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_文化因素_

【摘 要】 中日两国复交谈判时,田中角荣的一句“添了麻烦”,曾引起激烈争论;在6年后缔结《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又因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而互不相让。中日两国外交方面的分岐,除了“政治因 素”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中日两国在“名誉”与“等级”方面的不同文化取向,成为以上争论及中日之 间主要分岐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耻感文化 等级观念 文化因素 中日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在两国政府共同努力 下,在拥护中日友好的两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两 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取得很大 发展,成为世界上较为稳定的国家关系之一。然而, 作为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作为 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目前的中日关系现 状,与我们的期望还相去甚远。特别是进入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摩擦和争论日趋严重,为中 日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的这些摩擦 和争论,早在中日复交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时就已初露端倪。其中,除了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也 是一个很重要原因。正如入江昭教授所指出的那 样:“不论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们,都有其特有的国 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 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组织。因为这种国家的关 系是外交关系,其中理所当然地含有文化成分。也 可以说,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①本 文拟从文化的层面探究中日关系中产生摩擦的深 层原因,意在提醒人们注意,要使中日关系更加健 康地发展,政治上加强合作之外,文化方面的交流 与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耻感文化”与“添了麻烦” 1972年9月,中日两国领导人为谋求邦交正常 化,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虽然会谈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会谈并不轻 松。双方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废除“日台条约”问题 以及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不仅在会谈中,而且在会 谈外的活动中,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其中,由 田中角荣一句“添了麻烦”的道歉引发的争论,在两 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几十年后仍被常常提及。 9月25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田中一行 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周恩来致欢迎辞之后,田中面 对600多位中日双方宾客致辞说:“在过去的几十年 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 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 之意。”②应当说,田中在这个答谢辞中对过去那场 侵略战争的反省还是比较深刻的,态度也可以说是 诚恳的。但是其中一句“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 的麻烦”,绝大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中方宾客对田中 把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说成 是“添了麻烦”,表示不满和遗憾。这句话在稍后进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张耀武 大连外国语学院 日本研究·2007年第3期 文化研究· 82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 “文化因素”· 日本研究·2007年第3期 行的复交谈判中也多次引起争论。 翌日,周恩来会见田中时严肃地指出:“由于战 争的原因,几百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日本所受的 损失也是很大的。田中首相所讲‘对过去的不幸事 件进行反省’,这种观点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 田中首相所讲的‘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这句话,引 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因为在中国,‘添了麻烦’只 用于很小的事情。”③ 后来,经过中日双方多次争辩、 协商,反复推敲,那段话写入《中日联合声明》时变 成: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 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就这样,因“添了麻烦”引起的“吵架”以日方让 步而解决了。但其后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 争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认为,其中原因,除了 政治因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几十年来, 日本人之所以没能够像德国人那样,对自己所犯的 历史罪行进行由衷的、令人信服的反省和忏悔,是 因其有一种特殊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人 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的,是相对于欧美社会的 “罪感文化”而言。受“耻感文化”影响的日本人的道 德观有许多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缺乏 恒定的是非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和名誉胜于正义。在这一点上,中 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面对是非、正谬,非常敏 感,且决不混淆。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 响深远,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即正义、善行。它 与罪恶、丑陋是冰炭不容。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意 识,成为多年来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各执己见, 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若想消除中日之间这一分 歧,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有必要对两 个民族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心理进行具体分 析。 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 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 坏。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 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 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 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 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 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行 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 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 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 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④她还说,缺 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可以使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 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 方式。”⑤值得注意的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其核心思 想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 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仁”的思想;而日 本儒学作为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 精神。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 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 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 “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 义,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 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⑥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 心道德,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 日本人很重视“保全名誉”,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 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 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以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 会“成名”或成“神”。 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 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 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 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不认为那是 一场非正义之战,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 “事 业”。日本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使日本人不愿对那 场侵略战争作真心忏悔,倒是试图尽快将其忘却。 但中国人却不能在对待那场战争的问题上丢掉是 非原则,更不能忘记那场战争带给自己民族的深重 灾难。因此,中日复交谈判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才会 对田中角荣那一句“添了麻烦”表现强烈不满,认为 它没有体现出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和 83 日本研究·2007年第3期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 “文化因素”· 对中国人民的忏悔之情。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 中,是非观念非常明确,而且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 步。因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必须 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而且对日本政 府批准出版篡改侵略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日 本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为 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也坚持坚决斗争、毫不妥协 的原则。田中角荣之所以对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 国人民只轻描淡写说一句:“添了麻烦”;多年来日 本屡次出现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 史教科书问题,为侵略历史翻案,很大程度上,是受 日本国民“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把名誉看得比 正义、善行更为重要”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 在当今的日本国内,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 既然战争已经过去多年,就不该一直“揪住不放”。 中国等亚洲国家不断“敲打”日本,是为了得到日本 的经济援助。他们认为,日本国民应当尽快忘掉那 场战争。日本政府若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并 对中国等亚洲国家“谢罪”,是一种民族自虐行为, 是日本民族的耻辱。一部分日本政府内阁成员甚至 首相,明知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却还要去参拜靖 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日本国民的这 种“民族荣誉感”,为自己竞选拉选票。 总之,日本的“耻感文化”带有“缺乏恒定的是 非标准”和“荣誉重于正义”的特点,使得日本人对 那场侵略战争不仅不从内心深处做深刻的反省,反 而试图尽快将其忘掉;中国人是非观念明确,原则 性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毫不妥协,要求日本作真 正的反省,并保证不再犯同样错误。两国在历史认 识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交锋,由于以本民族传统文化 意识作背景,短时期内是不会偃旗息鼓的。 二、“等级观念”与“反霸条款”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标志两国关系从 此走上了睦邻友好的健康发展道路。两国恢复邦交 后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曾对该条 约的签订发表过看法:“真下决心,一分钟就可以达 成协议。”⑦然而,就是这个“一分钟就可以达成”的 协议,从1974年9月中方向日方提出建议,到条约正 式签订、换文,经过了长达4年的交涉过程。 缔约谈判中,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成为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其原因是 “苏联因素”。当时,中苏关系处于对抗状态,苏联忌 惮中日联合抗苏,因而极力反对中日缔约。1975年2 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约见日本驻苏大使,声称条 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反苏。⑧在中日两国进行缔 约谈判期间,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谈话,称中日 两国签订条约是“针对苏联”,扬言如果中日间缔结 条约,“苏联将改变对日政策”,要日本对其后果“承 担严重责任”。 当时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虽欲缔结中日和约, 但又不愿过分得罪苏联,为此,日方试图把“反霸” 条款解释成如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那 样的普遍原则,并派议员访华,试探中方态度。由于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明不称霸和反霸 的内容,中方批评日方不肯将反霸内容以条约形式 从法律上确定下来的做法,没有体现《中日联合声 明》的精神,是一种倒退。 三木内阁没能完成中日缔约的任务就结束了 任期。这一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到福田内阁肩头。促 使福田内阁下决心的,除了日本国内的缔约呼声日 益高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美国态度。1978 年4月,福田首相和园田外相访美时,美国国务卿万 斯表示,“中苏铁板一块对世界是威胁”,“美日欧要 一起帮助中国”。卡特总统也敦促福田首相:“希望 更积极地推进(与中国签约)”。同年5月,卡特政府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后顺访东京,对 福田明确表示:“美国不反对在条约中加进反霸条 款,希望迅速缔约。”⑨ 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说对日本政府下决心签 约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布热津斯基访日后,日 方立即建议在北京恢复缔约谈判。尔后中日双方经 过14轮会谈,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签订了《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条约第二条中,有关反对霸权的内容 是这样表述的:“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 84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 “文化因素”· 日本研究·2007年第3期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 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与 中日复交时双方围绕“添了麻烦”的争论一样,这次 缔约谈判中围绕“反霸条款”的争论,除了政治因素 外,也有传统文化的因素。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在 “等级观念”上的不同取向,也是这次争论的主要原 因之一。 “等级观念”与“耻感文化”一样,是日本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的基础。本尼迪克特认 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⑩可以说, “等级观念”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首先,在家庭层面,“等级观念”表现为:作为家 长的父亲与一般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关 系,父亲在家庭内拥有绝对权威;长子与非长子之 间也有明确的等级差异,长子拥有继承家产的特 权;此外,男女家庭成员之间也有等级差别。这种家 庭内的等级关系,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等级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基 础。因为“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其家庭内部养成等 级制度的习惯,然后再把他学到的东西用于经济和 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 其次,是阶级层面。近代以前,日本的等级制度 非常严格,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各个等级集 团之间不得通婚,个人身份世袭。每个等级均有固 定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顶端, 有一个“万世一系”的皇族阶层,“金字塔”的底端还 有一个“贱民”阶层,叫作“秽多”。日本的等级制度 在德川幕府时代登峰造极,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其 身份而有着严格的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 再次,国家层面。日本人也用等级观点看待世 界各民族的关系,可谓“等级观念”在国家关系上的 一种折射。日本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支配小 国,小国服从大国,是合理的。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 个用国际等级制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 守本分”。 以上是“等级观念”表现比较突出的三个层面。 虽然等级作为一种制度在当今日本社会已经消失, 但等级制度培养起来的等级意识却很难消除。由其 形成的观念,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行为的一种“模 式”。它隐藏在人的行为和社会集团背后,不易察 觉。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承认等级制度的 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她预言: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 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 对等级的信仰和观念。”"&$战后60多年来日本社会的 发展变化证明,日本人对等级的信仰依旧根深蒂 固,等级制度仍是我们理解当今日本人和日本社会 集团的关键。 日本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较注重双方的地位 排列及与之相应的礼仪。如果他发现你确实有学 问、有本事,他会真心诚意地尊敬和崇拜你。反之, 他也会要求你对他报以足够的敬畏。日本人的这种 民族意识,造就了他们循规蹈矩、媚上傲下、对弱者 缺乏同情心、对强者盲目崇拜的性格。 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注重平等相处。中国人的 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意识,他们往往同情 弱者,而对于来自上级权势者的压力,一般采取抵 抗或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易接受由于性别、年龄、能 力带来的差别,具有较强的“平均主义”意识,所谓 “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对这种意识的概括。 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按实力 排序,对次序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态度。他们认 为,弱者服从强者,强者支配弱者实属天经地义。纵 观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史,我们发现,在不同历史 时期,日本总是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当时实力 最强者结盟,并对它们俯首帖耳。一战时期的“日英 同盟”,二战时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战后的“日美 同盟”,就是日本人这种“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 强者”意识在外交方面的最好体现。 中国人在外交方面体现了明显的非等级主义、 非权威主义的认识取向。因为儒家思想所设计的国 际关系图式,不是一个等级金字塔,而是一个平面 图式,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习惯于用家庭中的非 等级主义观念来对待世界各国,认为正像家庭中兄 弟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样,世界上的各民族、 各国家也不应有等级之分。虽然中国人也承认世界 上的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而且还提出了“三个世 85 日本研究·2007年第3期 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 “文化因素”· 界”的理论,但中国人不能接受那种“一两个大国对 其他国家指手划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提出“三个 世界”理论,正是为了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 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最终实现各国 平等对话的世界秩序。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是 出于这个原因,中美之间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斗争,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人无法接受美国的霸权 主义行为。可以说,中国一贯坚持“反对霸权”、“国 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绝非外交辞 令,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讲, 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强大起来的中华民族会对他国 指手划脚,充当世界的“老大”。 以上中日两国在等级观念上的文化心理差异, 在中日两国缔约谈判中,反映为坚持或反对将“反 霸条款”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提出将“反 霸条款”写入条约,就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这反映了中国人“国家不 分大小,一律平等”理念;日本反对将“反霸条款”写 入条约,主要是慑于苏联的“权威”,同时它也担心 因此得罪美国。因为尽管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 主要目的是针对苏联,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口径 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就给 人一种“反霸=反美苏”的印象。日本人认为,在当时 世界上,美苏两国是“超级大国”,是世界事务中的 绝对“权威”,它们的意志难以违背。不过,在日本人 心目中,美国是西方阵营的“老大”,它是日本的“直 接上司”,日本更应听从美国。所以,后来在美国示 意下,日本最终同意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 结 语 应当指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首先是当事国 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反映。同时,很大程度上也 要受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影响。本文以日本文化 中的“耻感文化”与“等级观念”为视角,以中日恢复 邦交和缔约谈判时的分岐为线索,探讨了中日两种 文化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目的决非抹杀中日关 系中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想的作用,更无为日本人否 认侵略历史、拒不道歉的行为开脱的意图。笔者只 是想通过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中日两个民族不同文化心理,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中 日关系中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其中有着很深的文 化背景。中日都是东亚国家,在文化传统上又有着 悠久的交往历史,这就往往使我们以自己的思维观 念去理解日本民族。其实,“虽然日本传统文化中多 数是从中国传入,但他们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国 文化,(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异型的文化。因此, 人们突出地感觉中国和日本是近而远的国家。”!"#许 多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德国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 历史上所犯的罪行,并作出诚恳的道歉?而日本人 却要对明明白白的侵略历史百般抵赖、死不认帐?” “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不顾亚洲各国的反对,多次 参拜靖国神社?”本文或许能对思考这些问题有所 裨益。 注释: ① 入江昭:《文化与外交》,载于《外交论坛》月刊,2000 年第4期。 ② 霞山会编:《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 1998年,第422页。 ③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纪 录———田中首相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纪录》,(1972年9月25 日—28日),第5页。 ④⑤⑩!*+!,#!-# R·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明等译:《菊花与 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 167、19、47、40、19页。 ⑥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先进技术与日本式 的心情》,日本TBS布列塔尼卡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⑦ 孙平化:《我的履历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第99页。 ⑧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第76页。 ⑨ 冯昭奎:《对话:北京和东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版,第87页。 !"+ 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页。 (责任编辑 吴占军)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