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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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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2004 年 11 月 第 31 卷  第 6 期 求是学刊 SEEKING TRUTH Nov. , 2004 Vol. 31  No. 6   □明清史研究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 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杜 家 骥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 :清代 ,天花肆虐不仅严重危害人的生命 ,而且给王朝行政带来很大干扰。为避免和减少天花对行政的 不利影响 ,清朝统治者作了种种努力 ,并制订相应措施 ,形成国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社会历史现象 ,不 仅仅是人的社会性活动 ,其形成与...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2004 年 11 月 第 31 卷  第 6 期 求是学刊 SEEKING TRUTH Nov. , 2004 Vol. 31  No. 6   □明清史研究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 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杜 家 骥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 :清代 ,天花肆虐不仅严重危害人的生命 ,而且给王朝行政带来很大干扰。为避免和减少天花对行政的 不利影响 ,清朝统治者作了种种努力 ,并制订相应措施 ,形成国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社会历史现象 ,不 仅仅是人的社会性活动 ,其形成与结果 ,还往往受到自然因素包括灾疫的影响 ,而人的能动行为 ,也在改变这 种影响 ,治史者对此应予以注意。 关键词 :天花 ;行政影响 ;种痘 ;相应施政 作者简介 :杜家骥 (1949 - ) ,男 ,天津武清人 ,历史学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清 史、满族史、满蒙关系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7504 (2004) 06 - 0134 - 08  收稿日期 :2004 - 09 - 30   自公元 1 世纪以来 ,天花不断蔓延 ,乃至肆虐 全球 ,夺去大量人口的生命 ,对人类自身的发展造 成了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及人类对它的防治史 ,医 学史及人口史的学者们已作过大量研究。而关于 天花对人类其他方面的影响及人们的对策 ,尤其 是天花对国家行政之影响 ,迄今尚很少有人涉 及 ①,笔者试图在此方面加以探讨。清代天花流 行对人口尤其是成年人造成了很大危害 ,并进而 影响了清朝的行政活动。为此 ,清政府进行了一 系列的防治措施 ,并制定了针对性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与政策。 本文旨在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国家行政不仅仅是与政治、社会现 象的相互或曰互动行为 ,而且受到包括自然现象 与事件在内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希望学界 对此予以注意。 一   天花 ,在我国古代又称痘疫、痘疾、 痘疹、痘疮 ,或简称痘、疹 ,乃外域传入 , 宋元以后为害尤为惨烈。明末 ,隅处东 北地区的清政权也深受其害 ,常出现人畜大量死 于痘疫的情况 ,该政权的统治阶层及其家族也有 不少人罹于此疫 ,如见于记载的 ,仅大贝勒代善一 家就有 3 人 ,天聪五年 ,代善第五子巴喇玛“以痘 疾卒 ,时年二十四”[1 ] (卷9 ,天聪五年六月辛酉) 。崇德 四年 ,代善长子镶红旗旗主岳托、第六子辅国公 玛占 ,均“因染痘疾 , 卒于军中”[2 ] (上册 ,P413) 。 代善的外孙公爵和尔本也在这次痘疫中丧 命[2 ] (上册 ,P413) 。这些载诸史籍的染痘而亡者都 是成年男子 ,至于那些死于天花的幼童、妇女又不 知凡几。 清入关后定鼎北京 ,北京又是痘疫的高发区 , 常在冬春二季迅烈传播 ,对满族、北京城内的人口 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清初居京的史学家谈迁曾据 其所见而记述 : 满人自入北京“多出疹而 殆”[3 ] (P355) ,他所说的“疹”即痘疹。顺治六年春 —431— ① 关于天花对清国家行政影响的研究 ,笔者目前仅见谢景 芳《天花与清初史事评议》(载《民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 一文 , 该文论及当时因天花而“驱痘”、玄烨出痘与其继位等问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 的那次天花流行 ,京城死亡人口尤多 ,而且多 是成年人 ,正月 ,辅国公坚柱 (作者按 :或译作锦 柱)“出痘死 ,二十二岁”[2 ] (下册 ,P18) 。三月 ,摄政 王多尔衮同母弟豫亲王多铎“以痘薨 ,年三十 六”[4 ] (卷218 ,《多绎传》) , 同月 , 多铎同母兄英亲 王 阿 济 格 的 两 个 福 晋 ( 夫 人 ) “俱 出 痘 薨”[5 ] (卷43 ,顺治六年三月辛末) 。清顺治朝的“实录” 及这一朝的“内国史院档案”中 ,对满族王公贵戚 之死亡有不少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且多集中于冬春几个月。清 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 ———顺治帝 ,便是患天花而 死于顺治十八年正月。 除东北、内地北京深受其害 , 北部、西部 等边区蒙古族地方 , 天花的流行也十分猖獗 , 有些首领人物也是死于痘症 , 如天聪八年 , 察 哈尔蒙古林丹汗就是“病痘 , 殂于打草滩地 方”[1 ] (卷20 ,天聪八年闰八月庚寅) 。乾隆二十二年初 春 , 漠西额鲁特蒙古地区发生大规模痘疫 , 其时“痘疫盛行 ,死亡相望”,其中的准噶尔部 蒙古“计 数 十 万 户 中 , 先 痘 死 者 十 之 四”[6 ] (卷4 ,《乾隆荡平准部记》) ,擅权该部的辉特台吉 阿 睦 尔 撒 纳 也 是 在 这 次 疫 疾 中“患 痘 死”[6 ] (卷4 ,《乾隆荡平准部记》) 。该地区杜尔伯特部蒙 古的“郡王车凌蒙克、贝子罗垒云端、布图克森、扎 萨 克 台 吉 尼 尔 瓦 齐 等 , 俱 因 出 痘 身 故”[7 ] (卷530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甲辰) 。 二   痘疫的流行 ,也给国家行政带来干 扰 ,尤其是对执掌皇权的皇帝的行政活 动。人们畏痘如虎 ,每当痘疫来临 ,那些 未出过天花的“生身人”(作者按 :出过花者谓之 “熟身”) ,便纷纷躲避 ,不敢与人接触。而偏偏清 初的两位皇帝 ———清太宗皇太极 ,清世祖顺治帝 , 都是至成年时也未出花者 ,所以每次痘疫流行 ,辄 离开皇宫这一人多之地 ,到“避痘所”中去躲避。 一国之君 ,国家政务需要其裁决 ,而不能接触人 , 其行政怎能不受影响。 天聪八年二月 ,东北一带发生痘疫 ,史载清太 宗于该月十日“至避痘所”[2 ] (上册 ,P62) ,一般政务 委之六部贝勒、大臣 ,紧要之事 ,方令贝勒“至避痘 所朝见汗”请示[2 ] (上册 ,P63) 。三月六日 ,明将尚可 喜率所部兵将来投 ,这对于后金 (清)政权来说 ,是 壮大实力之大事 ,隆重接待 ,无疑对招徕明军、瓦 解敌方具有重要意义 ,但清太宗因“在避痘所”,为 避免接触 ,不得不推迟召见 ,向尚可喜解释 :“朕欲 初到时即行召见 ,适以他事 ,身居别所 ⋯⋯待事 毕 ,即遣人往请将军”[2 ] (上册 ,P69) 。崇德三年元 旦 ,为清太宗称帝后的首次朝贺大典①,也因“国 中流行痘疫 ,上未御大政殿”[2 ] (上册 ,P260) ,只命已 出痘之王、贝勒设宴[8 ] (P47) ,未免大煞风景。此次 疫情延续数月仍未解除 ,科尔沁蒙古郡王欲来朝 , 清太宗也予婉言劝回。太宗二月起率兵西进归化 城 ,十几天返回后仍未回盛京 ,而到边远人烟稀少 之处行猎 ,其实是为避痘。外出两个多月后 ,国中 大事积压 ,只好于四月十二日还至盛京。暂居十 余天后 ,由于盛京“疫疾大炽 ,皇帝 (又) 避在远村 闾家 ,外人切不得相通”[8 ] (P63) ,其间 ,明总兵官沈 志祥又率部投附 ,清太宗再一次派人向其说明 : “沈总兵官到来 ,即理当召见 ,但因国中痘疫流行 , 朕系‘生身’,故戒之不见”,而命内院学士等前去 “重加抚慰”[9 ] (P88) 。由于此次对沈志祥来投之安 抚有些简慢 ,致使其部下人“屡至逃亡”。清太宗 得知后 ,又急派内院学士传谕沈志祥 :“(朕) 因国 内出痘 ,躲避在外 ,故未得暇加恩爱养 , ⋯⋯自今 以后 勿 逃 , 有 贫 穷 不 能 自 给 者 , 朕 当 抚 育 之”[9 ] (P131) 。崇德七年 ,盛京地区入冬便发生痘 疫 ,十月二十五日 ,乃皇帝万寿大典 ,太宗“以国中 方避痘停止作乐”[1 ] (卷63 ,崇德七年十月壬戌) 。十几 天后 ,又外出狩猎。据当时在盛京的朝鲜官员反 映 :虽“称猎行 ,实为避痘”[8 ] (P447) ,至闰十一月初 八日方还。由于当时盛京仍“痘疫处处炽 发”[8 ] (P456) ,太宗除了处理个别紧要事务外 ,在宫 中避不见人 ,所以在《清太宗实录》的崇德七年闰 十一月中 ,只有 3 天的记录。十二月初二日 ,太宗 再次率人至边远地区 ,以行猎方式避痘 ,26 天后 还宫 ,便不外出 ,正值崇德八年的元旦庆典 ,太宗 又以身体不适、“或云忌痘”而“免行庆典贺 礼”[8 ] (P471) 。在盛京的朝鲜官员记述 ,至二月二 十八日 ,太宗仍“避痘于西门外别馆”,以至“十余 日来 ,切无衙门分付之事”[8 ] (P477) 。 满族入关定居北京后 ,其受天花感染的程度 似比在关外还要厉害 ,顺治帝及未出痘的贵族、大 臣们之避痘措施也更严密。当时规定 ,痘疫发生 时 ,皇城 ,也即大清门以北、地安门以南、东安门以 西、西安门以东周围 18 里的中心城 ,凡未出过天 花的“生身人”,均遣往皇城之外[2 ] (下册 ,P19) ,防止 这些人患痘而扩大传染 ,以保护皇帝及皇城中居 住的宗室王公等人。 顺治帝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京城南郊无人居 住的南苑 ,还为其建避痘所 ,天花严重流行之时 , 则移住该处躲避。有时还到长城以外打猎以“避 —531— ① 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四月称帝 ,次年元旦时 ,又亲率大军 征朝鲜 ,未举行元旦庆贺。 痘塞外”[2 ] (下册 ,P257) 。天花不仅耽搁某些政务 , 而且由于严重时一般是在在冬末春初 ,以致于皇 帝亲自召见并宴请边区民族来朝王公及邦国使臣 的一年一度的元旦庆贺大典 , 也常常因皇帝 不能进城入宫而罢免。如顺治六年正月元旦 , “上避痘 , 免 朝 贺”[5 ] (卷62顺治九年正月癸酉朔) 。顺 治九年元 旦 , “上 避 痘 南 苑 , 免 行 庆 贺 礼”[5 ] (卷62 ,顺治九年正月癸酉朔) 。顺治十二年元旦 , “免行庆贺礼”[5 ] (卷88 ,顺治十二年正月丙戌朔) 。顺治 十 三 年 元 旦 , “上 避 痘 南 苑 , 免 朝 贺”[5 ] (卷97 ,顺治十三年正月庚辰朔) 。顺治十四年十一 月“上驾幸南苑”,十五年元旦“上在南苑 ,免行庆 贺礼”[5 ] (卷114 ,顺治十五年正月戊戌朔) 。十六年元旦 “上 不 视 朝 , 免 行 庆 贺 礼”, 正 月 初 六 日 “上幸南苑”避痘[5 ] (卷123 ,顺治十六年正月癸已朔) 。十 七 年 元 旦 “ 上 不 御 殿 , 免 行 庆 贺 礼”[5 ] (卷131 ,顺治十七年正月丁巳朔) 。为避免与官民 接触 ,顺治帝于八年十二月还特别发布诏谕 ,严禁 官民向他告御状 : 近日痘疹甚多 ,朕避处净地 ,凡满、 蒙、汉人有被冤控告者 ,在内官民告部 院 ,在外官民告各地方 ,此间皆严禁向朕 跪告。若有违旨跪告者 ,不论其人、事之 是非 ,皆斩 ! 若有人告冤 ,可告于都察 院、通政司 ,彼等受之不理 ,待此期过去 , 再告于朕。(此谕)交付刑部 ,刊刻告示 , 晓谕满、蒙、汉人。钦此。[2 ] (下册 ,P246) 某些外交礼仪及重要典礼 ,也因流行天花而 从简。顺治三年正月万寿节 ,又值清朝不久前平 定江南 ,朝鲜及藩部蒙古皆来朝庆贺 ,因“京城痘 疹盛行 ,免朝贺”[5 ] (卷23 ,顺治三年正月丁丑) ,自正月 二十六日至二月初六日庆贺期间 ,其奏乐及朝鲜、 藩部蒙古之“进贡、筵宴、上表文、王贝勒会聚、驾 御等 ,均启皇叔父摄政王后禁之”[2 ] (中册 ,P270) 。 同月 ,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大兵征四川 张献忠大西军 ,如此大的举动 ,按制应举行颁印及 命将出师典礼 ,以壮军威 ,并宣布征讨檄文。因豪 格“家中有出痘者”而免去典仪 ,只派人将大将军 印及敕书送其家中[2 ] (中册 ,P259) 。四月 ,漠北喀尔 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领主岱青一行 62 人 ,及卓尼 活佛一行 300 余人来京 ,本应由顺治帝及摄政王 多尔衮分别赐宴接待 ,也“因有痘疹事”未能亲自 出面 ,而派人前去招待[2 ] (中册 ,P299) 。稍后 ,公布 全国进士金榜的传胪大典 ,某些礼仪程序同样“因 避痘疹暂免”[2 ] (中册 ,P310 - 311) 。 再看京城的中央衙署。天花流行期间 ,官员 “家有子女出痘者 ,亦不入值”[10 ] (P34) 。疫情严重 暴发时 ,官吏所居住之地 ,若其附近四十丈 (作者 按 :80 步 ) 内有出痘之家 , 该官吏“俱不许入 署”[3 ] (P355) ,以防其沾染而传给衙署中人。由于 天 花 传 染 性 极 强 ,“一 人 乍 起 , 传 染 殆 遍”[11 ] (《论痘源流》) ,出花者甚多 ,流行的几个月 间 ,不能入值衙署办理政务的官员当不在少数 ,这 无疑又给当时的行政带来一定影响。 满族初入北京的顺治朝 ,是其统治集团上层 人物亡故较多的时期 ,在死去的宗室王公中 ,除少 数人死于内讧及战场外 ,多数都是在冬春二季病 亡 ,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这天花流行季节死于痘症 , 当时在京的史学家谈迁所说的满人自入北京“多 出疹而殆”,正反映了这种情况。顺治十八年正月 初七日 ,顺治帝“因病痘崩于养心殿 ,寿二十有 四”[12 ] (卷1 ,《列帝·世祖章皇帝》) ,抛下 6 个幼儿 ,最大 的也仅 9 岁 (作者按 :虚岁 ,下同) ,8 岁的玄烨由 于出过天花 ,不会再出现乃父顺治帝的悲剧 ,成为 他继位的重要因素。 因天花 ,顺治帝遽亡 ,导致顺、康两朝骤然交 替与政治变故 ,幼子继位而不得不以大臣辅政。 这种变动 ,清史学界早有阐述 ,此处不赘述。 三   天花屡屡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 ,迫 使人们不断地探索对其的防治措施。鉴 于痘疫对国家行政的影响 ,官方在施政 中也把痘疫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从而形成国政中 某些具有针对性的特殊政策和制度。 第一 ,清代为防止天花传染 ,专设“避痘所”, 而政府则设置查痘官。而对痘疫的这种隔离、预 防还成为当时部署军事行动的重要考虑因素 ,并 形成军法中的某些内容。 康熙前期以前 ,满族抵御天花 ,还主要是躲 避与隔离。这是基于当时对天花具有强烈传 染性的认识 ,而采取的防止感染的保护性措 施。清 初 , 不 仅 皇 帝 及 其 子 女 有“避 痘 所”[1 ] (卷11 ,天聪六年二月甲戌条) ,王公大臣之家也设 有这种躲避痘疫的居处地 ,如超品公塔詹家便有 “诸子避痘房”[2 ] (上册 ,P317) 。官方则设置查痘官 , 一经发现患痘者 ,即予隔离。早在努尔哈赤时期 , 后金政权便设有“查痘官”[13 ] (《太祖朝》,P382) 。清 太宗时期 ,八旗中每旗都设查痘官 ,旗下各家有人 出痘 ,须向查痘官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9 ] (P69) ,否则治罪。时在盛 京的朝鲜人曾记述 :“痘疫乃此国之大禁忌 ⋯⋯不 即告发掩置 ,以致现露 ,则其罪极重”,其“有讳痘 之人 ,则论以死罪”[8 ] (P391) 。对于查出或主动报 告之出痘者 ,官方采取遣往边远之地集中出痘以 —631— 隔离人群的办法 ,最初是“遣往百里之外一处出 痘”, 后因太远 , 而“改定六十里外居住出 痘”[2 ] (下册 ,P19) 。当时还认识到 ,凡出过天花即所 谓“熟身”之人 ,便不再染痘 ,而未得过天花的“生 身”人 ,则极易感染 ,为防止因此交叉扩大传染 ,官 方也制定了针对性措施 ,并把它作为制度写进当 时的所谓行政“会典”: 未出痘子的合硕亲王、多罗郡王、多 罗贝勒、固山贝子 ,若有病疾欲互相看 望 ,过九日后问去 ,如果不是痘子 ,方可 看去。九日内先差人探听消息 ,莫要讨 好自己看去。[14 ] (登基后议定会典) ,P13) 对痘疫的躲避、隔离 ,还成为当时部署军事行 动的重要考虑因素 ,并形成军法中的某些内容。 清太宗时期 ,清人逐步了解到 ,关内的北京乃至华 北 ,天花之流行主要是在冬末及春季 ,因此 ,在决 定入关征明的重大军事行动时 ,也考虑到这一因 素 ,尽可能避开这一时期出兵。另外 ,领兵将帅、 兵士 ,又尽可能选择已出过天花者。 从某些记载 ,我们也了解到当时一些已出过 天花的将帅。《内国史院档》记载 ,清太宗“命出痘 诸贝勒及各旗将领”为出征黑龙江的将领送行 ,此 句之下所列 :“送行者有 :贝勒萨哈廉、台吉杜度、 固山额真纳穆泰、额驸达尔哈、叶克书、叶臣、阿 山、伊 尔 登、色 勒、阿 哥 费 扬 古 ⋯⋯”等 人[2 ] (上册 ,P125) ,可知上列诸人都是已出过天花 者。又据《天聪九年档》,这一年二月二十日清明 节 ,祭祀太祖努尔哈赤 ,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 吉、和硕贝勒萨哈廉率诸大臣前往 ⋯⋯汗及未出 痘诸贝勒闻国中有痘疫 ,未往”[15 ] (P35) ,又可知努 尔哈赤之子阿巴泰、阿济格也是已出痘者。崇德 年间的三次大规模入关征明 ,领兵者主要是这些 已出痘者 ,而出兵时间 ,分别在五月、八月底九月 初、十月。崇德元年五月 ,统兵者正是已出痘之阿 巴泰、阿济格 ,随征将领中 ,叶克书、阿山、费扬古、 额驸达尔哈[13 ] (太宗崇德朝卷 ,崇德元年五月三十日) ,也 是前述已出痘者。崇德三年征明 ,八月底右翼军 出兵 ,领兵者岳托、杜度 ,九月初左翼军出兵 ,统兵 者为多尔衮、阿巴泰、豪格[9 ] (P202、P211) 。右翼军 的领兵者 ,乃位列八旗右翼之两红旗的贝勒 ,镶红 旗之杜度已出痘 ,为统帅之一 ;正红旗已出痘之萨 哈廉 ,于崇德元年五月故去 ,所以任命未出痘但年 已 40 岁的镶红旗主岳托为主帅。该右翼军虽八 月底出发 ,因一路势如破竹 ,竟长驱直下而入山 东 ,年底未能返回。也许是心存侥幸 ,但万一之事 发生 ,岳托于济南染痘而亡。崇德七年十月 ,主帅 为阿巴泰 , 无其他宗王[1 ] (卷63 ,崇德七年十月辛亥) 。 阿巴泰是出过天花之人 ,所以三次入关征明之役 , 均膺统帅。 在军事活动的一些具体措施中 , 也有防 止天花传染的相关内容。如出痘者不得随 军 ,若带去则予治罪[1 ] (卷36 ,崇德二年六月甲子) 。行 军途中 ,严防明朝人故意将出痘死婴弃于道路 中[16 ] (《高鸿中陈行兵要事奏》) 。战事期间 ,若发生痘 疫 ,战役胜局如果基本已定 ,令未出痘之领兵者先 回 ①。由明朝之地班师时 ,要检查军中兵士有无 染痘者[13 ] (《太宗崇德朝》,崇德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 以便 采取相应措施。若逢痘疫 ,其战利品暂不带入盛 京 , 散 置 各 乡 屯 , 一 两 个 月 以 后 再 运 入 城 中[13 ] (〈太宗天聪朝卷〉,天聪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若占据 明朝境内之地 ,则考虑由“贝勒诸将已出痘者驻 守”[1 ] (卷14 ,天聪七年六月戊寅) 。 清人入关进住北京后 ,仍沿袭关外的做法 , 设查痘官 ,名“查痘章京”,专门巡查出痘者 ,并“理 旗 人 痘 诊 及 内 城 民 人 痘 疹 迁 移 之 政 令”[17 ] (卷9 ,《查痘章京》) 。其时规定 :凡出痘者 ,一律 带出城外二十里居住 ,时人称之为“驱痘”。顺治 六年正月又改变这种迁移办法 ,在痘疫流行时 ,只 将皇城内未出痘者遣外皇城之外。皇城之外 ,仅 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实施隔离性保护措施 , 其制如下 :亲王府 ,200 庹 (作者按 :一庹 5 尺 ,200 庹合 1000 尺)以内 ,已出过痘者方可居住 ,患痘及 未出过痘者迁移出这一区限 ,区限以外不再驱出。 以下郡王府 ,以 150 庹为区限 ,贝勒、贝子、公主 府 ,以 100 庹为区限 ,公、郡主府 ,以 50 庹为区 限[2 ] (下册 ,P19) 。 第二 ,积极发展种痘技术 ,在太医院专设痘疹 科 ②,任命专属太医负责种痘、治痘事宜。这些努 力使因天花丧命人数降低 ,同时清政府还主动为 蒙古地区的贵族、一般牧丁种痘 ,以利于统治。 在痘疹的治疗上 ,当时的医技、效果都不甚理 想。痘疹患者的病情分顺症、逆症 ,时人总结 :“顺 症不药而愈 ,逆症服药无益”[18 ] (《序》) 。就是说 , 患者若属于顺症 ,即染后而顺利“出花”,即使不治 也可痊愈 ,只是落下麻痕而已。若痘疹已显现而 不发 ,即不出花或出花很少 ,呈“内陷”的逆症 ,则 治疗上是相当棘手的 , 即使“名医也手足无 —731— ① ② 此科后与小方脉科归为一科。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 第 470 页 ,北京 :光 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并见《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 (册) 1 ,天 聪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卷 (册) 4 ,天聪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册 第 810、839 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年汉译本。 措”[19 ] (《黄庭鉴序》) 。痘医治痘 ,主要是在患者初 染时以药引发“出花”,极力避免其发展为不能出 花的逆症。痘症险恶 ,治疗又不甚理想 ,故时人极 重预防。自康熙二十年以后 ,清官方对天花实行 积极性的预防措施 ———种痘。当时的种痘是指种 人痘 ,而不是后来的种牛痘 ,其疫苗是痘疹患儿的 痘浆或痘痂 ,植入鼻中①,使被种者出一次轻症天 花而获得免疫力 ,这种种人痘的预防法 ,个别材料 记载始于宋代 ,且带有传说性。而作为一种医术 , 一般认为始于明代后期的南方。清初南方战乱 , 康熙朝平定南方三藩之乱 ,最终实现南北一统 ,社 会安定 ,种痘术始传入北方 ,首先是北京。(作者 按 :笔者所见最早的资料 ,是最终平定三藩之乱的 康熙二十年。)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 ,康熙帝的皇太子 7 岁的 二阿哥胤 出天花 ,经善治痘疹的武昌府通判傅 为格、陈天祥治愈[20 ] (第3717号折) ,康熙帝由此得知 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且了解到种痘后可不再 受天花侵害 ,因而于同年十二月 ,命人再把傅为格 调入北京 ,《康熙起居注》记载 :“武昌府通判傅为 格善为小儿种痘 ,曩皇太子喜事 ,令疹视疗治 ,获 奏痊愈 ,现今宫中有未出痘阿格 (哥) ,理当取来”, 且又记“今宫中小阿格 (哥) 等欲种痘 ,已令往 取”[21 ] (P645 - 646) ,即调取傅为格入京 ,而傅为格来 到京城种痘 ,当已是康熙二十年正月 ,也正是种痘 的时节。这一年 ,康熙帝又派人至江西 ,将精于此 术的痘医朱纯嘏、陈天祥二人接到北京种痘。康 熙二十一年春 ,这二人也为宫中的皇子皇女种痘 成功 , 从 此 他 们 被 任 为 御 医 , 在 太 医 院 侍 直[22 ] (《自序》) 。清廷之太医院也比明代增加了一 科———痘 疹 科 , 专 门 负 责 种 痘、治 痘 之 事[23 ] (卷1105 ,《太医院·官制》) 。 接种人痘 ,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预防效果 ,康 熙帝晚年曾对其诸皇子说 :“至朕得种痘方 ,诸子 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24 ] (第60则训) 。前 述痘医朱纯嘏 ,称种痘“得清正之痘痂 ,种出顺症 之痘 ,历历有验”,他以自己举例 ,自“奉旨选种试 苗 ,俱皆全愈”,此后三十余年“奉旨在大内遇喜处 种痘 ,复又差往边外各蒙古地方 ,历历皆获全 愈”②。康乾时的痘医张琰说得比较具体 , 他 以亲身实践总结 :“余遍历诸邦 ,经余种者不下八 九千 人 , 屈 指 记 之 , 所 莫 救 者 不 过 二 三 十 耳”[25 ] (卷3 ,《论痘宜种篇》) 。以上所言或许有虚诩成 分 ,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种人痘较好的预防 作用。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学习这种种痘术并把它 详细介绍到西方[26 ] (P146 - 152)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 了这点。 清官方的防治天花 ,对京城及中央的正常行 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自康熙中期以后 ,政治中 心北京 ,已不再有诸如设查痘章京、驱痘、王公勋 戚隔离避痘 ,以及官员因家人、近邻出痘而不能入 署办公之事。皇帝在冬春之季尤其是年节期间避 痘、免朝贺、影响朝政之事 ,也已不见记载 ,除康熙 帝是因自幼已出天花外 ,以后的雍正、乾隆等皇 帝 ,均因种痘而获免疫力 ,康熙所说他的皇子皇孙 “皆以种痘得无恙“ ,就是这种事实的反映。清代 史中 ,由天花肆虐到对其抵御取得一定成效所引 起的政治现象的变化 ,值得治史者注意。因为当 时的种痘、治痘不可能完全成功 ,所以清后期又出 现同治帝染痘而亡 ,再一次导致政治变动的情况。 除在京城进行预防之外 ,清廷还派太医赴与 国政密切相关的蒙古地区进行种痘事宜。 康乾时期的萧 在其《永宪录》中记述 ,当时 是“每岁例遣太医赴诸部种痘 , 以便朝贡往 来”[27 ] (卷1 ,P65) ,他所说的“诸部”是指蒙古诸部 落 ,可知每年派太医院痘医去蒙古地区种痘 ,乃是 当时清廷实行的惯例。太医朱纯嘏便自述 ,他常 “奉旨出边外种痘”,自从授太医后 ,由京城派往蒙 古“往来外藩三十余年”③,这里所说的“边外”、 “外藩”,都是指的蒙古地区。今内蒙古赤峰市档 案馆 ,还保存有一份理藩院传达康熙帝旨令痘医 去昭乌达盟各部蒙古种痘的咨文 ,该文为蒙、汉两 种文字 ,十分珍贵 ,兹将汉文部分全录如下 :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乾清 门护卫拉希转咨旨命 :诸蒙古扎萨克等 知悉 :明年春节种豆 (痘)医生去时 ,接取 披甲人等儿女以上皆种痘 ,凡六七岁儿 童皆可种 ,十六七岁儿童各由他父母随 便也。蒙古等不种者 ,不须进京 ,长大成 人以后出天行痘者 ,必死无疑。此命交 理藩院 ,明年春季派种痘医生前往种痘。 重要事遵从往该扎萨克医生 ,明年春季 正月以内给行部院公署印文 ,去人。为 此咨文。[28 ] 从这件公文可以看出 ,当时为蒙古地区种痘 的对象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一般的“披甲人 (作者 按 :抽丁为兵者)等儿女以上”,当然也就包括了各 —831— ① ② ③ 《痘疹定论》朱纯嘏“自序”,及沈大成“序”。 朱纯嘏《痘疹定论·自序》,并参照沈大成为该书所作之 “序”。 参见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卷 60《编辑幼科种痘心法 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 (英) 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 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年 ,第 499 页。 该部旗蒙古王公、旗下官员等等的子女 ,皆在布种 之列。有的蒙古王公也主动请求皇帝派太医至该 部旗种痘 ,如康熙四十六年二月 ,卓索图盟喀喇沁 右旗的扎萨克郡王噶尔藏 ,便向朝廷“求种痘大 夫”,清廷派大夫朱尔远前去[20 ] (第1066号折) 。 据某些记载获知 ,清官方种痘的蒙古地区 ,不 仅有上述漠南内扎萨克蒙古 ,还有察哈尔蒙古及 漠北喀尔喀蒙古。生于漠北土谢图汗部的哲布尊 丹巴二世 ,就是雍正帝所派太医于“(雍正)八年夏 种痘”[29 ] (第五篇第一章第三节) 。乾隆帝也曾下令为 漠北赛因诺颜部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车布登 扎布之子种痘[7 ] (卷520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丙子) 。又据 “清宫医案”载 :乾隆十三年二月 ,太医院太医“刘 芳远奉旨往察哈尔镶红、正白二旗种痘”;乾隆十 九年四月 ,太医院太医“王德润奉旨往察哈尔镶黄 旗地方种痘”[30 ] (P2180 - 2181) 。 清帝主动为蒙古地区种痘 ,其目的大概有以 下三点。其一 ,以这种善举笼络蒙古领主贵族 ,使 他们感戴清帝之恩泽 ,密近双方情感 ,以利清廷对 蒙古地区的统辖与治理。其二 ,使蒙古王公、台 吉、塔布囊等每年元旦前后能够顺利来京朝贡 ,即 所谓年班朝觐 (并见后述) ,免得在此天花流行之 时来京染痘而亡。前述萧 所说派人去蒙古地区 种痘“以便朝贡往来”[27 ] (卷1 ,P65) ,也是这个意思。 最后 ,保持蒙古地区的人丁兴旺 ,以利编丁抽甲。 蒙古自成为从属于清王朝的“藩部”后 ,其勇悍骑 兵便一直是清廷经营边疆、打击危害王朝统治的 内外敌人的重要依靠军事力量 ,并为此而实行编 丁 (比丁)抽甲制度。清廷为一般牧丁披甲人子女 种痘 ,当是为避免他们的后代幼时染痘夭殇 ,以使 其顺利成丁 ,保证充足的后备兵源。 清廷在蒙古地区的种痘 ,也使该地区在预防 天花侵染上收到一定成效。康熙帝晚年曾说 :“今 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 ,凡所种皆 得善愈”, 并称他此举是保全了“千万人之生 者”[24 ] (第60则训) 。其所述“四十九旗”,指的是漠 南内扎萨克蒙古 ;“喀尔喀”是指漠北几大部蒙古。 前述太医朱纯嘏自叙他奉旨种痘于“边外各蒙古 地方 ,历历俱获全愈”[22 ] (《自序》) 。他们所言尽管 有些绝对 ,不可能“所种皆得善愈”、“俱获全愈”, 其意在强调其灵验 ,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 成效的实际。 种痘不可能百分之百俱获成功 ,所以在布种 的蒙古地区 ,仍有部分人并未出痘而获免疫力 ,况 且还会有遗漏者。针对这一实际 ,清帝在与蒙古 等边区的有关行政中 ,又制订了变通性或补充性 措施。 在清人的记述中 ,有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 象 ,即蒙古等边区 ,其未出痘的成年人 ,在本地区 有终身不出痘者 ,而一旦在冬春之季进入内地 ,便 容易染痘而亡。时人对清初关外满族人的这种现 象也有记述 ,如谓“满洲兵初入关 ,畏痘 ,有染辄 死”[4 ] (卷224 ,《赵开心传》) ,所说“满洲兵”当然都是成 年人。后来进京的边区成年人也常发生这种情 况 ,太医朱纯嘏介绍说 :“蒙古住牧边外 ⋯⋯故有 年老不出痘者 ⋯⋯及至各蒙古王子入朝 ,适值京 都出痘 ,其气相感 ,遂至出痘 ,十之中不过活其二 三”[22 ] (卷2 ,《年长男子出痘论》) 。其它边区进京者也 有同样情况发生 ,如乾隆年间 ,乌苏里江地区“来 京 之 赫 哲 费 雅 喀 之 里 达 喀 出 花 病 故”[31 ]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日扎) , 西 藏的班禅六世 ,也因入京而在冬天“以痘终于京 师”[6 ] (卷5 ,《国朝抚绥西藏记下》) ,时年 42 岁。关于这 种现象的原因 ,当时的痘医也说法不一 ,因不属本 文所述内容主旨 ,故从略。这种状况 ,自然受到清 廷之关注 ,因而在其边区有关施政中 ,也作出针对 性规定。 雍正元年以前 ,长城以北察哈尔蒙古八旗挑 选护军校等须到北京挑补、接受验看 ;旗下佐领官 之承袭 ,也应将备选者带至京城引见皇帝 ,以裁定 人选。鉴于其来京“倘遇出痘 , 恐有损伤”, 故改为 :以后 护 军 校、骁 骑 校、前 锋、亲 军、 护军等缺出 ,由该地的察哈尔总管等公同阅看挑 取 ,京城派大臣前去验看 ;世袭佐领官 ,若未出痘 也免 来 京 引 见 , 由 所 派 去 之 大 臣 查 看 奏 闻[32 ] (卷8 ,雍正元年六月丙子) 。再如东北边区 ,清廷 对乌苏里江地区的赫哲族及库页岛一带的费雅喀 人 ,有令其入京进贡、娶妇之制 ,它是清中央体现 对该地区民族之统辖并进行笼络的一种制度 ,因 而令其年末元旦前到京进贡方物 ,再回赏其丰厚 赐物 , 并 将 民 女 作 为 宗 女 赐 嫁 该 民 族 头 人[33 ] (卷9 ,《和真艾雅喀》) 。由 于 这 一 时 节“京 城 恰于冬末春初之际天花流行”, 也出现过来京 者出花病故的情况 , 因而于乾隆四十年改定 , 以后该地区民族首领入京进贡、纳妇 ,务必“趁七 八 月 凉 爽 之 际 赴 京 办 理 , 事 毕 即 遣 回”[31 ]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日扎) 。 边政中与天花相关的较重要的制度 ,是边区 民族每年朝觐皇帝的“年班”与“围班”。清初规 定 ,边区各民族首领、官员等 ,应轮班赴京觐见皇 帝 ,时间是每年腊月的十五日至二十五日这 10 天 中 到 京 , 次 年 正 月 底 返 回 ,“留 京 四 十 —931— 日”[34 ] (卷50 ,《王会清吏司·年班》) 。到京后献上贡物 , 皇帝也回赏丰厚礼品。此后这一个月期间 ,京城 各衙门也“封印”不办理一般政务[35 ] (P49 ,P93) ,君 臣共庆佳节。除夕、元旦等节日 ,皇帝大宴群臣 , 包括朝觐者在内的内外王公大臣欢聚一堂。此 外 ,皇帝还单独设宴招待边区王公官员 ,并举行各 种娱乐活动 ,如冰戏、杂技、演戏等 ,请他们一起欣 赏。下五旗宗室王公也分别在府第中宴请。期 间 ,皇帝还召见蒙古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等 , 了解各部旗政务、调节矛盾、将皇家格格指嫁蒙古 王公子弟。这一个多月的系列活动 ,称之为“年 班”。清代皇帝就是通过这每年一次的年班活动 , 保持并密近与边区民族首领的关系 ,加强其对中 央的向心力 ,以维系对边区的统辖关系 ,它是清廷 对边区民族治理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不巧 的是 ,这年节期间又正值北京天花流行之时。为 解决这一矛盾 ,清帝遂规定 ,其“业经出痘者 ,均于 年班来京”朝觐[23 ] (卷984《理藩院·朝觐》) ,未出痘者 , 归入“围班”,赴热河觐见。 所谓“围班”,是指皇帝于秋天在热河举行围 猎秋犭尔大典时 ,边区民族各首领、官员等分班赴该 地觐见皇帝 ,参加由皇帝主持的系列性活动。因 其时秋高气爽 ,又处地广人稀之地 ,未出痘者被安 排于此时此地朝觐皇帝 ,便避开了天花传染。未 出痘而参加围班的朝觐者 ,以蒙古王公台吉为主 , 来自各蒙古地区 :“凡内扎萨克王以下 ⋯⋯有因生 身 (指未出痘者 ———引者注) 年班不来京者 ,至围 班则毕集。”[34 ] (卷50 ,《王会清吏司·围班》) “内扎萨克”,指漠南蒙古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 , 主要为今内蒙古自治区。 “外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等 ,业经出 痘者 ,均于年班来京 ,其未经出痘者 ,止 于热河瞻觐”[23 ] (卷984 ,《理藩院·朝觐》) 。 “外扎萨克”,指内扎萨克以外的各部旗蒙古 , 如漠北喀尔喀四部蒙古、青海地区蒙古 ,以及原属 漠西额鲁特蒙古之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诸 旗蒙古等等。 入于围班的朝觐者 ,也和进京者一样 ,进贡方 物 ,接受皇帝的宴、赏及娱乐性招待 ,另外 ,还与皇 帝及满族王公大臣共同进行木兰围猎活 动[36 ] (卷48 ,《围场四·蒙古随围王公》) 。在这一个月左 右乃至更长的时间内 ,皇帝与围班的朝觐王公等 共同生活、密切接触 ,也可收年班同样之政治效 果。 此外 , 黑龙江上中游之索伦、达斡尔人 , 凡候选之佐领、应袭世职之人 , 若未出痘 , 也 令他们于 皇 帝 秋 犭尔 时 , 赴 木 兰 围 场 引 见[23 ] (卷977 ,《理藩院·设官·黑龙江打牲处官制》) 。 四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 ,而历史现 象的形成 ,则不仅仅取决于人的社会活 动 ,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 中就包括疠疫等在内的自然因素。天花给当时的 清朝行政带来极大干扰 ,流行痘疫的每年冬春二 季 ,未出过天花的太宗、顺治二帝 ,均不得不极力 躲避 ,某些官员也因此而不能入署办公。军事活 动 ,也要把天花之流行、官兵之出痘与否作为重要 考虑因素。凡此种种历史现象 ,均有“天花”因素 贯穿其中。当人们对它抵御不力、只能无奈地接 受被侵害的事实之时 ,这种因素甚至会对政局的 发展演变起某种决定作用。顺康之际 ,正值年富 力强的顺治帝几天之内便因痘早逝 ,抛下了一班 年幼的皇子 ,康熙又因痘继统 ,顺、康由此交替 ,继 而又不得不选择异姓的四大臣辅佐幼帝。这一 切 ,及由此而产生的重大或深远的政治结果 ,无不 与当时的天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为避免、减少天花对行政的不利影响 ,清朝统 治者也做出了种种努力 ,并制订相应措施形成国 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清初军事方略的制 订 ,及康熙以后对蒙古等边区的经营与施政 ,这方 面的针对性内容尤为突出 ,值得在这些方面的研 究中加以注意。 史学界以往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的研究 ,主 要着眼于它的社会性影响。而疠疫病害不仅危害 一般百姓 ,而且侵及统治者。受疠疫威胁、危害的 统治者虽然人数相对较少 ,但在封建王朝时代 ,其 对国政所造成的影响 ,是特殊且重大的 ,故治史者 应予以注意。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旨。 参 考 文 献 [1 ]  清朝官修. 清太宗实录[M] . 崇谟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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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avoid and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 of smallpox to the administration ,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made all sorts of efforts and mad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 which were formed as some special contents of the country’s management . Social historical phenomenon is not merely the people’s social activity. Its formation and result are sti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factors including calamity and epidemic disease. While people’s able behavior changes this kind of influence as well . People who specialize in history should notice it . Key words : smallpox ; the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s ; vaccination ; corresponding measures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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