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

1 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 邵京 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摘要 公共卫生建设，尤其是感染性疾病的控制，是边疆发展不可缺少的 内容。在这个领域里，不同社会角色对疆界的理解与属于地域范畴的边疆 有所不同。本文通过讨论感染性控制的案例，从三个方面探讨边疆及边疆 发展的治理（ governance）维度。 首先，边疆是是一个标指性 （indexicality）概念。话语实践中这种标指性与话语主体及其指涉对象之 间会呈现复杂的关系。其次，疾病控制是以人口或人群为对象的生命政治 实践。在这个框架内“边疆”被赋予了特殊的伦理涵义。第三，进入感染 性疾病感染渠道的社会成员述行性（performativity）伦理表述及政治行动 与不同疾病的生物特征有关，形成作为政治主体的生物社会群体 （biosociality）。这三个方面都提示我们应当扩展以地域和族群为内涵的 边疆概念。 关键词: 边疆，感染性疾病，表演，标指，生命政治，生物社会群体 1. 引言 社会科学界，特别是跟边疆有关的学科，总是不断讨论一些我们反复提出， 反复讨论的问题，诸如什么是边疆，边疆怎么发展，边疆发展的主体是谁， 边疆 跟疆界的关系是什么，疆界跟民族，社会，经济的关系是什么，叫民族好或是叫族 群好，等等。这里，我想采用一个略为不同的角度，从对感染性疾病的控制这个话 题来试图参与关于边疆和边疆发展的讨论。感染性疾病的传播跟人的社会交往和流 动有关，却不受政治疆界或区域的限制；不同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影 响感染性疾病的分布。同时，疾病的分布与流行，以及不同疾病的生物学特征，都 可能产生跟我们熟知的社会认同——诸如血缘，地缘和族缘——不同，却又相通或 交叉的社会群体。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以往讨论中可能被忽略的问 题，寻找治理，包括边疆治理新的思路。 2 2. 三种角色，三个说法 话题虽是边疆，我的讨论还得从中原说起。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中 原农村大批有偿献血员的 HIV感染。 *** 第一种角色的故事 是一个做人类学现场调查时常常会遇到，不能忘怀，却 又不知何处摆放的素材。当时我在河南农村，跟一个四十来岁，两年前丧偶，自己 也因卖血浆染上艾滋病的村民在一家路边小店吃饭。我提醒他注意自己的病情发 展，及时开始服用国家提供的免费抗病毒药。他却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会影响那方面 的能力，打算哪天没那能力了再去服药等死。走出小店，他主动跟我谈起他的私人 生活。他现在有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小相好，是县城里的人，丈夫在单位上班。虽说 他自己染上了治不好的病，也许没有几年可活，可活着能有这样的相好也就值了。 我马上想到他会不会把病传给他的相好，问他是不是采取了措施。他伸出五个手 指，跟我说，“我们在一起至少有五百次了，从来也不采取措施，她也没事。”我 听后很生气，说他这样做太不负责任。他却说是他相好不要，理由是“要是用安全 套，那不就成小姐了。”我无法确定这话真是他相好说的，至少在他看来，这番话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他们真有感情的。他俩明显的年龄相距，加上相好是有夫之妇，已经让亲戚们 和村里人闲话，大家都疏远他。真情就成了他最后的一道道德防线。最后他对我 说，“听别人讲，我们的这种病毒是不会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当时我就对他说这 话不对，HIV的三个感染途径，性是其中之一。但后来我知道，这个说法的确不是 他杜撰的。 *** “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太太退休前是个正规的妇产科医生。说她是 “民间”，多少有一点嫌她隔行如隔山意思。对于担负着阻止疾病曼延重任的正统 专家而言，高耀洁医生关于艾滋病的一些说法是很难接受的。这里“民间” ，更 为直白地讲，指的高耀洁的立场：她的立场是中原农村HIV感染者的立场。在她看 来，中原的艾滋病流行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灾难，用她自己话来讲是“血祸”， “血觞”，而应该对灾害承担责任的不是感染者本身，而是“血浆经济”的鼓动 者。显然这是一个道德立场，不是流行病学的解释。2001 年高耀洁在接受采访时 就明确地表明了她的看法： 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不久前，我获取了 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夫妻一方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另一方两 三年后抽血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仍然为阴性，且人员健康状况良好。由此 3 说明，在我接触的艾滋病人中，性传播的方式还是很少见的。如果这个研究 结果确实成立，能为不少艾滋病人正名。1 而当流行病学开认识到性传播是疾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主要途 径，政府开始提倡安全套使用时，高耀洁医生就公开反对。她的理由很容易理解， 如果把性传播成为预防干预的主要对象，就会把公众视线，“血祸”的责任不能澄 清，受害者反被蒙上不白之耻。赶在 2006 年国际艾滋病日前夜，高耀洁把她 1997 出版的《性病与艾滋病》宣传册中有关安全套的论述摘编成题为“避孕套挡不住艾 滋病”的博文挂到她的博客里。大意是，避孕套用来避孕都不完全保险，也就不能 指望它能彻底阻止HIV感染。博文没有写进原书中的一段话： 艾滋病病毒较小，是精子的 1/2000，更容易透过安全套不易觉察的细小缝 隙。艾滋病病人的每毫升精液中有 107～108 个艾滋病病毒，即使正确使用 安全套，没有发生滑脱、破裂，也可能从套的根部泄出少量精液接触女性外 阴，使其感染艾滋病病毒。 但却保留了关于HIV性感染机制的一种说法： 艾滋病病人的体液内部含有大量的艾滋病病毒，随时可以感染他人。艾滋病 病毒最容易侵袭口腔、直肠、阴道黏膜或其他部位皮肤上的朗罕氏细胞，它 先在朗罕氏细胞内大量繁殖，然后再进入血液向全身扩散。因为黏膜、皮肤 表面存有大量朗罕氏细胞，所以感粱艾滋病病毒也会比怀孕容易得多。2 去掉的一段似乎臆断成份太大，我还可以说，水分子比精子小得多吧。留下的这段 听起来十分专业，还提到人们一般不会知道的“朗罕氏细胞”（Langerhans cells），但我认为高耀不仅仅是在用专业证据来增强她的说服力。这一点我们只 要听听她最近对记者讲的一段话就明白了： 我到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安徽、山西、河北……去过很多 省。……我走了那么多省，那么多县市，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我没看见吸 毒的，性传播几率也很低，不到百分之十。……我打了个问号，为什么性传 播几率那么低，结果有人（不让我暴露姓名）作了个试验，说艾滋病毒大致 分一型和二型，在中国传播多是一型。一型分十二个亚型，中国亚型里又分 B亚型和G亚型。中国B亚型，性传播的几率非常低，输血输到身上了，那就 百分之百。所以现在看来，是卖血传染没输血传染多。3 1 吴晨光，2001，高耀洁河南艾滋病已无空白点，《中国新闻周刊》（2001.5.28），第 32 页。 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2ef9201000652.html 3 http://xinjiangaids.spaces.live.com/blog/cns!88D45A72763D92A7!3351.entry 4 这里，她再次申明了她始终坚持的看法，那就是中国的艾滋病主要的“血传播”， 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原因也在于HIV亚型的生物学差异。而这样看来，安全套不 安全跟安全套没必要之间的差别就很难确定了。 *** 那么，高耀洁老太太的“另类”流行病学又源自于何处呢？我们不必找到那 不愿暴露姓名的人，答案就在 1996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一场关于不同 亚型在不同感染途径的致感差异的争论里。 争论是一篇题为《HIV－1 型朗罕氏细胞嗜性与HIV异性传播的关联》引起 的。 4 论文报告了著名病毒学家Max Essex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艾滋病研究所 的实验室所作关于不同HIV-1 亚型对不同细胞组织在体外的嗜性差异的研究。这些 细胞组织与病毒感染的不同途径相关，其中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有高耀洁医生提到的 朗罕氏细胞。文章说明了这项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HIV-1 的流行在世界不同地区 的传播途径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美国及西欧HIV-1 主要在男男同性恋人群及注射吸 毒人群中传播，异性传播仅为 10%，而在非洲，印度及东南亚异性传播则为 90%； 同时分子流行病学调查也表明不同地区的主导病毒亚型也不同。两种差异之间有没 有关联，如果有，能否从亚型的生物学特征来解释。Essex的实验结果是，HIV-1 的B亚型相对其它亚型而言，朗罕氏细胞嗜性要弱得多，也就是说，B亚型感染这种 细胞的能力远不如其它亚型。据此Essex 推断，“尽管异性传播的亚型B 病毒还可 以在生殖器部位的朗罕氏细胞内复制，较少量的复制可许会降低B亚型病毒感染的 危险。”他进一步解释说： 虽然没有任何理由期待亚型分类必定与性传播效率对应，但不排除这样的可 能，那就是，美国的B亚型毒株由注射吸毒共用针具及直肠性交受方细微擦 伤传播，因而可能已经失去或根本不具备异性传播所需要的病毒序列。尽管 HIV-1 型的B亚型在非洲及亚洲可以找到，它与异性（heterosexual）的流 行无关。5 4 Luis E. Soto-Ramirez, et al., HIV-1 Langerhans' Cell Tropism Associated with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of HIV, Science, New Series, Vol. 271, No. 5253. (Mar. 1, 1996), pp. 1291-1293.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我故事中的第一种角色的说法了。但问题是，Essex的研 究一发表，马上就招来同行的质疑。反对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挑战Essex实验结 5 Soto-Ramirez, et al., p. 1293. 与此相关的病毒学研究，见 L. A Hussain & T. Leher,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Langerhans’ cells and potential recptors for HIV in oral, genitourinary and rectual epithelia, Immunology, 1995, 85:475-484;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见 Chaiyos Kunanusont, et el., HIV-1 Subtypes and Male-to-Female Transmission in Thailand, Lancet, 1995, 345:1078-83. 5 果，这里不详述。 6 第二种针对Essex对实验结果意义的解释。M.Pope等在在《科 学》杂志是发表了针对Essex的报告的通信里指出： 试图模似复杂的HIV-1 在体内传播的体外系统往往过于简单，因而需要小心 避免从这种性质的研究中得取笼统的结论。况且，阴道或宫颈接种后大猩猩 体内HIV-1 感染试验结果也不支持B亚型不能有效通过这个途径传播的提 法。……我们认为，Soto-Ramires等的文章没有对HIV-1 流行重要特征的提 出解释，不应当成为涉及公共卫生政策与HIV-1 疫苗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种种决定的依 据。7 这场争论让Essex的这个研究思路走到了尽头，但Essex关于B亚型的说法在正统的 HIV研究界之外却有很强的生命力。我讲的故事就是这种生命力的见证。显然，原 因也不应该在病毒研究本身中去寻找。 3. 一个道理：“我们”，“咱们”，“他们” 虽然三种说法都认为有些病毒或病毒亚型是不太容易通过性途径传播的，但它 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我们先来看它们的怎么不同，再来分析它们背后相通 的道理。 *** 第一种角色是 HIV 流行中无辜的受害者，同时又是 HIV 病毒的携带者。这 里，第二种身份意味着这个角色是潜在的感染源，属于流行病学监控及干预的对 象。而这时，这个角色与其它携带者的道德上的差别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故事时的 村民会指出“我们”身上的这种病毒跟“他们”身上的病毒不同。这是他表明他的 第一种身份的道德表述，“不会通过性途径传染”只是把这种道德差别落实到病毒 上了。我们没有理由知道，也不必知道，他到底采取预防措施没有，究竟是他相好 不要还是他把责任推给相好，这是人家床帷之中的事，人类学家无从知道。但从他 把安全套与“小姐”联系在一起，就足以看出他表述道德意义了。 这里的“我们”的范围是确定的。一个村子里百十人都得了这病，都是当年 卖血浆得的，再不就是得了这病生下的小孩。夫妻都有的多了，夫妻一方有的也不 6 见Dittmar, M., et al. Langherhans Cells Tropism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Subtype A through F Isolates Derived from Different Transmission Groups, Journal of Virology, Oct. 1997, pp. 8008-8013. 7 M. Pope et al., Different Subtypes of HIV-1 and Cutaneous Dentritic Cells, Science, New Series, Vol. 278, No. 5339 (Oct. 31, 1997), p. 787. 6 见传给对方。但“他们”的却模糊多了，是“小姐”，嫖客，还是吸“大烟”的？ 反正这是个“脏病”。8 “我们”跟“他们”不能是一回事。 其实，在“我们”还不知道得了这病时候，我们的分子流行病学家们就悄悄 地找到“我们”这病的来处。当时从河南献血员身上 检测 工程第三方检测合同工程防雷检测合同植筋拉拔检测方案传感器技术课后答案检测机构通用要求培训 到的病毒与相同期在云南 德宏瑞丽的注射吸毒者身上的病毒是同一亚型，都是B’亚或泰国B亚型。当时内部 的结论是，吸毒人员为筹资吸毒，混入中原的卖血人群中造成的传播。其后的大范 围HIV分子流行病学调查证实，中原有偿献血员的HIV感染几乎全部为这种被称作 “吸毒株”的泰国B亚型。 9 而在中原不同地方采集的该亚型的样本的基因序列之 间的差距很小，也不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布，足见病毒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很大的地域 内蔓延开来。 10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把泰国B亚型称为“中原B型”或“献血 株”，远比“吸毒株”更为贴切，尤其因为地处边疆省份里的吸毒者感染的早就不 止是这种亚型了。 *** 说句公道话，我们的流行病学家和其它专家们对中国艾滋病流行趋势的把握 是准确的，他们不是象高耀洁老太太对吴仪副总理说的那样，他们没在骗人。应该 说，高耀洁自己笃信不移的“血祸”流行病学里根本就搁不进云南，更搁不进那些 不曾卖血而真是得了“脏病”的感染者。这让我想起法国社会学家Didier Fassin 对南非官方及美国少数科学家所持的HIV病毒不导致艾滋病的异端说法的分析。他 认为，这种说法之所以颇有影响，是因为它追究的是社会与道德的“病因”，而非 自然的因果关系。 11 8 此词出自高耀洁转述的一个河南农村HIV感染者对她说的话：“有些病人就直接跟我 说，‘高老师，咱们都是好人，啥会得这种脏病啊？’”。见高耀洁，关注艾滋病村与 “艾滋孤儿”，《艾滋病的“社会免疫”》，高燕宁主编，200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4。此外，当地就把吸海洛因（“4号”）或未高度提纯的本地黄粉（“3号”）都叫 做“吸大烟”。 这也是为什么高耀洁的话不仅中原农村的HIV感染者爱听，我 们也被她感动的原因。高耀洁的“咱们”依旧明确，不过增加了她认为人数更多的 输血感染者，“他们”在哪儿我们都清楚，只是她不提，我们也不在这个不小的细 节上跟老太太计较罢了。这个很大的细节正是目前我国艾滋病预防干预的主要关注 对象，包括注射吸毒者，性服务业的从业人员，顾客，以及他们的性伴，还有男同 性恋者。这样的“他们”却被划到了高耀洁的道德版图之外了。这个版图是疆界由 行为的德道与否来界定，跟流行病学里讨论的感染途径有明显的差别。 9 Su, B., L. Liu, F. Wang, X. Gui, M. Zhao, P. Tien et al., HIV-1 Subtype B_ Dictates the AIDS Epidemic among Paid Blood Donors in the Henan and Hubei Provinces of China, AIDS，2003, 17(17):2515-20. 10 Zhang, L., Z. Chen, Y. Cao, J. Yu, G. Li, W. Yu et al. ,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and Hepatitis C Virus in Paid Blood Donors and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China, Journal of Virology, 2004, 78(24): 13591–9. 11 Didier Fassin, When Bodies Remember: Experiences and Politics of AIDS in South Afric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7 *** Essex 的研究关心的是传播途径，其分类以是否经由血液为准。注射吸毒，男 同性性行为一类，输血，献血，母婴垂直感染也应归入此类。异性传播则另为一 类。这似乎跟前面的两种说法明显不同，看不到道德判断的成份。其实不然。上个 世统九十年代，美国和欧洲的 HIV流行以 B亚型为主，已经趋于稳定，基本上被控 制在注射吸毒者与男同性恋者的范围内，没有快速向主流人群蔓延。因此，Essex 的实验室研究的核心 B型与非 B亚型的生物学差异，而这种差异所要承载的却是更 大的“我们”与“他们”的差别。这一点 Essex的同事在关于这项研究的一次电台 采访中说得十分清楚： 不仅是我们，还有很多人也在关注泰国的亚型问题。起先流行的是B亚型，或者 说至少是B亚型为主，这跟在工业化世界 1980 年代的情形相仿，虽然还在增 加，但过去几年内增加的速度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后就开始趋于平衡。但同 时，过去的几年内E亚型流行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异性及非吸毒者中间，所以我 们实际是在目睹两个不同的流行，第二次浪潮是E亚型流行。……为什么在同样 人口里会出现第二次更为猛烈的流行浪潮？……第二次流行是不同病毒引起 的，……这就是我们的警告。……其实危险已经来临了。美国服役人员身上已 经发现E亚型，我们不能愚蠢地再犯以前的错误，把头埋到沙子里，认为病毒知 道范围，懂得疆界。12 原来是要矛头向外。这应该说是流行病学的角度，更是用于感染性疾病控制的流行 病学的角度。 *** 按时间先后，在这三种说法中，Essex 给他的的实验下的结论最早，村民替 自己不用安全套的辩解最晚。村民所说的“我们”这种病毒就是 Essex所说的 B亚 型。由此引出的是一个牢固的二元对立：B 亚型与非亚型。对于不同的角色，这种 区别作用与范围也不一样。对村民而言，原来的“吸毒株”不通过性途径传播，成 了道德无瑕的见证，区分得的是不是“脏病”，是否得病的人无辜。对替无辜者伸 张正义的高耀洁老太太而言，区别在于血传播与异性，同性，和吸毒都传播的不 同。血传播的受害者值得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其它途径传播的感染者则避之不 提。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区分缩小了 Essex研究所界定 B亚型传播途径的外延， 把原来属于血传播范畴的注射吸毒和男同性途径用道德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排斥在外了。而作为 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的 Essex却显得更加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他的区分首先是 建立对病毒亚型的生物学特征的探究之上的(见表 1)。 12 http://www.abc.net.au/rn/talks/8.30/helthrpt/hstories/hr040301.htm 8 B亚型 非 B亚型 M.Essex 血传播 异性传播 注射吸毒，男同性性交往13 外围血单核细胞 (PBMC) 朗罕氏细胞 (LC) 高耀洁 血传播 其它途径传播 输、献血，母婴 异性、同性传播 注射吸毒 血液 朗罕氏细胞14 血液（？） 15 村民 献血，献血浆 性 “我们”的病毒 “他们”的病毒 表 1. 如果只看表 1.上下两端，我们不难发现，上端是基于科学的生物学分类， 而下端则是来自社会的道德判断。上端的分类蕴涵着流行病学的地域划分，可以说 在 Essex心目里，世界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 B亚型地区，剩下的就是非 B亚型地 区；下端则是社会中不同人的分类，村民的立场是无辜受害者的立场。从上至下是 时间的推移，更是官方的科学知识进入民间，被民间解读，为民间所用的过程。这 种解读效果把科学依据转换为社会舆论，转换由中间对科学依据的“误读”而完 成。村民的解读里已经不能清晰地看到“误读”痕迹，却十分真切地显现了 Essex 科学叙述里面的利益立场和价值判断。Essex 的失误在于他的立场直接带进了他的 实验室研究，试图用科学的真伪来张显他的判断。村民的优越感则来自于把他的无 辜建立自然事实的基础之上。 这里我们讨论现象都属于话语实践，不妨借用两个语言学人类学中常用的符 号学和语言哲学的概念来分析两者间的复杂关系。一个是“标指” （indexicality），另一个是“述行”或者“表演”（performativity）。 标指是皮尔斯（C.S.Peirce）实用主义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的符号 三分中的一种。这种符号与指涉对象是因果或相邻的关系。 16语言标指特征最为显 著是那些必须以言说者为参照中心的才能有意义或外延的表达人称，时间，方位的 词语。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把这类词语叫做“换移词”（shifters）。17 13 医源性血传播不在 Essex研究考虑的范围之内。 14 见上文引用高耀洁关于朗罕氏细胞的说明。按照 Essex的说法，只有生殖器官黏膜组织 内朗罕氏细胞才会导致 HIV感染，并不包括高耀洁引文所说的口腔，直肠和皮肤。Essex 的依据是前面引用的 L. A Hussain 和 T. Leher的研究。 15 这种解释与高耀洁的分类不相容，故加上问号。 16 见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Principles of Phenomenology,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Justus Buchler ed., 1955, New York,NY.: Dover Publications, pp. 75-97; Logic as Semiotic: The Theory of Signs, op cit. , pp. 98-119. 17 Roman Jakobson,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Selected Writings, Vol. II. Word and Language, 1971, The Hague: Mouton, pp. 130-147. 9 如果我用“边疆”这个方位词，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进入标指实践的范畴，而作为言 说者，我们自己就是“边疆”外延的参照支点。“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不过是 言说者换了一个角度，作了一个双重换移，但标指依旧。河南，云南，越南，哪一 个更南，哪一个最南，参照点是清楚的，而对生活今天或当地的人而言，“南”里 的标指已经被时光淹没。这种标指不仅限于语言中的词语，更是可以由语言中的方 言，乃至整个语言来呈现。这正是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曾经深入讨论过的现象。这 种呈现有两个层面，第一语言由内部词语固定的对具体指涉对象的不同标指，第二 是选择不同语言时的标指对言说者身份认同的标指。纳日纳碧戈文章所说的“人类 学的族群性”正是不同语言的标指换移。 18 群以言聚，人以言分。这样我就很容 易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语言与言说者在时空上的“相邻”,按照雅各布森的想法，标 指也是转喻（metonymy）， 19 用最早提出述行的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 （J.L.Austin）引用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信哉吾言”（“Our word is our bond.”）。20 拿“述行”或“表演”来译奥斯汀的 performativity 都没错，也都不全 对，这是因为 Austin 的初衷与他死后这个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小的距离。他原来是 要说我们不仅以言指事，更能以言行事，以言成事，而指事不过是行事的一种。但 在他原来的构想里，行事成不成(felicity)关键在于言者有无真诚的意图 （sincerity）。“戏言”无诚，就算不上行事，也不能成事，最多只是“表 演”。奥斯汀如此固执，让我不能不怀疑是不是跟他在牛津讲授道德哲学有关。不 过他在书中不经意说出的一番话又让我怀疑我的怀疑： 现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很多看似陈述的言说，其意图并非都是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或传授 关于某些事实的简单信息，比如，表白“道德立场”的意旨就很可能是要表 达喜恶，规定或以某些特别的方式去左右行为。21 法国的德里达（Jacque Derridar）把述行扩充成了表演。 18 Naran Bilik, The Ethnicity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Discursive 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Relativit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02; 22:133-148. 在德里达看来， 我们只要使用语言，就已经无法掌控我们意图的命运。语言之所以能达意，无需言 者在场也能达意，是因为我们言说、书写时，已经把我们的意，不管是意图还是意 义，都托付给语言了。话一出口，人家怎么揣摩我的意图就由不得我了。我们能说 的话不是别人已经说过，就是别人可以、可能说的话。德里达把这一现象叫做符号 及 文 本 本 质 上 的 可 重 复 性 （ essential iterability ） 或 可 引 用 性 19 见 Jakobson,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On Language, Linda R. Waugh and Monique Monville-Burston ed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5-33. 20 J.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The William James Lectures Deliver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55.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2. 这样译是因为“信物”是比语言更加 可靠靠，只不过它是语言的“恋物癖”（fetish）式的转化。物与言与人三者间都有转喻。 21 Austin, pp. 2-3. 10 (recitability)。 22 演员在戏台上说的是别人的话，角色在戏里说的是自己的 话。同一言说，解释不同，差别并不在于同时是演员又是角色的说话的人。他是否 假戏真做看戏的人不得而知，也无关紧要，只要他演得逼真就成。由此我们得出这 样的结论：社会角色，包括身份和认同，可以是多面的，可塑的。如果我们把社会 角色的各种呈现看作是表演（performance）的话,那么，这种表现主要通过话语实 践来完成。23 回头来看我故事里三种角色的三种说法或表述，它们不仅都是表演，而且是 带有明显标记的表演，或者说在声明不是表演的前提下的表演。24 村民的说法是听别人讲的，他不对表述事实的真伪负责，而用转述来实现表 述的客观（就连他不用安全套也是他相好的主意）。表述是指事更是行事，用以伸 张他的道德身份与认同。行事的力量来自舆论：献血染上艾滋病是无辜的，指向相 反的舆论：艾滋病是“脏病”。正反舆论异曲同工。公众对“脏病”的恐惧与对得 “脏病”的人排拆与歧视常常是分不清的。也就是说，疾病与病人互为标指，相互 转喻。我们把对疾病的恐惧投射到病人身上，把我们对病人的道德判断投射到病毒 上。恐惧与道德判断，惧病如敌与以人为敌，往往是相相辅相成的。同样的标指和 转喻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村民为什么会接受并转述献血所得的病毒不通过性途感的说 法。正面舆论的营造有高耀洁不懈努力的功劳。她不仅间接传述了源自Essex实验 室的科学推测，还对其作了加减化裁，使其道德意涵更加明朗。 22 Jacque Derrida, Limited Inc, Evanston,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跟让别人替自己说说话的村民和替村民说话的高耀洁不同,科学家Essex让事实 替自己说话。他与前两者的身份不同，关注的对象不是社会个人的身体与道德，而 是作为治理对象的人口或政治体（body politic），而道德判断对他而言也不是针 对个人的，而针对伤害社会的疾病。非B亚病毒可能通过异性交往在迅速蔓逢，危 及他所在整个社会中的主流人群，是一种“恶性”病毒。而B 亚型病毒则仅在有限 的边缘人群中扩散通，相比之下要“良性”得多。“良”、“恶”之别所标指的首 先是地域，带有流行病学意义并以控制感染性疾病蔓延为目的的“我方”与“敌 方”。但“良”还有一层更为凶险含意，那就是HIV病毒有选择，有目的地攻击社 会里道德品行不端的人，是在替“上帝”完成整肃社会的优生工程。美国基督教人 士在流行爆发开始时，把艾滋病病叫做“天谴”（the wrath of God）就是这种社 23 Judith Butler的社会性别表演理论就是关于述行的讨论发展出来的。见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9[1990]. 其后关于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关系时，她借用了Derrida关于“可重复性” 的思想，将主体看作是由话语实践塑就的。见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her,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3. 24 关于话语实践中言说者责任的语言学人类学讨论，见 Jane H Hill and Judith T. Irvine, Int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and Evidence in Oral Discourse, Jane H Hill and Judith T. Irvine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3. 同书中 Richard Bauman的 Disclaimers of Performance（pp. 182-96）一文讨论就是我这里指的说不表演的表演，该文 的标题译作“表演的免责声明“。 11 会思想或舆论的例子。我想，认为得了什么病的人是咎由自取，这种想法很多社会 里都可以找到，病可以不同，得病的人可以不同，但把病与人同样作为仇视对象的 转喻却是一致的。 4. 政治：“问题”还是“疑惑” 反“污名”（stigma）化反的正是这种转喻。“污名”本来并无贬义，而与 一种天主教里的圣痕有关，圣者死后与耶稣基督受难时身上的钉孔对位的伤痕 （stigmata）,是圣者身份的见证。蒙受冤难才是“污名”原本的意涵。这里的标 指与转喻再清楚不过了。 “敌人就是你自己问题的呈现。”这是一位犹太诗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用德 语写的一首诗中的一行。据说，斯密特（Carl Schmitt）很喜欢这行诗。 25 斯密 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出了名的法学家，纳粹上台后颇得赏识，成了一名走红的 御用学者，战后也因此被打入学术冷宫。 26 学术界却并没有因为斯密特身上不可 抹去的污点将他彻底忘记。犹太学者Jacob Taubes在向他同行解释他对斯密特的学 术思想所表示的兴趣时也引用这行诗。 27 我认为，这时原文中的“问题”译成 “疑惑”才能达意。斯密特在他魏玛时期的著作里对于何为政治提出这样的看法： 敌我之分 （the friend-enemy distinction）是政治的根本。 28 在他看来，敌我 之分的“问题”是个存在或生存（existential）意义上的问题。 29 必须指出的 是，这里敌我之分的主体是不是个人，而是民族或以民族为依托的主权国家。斯密 特认为，在这个框架内， 政治主体所作的其它判断，包括道德价值，理性经济利 益，乃至审美，都会因敌我之分而换移。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斯密特 的理论里看出其与纳粹意识形态的亲和性也不就足为奇了。 30 25 Theodor Däubler的这行诗的德文是 “Der Feind ist deine eigne Frage als Gestalt” (Hymne an Italien [Munich, 1916], p. 58), 英文直译“The enemy is your own question as a figure.” 也 可意译为“The enemy is the embodiment of your own question.” 中文转译则可为“敌人就是 你自己问题的化身。”见 Horst Bredekamp, 1999, From Walter Benjamin to Carl Schmitt, via Thomas Hobbes, Critical Inquiry, Vol. 25, No. 2, "Angelus Novus": Perspectives on Walter Benjamin, pp. 247-266.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 看待斯密特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他对政治的理解？我想，这些大概是Jacob Taubes 的“疑惑”所在。具体地讲，我们不妨借用斯密特学术思想所包含的政治主张来描 26 见 Mark Lilla, 2001,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47-76. 27 见Bredekamp, 1999, p. 248. 28 见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George D. Schwab,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George D. Schwab, trans. ,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29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读，见Heinrich Meier, The Lesson of Carl Schmitt: Four Chapter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Il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 1-25. 30 Jürgen Habermas,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 ed. Ciaran Cronin and Pablo De Greiff,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 ff. 135. 12 述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政治形态，这对于消解我 们自己的“疑惑”或许是有帮助的。 面临疾病，尤其是感染性疾病，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人格化，这时疾病也 就可以为社会所用，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人格病因”（ personalistic etiology）最为常见的例子就是巫术。 31 巫术医治的不是个身体上的病，而是要 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方面人类学里有很丰富的研究。 32 在这个意义上巫术就 是一种公共“卫生”（按字面意义理解）。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熟知的公共卫生， 特别是用于感染性疾病的控制流行病学，与巫术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但作为现代国 家治理范畴的公共卫生与巫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公共卫生的病因是去人格化的， 手段是非人格化的。从维护人口整体利益出发，流行病学的实践包括边境检疫和隔 离，跟踪监测疾病流行趋势，发现流行的机制与载体（vector）,界定已感、易感 人群，并加以监控或限制。国家对感染性疾病的应激反应时体现的敌我之分，不仅 会呈现在国家的政治疆界（所谓“国门”，不能不让人想到“门”与“窍”的隐 喻），也可以出现在政治体的内部。两种情况都符合斯密特的政治学，因为作为病 源载体或潜在载体的个人已不具原有的丰富完备社会人格，而成了技术标准界定的 某个人群中的一员。而这样的人原本是不是自己人在这个决定中已经失去了意义。 斯密特的政治概念是以政治体内部的高度同质性（homogeneity）为基础的，而流 行病学实践则是通过排异去在特定技术范围内恢复这种同质性。 33 这正是我们在 政治实践中不能接受斯密特的政治思想的理由。 31 这是 George Foster采用的术语，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病因”（naturalistic etiology）， 见 George M. Foster，Disease Etiologies in Non-Western Medical Syste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78, No. 4, 1976, pp. 773-782。 无论我们“问题”的呈现是携带病毒的人还是病毒本身，“问题”终究是我 们自己的，依据不可能在呈现中找到。病毒本身没有恶意，同我们一样，不过是生 命现象的一种。如果跟HIV传播有关的“高危”人群的“高危”行为不为社会所 容，只能说是生物世界的巧合，不能作为我们排斥的理由。这一点我们只要换一个 病毒就十分清楚了。乙型病毒性肝炎在我国呈持续高流行状态（endemic），传播 以母婴垂直感染为主，不涉及任何社会不容的行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更不可能通过 日常接触感染他人，但多年来他们都必须隐瞒他们的携带者身份，不敢“出柜”不 然就会在求学就业时遇到障碍。尽管关于乙肝病毒的流行病学知识早更新，但对乙 肝携带者的排斥却在很长时间内得到一些毫无“卫生”意义的国家法规的支持。而 32 十分经典案例如 Claude Levi-Strauss, Effectiveness of Symbol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963, pp. 186-205. 33 Schmitt的政治哲学的另一个相关的重要概念是“紧急状态”或 “特殊状态” （Ausnahmenzustand, state of exception）。与特殊相对应是正常的宪政体制下的法制。 Schmitt主张，宪政的最终保障在宪法里保留由人民利益的政治代表决定临时中止宪政的 特列状态条款。Georgio Agamban把这个主张用来描述局部或长期的特殊状态，可以说是 对 Schmitt有意误读。见 Georgio Agamban, State of Exception, 2005, Chicago, Il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 在最近这些法规取缔之后，排斥乃在继续。 34 这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内部排异与隔 离的案例，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化边界形成的社会机制。我认为，如果把社会边 界投射到地域，也就形成了疆界。而边疆则是两界之中的混沌地带（liminal space），既非此亦非彼，是一个需要澄清整肃的地带。这种视角标指的话语主体 是明确的，也只能一定社会与政治地理的条件下才有意义。很难想象加拿大会有跟 我们一样的边疆，他们人口就像快要见底的米缸里的米，几乎全部压在和美国接壤 的国境线上，边疆也就自然成了内地了。 除了机场，港口和陆路口岸的国门，地处边陲的云南就是我们抵御HIV病毒 的前线了。但在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注射吸毒者中发现HIV感染之前，我 们最早采取的防御措施是针对物而不是针对人的。基于早期美国流行病学对疫情的 分析，我们把国外血制品看作最有可能将病毒带进中国的载体加以限制，却过于乐 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跟我们无 缘。 35 在中原腹地，农村人的性观念保守，血液也纯洁无染，从他们身上收购血 浆生产我们自己的血制品来取而代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料正是在这些可 靠的农村献血员当中，当时中国传播最为迅速，感染人数最多的HIV流行悄然开始 了。我想，当时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对疫情隐瞒不报，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很可能 是认为这场流行的渠道非属“正常”，只要停止单采血浆，就可以阻止流行进一步 通过其它渠道进一步蔓延。这就又让我们想起前面分析了的三种说法，它们的逻辑 竞是如此相同。相比之下，对在云南，后来的广西和新疆的HIV流行的流行病学的 监测，分子流行病学的跟踪，感染者的控制，易感人群的干预，才是专家学者的正 途。 值得一起的是，在流行病学的边疆这个混沌地带，原有的社会及政治标志也 被纳入了卫生治理的审视视野。河南的流行病学调查总在告诉我们，原来那里的 HIV流行最为相关的社会因素竟是感染者的农村户口，令人哭笑不得。而云南的调 查和干预项目里则还会老实地加上“民族”一项，似乎族群通过统计学分析也可以 成为HIV传播“影响因子”。河南的户口是多此一举，非把一个不用算术就看得明 白的事情运算给你看。而云南的民族则不同。按照Cindy Patton的想法，这正是流 行病学在述行，在表演，它能形成舆论，生产真真切切的社会事实。 36 34 关于乙肝与乙肝携带者维权的详细讨论，见邵京，走出乙肝：从身体的政治到政治的身 体，乔健编，《异文化与多元媒体》，2009，台北：世新大学，447-469。 我们的 35卫生部、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总署部颁文件，《关于限制进口血液制品，防止 AIDS 病传入我国的联合通知》，1984。 36 Cindy Patton, Performativity and Spatial Distinction: The End of AIDS Epidemiology, Performativity and Performance, Andrew Parker and Eve Kosofsky Sedgwick eds., 1995, New York, NY.: Routledge, pp. 173-96. 在流行病学以外，我们的民族识别就是这个意义的以国 家为主体，由国家扮演“亚当”的经典述行，其指事，行事，成事三项具全，并符合奥斯 汀所列妥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好多原本复杂，多重，界线不清的关系，叫国家这 么一说，就都泾渭分明了。要是当时专家学者们提前跃进，识别出五百个民族，六十大典 广场上就不会是两排柱子，就是打两堵墙地儿也不够。 14 “川妹子”，“湘妹子”跑到云南做服务，换上傣族服装，生意就会更好，让我们 的老板公仆更加想入非非，似乎边疆“少数民族”那里是“我们”可以放松的地 方。我们扮演的是由我们的政治述行生产的角色。既然角色是可以扮的，我们有什 么理由断定把“吸毒株”带回中原的就一定来自云南，就一定是少数民族？公共卫 生出身的人类学家Sandra Hyde在景洪一边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干预项 目，一边跑到发廊去观察，把几年下来积累的素材写成民族志。其中最精采的部分 就是这些不同的主体的述行与表演。边疆不正是一个你我难分的混杂地带吗？ 5. 讨论：生物社会群体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要说混杂，什么地方不混杂？混杂不混杂要看是谁在说 话，谁的眼光。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十多年，还生下了农民工子弟，他们统统都还是 农民工。“他们”在生活在“我们”中间，城市能不混杂吗？他们都跑了，乡村重 建不就成了当务之急了吗？这些再明白不过的例子说明，这些我们用于描述分析社 会现象的范畴和概念本来就出自政治的述行，其妥适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一旦失却，也就没有作为描述、分析的范畴与概念的意义了。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城市与农村之别，还地内地与边疆之差，都是建立在人 与地的稳定关系之上的。这时，我们就要更新我们的社会知识，更新我们的政治。 知识与政治的交融，有专家学者参与的政治，就是用理性原则去祈求人民福祉的 “善治”或者不如说“理治”就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生命政 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