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读书笔记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专业：政治学类学生姓名：杨涛学号：30220132200802指导教师：王付兵完成日期：2014年4月22日《中国与海外华人》一书是国际著名的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开拓者王赓武先生的一部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作品。这本书是一部研究和探讨海外华人的出色著作。原书辑录了作者王赓武教授自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间发表的短论、演讲词和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共十六篇，按时序排列，首次集合成书出版。由于文章各有出处，体力不一，体例不一，部分附有标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部分附有小目，部分则一气呵成。王庚武教授是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及教育家。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开拓者，王赓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影响力。曾获得英国政府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MostExcellentOrderoftheBritishEmpire，简称CBE）。王赓武教授祖籍河北正定，其祖父为官而南迁江苏泰州，后迁上海，其父则到南洋教中文。1930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旋即随双亲迁居马来西亚。1955年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曾任澳洲人文科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主席、澳中理事会主席、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等职。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洋学报》主编多年。王赓武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其前任者为黄丽松教授，继任者为郑耀宗教授。1994年荣获日本国福冈亚洲文化奖。目前为中华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史以来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王赓武先生研究领域集中在：唐代至明代中国政治与外交，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外交以及海外华人历史研究。代表作有：《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南洋华人简史》；《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南洋贸易与南洋华人》；《历史的功能》；《中国文化的特点》；《社团与国家：中国，东南亚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海外华人》；《中国之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集》；《王赓武自选集》；《1800年以来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交错：战争，贸易，科学与政务》；《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王赓武认为中国天下观念更有包容性，中国版图的问题、主权的问题非常复杂，为避免狭隘民族的概念及政策的问题，主张古代中国向来有的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矛盾的，但可以和理想的国家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秩序结合。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曾半开玩笑地说，王赓武可以当好中国总理。《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本书是王赓武教授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的汇总。在这本书中，他站在自己就是一名华人的立场上论述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与东南亚华人的关系，也论述了近代乃至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关系。王赓武先生毫无疑问是海外华裔史学界的大师级学者。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王先生的作品对于现代中国（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国）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杨联陞、何柄棣、黄仁宇、余英时等几位大家的作品，因为王先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都更贴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如，从王先生的研究中我们能学到，当我们需要和我们近邻的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打交道时需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在《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本书中，王赓武教授涉及到：culture,identity,memory,loyalty,nationalism,ethnicity,nation,multiculturalism,globalization,self,China,beingChinese。因此，我说某种意义上，王先生的研究有些像人类学。而我认为王先生事实上不应该被视为仅仅是历史学家，而同样应该是人类学/社会学家。王先生讨论的问题更关系到我们的自我认知，和我们的近邻国家交往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历史的剖析书中的第一部分名为“历史的剖析”，主要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的东南亚商贸、移民情况，以及中国移民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第一章介绍了中国华人移民的四种类型，包括华商型，华工型，华桥型和华裔或再移民型。华商型和华工型是中国长久以来对东南亚移民的最主要类型，前者由自发的进行出国贸易的商人和工匠组成，后者则由农村无土地的劳动者或城市贫民外出务工谋生形成。而华桥型（兴起于十九世纪末期）则富有了特殊的政治意味，更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原则，所有中国人，不论他居于何处，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华桥型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这与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第四种华裔型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在20世纪以来，华裔型又有了新的内涵——再移民兴起。前述的华商、化工、华侨类型的移民中，其后裔从一个外国移居到另一个外国的移民活动。王赓武教授在《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本书中指明了研究华人移民史的新方向，并预测未来华人移民活动仍将以华商型为基础，辅以新的华裔型，以及某些残存的华侨型特征来表现其整个形势。另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是研究各省对华侨型移民作何解释。第二章中文历史著作中德东南亚华侨主要介绍了历史上关于东南亚华侨的书籍，王赓武教授把这些书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类。1945年以前的相关书籍大多在中国国内出版，1945年后则大多在东南亚地区出版。目前这许多历史著作正待学术界座椅全面性的综合研究，这将有助于揭示华人社会的历史。1945年以前的相关东南亚华人的记事和奏议开始同情地描绘许多华人为了谋生而在遭到敌视的环境中挣扎受苦的景象。甲午战争后，东南亚华人中关键性的发展是他们自愿参与中国政治的意愿显著加强了。关于当代的中文历史著作的研究则更加复杂，自1949年以来出现了北京和台北两个政府，而独立的中文出版中心也存在于香港和新加坡两地，因而不同的观点可能是受到中国人不同集团的支持迎合其主张。第三章和第五章主要讲了宋元明三个时期与东南亚关系的介绍。第三章详尽的介绍了明代与东南亚关系。明代的对东南亚政策主要分为明初（朱元璋时期）和永乐帝的对外政策。明朝建立初期，明太祖极重视汲取元朝对外政策上的经验教训，元朝采取压迫性的政策和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不得洪武帝的喜爱。私人贸易未受控制，并与朝廷的朝贡贸易相混，并导致沿海地带的动荡不安。明太祖面临的处境与元朝相反，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他需要保证南部疆域及沿海地带的安全稳定，以便集中力量保卫从满洲西部到西藏东部的北方边防。洪武皇帝在位时立下《祖训錄》，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不许子孙后代妄自出兵南征。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采取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对外政策，在执行中他更为颐指气使、更具侵略性。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他干涉越南内政，发动征越战争，取消越南国，该为郡县，由南京的朝廷直接治理。同时，他还支持郑和的海外远征，宣扬国威，炫耀武功。这些政策的代价太大，并且对南方的新举动使得北方的防御受到危害。关于海外贸易，明朝与宋元时期截然不同，严禁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明朝前半期，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而后半期则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与武装的西方商人即携手合作又相互竞争。第四章主要讲闽南侨居集团。这一章旨在通过闽南商人在海外的活动研究中国商人集团的性质。从他们的活动经验中，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些中国商人未能像十七世纪的欧洲商人那样发展成强大的网络和组织。中国的官僚统治认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依靠的是温顺而多产的农民，怀疑利润和商业财富的作用。被排挤在政治权力之外，有受到鄙视的商人集团在这种情势下很难期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业帝国。闽南商人在进行海外贸易时，一些人留在了海外长期居住（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长崎），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华人社会，但当他们自己的华人混血儿社会能够经营中国贸易，这样华人社会的性质就改变了，分割成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完全不同的社会：一个是侨居华人社会，另一个是由华人的混血后代所组成的土著化了的社会。与马尼拉的华人社会不同，在长崎经营贸易的华人侨居者不需和一个不可靠而又推行扩张主义的西方强国打交道，反之，他们从中日贸易中获利。闽南商人在日本长崎的代表人物是郑芝龙，其所在的家族在闽南同乡的支持下，通过成功的贸易，也依仗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灵活手腕，维持了庞大的海上势力。闽南人的成果和失败很容易被夸大，闽南商人的贸易活动深受欧洲人东来的刺激，而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勇气方面都不亚于欧洲人。但闽南人在促进中国社会制度发生必要的改革以与欧洲甚至日本等列强竞争方面毫无建树，他们从未成为明清统治者利用以建立商业帝国的工具，也无望能得到达官贵人或者朝野议论的支持而有所作为。华商社会是通过充当合伙人或者辅助代理商的方式间接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第六章的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公营’与’私营’对外贸易”在开始讲解之前，王赓武教授首先做出了“必须清除中国不需要海上贸易的神话”和“中国从来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在东汉时期，对外贸易几乎都是使团贸易，这些都是公营的。唐朝时，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经成为“私营”为主，“公营”为辅的形式，从“市舶司”的重要地位和有关外国商旅的大量轶事来看，可以明确了解“私营”贸易使得口岸保持运转，并满足了地方上对于药品和调味品的需求。到了宋朝和元朝，私营贸易变得更加占据优势，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公营毛衣可言。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明太祖开国推行严格控制出海的决定，使他为了维护威信和宫廷的其他利益而鼓励公营贸易。作为开始，首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即“公营”贸易很难得到发展；与这个命题并行的是，在口岸及其附近的地方甚至最终在京城大都本身的“私营”贸易不断增长。为了研究这两个命题，王赓武教授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对海上的贸易的需求、用于投资和冒险事业的剩余财富、信贷和金融制度、技术的进步、政治的稳定和儒家的态度。第七章主要讲政治意义上的华人，以及他们对缔造东南亚现代史的贡献。在这一张力，王赓武教授无疑试图否定早已公认的海外华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砍伐中的正确之处，而是从华人的流动性和能动性着眼，对华人对东南亚现代化进程贡献进行评价。王赓武教授把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传统政治，殖民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并把海外华人分为三类：甲类——主要关心的是中国的国家政治及其国际后果；乙类——主要关心的是所在地的社区政治；丙类——被牵入非华人统治集团的政治（包括土著和殖民地的抑或民族主义的）。华人从一开始就是相互矛盾的，甲类华人给人阴险、傲慢的印象，“一旦为华人，永远为华人”的爱国精神；乙类华人给人机会主义、左右逢源的印象；丙类华人则提供某些技巧，对统治者施加影响。在第一时期，华人只关心贸易和生计，并急于拜托一切形式的政治生活，这一时期华人以乙类为主。在第二阶段，三类华人的界限就十分鲜明了，这一时期甲类华人意气风发咄咄逼人，对共和政体的进步的新中国感到自豪。第三个阶段还在演进和发展，现在说和为时过早。华人是可变的，东南亚已经历了改变，政治变化最易为人注意，华人在政治上很警觉，对此自会做出反应。通过集中讨论三类华人的政治情况以及他们自己适应历史变化之道，作者着重说明了华人少数民族对这一地区所做出的具体贡献。这并不是主张只有这种贡献最重要，然而它确实表明了对东南亚历史的一个方面开始做出充分探索的可能性。第八章王庚武教授从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着手，讲了1926—1927在厦门大学发生的一些事情。1926年鲁迅进入厦大文学院工作，作为一名文化斗士，与提倡儒学的校长林文庆格格不入，也与厦大的氛围格格不入，仅仅在厦大9个月就离开了，这是鲁迅和林文庆的短暂的邂逅。林文庆很痴迷于儒家思想。而鲁迅有了在北京时的经历，对当代这种陈旧的儒家学说持否定的看法。然而他对学校、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缺乏同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本质上的属于现代人的两人之间进行对话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看来已不存在：鲁迅，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内里抓住了现代性的重要关键；林文庆，生于国外，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认为需要用儒家的高贵外衣以使他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华的程度合法化。两个背影迥异的人没有弥合鸿沟的对话，无怪乎他们之间短暂的邂逅会这样一无所成。第九章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题目是“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在这一章，王赓武教授主要讲了古代，近代中国人在新加坡的移民和定居情况，有三种类型的华人因英国人将新加坡设为自由港后很快进入新加坡，第一类是已经习惯于那些已习惯于英国和荷兰 通知 关于发布提成方案的通知关于xx通知关于成立公司筹建组的通知关于红头文件的使用公开通知关于计发全勤奖的通知 的人；第二类是在马来和泰国各地生活过，懂得当地风俗习惯微妙之处的人；第三类是刚刚从中国直接来到英国的统治之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变化是，离开中国到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数目日益增多。新加坡的位置保证使它成为最大数额的信赖华人的接纳者。这些新来华人一方面增多了劳力供应，并使的原已定居那里的华人可以变得更加富裕和更有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新加坡提供了新企业家人才的储备和下一代商人。新加坡的显著成就确实已使移民变成定居者，并且保证它的公民中的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个生死与共的家园。这些华人定居者和早年来到新加坡的大多数祖先不一样，他们决心洗脱华人作为机会主义过客的形象。对他们而言，作为新加坡的大多数人口，祖辈流传的文化准则将仅仅是对于社交和商业有用的东西。而且，对他们而言，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保持无论怎样的联系，都必须和新加坡与任何其他国家只见所保持的联系，出于同样的基础上。到这里，《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已经结束，全书第二部分主要讲述有关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当代论题。第十章的内容主要是相关于华商文化。王赓武教授首先提出问题，为何华商成就不凡，缺位足以在世界商业场上起到真正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未能起到这种作用。作者本着求知的欲望，转而研究他们的文化价值，探究他们的文化有哪些方面使他们有别于他人，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但也使他们受到牵连。由于商人不得不在比中国国内任何其他集团都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经营，他们就成了最为灵活，最为工于心计，通晓如何抓住获利机会的人。另外，中国商人还具有节俭，正直，信赖，忠诚和勤奋的价值特点。在中国得到广泛承认的主要文化特征性中，华商总是把自己组织起来，组成各样的类似行会的协会和联盟。还有就是关于家庭的重要作用和关于商人的底下地位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官府对商人的控制。因此，海外华商就具有了以家族作为基本贸易单位的文化特征和摆脱官府控制和他们企业精神中的冒险特色。华商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生活于海外的华人中最能推动现代化的力量。我们需要承认，这一华商文化是否得到赏识，对商人能否跻身入企业家的行列，关系至为重大。将商人作为人民中最底下的阶层加以对待，就现代化与进步而言，几个世纪以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已经够多了。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意识到，使其人民在国外达到如此兴旺的那些文化价值，在今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中，是可以起到重大作用的。第十一章的题目是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王赓武教授一开篇就强调认同的概念是含糊的，需要附加更多的准则。1950年以前，华人从未有过认同这一观念，只有华人属性的概念，即身为华人和变得不似华人。作者认为这时华人至少有两种看待其华人属性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华人的认同意识，一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另一种为历史认同。不仅如此，华人对他们自身的认同的意识是可以因事态的变化而改变的。而1950年后的认同概念包括：国家、村社、文化、种族和阶级。其中包括从民族观念中烟花出来并曾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被迫让位于当地新的国家认同。马来亚地区因其占国民半数以上的华人数量而例外，当地华人社会是愿意放弃中国国民族主义的认同而代之以新的马来亚国家认同，但同时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村社认同来维护这个社会集团在国家中分享权力的权利。各地的华人都发现，需要在童话与融合之间做出选择，这就需要对文化采取更为灵活与更高瞻远瞩的态度，一需要一种新的华人文化认同。这种新的华人文化认同概念包含有民族国家可与多种文化并存的意义；如果各族人民的文化受到鼓励保存下来，并在国家的框架中继续发展，就可以大大丰富新的民族文化。之后，作者提到了多重认同的研究方法，包括自然规范，整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第十二章的内容主要关于外华新政策领域。这些外华新政策对两类人有用：一类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另一类是可以称之为华族但却是外国国民的人。第一类人主要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归侨、侨眷及其家属。有关“外华”的一些国内外政策都涉及许多华族的生活，特别是涉及那些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有华侨亲属的人，以及那些有足够这样或那样资格，为其自身的利益或为其入籍国的利益，使中国对他们发生兴趣，或是使他们自己对中国发生兴趣的人。港澳台同胞对中国现代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把他们列入“外华”政策领域是完全合理的。要是那些混淆“外华”与海外华人的人滥施热情，就会导致错觉，最终在华族众多的国家引起新的恐惧和猜疑。只有谨慎的加以解释，才能给这个新政策领域明确界限，并使其具体细节不越出范围。第十三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南部对海外华人的看法。这一章主要是王赓武教授1983黏在中国南部四省旅行关于这些地区对海外华人看法的讲述。主要包括：第一，海外华人对“四个现代化”的价值；第二，对海外华人的关系的处理可以说成是统一战线的工作；第三，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归侨及其在中国国内外的亲属的促无政策；第四，处理种族关系这个更为微妙的问题；第五，对撰写海外华人历史的关心。之后，王赓武教授介绍了关于华侨及其政治意义，并比较了东南亚和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地区不同华侨、华人的状况。与之相关的第一组政治事件是民族主义在东南亚各个殖民地的兴起；第二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和国民党政府迁台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对整个亚洲的传统政策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北美和澳大利亚各国政府对中国比较友好，而且感不到中国血统公民存在的威胁。而对东南亚国家政府而言，对与中国方面有关国外华人——不论是否中国公民——的一言一举，都当成敏感性问题。同时，在中国方面，也就是与中国本身有关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其1980年的国际法正谋求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尚有一个联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广大网络把中国以外的华人和他们在中国的家属结合在一起。由于官僚体制的性质，一切国家莫不如此，有关华侨的广泛活动很可能会长时间继续下去。但是如果它主要是关系到中国国内的活动，而且不过多的扩大到有关外交含义的工作，这就不会有什么害处，甚至还有些好处。现在，中国正在出现一种觉醒，意识到有关东南亚华人的研究是和东南亚历史本身的研究不可分的，意识到东南亚华人的历史最好理解为东南亚历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第十四章的题目为《儒家思想边陲上的小龙》，这一章主要是王赓武教授关于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纪70、80年代被称为四小龙的的国家（地区）与儒家思想文化的看法。在帮助这些国家（地区）用资本主义模式来促进现代化经济发展方面，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儒家价值观或许曾有助于资本主义式工业化，但是过多的相信儒家学说或者是过于接近儒家思想中心或许是这种发展的一个障碍。这些地区作为儒家文明的边陲之地，或多或少的都收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些地区商贸发达，商人不管多么成功，只要他们需要经商，就依然是处于边陲的一个中间集团。他们坚持着一些儒家的观点，但儒家学说的负担并不过重。处身于儒家学者和士大夫的边陲，有利于商人阶层，因为这一方面使商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被困于严格的行为规范，而与此同时又使他们与官场上有适当的接触以表明他们对帝国有用。之后，王赓武教授讲述了儒家在朝鲜，越南及日本的影响。朝鲜的精英阶层机会在各方面都为一丝不苟的如家信徒。越南人有一个伸向南方的边境，因而他们一直有其南方的边陲地区，这些地区与位于河内三角洲的中心相抗衡。日本人与朝鲜人越南人不同甚至更为突出。在没有一个强大的儒家士大夫集团的情况下，日本商人就会较少的收到一个严厉的行政架构的约束。即便是现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奇迹和日本的儒家学说并不直接相干，也和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心的密切关系并不直接相干。确实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着分离的边陲的四个样本，但是其最重要作用的绝不是儒家的价值观念，加强这样的价值观念肯定也不会起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对外界开放的程度；重视功绩高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意愿；以及一个不是反复无常有独断专行的制度，而是一个尊重个人及其财产的法律制度。第十五章的题目是“外华”的教育，主要是讲了海外华人远离祖国的地区对后代进行教育的相关事宜。在生活与远离中国首都和其他主要文化重镇的华人中，更为常见的倒是那些小道统，他们是当地非正统的变种。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为了生存和成功，从这些传统中摘取甚么与外邦文化相协调，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王赓武教授首先将之分为三类1、以北美等西方各国的小社会（唐人街）为例，2、生活与泰国、日本、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地土著中间以商人为主的社会，3、以中国人为主的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这些地区对后代的教育也不尽相同。支配教育的方针并相互争逐人们支配大体上的两种热态度。一种强调之处，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不能化简的核心，必须予以研究并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存。另一种态度比较注重实效，教导年轻一代要以批判的眼光审查过去的各式思想的各组成部分，并且帮助年轻一代选择哪些应当予以保存和继续发扬。之后王赓武教授讲了贸易文化与三小龙的教育，探讨财富与文化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贸易文化是卑躬屈膝的，明哲保身的，而且一向是仿效于士大夫文化。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主要特征，在“外华”领域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摒弃了。这里强调的是与海外谋生的华人如何对待对于商人阶层的传统态度作对比，特别是与把态度的转变应用于正规的教育作对比。这些华人的经历说明，价值观念出于需要而转变适应，并根据新的形势改变教育的方法及目的，他们就能创造出巨大的利益。第十六章是整本书的最后一章，主要讲在海外的华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少数民族。这一章是王赓武教授关于华人在海外状态的一种总结性评价。首先，南洋华人作为东南亚的一个跨国社会集团。在国际上对东南亚华人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着眼于中国的意图，另一种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有效管制，第三种比较密切的察看当地华人的反应。1974年5月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明确化。中国政府有力而明确的保证说：“过去的华侨几乎已经绝迹，‘外籍华人’和中国没有关系，也不是中国颠覆的目标；而且不鼓励华人抵制与当地同化，也不鼓励他们坚持他们所剩下的华人属性。”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所有可以用某种方式算作华人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是外国人，还是中国血统的或部分为中国血统的本国公民——对中国的态度。这些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华人社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深刻的影响了华人与当地文化的同化，以及所在国和中国的关系。最后，王赓武教授从东南亚各国政府，从中国，从东南亚的华人三个方面得出了结论，华人仍然不得不感到他们是一种身份独特的少数民族。他们不是具有完全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也不是拥有以独占区域为主的少数民族，也不是那种会在两个接壤的国家中感到畅快自在的边疆少数民族，还不是以目前居留地作为唯一的家园的少数民族。总之，“海外华人”构成少数民族中德特殊种类，这主要是由外部的条件决定的。这个少数民族，由于靠近其发源地，由于过去动荡的经历，由于有一个重新崛起的革命中国，她声称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力量而令举世瞩目。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它具有一种悲剧的特质，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的伟大远远超过了他今后实际所能达到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