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参考78

文化参考78 出版日期：2003年11月20日　 星期四 本期目录 1.赵诚：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2.乐爱国：再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 3.乐爱国：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 4.刘水龙：蒙古高原史 5.张旭东：文化认同与学者的使命 更多文章 赵诚：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读《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所思 　　2001年9月岳麓书社推出近代名人幕府从书，雒春普《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幸得与焉。民国时期，晋没有通都大邑，又受山川阻隔，交通颇为不便，可谓闭塞之地。阎锡山执政晋省近四十年，期间能使晋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一定聚集了相当的人才。笔者作为晋人，阎锡山的传记读过几本，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但从他周围人才群体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为人、处事和作为，这本书是第一本。其次，近年大陆关于阎锡山的评传只涉及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未能使人洞悉他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也未能更多地了解他与人共事的相处之道。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这方面的缺遗。 　　阎锡山作为近现代历史上一个著名政治人物，多年来用一种政治图谱的色彩来描述他。这本书在对阎锡山的描述上，多少有些跳出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的迷雾，本色还原的味道。相信作者今后在这方面会更自觉。 　　阎锡山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除去国共之争不论，在其执政期间，山西省从传统的封闭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阎锡山的积极历史作用，可圈可点。其中建立义务教育，兴办各种现代社会需要的学校，提倡植树，发展公路（阎在美国红十字会和华义赈会的协助下，1929年在山西修通了1000多公里的公路）、铁路，电讯，建立钢厂、化工厂，组建军事工业，大力发展实业，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政建设，军队屯垦，广泛建立各种社群组织对民众进行国家现代化动员，这些努力都是当时社会所急需，而且多数都是卓有成效的。1936年11月阎领导下的晋绥军绥远抗日战役大捷，全国士气，为之一振，功不可没。西安事变时，主张和平解决，全国瞩目，符合当时中国的大局需求。抗日战争开始后，曾亲临前线布防，在忻口等地组织战役阻击日寇，青史可鉴。在平型关和忻口战役中，率先开始了国共军事合作的共同抗日之路，引进薄一波等共产党革命青年组织牺盟会动员山西民众抗战，帮助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重大举措，是有诚意的。 　　顺便插一句。很多后人说阎锡山修铁路用窄轨是为了闭关自守。这种指责或许有非学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可能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首先，山西的第一条铁路正太路就是窄轨铁路，是清朝末造，法国人修的。1903年开工，1907年10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全线竣工通车。这条路用得是法国一米窄轨，当时盛宣怀曾反对用窄轨，但可能与这段穿行于太行山崇山峻岭之间的路基、施工技术难度、投资都有关系，最终还是修成窄轨。这条路由法国企业联合公司管理，运费极高，使山西经这条路运出的煤炭，价格昂贵到极不合理的程度，山西煤炭工业无法发展。1932年，这条路归南京政府管理后，在沿用法国人高运价上，还拒绝沿用长距离运输减价的惯例。致使从山西矿井上卖价每吨二元五角二分的煤炭，经这条铁路到了汉口等城市时，每吨价格涨到十八至三十元，是国内平均价格四元六角一分的三点九到六点五倍。这些和阎锡山根本无关系。正因此，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所以阎力排官绅一辞"工程浩大，花钱太多"的众议，坚持修同蒲铁路，把山西的煤、粮等商品送出去。但苦于资金有限，要节约成本，才从德国购进了一公尺14.5公斤的窄轨，相应枕木、隧道、桥梁、路基、火车头、车厢都便宜，枕木和部分运货车厢可自行生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适用和节约的工程要求。当时为了节约资金，信号设施、道闸起动都是以手工操作代替气刹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一省之力，修成一条纵贯全省的862公里的铁路实为奇迹。这条铁路总造价1650万元，是标轨铁路造价20%，当时，阎向中央政府承诺，"将来拆除窄轨，由铁道部改修宽轨"。而且据1936年11月28日《中国周报》记载，阎当时在黄河上修了一条铁路桥，把同浦铁路与陇海路联系起来。这座铁路桥可能抗战时被炸了，当代人鲜有知者。同浦铁路的运价当时在全国是较便宜的，迫使正太路也向下调价。但铁路运营利润颇丰，最初，在太原到介休段通车后，年利润就到了百万元，为进一步发展山西省的铁路奠定了资金基础，可惜日寇的入侵，使这一切发展的希望都花为泡影。（美·唐纳德·G·季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P180-183页） 　　阎锡山掌晋时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颇为特殊的时期。辛亥革命后，正值传统的皇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初期。与民主政治相配套的民主政治文化、强大民间社会即民间的自组织化力量，还未发育成长。也没有发育出联系密切的全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层的政治文化认同和军队这个组织化力量成了全国社会整合的最主要的纽带。传统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皇权。在皇权已式微，而民主的政治文化刚刚萌芽，它需要全社会精英层精心呵护方能成长之时，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开了破坏民主政治的恶劣先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依靠法治还是依靠武装斗争的历史关头，选择了后者。从此精英层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分裂。转入专制与民主、帝国与民国、党治与法治、训政与宪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投票箱里出政权的长期对峙中。皇权已逝，民权不张，精英层对政治文化认同分裂，民间力量未能很好成长，也只能由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部分传统价值观惟系的文化上的认同，填补这一特殊的社会转轨时，社会的凝聚力或说"整合力量"的真空。当时中国只有握有军事力量的政治力量才能统领一地，社会形势使然也。被称为"军阀"的阎锡山，事实上是以权威主义军事强人面貌出现的政治人物，他必须放到这一历史环境中去理解。 　　从本书所披露的阎锡山与赵戴文各类通讯文稿，关于思想文化的讨论，可看出，这两位早年留日的革命家，不但都有使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追求，有民主进步的理念，也有传统文化对他们人生态度的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阎锡山在丧父守制时，两人关于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这三问题的讨论，可见出他们都有相当有儒学修养。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戴文不但儒学修养高深，而且对佛学亦有极深的理解。这些学养都化在他的做人做事，人生态度上。做事以国家大局为重，做人正直清廉，淡泊名利。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所录多年来从未面世的，赵戴文1943年9月临终时《希望世界和平之遗言》，对今后世界局势、人类社会走向和国家大政的方向，表现出的深刻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如"此次战后全世界各国必将重建国际联盟，组织公共政府……""观察世界将来，盗主时代行且过去，民主时代即将来临，所谓民主时代即由小康入大同之阶段也。"他主张土地改革，清除贪污弊政，"小康时期阶级未泯，国之贫富亦不相同，生活水准虽难齐一，惟执政人士，务当豪奢必戒，贪污必除"。这些话出在43年9月，二战还在进行时，其眼界和精神境界不须多言。阎赵这两位早期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尽管都认同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但在相处上，甚至在主观意识上也认同了潜在的君臣关系。这可理解为从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从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过渡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赵在重大问题，对阎能犯颜直谏，更与老友能共患难。居高官一至保持清贫书生本色。这本书中再现了一个场境：1942年抗战最困难的时期，76岁的省主席赵戴文银髯飘飘，在吉县克难坡给山西省政府军政人员讲经，讲忠义之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最后在吕梁山麓，黄河岸边，六百人高声朗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声震云霄。至今让人感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走向现代社会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从自己传统文化中迸发出的一种悲壮的回肠荡气。 　　阎锡山个人生活检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在当时多数地方实力派损公肥私的时代，阎锡山廉洁奉公，在当时实属难能。而这样的操守，作为一个政治家，必然有一定的理想追求。本书记载了后来代表中国参加盟国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受降签字的徐永昌将军，在1932年与对中原大战仍心存芥蒂的蒋介石一段对话颇能说明问题。"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他肯花钱于公家这一点上看，阎亦是比较很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自己家里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来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P150-----151页） 　　阎锡山周围能团结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阎想干一番事业，才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阎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不可能与很多人能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是他们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的惟系。 　　这本书不但介绍了阎锡山聚集的政治军事人才，特别介绍了他依重的金融、商业经营、工业生产，科技研发等方面的一时之彦。其中实业干才徐一清，与阎锡山关于银行、民间资本和工商业关系的对话，反映出徐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接近达到前两年在中国出版了《资本的秘密》一书的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对资本的理解。徐在回答阎"办实业既然有利，那银行为什么不自己办实业呢？"时，说"银行自己办实业，银行可有多少资本！还是老百姓比银行的钱多。我们要想办法，让老百姓看到办实业既有利又可靠，他们就会把箱子里的钱拿出来。这样社会上钱就多了。钱这种东西，放在箱子里就是死宝，在社会上流通就变成活宝了。"（P298）而索托认为"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成功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产。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巨大无比，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自1945年以来所接受的全部外援的40倍"问题是让这些"僵化的资本"有能够有证明自己产权的表述权，方可进行投资。（《资本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7页）而徐当时已看到民间有巨大的资本，而且要"想办法"让他们投资。变死宝为活宝。这真让当今还不断地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还喊着大干市场经济的国人汗颜。 　　抛开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选择中国发展模式上不同道路的政治分岐，阎锡山最为当代史家所诟病的举措是，1930年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在阎个人政治生涯中的确为一大败笔。在连年战争后，国家需要养元时，为了政争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确不足为取。但史家应以史迁为模，摒弃用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描述复杂的历史，也不宜落入以成败论英雄的俗套。过去蒋氏国民党讲到这段历史时以成王败寇的笔法冠之消灭"新军阀"，大陆称之为军阀混战，只谈利益之争，不谈理念分岐。实际上，从1927年到1931年，特别是1929年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三大"后，到1931年宁粤战争，国民党内反蒋的斗争是在反独裁的民主旗帜下进行的。当时除了政军界反蒋，知识界领袖胡适在1929年蒋颁发训政"约法"后，发表了"人权与约法"重要文章，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训政，指出人权、宪政、多党政治、法治才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之道。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原大战，阎个人的政治抱负、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关于为政方略的缓急之分，及当时中央与地方的非蒋派系对蒋政治上专制独裁的不满，都是原因。战败并非失败一方的政治诉求不包含合理性。这本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仍有很多可深入之处。 　　访美归来的一些学者著文感慨，美国人因打了一场兄弟相残的内战，至今还在伤痛和反省。而中国的内战，史不绝书，每次骨肉相残之后，还向对手身上泼上大量的污水、涂料，再进行彼此精神活动的二次相残，让真相在历史的尘封中面目全非。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随着这段历史的远去，希望人们会更客观地释读这段历史。 　　2002年5月12日 于太原 　　2002年5月23日凌晨修改 　　发表于《博览群书》2002年第七期 　　 回到目录 乐爱国：再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 　　再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古代天文知识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整理过的典籍，主要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并称"六经"。除《乐经》亡失外，现存的"五经"是否就是经孔子整理编定后所留下来的，这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汉代被立为儒家经典的典籍中有不少篇章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天文知识。 　　《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1]关于《夏小正》的来历，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这就是《夏小正》。另外，《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一般认为，现存的《夏小正》有经、传之分，其中的经是孔子编订过的。《夏小正》该书按照一年中月份的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涉及天文、气象、动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天文方面，《夏小正》记载：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九月，"内火"，"辰系于日"；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等。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一般认为，现存的《诗经》基本上是经孔子删汰选编而成的。重要的是，《诗经》有不少诗篇包含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涉及物候知识、动植物知识、地学知识、天文知识等。在天文方面，《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已经提到作为古代天球坐标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火（心）、箕、斗、定（室、壁）、昂、毕、参、牛、女等，还有天汉（银河）的记载。[2]尤为重要的是，《诗经》中还记述有日食现象，《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是古代文献所记述的最早的一次日食。当然，《诗经》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科技著作，至多只是涉及科技知识；而且，孔子整理《诗经》肯定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科技知识。但是，要很好的整理编定这样一部包含丰富古代科技知识的作品，孔子本人不可能不具备一定的（在当时属相当高水平的）科技知识，而且，在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整理时，势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天圆》记述了孔子的弟子曾子与学生讨论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问题。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枣庄附近）人。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学生。他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忠恕"[3]；他还提出"吾日三省吾身"[4]的修养论；尤其是，他以"孝"而著称，相传得孔子的孝道之正传，作《孝经》，与《论语》及"五经"并称"七经"，在儒家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时，曾子又是孔子之后对科技最感兴趣的孔门弟子。科技史家李约瑟就曾经说过，孔子的门徒曾子及其弟子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端的兴趣，比儒家任何其他派别都大"[5]。这个评价应当是有根据的。曾子在宇宙论上提出过许多见解，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述，曾子的学生问："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回答说："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不揜也。"在这里，曾子对以往的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结构提出了责难和怀疑。中国古人的天圆地方的概念很早就已出现；相传是伏牺氏提出来的，并经殷商传至周公；其主要观点是，"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天圆地方的概念受到了怀疑，这应当是科学的一大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以往的盖天说得到了修正，而且还产生出早期的浑天说和宣夜说，并且都在汉代形成为较成熟的宇宙结构理论。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曾子还说："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载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曾子认为，圣人应当依照日月运行规律，观测星辰的运行，推演四季天象的变化，制定历法，同时要制定音律，并且通过历法和音律的阴阳相互协调，以治理天下。 　　《尚书》是否经孔子编定，至今仍有争议。在汉代，有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八篇）；另相传有古文《尚书》，但在汉代之后，古文《尚书》失传。东晋时，又出现伪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文《尚书》中，《尧典》为独立一篇；伪古文《尚书》则把《尧典》的下半篇分出，并加28字，为《舜典》。关于《尧典》的成书年代，至今尚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尧典》为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纪录，并经后人，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补订而成。《尧典》中有一段记载，叙述了帝尧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其中说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段叙述的意思是，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告知百姓。具体的做法就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说，昼夜等长的时候，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即为仲春或春分；白昼最长的时候，见到大火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夏或夏至；昼夜又等长到时候，见到虚星升到中天，即为仲秋或秋分；白昼最短的时候，见到昴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冬或冬至。对于《尧典》的这一段叙述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意义，李约瑟曾给与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宪章"[6]。《尧典》还说，舜继位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这里的"七政"指日月五星；"璿玑玉衡"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谓北斗七星，一谓天文观测仪器。但无论如何，这两种解释都说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包含着天文学的内容。从《尧典》所叙述的内容看，其所涉及的天文知识似乎只是属于尧舜时期；但事实上，这些天文知识也是战国时期甚至直至后来的汉代依然还在运用的科学知识，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科学水平。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儒家编撰的《尧典》所涉及的天文知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关于《礼记》中的《月令》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与《吕氏春秋》的关系。由于《月令》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相似，所以，一则认为，《月令》据《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增删而成，所以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一则认为，《吕氏春秋》袭用《月令》而成"十二纪"，所以《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李约瑟也认为《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7]从科技的角度看，《月令》包含丰富的天文知识、物候知识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与《夏小正》相类似，《月令》也是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的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分别作了记述。就天文方面而言，《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正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四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五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七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八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嘴觿中"；季秋之月（九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十一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十二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儒家经典中的《周礼》也包含着丰富的天文知识。《周礼》有6篇，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该书综合了周王室和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官制，也涉及天文知识。比如，在论及地官司徒的职责时，《周礼》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又比如，春官宗伯属下的"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明显是具备天文知识的人。 　　《周礼》中《冬官司空》，早已亡佚，于是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成书年代迄今能有争议。一般认为，《考工记》为春秋时期齐国官书，纪录了齐国官府制定的有关手工业生产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和制度。《考工记》对各种手工技术规范作了详细的叙述，涉及马车及其各个部件的制作、青铜器物的原料配比和制作、皮革及其制品的制作工艺、染色工艺、练丝工艺、各种玉器的形状与规格、石磬各部分的比例要求、各种矢的制作技术、各种容器的容量和尺寸大小、乐器支架的造型与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饮用器具的制作、箭靶的规格、各种兵器的制作、建造城邑的规范、沟洫的修筑技术以及弓的制作工艺，等等。还包含了天文知识。其中说道："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8] 　　一般说来，儒家不是专门从事科技研究的科学家，儒家经典也不是专门的科技著作。然而，儒家总是积极地融合科技，吸收科技成果，把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包括天文知识，融于儒家经典之中。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儒家经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冬官考工记》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其中也包含天文知识；这些科技著作作为儒家经典与其它儒家经典一起世代流传，不能不说是儒家对于古代科技发展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还有其它一些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周礼》等也包含了古代天文知识。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天文知识，而且这些天文知识还是古代天文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天文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这些儒家经典中的天文知识一直是后来科学家研究天文所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和天文资料。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编制《大明历》。祖冲之曾说自己在编制《大明历》的过程中，"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9]]，并且研读了包括汉儒刘歆、郑玄在内的许多学者有关历算方面的著述。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冲之将所编制的《大明历》上表给孝武帝，并说："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年》薄蚀，……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他还说，他的历法有两大改变，其一，提出每391年设置144个闰月；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接着，祖冲之还论述了他的历法的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10]。对于祖冲之的《大明历》，朝廷重臣戴法兴大肆责难。祖冲之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其中还就《诗经》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11]由此可见，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是把《春秋》、《尚书·尧典》、《周易》、《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文学的内容当作重要的研究资料和依据。 　　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天文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实际上又是古代科学家研究天文学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资料，这些事实很可以成为李约瑟所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12]的佐证。 　　注释： 　　-------------------------------------------------------------------------------- 　　 　　[1]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2] 参见夏纬瑛等：《〈诗经〉中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和技术》，载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论语·里仁》。 　　[4] 《论语·学而》。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 　　[7] 李约瑟说："一般认为，《月令》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东西，而它的确也不可能再晚，因为《吕氏春秋》是在公元前240年或239年成书的；……能田忠亮（日本学者，著《〈礼记·月令〉天文考》--笔者注）曾根据《月令》所提供的星象进行计算，认为《月令》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20年前后，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820年，最迟不会迟于公元前420年。这样看来，它很可能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东西。"（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59页） 　　[8] 《考工记·辀人》。 　　[9] 《宋书·律历志下》。 　　[10] 《南齐书·祖冲之传》。 　　[11] 参见《宋书·律历志下》。 　　[1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第2页 回到目录 乐爱国：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儒家之学 　　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非常重视道家、道教对于古代科技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曾经说过："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1]"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2]然而，李约瑟也充分肯定儒家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他甚至明确指出："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3]笔者以汉代儒家对天文历法的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4]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5]；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6]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7]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8]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9]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10]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11]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12]。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13]。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14]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15]。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4]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5]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6]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7] 扬雄：《法言·君子篇》。 　　[8]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9]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10]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11]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12] 《续汉书·律历志中》。 　　[13]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14]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433页，注④。 　　[15] 《晋书·天文志上》。 回到目录 刘水龙：蒙古高原史 　　(一)匈奴 　　匈奴属于突厥族群(包括金山突厥、丁零、坚昆等)之一支，但匈奴王族是商朝北逃的夏桀的儿子淳维的后裔。"匈奴"即鬼方、混夷、獯鬻、荤粥、猃狁、胡等的异译。"匈奴"原义，直译成汉语为"人"，意为"天帝之子"。 　　匈奴族是"胡"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族人民发展起来的。在匈奴共同体中，有休屠、宇文、独孤、贺赖、羌渠等部。其下，还有众多氏族，如挛鞮氏、呼延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乔氏、当于氏、韩氏、栗籍氏、沮渠氏等诸姓。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人最初的中心在今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始逐步移居漠北。所属各氏族和部落，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头曼创立了匈奴帝国，统一了蒙古高原各突厥部落，与河西走廊吐火罗人、大兴安岭东胡人并立为草原大帝国。 　　东汉时期，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归顺中国，在五胡乱华中，被杀死或被汉族同化，从历史上消失。北匈奴精壮人员向西逃到欧洲，威胁日尔曼人和罗马帝国，后来逐渐衰落，与后来的柔然厌达人一起被融合成了两个民族：一部分被突厥人融合，一部分被乌拉尔民族的马扎尔人融合；残留在漠北的十余万户北匈奴人后来与鲜卑融合，逐渐失去民族特征，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二)鲜卑 　　战国时期，今大兴安岭，居住着东胡，属于蒙古族群。燕昭王时(前311-279年)东胡曾打败燕国，后来，燕国又战胜东胡，迫使东胡向北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在东胡退出来的地方设置上谷(今河北怀来县)等五郡，并修筑长城。东胡又掳掠过赵国代郡的人众，前273年赵国打败东胡，前265年赵国又一次击败东胡。 东胡势力强盛时，不断向匈奴索取人口和财物，经常与匈奴兵戈相见。匈奴冒顿单于时，乘东胡轻敌毫无准备之机，突然发动进攻，大败东胡。从此东胡势力大衰。 　　乌桓是东胡人的一支，居地在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前119年霍去病大败匈奴左贤王兵，使乌桓人从匈奴的压迫下解脱出来。汉武帝把乌桓迁徒到上谷等五郡边塞外居住，设置"护乌桓校尉"管辖乌桓各部。 东汉时，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市)仍置护乌桓校尉，并用乌桓骑兵征讨匈奴、鲜卑。 公元二世纪末期，中原地区爆发黄巾大起义，乌桓统治者蹋顿在192年统一乌桓各部。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辽阳)，得降众二十余万人。这些乌桓人被迁入内地，逐渐与汉族融合；少数留居塞外的乌桓人，很快又为鲜卑人所征服。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居地在今大兴安岭。 48年，东汉王朝采取联合鲜卑、孤立打击北匈奴的政策。从汉光武帝末年到汉明帝、汉章帝三四十年间，鲜卑一直归附汉朝。85年，鲜卑与南匈奴、丁零等族共同向北匈奴发起进攻。87年，鲜卑再次攻入匈奴腹地，大败北匈奴，占据漠北地区，开始融入了部分北匈奴人的血液。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起来。 　　150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建立牙帐，组成了"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的部落大联盟。181年擅石槐死，轲比能兴起，兼并漠南各部，再度统一鲜卑。到250年，鲜卑分裂为许多部落，其中强大的有慕容部、拓跋部、宇文部。拓跋鲜卑的祖居地在今呼伦贝尔高原，今内蒙古鄂伦春旗嘎仙洞发现的石室，就是拓跋鲜卑祭祀祖先的地方。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进入内地，建立了前燕、后燕等几个割据政权，后来拓跋鲜卑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内地的鲜卑族到隋朝时期完全被汉族同化。 　　柔然的统治核心是东胡苗裔郁久闾氏族，但大部分臣民是突厥语族各部。郁久闾氏的始祖木骨闾曾被拓跋魏抓作奴隶，后逃到乌兰察布高原，将遗留在蒙古高原而没有南下中原的鲜卑人组织起来，建立柔然政权，后来进入漠北，蒙古高原广大突厥语族各部再度被鲜卑人统治。374年，柔然进攻中亚北部的北匈奴余众后裔，迫使匈奴人向西逃窜。北匈奴人渡过顿河，打败并臣服了高加索山北麓的阿兰人。 　　402年，柔然在首领社仑时，势力强大起来，在漠北弱洛水(今蒙古土拉河)建立汗庭，社仑自称为丘豆伐可汗。柔然汗国与北魏王朝长期攻战，柔然势力被削弱。公元410年社仑为北魏所败。 　　五世纪后半叶，柔然内部连续发生被奴役部落的反抗和逃亡。敕勒族一次有十余万户西迁，脱离柔然统治，对柔然政权影响很大。此后柔然与敕勒展开了三十多年的拉锯战争。到六世纪初，役属于柔然的突厥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反抗柔然贵族的统治。552年柔然首领阿那瑰为突厥所败，柔然汗国亡。柔然的语言是东胡后裔诸语言的一种方言,但在蒙古高原突厥语世界中逐渐被同化。 　　(三)突厥 　　突厥族群同化了吐火罗人，成为黄白混血人种，仍居住在蒙古高原中西部。后来分化为四个部落：丁零、匈奴、坚昆、金山突厥。金山突厥初游牧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匈奴称霸蒙古高原时期，钠都六被推举为金山突厥首领，呐都六有十个妻子，她们所生的儿子都"以母族为姓"。讷都六死后，他的小妻所生之子阿史那继任首领。 　　金山突厥后来迁移到高昌(今吐鲁番)的博格多山。5世纪中叶，柔然进入高昌一带，金山突厥又移居阿尔泰山南麓，成为柔然的"铁工"。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与弟弟穷奇率10余万户，脱离柔然，从漠北西迁至高昌西北，自立为王。在这以后30多年间，柔然与高车副伏罗部彼此攻战，互有胜负。508年，柔然佗汗可汗伏图西征高车，被副伏罗部王弥俄突杀于今巴里坤湖。 金山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出其不意邀击铁勒，收服铁勒5万余户。土门自恃强盛，向柔然求婚，被阿那瑰拒绝，土门转向西魏求婚，西魏将长乐公主嫁给土门为妻。552年，土门破柔然，阿那瑰自杀。于是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建立起突厥汗国。 　　柔然太子庵罗辰率众投奔北齐，柔然残余部众另立阿那瑰侄铁伐为汗，后又立邓叔子为汗。553年土门死，儿子科罗继位，号乙息记可汗。科罗在位一年逝世，弟弟燕都继位，号木杆可汗。公元555年，木杆可汗出兵进攻柔然残部邓叔子，彻底灭亡了柔然。柔然残部向西逃窜，在突厥追击下一直逃到欧洲，与后来西逃的厌达人逐渐发生融合，称阿瓦尔人，公元800年被查理曼灭亡。 　　金山突厥进而占据了原由柔然统治的蒙古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又北向吞并了兄弟民族契骨(坚昆)。接着东进至辽河上游，逼契丹东移，契丹有万余家逃往高丽寄居。556年，木杆可汗和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联合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565年，土门的弟弟室点密在波斯配合之下，灭嚈哒国，进占中亚河中地区，以阿姆河与波斯分界。后来，突厥又乘波斯萨珊王朝衰落之机，南渡阿姆河，占领阿富汗。 　　突厥汗国的首都设在今哈尔(拉)和林。突厥可汗之妻的称号为可贺敦；可汗的子弟一般称为特勤。突厥的官员分为十等，叶护的地位最高，由可汗的子弟担任，往往成为可汗的继承人；其次的大官有屈律啜、阿波、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其中吐屯为突厥可汗派驻属国的代表，负监督之职。 　　572年，木杆可汗弟弟伦钵可汗继位。581年伦钵病死，乙息记可汗科罗的儿子摄图继位，为沙钵略可汗，居于哈拉和林；伦钵可汗子庵罗称第二可汗，迁居土拉河；木杆可汗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居于哈拉和林西北；室点密的儿子玷厥为达头可汗，居于伊犁河流域；摄图之弟处罗侯，称突利可汗，统治奚、霫、契丹等族。 　　582年沙钵略可汗的妻子北周公主为报仇，煽动反隋，是沙钵略发兵40万入寇，卫王杨爽等在呼和浩特市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可汗杀死阿波的母亲，阿波投奔达头可汗。达头派阿波东征，阿波几次打败沙钵略，收复了自己的领地。居博格多山脉的贪汗可汗，沙钵略的堂弟地勤察，也归附阿波可汗。于是，以达头可汗为首的四支力量联合起来，公开反对沙钵略可汗，形成了独立的西突厥。从此，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 　　西突厥可汗，号称"十姓部落"，控制了中亚。640-648年间，唐朝占领了天山以北地区，并在西域设置了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等军事据点。651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叛唐，唐朝发兵平乱，于657年击灭西突厥政权。 　　在东突厥汗国内，金山突厥分布在南部，铁勒诸部则在北方。今土拉河北有仆骨、同罗、回纥、拔也古、覆罗等铁勒的大部落，其首领都有"俟斤"称号；另外还有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铁勒"诸姓"部落。契骨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在汗国的西北部。 　　颉利可汗在620年继位以后，任命次弟为延陀设，主管延陀部；步利设主管霫部(突厥的东南方)；统特勤主管胡部(来自中亚的西域胡人)，斛特勤主管斛薛部(色楞格河东)，突利可汗主管契丹、靺鞨、奚等部(都在突厥的东面)。其中，薛延陀和斛薛是铁勒的部落，在突厥族分布地区的北面。 　　585年，沙钵略可汗被西突厥达头可汗所困，又东畏契丹，向隋告急，请求寄居呼和浩特市。沙钵略依靠隋朝支援，击败西突厥的阿波可汗。587年沙钵略可汗病死，弟处罗侯继位，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即五可汗分立时东面的突利可汗，他以隋朝所赐旗鼓西征阿波可汗，生擒阿波。588年，叶护可汗西征时中箭身亡。东突厥国人拥立沙钵略的儿子雍虞闾为主，称都蓝可汗。都蓝可汗上表隋文帝请求通婚，而驻守突厥北方的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染干，也请求通婚。隋文帝于597年以宗室女为安义公主，嫁给突利可汗。 都蓝大怒，与西突厥达头可汗合兵袭击突利可汗。突利战败，部落溃散，突利可汗南逃朝见隋文帝。于是隋左仆射高熲、右仆射杨素分东西两路出击突厥，达头可汗身受重伤败逃。599年隋朝封突利可汗染干为启民可汗，在今山西省朔县筑城给启民居住，隋皇室又将宗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为妻。但是，都蓝可汗不断侵扰启民，为此，隋朝让启民可汗率部今陕西省靖边县和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之间放牧。599年，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力图兼并东突厥汗国。隋朝命启民可汗派部下分几路招抚东突厥各部。601年突厥9万人降隋。启民可汗又派遣若干使者，前往北方招抚铁勒诸部等。603年，铁勒的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10多部，背叛达头可汗，归附启民可汗；奚、霫等5部也内迁。达头部众溃散，达头可汗西奔吐谷浑，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启民可汗把达头的部众收归自己统率，并北迁苏尼特右旗，便于管理整个东突厥汗国。 　　609年，启民可汗病死，子咄吉世继位为始毕可汗。615年隋炀帝巡狩北塞，始毕可汗围攻炀帝于雁门(今山西省代县)。隋末，地方割据势力乘机崛起，始毕可汗立割据雁门的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始毕封割据朔方的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梁师都引突厥攻破陕西省定边县；占榆林的郭子和北附突厥，始毕可汗封之屋利设；其余如薛举、窦建德、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等人也先后称臣于突厥。619年始毕可汗之弟俟利弗继位，为处罗可汗，处罗复以隋义成公主为妻。620年处罗可汗死，处罗可汗弟咄苾继位，为颉利可汗，他又以义成公主为妻。 　　627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叛离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子什钵苾)与李世民结盟，突厥属部契丹也归附唐朝。这一年，突厥北边的许多属部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都归薛延陀，共同推举其俟斤夷男为薛延陀可汗，唐太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630年，李靖夜袭定襄，破突厥军；李世勣大破突厥军于呼和浩特市。颉利可汗逃至沙钵罗设苏尼失处，苏尼失擒送颉利，降唐，东突厥汗国亡。 　　降唐的突厥群众多达10余万人，唐太宗将这部分突厥人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之间。646年，漠北薛延陀可汗无道，被回纥等部攻杀，回纥等十一个铁勒部落"百余万户"内属。唐在哈拉和林置翰海都护府，统辖漠北各部督府、州；在云中(和林格尔县)置云中都护府，统辖漠南突厥各都督府、州。颉利失败以后，李靖迁突厥残部数百帐于云中，以阿史德为其首领。后来云中都护府易名为单于大都护府，瀚海都护府易名为安北大都护府。单于大都护府和安北大都护府下属的各都督府、州为"羁縻府州"，是唐朝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其辖区包括在唐帝国的版图之内。 　　679年，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反唐，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他们，部众共达数十万人。裴行俭大破突厥军于包头市，擒反叛酋长，杀突厥可汗。突厥迎颉利可汗侄伏念为新可汗，伏念向裴行俭投降被杀。682年，颉利可汗族人阿史那骨咄陆占领呼和浩特市，招集伏念亡散残部，自立为可汗。开始进攻并州和单于都护府，被薛仁贵击溃。后突厥又频繁入侵，693年骨咄禄病卒，弟默啜即位，向武则天投降，并消灭反叛唐朝的契丹军队。 　　698年默啜叛唐，武则天派狄仁杰出战。默啜又一再侵扰中原北边，707年张仁愿击败来犯的后突厥军，并趁默啜西征突骑施之机，乘虚而入，夺取漠南，在黄河北筑三座受降城，截断了后突厥南侵之路。默啜改向西域扩张，714年进攻北庭都护府，被都护郭虔瓘打败。默啜年老以后，更加昏庸暴虐，属部纷纷离散。葛逻禄降唐，原西突厥十姓部落胡禄屋部归降。716年默啜北征九姓铁勒拔曳固部，被杀死。九姓铁勒中的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一起归附唐朝，被安置在山西省朔县。　 　　骨咄禄之子阙特勤杀死了默啜诸子，拥立哥哥默棘连为毗伽可汗。734年毗伽可汗死，儿子伊然可汗继位，不久病死，其弟继立为登利可汗。741年登利可汗被杀，骨咄自立为可汗。 742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联合攻杀骨咄叶护，推举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和葛逻禄的首领分别担任左右叶护。后突厥另立乌苏米施可汗，744年拔悉密攻杀乌苏米施可汗，后突厥立其弟白眉可汗。回纥和葛逻禄一起攻杀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南下占领突厥故地，745年骨力裴罗击杀后突厥白眉可汗。后突厥灭亡。 　　(四)回鹘 　　秦汉时代丁零主要分布在今贝加尔湖一带，后来一部分丁零人南迁，留在漠北的大部分丁零，称之为敕勒(铁勒)。由于铁勒乘高轮车，南北朝时被人们称为"高车"，袁纥为当时的高车六部之一。 　　隋代，袁纥演变为韦纥，分布在鄂尔浑河支流土拉河北，有10万人口，群众推举时健俟斤为首领。时健死后，儿子菩萨继位，韦纥易名回纥。627年，回纥、薛延陀、拔野古等部叛离东突厥。颉利可汗派侄儿欲谷设率领10万骑兵讨伐之，被菩萨打败。东突厥亡后，回纥与薛延陀两部称雄漠北。 　　回纥本身原由九个氏族组成：第一个是药罗葛，这是世袭回纥可汗家族的姓氏；二是胡咄葛；三是咄罗勿；四是貊歌息讫；五是阿勿嘀；六是葛萨；七是斛嗢素；八是药勿葛；九是奚耶勿。 以回纥为首的"九姓"部落联盟有回纥、仆固、浑、拔曳固、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 　　菩萨死后，吐迷度继任。646年，吐迷度联合仆骨、同罗等部灭亡薛延陀汗国。647年正月，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府，任命吐迷度为瀚海都督。648年吐迷度之侄乌纥与其连襟俱罗勃谋杀吐迷度。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擒斩乌纥，俱罗勃被软禁。唐太宗提拔其子婆闰继其父职。651年瑶池都督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唐时，婆闰率领5万骑兵，协助唐朝打败贺鲁，收复北庭(治所在吉木萨尔)。661年婆闰去世，侄儿比粟毒继位。680年比粟毒死，儿子独解支继位。武则天在位时，后突厥默啜势力强大，夺取铁勒故地，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南下，迁至甘州(张掖县)、凉州间。独解支死后，儿子伏帝匐继任瀚海都督。716年九姓铁勒拔曳固部人杀死默啜。漠北的回纥别部移健颉利发与拔曳固等5部归唐，被安置在山西省朔县北。719年伏帝匐死，儿子承宗继任唐瀚海都督，为甘、凉二州间铁勒南迁四部的领袖。727年承宗遭河西节度使陷害，流放广西上思县，死于当地。唐朝任命回纥人伏帝难为瀚海都督，承宗族侄瀚海司马护输为承宗报仇，伏兵袭杀河西节度使，回纥部重返漠北。745年回纥等部和唐军联合，消灭后突厥。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被唐玄宗册封为怀仁可汗，怀仁可汗南居突厥故地，立牙帐于杭爱山脉和鄂尔浑河之间。第二年，怀仁可汗攻杀后突厥最后一个君主白眉可汗，从此，回纥汗国取代了后突厥汗国。747年怀仁可汗子磨延啜继位，号葛勒可汗。 　　755年，安禄山率领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15万人发动叛乱，中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756年唐肃宗即位于灵武，派遣郭子仪部将铁勒人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发兵援助。回纥葛勒可汗派葛罗支领兵入内地，与唐兵部尚书郭子仪所部朔方军会合，杀敌3万，俘虏1万。757年葛勒可汗派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率领4000多精兵至凤翔。唐皇子李俶与叶护结为兄弟，李俶率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部众15万人，在长安附近与安禄山叛军10万进行阵地战。唐将李嗣业、仆固怀恩杀敌6万人，收复长安。李俶大军至河南灵宝，敌军15万溃退，唐军收复洛阳。759年，回纥葛勒可汗死，次子移地健继位，称牟羽可汗，其妻为仆固怀恩女。795年，回纥奉诚可汗阿啜死，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唐朝册封他为怀信可汗。王室易姓，从此回纥原来的王室药罗葛氏失势，其后裔被怀信可汗送入唐朝内地。832年，昭礼可汗为臣下所杀。839年，回纥宰相阴谋叛乱被彰信可汗杀死，另一名宰相掘罗勿联合沙陀朱邪赤心攻杀彰信可汗。这时，疫病流行，天降大雪，牲畜死亡，发生饥荒。840年，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与黠戛斯联合，出动10万骑兵进攻回纥，杀可汗和掘罗勿，回纥汗国灭亡。 　　841年靠近回纥牙帐的十三部推举乌希特勒(勤)为乌介可汗，乌介可汗向唐朝借兵谋复国，并借乌拉特前旗居住，唐武宗不许。乌介可汗怨恨，进攻大唐，受伤。846年宰相逸隐啜杀乌介于阿尔泰山，立其弟遏捻特勤为可汗。848年依附于室韦的回纥遏捻可汗，听说室韦将把他送往幽州，连夜西走，不知所终。南下投唐的回纥王子嗢没斯被封为怀化郡王，843年回纥特勤庞俱遮、阿敦宁二部，回纥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诸洛固阿跌一部，牙帐大将曹磨你等七部，共3万人，相继至幽州降唐，他们被安置于中原各地。　　 　　回纥汗国灭亡以后，回鹘人全部西迁，分成三支：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一支投葛逻禄。"投吐蕃"的一支回纥人到达了河西走廊，依附于张义潮，后来发展成为甘州回鹘。"投安西"的一支回纥，在首领庞特勤率领下至安西都护府，后来发展成为西州回鹘(高昌回鹘)，同化了当地的吐火罗人，后改称为"畏兀儿"。 "投葛逻禄"的一支回纥，后来和葛逻禄等部一起建立了黑汗(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同化了当地的雅利安人，成为维吾尔族的先民和哈萨克族的祖源之一。 金山突厥人也大部分离开蒙古高原，迁往中亚西部和小亚细亚，同化了当地的雅利安人和希腊诸印欧民族。 　　金山突厥、回鹘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6世纪东伊朗人种粟特人帮助金山突厥创制了古突厥文，有40个字母，从右向左书写，与古日耳曼人使用的卢尼文相似。后来回纥人也使用这种突厥文。唐代以前，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大半属于突厥语世界。金山突厥和回鹘草原贵族都力图加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契丹人、室韦人的统治，在契丹、室韦驻有官员。后突厥还似乎曾向兴安岭一带移民。金山突厥、回鹘势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便向室韦人打开了通向大漠南北的门户。金山突厥和回鹘对室韦人的经济文化都有影响。 　　(五)契丹 　　柔然国亡后，住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鲜卑后裔逐渐发展为契丹族，分为八个部落。北魏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唐朝初年，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由大贺氏选充，有胜兵四万。唐朝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加号大贺氏联盟长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背唐，依附于突厥。唐玄宗时，突厥逐渐衰落，契丹再度附唐。 　　契丹贵族涅里背唐自立，重建部落联盟，划分为乙室、迭刺两个大部，自遥辇氏贵族中推选联盟长，号称可汗。涅里任军事首长，称夷离堇。这时，契丹处在回鹘汗国的统治之下，长达一百多年。 　　鲜质可汗时，契丹不断向外扩张，掳掠邻近部族和汉人地区的居民。痕德堇可汗时，迭刺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当选为联盟的夷离堇，多次带兵攻掠唐朝州郡，俘获牲口。906年，耶律阿保机充任联盟长可汗。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家。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 　　由于吉尔吉斯的祖先黠戛斯退居萨彦岭-唐努山故地，契丹统治了整个蒙古高原和东北。1125年辽为女真所灭。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重建辽国，史称西辽，又称哈刺契丹(黑契丹)。 　　契丹的语言是东胡后裔的语言，它和蒙古语亲属关系密切。中间剃光，留下边沿头发的髡发发式，体现了东胡后裔诸族的特征，这种髡发发式在乌桓人、鲜卑人中也很盛行。契丹人后来大部分同化于汉人，一部分加入了形成中的蒙古族。 　　(六) 室韦 　　柔然国亡后，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两岸的鲜卑后裔发展为室韦人，分为五大部，曾受突厥的统治，后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室韦又名达怛。 　　室韦人的语言，保持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称为原蒙古语，这种原蒙古语与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差别。蒙古民族的名称起源于蒙古地区东北部的一个室韦部落--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的最早的汉文译写，见于《旧唐书-北狄传》。蒙兀室韦的居地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后来，关于蒙古一词的不同译写还有很多，如"萌古"、"朦骨"、"萌骨"等。写作"蒙古"，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炀王江上录》。"蒙古"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后来才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 　　室韦部落从呼伦贝尔草原向漠北高原迁移，最早约在八世纪初。715年，突厥可汗率领军队征讨乌护(铁勒)人，破其汗庭，铁勒人和室韦联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突厥军队作战。西迁的原因是为了寻找新的牧场，迁移的过程是缓慢的。后来，在回鹘汗国统治漠北高原时期，室韦与八姓乌护人联军，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等地与回鹘军队多次交战，最后失败。九世纪以后，当回鹘势力退出漠北高原时，室韦人的势力日益增长，已成为人马众多的强大游牧部族。 　　室韦人的西迁，对大漠南北民族布局的变化影响十分深远，原来布满突厥语族部落的漠北高原，从此开始了蒙古化过程。因此，在蒙古高原历史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 　　(七)金 　　乃蛮人是蒙古化的突厥人，居住在科布多和乌布萨泊，向西直至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向东直至色楞格河上游。13世纪初，乃蛮王任用回鹘族学者塔塔统阿作为他的掌印官兼文书，因为回鹘突厥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乃蛮人以北，在叶尼塞河上游分布着突厥族的黠戛斯诸部落，920年他们在契丹人的一次攻击中被赶出了鄂尔浑河上游地区之后，在历史上没有进一步发挥作用。 　　克烈人属于突厥族群，分布在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翁金河与土拉河流域，即今赛音诺颜境内(哈拉和林以西)。克烈可汗马儿忽思不亦鲁想得到东戈壁的霸权，但是被塔塔儿人打败，并引渡给金朝，被钉死在一只木驴上。马儿忽思的遗孀策划暗杀了塔塔儿汗。马儿忽思留下了两个儿子，忽儿察忽思和菊儿罕。忽儿察忽思继承了汗位，他死后，他的儿子脱斡邻勒登上克烈王位。脱斡邻勒面临着与叔叔菊儿罕的斗争，菊儿罕得到乃蛮王亦难赤的支持，暂时把脱斡邻勒赶出其国。然而，脱斡邻勒得到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支持，又把菊儿罕赶走了。1199年，当脱斡邻勒在金朝的帮助下，打败塔塔儿人，短时期内地成为蒙古最强大的统治者。 　　克烈部以北、在贝加尔湖南岸的色楞格河下游，居住着蔑儿乞人，属突厥族群或者蒙古族群。蔑儿乞人以北、在贝加尔湖西岸居住着斡亦刺惕人，斡亦刺(该名在蒙古语中意为"同盟者")就是瓦剌的前身，属蒙古族群。札刺儿部分布在希洛克河和色楞格河合流处的南面或鄂嫩河附近，是降为蒙古人藩属的一支突厥部落，后被蒙古人同化。满洲北端、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之间的"口袋形"地区内，居住着通古斯族群，其后裔Solon今天仍居住其地。 　　塔塔儿人漫游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南岸和捕鱼儿海(贝尔湖)、直到兴安岭。塔塔儿人属蒙古族群，他们有时联合成"九姓鞑靼"，有时联合成"三十姓鞑靼"。12世纪的塔塔儿人已经成为令人害怕的武士，加入了最勇猛民族的行列。在满洲方向，他们对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真正的蒙古人，从狭义上讲，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他们在鄂嫩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怯绿连)河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蒙兀室韦曾被突厥人打败，逃到额儿古涅昆山区(额尔古纳河一带)避难。9世纪，蒙兀室韦后裔从额儿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和斡难河(鄂嫩河)平原。当时有一个名叫朵奔-蔑儿干的小伙子，娶了阿阑-豁阿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别勒古纳台和不古纳台。阿阑在丈夫死后，因梦天光入怀又生下了三个儿子：不忽-合答吉，是合答斤部的始祖；不合秃-撒勒只，是撒勒只兀部的始祖；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氏族的祖先。 孛端察儿掳掠了扎儿赤兀惕族阿当罕氏为妻，阿当罕氏掳来时，已经怀有身孕，生下的儿子叫札只刺惕，即为札答阑氏之祖先。后来孛端察儿又与阿当罕氏生有一子巴阿里歹，即巴阿林氏之祖。孛端察儿还有一位正妻，生子名把林-失亦刺秃-合必赤，他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 　　凡是阿阑豁阿所生的后代，均称为"尼鲁温"蒙古，包括哈答斤(合答斤)、撒勒只兀、巴阿邻(八邻)、照烈、主儿乞、巴鲁刺思、兀鲁兀、泰赤乌惕、乌鲁尔德部、忙古惕部、札只刺惕部、朵儿边(今杜尔伯特)、散只兀惕；而不属于阿阑豁阿后裔的，均称作"都儿鲁斤"蒙古，包括兀良合、弘吉刺惕、许兀慎、亦兀列思、亦乞刺思、伯牙乌惕、阿鲁刺惕、火鲁刺思、速儿都思。 　　真正的蒙古人在12世纪以前时就有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的初次尝试。一位名叫海都的蒙古首领因击败敌对的札刺儿部而出名，海都的曾孙合不勒已经享有合不勒汗的王号，是第一位敢于起来反对强大的女真宗主们的人。金朝1135－1139年发动了反合不勒的战争，金将胡沙虎深入草原后被打败，不得不于1147年向合不勒的第四个儿子忽图刺汗(熬罗孛极烈)求和。 　　忽图刺汗的兄弟斡勒巴儿合黑和堂兄俺巴孩被塔塔儿人捉住后，引渡给金朝，金人将他们钉死在木驴上。忽图刺为报仇，攻掠金地。金帝于1161年与塔塔尔联合进攻蒙古，摧毁了第一次蒙古王权，蒙古人回复到部落、氏族的旧秩序中。结果，忽图刺之子拙赤和阿勒坦未能纳入王室之列。 　　合不勒汗的次子是把儿坦巴阿秃儿，把儿坦巴阿秃儿的儿子是也速该。也速该没有当过可汗，只是乞颜部的首领而已。也速该帮助克烈部王夺得王位，这一援助后来使成吉思汗得到了珍贵的友谊。也速该劫持蔑儿乞部酋长的年轻妻子月伦为妻，1167年月伦在斡难河右岸的跌里温盘陀山生下长子成吉思汗(铁木真)。铁木真有三个同胞弟弟：哈撒儿、哈赤温、铁木哥，及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台尔、别里古台。 　　1179年塔塔儿人在一次草原宴会上毒死了也速该，孛儿只斤氏族认为铁木真年幼，拒绝服从于他。铁木真的孛儿只斤部首领地位被泰赤乌惕部(稍微远离蒙古主体,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首领俺巴孩的两个儿之子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 、托多颜-昔惕两兄弟夺取。当然，他们也属于蒙古汗海都世系。 　　也速该死前，为铁木真与弘吉刺惕部(在兴安岭北面、塔塔儿境)首领德薛禅的幼女孛儿帖订婚。成吉思汗现在与她结了婚。其后不久，铁木真把帐幕从斡难河河源迁到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处。 　　1175年，铁木真遭到由脱脱别乞率领的一伙蔑儿乞人的袭击，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落入敌人，铁木真得以逃脱。铁木真得到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和札只刺惕部人札木合帮助，在色楞格河支流布拉河共同击败了蔑儿乞人，夺回孛儿帖。 　　铁木真和札木合分手后，"札刺儿部、乞颜部、八邻部"跟随着铁木真，铁木真赢得了最末两代蒙古王后裔们[合不勒汗的曾孙(斡勒巴儿合黑之孙)主儿乞部首领撒察别乞、忽图刺汗的儿子阿勒坦]的支持。原王室合法继承人阿勒坦无疑是出于投机的原因谢绝了汗的称号,他于1196年宣布铁木真为汗(即蒙古人的王)。 　　塔塔儿人在金朝的援助下战胜了蒙古人，成了东戈壁的主人，常常骚扰金国边境。北京金朝决定援助和挑动克烈王脱斡邻勒对付塔塔儿人，成吉思汗陪同克烈王出征。贝尔湖畔的塔塔儿人遭到惨败，可汗蔑古真-薛兀勒图被杀。金朝封赏脱斡邻勒为王，因此，脱斡邻勒被称为王罕。 在乃蛮王亦难赤必勒格的支持下，王罕的兄弟额尔客合刺推翻王罕，王罕逃亡到楚河，但未能得到西辽的帮助，于是到成吉思汗那里避难。成吉思汗帮助他重新夺回了克烈部地盘。 　　乃蛮王亦难赤必勤格死后，两个儿子台不花(塔阳)和不亦鲁为占有一个妾而发生争吵。台不花统治着科布多省诸湖，不亦鲁统治着阿尔泰山区。王罕和成吉思汗联军攻击不亦鲁，迫使他向乌伦古河撤退，最终杀之。但是，不亦鲁的一位部将可苦速-撒亦刺黑对联军发起突然反攻，王罕背着成吉思汗调走了自己的部队。接着乃蛮人入侵克烈部境，王罕求援，成吉思汗派出四大部将博儿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大败乃蛮人。 　　成吉思汗和王罕开始进攻仇敌泰赤乌惕部，杀其首领。由于乃蛮部和泰赤乌惕部的失败而感到惊恐的许多部落接着组成了联盟。但是，成吉思汗得到他岳父弘吉刺惕部德薛禅的及时通报，在捕鱼儿湖附近大败联盟军。 　　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纠集了一个反抗同盟反对王罕和成吉思汗。1201年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召开了一次盛大集会，札木合自封为古儿汗(世界之汗)、蒙古的皇帝。 　　王罕支持成吉思汗，迫使札木合退到额尔古纳河下游。接着，成吉思汗进行了对泰赤乌惕部的最后战争，迫使泰赤乌惕人归顺，于是恢复了孛儿只斤氏族的统一。 　　王罕之子亦刺合(桑昆)怂恿父亲与成吉思汗决裂，并鼓励札木合到克烈部王宫避难。同时，古代蒙古汗系的合法后裔阿勒坦也靠拢王罕。1203年，成吉思汗与克烈人之间彻底决裂。成吉思汗明显地处于劣势，沿合勒卡河，朝贝尔湖撤退。在贝尔地区的合勒卡河入口处居住着弘吉刺惕部，成吉思汗以女婿的名义向他们求援，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成吉思汗退到今满洲里以北的班朱尼河附近。 　　与王罕联合的几位蒙古首领联合策划了一次谋杀这位克烈王的阴谋。王罕及时得报，袭击了他们，札木合、阿勒坦、火察儿逃到了乃蛮部避难。1203年秋，成吉思汗从班朱尼河进军斡难河，采取了攻势。在土拉河和克鲁伦河之间对克烈军队发起了袭击，克烈军被驱散。王罕及其子桑昆向西逃跑，一到乃蛮境，王罕就被杀死。桑昆越在额济纳河的西夏边境上以剽掠为生，后来到了柴达木盆地一带，最后是在库车的回鹘人中被杀。 　　克烈人投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使自己成为东蒙古的主人。成吉思汗娶了王罕之弟礼阿绀孛的一个女儿亦必合别吉，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娶了札阿绀孛的另一个女儿唆鲁禾帖尼公主，她在成吉思汗家族中将起着很大的作用。 　　台不花(塔阳)仍占据着西蒙古，自然，所有被成吉思汗打败的顽固敌人都聚集在塔阳周围。塔阳企图得到汪古都突厥人的援助，汪古部突厥人作为金国的边境卫队，居住在山西省北部托克托。但是，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加入到成吉思汗一边。 　　成吉思汗与乃蛮的冲突是发生在今哈拉和林附近的杭爱山中，蒙军取胜。塔阳身负重伤，塔阳之子屈出律与一些部民一起逃出，朝额尔齐斯河方向逃去。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随屈出律逃走。蔑儿乞部小酋长带儿兀孙主动投降，并将爱女忽兰嫁给了成吉思汗。 　　1208年秋，成吉思汗亲自向额尔齐斯河上游进军。途中，他接受了斡亦刺惕部首领忽都花别吉的不战而降，用之为向导。屈出律和脱脱别乞被击溃，脱脱阵亡，屈出律逃脱到西辽。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过着冒险者的生活,后来被引渡给成吉思汗。最后，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也于1207年不战而降。 　　乃蛮部于1204年战败之后，塔阳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在落入蒙古人之手后为成吉思汗服务。于是，产生了一种具有"回鹘文书处"的蒙古政府的萌芽。 　　1206年蒙古族在蒙古高原独立建国。1234年灭掉女真族的金朝，占领北中国和东北。 　　术赤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之长子，其次子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 察合台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之第二子； 元太宗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之第三子，是蒙古第二任大汗， 窝阔台长子贵由为蒙古第三任大汗； 拖雷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之第四子，拖雷有十一子：长子蒙哥，四子忽必烈，六子旭烈兀，七子阿里不哥。 　　蒙古族学者搠思吉斡节儿于14世纪初写的《蒙文启蒙》奠定了蒙文正字法的基础。 　　(八)北元 　　1368年，距1279年宋帝国灭亡后不到九十年，汉人的明帝国推翻了蒙古人元帝国的在中国的统治，元顺帝脱欢帖木尔逃到漠南，史称北元帝国。 北元的蒙古族部落分为三部：①蒙古本部：指以蒙古大汗为中心的各部，居住在漠北和漠南地区(即蒙古高原)，也称作东蒙古，明朝称之为"鞑靼"。蒙古大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被视为蒙古的正统。 ②瓦刺：是当年被成吉思汗征服的斡亦剌人，居住在蒙古高原西边和俄罗斯境内的萨彦岭、唐努山一带，瓦剌不属于成吉思汗家族的鞑靼人，但日渐蒙古化，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漠西蒙古(西蒙古)。成吉思汗时被分为四千户，在明代称四万户。 ③兀良哈三卫：即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其中朵颜卫以部名自称"五两案"(兀良哈)，泰宁卫以部名自称"往流"(翁牛特)，福余卫以部名自称"我着"(乌齐叶特)。因三卫中有兀良哈人，所以习惯上合称兀良哈三卫(意为兀良哈等三卫)。从1435年起，三卫逐渐南下，与明紧邻。朵颜卫占据东起广宁前屯(山海关东北)，西至宣府的长城以北地区；泰宁卫占据锦州、义州(今义县)、广宁(今北镇县)、辽河边外地区；福余卫占据黄泥洼(今辽阳市西)、沈阳、铁岭、开原边外地区。三卫与明朝一直保持着通贡互市的关系，但同时与蒙古本部及瓦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政治上摇摆于明、蒙之间。 　　元顺帝是元朝皇帝中少有的接触汉文化较深的一个，明朝军队对于他的继续打击接连不断，使他惶惶不可终日，1370年5月23日，元顺帝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去世。元顺帝的儿子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便在哈拉和林继位，称必力克图汗，年号宣光，他将残元政权又维持了八年，并厉兵秣马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1372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攻向哈拉和林，这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大本营，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一旦被明军攻破，蒙古帝国将彻底在世界上消失，因此，蒙古人的抵抗十分激烈，但是，被誉为"万里长城"的徐达一路上势如破竹，爱猷识里达腊几乎到了绝望地边缘。所幸，明朝的大军由于战线过长，后援不继，受阻于土拉河畔。1378年，爱猷识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去世，弟弟脱古思帖木儿(当过明军俘虏,被朱元璋放回)继位，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这位第三任残元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小到蒙古帝国最初兴起时的规模，恢复祖上的荣光更显得毫无可能了。 　　1388年，一支10万人的明朝军队在大将蓝玉的率领下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南岸大败脱古思的军队，残元诸王、平章以下官员三千多人及军士七万余人被俘，脱木思帖木儿逃走。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曾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后裔也速迭儿乘机杀死脱古思帖木儿，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也速迭儿不久死去，脱古思帖木儿的儿子恩克(称卓里克图汗)即位。恩克在位一年，脱古思帖木尔的另一个儿子额勒伯克汗即位。额勒伯克听信瓦剌达裕的谗言，杀弟夺妇。此妇欲为前夫报仇，诬告达裕试图强暴，于是额勒伯克把达裕也杀了。额勒伯克感到羞愧，于是授予达裕之子马合谋丞相的官衔，统率瓦剌。额勒伯克终于死于非命，儿子坤帖木儿即位。坤帖木儿也只当了四年大汗，1402年，坤帖木儿为臣下鬼力赤(窝阔台后裔)所弑，自去蒙古国号，别称鞑靼可汗，元室改号鞑靼，以此为始。至此，苟延残喘了29年的残元政权灭亡了，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不复存在了，蒙古各部又回到了争夺蒙古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当中。 　　蒙古部民以鬼力赤并非忽必烈后裔，多不从命。1409年阿苏特部(又称阿兰人,成吉思汗从高加索带回的伊朗族部落)阿鲁台乘机杀鬼力赤，迎立坤帖木儿弟本雅失里为汗，自为太师。 　　斡亦刺是瓦剌的前身，属蒙古族群。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斡亦剌惕部的领袖，结成了世代的姻亲关系。元朝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在斡亦剌惕牧区设"行尚书省"进行统治，元朝还派其宗室、大臣管理斡亦剌惕部。 　　元臣孛罕为瓦刺最早联盟的首领。孛罕子乌林达为瓦刺首领，北元太师。乌林达子猛可帖木儿(浩海达裕)为瓦刺首领，扶持额勒伯克为北元汗，明洪武二十六年为北元太师，后被额勒伯克误杀。猛可帖木儿(浩海达裕)有子三：马哈木(马合谋)、太平、把秃孛罗。 　　1409年明成祖封瓦刺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瓦刺乘势击败前来进攻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迫使他们退守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明朝决定进一步打击刚刚战败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命丘福率领十万大军北征。在胪朐河，丘福孤军轻进，渡河追敌，被蒙古军包围，全军覆没。 14l0年明成祖抽调长江以北全部可以抽调的士兵，组织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感到害怕，打算向西方逃跑，阿鲁台认为西方瓦刺是宿敌，不肯相从，结果群臣分道，各奔东西。本雅失里在斡难河被明军追及，大败，仅以七骑逃入瓦剌，后被瓦剌所杀。随后阿鲁台在兴安岭也被明军击败。 　　瓦剌杀死本雅失里后，另立本雅失里的弟弟答里巴为汗，"挟天子以令诸侯"，向东扩展势力，占领了和林。阿鲁台为了避免两面夹击，主动向明朝表示和好。明朝并不希望瓦剌坐大，于是转而扶持阿鲁台，封为和宁王。1414年明成祖再率五十万大军征讨瓦剌，双方激战于忽兰忽失温(蒙古土拉河、克鲁伦河两河上游之间)，明军依靠"神机铳炮"进行轰击、取得了胜利。答里巴、马合谋等率瓦刺余部退往西北故地。 　　阿鲁台既假明朝之手击败瓦剌，势力开始恢复，控制了兀良哈三卫。1415年，阿鲁台袭杀答里巴，马合谋另立鬼力赤的儿子额森虎为汗。次年，马合谋进攻阿鲁台，阵亡，儿子脱欢当了阿鲁台的俘虏。两年后，脱欢被放回，当了额森虎的太师。 　　马合谋之子脱欢即位，袭封顺宁王，与太平、把秃字罗向明朝谢罪，恢复了朝贡关系。阿鲁台与明朝的关系转而恶化。明成祖开始重新对阿鲁台用兵，不惜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甚至杀掉反对他穷兵黩武的大臣，在1422年、1423年和1424年连续三次亲征，最远到达过今呼伦湖和贝尔湖一带，然而都因没有遇到阿鲁台的主力而师劳无功，明成祖本人也死在最后一次亲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多伦县境)。 　　脱欢逐渐吞并了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的部众，成为瓦剌独一无二的最高首领。1434年，额森虎死，脱欢拥立阿寨台吉(额勒伯克汗之侄)的儿子脱脱不花(太宗汗)为傀儡可汗，自任北元太师掌握实权。而东蒙古的阿鲁台这时已经另外拥立了阿台汗(成吉思汗同母弟哈撒尔的后人)与瓦剌抗衡。 1434年(宣德九年)阿鲁台遭到脱脱不花袭击，大败，逃到母纳山(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不久脱欢又率众来讨，阿鲁台战死，部众溃散，其他子孙投降了明朝。阿鲁台既死，阿台汗只剩下几百人，逃往甘肃方面，又不断遭到明军的追击，1438年(正统三年)被脱脱不花捕杀。阿鲁台的属众归于脱脱不花统领。这时，脱欢的势力几乎已遍及整个蒙古地区，他曾谋求自己登上汗位，但因众人反对未能成功。 　　1439年，脱欢之子也先(额森)即位为北元太师，脱脱不花汗徒具空名，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也先手中。也先北服萨彦岭-唐努山的乞儿吉思(吉尔吉斯)，西征土库曼人统治的伊朗白羊王朝、哈萨克部落、帖木尔河中帝国；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与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联姻，设置"甘肃行省"，羁以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东攻兀良哈三卫，席卷女真诸部，进逼朝鲜，数扰明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各边镇。也先梦"求大元一统天下"，力图向中原扩张。 1449年，瓦剌大军南下攻明，明英宗被俘。明景泰帝命于谦领导军民进行艰苦的北京保卫战，大批辽东明军也入关勤王，瓦剌军被迫撤退。 　　脱脱不花的一个妻子是也先的姐姐，生有儿子，也先要求立之为太子，脱脱不花不同意。于是1451年双方大动干戈。脱脱不花和弟弟阿噶巴尔济吉囊二人率兵进攻也先。也先使用离间计，向阿噶巴尔济许诺说将来可以立他为汗，使阿噶巴尔济反过来帮助瓦剌攻打脱脱不花。脱脱不花势孤而败，逃往其前妻之父沙不丹那里，沙不丹以脱脱不花曾虐待自己的女儿将他杀死。脱脱不花既死，也先假意拥立阿噶巴尔济为汗，在宴席间将他杀害，随后又杀掉了大批黄金家族成员。 也先将对手逐一翦除，遂于1453年(景泰四年)登上汗位，称"大元田盛(天圣)可汗"，建年号为添元(天元)，并封次子为太师。他派遣使者回明朝贡，明朝回信称也先为瓦刺可汗。1454年，阿剌知院和特穆尔丞相要求封太师，被也先拒绝，于是起兵袭击也先，也先败亡，被仇人逮杀。 阿剌不久又被鞑靼的孛来打败，郁郁而死。也先之子阿马桑赤台吉继其父汗位，在1456入侵察合台汗国，在伊犁河附近打败了在位的羽奴思汗。而在这时，皇后哈尼木(察合台汗国卫思汗妹妹)在后方制造混乱，她的儿子亦不刺忻和也里牙思两兄弟对阿马桑赤发动叛乱，却没有成功。但经过这次内乱，瓦剌从此衰落。 　　在瓦剌人实力削弱的时候，忽必烈后裔鞑靼人并未立即组织反攻，因为他们正在家族战争中互相残杀。鞑靼的权力先后落入孛来、毛里孩、扎家思兰和亦思马因等人之手，他们先后立马可古儿吉思(脱脱不花之子)、摩伦(脱脱不花之子)、满都督(脱脱不花之孙)为可汗。 　　1467年，满都督大汗死，留下侧妻所生一个五岁小孩达延。满都督之妻满多哈将这孩子抚养成人，扶立为大汗，并于他十八岁时嫁给了他。达延汗是蒙古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在位数十年，近现代蒙古的格局皆出自于他。 1491年，满多哈和达延汗率军击败瓦剌，瓦剌西逃，忽必烈鞑靼帝国恢复在蒙古的统治。 达延汗将蒙古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东方)分为察哈尔、乌梁海、喀尔喀；右翼(西方)分为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达延汗死后，其帝国为诸子所分。 　　达延汗的长子的儿子博第在今张家口以北地区建立察哈尔汗国，为蒙古大汗，此后历代蒙古大汗皆出于察哈尔汗国。 1547年东蒙古卜赤汗(博第汗)死，子达来孙库登继汗位，东迁到今西拉木伦河流域，逐渐吞并了泰宁、福余2卫并威逼女真诸部，与明军在辽东发生冲突。达来孙库登之子土蛮(图们札萨克图)继位后,勾结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掠抚顺，击杀明副总兵黑春。1575年海西左都督、哈达部贝勒王台，斩杀王杲献给明朝，从此，王台势强，叶赫、辉发、乌拉、建州皆归其管辖，领地近千里。土蛮死后，子车臣汗继位。 　　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巴尔斯博罗特之子衮必里克墨尔根建立鄂尔多斯汗国，统治河套地区。衮必里克墨尔根之弟阿勒坦汗(俺答)统领土默特部，驻于河套东北部，中心在呼和浩特。从1553年起俺答的统治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风头盖过了正宗的蒙古大汗察哈尔汗，成为明帝国的严重边患。俺答后期经三娘子从中调解，土默特未再与明有大的冲突。 1576年，俺答汗正式归依喇嘛教，西藏喇嘛索南嘉错前来主持仪式，为了表示感谢，俺答赠与"达赖喇嘛"的尊号，这就是达赖的由来。 一世达赖走前，在蒙古留下一个活佛满住锡尔，这就是一世呼图克图，与达赖班禅同为喇嘛教三大教主。基本上是达赖主西藏，班禅主青海，呼图克图主蒙古。一直到1921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呼图克图被废除。 　　达延汗的小儿子格呼森札分得漠北喀尔喀，是外蒙古人的祖先。格呼森札诸子孙与瓦剌人进行了多次征战，1552年从瓦剌人手中夺取哈拉和林，哈拉和林是蒙古帝国君权所在地，是蒙古帝国的象征。瓦剌人被赶到科布多地区，于是格呼森札诸子孙(喀尔喀诸王)占领了克鲁伦河与杭爱山之间的广袤地区。 　　格呼森札的曾孙硕垒乌巴什洪台吉1609年占领原瓦剌国的中心吉尔吉斯湖-乌布苏湖，把瓦剌人从此地赶到黑额尔齐斯河和塔尔巴哈台，建立阿勒坦汗国。 另一位喀尔喀王公、硕垒乌巴什洪的堂兄弟费瑚尔汗，也战胜了瓦剌人，居阿勒坦汗以东乌里雅苏台以西，他的儿子素巴第建立札萨克图汗国。 第三位喀尔喀王公、格呼森札的孙子图蒙肯在鄂尔浑河源、色楞格河畔建赛音诺颜汗国。 图蒙肯的弟弟阿巴台在今乌兰巴托建立土谢图汗国。 最后，格呼森札的曾孙硕垒，在克鲁伦河畔，建立车臣汗国。 　　喀尔喀五位可汗虽然都是格呼森札的后代，但是并不保持紧密的团结。阿勒坦汗罗卜藏于1662年进攻札萨克图汗，处死了汗王。结果，土谢图汗与其他蒙古王公们结成联盟，迫使阿勒坦汗逃走。由于瓦剌和清朝的支持，阿勒坦得以暂时复位，但在1682年，他又遭到新的札萨克图汗的袭击，1691年阿勒坦汗国灭亡。阿勒坦汗国亡后，瓦剌人夺回科布多，尽有其地。 　　(九)瓦剌 　　1543年瓦剌分裂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准噶尔、杜尔伯特统治家族为元臣孛罕后裔，绰罗斯氏；和硕特首领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孛儿只斤氏；土尔扈特为克烈部首领王罕后裔(突厥人?)。到了清朝瓦剌被称为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 　　准噶尔部，分布于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杜尔伯特，分布在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两岸；土尔扈特分布在塔尔巴哈台以北一带；和硕特，游牧在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四部之间有一个松散的联盟，原是四部之首的和硕特部担任盟主，至1625年，准噶尔部强盛起来，其首领哈喇忽刺对外抗击沙俄，对内与喀尔喀蒙古抗争，并与和硕特争夺盟主地位。至其子巴图尔珲即位，加强厄鲁特其他三部联系，成为有实无名的盟主。 　　面对沙俄入侵和清军统一漠南蒙古的形势，漠西蒙古和喀尔喀蒙古意识到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性。1640年，准噶尔部联合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厄鲁特-喀尔喀的有各部44位蒙古封建主参加的联盟会议，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由于实力增强，准噶尔由伊犁河流域迅速向西南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地区进军，经过无数次的争战，建立了以准噶尔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包括厄鲁特各部和一些突厥部落在内的准噶尔汗国。1643年沙俄伸人亚梅什盐湖地区，被准噶尔部击败。 　　1653年巴图尔珲台吉去世，第五子僧格于1664年即位。1667年，僧格包围红岩(今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使沙俄退军。1670年僧格被同父异母兄所害，胞弟噶尔丹立即从西藏返归，继承汗位。 　　1677年噶尔丹用计袭杀了和清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厄鲁特盟主和硕特部车臣汗鄂齐尔图，强占了河套西，并在该部强征兵丁，准备侵犯青海地区。由于清军严加防范，只好中途折返。1679年占领哈密与吐鲁番，1681年征服哈萨克、诺盖等部，兵锋直抵两河流域。然后开始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喀尔喀蒙古。 　　1687年，沙俄戈洛文入侵色楞格斯克，喀尔喀蒙古奋起反抗。噶尔丹乘机侵入喀尔喀特穆尔地区，打败察珲多尔济汗，进攻额尔德尼昭哲布尊丹巴，又出兵克鲁伦河劫掠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喀尔喀蒙古各部惨败，南下投降清朝。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入犯清朝内蒙古乌珠穆秦地。1690年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击败当地清军，长驱而南抵达乌兰布通。 　　当时，清政府在东北与俄国进行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为了能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采取退让政策，由坚持以尼布楚为界，降低到以额尔古纳为界，并于1690年正式签约，从而能集中全力对付噶尔丹。同年康熙帝对噶尔丹进行第一次亲征，兵分两路，大战于乌兰布通。噶尔丹的骆驼阵被清军炮火彻底摧毁，清军乘机出击，迫使噶尔丹窜向科布多。漠北蒙古被清朝并吞。 　　噶尔丹在科布多收集残兵，派人深入蒙古各部，煽动他们脱离清朝统治。1694年噶尔丹拒绝清朝出面调和其与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重新进犯喀尔喀蒙古。1695年噶尔丹进攻外蒙古巴颜乌兰地区，侵入克鲁伦河。1696年康熙发兵十万，分东、中、西三路，亲率中路，直奔克鲁伦河，夹击噶尔丹军。噶尔丹逃离巴颜乌兰。圣祖一方面派轻骑追击，另方面命西路军在昭莫多堵截，噶尔丹主力军受严厉打击，遭到惨败，史称昭莫多之役。 　　1697年康熙进行第三次亲征。兵分两路，康熙亲至宁夏，进抵狼居胥山。噶尔丹走投无路，死于阿察阿穆塔台。噶尔丹死后，僧格次子策旺阿拉布坦统治西蒙古地区。 　　1699年策旺阿拉布坦相继出兵哈萨克，夺取额尔齐斯河两岸及哈萨克草原的大片地方，势力伸张至锡尔河下游，准噶尔达到最盛时期。沙俄已侵占了准噶尔的很多游牧地和属地，被准噶尔部队阻遏在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至鄂木河河口一线以北。1715年沙俄布赫戈利兹侵入亚梅什，策旺阿拉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布，进行猛烈攻击，敌人狼狈而逃。1720年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又击退了入侵斋桑湖的利哈列夫沙俄军。 　　1715年策旺阿拉布坦借故袭击哈密，与清朝关系破裂。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弟弟大策凌敦多布进军西藏，袭杀和硕特部拉藏汗。1720年清军向西藏进军，兵分三路攻入拉萨，把策旺阿拉布坦所遣军队逐出昆仑山，进驻西藏，并于1727年雍正帝正式设立驻藏大臣，重新统一西藏。 　　1727年策旺阿拉布坦去世，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清朝借口其未立即押交罗卜藏丹津事遣军"兴师问罪"，噶尔丹策零愤怒，派宰桑玛木特袭击清驻外蒙古科舍图卡伦地区，遭到清西路军的反击而败退。1731噶尔丹策零伏击西路军傅尔丹，在和通淖尔又袭击之，傅尔丹伤亡惨重，败退科布多。 　　1732年噶尔丹策零在侵犯哈密塔勒纳沁失败后，令小策凌敦多布进犯察罕瘦尔喀尔喀蒙古游牧地，并偷袭喀尔喀蒙古亲王额驸策零牧地，掠夺其妻孥和牛羊数万。额驸策零复仇心切，突袭准部，使其猝不及防，逃窜至杭爱山东鄂尔浑河畔额尔德尼召地区，又遭额驸策零伏兵，在背水而阵的满军与河北伏于山侧的蒙军的袭击与配合下，准军损失惨重。 　　1739年噶尔丹策零与雍正达成协议，规定了双方交界处各自的游牧地，大致上以阿尔台岭为界。1745年噶尔丹策零病故，其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继位，但被部众废弃。1750年，部众拥戴噶尔丹策零庶长子喇嘛达尔札为首领。1752年，和硕特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唆使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暗杀喇嘛达尔扎，篡夺了汗位。 　　达瓦齐为汗后，将塔尔巴哈台牧地赐给阿睦尔撒纳。1753年，阿睦尔撒纳公开向达瓦齐提出要求与他划分厄鲁特诸部，遭拒绝。1754年达瓦齐进行征伐，阿睦尔撤纳不敌，投向清朝。1755年清军兵分两路，北路由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命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北路军由乌里雅苏台、西路军由巴里坤向伊犁地区进发。夜袭格登山，达瓦齐逃往天山以南，为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获送交清军。 　　清朝对厄鲁特蒙古采取"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但阿睦尔撤纳并不满足于这种安排，叛清。清将兆惠击败阿睦尔撤纳，展开了亡国灭种的大屠杀，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阿睦尔撒纳败逃哈萨克，1757年在哈萨克首领阿布责追捕下，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占区谢米巴拉丁斯克，得痘身亡。 　　(十)清朝对蒙古的统治 　　明代末年，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有：科尔沁、札赉特、杜尔伯特、巴林、札噜特、奈曼、喀尔喀、茂明窍、乌拉待、喀喇沁、乌珠穆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喀尔喀蒙古有车臣汗、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札萨克图汗等部。漠西蒙古(卫拉特)有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 　　嫩江流域以南的科尔沁部、嫩江流域以北的内喀尔喀部向努尔哈赤进献驼马。科尔沁、札噜特，曾多次嫁女给努尔哈齐及其子。明王朝则拉拢察哈尔部抗衡努尔哈赤。 　　察哈尔部的林丹(土蛮的曾孙)即大汗位，一度控制喀尔喀五部、征服了土默特和喀喇沁、使鄂尔多斯臣服。林丹挟持和威胁蒙古各部，诸部不堪其苦，希图借后金力量摆脱其统治，而后金政权则利用此种矛盾，通过威胁利诱和联姻、联盟政策，积极拉拢蒙古各部。 　　1628年皇太极调遣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等部兵力，大破察哈尔部；后又集中喀喇沁、奈曼、喀尔喀等部兵力，御驾亲征，占领西喇木伦河和克什克腾，察哈尔部归降者无数。1632年皇太极再次亲征，兵锋直指察哈尔部主营地呼和浩特市，林丹汗西逃青海。 　　1634年林丹汗走死青海，其母率部降金。1635年皇太极俘林丹汗妻子，察哈尔部被征服。其属喀喇沁、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部，亦尽皆归附，漠南蒙古为后金所统一。 　　林丹的儿子额哲在上都被后金追上，只好投降，献出了元顺帝当年带走的传国玉玺。 (秦始皇磨和氏璧制作的传国玺传到后唐时，皇帝怀玺自焚，传国玺就此毁灭，石敬塘依样制作了一个新传国玺。后晋亡，这枚传国玺入辽。辽亡，它被抛进桑干河，元世祖时打捞得到。朱元璋几次派大军入沙漠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得到这枚传国玺。马合谋从雅本失利手里抢了来，想献给成祖，成祖却不要)。 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个封建主，承认皇太极为可汗，共奉之为"博克达彻辰汗"尊号。 　　1687年，沙俄和噶尔丹同时入侵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各部惨败，各部可汗南下投降清朝。清军在乌兰布通打败噶尔丹，并将之赶出漠北。1691年漠南蒙古49旗王公、漠北蒙古各部之王齐集多伦诺尔，康熙帝宣布喀尔喀蒙古实行旗制，漠北蒙古正式隶属于清朝。建立于十三世纪末的忽必烈鞑靼帝国最终灭亡。 　　清朝统一漠南、喀尔喀、漠西三大蒙古各部后，实行盟旗制度和军府制度。一方面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对蒙古(含新疆、西藏)的事务，负责制订和研究贯彻对蒙古的政策；另方面，把蒙古族列入以满族统治阶级为核心的政治行政体制，建立直辖中央的军事机构。在蒙古地区，清政府直接派遣将军、都统和大臣等官吏，大多是满人，少数为蒙古人，有很大权力，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受其节制和调遣。 　　清朝在漠南除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直控今哲里木蒙古地区外，设有绥远城将军、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安北将军、左卫将军等，在喀尔喀蒙古地区设有定边左副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在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在宁夏、陕甘地区有宁夏大臣直控阿拉善蒙古，设陕甘总督直控额济纳蒙古。清朝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其下设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与领队大臣等等。 　　清朝在广大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盟旗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封爵、编佐、置旗、设盟、置官等方面。旗一方面作为清朝赏赐给蒙古贵族的封建领地，另方面又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的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区域单位。 　　各旗互不统属，每旗设札萨克(旗长)一人管理旗务。旗下基层组织为佐，每150人编为一佐，佐的头领称佐领。札萨克为世袭制，其下官员设协理台吉、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职，分工管理旗内的军事、司法、行政、土地等。 旗的上层组织为盟，盟设盟长和副盟长各一人，从各旗的札萨克中产生，由理藩院奏报清政府任命。盟长的主要职责为会同各旗礼萨克处理大事务，接受上诉和会审案件，检阅各旗军事力量。 　　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过程中，除将察哈尔部编为直属于清政府的八旗外，于24部中，共建立49旗，6个盟，其名称为：科尔沁部6旗，札责特部1旗，杜尔伯特1旗，郭尔罗斯2旗，属哲里木盟； 敖汉旗，奈曼旗，巴林部2旗，札鲁特部2旗，阿鲁科尔沁部1旗，翁牛特2旗，克什克腾部1旗，喀尔喀左翼旗，属昭乌达盟； 喀喇沁部3旗，土默特部2旗，属卓索图盟； 乌珠穆沁部2旗，浩齐特部2旗，苏尼特部2旗，阿巴噶部2旗，阿巴哈勒尔部2旗，茂明安部1旗，乌拉特部3旗，喀尔喀右翼部1旗，属乌兰察布盟； 鄂尔多斯部7旗，属伊克昭盟。 　　1759年，在外蒙地区，将喀尔喀蒙古及西蒙古诸部正式编制，计：土谢图汗部20旗，属汗阿林盟；三音诺颜部22旗，厄鲁特2旗，属齐齐尔巴克盟； 车臣汗部23旗，属克鲁伦巴尔和屯盟；札萨克图汗部18旗及辉特部1旗，属札克必拉色钦比都哩雅诺尔盟。 　　1725年，青海蒙古正式编旗，共置西蒙古和硕特、绰罗斯、辉特、土尔扈特等部28旗，喀尔喀部及诺门罕1旗，为1盟，由西宁办事大臣兼任盟长。 　　1771年，原先迁往中亚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回归伊犁河流域，清政府把他们安置在天山南北，并编旗设盟：在今新疆巴音格楞州境内的旧土尔扈特部4旗，为南路乌纳思索珠克图盟；今和布克赛尔县境内的3旗，为北烙乌纳恩索珠克盟；今乌苏县境内的2旗，为东路乌讷恩素珠克盟；今博尔塔拉州境内的1旗，为西路乌讷恩素珠克盟。此外，新土尔扈特2旗，为青塞特奇勒图盟；和硕特3旗，为巴图塞特奇勒图盟。 　　在河套西蒙古地区也建立了旗制。阿拉善地区和硕特蒙古，于康熙年间建立札萨克旗；额济纳地区亦建立了札萨克旗，皆不设盟。 　　乾隆年间，杜尔伯特三策凌率部南附清朝后，于1754年建左翼1旗，辉特1旗，为赛因济雅哈图左翼盟；又建右翼3旗，辉特1旗，为赛因济雅哈图右翼盟。 　　蒙古族地区盟旗制度较之历史对各民族地区所实行的羁摩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清政府实行盟旗后，由清政府派遣官吏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建立直属于清政府各级行政组织，蒙古地区原有的民族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行政制度不再存在，而完全纳入了清政府政治体制之内。 　　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独立，一年后签定《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 　　(十一)公元1917年----1931年的历史 　　1917 年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国际孤立，加之列宁是以反压迫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苏俄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1)归还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夺取的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 (2)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但是，毕竟到手的肥肉弃之可惜，再者俄国在外蒙也颇有势力。 　　由于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驻军库伦，任命陈毅为外蒙古总督。 　　1919年，日、美、英等国武装干涉苏俄，谢苗诺夫在远东恢复了沙皇政府。日本乘机企图借助谢苗诺夫的影响在外蒙建立"大蒙古国"，结果苏俄的胜利粉碎了日本人的梦想。同年，搏克多格根与陈毅草拟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要求取消外蒙自治，但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徐树铮带兵进入外蒙，强行通过政令，取消外蒙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陈毅被迫返回北京。 1920年，段琪瑞政府垮台，直系军阀曹锟执政。徐树铮随着皖系军阀的倒台回到北京，中国政府改派陈毅代替徐树铮。 　　1920年，俄残余军队恩琴男爵恩琴率领着800名用日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士兵，号称"亚洲骑兵师"，进攻俄蒙边境，被苏俄红军冲杀得失魂落魄。于是，恩琴打着反对中国军阀侵占库伦的旗帜，挥师进入外蒙古。恩琴尽量保护蒙古可汗王公和呼图克图的财产，并扶植以封建主扎姆扬和鲁布桑策文凡为首的"临时蒙古政府"，作为傀儡。 　　11月，一些外蒙古人和恩琴勾结在一起，向中国政府驻守库伦的高在田将军、陈毅筹边使发动进攻。高在田将军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挫败了恩琴的阴谋。恩琴妄图攻占库伦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未能得逞。 　　恩琴兵败后，流窜到特热勒金河流域，将从苏俄逃亡到西蒙古的原沙俄残匪收归麾下。1912年1月，博克多格根秘密离开库伦，与恩琴联手进攻中国军队。中国驻军寡不敌众，撤离库伦，恩琴则进占库伦。2月21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重登外蒙古汗位。 　　中国驻军撤出库伦以后，高在田将军率领的军队一部分返回内地，另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今天恰克图附近的阿勒里-布拉克)，准备积聚力量再次打回库伦。陈毅鼓励将士们不要气馁，要为中国领土的完整而战。 　　恩琴的野蛮统治激怒了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1921年3月，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恰克图召开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大会。13日，在持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召开了边境各旗代表大会，选举了临时蒙古人民政府。苏、乔二人把散布在各地的零星游击队收拢起来，改编成正规军，还从苏俄境内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眼看时机成熟，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向中国军队驻夺的买卖城发起进攻。 　　当时，买卖城驻扎着高在田将军率领的一万多中国官兵，其中有一部分是库伦战役后撤退到买卖城的中国士兵，高在田将军准备固守待援，陈毅也赶回北京请求增援。然而，当时执掌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一心想同奉系军阀和南方各派拼个你死我活，没有力量支援。 　　3月18日，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攻郭松龄率领的中国驻军，中国驻军撤出买卖城，囤积的粮草及武器弹药大部分都被丢弃在城中。攻占买卖城，蒙古人民革命党终于在外蒙古的土地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这天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军日。 　　身为北京政府实权人物的曹锟，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奉系作战，居然坐视外蒙局势的变化，没有采取一点维护国家主权的措施。然而，张作霖被激怒，准备出征外蒙古。但日本顾问反对轻举妄动，张作霖只好咽下这口气。 　　中国驻军被赶走后，革命党与恩琴旋即发生冲突。恩琴把白匪军分成三路：一支是主力，直接杀向恰克图买卖城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总司令部；另一支沿库伦到恰克图的西部挺进，并在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与主力部队会合；第三支从库苏古尔湖、唐努图瓦、以及鄂伦河和克宣伦河方向进入苏俄境内。 　　5月25日，恩琴的白匪军进低买卖城，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展开激战。从苏俄远东共和国出发的苏俄红军及时赶到，白匪崩溃。 1921年6月，苏俄红军的三个团全部进入了外蒙古地区。从此，苏俄红军一直留在了外蒙古。 　　买卖城兵败后，恩琴率部在托洛依酱郭萨市斯克镇与苏俄红军作战，再败。于是撤退到第三路军指挥部，重振旗鼓，转而进攻苏俄，企图以此逼定外蒙境内的苏俄红军。恩琴指挥第三路军攻入苏俄境内，一度占领了苏俄远东共和国的色楞格斯克。但好景不长，苏俄红军再次击溃了恩琴。恩琴带着剩余的残兵败将，狼狈逃回了库伦。 7月7日，人民军占领库伦。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 　　为维持外蒙古独立，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苏宪法，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 　　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于是苏俄玩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另一方面，签定《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6年北伐军成立了蒙古驻军委员会，国民政府成立了蒙藏工作委员会。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俄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1928年，中国国民大会宣布设立蒙古省(包括内蒙、外蒙和东蒙三个地区都在国大有代表)，同时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1931年北伐军准备进入蒙古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使抗日变成优先问题，同时又忙于江西剿匪，外蒙问题被搁置。于是，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尽管如此，蒋介石忧心忡忡，但三令五申强调"外蒙事务为中国内政"。 　　(十二)公元1931年----1945年的历史 　　到1932年，日本侵占了东北，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为了保住并控制溥仪的江山，日本在东北派驻了号称"皇军之花"的强大军队--关东军，为他们在远东称霸的基础。然后，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北方的外蒙古和内蒙古。 为了在外蒙古建立象"满洲国"一样的政权，日本政府招引在喇嘛世界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班禅活佛，并向他许诺，将来在蒙古集立了新政权，将由班禅活佛作蒙古的国王。 　　1932年春季，在日本支持下，哈尔藏多尔济联合了外蒙古库苏古勒省(库苏泊周围，木伦河流过)、扎布汗省(在库苏古勒西面，境内有扎布汗河，著名的乌里雅苏台就是扎布汗河岸之重镇，也是原来外蒙王公贵族和清朝驻军居住的地方)、北杭爱省以及南抗爱省四个地区的王公喇嘛和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乔巴山一年后将哈尔藏多尔济的叛军消灭。 "助力社"最初是反对乔巴山一个秘密组织，后来成了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政治组织，他们纵火烧毁乌兰巴托一个纺织厂，未遂，被政府镇压。 札免季布是东方省德钦格根寺的住持，崇拜班禅，反对乔巴山，后来准备跟日本接触的时候被蒙古政府逮捕。 接着，蒙古内务部又在东方省东南边境找到了一百多名喇嘛组成的反叛组织。 蒙古政府又破获了乌兰巴托寺院住持姚恩、董汉鲍及国内48座大寺院的住持为首的一个日本控制的反政府的喇嘛组织。 　　就这样，日本想通过外蒙古内部政治瓦解手段染指并控制外蒙的梦想又成了泡影。 　　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远东军"被邀"进入外蒙古，日苏在边境线上直接对峙起来。1937年，黑龙江小岛干岔子发生了日关东军击沉苏联炮艇的事件。 1938年，在图们江口北面的张鼓峰又发生了军事冲突。 　　而诺门坎事件则是所有冲突中最著名的冲突。诺门坎在海拉尔南约二百公里的地方，即从罕达盖---将军庙---阿穆内部一线到哈拉哈河之间的地区。外蒙主张边境线是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是早在1734年哈尔加族和哈拉哈族互相争夺地盘时，由清政府裁决而划定的分界线。 　　1939年5月11日，外蒙骑兵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满洲国"警备队立即把他们赶回西岸。12日，外蒙骑兵再次进入东岸，并同"满洲国"警备队进行交战。 13日，小松原师团长以两个步兵中队配属给骑兵联队，编成东支队派赴战场。小松原又给东支队配属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编成山县支队。 28日，日本把以步兵为中心的主力配置在苏蒙军方面，派东骑兵联队迂回到敌人侧面进攻，以断其退路。但是，苏军的坦克炮兵使日军主力陷于困境，东骑兵联队反被切断退路，被包围歼灭。 这就是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进入6月，苏联步兵第57特别军军长已由朱可夫担任，军司令部设在哈拉哈河以西约130公里的塔木扎克-布拉科。27日关东军轰炸之，第二次诺门坎事件发展成大规模战争。 　　日军出动了130架飞机，击落、击伤苏机百架以上。7月2日夜，第二十三师团到达哈拉哈河左岸。苏联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回击。3日下午，二十三师团撤退到哈拉哈河右岸与安冈支队会合。 8月，日在海拉尔组织第六军，直接指挥作战。23日，苏军重新夺回制空权，切断了日军的退路。29日，当师团司令部准备撤往赫尔斯坦河以北去时，突然受到来自高地的攻击，整个师团完全被坦克群包围起来。 梅津美治郎中将被任命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诺门坎之战终于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十三)公元1945年----1949年的历史 　　早在20年代蒙古族封建地层份子吴鹤龄率领"内蒙古请愿代表团"到南京向国民党乞求"自治"。九一八事变后，东部地区一些封建上层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提出 "独立自治"。在西部地区，1932年，德穆楚克鲁普等少数王公，在百灵庙发表通电， 提出什么"蒙古高度自治"，最后在国民党政府许诺下，成立了一个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1935年，日本侵略军直犯察绥地区，德穆克栋鲁普、李守信等人公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蒙疆自治联合政府"。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收复新疆；同时，国军攻打外蒙失利(这是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同一天) 。1945年，苏联与南京政府重新签署《中苏加盟协议》：苏俄在1950年10月10日前撤走全部武装力量；中国恢复在外蒙的驻军；中苏双方同意对蒙古自治问题进行公民表决，表决的时间未达成协议(苏方要25年后，中方要100年后)。 　　1945年，日本战败，中苏谈判再次涉及外蒙问题，46年，外蒙代表与南京政府谈判外蒙主权归属问题。苏俄处心积虑的制造外蒙独立，在中俄边界屡造摩擦，多次侵入我新疆、蒙古地区，利用中国的内乱，将军事控制线南移，在民族、经济和政治上煽动外蒙政权及人民的反华情绪，同时想方设法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45年的雅而塔会议使苏俄在华获得利益，包括租用旅顺和优先使用大连港，同时确保外蒙维持分裂现状。为确保雅尔塔协议的落实，苏俄邀请南京政府去莫斯科和谈，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了斯大林。 　　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另派蒋经国再使苏俄，然而仍旧毫无用处，经过一番痛苦的考量，蒋介石电令宋子文同意在外蒙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南京政府在东北、新疆主权和中共割据问题上的利益，不过外蒙独立要"全民公决"。宋子文不愿承担卖国骂名，立马辞职把任务交给王世杰完成。 　　1945年8月10日，王得知日本拟接受波次坦公告，由于害怕苏军占领全部满洲后态度更加强硬，当晚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轮会谈，斯大林同意取消在旅顺和大连派驻行政官员实行共管的要求，同意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苏军全部撤出满洲。但要求中国不准在外蒙独立问题上提边界划分的要求。外蒙主要和新疆有边界划定的问题，原阿尔泰地区在1911年前归属外蒙，外蒙独立后划归新疆管辖。苏俄要求把阿尔泰地区划入外蒙，遭南京拒绝。由于1944年在阿尔泰地区发生过叛乱，蒋介石对苏俄有很大疑虑。而苏俄也怕南京借边界划定问题迟迟不批准外蒙的"全民公决"，使外蒙独立没有名分。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威胁说，如果再不批准协议"内蒙也将申请加入蒙古！"。鉴于东北战场情况的发展，老蒋最后含糊其词，让王世杰权宜处理，就这样在划界问题上南京又让一步。1945年10月10日到20日，外蒙共集会13000次，举行投票，共有选票381242张，结果是全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但是这一"公民表决"行为严重违反《中苏加盟协议》：1.联合国未派观察员；2.苏联未撤军，中国军队未进入；3.时间大大提早；4.原外蒙境内居民还未迁回。 　　1945年，国军控制了内外蒙之间有争议的两块领土。(1960年毛泽东签《中蒙友好新协议》时，送给了外蒙)1946年1月5日，南京政府正式公告外蒙独立，外蒙的最终分离。 　　外蒙古西北的唐努乌梁海,在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一直属于中国。 1914年沙俄出兵强占此地，强行并入俄国版图。苏联成立后，此地成立了以克孜尔为首府的土温克加盟共和国，但很快降格成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图瓦自治共和国。当地的图瓦族说突厥蒙古语。 　　(十四)公元1949年----1999年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只用四年就打败蒋介石，蒋介石恼羞成怒，称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条约》：暗中支持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于是宣布《中苏友好条约》(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也在内)作废，所以台湾的地图又堂而皇之的把外蒙又画入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共满腔仇恨，包围中国；台湾更派出军舰封锁大陆外海，飞机不时深入内地进行骚扰。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的援助就显得极其重要。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同国民党签的条约大多作废。 　　关于外蒙，中共重新发了声明，表示承认其独立。这主要是，中国的前中央政府已正式承认其独立，外蒙于法于理上都已完成独立的过程，中国已没什么借口；二则中国有求于苏联，外蒙的防务几乎是由苏军负责的，如果强要收回，不仅理亏，与苏联就不仅是撕破面皮的矛盾了。不过，毛泽东收回了大连、旅顺的主权，也取消了苏联在满洲铁路的特权。 　　蒙古自1924年独立以后，与中国的边界一直维持在清末的政区界。 二战后蒋介石在美、俄压力下承认蒙古独立时国界亦未变动。 CCP建立后，蒙古因唐努乌梁海地区为苏联所并, 故在苏联支持下以调整边界名义向CCP寻求补偿。 此次调整结果蒙古从中国取得1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内蒙东部得到孔社令-二连浩特-丹拉拉克一线以北；在新疆得到阿尔泰山脊至北塔山以东地区。 　　蒙古形如"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默默过了几十年，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当中苏关系缓和时，苏联从蒙古撤回大部分军队也成为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新思维"，蒙古便也刮起改革之风。 　　1991年，苏联从蒙古撤军完毕，同时苏联分裂。蒙古自1697年失去独立后，历经300年终于获得独立。历史如此的相似，1697年以前，是俄罗斯摆脱蒙古独立，现在是蒙古摆脱了俄罗斯获得独立。 　　独立的外蒙古得到了暂时的好处：躲过了中国的战乱，享受了苏联的帮助，苏军撤退后留下的营房、设施更是从中苏对抗中赚了一笔。但从长远利益来看，蒙古并不在有利的地位。蒙古是个内陆国，交通不便，人口缺乏，如果发展经济必须从它仅有的两个邻国找出路，无异于把自己的经济命脉交到别人手里。 　　民国时统计：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现在全球五百多万蒙古族人：二百万在蒙古，三百四十多万在中国。中蒙自1279年就生活在一个国家里面，到1946年共667年之久。 　　1947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乌兰浩特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乌兰夫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施政纲领》，坚持了内蒙古的革命和民族区域自治事业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会议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博彦满都为临时参议长。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宣布成立。 　　自治区成立初期，只管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5个盟，面积约54万公里2。东北全境解放后，1949年将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和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划归自治区。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前，又将蒙汉民族杂居的多伦、宝昌、化德3个县划归自大治区，原乌兰察布、伊克昭两个自治区改为盟，归绥市改称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包头两市直属自治区。1956年初撤销热河省建制时，将赤峰等6个旗县划归昭乌达盟 ，并将乌丹县划归翁牛特旗。同年，甘肃省所辖巴产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自治旗划入自治区，设巴彦淖尔盟，从此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统一区域自治，形成了如今这样的行政区域，包括4个设区的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赤峰市；8个盟：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下设101个旗县市区，以旗命名的54个以县命名的17个，以市命名的16个，其中包括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翰尔族自治旗。 　　内蒙古自治区是蒙古族实行区域自治、汉族占多数、还有其它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据1996年统计，全自治区共有49个民族、2307万人口，其中人口较多的又相对聚居原有蒙古、汉、满、回、达翰尔、朝鲜、鄂温克、鄂伦春等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自治区总数的20.2%，其中蒙古族人口最多，有338万人，占自治区人口总数的16.4%。 回到目录 张旭东：文化认同与学者的使命 　　文化认同与学者的使命--梁任公《敬告留学生诸君》百年有感 　　 　　由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方案引发的社会性讨论，目前虽告一段落，但其实却并没有结束。尽管种种争议尚未了结，这场讨论本身在具体的制度、政策、规定等方面的效果也还有待观察，但这次学者们毕竟把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问题推出了象牙塔，在海内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这在过去几十年里是第一次。在思想和舆论层面上，它明确了立场的分野，建立起一些珍贵的共识，并以此为围绕中国大 　　学和中国学术自主性、明确中国大学和中国文化思想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的讨论做好了铺垫、拉开了序幕。 　　留学生：缺席的在场 　　由于北大教改方案的新一轮修改稿至今不见出台，涉及具体问题的讨论似乎失去了具体指涉和参照。但回顾讨论的来龙去脉，拾遗补缺，对业已提出来的问题作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此其时矣。这里我想谈一个居于这次北大教改讨论的核心、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摆到桌面上来的问题，即留学生问题。 　　中国留学生，包括学成归国的（即所谓"海龟/归"）、目前正在西方大学学习的，和毕业后进入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但和国内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生活保持密切关系的三部分，无疑是这次大学讨论的"当事人"和"主角"之一。不但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支持者、和批评者三方里面都不乏留学生，而且"改革"最有争议的部分，即北大青年教师的聘任和升迁制度，其实也和留学生回国服务的可能性和条件、他们相对于国内培养的博士生的待遇和地位、以及他们今后在中国大学体制内的角色和作用直接有关。但是，虽然当今中国各主要大学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都或隐或显地把吸引留学人才回国服务作为提升本单位科研和教学水平、实施向"国际化"和"世界水平"目标冲击的"跨越性发展"的重点举措，有人甚至指出此次北大教改方案出自"海龟"之手，实际上是"为留美人士量身定做"，可"留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却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自身在中国大学体制变革中的优势、劣势和使命，更谈不上在理论上对自己在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生产机制中的"在场性"和身份立场作出一个明确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这次讨论的一个阙失面。 　　众所周知，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的确立和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大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从晚清到"新时期"；从文学研究到核物理；从大学理念到科层管理--留学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往往是奠基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当年的留学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大学，没有今天的中国文化。目前，即便中国大学体制已经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和一定的特色，但只要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总体上仍同西方教育和学术文化生产之间有较大距离，留学生在中国大学的各个领域，就仍将继续发挥重要而关键的作用。这一认识不能因为反对武断的"接轨主义"和批评对洋学历或美式训练的盲目崇拜而变得模糊。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重视留学生的作用同确立中国大学自主性从来都不矛盾。近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重建政治和文化主体性的努力同大举学习西方的努力之间，历来都是一种纲举目张，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甚至可以说，自晚清以来，中国学人只有对西方和西学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并以西方强加于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为"中国问题"的基本历史境遇和理论框架，他们谈论"国学"、"本位"、和"主体性"方才有问题意识上的实质性和方法上的开创性；他们处理中国文本才能有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意义。否则，我们得到的不过是遗老遗少心理问题的回光返照，或供庸俗"知识考古学"把玩的木乃伊。而在方法上，种种打着"本土"旗号的学术取向，往往不过是重拾往日的"西学"时尚，比如胡适所追随的实证主义而已。 　　本文意不在全面考虑留学生和当代中国大学建设的关系，而只是想借重温梁启超作于光绪28年（1903）的《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21-26页。以下简称《留学生》，引文后只注页数），就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立身之道和学术使命，谈一点粗浅的想法，首先是自省，其次与海内外学友（特别是有留学背景的学友）共勉。 　　先要说明的是，梁启超文章虽以留学生为主要讨论对象，但行文中常常对"我国今日之学生"整体发言。不言而喻，在他看来，留学生，包括正在海外求学的和业已学成归国的，不过是这个整体的有机部分。任公文中"意想的读者"看似游移不定，实乃大有深意。比如上面提到的"国学"和"西学"问题，早已超越了留学群体，而变成了中国学术界、知识界共同的问题。 　　"于学之外，更有事焉" 　　文章开篇，作者"顿首"而"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任公文章虽以"笔端常带感情"著称，但此处作者的态度却极严肃而虔诚，没有半点滥情、做秀、给留学生戴高帽子的意思。距此文写作仅七、八年前，康梁策动"公车上书"（1895），敦促光绪皇帝变法图强。最终结果是以卵击石，在戊戌年（1898）一败涂地。《留学生》一文，便作于亡命日本期间、游历北美之前。当年寄托于开明君主的改革理想，如今悉数交付于青年学生和"教育救国"的方案。"上书"二字出现在《留学生》一文的篇首，不能不让人联想之余，感到一份命运的沉重。二十年后的"五四"，此刻实已埋下伏笔。日后周作人倚老卖老发牢骚时，就把"以前的皇上"和"今天的青年"捉成一对，说前者不许人谈自己，后者不许人不谈自己，而不可一世之气乃何其相似云云。 　　梁启超追随乃师，在甲午之后国难当头的年代，由学入政，由政返学，以世界眼光看中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具备他那一代中国文人所绝无仅有的眼界和见识。在二十世纪开端的"全球语境"中，当梁启超把注意力转移到教育和文化问题时，他首先看到的是 "我国今日之学生"与欧、美、日西方列强的"他国之学生"有着历史境遇上的根本的不同。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学生的任务单一而纯正；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求知问学，发展心智，在各自选定的有限的领域，尽到各自应尽的义务，作出各自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因为"彼他国者，沐浴先辈之泽，既已得有巩固之国势，善良之政府。为后辈者，但能进国民分子之责任，循守先业，罔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21-22）而中国学生，则因为缺乏这种"先辈之泽"和"巩固之国势"，想要"循守先业"，求学术之渐进，谈何容易。做中国学生，若要尽学人之职守，在梁启超看来，首先要尽"国民分子之责任"。在国将不国、中国文化实体随着中国政治实体的土崩瓦解而飘零四散之时，虽学子"所求者学而已"，却不得不以国家事为己任。不然，"则学虽成，安所用之"。梁启超鉴于中外情势之不同，给中国学人的第一个忠告，便是"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 　　百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学人，虽有总体学术水平落后的焦虑和对体制沉疴的不满，但大家做的早已不是"国将不国之学"（这是李零在《我读〈观堂集林〉》一文中对王国维的"国学"所作的精辟概括），而是国之将兴之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相对的"巩固之国势"，无疑是当代中国学人所享受的"先辈之泽"，只不过享之日久，视为理所当然，不以为意。此外，新中国大学体系的建立，过去几十年来的学术积累，特别是近年来研究生院、研究所和博士生教育制度的迅速发展，也为各学科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先业"。但梁启超 "于学之外，更有事焉"的观察，却并不过时。它不但为我们指出现代中国学术的历史规定，而且预示了当代中国学术由此历史规定而来的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精神内涵。不妨说，今天对"于学之外，更有事焉"的恰当读法就是把它理解为：中国学术成为地道的学术之时，就必须已经超越作为"专业场域"的学术本身，超越学院体制的因袭、成规和自我封闭，而对民族复兴的大业有所担当，对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有所贡献，而不只是满足于"循守先业，罔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这样的"彼国学人"的"正常"而"专业"之心态。唯有如此，近代以来几代中国学人的筚路蓝缕的努力才算结出了果实，当代中国学术才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经验而有益于世界性问题之探讨的历史性的内容。离开了这个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传统，去追求什么"国际性"、"正规化"学术"，得到的往往只是西方学术的仿制品。在这一点上，所有中国学者处境相同，又何分"海内""海外"、"国学""西学"！ 　　梁任公书生意气，看问题偶有迂阔之嫌，但却从不迂腐。他对海外中国留学生当中"仅以闭户自精，不问时事，为学者唯一之本分"表示不解。在他看来，中国留学生的"独一无二之天职"，既不是仅仅精于治某一窄小领域，做一现代学院分工体系里面的专门家，也不是效法古代儒家士大夫，"积所学以求当道者之用我"，而是"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在这最后一句话里，梁启超可说是将自己的学术抱负、社会责任感、政治进取心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的追求熔于一炉。他对留学生的期待是："诸君于求学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学智舞台。旧舞台而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利用其旧者。旧舞台而不可用也，则请诸君思所以筑造其新者。"也就是说，梁启超期待于中国留学生的，绝不是那种以为非待国内万事俱备、各方面条件直追美日，自己不可作"东风"归的幼稚心理；更不是那种待价而沽，苦等伯乐，指望一日衣锦还乡占据要路津的"千里马"心态。相反，在任公眼里，留学生的真正使命或"天职"，恰恰是在"旧舞台而不可用"的时候"筑造其新"，开一代风气，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创造条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中国留学生无论是学成归国，还是在西方学术界发展（在此他们免不了同西方"中国研究"发生关系），都应该具有有朝一日筑造新舞台的心理和学术准备。可以说，任公"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一句的重音，甚至不在"有可以自用之"的自强、自立、自我实现的现代精神，而在必求个人有用于天下之道的文化担当和道德勇气。 　　"责望于新学之青年" 　　梁启超看重留学，对海外中国学生寄予厚望，其关注不在"留"洋，而在"学"。他当然不是不知道中国留学生群体和任何其他群体一样，必然是良莠不齐。但留学而不学无术、仅以洋科举镀金招摇撞骗者，根本不在任公此文视野之内。《留学生》中写道："若夫有借留学为终南捷径，语言文字，一八股也；讲堂功课，一苞苴也；卒业证书，一保举单也。若是者非徒侮辱学生之资格而已，且侮辱国民之资格，莫此为甚也。亡中国之罪魁，舍彼辈莫属矣。某祝诸君中无此等人。苟其有之，则某之言非为彼辈言也。"（25-26） 　　无论今天还是当年，以洋"八股"、洋"保举单"为"成功"之终南捷径的人大概都不在少数，但梁任公这一番话不是为这些人讲的。对他心目中的担负着中国之未来的留学生，梁启超则提出了严格甚至严酷的要求。在他看来，"非有学校外之学问，不足以为用于中国"固然重要，但毕竟是留学生他日学成归国后面对的问题。而 "其在今日，"中国留学生求学的当务之急，是确立"非求学问之程度倍蓰于欧美日本人，不足以为用于中国"的远大目标。乍一看，任公似乎对留学生提出了一个夸张的、高得不现实的要求，但《留学生》一文里，这一点却是讲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梁启超写道： 　　"诸君立于世界竞争线集注之国，又处存亡绝续间不容发之时。其魄力非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不足以开将来；其学识非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图自立。岂乃争甲乙于一二学究、卖名声于区区乡曲也。"（23） 　　此处梁启超寥寥数语，点出了现代中国治学之道的关键。对现代中国人来讲，一个"学"字，不仅仅是作为专业或职业的学术，更是事关国家、民族、和文化"存亡绝续"的斗争。而若要以学识承担起学人的"天职"，我国今日之学生（而非仅仅是留学生）就必须在学术上有宽广的视野、远大的抱负，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文化和政治自我意识。这里"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和"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绝不是空话大话，而是挑明了一种从自身历史境遇和问题意识出发，批判地审视中西古今一切学术思想成规的勇气和魄力。应该说，即使在今天，这种治学背后的历史性、政治性紧张和由此而来的总体观和问题意识，仍然是在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在当今学院各个具体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梁启超当年所期待的"挑战"和"抗衡"意识都可以激发或转化为一种综合、比较、辨析、和超越的治学方法，引导中国学生循着局部和整体的辩证法，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到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深入浅出。从文化中国的现代命运出发，"现代性"，"古代和现代"，"西方和东方"这些巨大的能指符号和问题领域才有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只有从特定的现代中国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出发；"西方"这个连西方人自己也早已"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历史的庞然大物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总体"而变成分析和叙事的对象，从而反过来激发对现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的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在此，"中国"非但不是海外几个自封的"世界主义者"们所嘲笑的"魔障"（the obsession with China），而是一个分析具体学科性问题的总体视角，一个批判地介入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支点和杠杆。如果一国之学术不过是其国民群体之历史经验的思想结晶，那么中国学术从现代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中获取自己独特的学术取向和学术价值，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梁启超以上面一段话作为对中国留学生治学的期待和要求，或许无形中含有这样一层意思：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的目标不是要以西方学术思想武装头脑，进而脱胎换骨，以"普遍的""文明人"的方式看问题；而是以西学之博大精深砥砺其中国意识，日益明确与其"挑战"与"抗衡"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在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中，在同"他人"间的理解和承认的斗争中"以图自立"。 　　目标已经明确，梁启超便要以此为标准检查中国留学生的"功课"。任公当然知道，要让"于学问初发轫也"的中国青年学生去追赶和超越西方人数十年、数百年的"学力"，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但取法乎上，把目标定得高一点，虽不可能一蹴而就，却可以有明耻而知不足的激励效用。任公此处其心切切，其意谆谆，像一个操心的兄长、一个关爱的父亲： 　　"问[我国留学生之学问]果能有倍蓰于人者乎？靡论倍蓰也，平等焉且无有矣。靡论平等也，半之焉且无有矣。夫诸君于学问初发轫也，吾又安敢以他人数十年之学力，遽责望于新学之青年。然立夫今日以指将来，度卒业之后，能倍蓰之乎？能平等之乎？能半之乎？是不可不自审而自策励也。仅平等之，尤不足以为用，乃诸君中或有学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满之色，是吾所未解又一也。"（22 -23） 　　学术天职与"政治使命" 　　今天，在美、欧、日大学里任教甚至还在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学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满之色"的并不是没有。究其"沾沾然"的原因，多不在其于学大有所得，而在其于志大有所失。当年任公告诫留学生不要"争甲乙于一二学究、卖名声于区区乡曲"，场景还只限于"本国内地"，如今却可以扩大到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西方学院了。一些留学生回国讲学度假、探亲访友，任公笔下那种"虚有其表，摭拾一二口头禅语，傲内地人一所不知"的丑态，也时有耳闻。此种怪现象当然已经不是学问的问题了。在《留学生》一文里任公写道： 　　"今日[留学生] 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则先求诸君之行谊品格，可以为国民道德之标准，使内地人闻之，以为真挚勇敢厚重慈爱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毋以为轻佻凉薄傲慢放浪者，海外之学风也，从而效之。由前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功。由后之说，则海外学风将为一世罪。呜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其毒中国也至矣。彼辈已一误。某祝诸君毋再误也。" 　　由此看来，留学生的"天职"，小的方面说，是在学术界树立一个"真挚勇敢厚重慈爱"的良好学风，使人"从而效之"；大的方面说，是以独立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通过学术思想，重建"国民道德之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文中那个"其毒中国也至"的"三十年前之海外学风"，无疑指晚清洋务运动期间那种囫囵吞枣、食洋不化、以技术或器物之学挂帅、知其一不愿知其二的官僚督导的西化模式。众所周知，此后中国又在甲午前后，五四前后，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掀起了多次出国留学潮。虽然中国大学体制在过去二十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最近一次留学运动更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但就目前看，近二十年来的留学在学术思想上的收获并不令人满意，仍然有必要引"彼辈之误"为戒，避免"再误"可能。作为最近一次留学运动的亲历者，我们都有一份反思的责任。 　　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迅速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格局。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最具连续性的非西方文明实体，中国又一次处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关头。从中国学术自主性、大学的自我定位、到中国留学生的使命或"天职"的一系列问题，都无不以此为背景。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中国留学生的期待和要求今天读来，那种促人反省，令人"日夜自悚惧"的激情和忧思，其力量丝毫不减当年。 　　在文章最后，我想以梁启超的同代人，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一段文字，为梁任公所理解的学者的天职作一个注解。韦伯写道："…… 每当一个成熟的人以他全部的灵魂感到他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每当他遵照责任伦理行动，在某一时刻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我都会被极大地感动。这才是真正人性的流露，令人为之动情。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还不是行尸走肉，就必然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处在这样一位置上。在此，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而唯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产生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以政治为志业》，见《政治文选》，剑桥大学英文版第367-68页。） 　　韦伯曾在他那篇著名的《以学术为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1917）演讲中强调学术研究本身的自律性，反对以个人信念和政治立场左右学术研究，影响其作为"专门知识"的精确性和独立性。这篇演讲因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被视为当代学院化、专业化学者"脱知识分子化"，回归"价值中立"之学术的理论依据。但同一个韦伯，在两年后所作《以政治为志业》（Politik alsBeruf，1919）的演讲里，却明确地把"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结合作为个人成熟的前提，把能够担当其"政治使命"作为"真正的人"的标志。把梁启超和韦伯摆在一起读，我们又一次认识到，不能在思想上把握学术和政治之间的辩证法，就无法理解一个成熟的、真正的学者的天职和使命。 　　2003年9月于纽约 回到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