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历史(免费完整版)

最历史 最历史 序 历史常看常新 好多人对历史有个误解，认为它是死板的。其实，历史不但不死板，相反，它比任何学科都要灵活。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许才是历史的真正魅力所在。一如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会对历史有不同的认知；同一历史事件，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不同的人看待同一段历史，结果也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他不同的年龄段，对历史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历史常看常新，永远没有过去时，也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 我写历史，最初是在新浪博客上，之后发展到腾讯、搜狐、网易、凤凰、人民。从2008年的10月11日新浪开博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我认真去写，从未间断。最初写些诗词、随笔什么的，为的是陶冶情操。写历史是2009年2月的事，没想到却受到许多朋友的关注和喜欢，博客总点击超过了3000万，高兴之余，也不禁有些惶恐。随着对历史学习的逐渐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知识的匮乏。现在回头看先前的作品，当时很努力的一篇东西，却发现了它的幼稚和可笑。人总是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在不断进步中超越自我的。 将自己置换在历史的时空之中，无异于拓展了我们生命的空间和时间，虽然辛苦，倒也充实，因为这个过程让人愉悦。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也是一种历史，是一个人不断成长成熟的历史。可以肯定，在今后的某个时期，我还会觉得现在的作品不成熟。我深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限，只能靠今后的不断努力去回馈读者的厚爱了。 历史首先是给人看的。古史典籍，浩如烟海，却削枝去叶只留精干，一个轰动的事件，一个风云的人物，仅得史家寥寥数笔，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死板的事件堆砌，或是一些模式化的冷面孔，很难有一个形象上的感官认知。当然，这是古汉语的特点和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在如今看来便稍显晦涩。历史其实不该是枯燥的，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该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也正是他们鲜活生动的演绎，才汇聚成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网友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说历史是由胜利者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写的，是为执政者服务的，所以怀疑它的真实，甚至觉得不如野史可靠。二十四史都是官方著作，古代的史官记述，有他的客观性，也有局限性，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古代史官誓死力争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好过现在的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御用文人，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野史中也有真实的成分，不过更多的则是演绎和传说。这些演绎和传说，其实也是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了人们的一种好恶，或者说是一种历史观。 正如“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是《资治通鉴》的伟大所在，这点也应作为我们读史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历史时过境迁，真相也许早已湮灭，能给我们以启发，才是发挥了历史的真正功效。所以，如何拉近历史的距离，增强亲切感，将它变得更加鲜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古人和今人一样，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也一样有欢声笑语，一样有烦情忧愁，即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皇帝，只是权力最高峰的一种象征，是在人们心中定格的一个符号。他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情感，有思维，有欢乐、有叹息。所以写历史文章，也应该融进作者的情感，应该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好恶、一种情感、一种追求。 历史总是在冲突中前行，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位帝王（不管这个朝代是繁荣的还是腐朽的，不管这个民族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也不管这个皇帝是伟大的还是平庸的），都有值得欣赏的一面，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我反对那种简单的把人分为好坏，或是把事情分为对错的做法。历史也没有假设，只有历史之后的理性思考，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当时该怎样，或是不该怎样，任何人都无法令时光倒流。能够带给今人以启迪，这才是历史的作用所在。 书名叫《最历史》，源自深圳商报的好友许石林先生，我向他征求书名意见，他脱口而出：最历史。一个资深而敏锐的记者，对文字有着超强的敏感，非我辈所能瞬间理解。所以大概过了一周后，我才体会到了它的深意。我想《最历史》应该有三层意思：一则，我写的文章，所依据的都是正史，最是历史的那些东西；二则，我所写的，都是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人和事，或者挖掘人和事中比较特殊的一些东西，名之为最也很恰当；三则，也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历史之最，才构成了整个历史的宏伟篇章，构成了整个历史的最。还有一点，我写的最，侧重的不是什么最大最早，更多的是探寻人性和心理。 路卫兵 2010年7月 最开放的朝代：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男女最开… 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男女最开放自天地混沌步入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大一统之后，中国的男女关系可以说并不开放。古人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要求保持一定距离，这才是礼数，是文明。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连感官状况都做了明确要求。像现在，放开了意淫，那是绝对不行滴。要学做柳下惠，坐怀不乱才是君子。一不小心心猿意马了，搞不好自己都想抽自己耳刮子。 古时礼教，多是约束女子的。少女待字闺中，做些女红，纳个鞋底儿、绣个花儿什么的。这也有好处：一则手头有事做，不至于出去惹乱子；二则也能逐渐适应寂寞。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什么来着？我纳的不是鞋底子，是寂寞。偷着绣个鸳鸯什么的，就算是春心荡漾了，绝对地羞为人知。家境好的，比方富二代的千金小姐，能在后花园荡个秋千、抓个蝴蝶什么的，已经是很奢侈的娱乐活动了。不像现在，男女一大帮混搭，K歌喝酒到深夜。彼时女子看到陌生男子，即便有好感，也是“和羞走”，最多来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搁现在，哇噻，帅哥！啧啧！ 当然，古代社会还有着另一面。自管夷吾先生开设中国最早的“女闾”（也就是官办那啥，相当于民营的洗浴、歌厅、娱乐城、夜总会等类）以来，也不乏花街柳巷，古代娱乐界特别受附庸风雅人士的追捧，多有朗朗上口的诗词传世。官办的有时也是为了税收，“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魏书》）。但这种场所就像红灯区，是特殊地域，仅限于几处繁华的都市，不是哪里都有。在光脚插禾抡镐锄地的民间，是想也不要想的，粜上一袋子大豆高粱去玩高雅，下顿吃什么呀。 古时的政治也是男人的事，女人要讲妇道，不能随便抛头露面。即便太后临朝听政，前面也要垂个帘子，这不光是一个尊严和政治需要的问题，也是女人的禁忌使然。当然，凡事都有特例，皇帝是不受约束的，那是天子，担负延续皇朝命脉的大任，可以完全放开搞活，搞活的对象自然是女人；皇后能耐的也有，宫廷*之事向来不绝于史，其实看着好像挺多，你要细数数，还真没多少，毕竟几千年的历史了，没有也不正常，但都是特例。 不过，思想范畴的东西不好控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男女荒乱之事也多有流传。脏唐臭汉一说，便是两个盛世的侧面写照。然而，脏唐臭汉也并非中国历史上男女关系最开放的时期，因为脏臭之事，多在宫廷，或是在繁华的大都会，长安、洛阳什么的，并未普及到民间的各个角落。要说男女关系真正开放的时代，则非五胡十六国莫属，在那段中国历史上最乱最杂的特殊历史时期，即便在民间，男女之间也鲜有禁忌，可以说是普遍的开放（当然，俺说的是古代）。 文化风俗，决定着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举个小例子，西晋以前人们穿鞋子，女的是圆头，男的是方头，“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是为了区别男女。而到晋武帝初期，“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晋书》）了，男女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事情虽小，却颠覆传统。就像现在，西风东渐之后，有点身份的男女，在公众场合以拥抱贴面取代握手。搁过去，握手都别想，所以才有诸多赞美手的诗句传世，比如“红酥手，黄藤酒”（陆游《钗头凤》），比如“佳人不忍折，怅望回纤手”（杜牧《独柳》），“纤纤手，拂面垂丝柳”（韦庄《河传》），都是酥手纤手的。现在，手再酥再纤，雕上花，它也还是手，没啥吸引力。为了追求更高的行为或是形体艺术，我们的兴趣，已然大踏步地上移或是下移了。 最开放的朝代：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期的男女最开… 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冲突。当时北方胡人数量猛增，关中百万人口中“戎狄居半”（《晋书》），十分昌盛。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滞后等因素，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比如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鲜卑也是“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后汉书》）。况且对于他们，生存是第一位的，女人没有躲在后方的资本，也一样要抛头露面，所以男女之间禁忌就少。 文化总是相互影响的，胡人在不断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势必给中原带来不同的异域风情，同样影响着中原的汉文化。胡人风俗本是中原汉人所不齿的，然而见得多了，耳濡目染，也就见怪不怪，况且胡汉也多通婚，就让这些习俗文化不断融合。比如汉人过去穿衣是上衣下裳，胡人因为要骑马，是上衣下裤，要利索得多，于是汉人也就效仿。又比如，晋武帝时，“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晋书》），胡人的玩意儿受到贵族追捧，不能不说是受到胡风的影响。有一阵子，北方汉人还以说胡语为荣，既说胡语，未必就不会不办胡事。 这个时期男女关系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大量减少。自汉末以来，战争一直持续，到五胡十六国时达到顶峰，据《通典》记载，三国时，全国总共有“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口已是少得可怜。到晋末乱世，人口更是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也就巧了，你说那时候人祸多吧，天灾也跟着凑热闹，瘟疫、洪水、地震屡屡发生，那才叫水深火热，好多地方赤地千里，绝无人烟，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挑战。有人的地方粮食也不够吃，以至于出现“人相食”（《通鉴》）的惨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饭都没的吃，谁还有心思去顾忌劳什子的寡义廉耻。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之间的征战，除了占地盘，就是抢人口，什么叫政权，光有地盘没人，你给谁当皇帝？就像有个大宅子住着，连个保姆女佣都没有，优越感何来？皇帝不光是给大臣当的，他还需要老百姓的顶礼膜拜，还需要劳动力给他们创造财富，需要有人服兵役，去打仗，没有人口是不行的。所以，增加人口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问题，生育自然就被摆在了第一位（这很容易理解，我们现在人口多了，不是把计划生育摆到第一位吗？一样）。官方为增加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晋武帝泰始九年（亦即公元273年），颁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到17岁还不嫁政府就给你安排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晚婚的，更不会有剩女，啥歪瓜裂枣的都是宝贝，缺人啊。以生育为主，男女之间的禁忌就要撇到一边。而且战争造成男子大量死亡，女人不得不抛头露面，顶替男子做些事情，男女之间的接触就多了，好多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开始发生了。 思想风向标的偏移，也是这个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战争灾祸让人感到迷惑，生命的无常让人精神空虚。于是人们不再信奉儒法，开始崇尚黄老，大兴玄学之风。体现在生活上，则追求奢靡，讲究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探寻养生之法，追求房中之术。男人放开了，就需要女人配合，于是“放纵情性，及其终极”，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如此开放，令人咋舌。大家熟知的“韩寿偷香”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思想的开放，也让男女关系愈加开放。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是同性恋盛行。如“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晋书》），思想解放的程度着实不低。二是流民的增多。流民必是男女混杂，居无定所。什么事情你越禁止，就越觉得神秘，不禁反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男女同吃，甚至一同露宿野外，加上衣不蔽体，让男女之间不但不避讳，甚至也不再有什么羞怯可言，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其实，只要看看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其男女开放的程度，便也略窥一二。孙绰的《情人碧玉歌》中写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已是火辣辣的情与爱了；杨方的《合欢诗》，有“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子静我不动，子游我无留”，也够腻乎的；鲍照《代淮南王》中，“愿逐明月入君怀”、“怨君恨君恃君爱”，爱情的表达则更为炽烈奔放。甚至后来还有艳情文学问世，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自己搞印刷出版，“写而卖之，在市不绝”（《北史》），属于畅销书之列，当时若有福布斯作家排行榜，其销量定然高居榜首无疑。 最好当官的年代：汉朝时买个官儿需花多少人民币 汉朝时买个官儿需花多少人民币卖官鬻爵在中国古代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作为一国之君，整天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将国库挥霍一空，却不例行节俭以渡难关，而是另辟蹊径，把官职当做商品一样，明码标价，公开出售，还像买卖东西一样的讨价还价，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就算是空前绝后的了。这些便是东汉灵帝刘宏的“杰作”。 中国的卖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43年，国内发生蝗灾，于是秦始皇发布命令，准许百姓交够千石粟米，便可进爵位一级，“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即公元前189年，“令民得卖爵”（《汉书》）。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时，由于边塞缺粮，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充实边塞，“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汉书·食货志》）。东汉桓帝刘志（也就是刘宏的上任）时，也曾“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桓帝记》），卖的官爵种类大增，包括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五大夫等，用来填补国库的空虚。不过这还都是些级别偏低的小官。 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就把卖官鬻爵一事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本就疲敝的国库吃光造净后，开始公开出售官职，先是“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后汉书》）。尝到甜头后，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买卖官吏的交易所，“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通鉴》），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单就卖官来讲，也是一种公平，毕竟油水不同）。甚至于三公九卿等要职，也一律明码标价，公开出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除了皇帝的位置不卖，什么都能卖。如果买的人多，竞争激烈，则投标竞价，价高者得。 官位的标价，则是以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就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就是四百万钱，“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通鉴》）。之后刘宏“于西园立库以贮之”（《通鉴》），专门建了个仓库存放这些卖官所得，专款专用，全由自己挥霍。和现在有些人偷偷在海外设户头性质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人家刘宏可以明目张胆的来。 那么，年俸两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在我国古代，官吏按照级别的不同，从朝廷领取一定数量的钱或物，称为“官俸”，或者叫“俸禄”，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发的工资津贴。各朝代各个时期发给官员的“俸禄”也不一致，或发银两或给土地，也有给实物的，如盐、帛、丝等，但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还是用米或谷等粮食作为俸禄。在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一书中，考证汉代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二千石就是5万多斤粮食。当时的州牧是两千石的俸禄（汉时全国分13个州部，州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也是两千石待遇，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禄，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 由此看来，在当时就是做个县长也得花上三五百万钱。那么这三五百万钱的概念又是多少呢？ 古代的铜价是比较贵的，因此铜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东汉的“钱”依旧沿用汉武帝时的“五铢钱”，此钱即为铜质，径25厘米，重五铢（约35克）。据《汉书》记载，当时的米价，每石20文至80文钱不等，又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平均下来一文钱大概能买半斤米。按现在的米价，1块钱1斤米（这是动态的，物价这玩意谁也吃不准），若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汉时的2文钱，相当于现在的1元人民币。那么，县长一职，价值也就是人民币两三百万。如果搁现在，这点钱根本就不叫什么了，还不给哄抢了呀！但在当时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应该说，这官卖的也的确够贵的。毕竟古时的经济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再便宜，咱老百姓也买不起。 由于官价太高，这买卖到后来也不好做了，官价开始有些缩水。《后汉书》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三公之一），“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灵帝很兴奋，于是在册封这天，亲临殿前，以示重视。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说咱这买卖亏了，就是让他出一千万，这老小子也得出。亲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名士，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事后，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他儿子对他说，“论者嫌其铜臭”，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一词就是打这儿来的。 那些不惜费血本花重金去买官做的人，心里头绝对不会去想什么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投资就想要有回报，他们为了捞回本钱，只能是变本加厉的去搜刮、盘剥百姓，不择手段的榨取更多的金钱，之后再去买更大的官做，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社会现实，让当时的一些忠臣良吏很是失望，所谓“卖官受钱，天下忠笃之士怨望”（《后汉书》）。汉灵帝荒淫无道，朝中宦官弄权，朝纲败坏；朝外上行下效，穷其能事。于是全国形成一片浮糜腐朽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再加上汉灵帝为政期间，全国又多发地震、水旱蝗灾、流行病疫，一时间民不聊生，只得揭竿而起了。 最让人费解的传位：司马炎为何将皇位传给白痴… 司马炎为何将皇位传给白痴儿子中国古代史上最动荡、最复杂时期的到来，牵扯到一个有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他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儿子，也是西晋皇室的第一任继承人。因为白痴，司马衷在位的16年形同虚设，司马氏祸起萧墙，朝政废弛。国内的纷争，边疆的不稳，最终导致北方民族的趁机涌入，开始了北方长达130多年的纷争乱世。客观上说，这个白痴皇帝，加速了五胡十六国的到来。那么，一向“聪明神武”（《晋书》）的晋武帝司马炎，为什么在自己二十多个儿子当中，偏偏选中了司马衷这个白痴继任呢？ 关于晋惠帝司马衷到底是不是白痴，史学家历来有争议。说其白痴，源于《晋书》记载的两个一直当笑话相传的经典事例。一是惠帝“闻蛤蟆声”，就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问这蛤蟆是为官家叫还是为私家叫；二是“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司马衷又出雷人语“何不食肉糜？”没粮食咋不吃肉尼？众皆晕倒。然而，否认司马衷为白痴的也不少，吕思勉先生举了“血染帝衣”的例子：司马衷被追杀，侍中嵇绍拼死护驾，血溅了司马衷一身，左右要替他洗去，他说“嵇侍中血，勿浣”（《晋书》），不让洗，意思是留着有个念想啥的。吕思勉评语说此“绝不类痴呆人语”（《吕著中国通史》），认为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不像白痴。还有一个例子，赵王司马伦逼司马衷禅位，司马衷的堂叔——义阳王司马威去抢司马衷的玺绶，司马衷死活不放手，司马威硬掰开司马衷的手指把玺绶抢去。后来司马衷复位，秋后算账，在量刑时，有人觉得司马威罪不至死，想要皇帝赦免，这时司马衷说话了，“阿皮（司马威的小名）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晋书》）。他掰我手指，抢我的玺绶，不杀哪行。这两个例子又似乎都说明司马衷的脑子和正常人没啥两样。 那么司马衷到底是不是白痴呢？回答是肯定的：是。白痴，在字典中的解释为：一种疾病，患者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轻者语言机能不健全，重者生活不能自理。司马衷不至于生活不能自理，但智力低下是肯定的。说他是白痴，还有三个理由：一是史书的严谨。《晋书》对司马衷的定语是“蒙蔽皆此类”，就是白痴一个。《晋书》是唐朝宰相房玄龄组织编纂的，房玄龄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应该有一定的权威性；二是今人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未必有古*威。时间相去甚远，今人也只能通过古代留下的史料加以分析（反驳的例子也是源于《晋书》，而该书已有定论），并无绝对的说服性的材料。唐朝离晋朝相去未远，远较今人有发言权；三是例证并不充分。说他不是白痴的两个例子，说服力不够，不让擦血衣，能分出好赖人，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即便是白痴，也未必就没有喜恶之分，未必不能分辨周边人对他的好坏。大街上的傻子，你给他吃的，他也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除非傻到生活不能自理。司马衷受到刀光剑影的刺激，谁好谁坏也还是能分清的。况且，白痴也不是没有大脑，没有记忆影像，能记住掰他手指抢他东西的人，和他本身是白痴，二者也并不矛盾。 司马炎“素知太子闇弱”（《晋书》），对他这个儿子的智力状况，应该是了如指掌的。那么司马炎为什么还要选一个白痴做接班人呢？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舆论导向。司马衷是嫡长子（之前有个哥哥夭折），长子继位符合传统思维。废长立幼也不是不可以，但当时朝中王公贵卿都倾向于立长，司马炎不得不“顺从王公卿士之议”（《晋书》）；二是势力平衡。司马衷的生母杨皇后一系，是当时的大士族弘农杨氏，而妻族一系，则是贾氏家族，在当时朝中都很有实力，其他人未必竞争得过。再者，让司马衷继位，也就笼络住了两大势力集团，形成政权格局的一个平衡；三是父凭子贵。司马衷虽傻，儿子司马遹却“幼儿聪慧”（《晋书》），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登城楼观望，五岁的司马遹过去拽住司马炎的衣角，说“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通鉴》），晚上危险，不能让火光照到皇上。司马炎感觉这个孩子很不一般，感叹“此儿当兴吾家”（《晋书》），所以司马炎虽知“太子不才”，然而“恃遹*，故无废立之心”（《通鉴》），坚持让司马衷继位。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便是母后的力挺。司马衷能顺利继位，和他的亲生母亲杨皇后的力挺不无关系。杨皇后“姿质美丽，闲于女工”，不但“甚被宠遇”，还能做司马炎的主。在给司马衷选太子妃时，“帝欲娶卫瓘女”，杨皇后则“称贾后有淑德”，“上乃听之”。司马炎充实后宫，看上了卞氏女，杨皇后不同意，“帝乃止”。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足以说明司马炎是很尊重杨皇后的意见的，杨皇后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做司马炎的主。所以当司马炎“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和杨皇后商量想换立太子时，杨皇后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来了个一票否决。杨皇后临死还不忘她那白痴儿子，怕司马炎立胡夫人为后，而“虑太子不安”，于是向司马炎推荐了自己的堂妹，目的无非就是想保住司马衷的太子位，司马炎“流涕许之”（以上均见《晋书》），答应了杨皇后的政治遗言，也算是对司马衷的接班做出了承诺。杨皇后的力保，让司马衷的太子位变得稳固，最终得以继承大统。 最凶悍的部队：中国古战场上凶猛强劲的特殊部队 中国古战场上凶猛强劲的特殊部队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场上曾经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乞活军。说它特殊，因为它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部队的组成既不属于官方招募，也不是民间自发，却又兼具官方、民间两种特质，它是由官方组织起来的集体流民，是流民中团结力最强、活动范围最广、历时最长久的队伍。 乞活，即为乞求活命之意。乞活军为了解决最基本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四处游动作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它的形成源于流民的泛滥。流民，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因为战乱或饥荒，百姓无法生活，于是成群结队地流徙他乡。流民不同于移民，移民辗转迁徙后会定居下来，有最终的目的地；流民也不同于徙民，徙民是官方有组织的迁徙。而流民在形式上表现得更为松散，常常居无定所，多数时间处于流动状态。 流民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北方连年战乱，加上瘟疫和自然灾祸，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受到严重挑战。如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以致“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通鉴》），老鼠、野草都吃，饥荒程度可想而知；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通鉴》），可以说是见什么吃什么；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幽州大水，人不粒食”（《晋书》），其状也是惨不忍睹。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饥饿足以让人崩溃，而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地区出现“易子而食”、“人相食”（《晋书》）的人间惨剧。 天灾无法避免，人祸也时有经常。以并州（今山西北部）为例，便是“寇贼纵横，道路断塞”（《通鉴》），到处是强盗和兵乱，根本无安全可言。环境则是“府寺焚毁，邑野萧条”（《通鉴》），残败如人间地狱。生存受到威胁，人们不得不四处流徙，以寻求平静的避难之所。然而，在那个乱世，平静只能相对而言，即便有如仇池国那样的“世外桃源”，也不足以容纳天下百姓，多数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乱世出流民，流民扰乱世，形成恶性循环，也成为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朝廷和地方政府也曾试图解决，或将流民迁回原地，或者组织安置。但是乱世纷争，流民太多，遣送起来十分困难。而安置措施也很难到位，特别是五胡涌入，地方政权尚且朝夕不保，根本无暇顾及流民。所以当时流民之多、遍布之广，达到了旷世空前的境况。 流民所到之处，势必受到排斥，因为哪里都缺粮食，所以冲突也就无处不在。如“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晋书》），还有“流民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素为居民所苦，皆烧城邑”（《通鉴》），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为防止流民哄抢，各地纷纷组织武装防范。而流民受到攻击，就要自卫，也逐渐自发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如“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流民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为坞主”（《晋书》），“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据成固，寇掠汉中”（《通鉴》）。有的还建立了割据政权，最典型的就是巴氐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为十六国之一）。这些流民武装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乞活军也应运而生。其中最活跃、历时最久的便是燕王司马腾的一支。西晋末年，“并州（今山西北部）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饥荒加上兵乱，以至于“郡县莫能自保”（《通鉴》）。无奈之下，州将田甄、李恽、薄盛等人，便将流民组织起来，“悉随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跟随司马腾到冀州（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河南东北、山东西部）谋食，这支队伍便被称作乞活军。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则将流民收编，使这些人有所依靠；二则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便于谋食。没有财产住所，只为活命乞食，这样的部队打起仗来无后顾之忧，十分勇敢强悍，成为司马腾麾下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乞活军的主要战事，基本上是与石勒之间展开的。八王之乱时，司马腾镇守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内），曾与成都王司马颖相攻击。司马颖死后，汲桑和石勒（曾是司马颖的旧属公师蕃的麾下，当时的石勒还没有发迹）为司马颖报仇，攻下邺都，杀掉司马腾，焚城而去。乞活军又在田甄、田兰等人的带领下，替司马腾报仇，在乐陵杀了汲桑。其后乞活军内部由于政见不合走向分裂：一部分在李恽、薄盛带领下，投靠了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死后，部众分散，李恽率乞活军逃至洧仓（河南许昌东），与石勒军队进行过多次征战。此时的石勒已是前赵的大将，也让石勒吃了不少苦头，如“石季龙（石勒的侄子石虎）袭乞活王平于梁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内），败绩而归”（《晋书》），但终究还是为石勒所灭。另一部乞活军由田甄率领远走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石勒付出很大代价才将其打败，其中陈午一部投降石勒，后又反叛石勒南走江淮，投靠了东晋。 这支活跃在中国古战场上的“特种部队”，辗转存活了百余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流民武装的一个特例。为了粮食，为了生活，为了自保，不得不卷入到战争的行列，也体现出流民的困苦与无奈。一个“乞”字，一个“活”字，我们从中能读出那个时代所有流民的凄惨和不幸。乞活军的出现和存在，充分见证了那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的悲壮与凄凉。 最真实的女儿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凶猛强悍的女… 历史上曾有一个凶猛强悍的女儿国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一妻多夫制”的国家有三个：一是《北史》中的嚈哒（yàn dā），另外两个是《唐书》中记载的东女国和名蔑。其中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嚈哒国，以其民风强悍、凶猛善战著称于世，曾经一度称霸西域，撼动北朝，国力盛极一时。 “一妻多夫”就是一个女子同时与几个男子结为夫妻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有两种类型：一是有血缘关系的几个兄弟共娶一妻，一般由长子出面迎娶，然后兄弟共妻；二是朋友共妻。其形式为依次同居，不是联合同居。其中一人为正夫，其余为副夫。从这种习俗中可以看出，当时嚈哒国是以女性为主宰的母系氏族体系，男性处于从属地位，是地地道道的“女儿国”。 有关嚈哒国的情况，中国史书上略有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对嚈哒国的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洛阳伽蓝记》是这样记载的：“十月之初，至嚈哒国。土田庶衍，山泽弥望。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嚈哒国去京师二万余里”这是中土人士到访嚈哒国所见到的情形。 《北史·西域传》中说：“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蠕蠕即柔然，是北魏对柔然侮辱性的称谓。 《周书·异域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囐哒国，在于阗之西，东去长安一万百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其人凶悍，能战斗。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 从以上资料，我们最少可以得到有关嚈哒国的五个方面的信息：①嚈哒人是游牧民族。“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可见他们是追逐水草而生，随着四季温度变化而迁徙，居住之所类似于蒙古包。②盛行一妻多夫、兄弟共妻的风俗。“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有几个丈夫，头上的帽子就有几个角。从女人头上的帽角数就可以知道她有几个丈夫，倒也一目了然方便得很。③这里的国民文明程度不高。“乡土不识文字，礼教俱阙”，足见他们所处地方偏远，与发达地区交流甚少。④嚈哒国民风非常凶悍，打仗很厉害。“其人凶悍，能战斗”，这也是游牧民族的共性。⑤该国曾经非常强盛。西域诸国“皆役属之，号为大国”，可以想见。 嚈哒国在公元5世纪，也就是中国南北朝的时代，进入全盛时期。领土疆域西至波斯，东至天山南路，南达印度，可以说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不愧是强贯东西名噪一时的“女儿国”。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狭义上的西域指的是天山南路至青海西藏交界处，后来随着丝绸之路交通的渐进，就把葱岭以西至里海一带统称西域，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地区。嚈哒国崛起时，西域地区由贵霜和波斯两个对立的大国控制，贵霜是月氏西迁后建立的帝国，中国史书习惯上仍称其为月氏，“汉本其故号，称之为大月氏”。后来贵霜帝国逐渐壮大，成为中亚霸主，占有两河流域、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以及印度北部。 嚈哒国民风凶悍，打仗勇猛，首先灭掉了中亚称雄的贵霜王国，开始侵伐波斯，波斯抵挡不住，也被它慑服了，从此开始向嚈哒称臣纳贡。6世纪初，嚈哒人又北上同高车（丁令部族的一支）争夺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地区，并控制高昌（今吐鲁番西40千米处），遏制柔然势力的西进。与此同时，嚈哒人又东进控制塔里木盆地西部，南边攻破于阗（今塔里木盆地南沿），北边控制焉耆（地处塔里木盆地以北天山南路）。这就与北朝的北魏领土相接了，于是又不断进扰北魏，迫使北魏在516年不得不派遣使者南下与梁朝通好，以免腹背受敌。令同样以剽悍著称的北魏胆怯，嚈哒人的凶猛可见一斑。向南，嚈哒国还曾一度征服西北两印度，大军一直推进至摩揭陀国。 游牧民族的崛起总是旋风来临般的迅速，但往往又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历史中转瞬即逝。到了隋朝时，西域地区风云又起。东西突厥分裂后，西突厥西进西域并开始壮大，二虎不能并立，于是就和嚈哒国产生了争伐，这也让长期受嚈哒压迫的波斯看到了希望，急忙与西突厥建立了联盟，造成东西夹击嚈哒之势，嚈哒国腹背受敌，终于灭亡。 嚈哒国灭亡后，领土被瓜分，部众散居于北亚、中亚及南亚各地，后渐渐与各地民族融合，在后来阿富汗民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阿富汗国的第一任国王就是出自普什图人的核心阿布达里部落，也就是后来的杜兰尼，而“阿布达里”正是古代的“嚈哒”。 最幼稚的决定：祖逖北伐犯的两个低级的错误（… 祖逖北伐犯的两个低级的错误西晋王朝经历短暂统一之后，便迅速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五胡涌入，北方进入多国纷争的乱世。司马氏在北方的统治终结后，琅琊王司马睿偏安江南，是为东晋。在随后100多年的时间里，东晋朝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北伐，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早、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祖逖的北伐。北伐军成效显著，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失地，令当时风头正健、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后赵皇帝石勒心生胆怯，以致“不敢窥兵河南”（《晋书》）。 祖逖北伐顺利，有着当时特定的原因。彼时胡人进入中原所激发出的民族矛盾刚刚开始白热化，中原沦陷的现实还没有完全形成固定的影像，民众光复中原的士气尚足。就像两人打架，气头上显得气力甚大，等过几天，气消了，也就没有当初的冲劲了；而汉族之外的五胡（最初是匈奴、羯胡），刚刚入据中原不久，尚处在征伐占领阶段，在政权上立足未稳，还没有形成稳固的统治。特别是汉赵后期，匈奴又起内乱，羯胡人石勒也趁机自立，五胡之间又起纷争，尚未形成较为凝聚的合力。在这种形势之下，祖逖的北伐军能够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任何大的历史事件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祖逖的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应该说主客观的因素都有，但其失败的根源，则在于祖逖不懂政治，而又触犯了两个政治上的大忌。可以说，祖逖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军，但绝非一个精明强干的政客。 说祖逖不懂政治，是因为他当时并未摸清东晋高层的意图。换言之，祖逖当时的想法与东晋高层大相径庭。祖逖上书北伐时，司马睿还未称帝，但此时北方已经开始沦陷，司马睿“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晋书》），趁着乱乎劲去经营江南，其实已萌生称帝之意。如果祖逖真能光复中原，司马睿并不是合法接班人，所以他从心里根本就不想北伐。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晋愍帝（西晋末帝）曾派人诏告司马睿，让他出兵增援中原，北方战事那么紧，关乎晋室存亡，结果司马睿“辞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通鉴》），就明说了，我这忙，没时间，早已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可以说司马睿当时的心思全部在当皇帝上，祖逖上书北伐无异于添乱。 但是司马睿为什么又最终同意祖逖北伐呢？这完全是出于政治舆论上的考虑。作为司马家族的一员，可以找种种理由拒绝出兵，但是有人主动请缨，请战者又非来自朝廷内部而是民间，就要另当别论了。当时南迁的民众“皆有归本之心”（《晋书》），祖逖其实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思潮，如果拒绝，就会失去人心，祖逖所率“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到江南后“多为盗窃，攻剽富室”（《晋书》），不安排点事做，社会治安状况很难保障。让他们去北伐，也算是对这种社会矛盾隐患的一个疏导，还能顺应民意，得到民众支持，一举两得。于是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禀，布三千匹”，拨了一千人的军需物资，也就是意思意思，而“不给铠仗，使自招募”（《晋书》），不派军队，也不发铠甲兵器，让他自己想办法。这哪是支持呀，连装备都没有，去和猛如虎狼的胡人打仗，那不是去送死吗？ 最幼稚的决定：祖逖北伐犯的两个低级的错误（… 说祖逖不懂政治，还表现在他对江南政治局势的不了解上。司马睿退守江南，想安安稳稳当皇上，跟随他的人也都有偏安思想，所谓“睿参佐多避事自逸”（《通鉴》），无疑在大多数人的思想里并无征伐之念，只想过些逃避乱世的安逸生活。况且这些人大都是士族门阀，初到江南，面临政治上的重新洗牌，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快站稳脚跟。事实上，当地士族并不怎么买这些人的账，跟随司马睿下江南的，多是“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通鉴》），是些丢官弃地的主，颐指气使的指挥当地人，人家能舒服吗！于是“吴人颇怨”（《通鉴》），其间的矛盾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吴兴太守周氏一族势力很大，连司马睿都“颇疑惮之”（《通鉴》）。周氏想“谋诛执政，以诸南士代之”（《通鉴》），想消灭当朝的权贵，换之以南方士人。虽然最后事败被杀，然而足以说明当时的政局是很不稳定的，朝中上下谁还有心思去想北伐呢。因此祖逖北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既然不懂政治，就难免会犯忌。祖逖犯的两个政治大忌，最终让朝廷对他产生了不信任。祖逖北伐成效显著，这就让当朝者很不爽，老百姓都拥护祖逖，反趁的朝廷无能。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政治上用人，需要的是能驾驭操控的乖宝宝，不怕你无能，就怕你张扬。祖逖死后，“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晋书》），像死了爹妈一样，纷纷给他立祠堂，可见当时祖逖的威望不是一般的高。都说你祖逖好，皇上往哪摆？朝中大臣面子往哪搁？功高盖主向来便是政治大忌。 与后赵结好，是祖逖犯的另一个大忌。后赵王石勒看到祖逖人心归附，每日“练兵积谷”的士气正旺，很是害怕，“乃下幽州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通鉴》），到祖逖老家替他修缮祖坟，还派了两家人守墓，以讨好巴结祖逖。“逖闻之甚悦”（《晋书》），还派去使者，“赠以方物，修结和好”（《晋书》）。祖逖也许出于战略考虑，或是出于义之所在，但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皇上和整日喝茶谈天的朝臣们，并不知道你祖逖咋想的（估计祖逖也不是个勤汇报思想的主儿，和上层也缺乏沟通），难免有通敌之嫌。况且祖逖的兵不是皇帝派的，是自己招募武装起来的家兵，这就让朝廷坐上了没底的轿，你越强大，它会越不舒服。于是派戴渊过来做他的上司，牵制他、监督他，祖逖因此“意甚怏怏”（《晋书》），最终忧愤而死。 祖逖的行为可歌可泣，我们不否认，但也不能就说他没有一点私心。《晋书》对祖逖的评价“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是说其意在乱世立功，想“成名一时”。当然这也可以理解，祖逖本出身“世吏二千石”（《晋书》）的士族之家，因战乱流亡江南，即便想通过立功而达到仕途腾达的目的也无不可，只是稍显急功近利了些。要不朝廷派个上司过来，他也不至于生那么大气呀，都是给皇上效力，你干你的就行了呗，你还不服管是怎么的？不服管还不如当初直接单干，还上书请示个什么劲儿啊！ 总而言之，祖逖是个能征惯战的武将，是个热血沸腾的好男儿，但并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要想成事，光有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不行；只懂上马杀敌、下马写诗也不行。你纵有天大的本事，能让百姓归心，能令敌军胆寒，搞得轰轰烈烈红火热闹，上层不支持不给劲儿，最终也只能留下壮志未酬的遗憾，祖逖吃亏就吃亏在这里。这种事情向来讲究温火慢炖，看劲儿来，着急哪行啊！ 最悲壮的小国：仅存活2年却险些改写历史的中… 仅存活2年却险些改写历史的中原政权在中国古代史上，冉魏国并不出名。它存活的时间很短，从公元350年初，到公元352年的夏初，2年多一点。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历史长河中，2年时间，不过是浪花一朵，甚或水滴一洙。冉魏当时控制的领土面积也不大，仅限于邺城周边，这在多国林立、群雄割据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并不显眼。从建国到覆灭，它只有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它能否算得上一个国家，也还存有疑问。北魏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并没有将这个小国列入十六国之内。然而，冉魏国又的确是个极不平常的小国，在五胡遍布北方之时，它是由汉人在中原建立起的唯一国家。它不但灭亡了曾经称霸一时的后赵，还将羯胡族几乎灭绝。它的出现，也成了北方再起纷争的分水岭，险些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事情要从那场异常惨烈的“邺城之变”说起。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的临漳县境内。它和冉魏这个小国家一样，在古代的建都史上并不著名。它不像长安洛阳般奢华，也没有南京北京的厚重，然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6个王朝建都，素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美誉。曹操在这里建了铜雀台，更让它闻名遐迩，“建安风骨”迄今仍不失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邺城在历史上也是饱经沧桑，多次惨遭蹂躏，曹操攻打袁尚，便曾制造疯狂的屠城。五胡十六国时期，邺城更成为群雄争抢的肥肉。 邺城之变，导火索源于冉闵和石氏集团的矛盾，冉闵便是后来冉魏国的建立者。冉闵的父亲冉瞻，自小被石虎的父亲石勒收留，石勒“命虎养以为子”（《通鉴》），冉闵（当时叫石闵）应该是石虎的养孙。他“身长八尺，善谋策”（《晋书》），为后赵的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据《晋书》记载，冉闵“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当时“胡夏宿将莫不惮之”。石虎攻打辽东慕容氏，众军皆溃，而“闵军独全”，足见其确是一员勇猛善战的悍将。由此，冉闵也深得太祖石虎的赏识。 客观上说，冉闵最初并没有灭石氏之意，有两件事，让冉闵最终大开杀戒。一是石遵的食言。石虎死后，太子石世即位，石世的哥哥、彭城王石遵不服，便以冉闵为前锋，杀入邺城，废掉石世，自己做了皇帝。石遵起事时，曾许诺冉闵，“事成，以尔为太子”（《通鉴》）。最后却立了自己的侄子石衍，封冉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冉闵很生气，于是“总内外兵权”，大力提拔使用自己的人，“欲专朝政”（《通鉴》）。石遵这时便想除掉冉闵，就召集义阳王石鉴、乐平王石苞、汝阳王石琨、淮南王石昭等人开会商量，说冉闵越来越不像话，“今欲诛之，如何？”石鉴等人说“宜然”（《通鉴》），好啊，早该杀了这小子。结果会议走漏风声，石鉴表面上坚决贯彻会议意图，私底下却快马加鞭的派人向冉闵报信（这有些像现在的人事变动，常委会还在开着，被任命的人已经在别处热闹的庆祝了）。于是冉闵伙同司空李农等人，发动第二次邺城政变，杀石遵立石鉴。 二是石鉴的两面三刀。上文已提到石鉴的两面派作风，其中虽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一己私念，但客观上还是帮助了冉闵。然而石鉴也对冉闵不放心，又派人杀冉闵。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率领羯兵三千伏击冉闵，结果被冉闵打败，当时“横尸相枕，流血成渠”（《晋书》），场面异常惨烈。由此也引发了第三次邺城之变。这次冉闵急了眼，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晋书》），并颁布命令“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通鉴》）。邺城内开始大诛胡羯，“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通鉴》）。即便如此，冉闵仍没有杀石鉴，只是囚禁了他。后来汝阴王石琨攻打邺城，石鉴趁冉闵出城迎战之时，派人送信，要抚军将军张沈趁机攻邺，惹怒了冉闵。冉闵杀掉石鉴，又诛杀石虎子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晋书》），彻底和石赵翻了脸。并于公元350年春称帝，国号大魏。 在这场中原突变中，似乎还缺少一个重要角色——东晋。冉闵建魏后，曾写信向东晋求救，说“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通鉴》），结果东晋没理会。其实东晋并非没有复谋中原之意，以蒲洪为代表的氐族势力投降东晋，被东晋委任为征北将军，与扬州刺史殷浩一起北伐，但蒲洪却有自己的心思，想趁乱夺取关中，并未进军中原，殷浩也出师不利。后来桓温又屡次上书要求北伐，都未批准，桓温一气之下，“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通鉴》），朝廷万难才劝止了桓温。东晋上层如此态度，在笔者看来，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派蒲洪征北，以胡制胡，不过是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架势，此乃其一；顾忌桓温，怕他功高盖主，为其二；殷浩北伐，以失败告终，士气大减，为其三；更主要的是，东晋的最高领导层，缺乏收复中原的信心和士气。东晋长期偏安，苟且思想渐重，殷浩北伐时，中军将军王羲之就曾劝他说：“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通鉴》）。我们连江南都够呛保住，还想保卫淮水，还不如下点力气保住长江呢。王羲之的想法应该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主流。 东晋观望，冉魏在形势上便处于劣势。新兴王石砥随即在襄国称帝，笼络后赵残余势力，与冉魏对峙；以姚弋仲为代表的羌族势力，以及后赵残余势力都割据一方，*冉闵；雄起辽东的鲜卑慕容氏，趁后赵内乱，分兵三路进军中原。如果当时东晋竭尽全力响应冉魏，光复中原还是有可能的。冉魏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在征伐石砥时，“闵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钲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也”（《通鉴》），实力还是有的。冉闵向屯戍四方的汉人首领发出号令，“命赵人（汉人）为将帅者诛之（胡羯）”（《晋书》），号令大诛胡羯，人皆响应，一时间“高鼻多须滥死者半”（《晋书》）。此后，汉人“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致使“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不得不向本土退却，途中“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晋书》）。大大削弱了五胡在中原的势力。 然而，由于东晋的观望止步，加上慕容氏的最终入侵，使中原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石砥不敌冉魏，被迫去掉帝号，向慕容氏求救，慕容氏早就觊觎中原，这下更是堂而皇之地进驻，并最终计杀了冉闵，灭掉冉魏。否则，这个悲壮的冉魏小国，真的有可能改写中原大地的历史。 最强烈的反差：蒙古帝国最强盛时在哪里吃过败仗 蒙古帝国最强盛时在哪里吃过败仗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狂扫欧亚势不可挡。亚洲各地生灵涂炭，整个欧洲也为之恐慌：英国人不敢出海，德国人为之惊惧，俄罗斯出现“黄祸”一说，蒙古铁骑创造了战争的神话。然而这个征服欲望超强的蒙古帝国，在它最为强盛的时候，也曾多次吃过败仗。 征安南的三次失利。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最早是中国的郡县，五代时期自立为国。蒙古老帅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平定云南后，派使者到安南招谕，让他们纳贡，当时安南国力正强，国主陈煚(音jiǒnɡ)竟将蒙古使者投入狱中。这还了得，兀良哈台大怒，于公元1253年，发兵攻破安南都城。由于气候湿热，蒙古军一时不能适应，只好收兵。1284年，元朝派兵攻打占城（越南南部），向安南征兵征粮，并假道安南国，想一并把安南收拾了。蒙古军再次攻入安南都城，由于粮草不济，军中又染病疫，又只好退兵，半路却遭到安南军的伏击，损失惨重。第二年，又发兵十万征讨安南，从海道押运的粮草被安南伏击，损失殆尽，撤兵途中再次遭到安南军队的伏击，狼狈不堪。 对缅甸的两次用兵。1271年，缅甸受元朝诏谕成为附属。1277年，缅甸和金齿（今云南保山）部族发生摩擦，于是元朝派兵征伐，走到八莫（缅甸北部城镇），天气炎热，士兵水土不服，只得无功而返。1287年，缅甸发生政变，缅甸王被其庶子囚禁，云南王派兵征讨，到达蒲甘（位于缅甸中部），由于粮草供应不上，又退了回来。1300年，缅甸又起内乱，缅王被其弟杀害，缅王的儿子请求元朝发兵问罪，结果仍是不克而返。 蒙古平定朝鲜半岛后，就想招抚日本岛，遭到拒绝，1281年，忽必烈派大将忻都和范文虎率领15万大军，分兵两路东征日本岛，到能古、志贺二岛会合后，蒙古兵多受航船之苦，狼狈不堪，偏偏又遇到飓风，主将扔下军队就跑了，光剩当兵的在岛上，惨遭日军袭击，杀得只剩下两三万人逃了回来。 战败于埃及。1259年秋，拖雷的第五子、伊尔汗帝国的创建者旭烈兀，横扫西南亚，西征至叙利亚后，传来蒙哥的死讯。旭烈兀率军回波斯，留下先锋怯的不花统率二万军队继续征进至埃及，怯的不花派使者劝告埃及苏丹忽秃思投降，忽秃思将蒙古使臣斩首示众，并以*圣战的名义召集北非所有的穆斯林军队，组成了一支十二万人的大军，在阿音扎鲁特（今天巴勒斯坦境内）与蒙古军队展开会战。忽都思亲自上阵，将士士气鼓舞。蒙古军队又轻敌冒进，被困在山谷全军覆没，蒙古军西征之势从此被阻止。 蒙古军队是极具侵略性的，而越是侵略，他们这种征战和征服的欲望就越强烈，统治者的野心也越大。以上的几次失败，可以说都是蒙古帝国在最为强盛时期的失败。其失败原因大概有三点：①气候偏差，不占天时。蒙古人生长在北方干旱荒漠地带，而安南缅甸地处北回归线和赤道之间，又濒临海洋，气候湿热，士兵水土不服，多染疾病，战斗力锐减。②环境所致不占地利。蒙古军是草原骑兵，征战利于平原而不利于南方的丘陵山险，其优势在安南缅甸多山地带得不到发挥。更不擅长海战，东征日本岛只能是如虎落平阳，任人宰割。③狂妄自大不占人和。蒙古军队经过数十年战无不胜的辉煌，滋生骄横狂妄，难免轻敌冒进。并且广树强敌，必会遭到被征服地区的联合抵御反抗，对埃及的战事就很说明问题。④四处征讨疲于战争。蒙古军四处开花全线作战，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后勤也不能保障，征伐安南缅甸时就出现粮草不济和粮草被劫的情况。 蒙古军队创造了攻城略地的神话，妄图统治全世界，然而即使再强悍的军队，和全世界比起来也是极其渺小的，吃败仗也在情理之中。 最老到的政客：刘备在“隆中对”中暗藏的政治… 刘备在“隆中对”中暗藏的政治阴谋诸葛亮“天下三分”的论断最初见诸于他和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上。笔者在反复研读这段对话后，发现这不过是刘备用障眼法上演的政治谎言，是老谋深算的刘备亲手导演的一场政治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