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丁韪良的《汉学菁华》
摘要：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1850－1916，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关键词：汉学 西学 汉学菁华 中国的觉醒
参考文献 《花甲记忆》《丁韪良——基督教的利玛窦?》柯饶福(Ralph R. Covell《汉学菁华》《中国人之觉醒》
在1868年10月，丁韪良曾在美国远东学会上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就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演讲中，他批驳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所形成的诸多“傲慢与偏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给他朝夕相处已近二十年的中华民族进行了辩护：
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
上面所引述的这段话表明，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远比其他的西方汉学家们更为深刻，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绝大部分西方人都更为深厚。三十二年以后，丁韪良对这篇演讲稿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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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更新，并将经过改写的文章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为题，作为《汉学菁华》（1901）这部书的首篇。然而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他却似乎一字未改，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丁韪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虽然在不断地加深，但是他对于中国人的了解和同情心却始终不渝，贯穿了他整个人生。
丁韪良原先演讲稿中还有另外一段话也是几乎一字未改地保留在了三十二年后那篇新的文章之中，在这第二段话中，他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比作黎明前的黑暗，而将中华民族誉为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时会冲破那死亡般的黑暗，照亮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生活62年之久，可谓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丁韪良著述甚丰， 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以及中国教育定位，如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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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丁韪良身处朝廷，际遇独特，有较长时间游历大江南北、阅读不同时代经典，并不断搜集、整理和分析史料，使得《汉学菁华》中的内容丰富、翔实。
丁韪良谈论汉学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他本身具备了西学和汉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深厚功底，因而他能够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游刃有余。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都能把汉学置于西学的视角下来进行审视，因此他的评论也就具有更多的批判性和客观性。例如他对于中国的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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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印刷术和丝绸等科学和技术发明如数家珍，尤其是他把现代化学的前身，即西方的炼金术，追溯到古代中国的炼丹术这一过程的介绍和分析，读起来便很有说服力。因为丁韪良本身在格致学这方面就颇有造诣，早在京师同文馆时期，他就亲自编纂了《格物入门》、《增订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中国最早介绍力学、水学、气学、电学等数理化学科的教科书。所以，由他来介绍和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完全像一个驾轻就熟的行家里手。
在介绍儒家经典时，丁韪良首先要考证其文本的真伪，这种做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学养和作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在论述中国文学作品时，他会首先将中文的语法特点和行文特征跟英文进行对比，并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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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文注重简洁、对仗和用典等主要特点，还提请读者注意区分古文、文言文和白话文，公文、私人信函和八股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风格差异。
丁韪良对中国地理、历史的理解与把握，没有停留在以论代史、以抄代著的层面，而是有效地结合自身经历，从世界历史发展全局去观察中国历史与命运。
丁韪良的叙说，不是平铺直叙、照本宣科，而是有理也有趣地和西方漫长历史进行对应的漫谈。他把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喻为格吕特里高原上的三位退尔，刘备有着汉家皇叔的称谓而被正统史家多有褒扬，退尔·威廉几番争斗成为了瑞士民族英雄，异国异代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又大胆拼杀大气忠义的兄弟仨，虽远隔万里之遥千年之距，却被丁氏赋予了类似的意义。
他把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赞为耀眼明星，并拿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和18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蒲柏来媲美。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样介绍，足见其向西人诠释中国文明采取了西人最为熟知的路径。
当然，他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掌握存有部分局限，对于某一些史实与人物的述说缺乏正确的分析，如把秦时的焚书坑儒狭隘地理解为禁毁孔子学说与屠杀儒生，将汉末英勇无比但见利节变的吕布称之为“并非不爱董卓，而是更爱中国”。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是否在骨子里滋生过大多西方人看待东方文明的一种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情绪，不得而知，但他对于晚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在很多方面是切合实际的。
丁韪良对中国的认识不能说是绝对的客观，但他的行文与思索，却很难找到其他西人所存在的“傲慢与偏见”，他期待中国经过数代努力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主要位置，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伟大，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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