考，有所部升朝官三人同奏举，乃听施行”。[69]这是对他们任官地区和充任县令所作的限制。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又诏“应纳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参军洎上州判官。资考深，无过犯，方注主簿、县尉。如循资入县令、录事参军者，铨司依格注拟，止令临监物务”。[70]嘉祐时，“诏凡入赀为郎，至升朝者，户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馀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後，増置田产直五千万以上者，复役如初，佣代者听之”。沿用到南宋的《进纳条令》规定：“官至升朝，听免色役，仍不免科配。”[71]包拯曾为进纳人与皇亲议婚而上奏： 　　“臣窃闻旧开矾铺进纳授官人李绶男与故申王宫承俊为亲，将就婚卺。中外传闻，莫不骇愕。检会御史台编敕节文，应皇属议亲，并令具门阀次第，委宗正寺官审覆，须的是衣冠之後，非阘冗庸贱之伍，富商大贾之门。差渉不实，会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弹之官常加采听。又太常礼院敕，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术之家，听许为亲。其李绶男正碍条制。”[72] 到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对婚姻有作一步规定：“宗室缌麻以上亲，委主婚者择三代中有二代非诸司出职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方许嫁娶。”宋哲宗时又重复此规定。[73]这是在与宗室女子通婚方面，所作的岐视性规定。 　　宋神宗时，“诏进纳出身人，有旨落‘进纳’字者，不以官户例减役钱”。[74]即使在名义上改换了进纳出身，仍不得与其他官户那样，减除一半役钱。至晚在熙宁时，“进纳授试衔，入下州判、司，中、下县簿、尉；授太庙斋郎，入中州判、司，中县簿、尉”。“进纳出身三任七考，曾省试下第二任五考，入下州令、录，仍差监当”。[75]但前引宋仁宗庆历七年进纳秆草的规定，试衔的地位是高于太庙斋郎，而此处则是低于太庙斋郎。史称“元丰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76]这是在升迁和差遣上有严格限制，判、司、簿、尉、令、录等都属文官选人，“该磨勘者换授”武官“降等使臣”，只能任低等的管理税收等杂务的监当官，并且不得免除科率，即科配的杂税。当时还规定“进纳人只比流外人例，除佐官致仕”，[77]流外是指吏升为官者。 　　南宋初，宋高宗“诏进纳授官人毋得注令、录”，又诏：“今後应纳粟别作名目补官人，不得注亲民、刑法官。见在任人罢任，到（吏）部别作注授，仍不注司理、司法（参军）”，又重申北宋的差遣限制。[78]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又规定“应纳赀授官，武臣至大夫日，遇郊方许封赠”。[79] 　　南宋初，李纲在一份 公文 公文种类及格式公文写作资料选粹公文的语言应当是常见公文批示用语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国家标准 中说：“窃见都督行府札子，颁降官告，劝诱上户进纳。文臣自宣敎郎至迪功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价直各有等差，计钱六十一万贯。内宣敎郎六万贯，迪功郎一万贯，其馀升降，各以万五千贯为率。契勘自来进纳文臣，止于判、司、薄、尉，遇有功改官，即转入右列。盖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许之进纳，恐失本意。”[80]此处所谓“进纳文臣，止于判、司、薄、尉”，是沿用元丰改制前的官名，包括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相当于元丰改制後的迪功郎。前引宋真宗时的卖官规定，当时最高可以出售大理寺丞，高于“薄、尉”十一阶，已经属京官之列，又按前引宋仁宗庆历时李觏所说，出售大理评事，也属京官。但後来为了“清流品，重名器”，不再出售京官，而将卖官限制在文官判、司、薄、尉，即迪功郎一阶，再要转官，就升入“右列”，即改为武官。李纲之说实际上沿用了前述宋神宗时的规定。 　　陈傅良说，按规定，“进纳人至从义郎止”。所谓“止”，是指“止法”。“止法尤为严密”，[81]进纳人官至从八品的武官从义郎，一般情况下就不得升迁，但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继续升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记录了南宋时对进纳人升官等限制性的规定如下： 　　“凡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历任六考，有举主四员，与移注。历任十考，有改官举主七员，与磨勘。即因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与使臣。其因军功、捕盗，得改官酬奨。如不愿换使臣，比类循资，至承直郎止。郎（即）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而转至大夫者，听免差科，科配如官户。” 此处所说的从八品承直郎是文官，属低等文官选人的最高一阶，也属进纳人的“止法”。“即因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与使臣”，文官从事郎属选人第四等，使臣是十阶小武官的通称。从事郎再要升官，即改为武官。这与前引李纲之说大致相合，说明进纳人一般不得升京官。然而“因军功、捕盗”等特殊情况，仍可突破止法，继续升迁至京官和朝官。“历任六考，有举主四员”，与《宋史》卷169《职官志》“举县令”所载相同，可知至晚是熙宁时即是如此。 　　《燕翼诒谋录》卷5说：“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後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増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职司”是指需要有转运使之类作举主奏举，而“常员”一般是指某机构的常设定额官员，但在奏举中是作为有别于职司的“常员举主”。[82]此说与前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说的考数和举主有所出入，其实是反映了北宋熙丰之制、元祐之制与南宋之制三者的差异，宋代在理论上还是对官员一年一次考课。关于荐举，按照规定：“诸进纳出身人系承直郎以下，成四考者，许荐举。”[83]这又是荐举方面的限制。荐举对升迁当然有其重要性，这在後面还要涉及。此外，“诸进纳人犯罪，已经追毁补授文书者，不在收叙之列”。[84]意味着对其犯罪後的叙复也有所限制。 　　宋理宗端平时成书的《朝野类要》卷3《进纳》说： 　“有因纳粟赈粜及助边者，有只纳粟，则得不理选限文资者，俗谓之买官。此不可以就试出身也。” 文字虽短，却不易理解。所谓“不理选限文资”，乃是指进纳人到吏部侍郎左选参与铨选委任没有期限，其实是不得参与铨选委任。[85]“不可以就试出身”，似指当时已取消了北宋前期至中期进纳“与出身”的旧制，但不应理解为进纳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哲宗绍圣时，“置汴纲”，即汴河纲运，“在部进纳官铨试不中者，注押上供粮斛，不用衙前土人军将”。[86]南宋时记载说：“铨法，进纳人年二十五以上试中，方许注阙。”[87]说明对进纳人还是有正常的铨试制度。南宋中期的韩元吉《措置武臣关升札子》说： 　　“武臣则惟有关升亲民（官）一节，其法颇异。故武举、军班、武艺、特奏名出身人止用两任四年。馀人皆用两任六年，虽有考第之差，而无举主之限。惟进纳人用七考，有监司、知州、通判三员奏举，始得亲民。”[88] 这表明当时已改变了宋高宗时进纳人不得出任亲民官的禁令，但他们如果出任亲民官，也比武举、军班、武艺、特奏名等其它出身的官员麻烦。 　　一般说来，宋朝并不限制进纳人参加科举考试等，但也有个别限制。如宋高宗时，规定博学宏辞科，“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89]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规定“进纳补官”者“曾经得解赴省试下，已及十八年”，“许纳补受文字，免解，赴省试”。[90]宋宁宗时，规定科举明法科“禁杂流、入赀人收试”。[91] 　　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诏进纳入官犯赃人永不许注授”。[92]这当然是反映了“进纳入官犯赃”者过多的史实。淳祐十一年，又规定“纳粟人虽有考第、举主，并不听辟为（县）令”。[93]从残存的《吏部条法》看来，当时对进纳人的差注、辟举、关升、磨勘等，较前代或有所修改和补充，今分别介绍於下。 　　（一）辟举：《淳祐令》明确规定：“诸进纳出身人，不许举辟（谓奏举、奏辟差遣）。”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的圣旨还强调：“进纳人亦当遵守条格，不得妄行辟差，不应受辟而辄行求辟。”[94]这可能是淳祐时的新规定，断绝了进纳人通过辟举而升迁之路。 　　（二）差注：“应三色官，谓流外、进纳、摄官，有举主贰员，听与选阙”。“三色官并无举主人，不得权注”“诸广南远地阙”。“诸职田优厚处，非奏辟及占射差遣人，不许连任。其进纳及曾犯赃罪，若入小处者并不占”。“诸职田中等以上阙，不注曾犯赃罪及前任停替若进纳人”。[95] 　　“诸独员县令阙（簿、尉兼管同），不注犯赃罪、私罪情重，两犯公罪徒，或前任停替并年陆拾以上，若流外、进纳及未成考人”。又引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敕，吏部奏：“司理（参军）窠阙，进纳人在法不许差注。缘有本是进纳，而不以进纳为名，与无出身同者，近年有授予司理差遣不一。今看详欲将不曾发举试下，实是进纳赈济，而不以进纳为名之人，并依条不注司理。”得到批准。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敕又强调了“司理与录参（录事参军）”，“进纳”等“皆不在此选”。[96]“应进纳人，不注县尉差遣”，这比宋宁宗嘉定时，不准“进纳之人”“拟注淮邑尉”，即淮南县尉，[97]又扩大至整个南宋辖区。进纳人“不注盐场、盐仓、支盐关”。排岸司“应注”“进纳出身经任，无赃罪，私罪情重人，不限年甲”。作院“应注”“进纳先亲民，次监当经任人，不限年甲”。巡辖“应注”“进纳经任，识字，年未六十人”。缉捕盗贼“应注”“进纳经任，年未五十人。如无人就，仍差不识字，年未六十人”。指使“应注”“进纳，不拘已未经任，并听注，仍不注赃罪人”。[98]“进纳得官，及不係试中材武人，而辟巡检、知县，须入未满辟通判与帅机”。“进纳、特科人不许辟县尉”。[99] 　　“应进纳人陆考，有职官或县令举主肆员，与移注”。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规定，“吏部措置选人，已注授差遣，委的有依条应避之亲证条”，“其进纳人证恩科、吏职，法不许与人对换”。[100] 　　（三）关升和磨勘：“诸进纳人陆考，有职官或县令举主肆员，与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举主柒员，与磨勘”。[101]“应选人进纳出身，历任拾考，有改官举主柒员，与磨勘，改合入官”。[102]对照前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可知南宋後期，对举主的要求更为具体。“应进纳人叁任柒考，曾省试〔下〕者两任伍考，与令、录，候参选，照条关升从政郎”。[103]“应进纳使臣（校尉同），监当满柒年，无遗阙，内须历名色伍考，有监司或知、通奏举升陟者，有叁员，年叁拾以上，许到部关升亲民。如侍从所举者，谓当监司员数”。这是对进纳人不得任亲民官有所松动。[104]另一条有所补充，“诸进纳人监当满柒年，无遗阙，有监司、知州、通判通及叁员，同罪奏举升陟者，与亲民。其磨勘自参部後，承信郎肆年，承节郎以上伍年，各经住程幹办叁年以上，有上项官贰员保举，许磨勘，以後即依其馀使臣条例”。[105]“住程”是指在相当时限内任同一差遣，而短期更换差遣者则称“短使”。[106] 　　“诸流外、进纳人获盗，应循从事郎以上奏闻，降等与使臣。诸献纳补官人，因军功、捕盗，得改官酬奖，如不愿换使臣，与比类循〔资〕，至承直郎”。[107]“诸进纳出身人磨勘，至从义郎止”。[108] 　　“诸省试下举人，因进纳授官，於元补文书内不坐进纳名目者，举、改官职官、县令，即依进纳例”。[109] 　　“进纳出身人，初该磨勘，合理陆年，住程到任叁年，举主贰员”。“进武校尉初该磨勘，除进纳出身人合理陆年，住程叁年，举主贰员，其馀人合理伍年，住程贰年。虽於校尉上理年已满，住程未及，或住程已及，年限未满，自不该磨勘”。[110] 　　“诸荫补、进纳，因锁试并赐出身者，并同有出身，理为磨勘”。[111]这是允许进纳人参加贡举，改变官场出身，“有出身”即是指科举出身。 　　“致仕拟官：从事郎以上，右改合入官，进纳循资；从政郎、修职郎，右改合入官，进纳、流外循资；迪功郎，右改合入官，进纳陆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并循资，馀守本官致仕”。[112] 　　宋朝并无专门的进纳法传世，但从前引各代的零星记载看来，其中应包括（一）进纳人在何种情况下方才成为官户，（二）对进纳人在升官和实职差遣方面的各种限制，　　　　（三）进纳人在与皇族通婚方面的限制，（四）进纳人不免役钱和科配。按宋朝即使是官户，也仅在自宋神宗到南宋初的数十年内，可酌情减免科配。[113]（五）品官可以减免刑罚，但“进纳、七色补官有犯，以凡人论”。[114] 　　宋徽宗大观时，有人形容进纳人之滥：“非特富商巨贾，皆有入仕之门，但人有数百千轻货，以转易三路，则千缗之入为有馀，人人可以滥纡命服，以齿仕路。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人称“方今入仕之门，多流外之员，其冗滥尤在于进纳”。[115]虽然形容进纳人遍天下，但政和时“吏部人数凡四万三千有奇”。[116]另据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的统计，吏部尚书左选京、朝官2，392员，而进纳人仅3员，侍郎左选文臣17，006员，进纳人429员，侍郎右选武臣15，606员，而进纳人508员。[117]宋理宗端平时，“在籍小使臣一万三千九百馀人”，“而又有〔鬻〕爵一涂，已参注者二千一百馀人，来者源源未已，皆注监当，而监当阙皆十二年以上，六、七人共守一阙”。[118]故总的看来，进纳人在官员中所占比例还并不大，但也相当可观了。 　　吕祖谦为郭澄写的墓志铭说：“父良臣，将仕郎。绍兴末军兴，入赀佐县官者赐爵，视任子。将仕以伯清名上，补迪功郎，调隆兴府南昌县主簿，再调台州黄巖县主簿，皆不行。尝请两浙转运司解，亦终不遂。淳熈六年八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始三十。”[119]郭澄虽然享受了相当于荫补入仕的优惠政策，却仍蹭蹬于仕途，他企图通过科举解试改善自己的待遇，“亦终不遂”。这是进纳人在官场颇受岐视和限制的实例。 　　进纳人自然也力求改善其在官场的地位。宋徽宗时记载，“进纳”等“补官人，往往攀援陈情，改换出身”。[120]《古今考》卷13方回附论谈到宋末的情况，“官不皆真官，鬻爵顶冒”为“官户”。 　　三、卖官之滥和优惠政策：宋朝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存在财政困难的问题，卖官就势在必行。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甚至还须采取优惠政策。 　　宋仁宗时，为应付对西夏的战争，尹洙建议“鬻爵”，但三司使郑戬等上奏反对，说： 　　“为国者礼义不可不立，法度不可不行，风俗不可不纯。今洙所言，是弃三者之益，而困生民之本也。古设民爵，以赏武功，赐耆艾，今则鬻爵，以规货财，其编户产薄者，或子孙骄靡，希一爵因至贫窘，使父母妻子罹冻饥之患，此礼义不立也。先王之域民也，贵贱有差，器服有别，今使下愚之民咸得僣上所为，驱之忘本，欲不穷困，其可得乎？此法度不行也。游惰豪纵之徒，因输财，得僣服，以逾宪防，卒致浇漓之弊，此风俗不纯也。况卖官之令，已出权宜，然行之浸久，今更为烦细，箕敛民财，书揭徼塞，使夷狄有轻中国之心。且先朝赐民爵不过公士、摄助教之名，非有阶品。若三等之上户，皆受爵号，即牙前、弓手、散从官、手力之类，悉出孤贫浮客。又近以真珠折马价，亏民已甚，若更设禁科。则悉为弃物。”[121] 史载宋仁宗接受了郑戬等议，然而在事实上，当时为应付对西夏战争的军费，宋仁宗“借大姓李氏钱二十馀万贯，後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122]参照前引李纲之说，授予京官，自然是对大姓李氏的特殊优惠。庆历时，鱼周询上奏说：“近元昊背惠……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徒日费千金，度支不给，卖官鬻爵，淆杂仕流，以铁为钱，隳坏〔圜〕法。”[123]反映当时的“卖官鬻爵”之冗滥。三司使张方平则认为卖官鬻爵，无济于事，他说：“比来鬻官，六千缗者与簿、尉，万缗则殿直，诸监管场务官，准课程以立赏格，收赢至二、三千缗，即以次迁陟，以知卖官、迁官几何员数，可供三路一岁粮草之费，是谓聚畎浍之微，供尾闾之泄也。”[124] 　　宋神宗时记载说：“进纳出身人例除京官，至有经覃恩迁至升朝官者，颇多并兼有力之家，皆免州县色役，及封赠父母，如京官七品，除衙前外，亦免馀色役，尤为侥幸。条例繁杂，无所适从。”[125]反映了进纳人作为“并兼有力之家”，利用“条例繁杂，无所适从”，照样能钻营为升朝官，而谋取私利。 　　范纯粹“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东头、西头供奉官），并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数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惜之。疏上，不听”。[126] 　　宣和时，有臣僚言：“属者东南用兵，募民入金榖，以省转输，补文武官一阶，武臣以‘效用尽心’，文臣以‘上书可采’为出身，并理选依官户法。若遂行之，臣恐弗便。且常岁科配，皆出富室，一旦入粟，遂为官户，终身获免。则是每户得数千缗于须臾，而失数万斛于长久矣。”他要求“特赐改正，并依进纳法施行”。实际上是进纳人，却改为“效用尽心”和“上书可采”出身，“并理选依官户法”。由于“豪民之家耻见‘进纳’二字”，此种变通的优惠政策当然是有利于进纳人，而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流品混矣。居乡不修而齿仕版，或侵渔百姓，取偿前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127]杨汝明“宣和初以上书得官，实纳粟也”。南宋初，官至右奉议郎、知彭泽县，[128]他已经超过止法七阶，为朝官。 　　北宋末年，宋钦宗“圣旨，应縁献纳钱物补官，并贴纳钱物改换新告，不作进纳之人，并合作官户，及理选限，申明行下”。[129] 　　在南宋初十分困窘的时代，建炎时，宋高宗在扬州，“有司不为国家长虑，却顾徒以茍悦一时举人，将入助教人并依下州文学，特理选限，固已不胜其滥矣。绍兴二年，乃复再援此例，益启侥幸”。[130]“入助教人”本是进纳授官，理应如前所述，“不理选限”，如今仅因为他们参加科举，成了“举人”，就改为“特理选限”，即可以参与铨选注官，故遂成“侥幸”。 　　宋高宗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六月规定：“如纳已七千贯，补承节郎，六千贯补迪功郎，依已降指挥，并不作进纳人，愿缴元授付身贴纳数中，以十分为率，更减一分，亦不作进纳所纳之物。”另一记载则补充了“五千五百〔贯〕承信郎”。[131]绍兴初，由于“近给卖新告，价直髙大，变转不行”。遂“减敦武郎为三万缗，承直郎为万五千缗，其馀以是为差。仍不作进纳，理为官户，免试注官”。[132]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宋高宗“诏博籴补官人不作进纳，仍与免试注官”。[133]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又“诏进纳授官人愿贴纳金、银、钱、米，转行至承直、从义郎者，许径赴户部陈乞，下所属仓库细（纽？）纳，申朝廷给降付身”。[134]允许进纳人加价後，升至从八品文官承直郎和武官从义郎。凡此种种优惠政策，无非是为弥补财政亏空而采取招徕钱财的特殊规定。尽管如此，宋高宗还是依官员应绘（会？）的建议，“博籴授官人依进纳条令，官至升朝，与免色役，其物力家业等第系与民争利，虽至升朝，亦不得免科配”。[135]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宋廷“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籴，毎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136]此处的“理选限”已如前述。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宋廷又颁布了更加优惠的卖官政策：“将大姓已曽买官人于元名目上升转，文臣迪功郎升补承直郎一万五千缗，特改宣教郎七万缗，通直郎九万缗，武臣进义校尉升补修武郎二万二千缗，保义郎已上带閤门祗候三万缗，武翼郎已上带閤门宣赞舍人十万缗，已有官人特赐金带五万缗，并作军功，不作进纳，仍与见阙差遣，日下起支请给。其家并作官户，见当差役、科敷并免。如将来参部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之类，一切并依奏补出身条法施行。仍免铨试，金带永远许系”。[137]此规定完全免除了对进纳出身的一切限制，而将此种进纳出身完全等同于荫补出身。此类“许作官户，理为选限，参部注授差遣”，并由地方官府“差权职任”的规定，[138]无疑是特别优惠的。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官员建议：“两浙扑买坊场一千三百三十四处，为净利钱约八十四万缗，今未卖者五百有竒。乞募进纳补官之家投买。”得到宋高宗的批准。[139]进纳人无非是商人豪富，由他们经营官府难以出售酒坊之类，有可能官私两利。 　　针对“比年军兴，以纳粟得官者不谓之纳粟，或以‘上书文理可采’，或作‘献纳助国’，与理选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劝其乐输，使得为官户，而铨曹别无关防之法”，有人议政说：“近年以来，固有得县令，亦有得法司者。此曹素未尝知政务，直以多赀，一旦得官。若遂使之临县议刑，其不称职必矣。既不能称职，必为民物之害。”[140] 　　然而到宋金战争平息後，宋廷又提高了对进纳人的限制，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诏：“入赀授官通及二万贯以上人，方许作官户，免役。”[141] 　　绍兴末年，面临宋金再战的形势，宋廷又大规模卖官，并规定“应知县劝谕及二万贯，与减二年磨勘。选人比类施行。如增卖及一万贯，更与减磨勘一年。本州知（州）、通（判）究心劝谕诸县出卖数足，各与减二年磨勘”。[142]当时“下鬻爵令半年，愿就初品文阶者才一人。言者请损其直，以招来之”。故宋高宗“诏进纳授官人并损其直十分之二，与免铨试，仍作‘上书献策’名目，理为官户，永不冲改”。“又诏献纳八千缗以上补官人，并免试”。[143] 　　宋孝宗时，袁说友上奏说：“臣窃见进纳入流官，多是无所知识之人，又皆不曽铨试，只为州县之累。乞降睿旨，权罢进纳。其进纳已未出官人，并要铨试中选讫，方许注授。其已到任者，候满罢日，亦俟铨试中选，方许参部。其已注授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铨试中选讫，方许到任。若阙到一年，而试未中选者，并以违年法。庶几澄此杂流，以容实材之荐。”[144]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诏罢鬻爵，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补官，馀皆停。自是进纳、军功不理选限，登仕郎、诸州助教不许出官，止于赎罪及就转运司请解而巳”。[145]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中书、门下省奏：“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赈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如系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如系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系进士，补迪功郎。”[146]这是在赈济的名义下继续保持了卖官制度。宋孝宗时算是南宋财政状况最好的时期，故尚有条件取消对进纳的优惠政策。 　　然而到宋宁宗开禧北伐时，又改变了宋孝宗的规定。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下纳粟补官之令”，从“诸州助教五百贯”到“迪功郎、承节郎各一万贯”，共七等，并规定“应进纳及吏职补授碍止法人，令赴封桩库纳钱一万贯”，就可“申三省，出给照札，许於吏部收使，特与转行以後，起理磨勘”，即突破“止法”的限制。[147]“开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都省札子”，规定进纳人“所补官资并依奏荫体例，特与免试注官，永不冲改”。[148]“铨法，进纳人年二十五以上试中，方许注阙。开禧用兵，诱豪民助边，许与荫补同，且免试”。从开禧北伐开始，又不得不实行对进纳人的优惠政策。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黄度“奏官自簿、尉而上，为治人而设，直以钱得之，有亏国体。乞遵用孝宗诏书，惟歉岁出粟赈济者，听补官。其铨法并从旧制”。[149]四川吴曦叛乱後，财力困难，陈咸任总领理财，采取了“铸当五钱，榜卖官”等措施。[150] 　　总之，宋朝对进纳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主要是取决于财政状况。财政困难时，优惠条件只能增加。开禧用兵後，仅有十年休兵时期，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开始，宋朝先後与金与蒙古进入连绵不断的战争，宋朝的财政困难不断加重，就只能不断加重优惠性和强制性卖官。当年“以军兴，募民纳粟补官”。[151]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了招徕买官，又规定“如人户愿买武资，即与就部量试墨义，使令出官。如买文资者”，经降格考试，“文理稍通，即与免铨〔试〕出官，更不冲改”。[152]《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5《远怀亭记》载婺州东阳县一蒋姓的“曽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粟佐边，补初品官，而不汲汲於求进，平居澹然无营，惟务择师，勖其子弟於学”。此人买得迪功郎，因蹭蹬於官场，遂“勖其子弟於学”。《宋学士文集》卷75《东阳贞节处士蒋府君墓铭》则补充了曾祖父名蒋天廙，在“宋绍定中，入粟佐边，授迪功郎”。 　　四、人治条件下的进纳人：进纳人在官场中自然是被进士出身者所瞧不起的。《说郛》卷41毕仲询《幕府燕闲录》就记载两个官场中的笑话： 　　“国子博士王某知扶风县，有李生以赀拜官，每见王，辄称‘同院’。王不能平，因而面质曰：‘某自朝士，与君名位不同，而见目同院，何也？’李生徐曰：‘固知王公未知县事时，自是国子博士，谓之国博；某以纳粟授官，亦榖博也。岂非同院乎！’王骂之，大笑。” 　　“故事，边郡入粟授官，以厚价市骏马，犹不如意，每以为恨。常骑，遇市医工李生，滑稽能谑，遮道谓曰：‘君马新市，其价几何？’曰：‘一百五十千。’李生盛称壮健，以为价贱，王怪，问之，李生曰：‘驮得三千石榖，岂非壮健邪？’” 尽管从道理上说，从法律上看，对官场的进纳人颇多限制。然而宋代是个人治社会，进纳人在官场自有各种钻法律空子的钻营之术，加之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财政艰窘，宋廷为了解决一时的窘急，也往往采取优惠政策。此类情况都有利于进纳人改善他们在官场的处境和待遇。 　　宋真宗时，“卢澄者，陈留县大豪也，尝入粟，得曹州助教，殖货射利，侵牟细民，颇结贵要，以是益横”。[153] 　　宋仁宗时，赵抃弹奏枢密副使陈旭（後避宋神宗讳，改名升之），涉及“冀州进纳富民李士安者，京师号为豪右之首，典下中书吏人偷公用银器事发，其银器上有‘中书’字号。士安托旭同居表弟甄昻传达意旨，不行勾追勘断。其甄昻纳士安钱二百贯文，其後更为士安理索私债不少”。[154] 　　宋神宗时，“剡人黄庸世以赀雄里中，纳粟，得试将作监主簿”。“庸有讼事，县累追不至”，县令苏駉“忿出不意，奄至其家，亲捕之。庸妻王急呼其家仆阎师等十数人，躁叫进跃，夺駉肩舆及盖，以石击伤从者，駉仅得免”，[155]无疑是一方的恶霸。 　　宋哲宗时，反变法派刘安世“移梅州安置”，“贬所有土豪缘进纳以入仕者，因持厚赀入京师，以求见（章）惇，犀珠磊落，贿及仆隶。久之，不得见，其人直以能杀公（刘安世）意达之。惇乃见之，不数日，荐上殿，自选人改秩，除本路转运判官”。[156]一个进纳人居然在宰相的保奏下，由低等文官选人而超升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的差遣，准备谋害刘安世。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御史中丞黄履劾奏：“知麟州燕復以纳粟得官，年踰七十，耳目昏暗，郡务废弛，乞下本路体究，果如所闻，即乞罢免。”[157]反映当时的进纳人也可官至沿边的知州。 　　宋高宗时，“王默系进纳成忠郎”，“以资得列武阶，而敢怙势欺诬贫弱，抵冒不忌，理无可矜”，“特降两官”。[158]黄雲翼“丰城人，初名时起，尝举进士不第，後以入赀授官”。“更名上书”，得到宋高宗召见引对。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其本富家子，尝杀人亡命，乃罢之”。魏矼又“力论其素行凶恶，愚弄朝廷”，于是宋高宗“诏押归本贯”。[159]湖州富豪金鼐“财雄东南”，“以赀授官”，交结秦桧，以为他“看阁子为名，专任南亩出纳之责。四为国信所三节人，皆以纳赂得之”。又“尝造海舟”，“其直万缗，舟中百物皆具”，奉献皇帝宠信之医官王继先。“人所不齿”，却官至武义大夫。[160] 　　笔记小说中也有一些进纳人的记载。如《夷坚支甲》卷1《宋中正》说：“魏人王员外以纳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狼戾恣暴，出遇神祠，未尝加敬，或指而詈侮。”《容斋三笔》卷16《多赦长恶》说，“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显然是进纳人，他“下庄收榖”，被田仆父子四人打死。 　　宋孝宗时，朱熹上奏反映了一个进纳入官的具体事例，“朱县尉典买产业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系出产之家抱空代为送纳”。朱熹“寻令人暂唤朱县尉取问，本人倚恃豪强，不伏前来，遂委金华县尉追发。据县尉、迪功郎陆適申，依应追唤朱县尉系极等上户，居屋三百馀间，恃豪势藏隠在家，不伏前来。窃缘本人家仆丛众，全无忌惮”。“照得朱县尉系修职郎朱熙绩，元因进纳补受官资，田亩物力，雄於一郡，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161] 　　赵汝愚按劾汀州知州赵汝劼，说他“委任进纳人、司理张珙及清流县丞曾注，使权职官，皆招权纳赂，妄作威福。凡暴虐刻薄之政，二人者实助之然也”。[162]前已交待，进纳人按规定是不得出任司理参军的，但赵汝劼就居然可以设法公然违法任用。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8《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也叙述了一个进纳人的劣迹： 　　“有纳粟得官，新贑县东尉曾千龄者，本人家幹仆，天姿狡险。自开禧年间，韩元卿为本县知县，千龄知其黩货无厌，贪其势焰可炙，遂以厚赀与之结托，以孤遗侄女与元卿之子结婚。自此通家出入，请求关节。千龄武断乡曲，本自可畏，加以结亲县官，谁敢正视。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或因致死公事，或因盗贼行劫，必多牵引，使陷其中。然後控取财物，为之救解，或出榜贴占，或假立契书，乡民俯首听命，莫敢与争。文引追逮，全类官府，关锁禁系，无异犴狱。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两、三年间，增置税钱一、二百贯，而流离转徙者不知其几家。蓄养幹仆刘雲卿之徒，为之爪牙，日夜渔猎人家物产。千龄资幹仆之力，幹仆凭千龄之势，而人家物产，不归之千龄，则归之幹仆矣。” 　　官员度正谈及夔州一带的地方政治，“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士之仕者率不愿往”。“以是借补之官，不理选限之官，与夫纳粟之官，日夜经营诸司，以求权摄。此辈初非有礼义廉耻之人，有苟禄之心，无进身之望。所在椎肤剥髓，以肥其家，以媚其上，初无批书历子，以拘系其进退。见利则趋，见害则遁，往往挟台府之势，躏籍州县，州县莫敢谁何。此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163]宋宁宗嘉定时，真德秀按劾宁国府司户参军钱象求，说他“以赀入官，人品猥下，而敢为贪墨如此。倘令侥幸漏网，则继此尘点仕路，必将益肆其奸”。[164] 　　南宋晚期，“溧阳县虞一飞以赀得官，输贿权门，请干田事，交兵纵火，多所杀伤”。“虽忝右列，其初元是钱氏奴隶，乃敢恃赀豪横，倚势凭陵，陷王官，虐平民，欺骗公府，杀害叔弟，滔天之恶，虽擢髪不足以数”。[165]虞一飞原先大约是钱氏的幹人，他买得武官。另有“潜彝父子恃其铜臭，假儒衣冠，平时宛转求乞贤士大夫诗文，以文其武断豪强之迹，前後骗人田产，巧取强夺，不可胜计”。他“纳粟为小使臣，辄作潜监酒户，辄用幹人越经内台，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矣”。[166]另有“进纳”人薛方叔，任“监酒”，“出入福邸（王府）贵家甚稔”，到处钻营，也果然有所得。[167]另有一澧州石门县“王炎登者，滥名忝宋季士流，鬻爵登仕（郎），著《江南野史》，不录文丞相（天祥），以吕文焕卖降为不得已”。[168]这是一个买官入仕而降元的无耻士人。 　　由此可见，对宋时进纳人的倚势作恶，也不能完全低估。正如魏了翁所说：“由鬻爵进者多贪污。”[169] 二、纳赂卖官之盛 　　宋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其中当然也包括人事权。各级官员的任命，小至县以下管辖酒务、盐场之类的所谓监当官，也都由中央委任。宋朝的授官，最高级的少量官员由皇帝委任，其次是中枢机构，包括元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改制後的三省和枢密院委任，时称“堂除”，宰相授官的范围不断扩大。最大多数官员则是由吏部等委任，时称“部注”。[170]宋朝取消了唐朝的兵部委任武官制度，文武官的铨选一律归吏部等机构掌管。在元丰改制前，铨选机构是审官院，後又分东院和西院，分别文武，低等的还有流内铨和三班院。改制後则权归吏部，吏部有四选，即尚书左选、侍郎左选管文官，而尚书右选和侍郎右选管武官。如果从卖官的角度探讨，掌握人事权的官和吏都有可能卖官自肥。然而古代的政治特点正在于人治，私下的卖官就决非仅限于按制度规定而掌握人事权者，一些有权势者，即使不直接掌管人事权，也都可以卖官。此外，从制度上说，宋朝也实行荐举保任制和小范围的辟举制，其操作固然与前朝不同，但也留下了颇大的弄权卖官的空间。 　　宋朝官员的头衔有官、职、差遣、勋、爵、邑等，其中唯有差遣属实职，其他均属虚衔。进纳制度主要是卖虚衔的官，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最重要的则是出售差遣。 　　一、大臣、宦官等卖官：官场中的行贿受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买官卖官。史料中反映，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还是较为收敛。如宋仁宗初，处分宰相丁谓，“籍其家，得四方遗赂，不可胜纪”。[171]“皇祐中，发运使许元颇号任职，而元赂遗权要，倾巧百端，其始也止得同进士出身，既而又为侍御史，在任累年，晚乃得除此职。天下清议，不以为允”。[172]宋哲宗时，有“段继隆卖官事”，[173]有官员李雍“自首同情卖官之罪”，[174]此类虽不是大案，也多少反映了私下卖官的事层出不穷。 　　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蔡京“窃弄威柄，鬻卖官爵，货赂公行，盗用库金，奸赃狼籍”。大宦官童贯“植私党，交通问遗，鬻卖官爵，超躐除授，紊乱常制。有自选调不由荐举而辄改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资格而遽升防（御使）、团（练使）者，有放废田里不用甄收，而擢登侍从者。奸赃小人，争相慕悦，侵渔百姓，盗取官钱，苞苴公行，门户如市，金币寳玉，充牣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府库”。人称“宣和以来，宦者童贯弄兵，蔡攸并窃枢柄，邉帅大率皆小人，以贿赂用之，军政尽废，非徒士卒骄惰不可用，且零落尽矣”。[175]边帅买官的结果，直接招致北宋的灭亡。 　　取代蔡京的王黼“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76]另一说为“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其无亷耻如此”。[177] 　　据陈东上书，宦官梁师成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春，上皇亲策进士八百馀人，闻其中百馀人皆以献颂上书为名，特赴廷试，率多师成之力。尽是富商豪子，曽进纳及非泛补授官职，士大夫不齿之人，或白身不足应进士举者，闻毎名献钱七、八千缗，师成便为奏请特赴廷试之命。师成所为既众，即又传令张楠等将上。其他权幸遂相效以贾利，师成实启之。每遇赐名唱第之日，师成必在上侧，临时奏请，妄有升降，以乱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体，国家选举之法为师成坏乱，几至扫地”。[178]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