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_对张荫麟_默证_说的重新审视

文　史　哲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07年第 1期(总第 298期) No11 ,2007(Serial No. 298)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彭 国 良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 ,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 ,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 质疑。然而事实上 ,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 ,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 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 ,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 奈选择 ,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 ,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 ,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 绳 ,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关键词 :默证 ;适用之限度 ;伪命题 ;历史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 :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 - 4721 (2007) 01 - 0051 - 10 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由张荫麟提出 ,用以批判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考辨。关 于此事 ,史学界众口一词 ,都认为顾颉刚在考辨古史时犯了不顾其适用之限度误用默证的错误。八十多 年来 ,从未有人质疑。然而张氏关于默证的论述并非天衣无缝 ,从西方接受过来的方法也不一定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 ,时至今日 ,有必要对默证问题进行再思考。 1923 年 5 月 6 日 ,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上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文中 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作为对此观点的证明 ,顾颉刚对古史中的尧舜禹等人物进行 了考证 ,得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 ,到孔子时有尧舜”的结论。此文一出 ,马上引起刘掞黎、胡堇 人二人的反驳。此后 ,双方各有文章发表 ,对古史传说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辩 ,一时间相持不下。到 了 1925 年 ,张荫麟在《学衡》上发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 ,他引用法国实证主义史家朗格 诺瓦 (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斯 (Ch. Seignobos)合著之《史学原论》中关于默证 (argument f rom si2 lence) 的论述 ,指出顾颉刚在论辩古史时 ,所采用的方法多为默证 ,并且大多不符合默证适用之限度。 对于张文 ,史学界几乎一致认可 ,顾颉刚也一直没有提出反驳①。他对默证的误用遂成定论。 但是 ,张荫麟文中提及的默证及其适用之限度问题 ,仍存在不少疑问。既然张氏批评顾颉刚根本方 法上的错误在于不顾其适用之限度而误用默证 ,那么在其限度内合理使用默证是否可能 ? 顾颉刚在其 文中对默证的使用是否合理 ? 对顾误用默证的批评是否足以颠覆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 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的结果是 :在实证主义史学的范围内 ,如果严格遵守《史学原论》上所述之限 度 ,则默证根本无从使用 ,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的史学并非实证主义所能涵盖 , 虽然他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 ,但所谓的“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并非他的错误 ,而这一批评更无从动摇其 全部学说的根基。 　　收稿日期 :2006 - 06 - 23 　　作者简介 :彭国良 (1980 - ) ,男 ,山东菏泽人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为“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 一、对张荫麟的质疑 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中 ,张荫麟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在于“违反默证适用 之限度”。他说 :“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 ,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 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 ,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 ,此种方法谓之‘默证’( Argument f rom silence) 。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 ,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 ,而什 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1 ]他引用《史学原论》中对默证的论述 ,指出了默证适用之两条限度 :“(一) 未 称述某事之载籍 ,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 ,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二) 某事 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象甚力 ,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 1 ]张荫麟具体分析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 古史书》及与刘掞黎、胡堇人等人论辩的文章 ,指出 :《诗》、《书》、《论语》、《楚辞》非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 , 也无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必要 ,所以顾颉刚无法根据这几部书证明《周颂》的时代无禹之观念 , 禹非尧舜臣 ,尧舜与治水无关 ,《诗》、《书》、《论语》的时代人们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由于顾颉刚的论 证“几尽用默证”,而用默证处又十有八九违背了其限度 ,所以“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 ,尧舜是 春秋后期起来的 ,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1 ] 。 张文一出 ,应者云集 ,在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绍来、梁园东、徐旭生、陈垣、陈寅恪以及傅斯年 都有类似的言论②。今人许冠三的话很可以代表史学界对默证问题的普遍看法 :“他的疑古辨伪的重要 学说 ,包括震撼史林的层累的假设在内 ,多赖默证以立。然默证一法 ,如张荫麟所指出者 ,实不可轻用 , 时代愈古 ,愈当少用 ;而‘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2 ] ( P206 - 207) 张荫麟在文中自始至终强调的是“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和《诗》、《书》、《论语》、《楚辞》等书说及禹 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必要 ,这不得不引起一种疑问 :这种所谓的“总记录”和“必要”是如何来确定的 ? 换句话说 ,世上有没有可能出现“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 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必然会说及禹夏关系、尧 舜禹关系的书或记载 ? 如果把这个疑问放大到《史学原论》中所提出的“默证适用之限度”上 ,就变成了 这样一个问题 :《史学原论》中对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的论证是否能够成立 ? 在对默证的使用过程中 ,有 没有可能完全遵守这个限度 ? 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从默证本身谈起。 二、“默证适用之限度”是一个伪命题 默证是一个逻辑问题。在逻辑学教程中 ,默证通常被当作逻辑谬误的一种。它是指“由某人对某事 保持沉默 ,可证明或暗示此人不知道此事。⋯⋯仅靠默证进行推导 ,无论是否合乎常情 ,都应该被视为 逻辑谬误”③。在西方 ,默证则是和基督教历史联系在一起的④ :无神论者曾经用默证作为工具质疑耶稣 ①　《古史辨》第一册后附《古史辨第二册拟目》中 ,有顾颉刚《答张荫麟先生》一篇 ,但终于没有发表。 ②　张荫麟提出默证问题以后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史学界有据此批评顾颉刚者如绍来、梁园东、徐旭生等 ,有引以为戒教导弟 子者如陈垣、陈寅恪等 (可参考卢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4 期) ,有以批评顾颉刚为起点另 立新说者如傅斯年 (可参考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第十二期) ;当代学者 如陈其泰 (《“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春之卷) 、赵敦华 (《考古哲学在西方发展以及在中国的任务》,《求 是学刊》2003 年第 5 期)等都持相同观点 ,至今没有对张说进行质疑者。 ③　“The argument f rom silence (also called argumentum e ( x) silentio in Latin) is t hat t he silence of a speaker or writer about X proves or suggest s t hat t he speaker or writer is ignorant of X. ⋯Whet her reasonable or not , it would be a logical fallacy to say t hat you have proven t he premise to be false solely on t he basis of argument f rom silence. ”参见维基百科 ( Wikipedia) Argument f rom Silence 条 , URL : ht tp :/ / www. factbug. org/ cgi2bin/ a. cgi ? a = 218567 (7 - 12 - 2005) 。 ④　《史学原论》英文版注释里也提到这一点。Int roduction to t he study of history , by Ch. V. Langlois & Ch. Seignobos ; t ransla2 ted [f rom t he French ] by G. G. Berry , wit h a preface by F. York Powell . Publisher New York : Barnes & Noble , 1966 , p254. 25 文史哲 ·2007 年第 1 期 基督的诞生、复活等。《圣经》的守护者们认为 ,无神论者的攻击系赖默证成立 ,不足为凭 ;无神论者则辩 论说他们的默证是在满足了适当的条件后才进行的 ,因此推理有效。比较晚近的事例有 1910 年前后由 德国学者阿瑟 ·德鲁斯 (Art hur. Drews)而起基督抹煞事件 ,这一事件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及其思想是否 存在的论争 ①;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一书即受此事件影响写成。书中提到 :“关于 他奇迹的诞生一事 ,《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没有提到 ;他的升天一事 ,《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二书 也都像没有这回事那样。人生最重大的这两件事 ,尤其是足以证明基督是神的最有力证据的这两件事 , 怎么会给他们忘却或遗漏了呢 ?”[3 ] ( P9) 这无疑是对默证的应用。在不断的论争中 ,关于默证适用之限度 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结论。归结起来 ,要想正确使用默证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作者有能力记录某 事 ;作者有理由记录此事 ;同类的作者都有可能记录此事 ②。 《史学原论》中对历史研究中默证的使用论述得更为专业、严密。它认为 ,默证是“构造之理想推度” (const ructive reasoning)的消极形式 ③,要想默证完全有效 ,过去的一切事实都应该有所记录 ,且所有的 记录都不曾遗失。应用默证的前提是 :1. 必须确定古往今来所有的文献都不曾记载过所讨论的事件 ,如 果因为文献缺失等原因无法遍览全部文献 ,则无从下结论。2. 所讨论的事件肯定会被作者留意并记录 下来。所以 ,使用默证必须严格限制在以下两种情况内 :1. 文献的记录者有意而且能够把某类事件做系 统全面的记录 ,并且所讨论的事件可以归为此类事件。2. 如果所讨论的事件发生过 ,则必然会对作者的 思想产生影响 ,使得作者的观念中存在此事。张荫麟就是把后面两条作为默证适用之限度来批评顾颉 刚的 ④。笔者的疑问也正是由此而来 :根据《史学原论》的观点 ,似乎只要在其限度之内就可以正确地应 用默证了 ,但是从事实上来看 ,这两个限度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一 ,文献的记录者有意而且能够把某类事件做系统全面的记录 ,并且所讨论的事件可以归为此类 事件。要实现这一条限度有两个难点 : 1. 如何确定文献的作者有把某类事件做系统记录的意向 ? 要回答这个问题 ,常规的思路是这样 的 :作者通过作品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而读者则可以通过对作品的阅读理解作者的思想 ,体会作者的意 图。因此 ,人们习惯从作者的宣言、立场、记事的一贯倾向、所作文献的性质与目的等等来判断其写作的 意图 ,进而判断是否有记录某类事件的意向。然而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 ,后现代主义者们敏锐地看到 : 作者的意向和作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作品一旦完成 ,就脱离了作者而独立存在。而读者的每一次 35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① ② ③ ④ 关于基督抹杀事件 ,可参考马采《幸德秋水与基督抹杀事件始末》,文见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第 109 页。 例如彼得·柯比 ( Peter Kirby)认为 ,判断默证法是否成立至少有下面三个标准 :作者是否知道此事 ,作者是否愿意记录此事 ,所 有同类的记录者是否都有理由记录此事。原文如下 :“I submit t hat at least t hree criteria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 he st rengt h of an argu2 ment f rom silence. The first criterion is t he presumption of knowledge. This criterion asks , how likely is it t hat a particular writer knew of an event if it had happened ? The second criterion is t he presumption of relevance. This criterion asks , how likely is it t hat t he writer would mention t his event in t his document ? The t hird criterion is applied after we have a number of different writers and document s t hat have been evaluated t hrough t he first two . The t hird one asks , how likely is it t hat all t hese document s fail to mention t his event ? While perhaps it would be understandable if any particular one failed to make a note of t he event , t he argument is st rengt hened by several si2 lences when it would seem a st range coincidence for every one to happen not to mention t he event . ”参见彼得·柯比《空墓评价史》( Peter Kirby , The Historicit y of t he Em pt y Tomb Evaluated) ,URL : http :/ / www. infidels. org/ library/ modern/ peter_kirby/ tomb/ index. sht2 ml (9 - 12 - 2005) 。另可参考埃尔·杜赫德《耶稣之谜 :历史的还是神话的》( Earl Doherty , Historical J esus or J esus M yth : The J esus Puz z le) , URL : http :/ / pages. ca. inter . net/ ～oblio/ home. ht m(9 - 12 - 2005)和理查德 C. 卡瑞尔《被守护的耶稣墓和狮穴中的丹尼尔 : 论偷窃说的似是而非》( Richard C. Carrier , The Guarded Tomb of J esus and Daniel in the L ionpis Den : A n A rgument f or the Plausibi li2 t y of The f t) , Journal of Higher Criticism 8. 2 ( Fall 2001) : 304 - 18. 文见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李思纯译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第 214 页。 上述《史学原论》中的观点系从 G. G. Berry 英译本中节译 ,张荫麟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中的引文略去了“所讨论的 事件必须是不可能不被留意并且不可能不被记录的事件”条。按张氏译文和李思纯译文颇有参差 ,从张氏自己的说明看 ,他极可能仅从 英文本翻译 ,但于 1925 年 4 月文章发表前已经知道李氏译本。 阅读 ,都是一次再创造的过程 ,因为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并非单纯地接受 ,而是根据自己的思维和学识与 作品进行沟通 ,进而产生新的意义 ①。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个判断敏锐地触及到了读者能否根据作品达 到作者本意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作品和读者的独立性使作者在这两个层面上的再现成 为空想。以张、顾所探讨的《诗》、《书》的意向为例 ,从郑玄、马融到康有为、章太炎 ,再到顾颉刚、张荫麟 , 每一个解读者都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 ,谁都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来判断《诗》、《书》的意向 ,然 而谁都没有权利说自己掌握了《诗》、《书》本来的意向。任何人做任何记录的目的都不一定如我们所看 到的那样单纯和直接 ,仅仅根据遗留下来的史料无法判断古人的真实意图。更不能根据作者的整体意 向来判断作者是否有记录某个特定事件的意图。 2. 如何确定文献的作者有把某类事件做系统记录的能力 ? 以往的史学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考辨史 料的方法 ,这些方法告诉我们 ,要想判断作者是否有能力对某事做系统完全的记录 ,首先要考察作者的 资料来源 ,其次要考察作者组织整理史料的能力 ,还要通过作者之外的记载来相互印证。但是 ,即便这 些都符合 ,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存在。我们需要考问的是 ,事件参与者的感官能否穷尽事件的一切信 息 ? 事件参与者在讲述和记录事件时所用的语言能否准确无异地表达他的所见所闻 ? 事件参与者自身 的知识和思想会不会限制他对事件的描述 ? 海登 ·怀特 ( Hayden White) 认为 ,“对于事情的描述并不 是事情的本身。在历史学家所理解的过去某一地区‘发生的某事’和他们在对这件事的叙述中所描述的 ‘发生了什么’之间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感觉、概念和思想的问题 , 而且是语言、比喻和话语的问题”[4 ] ( P23) 。这些因素横梗在事件本身和对事件的描述之间 ,使得描述永远 不可能达到事件本身。任何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视角都是独特的、唯一的 ,而一旦从某种特定的视角出 发 ,就不可能兼顾其他。人作为一个物种 ,其视角的局限性注定了它不可能对事件作全面准确的观察 , 他的描述也不可能完全准确的表达他的观察。既然如此 ,那么作为资料搜集者和整理者的历史学家 ,如 果所获得的资料都不是准确和完全的 ,又如何能够对某类事件做系统的记录 ? 第二 ,如果所讨论的事件发生过 ,则必然会对作者的思想产生影响 ,使得作者的观念中存在此事。 这一条也是无从判断。纵然是影响力很大的历史事件 ,或者影响很深远的思想潮流 ,也可能对某一个单 独的个人毫无影响 ,更何况 ,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时代 ,事件的影响力本来就不大。即便是战争和 王朝更替这种影响力最大的事件 ,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受到其影响。进一步讲 ,对于“究竟什么才是 真正具备影响力的历史事件”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葛兆光也曾批评过去的 思想史往往是一串思想家的集合 ,仿佛这些思想家就能够充实真正的思想史 ,但是思想家本人在那个时 代的影响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 ,反倒是那些不起眼的 ,似乎没那么特出的思想 ,在左右着人们的一 言一行 ②。这个思想史上的事例表明 ,史家并不一定能够正确判断某种事件在历史上究竟能够起到何 种作用 ,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其中“四蔽”为 :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天下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照 梁启超的标准来看 ,历史当然不应该只叙述朝廷、个人、陈迹、事实 ,而应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 ,而求得 其公理公例 ③。然而 ,固然旧史忽略了人群进化之现象 ,梁启超的新史也忽略了朝廷、个人、陈迹、事实 , 叙述进化难免会忽略历史当中的倒退。只要有所取舍 ,必定会有所忽略。但我们无法确定没有被记载 的某事在文献的记录者眼里应取还是应舍。如果我们连作者取舍的标准都不能确定 ,又何从判断究竟 什么事必定会影响到一个作者的想象、使得作者的观念中必然会有此事呢 ? 以一时代的思想揣度另一 时代的思想 ,罕有不出错的。当然 ,如果用历史主义的眼光 ,根据作者所处时代的普遍思想倾向 ,足以推 45 文史哲 ·2007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81 - 83 页。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71 - 84 页。 参见梁启超《新史学》,文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之《清代学术概论》,第 231 - 242 页。 断出作者的大致思想 ,但要判断作者会不会有关于某个特定事实的观念 ,则是相当困难的 ①。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根本不可能达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就是《史学原论》中所讲到的 :我们不能保证过去的一切事实都有所记录 ,且所有的记录都不曾遗失。在 实际的历史研究中 ,能够进入史学家视野的仅仅是经过时间的冲刷偶然残留下来的史料 ,这些史料在研 究者眼里是它们所属时代的中心内容 ,但在它们的年代 ,很可能并非中心 ,甚至边缘化到没人注意的地 步。例如 ,在西方哲学史上 ,有位尼古拉 ·库萨 (Nikolaus Von Cusa , 1401 - 1464) ,他一直是一个被遗 忘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在西方 ,他死后的三个世纪里几乎没人问津他的著作 ,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逐渐 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经过卡西勒 ( E. Cassirer) 、雅斯贝斯 ( K. J aspers) 、宇伯威格 ( F. Βberweg) 等人 的发掘整理和再认识 ,他的思想才得到人们的重视 ,1964 年召开的库萨哲学国际大会则把库萨热推向 高潮。尼古拉 ·库萨大有取笛卡儿而代之 ,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的趋势 ②。但实际上 ,一个原本 默默无名的哲学家 ,虽然被现代人看好 ,并掀起了研究的热潮 ,然而在他被湮没的 500 年里 ,其影响绝比 不上笛卡儿的万一 ,又何尝可以取代笛卡儿近代西方哲学奠基者的地位 ? 在中西哲学史上 ,我们都可以 找到很多此类被“追认”的伟大哲学家。而从这些人的遭遇可以看出 ,史家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 己看到的史料 ,从自己的年代出发去认识历史。而我们看到的史料 ,往往和历史本身相差甚远。那些已 经在历史中永远失去的东西 ,对依靠资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 ,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虚无 ! 只要没有准确完整的记录 ,我们就无法确定在历史本体和历史记录之间有多少因素能够影响到历 史记录 ,就无法排除偶然事件对我们所看到的史料的影响 ;而到底有多少偶然事件曾经对历史记录产生 过影响 ,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史学原论》所犯的错误 ,就是乐观地认为史料和客观历史之间能够实现 完整的一致性 ,这本书中隐含这样的假定 :只要遵循正确的方法去整理史料 ,那么整理后的史料就能反 映历史事实的真确状况。所以它过分地拿史料整理、辨析的常例来排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影响 ,拿史料 学中一般性的“理”来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史料流传中实际的“情”,把定理和定律强加在具备无限偶然性的历史上。这 个假定是和实证主义史学过分强调历史的规律性息息相关的 ,虽然在《史学原论》中没有强调历史本身 的规律性 ,而是更注重把实证主义史学和兰克的考证方法相结合 ③,但是实证主义那种源自近代科学的 盲目乐观精神并没有改变。所以才导致了它过分强调普遍规律的作用而忽略了偶然事件的影响。其 实 ,客观历史、人们所能够感知的世界、人们对于感知的世界所做的记录、经过时间的冲刷遗留下来的历 史记录 ,这四者之间根本不可能一一对应 ,实证主义史家要找到甄别筛选历史记录的方法 ,当然无可厚 非 ,并且他们的方法有很多也非常有效 ,但是如果认为通过这些方法就能够认识客观历史的全部面貌 , 却不能不说是痴心妄想。 在实证主义史学范围内 ,默证能够成立的大前提就是人们能够把握一切信息 ,排除所有的偶然性 ,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默证只能是逻辑谬误 ,而所谓默证的限度问题 ,也只能是一个伪命题。另外 , 《史学原论》还默认人性不变 ,遗留下来的史料能够被当代人正确、完全地解读。而实际上 ,对文本的任 何解读都难免存在误读。文献的记录者和文献的阅读者之间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往往存在巨大 的差异 ,同样的文字可能被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义 ,同样的文句可能被理解成具有完全相反的指向。文 献的解读者会把自己所特有的思想倾向加入到被解读的文献当中去 ,使之脱离本来的面目甚至是面目 全非。在古史研究当中 ,很多文献都是被历代的研究者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和再创作 ,早已面目全非。所 以 ,即便史料准确、完全 ,史料的解读者也有可能会扭曲它 ,而用扭曲的史料去判断史料作者是否会记载 某事 ,当然是不可能的。 “默证适用之限度”这个伪命题之所以能够产生 ,其根源在于默证中所论述的“无某事”。“无某事” 55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① ② ③ 张荫麟在 1928 年的文章《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 ,提到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有绝对、相对两种共 15 条 ,与本文所涉及 颇有相似 ,但张荫麟对打破和减轻这些限制很有信心。文见《学衡》1928 年第 62 期。 参见李秋零《尼古拉·库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 ,第 1 - 4 页。 参见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27 页。 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观念 :既然我们有关于某事的观念 ,那么它为何被判断为“无”? 既然它是“无”,那么 我们为什么会有关于它的观念 ? 我们知道 ,默证的逻辑是 ,由某时代没有关于某事的记录 ,就断定某时 代无此事。那么 ,我们首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无某事”中提到的“某事”是从哪里来的 ? 既然历史 的未知之处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 ,我们又何以判断某事是否存在于未知的某处呢 ? 这就好像判断自 己死后有没有灵魂一样荒谬。这个“无某事”的来源有二 :1. 来源于人的思维和语言的逻辑推衍能力。 例如 ,人们看到某件物体有一定的体积 ,便说此物体占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人脑的思维并不仅仅停留在 这一点上 ,而是推想 ,如果此物体消失了 ,如果在原来此物体所占有的空间中 ,所有的物体都消失了 ,那 么纯粹的“空”间也就被得到了。这种观念最终演化成了牛顿的绝对空间理论 ,但是现代科学早就否定 了这一点。绝对空间是不存在的 ,它仅仅是人们由“存在”的观念推想出来的“虚无”的观念。在历史学 上 ,也是首先有关于某事的观念 ,才有此事有或无的判断。在默证中所讨论的“无某事”,其根本上都是 已有的一些事情的衍生物 ,人们的思维根据已有的事物创造了这些“无某事”。2. 来源于人在时序方面 的错误联想。在历史学上应用默证 ,往往是根据 A 时代关于某事的记载去推想 B 时代是否有此事 ,根 据某时代的某事来揣测另外一个时代是否没有此事 ,这纯粹是思维本身的游戏。因为要知道 ,时间是一 个不可逆的维度 ,人的思维虽然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中穿梭 ,事件本身却不能。根据默证适用之限度判断 某事是否为无 ,就是把时间维度本身等同于人自身的时序观念 ,自然是荒谬的。 具体到我们所讨论的张荫麟对顾颉刚误用默证的批评 ,我们可以看到 ,张荫麟批评顾颉刚时所采用 的逻辑是 :《诗》、《书》(除《尧典》、《皋陶谟》外)不是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 ,不是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 统系的历史 ,其中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所以不能说禹的传说先起 ,尧舜的传说后起。 这种思路虽然非常合乎逻辑 ,但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如果《诗》、《书》、《论语》的时代资料全部 保存下来 ,所有的事实均清晰明了 ,顾颉刚自然是误用默证的典型 ,但是 ,实际情况是 ,除《诗》、《书》、《论 语》外 ,顾颉刚、张荫麟等人都无法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明问题 ,所谓“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和“当时 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都是不可能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样去做 ? 按照顾颉刚的态度 ,所 谓尧舜禹和治水以及夏的关系都来源于后世的传说 ,但在《诗》、《书》、《论语》的时代 ,因为找不到关于这 些传说的资料 ,所以只好说《诗》、《书》、《论语》时代人们的观念中没有这些传说的内容。至于如何解释 先前没有的观念在后来出现了 ,顾颉刚用的是他的层累说 ,认为是后人的伪作。张荫麟则认为 ,既然没 有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 ,现有的材料也无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必要 ,那么就不能说关于尧舜禹 的传说是假的。但是根据张荫麟的逻辑 ,如果有人编造说尧舜禹以前已经有一个领袖甲 ,在 A 的时代 已经有了议会制 ,甲其实是议会推举出来的领袖人物 ,或者又编造出其他古代为完美社会的图景 ,而不 幸这种说法竟然也流传了下去 ,千百年后 ,关于那个时代的史料依然很少 ,没有甲的事迹之总记录 ,流传 下来的史料没有述及甲事迹之必要 ,难道也不确定没有甲这个人物 ,不确定议会制不存在于那个时代 么 ? 如果这种推论能够成立的话 ,古代不为理想社会倒也难了。 接下来还要质疑张荫麟 ,尧为唐帝、舜为虞帝 ,二人与治水有关 ,禹为尧舜臣 ,《诗》、《书》、《论语》的 时代有禹为夏祖的观念 ,这些认知都是从何而来 ? 张荫麟如何知道尧舜禹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事迹和关 系 ? 很明显 ,他是得自于战国秦汉间的史籍。这些史籍所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代人们的历史观念 ,对战 国秦汉来说 ,这些认知是“有”,然而如果根据战国秦汉的“有”凭空联想《诗》、《书》、《论语》的时代是否有 这些认知 ,则毫无疑问是在时序上的错误联想。有这样先入为主的错误联想 ,又怎能正确判断《诗》、 《书》、《论语》上关于尧舜禹的记载 ? 张荫麟在这里就犯了上述关于“无某事”的两个错误。分析如下 : 尧舜的传说认定 :11 尧舜为禹之前的人王 ;21 禹的传说存在于《诗》、《书》的时代之前 ;而 31 从实际 的记载来看 ,《诗》、《书》中有关于禹的记载。在这三个条件的引发下 ,张荫麟的问题产生了 ,那就是 :后 人所说的尧舜之事迹 ,到底在不在《诗》、《书》时代人们的历史观念之中 ? 请注意 ,在找到关于尧舜的更 古老的记载之前 ,“尧舜为禹之前的人王”仅仅是一个假定 ,尧舜传说发生的时代只能认定为战国秦汉以 后。而思维和语言混淆了两种时间顺序 :11 假定中才有的尧舜禹之间的时间顺序 ;21 禹和《诗》、《书》之 间实际的时间顺序。把这两种时间顺序混为一谈 ,产生了“尧舜是否应当在《诗》、《书》的时代之前”的疑 65 文史哲 ·2007 年第 1 期 问 ,张荫麟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这个问题的提出 ,是思维和语言作用下人们对时序进行错误联想的 结果 ,它把思维当中的时间顺序等同于现实的时间顺序 ,是一个伪问题。这样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错 误的 ;即便它已经提出 ,对它的回答也只能是否定的。 总之 ,张荫麟的错误在于 ,在默证适用之限度绝无可能达到的情况下 ,用默证适用之限度规范顾颉 刚的论证方法 ,并且先入为主 ,预设战国秦汉时代的古史传说是从前代继承而非创作的 ,以此为出发点 考察《诗》、《书》、《论语》的时代是否存在这些古史传说。 历史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但本质上更是一个流失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非是历史本体的发现和流失 过程 ,而是史料的发现和流失过程。正是有了史料的流失 ,才有所谓史料的发现。而史料的发现往往也 伴随着史料的发明。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区分发明的史料和发现的史料。如果把后来发明的 史料当作出发点 ,提出莫须有的问题 ,难免会出现错误 ,史学家应该尽量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我们知 道 ,顾颉刚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先确定史料所在的时间段 ,然后再进行研究 ,是避免此类错误的一个比较 有效的方法。 《史学原论》提出默证适用有限度 ,认为只要遵从其适用之限度 ,就可以应用默证 ,这种判断是建立 在对史料还原历史本体的能力过度信任的基础上的。但实际上 ,相对于历史本身 ,史料所能表现的 ,仅 仅是极小一部分。如果把史料比作人一生的记忆 ,那么失去的历史 ,就是生前死后无止尽的虚无。史料 根本不可能还原历史本体 ,因此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也就无从谈起。 三、顾颉刚、张荫麟与默证问题的再认识 默证问题其实是历史学所面临的两难境地的一个集结点。一方面 ,历史学的目的是客观存在的历 史本体 ,要寻求已经发生过的、绝无可能更改的、具有唯一性和完整性的真 ;另一方面 ,历史学家在研究 过程中所面临的对象只能是残缺的、处在不断变化和繁衍中的、多元的史料 ,关于同一件事可能有千百 种可能的记载 ,而这些记载又会随时产生变化 ,甚至演变成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版本。“客观的历 史”和“写作的历史”之间的不对应性是历史学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 ,特别是在史料极度缺乏的上古史研 究领域 ,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张荫麟和顾颉刚的争论中 ,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否认 ,在当时 ,关于 尧舜与传说比较可靠的史料只有《诗》、《书》等几部书 ,张和顾面临着相同的史料缺乏的困境。那么 ,在 这种困境下该如何选择 ? 是依然把追寻历史本体作为历史学的目标 ,等待“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出现 ? 还是抛开对历史本体的追求 ,仅就当前所发现的史料作出判断 ? 这两种选择决定了张荫麟和顾颉刚在 面临同样的困境时所走的不同的道路。而这两种选择背后所隐含的 ,则是其历史认识论的不同。 “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的提出 ,是有其历史认识论背景的。这个认识论背景认定 ,史料是历史本体 的载体 ,人们只要通过正确、严密的方法 ,就可以通过史料达到历史本体 ,历史学的目的则是重现历史本 体。但是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 ,所谓“限度”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 ,而提出一个绝无可能达到的限度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限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应该遭到否定。在实证主义的范畴 ,默证是一个逻辑谬误 , 这是不可更改的。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应该杜绝使用默证呢 ? 笔者认为 ,衡量默证可用与否的标准并不 是《史学原论》中所谓的“限度”,而是历史认识论 :当以认识历史本体为历史学的目的 ,认为通过对史料 的精密考证可以认识历史本体时 ,默证是个逻辑谬误 ,无从使用 ;当否定通过对史料的精密考证可以认 识历史本体 ,不以认识历史本体为历史学的目的时 ,默证可用。如果脱出实证主义的范畴 ,不去追求无 法实现的历史本体 ,而是把历史学研究停留在史料层面 ,像顾颉刚那样“不立一真 ,惟穷流变”,则可以使 用默证。因为如果避开对历史本体的追求 ,把历史学完全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 ,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 史料中显示为有的 ,我们只好认为它有 ,史料中显示为无的 ,也只好认为它无 ①。 75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① 想来顾颉刚说“照我们现在的观察 ,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时 ,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文见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古史意见书》,《古 史辨》第一册第 35 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出的有或无 ,应该具有一种开放性 ,而不是“定于一尊”式的 判断。如前所述 ,历史学的困境在于史料和客观历史的不对应性 ,意识到这个困境的历史学家应该对其 作出的判断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即 :任何对过去作出的判断都仅仅是当前条件下 ,基于当前能够看到的 史料所作出的判断 ,这个判断虽然可以无限接近客观历史 ,却并不等于客观历史 ,因此 ,任何对过去的判 断都应该是可以修改的 ,都需要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而随时订正。 笔者认为 ,张荫麟和顾颉刚的分歧 ,根本就在于历史认识论的不同 ①。 从 1920 年开始整理姚际恒的著作 ,到 1923 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写成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答姚际恒著述书》开始 ,顾颉刚有意区分了“著作人的伪”和“著作内容的伪”;过 了两个月 ,在《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中 ,就提倡把《辨伪丛刊》分作甲乙两种 ,分别辨伪事和伪书 ,并把 此事与胡适、钱玄同、王伯祥商讨。到了 1925 年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 ,提出要研究战国以前、 战国和战国以后的古史观 ,并拿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作为指导思想[4 ] ( P3 ,P21 ,P35 ,P24 ,P56) 。这段 时间内 ,顾颉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便是伪事和伪书之间的关系。而对“事”和“书”之间不对应关系的思 考势必会引发关于历史记录和历史真相之间关系的探索。正如钱玄同所说 ,辨伪事是根本。伪事包含 着伪书的基础 ,在许多情况下 ,正是因为欲造伪事才造伪书。顾颉刚后来意识到 ,崔述所依据的圣道王 功也是伪事的一种 ,因此现代的学者在抛开家派观念的同时 ,还要推翻过去善恶、高下、统绪的标准 ,摆 脱道德的眼光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古书和古史。所以他首先对崔述“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的 做法很是不满 ,改用纯粹历史家的眼光去辨古史 ,这样一来 ,满目皆伪 ,所有遗留下来的史料全都是人为 的 ,无不带着记录者的思想烙印 ,和历史本体完全是两回事 ,历史家名为研究历史 ,其实研究的是人为的 史料。而这些人为的史料首先能够反映的 ,当然就是造就这些史料的人的思想观念了。所以 ,他把研究 古史转为研究“古史观”,把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转换成对中古思想史的研究。当顾颉刚说要研究战国 前、战国和战国后的古史观时 ,他就不再以研究历史本体、发现历史真相作为研究古史的目的了 ,因为在 他那里 ,历史真相已经难以认识。 1933 年 ,罗香林作《由古史辨讲至史事的本身与写的古史》,认为在顾颉刚那里 ,历史可以分成“主 观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即“写的历史”与“史事的本身”,而“写的历史”是不可能达到“客观的历史” 的 ②。罗香林的认识相当深刻 ,直接抓住了顾颉刚历史认识论的深层内容 ,那就是对历史本体的回避 , 这也正是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出发点。而对历史本体的回避 ,其逻辑结果就是对“古史观”的研究和“层累 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 ③。在这样的认识论下 ,顾颉刚的研究思路则是 :历史本体不可达到 ,史料 不能再现客观历史本身 ,而仅仅是史料所成的年代人们思想观念的产物。如果在 A 时代发现了关于 B 时代的史料 ,那么此史料中所反映的 ,与其说是 B 时代的历史真相 ,不如说是 A 时代的历史观 ,是 B 时 代这个观念中的时代在 A 时代的投影 ;至于 B 这个时代是否存在 ,何以存在 ,并不是问题的重点。这 时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的历史观 ,从历史观的变化中寻求客观历史的痕迹。也就是 说 ,顾颉刚在使用材料的问题上首先避免了对历史真相的追寻 ,避免了在资料之外预设一个不变的历史 85 文史哲 ·2007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本文仅限于讨论 20 年代论辩上古史问题之时顾、张二人的历史认识论。1925 年作《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时 ,张荫麟为 20 岁之清华学堂学生 ;而其时顾颉刚初步提出关于上古史的新观点 ,也正是激流猛进之时。后来二人观点上的变化 ,本文暂不讨论。关 于二人的史观及其变化 ,可参考许冠三《顾颉刚 :始于疑终于信》(文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 2003 年版) 、吴少珉、赵金昭主编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 :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7 年版) 、李洪岩《史家 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URL : http :/ / lhy. u111. net/ mulu5001/ shixue004. ht m(20 - 3 - 2006) )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 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1 年 6 月)等作品。 参见罗香林《由古史辨讲至史事的本身与写的古史》,文见罗香林《历史之认识》(香港 :亚洲出版有限公司 1955 年版) ,第 138 - 147 页。 参见王学典、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1 期。当然 ,“层 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方面是顾颉刚回避历史本体的结果 ,一方面也难免把所有的变化都当成进步 ,刘掞黎《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中 关于中国疆域的论证是对此的绝佳批评。见《古史辨》第一册第 154 - 155 页。 本体 ,他根本不会去判断在资料中为“无”的“某事”是否曾经存在过 ,对他来说 ,虚无只是虚无 ,不再纠缠 着存在 ,所以从现有的资料中找不到的东西只能说没有。其次 ,顾颉刚对历史演进法的应用还避免了在 时序上的错误联想 ①。此方法的第一步就是把史料按照产生年代的顺序排列起来 ,这样就首先定位了 时间的维度 ,杜绝了人的思维对时间维度的任意穿梭。这个方法的主旨是 ,如果 A 时代中记载道 :B 时 代有某人或某事 ,那么只能表明 ,在 A 时代人们的思想中 ,B 时代有某人或某事 ;他不会据此史料去追究 B 时代究竟有没有此人或此事。所以 ,当他断定“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 ,到孔子时有尧舜”时 ,他 所根据的仅仅是周代的史料和孔子时的史料 ,而完全摒弃了战国秦汉的说法。 与顾颉刚不同 ,张荫麟这里的历史认识论则是实证主义的。在讨论默证适用限度的问题时 ,他有两 个基本预设 :1. 历史学的目的是认识客观历史的真相。2. 只要辨析史料的方法正确 ,客观历史是可以认 识的。在张荫麟那里 ,所有的史料都是客观历史的反映 ,只不过反映得有多有少 ,有真有伪 ,历史学家的 任务就是揭开笼罩在史料上的迷雾 ,把历史本体揭示出来。他同其他实证主义史学家一样 ,对证据的功 能和人类的认识能力都有强烈的信心。在他那里 ,只要遵循默证适用之限度 ,就可以确定未经记载的 “某事”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无 ,殊不知默证适用之限度根本无法实现 ,所以他对这个无记载的“某事”,只 能下“不一定没有”的结论。而在顾颉刚那里 ,事情就简单得多 :既然历史真相已经不能达到 ,只能从史 料中探究造成史料的时代人们的观念 ,那么如果史料中有记载 ,如《诗》、《书》的时代有禹的记载 ,我们就 可以判断那个时代有关于禹的观念 ;如果史料中没有记载 ,如《诗》、《书》的时代没有发现关于尧舜的记 载 ,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时代没有关于尧舜的观念。但是无论这个判断是有还是无 ,都仅仅是基于当前 已经能够确定可信的史料作出的判断 ,可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现进行修改。历史事件的本体 ,即“客 观的历史”到底是什么面貌 ,并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历史学是一个始终处在不足状态中的学科。过去的史料不可能全部展现在研究者眼前 ,特别是研 究古代史 ,档案文件大多散佚 ,许多人物、事件混杂在一起 ,在史料缺失的情况下 ,根本无从判断其真伪。 并且 ,即便史料不存在缺失的问题 ,也不能够准确、完全地反映客观历史本身。历史学家都是带着镣铐 的舞者 ,但这镣铐 (史料的局限性)所带来的 ,究竟是自由还是限制 ,则要由历史学家自己来选择。如果 因自己时代史料的独特性而定位自身和自己的时代 ,那么这种缺乏就成为史家所在时代的特殊标志 ,反 映着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历史学家也因此获得自由 ;相反 ,如果把追寻无法达到的客观历史本身当作 历史学的目标 ,则这种缺乏难免成为历史学家的限制。 流传下来的史料严重不足 ,能见到的史料又满目皆伪 ,所以史料永远无法达到客观历史本身。有鉴 于此 ,顾颉刚把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史观”,根据某时代遗留下来的史料研究此时代人们的历史观 念 ,并因不同时代历史观的变化得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结论 ,他的研究对象是史料本身 ,他 从各个时代史料的不同特征 ,研究这些时代的精神。可以说 ,史料的缺乏并没有成为他的限制 ,而是给 了他自由的新天地 ②。而张荫麟则汲汲于默证适用之限度 ,认为只要达到一定的条件 ,就可以求得客观 历史的真相 ,殊不知这些条件永远无法满足 ,“以有涯随无涯”,史料的缺乏带给他的 ,不免是限制行动的 镣铐。 由此 ,我们看到 ,张荫麟对顾颉刚的批评并不能够成立。因为《史学原论》中所规定的“默证适用之 限度”是无法达到的限度 ,失去了作为限度的意义。只有在史料能够准确且完全地反映历史本体 ,并且 所有的史料都不曾遗失的情况下 ,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才能成立 ;但实际上 ,史料既不能准确完全地反 映历史本体 ,又过多地遗失 ,在其限度内使用默证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问题只能是个伪命题。实 95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 ① ② 胡适对顾颉刚的方法有详细论述 ,见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第一册 ,第 192 - 193 页。 对顾颉刚来说 ,默证并非他“层累说”的问题所在 ,他的问题在于过多地割裂了各个时代之间的联系 ,在他那里 ,一个时代相对于 前代来说 ,更多的是创造而非传承。其实 ,古史除了层累 ,还有遗失 ;并且层累的原因 ,也并非只有造伪一途 ,新史料的发现和新传说的整 理 ,都会增加古史传说的分量 ,顾颉刚疑古太过 ,原因就在于此。不过此非本文所能论及 ,可参考卢毅《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 缺失》,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 4 期。 证主义史学把达到历史本体当作历史学的目标 ,又过分相信作为证据的史料能够达到历史本体 ,所以才 会提出这样一个伪命题。而顾颉刚的史学并非实证主义所能涵盖 ,在他那里 ,人是历史文本的决定者 , 任何时代的历史文本都是这一时代的“当代史”,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构建出来的历史 ,是“写的历 史”;而“客观历史”既然已经不在顾颉刚的视野之内了 ,又何必去考虑这个限度 ? 所以要想用默证适用 之限度反驳顾颉刚 ,首先就要推翻“客观历史无法认识 ,史料所反映的更多是史料创造者的时代思想”这 一历史认识论前提 ,而这恰恰是默证本身所无法证明的 ①。 参考文献 : [ 1 ]张荫麟. 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J ] . 学衡 ,1925 , (40) . [ 2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 M] .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 3 ] [日 ]幸德秋水. 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 M] . 马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 ]顾颉刚. 古史辨 :第一册[ C] . 上海书店影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False proposition : argument from silence reviewed 80 years later Peng Guoliang ( I nsti tute of L iterature , History and Phi losophy , S handong Universi t y , J inan 25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Zhang Yinlinpis criticism of Gu Jiegangpis textual research ab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