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芥川龙之介《手帕》的一点思索-精品文档资料对芥川龙之介《手帕》的一点思索《手帕》（又译《手巾》、《手绢》）是芥川龙之介于大正五年（1916）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一篇以新渡户稻造为原型的小说，一直以来，芥川借此文调侃和嘲讽新渡户稻造心心念念想要维护的武士道精神的结论似乎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仍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对芥川龙之介本人的性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手帕》一文从长谷川谨造先生看斯特林堡的《编剧法》开篇，特意安排他每读完一章，必然瞥上一眼“岐阜灯笼”，想起他的美国太太和她的“日本情趣”。文中已明确提到灯笼代表了日本文明，也不难理解太太所代表的是西方文明，甚至代表的是西方文明对日本文明的赞同和欣赏。文章前半段的描述中，长谷川谨造一直在思考和忧虑的是寻找消除日本近五十年来精神“堕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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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代日本思潮找出依归”，也忧心于“欧美各国民众同日本国民的相互理解”。在他看来，除“武士道”外别无他法――这与新渡户稻造撰写《武士道》[1]一书的本意是相符的（其创作目的可从此书序言中窥知一二）。应该说这样的疑惑和忧虑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少见，芥川自己也一定有这样的困扰和疑虑。明治末期到大正末年，是日本由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变的年代，是东西方文明急剧碰撞的时期，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上升，而在日俄战争中的获胜，标志着日本迈入强国之列。政治上的强势势必使得日本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东、西方文明对比[2]，明治维新时期的“全盘西化”，到了这个时候开始反思和怀疑。不仅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而产生的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同时也为了获得西方世界更多的认同，日本各界人士开始寻找能够联结东西方的中介点――冈仓天心选择了茶道，新渡户稻造选择了“武士道”。但很明显的是，无论是冈仓天心还是新渡户稻造都对本国的文化进行了辩护和美化，以取得西方世界的理解和好感、推出本国文明。正是这一点，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蔑视和否定。文中西山夫人表面平静，面带笑容，双手却在桌底下几乎将手帕撕裂。长谷川谨造在目睹这一幕时，既是“敬畏”的，也是“满足”的。敬畏的是这位母亲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和坚韧性，满足的是他自己对于国民仍然保持了传统精神的赞许，因此“在这幸福的回想沉溺”。戏剧性的是，先生随便落在书页上所看到的却刚好是手帕的故事，被称作“双重演技”、“作派”。芥川这样的处理，个人认为并不仅仅是为了嘲讽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精神的挫败，更是他自己对于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撞时两者无法相容的疑惑和焦虑的体现。他借长谷川谨造的思考和心理活动问出了自己心中长期以来的、甚至是整个时代的人想要明白的迷惑：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真的可以不起冲突吗？这样的平衡可以找到吗？将日本文化硬与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类比（如武士道与基督教精神）真的没有问题吗？日本人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吸收如何树立一种新的精神？这会是武士道吗？从芥川《手帕》一文来看，他对新渡户稻造以维护的心态极力推崇“改造后”的武士道确实有否定和嘲讽之意，甚至批判了日本武士道对人性的压抑。文中西山君的母亲尽管在桌底下双手紧攥手帕，几乎将手帕撕裂，但仍强忍心中悲痛，维持表面上的平静与微笑，符合日本文化中的“极端地对义务的回报和强烈的自制精神”[3]，被长谷川谨造称赞为“日本女武士道”。但这种表现是不符合人的性情的本真流露的，明明在“用全身哭泣”表面却不动声色，仅仅习惯性地屈从于传统道德，却忽略了“我”――这种自由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是芥川龙之介在《明日的道德》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今日的道德”的表现之一。芥川认为“坦然地亮出自己的弱点”是“今日道德”的时代与“昨日道德”的不同之处，甚至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承认卑鄙的存在。但除了讽刺之意，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悲哀和无奈亦不可忽视。“先生不悦地摇了两三下头，又抬起眼睛，开始定定注释绘有秋草图案的岐阜灯笼的光亮……”[4]，先生的此种情状也是芥川心中的迷茫，他即使认为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并非是他所肯定的日本文化的精神和拯救近代日本人性堕落的最佳方法，但是却无法找到一个更为正确和有效的选择。这样的两难在文章中隐隐可见。经过以上的分析，可见芥川龙之介在《手帕》中寄托了很多深层次的思考，而非单单从表面上对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加以嘲?S。他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关注、对日本人民道德价值观念的关切可见一斑，对自己的审视和对人性的观察、刻画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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