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PAGEPAGE63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简介：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渭南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举进士第，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次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尉，二年任翰林学士，次年为左拾遗，以亢直敢言和写作新乐府诗讽刺时政为权豪嫉恨。六年，丁母忧，服阕，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凶手，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转忠州刺史。穆宗即位，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历任杭州、苏州刺史。文宗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遂定居洛阳，历河南尹、太子少傅等。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卒。白居易诗名早著。早年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晚年与刘禹锡唱和，并称“刘白”。与元稹、李绅等提倡写作新乐府诗，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遂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指导思想。尝自分其诗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讽谕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最著名，对中唐社会矛盾有广泛深刻反映；感伤诗以长篇叙事歌行《长恨歌》、《琵琶行》最脍炙人口，叙事生动，描写细腻，语言优美，清赵翼以为白“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闲适诗与杂律诗多为吟咏性情、诗酒酬唱及描写自然景物之作，名篇亦多。其诗总体风格通俗浅显，相传“老妪能解”，但“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辞显”（清薛雪《一瓢诗话》），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故李肇谓元和以后为诗者“学浅切于白居易”（《唐国史补》卷下）。今存有《白香山集》七十一卷。《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有传。研究：【思想研究】陶愚川《诗人白居易析论》（《大厦年刊》1933年卷），作者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白居易的性格和思想。他认为诗人的性格有五点值得注意:①诙谐；②情感丰富；③淡泊；④仁慈；⑤嗜酒和坐禅。思想方面则有六点:①妇女方面；②农工方面；③吏治方面；④迷信观念之打破；⑤对于当时社会组织之不满；⑥诗歌方面的“诗界革命”的主张。万曼《白居易传·前言》，作者肯定了白居易的正直的性格，分析了白居易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说“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白居易能够始终坚持真理，始终和恶势力不妥协的伟大的精神”。即使是“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虽然表面上是优游暇豫的，但是仔细咀嚼，总会感觉到在他那些闲适的诗篇中隐藏着一种苦味，感觉到一个伟大性格不幸生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寂寞”。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作者着重分析了白居易思想上二重性的斗争，他指出:“白居易早年的积极从政，原想和杜甫一样”，“走儒家‘仁政’的老路。后来碰了几个钉子，只好祭起老子‘知足不辱’的法宝，置身闲散”，“以求适应当时朋党斗争的复杂政治环境”。“他中年以后的炼服丹药，晚年的归心梵乘，都是这二重性思想斗争暂时妥协的结果，可以说他到死都在矛盾徘徊中过生活的”。还总结道:“白居易的思想和性格:从政方面，出于儒家的‘政为不忍之寄’的观点；生活方面，近于道家的放任自然；方面，早岁炼丹，晚年参禅，幻灭后只好醉吟自遣了”。他最后也认为:“我们对于白居易身为封建社会的官僚，而能够在他的行动和诗歌中到处流露着对人民的高度关心、同情和热爱，已是难能可贵，自然不能对他作过高的超历史的要求了”。王拾遗《白居易评传·代序》，作者认为，白氏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思想的影响。但白氏“对佛家、道家的论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去衡量去裁汰，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去囫囵接受”，因此，他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占从属地位，故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蹇长春《白居易思想散论》（《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作者对白居易的思想作了全面的评述。该文认为，综观白氏一生，他“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的主干的。只不过他的前期思想更多地反映了‘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的积极面；而在后期，他虽然说过‘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的门面话，但实际上他既不佞佛，也不信道，而是以‘执西用中’的儒家中庸之道，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杠杆的”。作者还指出，作为白氏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是他“应付一切现实矛盾的万应灵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在思想领域里，对待儒释道三教持调和平衡、兼包并容的官方立场；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持‘似出复似处’的‘中隐’观念；在朋党之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褚斌杰《白居易的人生观》（《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作者对白居易的儒、道、佛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文章首先认为，白居易一生的思想，是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然后从“积极用世、博施济众的思想”、“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思想”、“栖心道佛‘中隐’于世”三个方面，对白居易“儒、道、释三家兼具”的思想，以及“三家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的影响，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吴相周《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齐鲁学刊》1995年第4期），作者将韩愈与白居易的政治观、人生观、美学观进行了比较，并就其同异进行了揭示。文章指出，韩是较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想为补用，以老子思想来谋身，以庄禅思想来娱乐。因此，两人的思想既有“极相似处”，也有“极相异处”。在政治观方面，韩基本上属于儒家，而白居易在信从儒家思想理论的同时，加入了一些老子思想。在人生观方面，韩愈“想做圣人，是个斗士；白居易只想做个凡人，是个闲士”。在美学观方面，“韩愈为了开宗立派，以文明道，有意追求险怪的文风，为的是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诗“是一个孤独者的诗”。白居易的闲适性格，“与他通俗的诗风正相适应”，所以他的诗“简易”而“通俗”，适应了“由士林到市井，由圣贤到凡人的转变”。白居易的《久不上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一诗，充分反映了韩、白两人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上述差别。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分期》（《求是学刊》1996年第1期），作者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研究中“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时”说和“元和五年卸任拾遗之际”说，分别进行了辩驳，他认为，“白居易思想创作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是在长庆二年他立功请求外放之际”，并认为，白居易此前的思想“虽然有起伏，但从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以‘兼济’为主，此后则对时君与‘兼济’之志的实现不再寄希望，消沉下来，以‘独善’为主”。严杰《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3期），作者在参考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从白居易生长于寒族的小官僚家庭这一角度分析了他的出处进退观。文章说，由于出身贫寒，白居易很早就形成了“知足长乐”的人生哲学，他经常在诗中坦言自己入仕的目的在于求禄，其林泉退隐之志也非始于元和十年贬江州以后，而是在元和初年已有流露。褚斌杰《白居易评传》，文中有“开明的政治思想”一章，他认为，白居易政洽思想的核心，“便是要统治阶级关心人民的疾苦，照顾人民的要求”，他的一切具体的政治策略，都是由这个思想延续出来的。首先他提出开明的政洽主张:举贤授能，广通言路，补察时政，革慎默之俗；另外，白居易还对当时的赋税制度和对外战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居易的伟大即在于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己出身阶级的局限，体现着人民的愿望，参加了社会现实的斗争。顾学颉《白居易与永贞革新》（《文史》第11辑，1981年3月版），作者认为，白居易在永贞革新时，由于某种原因，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其事，但在重要时刻，即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的时候，他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书，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救天下人的疾苦。从而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革新的积极拥护态度。其次，事后，对一些因革新而长期倒霉的人物，却非常同情，起共鸣，结下深厚的友情。这和那些怕引火烧身、躲得远远的、甚至落井下石的人，迥然不同。第三，对于扑灭永贞革新的一些反对派，即对掌握大权的强藩、权宦，他不计个人利害，以不畏权势的气魄，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奏那些人的不法行为，与之坚决斗争。这和同时人韩愈、元稹等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傅璇琮《白居易评价中的一个问题》（《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作者针对当时学界大多认为白居易对王叔文集团持拥护态度，在永贞革新中是赞助新法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钩稽和排比了有关史料以后，指出白居易给当时的宰相韦执谊上书，虽然韦执谊是支持王叔文革新的，而且白居易在这封上书中对韦执谊也表示了热烈的期望，但白居易上书时韦执谊拜相还不到十天，当时新政实际上还没有实施，连新政的主持者王叔文授翰林学士，能够实际谋划和操纵政事，也还是在白居易上书后四天发生的事，所以不能仅凭这封上书就认为白居易是支持王叔文所推行的新政的。张汝钊《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海潮音》第15卷第3期，武昌海潮音社1934年3月版），该文从“观空”、“研教”、“持斋”、“禅悟”等方面分析了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认为白居易之学佛与一般文人“对于教理则徒事剽窃以雄其笔札；又喜掠影宗门，摹拟附会以资其口谈”的做法大不一样，“他的学佛步骤皆循序渐进:先领悟人命无常，进而研教参禅，其末后求生兜率的宏愿，尤为卓识超群”。陈寅恪《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岭南学报》第10卷第1期，1949年12月版），该文是20世纪上半叶对白居易与佛道关系分析得最为深透的文章。该文认为，白居易早年与道教之关系很密切，并从“丹药之行为”与“知足之思想”两方面论述之，他说白“外虽信佛，内实奉道”，其“知足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他还指出:“读白诗者，或厌于此种屡言不已之自足思想，则不知乐天实有所不得已。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得消极之态度不可也。”“夫当日士大夫之政治社会，乃老学之政治社会也，苟不能奉老学以周旋者，必致身败名裂，是乐天之得以身安而名全者，实由食其老学之赐”。张立名《白居易与佛道》（《湘潭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作者认为，虽然从总的倾向看看，“兼济”是他思想中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忽视了佛道对他的影响，忽略了他的“忘情任诗酒，寄傲遍林泉”的消极方面，也就不可能对他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而白居易信奉佛道的用意，一是“寻求精神寄托”，二是为了“远祸全身”。这是他对抗当时腐败政治的“特殊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他“得以全名，高寿，厚禄，在客观上起了护身的作用”。尚永亮《论白居易所受佛老影响及其超越途径》（《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作者指出，由于白居易始终把个体生命作为主要的关怀目标，势必导致他对佛教那种随缘适意并使其为自我现实人生服务的态度，而重视在感性中求超越，倡言“安心”、“顿悟”的南宗禅，又正好与白氏此一态度紧相契合，这样一来，禅宗倡导的“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的境界，以及道家所宣扬的“知足”、“虚静”、看破红尘等态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白居易在困境中坚持的主要准则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了。文章最后认为:现实政治的严肃和人生的实际困厄导致白居易别无选择地遁迹佛、老，而对佛、老义理的独特领悟和人生落实，则使得白居易在走向超越的过程中，既具有一种与其性分相合的自觉自发性质，同时也避免了生命的枯寂单调而呈现出一种圆融周流的特点。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下编)，作者在文中首先分析了白居易一生各个阶段与佛教之关系，较为细致、深入地探讨了白居易信佛的特点。他认为，“与南北朝崇佛士人相比，白居易及其所代表的中唐士人接受佛教思想的特点是，从单纯的理论兴趣更彻底地转向了直接的人生问题，更全面地根据佛教思想来检讨和引导自己的人生意识，同时也更熟练地将佛教思想与其他思想协调起来，使之更自然地融入士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中。因此，他的佛教信仰具有调和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他在论述白居易的道教信仰时指出，白居易的道教信仰开始得并不比佛教信仰晚，持续时间也很长。文章还探讨了白居易对道教的反省和批判。他认为，“白居易对道教的批判，是基于一项基本的事实:道教的长生许诺在实践中无法验实，反而带来残酷的后果”。“白居易对道教的质疑是根本性的，所针对的是道教最主要的成仙思想”。【文学理论和审美思想研究】胡适《白居易元稹的文学主张》（《新月》第1卷第2期，1928年2月版），作者指出:“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他认为元白二人在江州、通州时的通信“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两篇重要的宣言”。他还分析了元白提出这种文学理论的缘由，说“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命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马茂元《唐代诗人短论·白居易》（《人文杂志》1959年第2期），作者指出: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到了白居易手里才算把它总结发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在《略论白居易的文学思想——重读〈与元九书〉》中进一步指出:唐代反对六朝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想斗争，“到白居易才在现实主义理论上最后廓清影响，竟其全功”。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作者则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立论，认为他的“独特贡献”就是“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拄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26日)，作者认为，不能机械地用现实主义文学的慨念去硬套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民主性的文学。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着眼，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并不只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就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同样，他对当时人们多称白居易的文学理论为“现实主义诗论”且给予极高评价的做法，也是持保留态度的。他在《新诗话》（《文史知识》1959年第2期）中认为，白居易继承了汉儒以“美刺”言诗的传统，“强调用诗歌来批评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这种理论当然是进步的”，“正是由于这种理论，他才写出了那些讽喻诗”；“但他的这些理论也有缺点，就是把诗歌的作用和诗歌的题材范围看得比较狭窄了一些”。他在该文中还特地指出:“现在有些著作把白居易关于诗歌的理论称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有的甚至说是全面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这并不恰当。”在他主持下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在评价白居易诗论时也部分地贯彻了这种思想。他们既肯定了白居易的诗论“基本上符合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同时又指出“他所谓的‘核实’，同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还有区别”。陈贻掀《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文中第一次对这一运动产生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详细分析当时政局和思潮的基础上，指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实质上是“谏官的诗”，是他们在进行政治改革中面谏、上书奏之外的一种有力补充。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对讽喻诗中虚美王政的糟粕，以及新乐府理论中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过于窄狭的弊病，和新乐府创作“程式化”的表现方法进行了辨析，认为过于看重狭义的政治目的——进谏，便会忽视生活体验，难免把诗歌当作他们政见的“单纯的传声筒”，因此严格说来，这种现实主义是不完备的。霍松林《白居易诗译析·前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作者虽然首先肯定了白居易“提出了诗歌以反映民间疾苦，表达人民情感为职责的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又指出白居易诗论“把‘为民’和‘为君’混为一谈，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局限”。敏泽《白居易的诗论》（《学术月刊》1980年第2期），作者认为，白居易的诗论“带有鲜明的、具有进步倾向的功利主义，它要求文学要有强烈的讽喻、美刺、比兴的原则；要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或现实性”，但是他的“为君、为臣、为民”而作的文学纲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这就是他的理论和创作上的局限性”。褚斌杰《白居易》（《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作者指出，白居易的一些“符合于现实主义基本精神的文学主张，既反映了他为生民疾苦而呼吁的心愿，也是对当时脱离社会现实的文风的一种改革，在我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文学的功能的理解过于狭隘”，因而导致“只看重或肯定那些直接歌颂社会政治的作品”，对从屈原到李、杜等伟大作家，“都采取了贬低的态度”；白居易主张“系于意不系于文”，甚至主张“直歌其事”，这是其政治讽喻诗的长处，但也影响了这部分诗歌的艺术性。裴斐《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8日），他在该文中不同意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评价太高，认为白居易“对诗歌社会功能的认识比孔夫子更狭隘”，“比汉儒更加无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白居易诗论在历史上“了无影响”，“原因即在于这种理论同我们民族诗歌的经验是直接违背的”。基于这种认识，他不同意把白居易的诗论视为现实主义理论。袁行霈《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与诗歌艺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作者就对白居易诗论的成就和局限作了比较深入而审慎的分析和评价。他首先指出，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它“主观上虽然是维护封建统治，客观上却有利于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其次，对诗歌与现实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说明，是白居易诗歌主张的精华。“杜甫并没有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张，这个主张是由白居易明确提出来的。前有杜诗的榜样，后有白居易的主张，这就为后世诗人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为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但是，白居易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有两点认识“是不恰当的”：第一，他在强调内容真实性的时候，没有把艺术真实同生活的真实区别开来，“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报道，甚至失去诗歌的特点，使之近似押韵的奏章了”；第二，“白居易首先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但对艺术形式却重视不够。这可以说是从元结到皮日休整个中晚唐现实主义诗论的缺陷”。张少康《儒家民本思想和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东方论坛》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创作主张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创作态度，既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对儒家文学思想中保守方面的重大突破。他并没有受《毛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等的局限，是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的。“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最有价值的地方，正是在于他能够‘为民请命’，勇敢地揭发现实的黑暗，‘意激’、‘言切’而不囿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这对后世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批评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贾文昭《白居易论诗的审美特性》（《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作者对人们很少注意的白居易有关诗歌艺术性的论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白居易不仅重视并强调诗的政治功能，对诗的审美特征也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论及了诗的审美特征，诸如感情问题，语言问题，声律问题，比兴问题，形神问题，巧拙问题，趣味问题，等等。”张继兴《白居易中和美思想简论》（《学术月刊》1982年第5期），作者认为，在诗歌美学理论方面，白居易明确地倡导诗歌创作要表现人民的疾苦；强调了感情在诗歌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中和美”的诗歌美学理论。文章从“内美和外美”、“客观美和自然美”、“审美观的相对性”、“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白居易的“中归美”思想。田岛、李秀莲《白居易音乐美学思想》（《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作者认为，在中国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史上，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是有其突出的时代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只注重其诗歌美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他们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和唐代丰富的音乐实践活动，从音乐审美活动的情感特征和教化功能两个方面，探讨了白居易在继承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美学思想上的突出贡献。【诗歌研究】曾毅《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版），作者认为，白诗尚坦夷，言人所欲言，能沁人心脾，耐人吟讽，如水之荡荡，或伤于平浅，然其抗垒前贤，特开生面，于文学上皆可大书特书。顾实《中国文学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9月版），作者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月版），亦云:“因为他反对艺术的艺术，所以他用白话做诗，因为他主张人生的艺术，所以有许多诗为社会鸣不平。”张汝钊《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作者认为:“白居易之在东亚，犹歌德但丁之在欧洲，最受人们欢迎。一个诗人，在他诗里的思想，能深深打入人们的心坎上，终古以来，就没有几人——温厚柔和的情致，感警练达的论调，亲切熨帖的词句，幽邃奥深的思想，却用他明达清切的笔调传达出来，引起我们淡邈悠远的想象和易简驯良的感应。”余贤勋《白香山诗研究》（《金陵光》第15卷第3期，1926年1月版），作者明确指出，“香山诗，可谓今日白话诗之鼻祖，盖其诗在各家中最称浅易”，“且其取材与社会现实，故益觉动人”。陶愚川《诗人白居易析论)（《大厦年刊》1933年卷），作者深有感触地说，“白居易不是一个普通的诗人，他有伟大的抱负和热烈的心肠。他做诗的目的是很纯正的，他要在诗中充分的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文章还指出，“惟有人们所不爱的讽喻诗，却正是他的‘诗的灵魂’”。游国恩《白居易及其讽喻诗》（《人民文学1953年2月号》，作者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也就是因为他继承了杜甫那样的同情人民的传统”，他“一生作品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也就是讽喻诗”，这些讽喻诗“大胆揭露了当时政洽社会的黑嘴及阶级矛盾”，表现了作者“有正义感”、“肯替人民说话”的斗争精神。郭沫若《关于白乐天》（《文艺报》1955年第23号），作者指出，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而且他十分同意日本学者片山哲先生称白居易为“大众的诗人”，是“为劳动人民祈福的和平诗人”，是“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诗人”；他甚至认为对白居易的“闲适诗”也不应该责备，因为这“表示着诗人的高洁，不愿意和恶浊的社会同流合污”。谭丕模《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新建设》1956年第1期），作者认为，白居易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从他的诗歌所表现的人民性来看，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而且是多产讽刺诗的诗人。他讽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希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同时也歌颂了那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政治措施，憧憬着人民的理想与要求。另外，他还就明确的主题、通俗的语言、广泛地使用比兴手法、诗歌的故事化等方面高度评价了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成就。陈友琴《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作者在肯定白居易的诗平易、浅切、通俗易懂的优点的同时，又指出白居易的讽喻诗概念化、公式化甚至一些不是讽喻诗的诗结尾也是比较公式化的，而且白居易诗歌的“俗”，有时显得过分浅露，不含蓄，不隽永，少数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或多或少是不免有些缺点的，在今天，我们就应该批判地接受了。霍松林《读〈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光明日报》1955年1月9日），作者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中所常用的“卒章显其志”的写法“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是可有可无的”，“这自然是他的缺点”，因为“诗的思想性必须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陈贻锨《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作者指出，无论是白居易的“讽喻”、“闲适”还是“杂律”诗，其中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通侻之习”(也可以说是“通俗化倾向”)。这是因为当时的诗人惟开、宝诸公马首是瞻，从而将诗歌创作活动推到了多少带有神秘感的、高不可攀的境地，使诗歌的发展停滞下来。元白在当时为了打破这种停滞状态，“独树一帜”，就变盛唐“旧法”为“通侻之习”，也就是说，大破诗国的不二法门，大开方便之门，教人们不要把作诗看得那么难、那么高不可攀，就像他们那样，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对社会现实有所感触，对政治有所不满，可写讽谏诗；若想克制功名利禄之心，可写“闲适诗”；要是自恃才大，意欲与人较量短长，可写“千字律诗”；有诗意更好，没有诗意也可以借诗的形式说理谈禅，大发议论。此外，白居易又在古诗、律诗中多创体制，自成一格:或连用叠调，或连片用一字，又创各式六句七律诗格等等，从体制上突破了一些“旧法”的约束。总之，他把诗歌引向了更为宽阔的道路，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作者还指出，元白的诗歌，无论在内容上(采世俗艳谈的爱情题材入诗),还是在表现上(情节的铺陈和细节的描绘)，都明显地受到变文、“市人小说”和传奇的影响，这在当时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而元白诗也因此而深为世俗人等所爱重。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作者通过对新乐府的缘起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对新乐府作了新的界定:所谓新乐府，包含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新乐府指在唐代歌行发展过程中，从旧题乐府中派生的新题，或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取法汉魏古乐府，以“行”、“怨”、“词”、“曲”(包含少数“引”、“歌”、“吟”、“谣”)为主的新题歌诗。狭义的新乐府指广义的新乐府中符合“兴喻规刺”内容标准的部分歌诗。作者认为，从杜甫到白居易确有一批新乐府存在，至于用什么名词去说明，是可以重新考虑的。她的看法是，如果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也不妨仍借用“运动”一词。可以说:“从盛唐天宝年间至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在提倡复古、要求改革的社会思潮中，一批诗人如杜甫、元结、韦应物、顾况、戴叔伦、王建、张籍、韩愈、孟郊、鲍溶、刘禹锡等，取法汉魏古乐府，创作了许多带有汉乐府式的三字题或具有‘行’、‘词’、‘怨’、‘曲’这类歌辞性题目的新题歌行，其中包含着一些关注现实、兴讽时事的作品；元和四年，李绅、元稹、白居易看到诗歌创作的这一趋势，出于进谏的需要和教化的目的，直承《诗经》的传统，提倡恢复周代采诗制，用兴讽规刺的标准对杜甫以来歌行仿效汉魏古乐府制作新题的现象加以总结和规范，并以一批‘新题乐府’和‘新乐府’组诗作为示范，融合了《诗经》、汉乐府和中唐前期兴讽歌行的创作精神和表现形式，确立了‘新乐府’的名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唐末的皮日休和北宋的诗文革新，这就是‘新乐府运动’的实际内涵。”郭沫若在为日本学者片山哲研究白居易的著作所写的序言《关于白乐天》中就指出:“白乐天的闲适诗，应该说是诗人在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后退一步。”“但这种后退，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于诗人是应该予以同情，而不能予以责备的”。“这种种后退，与其解释为明哲保身，倒表示着诗人的高洁，不愿意和恶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白居易的闲适“是对于恶浊的顽强的封建社会的无言的抗议!”将文苑《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教学与研究汇刊》1957年第3期），作者也对当时学界普遍贬低白居易闲适诗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认为，“诗人后期的这些作品，是残酷的现实所逼成的。诗人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自己不愿与混浊的人生同流合污，保持自己的高洁和磊落，多少也带有和统治阶级决裂的反抗意识”，而且，“也没有这样一条规律:作品没有人民性，就是反动的，毫无意义的”。因此，他建议研究白诗的学者们“要科学地客观地去看问题，抛弃那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以求对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获得一个准确的评价”。萧氏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七分难能可贵的。霍松林《论白居易的田园诗》（《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作者认为，白居易前期闲适诗中，有不少田园诗和山水诗。他着重分析了白氏前期任周至尉及丁母忧退居渭村时期，接触和体验农村生活而写的田园诗，其主要论点是:第一，白氏着重写“田家苦”的田园诗，“植根于农村生活土壤，来自对农民疾苦的深刻了解和深厚同情，正因为有了这种人道主义的闪光，才把白居易的田园诗同传统的田园诗区别开来”；第二，以陶渊明和盛唐王、孟为代表的传统田园诗，着重表现“田园生活的淳朴、宁静和闲适，用以对照上层社会的虚伪、污浊和倾轧”，类似于西洋文学中看不见“豺狼”的“牧歌情调”的田园诗；而白居易的田园诗，则着重写“田家苦”，愤怒地鞭挞“虐人害物”的“豺狼”，因而是不同于传统田园诗的“新的流派”；第三，白居易的田园诗，特别是“讽喻”诗中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思想认识为前提，继承了《七月》和杜甫等前辈诗人表现‘田家苦’的传统创作出来的”；第四，当前学界论唐代田园诗只讲王、孟和储光羲等，而不提杜甫、白居易是不全面的。【长恨歌研究】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小说月报》1929年2月版），作者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对读，对传统说法提出了疑问。他认为马嵬事起仓皇，杨贵妃虽被赐死，但未必真死，可另觅替死鬼。杨沦落民间后，大约当了女道士。玄宗后来知道杨贵妃在人间而不能使之回来，只有结再生之缘。白居易将此事写入诗歌，为君讳而不便明言，只能托陈传以示其隐旨。陈寅恪《〈长恨歌〉笺证》（《清华学报》1947年10月版），作者指出，要了解《长恨歌》，“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当时的新文体——传奇小说，其特征在于“文被众体”，从中可以见史才(即小说中的叙事)、诗笔(即诗之笔法)、议论。由此可见，《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关系密切，“为一不可以分离之共同机体”。白歌见诗笔，陈传见史才、议论，白诗中不便明言的真正作意“乃见于陈氏传文中”。陈文还进一步考察了《长恨歌》故事的衍变，指出明皇杨妃故事为唐人所常用题目，逐渐附会修饰，“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倒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陈文还认为，白居易的诗作《李夫人》为《长恨歌》的缩写，可视为白氏“自撰之笺注”。诗旨“鉴嬖惑”与诗中所言“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均有意刺宪宗之多内宠。可见，“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陈氏的这些见解，对后来持讽喻说者启示很大。张安祖《关于〈长恨歌〉的新探索》（《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作者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爱情给予同情，主要是唐玄宗“历史形象的复杂性”:马嵬事变后，“唐玄宗前期‘好皇帝’的形象并没有老被他后期的罪恶所完全抵消”；人们也懂得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决不是促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尽管后来白居易和人民的出发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对待玄宗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作者得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一作品，并使之同民间传说有着“基本一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使作品在当时能够得到“各阶层的理解、喜爱而广泛流行”。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文章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作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①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②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之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③反映了白氏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蹇长春《〈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文章在评价、分析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主张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传记：《唐才子传》：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臣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暴露不宜，实无他肠，怫怒奸党，遂失志。亦能顺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寞。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元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时人慕之，绘《九老图》。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译文】白居易，字乐天，郡望太原，籍贯下邽。他二十岁前还没有名气，来到京城游历观光，谒见顾况。顾况是江南人，仗恃自己有才，很少推许别人，于是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任何东西都很贵，要在这里‘居’很不‘易’啊!”当他浏览白居易的诗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就感叹地说:“能写出这般诗句，居天下也不难。老夫我先前说的话不过是开玩笑罢了。”贞元十六年，白居易在中书舍人高郢知贡举时进士科、书判拔萃科都中榜，授职校书郎。元和元年，白居易作乐府及诗一百多首，规劝讽谏当时的政治，这些作品流传到朝廷上，皇上很高兴，召白居易进宫任翰林学士，又任左拾遗。刺客杀害宰相武元衡时，京城里动荡不安，白居易首先上奏，请求马上缉捕凶手。当政大臣中有人嫌他越权行事，十分生气，接着又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落井而死，他却写了《新井篇》一诗，不仅言辞浮华，而且品行不端，不可重用，于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当初白居易因宣扬功臣权贵的短处，不合时宜，并没有另外的企图，却惹怒了奸臣朋党，导致自己官场失意。不过他也能随遇而安，寄托于佛教的死生轮回之说，就像忘掉自己的形体躯壳一样。很久以后，白居易调任中书舍人，掌制诰之事。河北藩镇叛乱时，朝廷军队出师无功，白居易上书论事又不被采纳，他就申请外调，任杭州刺史。唐文宗即位后，召白居易入朝任刑部侍郎。会昌初年白居易退休。后来去世。白居易屡次因忠诚正直而受排斥，他就放纵自已在诗酒之间。重新被朝廷起用之后，又都碰上年幼的皇帝，他参政的热情顿时冷落下来。他择地居住在洛阳履道里，和香山的僧人如满等组织净社，疏浚池沼，种植树木，构筑石楼，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作游览观赏怡情之用，茶具酒勺未曾离身。他曾免冠结发，箕踞席上，谈论佛理，吟咏古事，神态安然。自称为“醉吟先生”，并作《醉吟先生传》。白居易酷爱佛理，也整月不食肉，自称“香山居士”。他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元爽等人聚会宴饮，这些人都年迈而无官职，每日互相邀约会聚，当时的人敬仰他们，画了一张《九老图》。白居易的诗以六义为主旨，不追求语言艰深。每写好一篇，必让他家里使唤的老妇人读诗，问清老妇人确实读懂了，他才把诗录入自己的作品中。后人评白居易的诗，说:“像山东父老耕田种桑，句句都是实话”。鸡林国的行商把白居易的诗带回国去卖给该国宰相，一律是一百金一篇。如有假诗，宰相马上能分辨出来。白居易和元稹关系密切，如胶似漆，二人写诗风格也相同，被天下人称为“元白”。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又与刘禹锡齐名，被称为“刘白”。白居易喜好道家神仙之术，自己做了一种叫“飞云履”的鞋，点燃香烛，一跺脚，足下如有烟雾，云朵冉冉升起。他刚到九江时，住在庐山脚下，建草堂架炉炼仙丹，那个草堂今天还在那儿。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还有他所撰写的古今事实名为《六帖》，以及论述作诗的体格法度，想要自除其诗病，取名为《白氏金针集》的三卷，都流行于世。纪事：《本事诗·嘲戏》：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遂与欢宴竟日。《酉阳杂俎·黥》：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常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记，反手指其去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本诗事·事感》：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唐诗纪事》卷三十九：乐天分司东洛，朝贤悉会兴化亭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王起赋《花》诗云：花，点缀，分葩。露初浥，月未斜。一枝曲水，千树万家。戏蝶未成梦，娇莺语更夸。既见东园成径，何殊西子同车。渐觉风飘轻似雪，能令醉者乱如麻。李绅赋《月》诗云：月，光辉，皎洁。耀乾坤，静空阔。圆满中秋，玩争诗哲。玉兔镝难穿，桂枝人共折。万象照乃无私，琼台岂遮君谒。抱琴对弹别鹤声，不得知音声不切。令狐楚赋《山》诗云：山，耸峻，回环。沧海上，白云间。商老深寻，谢公远攀。古岩泉滴滴，幽谷鸟关关。树岛西连陇塞，猿声南彻荆蛮。世人只向簪裾老，芳草空余麋鹿闲。元稹赋《茶》诗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乱岂堪夸。魏扶赋《愁》诗云：愁，迥野，深秋。生枕上，起眉头。闺阁危坐，风尘远游。巴猿啼不住，谷水咽还流。送客泊船入浦，思乡望月登楼。烟波早晚长羁旅，弦管终年乐五侯。韦式郎中赋《竹》诗云：竹，临池，似玉。浥露静，和烟绿。抱节宁改，贞心自束。渭曲偏种多，王家看不足。仙仗正惊龙化，美实当随凤熟。唯愁吹作别离声，回首驾骖舞阵速。张籍司业赋《花》诗云：花，落早，开赊。对酒客，兴诗家。能回游骑，每驻行车。宛宛清风起，茸茸丽日斜。且愿相留欢洽，惟愁虚弃光华。明年攀折知不远，对此谁能更叹嗟。范尧佐道士赋《书》字诗云：书，凭雁，寄鱼。出王屋，入匡庐。文生益智，道著清虚。葛洪一万卷，惠子五车余。银钩屈曲索靖，题桥司马相如。别后莫睽千里信，数封缄送到闲居。居易赋《诗》字诗云：诗，绮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更到司空送白辞。评传：作者：褚斌杰一、诗人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亦称他白傅。原籍太原，祖上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诗人诞生前后，其父白季庚正在外地做官，诗人诞生于郑州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县)，并在新郑生活到十一、二岁，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白居易的祖父白鍠、父季庚皆以明经出身；白鍠官至滑台节度使参谋，父季庚亦历任彭城县令、徐州别驾、襄州别驾等官，由此可知白居易出身于一个所谓“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的青少年时代，有几年是在衣食不充、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德宗建中三年，地方割据势力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兴兵作乱，西方吐蕃也因中原空虚，不断入侵，造成当时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荒乱局面。诗人少年时便被迫离家远游，避难越中(今浙江)，以后又南北奔走，备尝流离之苦。我们从他记述这一段生活的诗篇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诗句:“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朱陈村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寄浮梁大兄》)这种对时代苦难的亲身经历，对他后来能成为一个热诚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是有影响的。白居易是一位极富才华的而且早熟的诗人。据记载，他于十七八岁时，曾一度到过长安，并携了自己的诗文去见当时的名士顾况(758-814)，顾况起初瞧不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眼觑到诗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便戏笑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是当他翻阅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便很吃惊，于是慌忙改口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了。白居易这首诗的全诗是这样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一方面反映了年轻诗人萧索的心境，但也表现出一种少年豪迈、虽受摧折而不屈服的乐观精神。在写法上，这首五言律诗的前六句写自然界，后二句切合题意写送别之情，诗人把自然界的一枯一荣、由枯而荣与人生的离合和对未来的期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极含蕴、极富表现力。事实上，这首诗不仅为当时人所赞赏，后来也一直作为唐诗名篇而传诵。在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出路是取得功名。白居易举秀才后则更加“苦学力文”，“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每日不遑起居，甚至弄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的地步。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终为宣城所贡；次年，即贞元十六年，中进士。按唐制，中进士的人并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要应吏部的考试。唐德宗贞元十八年，白居易应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同时登科授职的还有元稹，元稹后来成为诗人白居易生平交谊最笃的密友，在政治主张和创作倾向上也多相同。被后世并称为“元、白”。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和元稹将应制举(由皇帝亲自主持选拔人才的特科)，据白居易自己在《策林序》中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稹)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这七十五篇“对策”，实际上是白居易早期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记录。在白居易看来，造成当时中唐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藩镇的割据和政府赋税过重，二者造成了内乱不息、民不聊生的局面。因此，他主张“戒厚敛及杂税”(《策林》二十二)，主张“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策林》二十五)，并且公然指责说“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策林》二七一)。说明白居易对于当时的政治弊端是有较深刻的认识，并且也是敢于揭露的。同年四月，白居易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入第四等。但以出言太直，不得为谏官，而补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盩厔属京兆府，县尉的职务是“分判众曹，收率课调”(《新唐书·百官志》)，这样的一个职位虽不为诗人所满意，而有过“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京兆府新栽莲》)的感叹，但在近两年的县尉任内，却使他亲眼看到了唐统治阶级集团和地方官吏们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进一步了解到下层人民的许多疾苦，这对丰富他的诗歌创作源泉，推动他走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都起了一定作用。他的有名的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观刈麦》和揭露权门贵要掠夺行径的《宿紫阁山北村》，就正是这时所写。另外，白居易享誉千古的著名长诗《长恨歌》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元和二年(807)秋，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遗。拾遗是个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有直接批评朝政，向皇帝进言的机会，所以诗人这时有“惊近白日光，惭非青云器”(《初授拾遗诗》)的诗句。授官以后，他非常尽责，屡次上书请革除弊政，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甚至当面指摘唐宪宗李纯的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有李绛的救助，才免于罪处。总的说来，自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的三年谏官任内，是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进行勇猛奋斗的时代，同时，也是他创作上的黄金时代。他的最富于斗争精神的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讽谕诗，大部分就是这时所写。其中《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诗，题材广泛，锋芒尖锐，曾像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同上)。元和五年(810)，白居易秩满应改官，他做谏官时每每直言上书，主持正义，虚伪的统治者便对他怀忌在心，宪宗暗喻崔群“使求自便”；诗人不得已上《陈情状》，以“臣母多病，臣家素贫”为名，请求改授京兆府判司，结果，授京兆府户曹参军。三年的谏官生活，使白居易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虚伪与朝政的腐败，并且也体会出这种政治的黑暗，并非他一人的“直言”所能改善。因此，便在“一入金门直，星霜三四年；主恩信难报，近臣徒久留”(《赠吴丹》)的感慨下，产生了引退的思想。次年(元和六年)四月三日，白居易母病故，于是诗人怀着对慈母的忧伤和政治上的苦闷回到故乡下邽去。白居易在故乡的三年内，经常主动与农民来往，有时还亲自躬耕于野，他作诗说:“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秋游原上》)，“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白居易在长安的十多年，每日都在上层社会中周旋。他所看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欺诈，相互排挤，相互嫉恨。现在他在农村中接触的是一向为那般达官贵人所不齿的下层人民，但他却感到了许多朴实的友情。这时，他写了一些赞扬农村朴实生活的诗，也继续写了一些关心农民生活，记述民间疾苦的作品，如《观稼》、《采地黄者》、《新制布裘》等，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元和八年(813)白居易“丁忧”期满，皇帝诏他再度入朝。白居易乡居期间，考虑到官场的腐朽和个人的安危，曾经有过就此退隐的思想，但他看到农民的疾苦，又感到独善其身的隐居，有负于天下百姓，因而又曾作诗说:“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他还想借着再次入朝，在政治上做一番事业。但入朝后给他的官职是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这是不符合他的志愿的，他在给李绅的诗中曾流露出不满情绪:“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但这种清闲生活并未持续多久，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又冲进了他的生活。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僭越言事，并借其他理由加以诬陷，便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他满怀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