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颠覆和叙述方式的更新_中国目录学史研究新论

140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评论·论坛· Vol.51,No.8,August,2007 傅荣贤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研究就是通过对一批经典书目的确定和诠释而实现对目录学史诸现象之分析、归 纳与描述的。对什么是“经典”的重新认定可以获得不同的目录学史叙述对象;而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可以获得不同的叙述 结果。这两者彼此促进，势必对目录学史的面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呈现出迥别于往昔的目录学史样式。 〔关键词〕 书目经典　叙述方式　目录学史 〔分类号〕 G257 The Overture of the Classics and Renewal of Descriptive Method:A New Theory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Bibliographi- cal History Fu Rongxia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抏rbin 150080 〔Abstract〕On a certain meaning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is to realize the analysis ,indu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all kinds of the phenomena by defining and explaining a batch of classics. We can acquire different descriptive object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if we define the classics afresh, and also can acquire different descriptive results if we explain the classics afresh. These two aspects help each other forward, certainly influence the feature of the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radically and make the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an entirely different style. 〔Keywords〕bibliographical classics　descriptive method　bibliographical history 经典的颠覆和叙述方式的更新: 中国目录学史研究新论 收稿日期:2006-12-03　　修回日期:2007-01-16　　本文起止页码:140-143　　本文责任编辑:郭 　屹 自1928年容肇祖先生《中国目录学大纲》问世以来，以 “中国目录学”或类似的名称为主题词的文献约有30余种，它 们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理论、方法和历史现象为职志 的目录学史专著。这批文献的共同特征是致力于揭示我国目 录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并侧重于对历代书目著作和 目录学家的罗列以及相关材料的比排，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 被毋庸置疑地凌驾于挖掘目录学精神的要求之上。在史料的 处理上，一般都是以著名目录学家及其经典书目著作为主线， 按时间顺序建构的。然而，古代书目约计“有三百余种，而 实际数量当不止此”[1]。哪些书目堪称“经典”？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影响到目录学史的坐标体系，从而也决定了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目录学史著作的基本构架。这其中，虽然有对某 些经典定位的商榷，诸如“《隋志》不是四部分类法的奠基之 作，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才是”，但迄今为止的目录 学史论著基本都是围绕认定和诠释一批经典书目而谋篇行文 的，并没有摆脱经典定位本身在目录学史叙述中坚如磐石的 地位。因此，对这30余种目录学史著作的褒贬，就可以归结 和简化为对它们各自之经典认定和诠释方式的评骘。相应地， 对经典的重新认定和重新诠释，势必对目录学史研究的面貌 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　经典书目的重新认定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等经典书目为主线，探 勘目录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是几乎所有目录学史著 作的不变范式，这种近乎模式化的认定必然导致大量目录学 ＜＞＊＜＞＊＜＞＊＜＞＊＜＞＊＜＞ ＊ ＜ ＞ ＊ ＜ ＞ ＊ 本栏目由万方数据协办。万方数据作为国内第一家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股份制 高新技术企业，骄傲于自己所处的数码与互联时代，全心投入信息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及知识服务产 业，并始终处于行业佼佼者的地位！ ＜＞＊＜＞＊＜＞＊＜＞＊＜＞＊＜＞ ＊ ＜ ＞ ＊ ＜ ＞ ＊ 万方数据协办 141 图 书 情 报 工 作 ·评论·论坛· 第51卷第8期 2007年8月 史实的流失。胡适先生指出:“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 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 整齐的系统里去”[2]。遗撼的是，这30余种目录学史著作似乎 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太整齐的系统”。例如，对清代《四库总 目》的经典化确认几乎是一致的。而当《四库总目》被确定 为经典之后，其他同时期的书目遂“堕落为”这一高峰的铺 垫与余波。其直接结果是，清代非经典的众多私家目录的地 位被低估了。事实上，乾隆虽坚持四分法“实古今不易之法”[3]， 然而官修的《四库总目》并不具有“书同文、车同轨”式的 律定性。对《总目》经典性的适度颠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 视清代私家书目在体裁、藏书、著录、解题诸方面的个性特 征。如《絳云楼书目》、《读书敏求记》、《孝慈堂书目》、《孙氏 祠堂书目》等不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但以礼乐、字书、金 石等名词为类名，这就打破了传统四分法的隶属关系(如经部 是易、书等的上位类)，将众多类名作非等级结构的单向度铺 排，实有主题分类的雏形。这批书目集中出现在明末清初，它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建立在隶属关系基础上的“分类”并不是明末清初之际 的文献的唯一组织形式。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有助于我 们重新认识中国先贤对文献信息的组织方式。显见，基于《四 库总目》经典判断而带来的叙述方式，妨碍了明末清初之际 的目录学史在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意义上展开。而消解“经 典”有助于把握全局，让一元论叙述所遮蔽的历史重新得到 认识，让边缘的历史记忆重新闪亮，让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脉 络和链条重新连接从而弥合断裂的思想线索。只有进行全局 性的充分研究，才能够真正建构出有机的和更具份量的目录 学史。 事实上，所有的“经典”都是人为确定的，对它们的认 可并非不可移易。历史上，“经典”所遭遇的“危机”并不鲜 见。如隋许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 序，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4]。 可见，《七林》的每一个部类前面都有一篇总序，每一种著录 文献之下又有解题，其成就应在《七志》、《七录》之上。但 在后来的发展中，充其量只能算作“名著”，而远非经典，以 致《隋志》等后世书目皆不著录。一旦打破某些书目的经典 地位，就能够建构出立体化、多元化的目录学史坐标体系，从 而获得崭新的目录学史的叙述对象，得出迥别往昔的结论。目 前的工作似可从下述两个方面着手。 1.1　应重视新史料的整理与发现 应该说，像《汉志》、《隋志》、《四库总目》这样的经典， 其备受关注自有其历史的、合理的学术理由。但必须承认，我 们对经典的认定其实跟文本的可获得性有关。设想如果班固 当年没有“删其要，以备篇籍”，以《七略》为蓝本删削为一 卷本的《汉志》，后人也许永远见不到《七略》的概貌，对整 个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描述可能就会是另一副面貌。同样，如 果“出新意，每书之下必有说焉”(郑樵语)的66卷本《崇文总 目》存留于世，后人对作为目录学家的王尧臣以及对整个宋 代目录学恐怕又会别有一番见解。可见，任何书目经典在描 述目录学史时的功能意义都是有限度的，我们以《汉志》等 经典书目为主线而构建的目录学史叙述传统不仅是有懈可击 的，甚至是坐井观天的结果。 例如，关于刘向之前的目录体制，学界以往只能采取“以 文献证文献”的方式描述它们的基本样式。然而，自1901年 以来大批简帛文献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刘向之前我国已有作 为二次文献的一书目录(即只有“目”而没有“录”的、作为 二次文献的contents);有置于书首的前置目录，后人所谓“古 书目录，往往置于末”之说并不绝对;汉代有法律专科目录等 等许多先儒未得而闻的结论。由此可见，文本可获得性对学 术研究的价值。又如1925年梁启超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 号上发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对自东晋道 安《综理众经目录》以来至清代为止近一千四百多年来的各 种重要佛经目录有过较系统的整理。受惠于此，梁氏弟子姚 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专辟《宗教目录篇》，内容几乎占到全 书的四分之一，构成了姚著的一大特色。姚氏曰:“自尔以还， 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虚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 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5]。姚先生的感慨实是就《佛家 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在佛经资料整理上的价值而言的。 而在梁氏之前，尽管佛经目录的造诣“有胜于正统派者”，然 “特以其书深隐丛林，故不甚为流俗所重”，对世俗书目影响 不大[5]。梁启超《佛家经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在总结了佛经 目录“其所用方法有优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后亦断言:“郑 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 焉;否则其所发挥必更有进。”显然，过分仰仗“经典们”所 建构的目录学体系难免存在盲区。而对书目资料的整理和重 新发现，其意义也不只是为目录学史增添一些文本，它还能 弥补因围绕经典的单一叙述而带来的偏失。 1.2　应不断填补目录学史料的空白 书目名著经典化导致的独尊偏崇，往往导致对另外一大 批书目文本的忽视、冷落和误解。对这些边缘化的“落难”文 本的整理，有助于人们在更为真切的水平上把握中国古代目 录学的一般特色。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内容主 要考据经史百家，对小说戏曲的评述尤为人所重。在文献学 领域，人们多聚焦于其辨伪学成就，其《四部正讹》被推为 古籍辨伪学的重要著述。而在目录学史上，胡氏的思想是被 一带而过的。但通过对胡氏目录学思想的深度挖掘可以改变 这一简单化的认识。胡著《少室山房笔丛》中的《经籍会通》 以历代书目为纲，分源流、类例、遗轶、见闻四篇，对目录 诸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视为我国首部目录学史文献。其 卷三《遗轶篇》重点考证诸家目录所著录的文献，卷四《见 闻篇》论述了古典文献的流布。另外，《九流绪论》也有讨论 各家书目流派和书目著录的内容。总之，胡氏有较强的目录 142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评论·论坛· Vol.51,No.8,August,2007 学学科史意识，清人钱大昕《潜研堂答问》卷十论古今书目 分类体系的沿革演变大势，即多本胡氏之说。又如其卷二《类 例篇》，既从源流上论述四部的兴起和分化，又论述目录类例 (主要是分类)的形成、发展、作用与特点，从类例的角度较为 自觉地整理了古代的书目分类史，可视为1937年蒋元卿《中 国图书分类之沿革》的先导。如果将他的《经籍会通》和其 他一些相关著述定位在“经典”的层次上，我们对胡氏乃至 整个目录学史的认识必有改观。 又如罗振玉《玉简斋丛书》二集收有明人李廷相《濮阳 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录》一卷，“该目不设类例，仅依藏书位 置记录，先标方位，再标以柜，再标以层，间或也标有类目， 如‘二柜官书’、‘三柜一层药书’”[6]。这样的材料在传统以“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取向的目录学史著作中是很难读见的。 该书目以揭示庋藏地点为要务，反映了书目的致用性，在明 代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再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 的分类和提要虽仿《四库总目》，但“对于《四库提要》代表 乾隆宣传封建思想的部分删去了不少”[7]。因为没有凸显儒家 学理，该书目的地位较为低下。事实上，《郑堂读书记》首开 为普通藏书(而不仅仅限于为善本书)撰写提要的先河，具有很 高的学术考辨价值。总之，史料的深度挖掘对于目录学史的 学科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叙述方式的更新 对经典的修正，有助于从材料的层面上革新目录学史的 坐标体系，但这主要是从目录学史的外部而言的。与此相对 应的是叙述方式的变化。 2.1　对经典的重新诠释 经典书目的功能意义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 消以经典书目为主线的目录学史叙述方式。因为，不管我们 如何标新立异，只要我们仍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汉 志》这样的经典总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它们永远是难以移 易的重点。对这样一些公认经典的重新诠释也将有助于增加 目录学史的内涵。事实上，很多书目之成为经典，往往就是 得益于学者对它们的不断求证和重新诠释，使它们有可能成 为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基础。众所周知，章学诚《校雠通义》就 是在分析《汉志》目录学特点的基础上产生的。余嘉锡先生 说:“章氏著《校雠通义》，⋯⋯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 稽而为之说”[8]。王重民先生说:“《校雠通义》的内容百分之九 十以上是讨论《汉书·艺文志》的，所以，一般的书名、人 名，也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出于《汉书·艺文志》”[9]。换 言之，章氏所有目录学理论的证成，几乎都是在对《汉志》的 条分缕析中实现的。这表明，对经典诠释得越透彻，它释放 出来的学术空间就会越大。这就需要我们打开多元化的思路， 对经典书目做出重新诠释。 可喜的是，学术界对目录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已经发生 了一些变化，单一的意识形态霸权话语已经受到了文化学、书 目情报服务、机读化等多种研究方法的挑战。如朱天俊先生 整理、1984年出版的王重民先生遗著《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论 丛》中的一组论文，以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书目为分析对象，史 论结合，把目录学的发展放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背景中予以考察。尤其对历代重要官私目录的编制、相互关 系、文献价值、历史作用等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揭示，目录学 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对我们深入了 解和正确使用目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这种新的理论思维指引下，一些经典书目经过重新诠 释，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与评价，进而重新确立起它们在目录 学史上的地位，这本身也是对理论思维的一种激活。仍以《汉 志》为例。章学诚所总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其说 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核心特征，不如说是《汉志》的核心特 征。历史上，只有祖述《汉志》的书目才会有同样的学术本 质，这是治目录学史者必需首先辩明的。从学术考辨的角度 而不是从书目编制的角度研究《汉志》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 收益。例如，通过对《汉志·六艺略》中每一类文献排列顺 序的分析可知，“传”体文献位置相对趋前、“章句”体文献 相对趋后，这一排序事实上反映了这两种阐释体例在当时学 术创造中的重要程度，这一结论有助于对汉代儒学原典诠释 原则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又如《汉志·六艺略》在“诗”类 著录的14种文献中，可以看到学派原则高于阐释体例原则;而 阐释体例原则又高于“个人著作相对集中”的原则，所以才 会出现《齐后氏故》和《齐后氏传》不著录在一起的情况，这 也反映了汉初“《诗》分为四”的学术现实。再如，从《汉志· 六艺略·春秋》的文献著录来看，《公羊》有传11卷、外传 50篇、章句38篇;《谷梁》则有传11卷、外传20篇、章句33 篇。这两家解释《春秋》时所使用的主要体例(传、外传、章 句)是一致的。从中仿佛仍能窥见当初《公羊》和《谷梁》两 家辩难、问学，彼此既相互切磋又相互攻讦的景况，较为真 实地反映了汉初今文经学内部公羊、谷梁两派的纷争。《汉 书·儒林传》说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开的石渠阁 会议即主要是为了“平《公羊》、《谷梁》同异”。从书目上还 可以看出:①《谷梁》的外传、章句和《公羊》的外传、章句 相比，篇卷相对为少，尤其是“外传”仅及《公羊》“外传” 的2/5;②《公羊》另有《杂记》等三种文献见著，而《谷梁》 则无与之相对应的文献。由此可以断言，公羊学相对开放，是 一种发挥派;而谷梁学则相对内敛，注重师承和家法，更为切 近《春秋经》原典之本义。而这一结论在经学史上是可以得 到映证的[10]。 2.2　叙述话语的重建 与对经典书目的重新诠释相关的是目录学史叙述话语的 重建。在已问世的目录学史著作中，专题法和时序法是两种 143 图 书 情 报 工 作 ·评论·论坛· 第51卷第8期 2007年8月 (上接第44页) [8]陆　伟,万维雅.基于认知观点的信息检索交互模型.中国图书 馆学报,2005(2):54-57. [9]孙建军,成　颖.基于信息检索交互模型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图 书馆学报,2005(1)41-45. [10]Hill J R, Hannafin M J. Cognitive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7,45(4):37-64. [11]Donews网络IT社区:微软正致力于搜索引擎分析结果的改进. [2006-12-20]. http://www.donews.com/Content/200608/ 729461ad-6421-4691-914c-786180f2f431.shtm. 〔作者简介〕 裴　雷,男,1981年生,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10篇。 重要叙述方式。如1934年汪辟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基本 是以时间顺序为纲目的。1938年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 史》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 科目录、特种目录共十个主题立论，此为主题法，然其各主 题下仍是以时代为顺序。因此，可以认为，目录学史著作基 本是以单一时间为线索而建构的。这种叙述模式直接对应于 各个历史时期经典书目的认定和比排，必然会遮蔽或扭曲目 录学史的丰富性。 为了不使历史被人为地过滤得太多，我们强调目录学史 叙述线索的多元性、立体性。如周彦文先生《中国目录学理 论》“在讨论历代书目时，焦点都放在‘类别’的分隶上，将 ‘类别’视为基本的讨论单位”[11]，显示出不同流俗的学术眼 光。而一旦以“类例”为观照，恪守传统四分法的《四库总 目》就会变得并不比有306个小类的《国史经籍志》或是有 244个小类的《淡生堂书目》更为“经典”。世人高标古代书 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特征，那些以检索为职 志、“小序解题并无，只有书名”的“甲乙簿录”遂归于沉寂。 1930年杜定友先生在忻慕西方字典式目录在实际运用中能够 科学地揭示、有效地报道文献的前提下，生发了对传统书目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反思。《校雠新义·序》指出:“言 目录者，无不首重学术之源流，窃以为言之过甚也”[12]。可以 断言，若以“检索”为叙述话语，对什么才是书目经典必然 会有不同的定位，原本不值一哂的甲乙簿录必然会进入目录 学史的序列，整个目录学史的格局自然也有所不同。事实上， 明代目录学总体水平不高，也没有形成经典书目——这正是 以学术辨考为单一线索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从“聊便查检” 的二次文献的观点衡量，几乎所有的明代书目都有其独特的 目录学史价值，它们一脉相承，自成系统。对它们与“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的正统书目的关系以及同样作为“甲乙簿 录”的书目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必将有助于 把握这一时期目录学发展的状况。 3　结　语 目录学史永远只是主体人的叙述史，叙述对象的确定和 叙述方式的选择，决定了目录学史著述的基本面貌和它的学 术结果。围绕若干经典书目为主线的叙述框架，能够提供对 书目历史的一种提纲挈领的把握，让历史以更简洁清晰的样 式得以呈现，但也导致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目录学史实的流失。 因此，对经典的适度颠覆和对史料的重新挖掘与整理有助于 弥补这部分损失。另一方面，叙述方式作为叙述对象(以经典 书目为中心的若干书目)的构建模式，暗含着对叙述对象学术 价值的基本判断，从而反过来决定着对叙述对象的选定。使 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必将有助于拓展目录学史研究的深度，丰 富目录学史研究的张力。因而，重建目录学史的建构体系与 叙述线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史研究的活力 所在。 参考文献: [1]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15. [2]胡　适.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828. [3]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圣谕//永　瑢, 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魏　征,等.隋书:许善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1427. [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217-218. [6]王国强.明代目录学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85. [7]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108. [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成都:巴蜀书社,1991:8. [9]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 [10]傅荣贤.《汉书·艺文志》中的齐学和鲁学.图书馆杂志, 2003(12):68-71. [11]周彦文.中国目录学理论·自序.台北:学生书局,1995. [12]杜定友.校雠新义:序.北京:中华书局,1930. 〔作者简介〕 傅荣贤,男,1966年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