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方国政权

中国历朝方国政权 一   夏王朝： 夏王朝是上古帝王黄帝的第四代孙，颛顼帝的曾孙，尧帝时水官鲧的儿子禹建立的。夏王朝是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第一个有完整帝王世系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的奴隶制国家，禹是原始社会末期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 大禹姓姒，名文命，号高密。公元前2166年农历6月6日出生在今四川省绵阳北川县禹里羌族自治乡境内的九龙山(石纽山)禹穴沟侉儿坪。母亲是有莘氏(今山东曹县)之女，名叫女嬉。 据文献《中国姓氏起源》的记载：黄帝七十七年(公元前2355年)封其次子昌意于若水为侯(今四川雅砻江)娶蜀山氏女昌仆为妻，生子颛顼，后因自然和生存条件，昌意携全家北迁到中原，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西北建昌意城定居。其子颛顼继其伯父少昊成为部落首领。 颛顼的孙子鲧在帝挚时为臣，帝挚是帝喾的长子，帝喾死后，商挚继位。帝挚为人昏庸，政绩微弱，在位九年，让位于同父异母的弟弟尧。当时，帝挚封鲧于崇(今河南洛阳嵩县)，赐姓姒，故鲧又称重伯鲧。 鲧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因为夏部落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时常受到洪水的侵扰，鲧在带领人民同洪水作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 因为治水，鲧发明了城郭(即在堵水长堤的基础上加高堤坝，将部落围起来，这样，一可了防止敌人入侵，二可防水)。但鲧生性耿直，为人恃才自负，独断专行，与其它部落首领关系处理的不好，因此，其它部落首领常指责他品德不好。他还与黄帝的一个后代混沌；少昊的一个后代穷奇；黄帝大臣的一个后代饕餮结成一伙，不服从命令，专做坏事，与尧为敌，被人们叫做“四凶”。好在鲧有自知之明，以后借故离开了尧帝。但他并没有回到崇国的封地，而是带着妻子女嬉回了老家石纽(今四川北川石纽山)，鲧在石纽修心养性，不问世事。儿子文命出生以后，潜心教养儿子。 禹是以治理洪水成功而闻名天下的。尧晚舜初，尧在位六十一年的时候，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冲毁房屋，人民流离失所。为此，尧召集大臣们商议寻找治理洪水的人，由于鲧在黄河流域居住，又有治水经验，所以大臣们推荐了鲧。但尧认为鲧为人负命毁族(违抗命令，摧残同类)，不能用。大臣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好的人选了，不妨让他试试。于是，尧听从了大家的建议。 鲧治水九年，因为治水方法不当，被舜斩首治罪，并让他的儿子文命接替父亲，继续治水。 禹从小跟先人治水，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也深知父亲失败的教训，接受命令后，他改变了父亲以往修堤筑坝、以防为主的消极方法，改用疏通河道，开渠排水的措施，让洪水分流。在禹治水的日子里，他率领人民通山川、疏河流，同人民一起披星戴月，顶风冒雪，搬石运土，肩挑背磨。传说在工程紧要关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甚至后来他的妻子生下第一个儿子启，他也硬着心肠没入家门。 禹治水的的足迹东到会暨(今浙江、绍兴一带)；南到衡岳(今湖南、湘中一带)；西到黄河中上游；北到塞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河道畅通，灾害平息，人民安居乐业。因为禹治水成功，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威信，周围的部落非常拥护他。舜也将他封为诸侯，封地在夏邑(今河南许昌禹州)。 在舜晚年的时候，大家推荐禹作了部落首领。禹为夏王时，他让人在朝堂门口设置了钟、鼓、磬、铎、鼗五种打击器来接待四方之人。他说：“用义理使我明白的人，请敲钟；用道德开导我的人，请击鼓；把政事禀告我的人，请挥动铎；用忧患启发我的人，请击磬；有前来告状的人，请摇鼗”。他还经常说：“我不担心天下的贤士滞留在路上，而是担心他们滞留在我的门前，如果那样，就说明我有许多错误了”。 有时，禹吃一顿饭，要起来十次接待来访者；洗一次头要多次挽起头发，停下来接待来访者。有一次，禹出巡时看见一个罪人，就问他所犯何罪，并为他哭泣。禹左右的人问他，罪人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君王为什么还为这种人哀痛？禹回答说：“尧、舜时代的人，都以尧舜的善心作为自己的善心，可我作为天下之君，百姓却各自按自己的心思行事，因此我为之哀痛”。 另有一说：舜是被禹逼迫让位，并被逐到九嶷山而死。《荀子?正论》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据史籍《韩非子·说疑》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汲家琐语》中记载：舜是被禹赶到苍悟而死的。 关于舜帝之死，台湾学者柏扬说：“想想看，几千年前的苍悟之地，人烟极稀，即非政治经济中心，又非边关重地，舜干嘛去南巡？他当时已百岁高龄，到苍悟数千里之遥能走得动吗？这么大年龄出远门，为何没家人照应？既然不带家眷，为什么后来两个妃子又为他投水而死？所以，舜当时不是被武装押解，不得不往，就是追兵在后，盲目逃生。” 传说，禹接替了舜位不久便称王，他用武力平服了不服从他的部落，并把被平服部落的财产归为己有，把俘虏来的人作为奴隶。他还要求服属于他的部落每年都要定期向他朝贡。有一年，禹召集各部落的首领到会暨开会，到会的人都要带玉帛(贡品)来，有一个部落的首领防风氏来晚了，禹竟专断地把他处死。禹以治水成功的初封地为国号，称为夏。后辅佐舜帝为政时居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建国后立都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 夏王朝强盛时统治的疆域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至河北省；南接湖南省。计东西长七百公里，南北宽六百公里，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不算很大，与后世统一的王朝更是不能相比，但在约4000千年前的世界上也许是最大的独立王朝了。 自夏禹开始，确定了王位世袭制。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禹建立了军队，设置了官衙，制定了刑罚，建造了监狱等公共权力，即国家权利。禹开创的夏王朝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夏王朝是一个频繁迁都的朝代，自禹建国到桀灭亡的四百七十一年间，共来回迁都十四次，其顺序为：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曾暂居安邑(今山西夏县)→启迁阳瞿(今河南许昌禹州)→又迁安邑→太康迁斟灌(今河南清丰)→帝丘(今河南濮阳)→少康都康城(今河南禹州)→杼(助)迁原(今河南济源)→又迁老丘(今河南开封)→廑(勤)居西河(今河南汤阴)→皋迁绳池(今河南绳池)→桀又迁斟郇。 禹娶涂山氏(今安徽蚌埠怀远)之女女娇为妻，生三子，长子启，乘父姓姒，次子宰，封顾地(今河南新乡原阳)，姓有扈氏。禹传位于启，有扈氏不服，与启大战于甘(今河南郑州西)，史称“甘之战”，有扈氏大败，宰被启杀掉。三子罕，封观地(今河南鹤壁),称武观. 禹传位启，罕也不服，在封地自立为王，启派兵征伐，史称“征西河”，罕被杀。夏启用武力巩固了政权以后，没几年就死了，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认为：祖父禹一生艰苦奋斗，领导人民平治水土，建立了夏家王朝，又经父亲启为巩固政权而斗争胜利后，自己做国王天下太平，可以安然享受了。 夏启生前喜欢喝酒、打猎、跳舞，太康在这一方面比他父亲更胜一筹，他不关心百姓生活，对政事置之不理，一心迷恋打猎，有时为追赶猎物，离朝3个月不归。太康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黄河下游一个部落首领、早有篡位野心的有穷国君后羿的注意。一次，太康外出打猎，后羿趁机攻占了夏都，并将太康驱赶到夏阳(今河南周口太康)，最后太康死在了那里，史称“太康失位”。 后羿虽然赶走了太康，但还不敢取而代之。为了得到其它部落首领的认可和支持，他在等待时机。后羿让太康的弟弟仲康继位，自己掌握和操纵王权，不久，仲康在后羿的淫威下忧惧而死。后羿认为时机以到，便把本应该继承王位、仲康的儿子相驱赶到帝丘(今河南濮阳)居住，后羿自称为王，号有穷国。 后羿为王以后，他自持箭术高超，武力强大，并没有对夏王家族进行诛杀，对夏王后代的活动也未加限制，还任用了一些原夏王朝的贵族和臣僚在朝中供职。后羿同太康一样也酷打猎，他把政事交给一个奸诈的大臣寒促，自己四处奔波游玩。几年后，寒促杀死了后羿，夺取了有穷政权。 寒促为王以后，他没有忘记夏王朝家族，为了防止夏王朝复辟，他让他的儿子、四处追杀被后羿赶走的相，最后相还是被寒促所杀。可幸的是，相的妻子有仍氏缗得逃，在娘家(今山东济宁)生下相的遗腹子少康。以后，少康在舜的后代有虞氏保护、支持下，招兵买马，组织力量，又联合了一些忠于夏王朝的大臣和部落首领，杀死了寒促，夺回了王位。 少康从小经历了一段流离的苦难生活，他曾为有仍氏管理过畜牧，为有虞氏管理过伙食，接触了不少平民和奴隶，他深知平民和奴隶的疾苦。所以，他认识到要保住夺回的祖业，巩固统治地位，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要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少康复国后，恢复了被太康，后羿，寒促废弃的管理农业生产和治理水患的官员——稷官和水正，使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史称“少康中兴”。从太康失位到少康复国，中间经历了六十八年。 夏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帝王，也是历史上第一有名的暴君。据说，桀是一个有才有智的人，他有一身蛮力，能把铁钩拉直，把铁索拉断。但他性情暴躁，又很残忍，动辄杀人，且酷好声色，又好喝酒。他在位的时候，专一爱东打西伐，无休止地征伐百姓，强迫他们服劳役，为他修建宫殿。他对有仍氏以前反对他继承王位耿耿于怀，夏桀十三年，他攻打有仍氏(今山东济宁)，有仍氏把一个叫妹喜的美女献给了他，桀非常喜欢她。 为了讨妹喜欢心，夏桀四处敛财。为妹喜建造了一座用美玉装饰宫室；象牙镶嵌长廊；美玉砌成楼台的宫殿。因为这座宫殿修的很高大，站在上面能看出十里之遥，从地面上往上看，有将要倾倒的感觉，所以取名叫倾宫。从此，夏桀和妹喜就在这里日夜饮宴作乐，放纵淫乱。据说：他在倾宫里建造了一个大酒池，这酒池大的可以在上面行船，能同时容纳3000人在池边喝酒。他让人在池岸的树上挂满肉干，将熟肉堆成一座座小山，让三千个宫女脱去衣服，命令她们，听到一声鼓响，都要趴下喝酒，并将阴器高耸露出；又一声鼓响，马上跑到肉林去吃肉干，而且要一脚踏地，一脚踏树，露出阴器；再一声鼓响，跑去喝酒，再一声鼓响，去肉山吃肉。这个样子，如牛一般，纷纷忙乱，桀与妹喜看了大笑。到了晚上，他命令男女全部裸体混杂相处，桀与妹喜观看他们交接之势，大以为乐。老百姓恨透了他们，恨不得与他们同归于尽。 夏桀的一位叫终古的太史官，拿着夏先王政绩的图画，苦劝夏桀要爱惜民力，不能奢侈，桀不但不听，反而责骂终古多事，终古眼看夏桀如此下去不久便会亡国，于是在夏桀五十一年离开夏朝投奔黄河下游的商姓部落去了。终古走后，夏桀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他在有仍(今山东济宁)召开盟会，强迫各部落交纳高额贡赋。终于激发了九夷部落(泛指黄河下游各部落)的反抗。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大臣关龙逢劝他说：“以前先王之时之所以天下安定、国家、宗庙巩固，是因为先王谦逊，恭谨、慎重、讲信用、节约开支、关心百姓。现在你奢侈放纵，杀人成性，百姓惟恐你死的晚！人心如果离开你，上天也不会保佑你，你何不稍微改一改呢”？但夏对关龙逢的劝告无动于衷，固执的关龙逢站在那里不肯离开，桀非常生气，就把他杀了。 在夏桀横收暴敛，失去民心的时候，黄河下游的商姓部落的首领汤替天行道，在夏桀五十二年(公元前1600年)向夏王朝发动进攻，夏、商二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激战，夏军大败，夏桀被汤流放到南巢(今安徽省巢湖)，三年后，夏桀死于亭山(今巢湖市东北卧牛山)。 夏王朝自禹公元前2070年开国，至夏桀公元前1600年被流放，共历十七王，四百七十一年。   夏王朝王陵： 夏朝王陵，因年代久远，且多次迁都，并不封不树。除现在传说中浙江省绍兴市的大禹陵；河南周口太康县的太康陵、少康陵；河南濮阳的相陵；河南三门峡市绳池县的孔甲陵、夏高陵；安徽巢湖市卧牛山的夏桀陵外，多数尚未发现。 大禹陵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六公里的会嵇山上。禹17岁受命治水，治水六十三年，走遍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七十九岁时治水成功。开始辅佐舜帝执政。十七年后，继舜称王，在位十年，于公元前2260年巡狩大越(今浙江绍兴)时病故，葬会嵇山。 禹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说：“我百年之后，葬我于会嵇之山。衣裘三领，桐棺三寸(十厘米)，穿圹(墓穴)七尺(两米三三)，下无及泉，坟高三尺，薄士阶三等葬之，勿伤田亩”。因年代久远，禹陵早已变为平地，大禹陵到底在会嵇山何处，以无从查考。后人就在山下选择了一块依山傍水，景色幽静的地方建亭立碑，以祭祀大禹。大禹陵座东朝西，面对亭山，前临禹池，背负会嵇。禹池前面建有青石牌坊一座，由甬道入内，原有陵殿，现以被毁，现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古朴典雅的碑亭，亭中立有“大禹陵”巨碑，每字一米见方，苍厚有力，是明朝书法家、嘉靖年间的绍兴知府南大吉所书。碑亭的右侧有一形制独特的石亭，称“咸若亭”。咸若亭的右前方是近年新建的禹碑亭，其中有秦始皇东巡会嵇时命丞相李斯撰写的著名“会嵇石刻”，以及明代成化年间所镌的“山会水则碑”，“戴琥水利碑”等，非常珍贵。大禹陵的左侧是禹祠。据载是大禹的第四工孙少康所建，后屡次兴废。现祠为重建，祠为前后两进，三开间，座东朝西，粉墙青瓦，简朴无华。前进左右置“大禹治水”、“记功封赏”砖雕，场面壮阔，形象生动。后进中有大禹持耒(垒)戴笠的塑像，左右两侧陈列立脚点大禹在绍兴的遗迹照片和传说故事。禹祠廊下墙壁上嵌有“禹穴”、“禹辩碑”，是历史学者考辩大禹葬地之辞。 大禹陵的右侧是禹庙。传说最早是大禹的儿子启所建(公元前2059～2050年)，以后少康重建(公元前1913～1891年)。并封他的小儿子无余为会嵇王，奉守禹庙，国号于越。禹庙几毁几建。现在的禹庙为南朝梁初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所建。庙内的建筑除大殿是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重修的，其它大部分为清代重修。进禹庙西辕门，可见到一座石栅亭，亭内有一大石碑，这就是有名的“岣嵝(钩楼)碑”，又称“禹王石”。据说是大禹在南岳衡山治水时所书写(碑文下有译文)。向北穿过棂星门，登上百步金阶，就是祭厅，或称拜堂，这是历代祭祀大禹的地方。左右东西两庑，放置历代歌颂大禹功绩的碑石。经过祭厅，就是重檐飞角，雕梁画栋的大殿，大殿屋脊上塑有游龙、逆风、凤凰。大殿正中平台上有高六米，身穿黑底朱雀双龙华衮，双手捧圭的大禹塑像。大殿左侧有清代干隆亲撰碑文的御碑亭。大殿东南小山坡上有一“窆(扁)石亭”，亭内有一高两米零六的大石，形状如秤砣，顶端有一碗大的洞，传说是大禹下葬时所使用的工具，也有的说是大禹下葬时墓穴的镇石，或陵墓所在的标志，窆石下面是大禹的真正葬地。这块奇石，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古代英雄的追念，长年累月，已被人们抚摸的非常光滑。窆石亭边有两方石碑，上镌“石纽”、“禹穴”。意寓大禹生于石纽，葬于会嵇。在禹陵与禹庙之间的山坡上，有一脉清泉、长年不涸。名曰“菲饮泉”，是孔子称赞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官室而得名。禹陵周围，群山逶延，苍翠绕流，红墙四周，气象庄严。   夏王朝世系简表： 昌意：黄帝次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颛顼：昌意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骆明：颛顼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姒　鲧：骆明之子，生卒年待考，葬地待考 姒　禹：姒鲧之子，公元前2166～前2060年，公元前2070～前2060年在位，葬于浙江绍兴市大禹陵 姒　启：姒禹之子，公元前2059～前2050年，葬地待考 姒太康：姒启之子，公元前2049～前2020年，葬于河南周口太康县太康陵 姒仲康：姒太康之弟，公元前2019～前2006年，葬地待考 姒　相：姒仲康之子，公元前2005～前1978年，葬于河南濮阳市相陵 姒少康：姒相之子，公元前1913～前1890年，葬于河南周口太康县少康陵 姒　抒：姒少康之子，公元前1889～前1874年，葬地待考 姒　槐：姒抒之子，公元前1873～前1848年，葬地待考 姒　芒：姒槐之子，公元前1847～前1830年，葬地待考 姒　泄：姒芒之子，公元前1829～前1814年，葬地待考 姒不降：姒泄之子，公元前1813～前1755年，葬地待考 姒　扃：姒不降之弟 ，公元前1754～前1734年，葬地待考 姒　廑：姒扃之子，公元前1733～前1713年，葬地待考 姒孔甲：姒不降之子，公元前1712～前1682年，葬于河南三门峡绳池崤山孔甲陵 姒　皋：姒孔甲之子，公元前1681～前1671年，葬于河南三门峡绳池县崤山夏高陵 姒　发：姒皋之子，公元前1670～前1652年，葬地待考 姒履癸：姒发之子，公元前1651～前1600年，葬于安徽巢湖市东北卧牛山夏桀陵 孤竹国： 中国的文明史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夏朝的统治范围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淮河以北一带，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说明夏朝的统治已达到今冀东地区。夏朝之后，商朝的统治范围大大扩展了，势力最强的时候，东到海滨，西到今陕西西部，南至长江流域，北到今辽宁一带，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今冀东大地已在商朝的统治范围之内。 诞生于商朝初年(公元前1600年)的孤竹国是今冀东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是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它的出现标志着今冀东大地已从蒙昧和野蛮状态中苏醒，从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是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距今约3600多年。孤竹文化是滦河文化的重要篇章。滦河文化研究会举行“孤竹文化研讨会”有很大意义。各地学者提供了16篇论文，刚才又有5位学者发言，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把对孤竹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现在根据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学术界的讨论情况，对孤竹国的历史文化作一综述。同时谈一些个人看法，供们研究参考。   “孤竹”释名： 关于“孤竹”一名，亦作“觚竹”，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甲骨卜辞有关竹氏的活动，有40多条纪录。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和辽宁西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的器身上铸有“孤竹”铭文。孤竹国的历史记载还散见于《国语》、《管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 目前学术界对孤竹国名有几种解释：一是“孤竹”亦写作“觚竹”，“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二者反映了这个诸侯国的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二是根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所记，认为“觚”和“竹”同为书写用物。三是北方地不产竹，“孤竹”就是竹子稀少的地方。 以上三种解释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又有疑问。第一种解释，把酒器“觚”和书写用物“竹简”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联在一起视为国名，似嫌牵强。第二种解释，把“觚”与“竹”同视为书写用物，但书写文字却是文明社会以后的事，孤竹的历史只是从进入商朝奴隶社会以后才开始的吗？第三种解释，把“孤竹”说成是竹子稀少的地方也不准确，孤竹国何以把“竹子稀少”作为国名呢？ 于是有了第四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孤竹”是一根竹子，代表男性的根，是一个坚挺的男性阳具。它是氏族图腾。“图腾”是印第安语，意为氏族族徽。美国学者摩尔根曾研究了美洲土著部落印第安人的社会历史，他们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存在图腾崇拜。原始人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命之物视为其祖先，顶礼膜拜，称为“图腾”。中国的原始氏族也有图腾崇拜。如《诗·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记：商族始祖母有女戎氏简狄在行浴时吞食了玄鸟(燕子)蛋而受孕生其始祖契，故契又称玄王。因此，玄鸟便受到尊崇，成为商族的图腾。据史家考证，原始社会晚期父权制时期，曾出现过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龚维英先生在《原始崇拜纲要》一书中说：“从男根崇拜的角度看，竹之挺拔，正男根之象也。”孤竹更像翘然崛起的阳具。孤竹的部族名称当在原始社会晚期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就存在了。它是一个古老的部族，长期繁衍生息于今冀东大地，商汤时加封，只是名义而已。我赞成第四种解释。   孤竹国存在的时间及与商王朝的关系： 关于孤竹国建国的时间，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索隐》所记：“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是为孤竹侯国。殷墟甲骨卜辞文中称“竹侯”。时在商汤建立商朝之初，一说是商汤十八年(待考)，约公元前1600年。 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根据《春秋》和《国语·齐语》所记，春秋时北方山戎(即后世鲜卑)侵燕，燕告急于第一个当上中原霸主的齐桓公，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弗刂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这次北伐，打垮了山戎，使其北退；同时击溃了令支，斩孤竹君侯之首。时在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二说根据《管子》所记：大约在四年之后(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支(令支)”，彻底征服了山戎与孤竹、令支。山戎献金(铜)表示归服，孤竹国和令支国从此消亡。三说根据《卢龙县志》所记：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晋灭肥国，肥子奔燕，燕国将肥子安置于孤竹地，建肥子国，从此史籍不见孤竹国记载。学术界关于孤竹国灭亡的时间一般采取第一种说法，即公元前664年为齐桓公所灭。其实这次齐桓公斩孤竹国君，孤竹国并没有灭亡。《管子》记述的时间公元前660年，孤竹国才亡。此后孤竹乃成为地名，纳入燕国的疆土。孤竹人分别融入山戎或燕人群体，其活动踪迹继续留在华夏的历史上约千年之久。 大致说来，孤竹在殷商之前是原始部族。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940年(约公元前1600～前660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公元前554年(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386年(公元前1046～前660年)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 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原因有三： 其一，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同是东北夷的一支。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孤竹氏族以孤竹为图腾，鸟和孤竹都象征男根，图腾意蕴相通。上古人的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商王与孤竹国之间没有这种戒心。有人认为，殷商族来自东北，最初的发祥地在古燕山和玄水一带。揆诸史籍可知，古代所说的燕山山脉自今河北省蓟县东南蜿蜒而东，经今玉田、丰润直达海滨。古玄水(即今青龙河)，为古濡水(即今滦河)支流。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唯一大河。对于今冀东地区这段早商的历史应该引起重视和研究。商族居地经常迁徙。夏朝前期，其始祖契的孙子相土率领部众自燕山、玄水一带南下，先后迁至今冀中、鲁西和豫北地区，至商汤后的18世王盘庚才在殷(今河南安阳小屯)地定居下来。孤竹墨胎氏一支没有随相土南迁，仍留居原地。商汤建国封同族同姓的孤竹国君于故旧之地。 其二，姻亲关系。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为诸妇者的称谓。同姓不婚虽然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但商王室和孤竹国君已超过五服，故二者通婚不受限制。孤竹国与商王室通婚是一种政治行为，二者形成了生死悠关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甲骨文中又有“母竹”字样，说明“妇竹”、“妻竹”等曾经生子，在商王室诸子中有了孤竹家族的血统。这种状况无疑更加强了孤竹国在商朝的地位。这种亲密关系非殷商分封的其他诸侯国和方国可比。1992年10月，迁安夏官营镇马哨村出土了商代的簋和鼎，制作精美。青铜簋的底部有金文“箕”字，据此推断它是商朝太师、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之物。青铜鼎内壁铭文有金文“卜”字，也是箕子之物。箕子之国在今山西太谷东北。象征主权的铜簋和铜鼎是媵器(陪嫁财产)，由此可知箕子家族曾嫁女与孤竹家族联姻。孤竹君侯攀附箕子这样的商朝重臣联姻，一方面说明他在商朝地位之高，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商朝的地位。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簋和鼎是西周初年原商朝贵族箕子义不事周，率殷商五千遗民去朝鲜，途径孤竹之地留下的遗存。果真如此，另当别论。不过，如此象征主权的贵重宝器，为何中途留下而不带走呢？是很费解的。 其三，边境安全的需要。商朝北部多边患，特别是武丁以前。几代商王频繁对北方用兵。商王在北方分封孤竹等同姓诸侯，是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卢龙塞是沟通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必经之地，东北夷狄族须先至今辽西地区，然后经卢龙塞进入燕山之南，侵扰商境。孤竹世居今卢龙这一战略要地，控制了东北至华北的咽喉要道，也就扼制了东北夷狄族的南侵，真正起到了屏卫商王室和镇慑边境的作用。有商一代，孤竹国一直是商朝在北方势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外服)。   孤竹国的城邑(政治中心城)与统治范围： 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括地志》所记，“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从汉代《史记》和后代文献记载的方位来看，孤竹城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境无疑。孤竹国的统治范围也应以今卢龙县为中心的滦河入海处小盆地及其附近区域，包括今卢龙、抚宁、迁安、迁西、滦县连片地区。卢龙位于一个低山缓丘环绕的盆地内。这个盆地在滦河下游，靠近渤海湾，滦河、青龙河从盆地中间穿过，出盆地进入滦县。据专家研究，夏商以前，今滦县以东和以南区域尚未形成陆地，滦河出盆地便是渤海。这个盆地，土地比较肥沃，背山面水，借海上暖湿气流之利，因而气候湿润温和。不同地貌有利于发展多种经济。山地丘陵可发展畜牧、狩猎，盆地发展农业，河畔和海滨可发展渔猎。从以上地理环境来看，今卢龙一带是古代先民比较理想的栖息之所，因此孤竹人世居这块地方。就世界古代史来看，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印度河流域)、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和许多国家民族都是河流文化；近看孤竹文化，也是河流文化，滦河和青龙河是孤竹族人的母亲河。 在今卢龙一带，有许多关于伯夷、叔齐的传说与遗迹，如“夷齐故里”、“夷齐井”、“夷齐庙”、“清风台”、“夷齐读书处”等。这里长期流传的民谣中有“滦水之北夷齐里，滦水之东孤竹城”这样的句子。这些都可以印证孤竹古城在卢龙。 关于孤竹古城也有一些不同的记载和说法，如《汉书》记“辽西郡令支县有孤竹城”，令支县在今迁安东。迁安与卢龙两地相临，距离很近。现代学者有人认为孤竹古城在今迁安夷齐庙所在地，相当于今迁安坨上村和祁庄附近。迁安学者根据清代史籍《滦河濡水源考证注》提供的方位，明确提出：孤竹古城处于滦河北岸的迁安坨上村和处于滦河南岸的滦县孙薛营村及其附近。对于这些歧异，可以认为孤竹国存在近千年，政治中心城可能因当时需要有过近距离的迁徙，并不为怪。 孤竹国的统治区域并不为大，这是商周时期分封各地的诸侯国共同的情况。但是近年有许多学者著文说：历史上常把孤竹国说成是屈居一隅的小诸侯国是不当的，孤竹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北方大国。有的学者根据许多文献记载，认为孤竹国的统治范围，西起今河北省迁安、卢龙，沿渤海北岸，东抵今辽宁省兴城县，北达今辽宁省北票和内蒙古敖汉旗南部，即包括今冀东东部和辽西地区。有的学者指出，在兴城县北、朝阳县南有一个叫“孤竹营子”的地方，更可证明为孤竹人居地。除文献记载和孤竹地名外，在辽西地区曾先后出土过大批商代早、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集中出土地点在大凌河上游今喀左县境内。吕调阳先生曾说：商代孤竹国旧城就在喀左。唐兰先生也说：“喀左属孤竹无疑。” 但是关于孤竹国地域辽阔的说法并没有为史学界所公认。有些学者著文指出，孤竹国不是商朝在北方的弱小诸侯国，但也不是一个地域广大的侯国。 质疑之一：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孤竹国的人口数量、政治和军事力量规模都不是很大，能控制燕山南北方圆千里之地吗？以殷商国家而言，其地域广大，但王畿地区(内服)也并不大，四方地区(外服)靠分封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来控制。商朝规定：公的领地方圆不超过一百里，侯的领地不超过七十里，伯的领地不超过五十里。结合周初诸侯国的情况考察，周初分封的诸侯大国齐、鲁、晋等国，其地方圆不过百里(即纵横各百里，约一万平方里。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注文)。况且燕山山脉、辽西山地群峰连绵，林木茂密，沃野稀少，有“九山半水半分地”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无论是交通条件和经济生活都很艰难。又处于山戎、令支等少数族的侵扰之中。孤竹国是没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控制这方圆千里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宋镇豪先生通过考古发现的商代城的规模计算，当时一个方国人口在两千～四千人之间。孤竹侯国的人口及规模当然也不会太大。日知先生曾经提出：“古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毫无例外也是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开始的。”“夏商周三代是城邦联盟”。据《左传》、《吕氏春秋》记载，夏禹时邦国过万，商汤时邦国三千，周武王时有邦国八百。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早期国家以城邑为主体，城即为国，国即为城。”这些见解很值得重视。目前这种研究学术界正方兴未艾，预计将来中国的上古史将有改写。因此，孤竹国的统治范围何谈方圆千里！ 质疑之二：在辽西考古发现的属于孤竹的铜器，从时间上看，介于夏家店文化的上下层之间，即这里出现的孤竹铜器不会早于商代晚期，也不会晚于西周早期。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内，没有属于商文化系统的孤竹文化。相对来说，辽西孤竹青铜器埋藏的年代比卢龙时间要晚。这可以说明是在商朝晚期、西周早期，孤竹人离开卢龙之后才到达辽西地区的。孤竹国存在的前期五百多年间，辽西并没有孤竹人的踪迹。这至少可以说明，有商一代五百多年，那里不在孤竹国地域之内。 那末如何解释在辽西地区发现大量商末周初的孤竹器物呢？商末周初社会发生了大变动，商王朝被西周新兴政治力量推翻。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原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以族长身份管理原商都遗民。但武庚于周成王初年发动叛乱“北奔”，周召公率师北伐，在今北京地区建立了燕国。凭借军事力量，平定了燕山一带的殷商方国，将它置于燕国统治之下。一开始燕国就受到殷商残余势力的抵制，追随武庚的一部分殷商遗民，以及燕山一带殷商方国和孤竹国的一部分贵族携带宝鼎、器物，纷纷北逃辽西及东北其它地区，作为暂居地区，并散落各地继续生存繁衍。故而后来有“孤竹营子”等地名。今天在辽西地区，发现有属于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孤竹国青铜器，也就可以理解了。 商朝灭亡后，今卢龙一带的孤竹旧地归于西周统治之下。这时的孤竹人除一部分北逃辽西地区以外，还有一部分孤竹贵族及国人仍居故地，西周统治者封了新的孤竹国君，成为燕国的附属。而逃到辽西后的孤竹贵族实际上已不再是诸侯了。它既丧失了对卢龙的统治，又没有在辽西地区建立新的政治军事统治，辽西只是丧国逃难的孤竹人居地，当然无所谓统治区域之谈。而且不久辽西之地也为燕国征服。以后由于山戎南下，辽西地区的周人(包括孤竹后裔)又南逃燕山之南。   孤竹国的社会状况： 孤竹国前期是商朝的诸侯国。有自己的职官和军队，是独立性较大的政治实体。君侯承认商王朝的宗主权，并为商王室承担戍边、纳贡等义务。孤竹国君侯又在商朝朝庭任官。经考证，有商一代，孤竹国君共传十一世。第九世君侯竹离大，在商朝先后任贞人和司卜，是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由于“殷人尚鬼”，遍祀诸神；无日不卜，无事不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掌管占卜、祭祀和军事的官员属朝廷要职。第十世君侯亚微(伯夷、叔齐之父)、第十一世君侯亚凭，在商朝朝廷先后担任过亚卿，是卿史一类官职。地位也很高，名冠“亚”字以示尊荣。 孤竹国在殷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加快。到商朝中晚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具有国家的规模。孤竹国的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手工业均相当可观，卢龙县曾出土相当于商代晚期成组的青铜器鼎、簋、弓形器和金臂钏；多数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还有大量夹红褐陶器。迁安、滦县也出土了晚商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畜牧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距虚(驴骡之属)大量饲养，是孤竹国的特产。《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所谓“四荒”，古代人认为是“言声教不及，无礼义文章”的“四方昏荒之国”。这种看法值得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就孤竹国与商朝的各种关系，经济结构及生产发展水平、名号文化、通行的文字和语言及政治、生活习俗，以及伯夷、叔齐事迹的文化内涵等多方面来看，与当时中原地区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诸侯国，同时具有较巩固的经济基础。孤竹国至晚在商朝晚期大体完成了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的过程。虽然就下层民众的华夏化而言不及孤竹国的上层华夏化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行下效，民众的华夏化随之加深，夷狄文化虽有所保留，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于是孤竹国人大体完成了华夏化进程，而成为华夏共同体的一部分。 西周时期，对孤竹国采取既怀柔又防范的政策。周王继续分封孤竹国成为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其内部结构没有触动，君侯的地位保留。同时，周王分封同姓诸侯国燕国，镇守北方，监督孤竹国等原商族势力，抑制山戎、东胡等部族，共同拱卫周朝。在商朝时，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商亡后“以国为氏”，称“孤竹氏”，或省称为“竹氏”。后来孤竹国为逐渐强大的山戎所逼，国势日益衰落。至春秋时期，孤竹国地被山戎占领，成为山戎“与国”，即山戎的盟国和附属国。   孤竹国的历史地位： 孤竹国传国近千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1．北方的滦河和黄河、长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孤竹族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发了滦河下游地区。孤竹族人善于开发土地，进行垦殖，把野生植物改造为农作物，栽培大豆、冬葱成功，传布天下。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和青铜手工业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表现了开拓进取和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 2．滦河下游地区是南方农耕文化和北方牧猎文化的结合地带，孤竹国促进了两种生产方式的交融。这里是夷夏各族杂居之处，孤竹国最早接受中原地区殷商文化，历经千年，促进了夷狄族的华夏化和各族的融合。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燕山南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因此，孤竹文化的特点是：多元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燕国和秦汉以后，在这里有移民、驻军、设郡县、修长城等，与孤竹人的华夏化及其对这里的开发密切相关。其后，这种类型的文化不断影响南下到这里的乌桓、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和满族等族，对其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是商朝的北部屏障，维护了商朝北疆的安定，为商朝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孤竹国的建立标志着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西周、春秋时期，进一步提升了冀东地区的文明程度。孤竹国立国近千年，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诸侯国之一。 4．孤竹国产生了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伟大爱国者和廉让节义的楷模，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精神，构成了燕赵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孤竹先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伯夷、叔齐那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可与晚商“三仁”即箕子、比干、微子媲美。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对伯夷、叔齐的评价： 司马迁作《史记》，其中首篇列传即《伯夷列传》，记载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大意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墨胎氏(或作目夷氏)，名初，字子朝。有三子，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伯”表长，“夷”为谥号)，第三子叔齐(名致，商代金文作智；字公达，“叔”表少，“齐”为谥号)。子朝欲立第三子叔齐为君侯继承人。子朝死后，叔齐不愿继承君位，要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坚决不受，便逃走了。叔齐仍不肯立，也逃走了。于是国人拥立子朝中子为君(《史记》未记中子名，据《路史》和《列子·汤问篇》及商代金文所记，其中子名“凭”，或作“冯”；又一说，字公望)。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善养老(敬老尊长，招纳贤人)，兄弟二人便西投周地。待到周境，姬昌已死，其子周武王姬发正载文王灵柩，统兵东伐商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不纳。周武王灭商后，成了天下的宗主，伯夷、叔齐却以归顺西周为耻。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充饥。及饿且死，作《采薇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夸，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辞的大意是：登上那座首阳山啊，采食山上的野菜充饥。周朝是以武王这个暴臣代替商纣那个暴主啊，还不知其错。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存在很久，忽然隐没了，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哎呀！我们要死了，是我们的运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时。于是饿死于首阳山。据《韩非子》记：周武王“以将军葬于首阳之下”，对他们的气节表示钦佩。 司马迁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素有“良史之才”美誉；《史记》是一部信史。古今史家对《史记》所记内容有过不少批评和质疑，但总的评价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先前《论语》、《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对伯夷、叔齐事迹也有若干记载，《论语》提及五处，《孟子》提及十三处，可以印证。因此《史记》关于伯夷、叔齐的记载内容基本可信。但是，关于《史记·伯夷列传》所记是否属实，历来存有争议。清代史家梁玉绳：《史记志疑·伯夷传考辨》，举出十不可信。举其要者，有第二条：“《书·序》谓武王伐纣，嗣位已十一年，即《周纪》(指《史记·周本纪》)亦有‘九年祭毕’之语，‘毕’乃文王墓地，安得言“父死不葬”，其不可信二已。”第六条至第十条，对首阳采薇、耻食周粟、绝粒而死，以及《采薇歌》内容、首阳山所指，都认为不可信。另有学者也指出《采薇歌》为后人伪托，事也乌有；首阳山有五种说法，四处不在周朝本土之内。 先说周武王伐纣和“父死不葬”问题。这里涉及周武王伐纣的时间。这个问题争论已有2000多年，代表性的说法有44种之多，最早与最晚的时间相差一百零九年。根据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这是根据天象研究得出的最优解，应该可据。这是周武王率军最后克商的时间，此前还有丁卯观兵盟津的伐纣战争预演。周文王卒，周武王姬发即位第二年，“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津，古黄河渡口)。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皆云：“纣可伐矣。”史称“盟津之会”或“孟津之盟”。但周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伐纣时机尚不成熟，遂果断下令停止东进“还师归”。周原甲骨文有“大出于河”的记载，可能就是记录这次盟会之事。又过十年，商朝的社会危机更加严重，而西周的势力更加强大，于是在周武王十二年(应为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发动了灭商战争，大战牧野(今河南淇县南)，纣王兵败自焚而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詹子庆先生著《先秦史》也作如是叙述。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叙述了周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这件事。《史记》记伯夷、叔齐至周境，见周武王正统兵伐纣，当是周武王即位第二年观兵孟津之举。此时周武王中军车上载文王灵柩出征，是表示“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要实现先王遗志的决心；同时为了鼓舞士气，所谓“哀兵必胜”。古者诸侯五月而葬，此时文王灵柩末葬，也在情理之中。以周武王之明和姜尚、周公之智，当不会违制不知葬礼。 再说《采薇歌》。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序文中说：“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遂为之作传。《索隐》指出：“谓见逸诗之文，即下《采薇》之诗是也。”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他是亲眼看到《采薇歌》的。其歌辞形式可能为汉代以前文人加过工，但其事不是子虚乌有。《采薇歌》可证明夷、齐在首阳山采薇，不食周粟而死等情节。 关于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在哪里？史称天下五首阳，各有案据，但无定说。这是由于史家研究不够，并不是天下不存在夷、齐隐居的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所引诸家注文，首阳山有六处：①河东蒲阪，华山之北，河曲之中；②陇西首；③洛阳东北，今河南偃师西北；④北海之滨；⑤辽西；⑥据《庄子》云：“伯夷、叔齐西至岐阳，见周武王伐殷，曰：‘……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饥饿而死。”与《采薇歌》首句“登彼西山”相照应。是陕西清源县首阳山，在岐阳(今陕西岐山)西北，位于西周本土之内。比较而言，此说可信。对于伯夷、叔齐其人，前人有过许多评述。《论语》、《孟子》、《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太公六韬》和大戴《礼记》等都有评价；屈原、陆贾、司马迁、刘向、韩愈、王安石、司马光、朱熹、文天祥、元好问、顾炎武以及近代人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均有议论。对兄弟二人不改操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大多赞美有加。孔子、司马迁肯定其为“贤人”，姜尚认为“义人”，孟子看作为“圣人”，“百世之师”……韩愈的《伯夷颂》对他们举得更高：“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山卒(高峻而险)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这三百十八个字的颂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不仅文人学者们敬仰，历代帝王也对他们尊崇。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追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明宪宗朱见深曾派大臣到永平府清节庙(夷齐庙)祭祀二贤。清朝乾隆皇帝两次驻跸清节庙，并留诗赞扬。举出以上事例，是为了说明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伯夷、叔齐的事迹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受到外国人的赞颂。在朝鲜半岛海州也有首阳山以祠夷齐。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在古代就有人责难。如庄子将伯夷、叔齐形象贬损为“无异于磔犬流豕，操飘而乞者”。南北朝时佛教卷册以《雕王集》为代表，对伯夷、叔齐进行奚落，丑化到迂腐可笑、贪婪可鄙的地步。反映了道家、佛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北宋王安石和明末清初黄宗羲等人也持否定态度。现代人也有提出质疑和否定的。鲁迅先生1935年在小说《采薇》中，把伯夷、叔齐二人作为道家形象进行嘲讽，以古讽今，针对当时一部分面对社会矛盾而逃避斗争、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948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周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个人民主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这段话是由于当时政治需要，借古讽今，批判对美国怀有幻想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敦促放弃原来的立场，投向人民阵营。 但是，伯夷、叔齐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去原始社会不远，他们有对神农、虞舜的盼望，而绝无现代意识。他们是商朝末年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名士，其言行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曾指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他写的《采薇》是小说，不是历史，对伯夷、叔齐不是科学的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重大的贡献，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和他的政治理论观点也有错误一样，他的学术观点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别了，司徒雷登》是一篇政论文章，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似乎有违于他提出的“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原则。历史学者郭世佑先生在《中国近代史》1993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突破》一文中说：“如果所有的研究成果都要用革命领袖已有的表述来检验，党同伐异”，那么“研究本身就毫无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可言”。这种见解是中肯的： ⑴关于兄弟让国： 远古时代就有禅让制，伯夷、叔齐从道德的角度理解，是仰慕这种制度并力行的。当时孤竹国并没有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如外敌入侵，临阵脱逃。他们让国后，国人推子朝次子凭继位，由伯夷之妹辅政，国家仍然稳定，没有出现什么动荡，说明子朝次子凭也是合适的继位人。因此不能说伯夷、叔齐让国是“对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人各有志，伯夷、叔齐淡于权势，把侯位廉让他人，“视弃天下，如弃敝屐”，这是一种美德。“当仁不让”是一种积极的情操，兄友弟恭相互廉让，同样是一种高洁的德行。他们与那些争名于朝，夺利于市，乃至不惜流血断躯，父子、兄弟相残争夺王位或皇位的野心家相比，是何等高尚！因此在我国历史上长期传为佳话。孔、孟以下，伯夷、叔齐一直被视为“廉”的象征，汉武大帝刘彻也赞叹他们是“天下廉士”。这是从道德角度而言。伯夷、叔齐让国还有政治原因。孟子说：“伯夷辟(避)纣，居北海(今渤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说明他们对商纣王的统治不满，不愿与之合作，屈从侍奉，助纣为虐。他们立身清介，遵奉的原则如孟子所言：“非其君不事……治则进，乱则退”；“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已经预感到商朝统治的危机。他们是从商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有识之士，其识见超过同时代的许多人，具有进步意义。只就这一点，他们理应受到民众欢迎，历史肯定，而不该责难。 ⑵关于“叩马而谏”和“不食周粟而死”： 应该说伯夷、叔齐与周武王在不满商纣的统治方面有共通之处，他们以衰暮之年，不远数千里，从北海之滨投向周地，正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们和周武王对如何处置商纣王的统治，态度截然不同。周武王主张用暴力推翻商纣的统治，建立比较清明的西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做法不符合伯夷、叔齐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还要从他们投奔西周的原因来分析。周族原为西方弱小部落，商王武丁时开始臣服于商。到商王太丁(文丁)时，周族首领季历被命为牧师，或称殷西伯，成为商朝统治西方的方伯。季历遇害后，其子姬昌继为西伯，后自立为王，是为周文王。周文王笃行仁政。政治上“修德行善”，“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敬老慈少，礼下贤士，“仕者世禄”；经济上，节俭裕民，“康功田土(开垦耕地)”，实行“耕者九一(九分而税其一)”、“关市讥(查问)而不征”和“泽梁无禁”的政策。因而民心安定，国力不断增强。不仅周围许多部落纷纷归附，也吸引商都民众，他们不满纣王暴政，要投奔西周，但遭纣王制止。“仁者西伯”，“有道西周”，名声远扬，使伯夷、叔齐勃然心动。且看他们去西周地前的两段言论。伯夷闻文王作，高兴地对叔齐说“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离娄》)意思是：何不归附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敬老尊长，善于招贤纳士之人。叔齐也说：“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庄子·让王》)意思是：我听说西方有个人，似乎是行王道的人，试探着去看一下吧。可见他们二人，不远数千里投向西周，是为了“求仁政和行有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但拒绝使用暴力推翻商纣王的统治。伯夷、叔齐说：“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太公六韬》)这是他们固有的政治观点。因此对周武王所为甚为失望。商朝末年时，伯夷春秋已高，与姜尚二人同被尊为“天下之大老”。据学者考证，伯夷生于商朝武乙、文丁年代，至商末伯夷行年七十余(一说行年八十余，见王安石《伯夷论》)；叔齐自然要小，但也年过花甲。他们以衰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怒发冲冠的大兵，不顾生死，慷慨沥血；向周武王犯颜直谏，指责他不仁不孝，言辞可谓激烈。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把周武王的灭商战争视为“杀一人而有天下”的不仁，是“以暴易暴”，是以无道伐无道，而不是“有道”之举。他们“叩马而谏”，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和争取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实际上是主张避免杀戮流血，以仁易暴，以有道代无道。即通过非暴力的政治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路是有价值的，同样具有进步意义。设想一下，非暴力的政治途径也是存在的。如行仁政，天下归心，当时西周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靠的就是这种途径。孤立政敌，分化瓦解，使之众叛亲离，不打自倒。威势所加，实行规谏；或进行赎买，逼其让权。当然，这样的途径，经历的时间可能要长些，还可能出现曲折。历来各个阶级的政治家要夺取政权和统一天下都有两手：暴力的一手，非暴力的一手；战争的一手，和平的一手。比如北宋建立以后，南方和北方有八个割据政权，宋太祖和宋太宗除了运用战争的一手外，还成功地运用了和平的一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割据漳泉地区的陈洪进“纳土”和偏守江左的“吴越归地”，就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通过利益的赎买和平实现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以后民国政府又以优惠的条件赎买了清朝皇帝的退位，也是对和平一手的运用。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许多年来史学研究也受到左倾观点的影响。由于过分宣传暴力革命至上，夸大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用，贬低了历史上改革和改良的作用。对于谋求通过非暴力途径达到社会进步的理念一概斥之为改良主义、空想主义、修正主义。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常常有人发问：伯夷、叔齐既然反对商纣王的暴政，为什么又“叩马而谏”，反对周武王的灭商战争呢？似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矛盾的。这便是由于上述思考的真空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小说《采薇》也通过文中人物的口说：“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伯夷、叔齐自有他们的思维逻辑，反对商纣王的暴政，同时主张通过“求仁”和“有道”的途径，达到清平之世的到来，并不自相矛盾。 西周成王初年，原商纣王之子武庚勾结西周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和淮夷、徐、奄等方国部落发动叛乱。武庚获悉伯夷、叔齐与西周政权不合作，特派使者与他们联络，要求参加叛周军事行动，共同复辟商朝。武庚集团的使者满怀信心地对伯夷、叔齐说：“胤子(指武庚，字父禄)在邶(原商都朝歌以北，西周初武庚封于此。在今河南汤阴东南)，父师(指箕子)在夷(指箕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