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康治本伤寒论_考_钱超尘

北京中医杂志1983年第3期一八四六年，日本柳河医官户上氏从他的朋友河口春龙处得到一本节录本《伤寒论》。户上氏名较重，号玄斐。节录本《伤寒论》有65条经文，50首方（复出者不计），42味药。玄斐披览以后，看到卷末有两行显赫而清晰的文字，不禁大为惊讶：原来这一节录本《伤寒论》，竟是一千余年前的传抄古本。这两行文字是：唐贞元乙酉岁写之。康治二年癸亥九月书写之唐贞元系唐德宗李适（Kub)纪年，乙酉岁相当贞元二十一年，西历八〇五年，又相当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日本康治二年，相当中国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三年，西历一一四三年。日本和尚了纯于康治二年依照唐贞元乙酉岁写本重加缮录。从康治二年到玄斐发现了纯传抄本，又过去七百余年。这样--个罕见的古抄本重被发现，怎能不令人惊讶呢？所以玄斐感叹地说:“自贞元至于康治，三百余年，自康治至于今，七百余年，既经千载之久，彼之所逸，而独岿然存乎本邦者，谓之灵祇所护，谁曰不然?”(卢上玄斐《刻康治本伤寒论叙》)。为了把这一医家瑰宝公之于世，造福群生，他与宋林亿校勘本作了对照，略记异同，并增加眉注卷首“凡例”及“方目次”，于日本安政五年(1858)在京都雕版刊行。为了在称谓上有所区别，故名此书为《康治本伤寒论》。从我国唐代贞元乙酉年算起，这一节录本《伤寒论》到今天已有一f•一百七十余年历史了。“康治本”的发现，对于探讨《伤寒论》不同抄本之流传、经文之演变、文字之校勘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三个问题，略陈管见；至于对宏纲大旨的研究，尚俟专家。一、经文的次序“康治本”六十五条系按六经辨证排比先后，井然有序，而无杂揉之弊。第一条至第十一条属太阳上篇；十二条至三十一条属太阳中篇，三十二条至四十三条属太阳下篇；四十四条至四十七条属阳明篇；四十八条属少阳篇；四十九条五十条属太阴篇；五十一条至六十二条属少阴篇；六十三条至六十五条属厥阴篇。经文至六十五条而终。在这六十五条里，仅第六十四条为“发汗若下之后，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详此条系太阳脉证，与宋林亿本太阳中篇之第七十七条相同，除此条失次外，其余皆严格按照六经顺序排其先后。经文排列循六经辨证为序，说明了节录本《伤寒论》在贞元年间已作如此排列，显然是经过整理过了的。户上玄斐说，此书或系“未经叔和氏之撰次者”，意即比经叔和整理撰次之《伤寒论》更加古老；但是综观经文皆以六经为序，与林亿校勘本无甚差异,因而玄斐之推论是不足为据的。二、节录本散失于北宋初节录本在我国失传大体年代，可从林亿《伤寒论》校语中得到启发。宋本第十四条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葛根四两麻黄去节三两芍药二两生姜切三两甘草炙二两大枣擘十二枚桂枝去皮二两下附校语：“臣亿等谨按：仲景本论太阳中风自汗用桂枝，伤寒无汗用麻黄。今证云伤寒恶风，而方中有麻黄，恐非本意也。第三卷有葛根汤证云，无汗恶风，正与此方同，是合用麻黄也。此云桂枝加葛根汤，恐是桂枝中但加葛根耳”。我们这里暂且不必讨论方中当否有麻黄问沙门了纯£北京中医学院钱超尘《康治本伤寒论》考题，我们注意的是，林亿身为朝廷任命的校正医书局之要员，而且被后人誉为博闻多知可与汉代校正方技的李柱国并论而无愧，他为什么要用很多笔墨申述方中不当有麻黄的理由呢？原来他根本没有见到这一节录本《伤寒论》。在林亿校勘《伤寒论》以前，即在宋代开国初年，“开宝（968~976)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上进，其文理舛错，未尝改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缺于雠校”（林亿《伤寒论叙》）。林亿在嘉佑年间校勘《伤寒论》时，凭借他的优越条件，当搜集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伤寒论》传本，包括藏于朝廷图书馆（书府）的高继冲本在内。但是，所有这些不同传本，第十四条的“桂枝加葛根汤”方中，均有“麻黄”，因而他才需要从辨证上申述方中出现“麻黄”之不当；假如在他所收集的许多种传本中有一本恰无“麻黄”，那么，他必然注明“本云无麻黄”，以做为他之申述的有力佐证。可惜的是.这样的传本，他终于没有见到。今考节录本《伤寒论》，此条恰无麻黄，其方作：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葛根四两由于林亿校勘《伤寒论》时未见此节录本，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判断：节录本《伤寒论》至迟于北宋初已亡。三、节录本《伤寒论》由谁传入日本该书卷末“唐贞元乙酉岁写之”，为考证节录本《伤寒论》传入日本时间与人氏提供了重要线索。这里需要考察，在唐贞元乙酉（805)曾有哪些日本学苒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搜集抄录书籍。据日本占史《日本纪略》载，桓武天皇延历」.十年（洲1)作出遣唐使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延历二十二年（803)航船从难波津扬帆渡海，不久，暴雨摧折舟身，，日本学者明经请益大学助教授丰村宗长等多人溺死。804年七月六日，日本派遣当时著名学问僧最澄（767〜822)、空海（774~835)来唐寻求佛法，搜集珍贵图书。海船从筑紫出发，途中又遇风暴，在海中飘流逾月，空海于福州长溪登陆，最澄于八月十曰到达我国东南沿海明州。他们都从中国抄回大量书籍，但从以下事实分析，当是最澄首先抄归了节录本《伤寒论》。首先，最澄在《请来目录》上注明的时W与节录本《伤寒论》所写时间相吻合。日本学者来唐抄录了哪些书籍需要登录造册，这种相当书目手册的本子叫作《请来目录》。最澄于805年6月返日，他在《请来目录》上写道:“大唐贞元二十一年岁次乙酉五月朔拾叁日，曰本国求法沙门最澄录”，与节录本《伤寒论》卷末所书“唐贞元乙M岁写之”时间同。而空海足806年8月回到日本的，与节录本《伤寒论》抄归时间已晚一年有余，因此，此书当是首先由最澄带回，而非空海。其次，最澄在中国曾有目的有选择地抄录了大量书籍。最澄是日本近江国人，日本弘C十三年卒，年五十六，清和天皇贞观八年（8661赐谥号为传教大师。最澄是一位极博学的人，十七岁出家，在奈良读鉴真带去的《天台凹教义》，以及《华严经起信论疏》，但以未至中国天台山为大憾。十九岁登比睿山，读《法华金光明》诸大乘经，在山上建止观院，该院成为后来著名的延历寺发祥地。804年（时年三十八岁）受诏来唐，于明州登陆后，先到长安，在当时密教的大道场长安青龙寺作短期学习后.返回浙江，登天台山，向精研佛法的“善知识”(具有丰富佛学知识的人）请教。继又往台州龙兴寺暂住三月，蒙台州刺史陆淳优礼，供给纸笔，于是最澄雇用经生数十人，抄写选定书籍。该寺藏书甚富，共抄得128部，340卷。又得知越州龙兴寺藏书亦丰，且多珍本，于是前往该地雇人选抄，共抄得图书102部，115卷，先后共抄回珍贵书籍230部，450卷，大部分登入《请来目录》中。今考节录本《伤寒论》虽未载入《请来目录》中，但亦在此次大规模抄录珍贵图书里，当无疑义。因为鉴于以下原因，最澄并没有把所有抄录的图书都登于《请来目录》中。据U本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说，因为最澄系“奉官府命令用公费入唐，原为求法，所以回国交公的《请来目录》中就没有特别载明诗文集或其他杂书之类”，以避免产生诸如“遣唐原为求法，今却耗费国帑，遍抄杂书”之讥弹，因而有意地回避了。第三，节录本《伤寒论》最先由比睿山延历寺传出。该书流传经过，据玄斐说：此书盖尝在延历寺，人或得之，后往江户传之，奥人某珍如拱璧，不妄示人，友人河口窃誊之（玄斐叙）。河口春龙亦云该书原为“比睿山所藏”。比睿山和延历寺，与最澄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但早年读书于斯，而且从中国返日后，亦弘布天台教义于此。最澄回国后，弘布佛法，创立天台宗。他所创立的天台宗，在精研法佛上，注意避开人世嚣扰，把寺院都建在深山僻静处，与以前的奈良朝研究佛法表现了很大不同。奈良朝时代的佛寺都建在通都大邑里，人们称之为“都市佛教”，最澄开创的天台宗佛教，通称“山岳佛教”。最澄在弘仁九年(818)告诫诸弟子说：我寻法华园宗之元由者，初灵鹫、次大苏、后天台，并皆于山说听修学解悟矣。是故我宗学生初修之顷，当为国为家，山修山学，利益有情，兴隆佛法（《睿山大师传》，转引自《中日文化交流史》一八六页）。天台宗恪守“山修山学”戒律，因而比睿山、延历寺又成了天台宗创立和弘布佛法的圣地。同时还要看到，日本天台宗既然是在中国天台佛教教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天台山“善知识”所具备的知识修养亦皆为最澄所吸收和传播。天台山之“善知识”既精佛律，又谙医药，最澄亦在比睿山与延历寺中加以应用推广。节录本《伤寒论》由他引入日本后，看来并未上呈宫庭，而是在比睿山延历寺中，供佛门弟子传习。历经数代传抄，于江尸时代流入宫禁之中，被视为枕中鸿秘，由河口春龙“窃誊”而流布于社会。从节录本《伤寒论》与比睿山、延历寺具有密切关系分析，它也是由最澄首先带入日本的。小结节录本《伤寒论》做为古代传本之一，在校勘、考据和史料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日益引起日中学者研究的兴趣与注意。最近，日本长泽元夫先生在《东洋医学》杂志连载十篇《康治本伤寒论之研究》，我国学者近亦有专文论述，这一节录本《伤寒论》正在得到学术界的更大重视与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