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道德追求及其局限

2010年第 2期 （总第 131期） 湖湘论坛 HUXIANG FORUM No.2,2010 GeneralNo.131 ·文史探讨· 曾国藩的道德追求及其局限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 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学术界曾因彼 镇压太平天国而定为反面人物，并因此在相当程度 上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探讨。其实，历史人物具有多 种面相，政治属性固然是最基本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但学术研 究不宜仅局限于这一视角。曾国藩被梁启超等人誉 为“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除了纯属政治范 畴的“立功”之外，其“立德”、“立言”则包含 着这一范畴之外的因素，可从其他层面进行解析。 就“德”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 产，在曾国藩身上亦有着充分的体现，其在此方面 的建树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古代，曾有不少人 提出以百姓祸福、天下安危为衡的忧乐观，如孟子 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 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尤 堪称典范，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名言。这种忧乐 观，反映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及公天下的思想，曾 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忧以终身、乐以终 身”，明显地体现出一种较高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境 界，当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对此作一探析， 不仅可对曾国藩作一深入的了解，且有助于认识传 统文化在人格铸造方面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一、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天下为公”的重要理念和基 础，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尺，曾国藩“立志 以爱民为主”，体现了这一以天下为重的道德追求。 如所周知，儒家有民本思想，传世伪《古文尚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 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虽然尚不 能确定已佚原文有无此话，但根据先秦文献，民本思 想在商周时期便已产生。周武王即说，“天视自我民 视，天听自我民听”。（杨任之译注：《尚书今译今注》，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 158页）孟子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对齐宣王说，在民之 上者不可“独乐”，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 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陈戍国标点： 《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 525、312页）以后 不少君主和儒生们从不同角度阐述民本思想，如唐 太宗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 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 要·君道·政体》）需要指出，民本思想并非统治者的 虚伪说教，而是从统治实践中获得的一种政治经验， 他们深知，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使被统治者安 摘要：曾国藩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及公天下的思想传统，其忧乐观体现出一种较高的道德追求和道 德境界。他认为“国以民为本”，为政治军，要以“爱民”为念。对于国事公事，曾国藩早年便“誓如己事”，更升华 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对身家私利则廉清自矢，没有将作官视为牟取私利的途径。作为 统治集团的一员，曾国藩又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与人民对立的一面。其民本思想具有“驭民”之术的性 质，其所忠诚的“公”和“国”，也是以君为纲。区别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糟粕和精华，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 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曾国藩；道德追求；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3160（2010）02- 0079- 06 收稿日期：2009 - 12- 25 作者简介：李育民，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79 居乐业。这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重要基本，尽管在历 史的长河中，有不少视民为寇，虐民为乐的暴君，但 “民为邦本”的理念却一直绵绵不断，为后来者所 承续。 可以说，曾国藩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古代的民本 思想。咸丰三年，曾国藩上奏咸丰，请预防流弊，说： “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 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 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 视民听之所寄也。”“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 ……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韩长 耕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 年，第 26—27页）他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的 理论规劝咸丰，要求他与“普天下人”共“是非”，不啻 与前引孟子之语如出一辙。 曾国藩的忧乐观反映了这种民本思想。他始终 怀着强烈的忧危意识，他的“忧”是以那些天下为怀 的“天地之完人”为标准的，“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 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 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 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怜人穷。”（邓云生 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 39页）尧舜周公被后世视为美德的化身，他们开化生 民，举贤任才，德及庶民，功在邦国。曾国藩立志效法 这些圣人，追求一种以天下之事，而不以一身一家为 重的道德境界，他的“忧”不可谓不大。在这种以天下 为重的道德境界中，我们尤应注意他的忧民之情。他 的忠君观念极深，却敢于在皇帝面前进行“天视自民 视，天听自民听”的说教，“以折人主骄侈之萌”。这在 他虽是尽忠直言，但其中底蕴未尝不是忧民之忧。 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都以“爱民”为 念。治理地方政务，曾国藩以民事为重。他认为“国以 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于 皇帝，是大臣之咎。道光三十年春，京畿地方，晴多雨 少，粮价渐增。曾国藩上疏说：“窃为民生以穑事为 先，国计以丰年为瑞。”咸丰元年，他上奏备陈民间疾 苦，如“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 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希望唤起咸丰的“爱 民之诚”，请求“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 之”。（韩长耕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 社，1987年，第 11、29—32页）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 “力戒州县不可取民财，须令州县有为善之乐”。（萧 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7 年，第 710页）在直督任上，他诫饬所属州县官“设身 处地”地为民着想，革除弊政，使“民间受福无穷”。他 要求州县官，“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 不得不迅速。”（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岳 麓书社，1986年，第 444—452、436页）对于天灾造成 的民生疾苦，曾国藩也非常痛心。对穷乡小户人家， 曾国藩也颇为关注。 治军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仍以“爱民”为怀。一 面对“爱民”念念在兹，一面又“以杀人为业”，镇压农 民起义，这里显然存在矛盾。但在曾国藩的心目中， 镇压农民起义仍是“爱民”之举，它们之间是一致的。 在《讨粤匪檄》里，他指责太平军“荼毒生灵”，“蹂躏 州县”，要“为百万生灵枉杀之仇”。（彭靖等整理：《曾 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 232—233 页）曾国藩对太平军的指责当然并非事实，这里体现 了他所属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爱民”爱到赞成人 民推翻现存统治的程度。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已感 悟到这种矛盾而又因跳不出这种矛盾怀有歉疚，并 试图缓和以至消弭这种矛盾，冀求内心“爱民”意念 的完善。在此之后，官民矛盾、军民矛盾尤为突出，曾 国藩的“爱民”思想也更为明确具体。 一是待民以诚，保持本色。曾国藩“立志以爱民 为主”，（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 社，1985年，第 372 页）自始便“以爱民为第一义”， “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告诫曾国荃“常以爱民 诚恳之意”时时与弁兵说及。（邓云生整理：《曾国藩 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 540页）他明确 提出：“为政首在爱民”，安抚灾民，“尤须心诚求之。” 战争使“生民荼毒，不能不归之劫运”，但“补救在 人”。地方官如果“勤政爱民，时时存恐惧修省之心， 亦足以召祥和而消灾诊。”任何事均要“以爱民为 念”，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 （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 276、283、 290页） 二是严守军纪，严禁扰民。曾国藩时时强调“行 军以不扰民为本”（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 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 485页）；或谓“行己以 勤字为本，治军以爱民为本”；他“频年教人，首重‘爱 民’二字。”（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 155、254页）告诫部下“爱民则人，扰民则鬼”，（李家 骧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2 年，第 3779页）禁止所部骚扰民众，“颇严切”。（汤效 纯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1 年，第 833页）亲书《爱民歌》教军士诵习，歌云：“三 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军士与民如一 80 家，千万不可欺负他。”（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 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 429—430页）要求带兵 将领“约束兵勇，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将《爱民 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 强调“‘不扰民’三字，是治军之根本。”（李龙如等整 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 21、157、385页） 三是慎重刑案，实心爱民。曾国藩说：“今日之 民，官可使之立见信从者，惟勤于听讼，伸理冤抑，则 见效甚速”。对于快役以获盗之多寡定功过，他指出 其“流弊”，“恐有诬拿平民之患，不可不慎。”同时，曾 国藩又认为，吾辈居官，“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 究，无察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李龙如等整理： 《曾国藩全集·批牍》，第 7、1、27页） 曾国藩认为，设官为了“养民”，用兵是为了“卫 民”。“官吏不爱民，是名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 也。”因州县多与带兵官不睦，曾国藩苦心孤诣地谕 以“爱民之道”，并以家为喻，说：“就一家比之，皇上 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 州县譬如乳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 幼孩，何以慰父母乎？”（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 集·批牍》，第 347—348页）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 曾国藩心中非常不安，“忧伤之至，弥深愧负。”更兼 灾荒，曾国藩不禁叹道：“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 至不幸哉！”（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 第 692、884页）他甚至认为，农民起义并非无缘无 故，而是官逼民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后，“二千 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 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殷绍基等整理：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第 77页） 对于带兵杀人，曾国藩感到“择术已自不慎”，因此特 别强调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邓云生整理：《曾 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638页）他在军营如坐针毡， 自认为“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 民之意耳。”正是由于这种心态，曾国藩要求两个儿 子尔等长大后，“切不可涉伍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 于造孽”。曾国藩自己总结说，他“之所以颇得民心”， 只在于“此心真实爱之”。（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 集·家书一》，第 662、369页）反满最为激烈的章太炎 也曾褒扬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刘凌、孔繁荣 编：《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264页） 二、公尔忘私，国尔忘家 公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理论之 一，孔子在《礼记》礼运篇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了儒家政治理想，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的社会“是谓大同”。 作为一种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这一“大同”之世在现实中已不 存在，“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杨天宇撰：《礼记译 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265、266页） 但是，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和道德选择，却仍为后人所 承继。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 故也。”（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 年，第 441页）曾国藩也承继了这一思想，将其作为 自己的道德追求。入仕之后，曾国藩对于国事公事， 达到了忘我境地。早年他就自誓，“凡办公事，须誓如 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身一家之图。” （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 1987年，第 152页）这种以公事国事为重的思想，此 后不断强化，更升华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甚至不惜 触犯龙颜。咸丰元年，曾国藩上奏谏劝咸丰。“其言颇 过激切”。并事先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恐犯不测 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这种高度的责任心， 与曾国藩仕途顺畅，受到朝廷器重分不开的，他说： “盖以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 时乃可建言？”上奏之后，咸丰并未怪罪，使曾国藩感 戴不已，立誓自此之后，“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 家之私”。同时，这种尽忠报国的思想，又与其家教有 着密切的关系。其父每次家书，皆教他“尽忠图报，不 必系念家事”。他自己说：“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 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 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 集·家书一》，第 212、212、212页） 太平军起，曾国藩便“怀见危授命之志”，将身家 性命置之度外。“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要求对国家 “忠诚”，曾国藩赖以支撑的便是这两个字。刚办湘 军，他所定下的方针便是“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 辅之以训练之勤”。如此，才能“诸将一心，万众一气 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殷绍基等整理：《曾 国藩全集·书信一》，第 186页）战事平定后，曾国藩 总结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湘军 将领们，“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即是这 种“拙且诚者之效”。（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 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 304页） 出于对公事和国事的忠诚，曾国藩以天下为忧， 局势的恶化，以及自己一时的颓废不振，都会引起他 深深的忧虑和自责。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他“忧 灼过甚”，以致“近于怔仲”，甚至因“忧劳过甚，渐致 心疾”。（李家骧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 81 书社，1992年，第 3404页）他总是怀着一种忧国家之 忧的心情，以自己“食禄已久，不能不以国家之忧为 忧”。要求自己，对待国事公事，须尽心尽力，不要担 心得罪人，计较个人得失。他“常恐耿耿微忱，终无补 于国事，然办一日事，尽一日心，不敢片刻疏懈”。（邓 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01页） 忧国忧民反映了曾国藩以天下为重的道德境 界，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身家私利的态度。在 对待个人利益问题上，曾国藩对自己提出了根本要 求，没有将作官视为牟取私利的途径。作官的根本是 什么？曾国藩提出，“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萧守英等 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 485页）在书函、批 牍等文书中，曾国藩对“廉”谈得很多，将此视为一种 根本性的道德。他说：以“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 “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 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李龙如等整理：《曾 国藩全集·批牍》，第 140页） 在这方面，他的确是廉清自矢，“自三十岁以来， 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 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将 来若作外官，自誓除年俸之外，不取一钱。”他在宦海 几十年，可以说没有食言。他从不聚敛钱财，早年作 京官时，年俸有多，则周济穷苦亲族。后来治军，即以 “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勉，银两经手不可数计，却不 妄取军营之钱以肥其私，以至“老父在家受尽窘迫， 百计经营。”（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183、388页）曾国荃随他从军，在银钱方面不很检点， 他获悉后立即去函责备，嘱以守廉，“不妄取分毫，不 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他从不考虑给子女留下财 富，“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子孙，惟书籍尚思添买 耳。”（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 833、 1325页）他常劝家人不要置买田产，在家书中，他屡 屡告诫，“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咸丰四 年，曾国潢在衡阳五马冲给他买了一块田，曾国藩事 后知悉，表示“无自置私田之理”。（邓云生整理：《曾 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598、313页）因不蓄私财，那 些被裁撤下来的部属找他求助时，他既无差可委，又 无钱可赠，“惟有抱愧而已。” 除了不计私利之外，曾国藩对于“名”也看得很 淡，要求自己做到“名利两淡”。（萧守英等整理：《曾 国藩全集·日记二》，第 802页）（邓云生整理：《曾国 藩全集·家书二》，第 1082页） 在他看来，“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参加科举只 是谋生的一个途径，不得科名，还可另谋生活，既已 食禄于国，就要“拼命报国，然须存避名之念，总从冷 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曾国藩全集·家 书二》，第 883页） 这种“廉于取利”、“廉于取名”的道德境界，反映 到曾国藩的官吏道德上，就是不以权谋私，不恃强凌 弱，做一个廉正的“清官”。他认为居高位之道有三 端，其中之一就是“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曾国藩 全集·诗文》，第 394页）即像舜禹那样据有天下而不 享受它。他对那些驰逐名位，“营营焉而未有已时”的 利禄之徒竟茫然不解，“不知其指归谓何”。容闳说， 曾国藩“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身 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容闳：《西学东渐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 71页）同时，曾国藩也 不允许家人依仗他的权力牟取私利，欺侮他人。他屡 诫家中诸弟不要干预地方公事，不要因家有人作官， “而遂敢于侮人”。次子曾纪鸿参加科考，则嘱他考前 “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去军营探望他，则 不许沿途挂大帅字旗，须尽量避开地方官长，以免扰 烦。曾国藩敬服的也是那种不谋私利的清官。如罗淡 村官至中丞，凡二十五年，前后仅寄银 300两到家， 家无一钱，其夫人终身未着皮袄。曾国藩称赞他“真 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 集·日记一》，第 492页） 曾国藩的忧国忧民，体现了他的道德境界，与此 相映照的是其“乐”。“乐”，可以说反映了人的幸福 观。曾国藩引以为“乐”的，不是私欲的满足，而是这 种道德境界的实现。他说君子以“居易以俟命，下学 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为乐。（《曾国藩全集·诗 文》，第 251页）这种“乐”正是道德上“止至善”的意 境。“居易以俟命”，如曾国藩自己说，俟学之学“则以 淡泊如为宗，”这正是一种不计个人得失的意境。“下 学而上达”即是摆脱庸俗之念，达到这种意境。“仰不 愧而俯不怍”，则是这种意境的外化而反馈于内心的 安适。这种“乐”的意境，排去了外求的欲望，内心坦 荡，无愧疚之事梗于心怀，从而获得内心的愉悦和幸 福。“人无一内愧之事”，“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 “第一寻乐之方”。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圣贤自得之 乐”。曾国藩还说过“君子有三乐”，即“读书声出金 石，飘飘意远”；“宏奖人才，诱人日进”；“勤劳而后憩 息”。（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 421页） 这里的“三乐”与前面所说的“乐”并无抵牾之 处，它同样不以外求的欲望为乐。 上述“忧”“乐”观所体现的道德境界，不是一蹴 82 而就可以达到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可以中断的。它似 乎没有终点，只能接近而不能登越。这样，也就永远 把自己置于这种境界之中，成为“天地之完人”。曾国 藩说：“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自文王、 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 身”。因而，他把“忧以终身、乐以终身”（彭靖等整理：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51—252、112页）作为自己 的格言，这种“忧”“乐”观也就成为鞭策他驰骋人生 一个基本准则。 三、以仁为术，以君为纲 由上所述，至少可以说，曾国藩摈弃了或者说尽 可能摈弃了身家之私利，而以天下为重，以天下为己 任。湖广总督李瀚章评价说：曾国藩“遭值时艰，毅然 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祸福得丧穷通于度 外，其大端则在以人事君”。李元度则谓：曾国藩“急 公家之难”，在军，“不避艰险，不规小利”，“坚忍肫 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见何贻焜编著：《曾国藩 评传》，正中书局，1947年，第 551、579页）这显然承 继了尧舜时代“天下为公”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进 入阶级社会之后，虽越来越隐而不彰，但却不乏认真 恪守并身体力行的人，曾国藩应不忝居这一行列。 “天下为公”在任何社会都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人类 其他美德的基础，也可以说是道德这一意识形态具 有“全民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容闳说：“总文正一生 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 后人模范。”（见何贻焜编著：《曾国藩评传》，正中书 局，1947年，第 591页）曾国藩视名利如尘埃，在个人 道德方面，不失为一个“清官”，不乏高尚的情愫。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公”与“国”有着鲜明的阶 级性，曾国藩的道德境界也秉具这一性质。作为统治 集团的一员，曾国藩又有着与人民对立的一面，其 “公尔忘私”、“国而忘家”也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在封建社会，“民本”和“仁政”并不具有近代民主的 意义，它是以君为主体和本位，而不是以民为主体和 本位的。民只是作为一种值得重视和可资利用的政 治资源，为争取民心而实行的“仁政”，也就成为重要 的“驭民”之术。曾国藩同样不能摆脱这一窠臼，在他 的民本思想中，便体现了这一性质。 孟子曾形象地解析了“仁术”：“君子之于禽兽 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远庖厨也。”这就是“无伤”的“仁术”。朱熹解释 说：“术，谓法之巧者。盖杀牛既所不忍，衅钟又不可 废。于此无以处之，则此心虽发而终不得施矣。然见 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 妨。故以羊易牛，则二者得以两全而无害，此所以为 仁之术也。”以“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所以君 子“必远庖厨”，同时“亦以预养是心亦以预养是心”， 推而广之，“广为仁之术”，这样，就能“保民而王，莫 之能御”。（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 年，第 300—301 页）在孟子这里，“恻隐之心”便是 “仁”，这是爱护百姓，即“保民”的思想基础。但是，当 某种举措必须实施时，这种“不忍之心”只能“施于见 闻之所及”。因此以羊易牛，虽然同样都是杀生，但因 “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推广这种“仁术”，类 似“为长者折枝”，是统治者所能做到的。 曾国藩“爱民”也承继了这种“仁术”。他见许仙 屏与曾国荃信中多有“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 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等语，非常赞 赏，说，“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 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 （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 738页） 也就是说，爱民并非无条件的泛爱，而是要“知其 恶”。他以牧马为喻，“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 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治家、治 军均相类似，“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 率而日流于不肖。”“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 数，又故轻贯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 官。”因此，“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 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治军。”（彭靖等整理：《曾国 藩全集·诗文》，第 359页）因此，曾国藩的爱民思想 是有限度的，没有也不可能超出统治集团的范畴，所 谓“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69页） 古代的民本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驭民之 术，反映这一思想的爱民与仁政，也是以维护统治作 为根本出发点。因此，曾国藩带领湘军，“以杀人为 业”，又体现出残忍的品格。“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 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 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斥都市，视官长蔑如 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 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虽然他又解释 说，“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 暴而安我孱弱之民。”（殷绍基等整理：《曾国藩全集· 书信一》，第 129页）实际上更注重的是清王朝的统 治安危。在他看来，由于太过于宽仁，“积数十年应办 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 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他“欲纯用重典以 83 锄强暴”，即使“身得残忍之名亦不敢辞。”即寻常痞 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 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韩长耕等整理：《曾国 藩全集·奏稿一》，第 44—45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 过程中，充满了血腥的快意，安庆攻破，守城太平军 将士“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曾国藩感到“差快 人心。”（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769 页）显然，在维持统治与爱民的天平上，曾国藩是有 倾斜的，他说：“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探骊 之法，“以善战为得珠，能爱民为第二义”。要求对太 平军毫不手软，曾对曾国荃等说：“既已带兵，自以杀 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邓云生整理：《曾国藩 全集·家书一》，第 382、737页） 曾国藩严格军纪，在相当程度上又是通过挽救 民心，以稳固统治。如剿捻时，进入河南诸军或“为民 所疾视”，或对民“骚扰颇甚”，以致“兵民相仇”，曾国 藩颇为心焦。他拟遍发告示，言“如有扰民，准民寨赴 鄙人前控告，轻则赔钱，重则正法”，其目的，如他自 己所说“总须将一‘信’字做出，庶几挽回民心。”（张 铁宝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 年，第 5533页） 他深得“远疱厨”之旨，不主张泛爱博施，说：“周 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 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 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 曾也告诫他，“济人须济急时无”，“随缘布施，专以目 之所触为主”。他说这便是孟子所称“仁术”，如果“目 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 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 万之虑”。（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71页） 至于“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所谓“公”和“国”， 都是以君为纲。他坚定地维护三纲五常，说：“三纲之 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 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 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 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 集·家书二》，第 936页） 对于朝廷举措失当，曾国藩只是在日记中发泄 不满。湖南巡抚恽世临被交部严加议处，曾国藩见谕 旨后，“愤闷无似”，在日记中记道：“近年黜陟，此次 最为失当。”又见三月八日京报革恭亲王奕訢差事谕 旨，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 语，“读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以至 “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 全集·日记二》，第 1114、1126页）由于纲常伦理的约 束，对此类问题曾国藩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更不可 能对专制制度有何反抗。 无庸讳言，从根本上说，曾国藩是将封建伦常的 “礼”作为自己的最高道德准则。“先王之制礼也，人 人纳于规范之中”，“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 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正是这种有着 鲜明阶级性的道德准则“礼”，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 污点。但是，他的伦理道德又包含着全民性和民族性 的内容。容闳说他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其正 直廉洁忠诚诸德，皆是为后人模范”。与他同时代的 官场中人都是旧教育的产物，为何“人人欲饱其贪 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几无德行可言呢?其原 因之一就是，曾国藩在接受旧教育的糟粕的同时，又 秉承、弘扬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他试图真正履行 儒家所憧憬的“天下为公”，而不是拿它作幌子。此 外，曾国藩始终倡导禹、墨的勤俭，并身体力行，无疑 体现了劳动阶级的美德。在封建时代，他堪称“完 人”。如果去掉其伦理道德中所含阶级性的糟粕，那 么，他的个人道德可师法之处，不可谓不多。诚 然，道德的评价不能代替政治的、历史的评价；反 之，政治的、历史的评价又不能代替道德的评价。 伦理道德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于那些继承发扬了 民族文化精华的人物，又不可因人废言，不分良莠 而一概抹杀。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遗产 的一个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周育平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