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独白下的传统

独白下的传统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儿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考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奔；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九有两个，洋鬼子睾九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只有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本教科书，只有《薛仁责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中国的真相不在这里，中国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春秋配》。 中国没能被了解——全盘的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是庞然大物，中国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中国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以为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中国人喜欢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象形”。象形就是根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欢画它，愈画愈像，所以这个“像”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牵象”。牵象干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中国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黄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黄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系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 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当象再回国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姿态出现，让中国人瞎摸了。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有什么。 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水准，中国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干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诺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桂桔”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骄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呼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的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桂格”、“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 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国知识分 子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 也好、田园也好、香直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 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 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曾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棒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 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 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 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 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徘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 第三部正史（后汉书徘业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途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入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戈．久“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命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 《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敌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 精神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干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睑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 直笔--“乱臣贼子惧” 孔夫子活的时候，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永远是大乱的。 孔夫子听说，有的做儿子的，居然杀了父亲！ 孔夫子又听说，有的做臣子的，居然杀了皇上！ 孔夫子气了！ 孔夫子瞪了眼睛，吹了胡子。 孔夫子拿起了一支钢笔，噢，不对，那时候没有钢笔；拿起了一支毛笔，懊，也不对，那时候也没有毛笔；孔夫子拿起了的是——一把刀！ 呀！孔夫子怎么会拿刀？孔夫子斯斯文文的圣人，拿刀干什么？杀他父亲吗？不是！杀他皇上吗？当然也不是！杀那杀父弑君的凶手吗？好像有点是了。 其实孔夫子不是拿刀主杀任何人，孔夫子太老了，孔夫子杀不死任何人；孔夫子是儒者，孔夫子不会杀人。 但是有人不是说吗？孔夫子当鲁国的司寇（司法行政部长兼警备司令），大权在握，第三天就杀了他的政敌“少正卯”，孔夫子不是杀人吗？ 但有人说这事是假的。即使是真的，孔夫子也不必亲自操刀，因为有刽子手老爷和刽子手老爷的鬼头刀。 那么，孔夫子拿刀干什么？ 孔夫子拿刀并不是要杀人，而是吓唬人。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予，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巨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阻代瘤”。 孔夫子写情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可是，怪事就出在这儿，写这本《春秋》劝人守本分的人，自己就不守本分！ 因为孔夫子的本分，不是“写历史的官”——史官，他没有资格写历史，《春秋》不该是他写的，就好像耗子虽讨厌，狗却不可抓耗子。 可是，孔夫子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还是写了。 他不但写，还不许别人参加意见，他的学生“子夏”站在旁边，两眼瞪着，一个屁也不敢放，只能帮忙搬竹片、磨刀。 孔夫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使学生“不能赞一辞”！ 孔夫子把《春秋》写好了，双手一拍，向学生说：他知道他不该写这部书，可是希望大家原谅他。看了这部书，了解他的人，可以根据这部书了解他；骂他的人，根据这部书，也有足够的理由骂他。他自问凭良心写，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糟糕的是，孔夫子自己却没完全凭良心——孔夫子在《春秋》里，竟做了好多好多的手脚。 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 正因为孔夫子在有意说谎，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跟着造谣，竟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意思是说：“我们鲁国呀，没有家丑。皇帝和臣子之间，没有凶杀案！” 像这一类有意说谎的例子，还多着呢！ 如狄国灭了卫国，孔夫子为了替齐桓公遮盖，竟把这样一件大事一笔带过，写也不写。 又如晋国诸侯竟传见周朝的皇帝，这是很不成体统的事，孔夫子为替晋文公遮盖，他意改变一种写法，与事实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孔夫子为什么要做这些有意说谎的行为呢？研究他的原因，乃是由于孔夫子主张——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换成白话，是—— 为所尊敬的人瞒瞒瞒 为亲人瞒瞒瞒 为贤者瞒瞒瞒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古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 孔夫子主张写“直笔”的意思，并不是他发明的，在孔夫子以前，中国早就有了这种传统。中国字历史的“史”字，最早的写法是 上面是“中”字，下面是“又”字，就是“手”字。用“手”把持住“中”字，是什么意思，你就不难明白。 这个“史”字，一开始的意思不是指“历史书”，而是指“史官”。“史官”在上古时候，是地位很重要的一种官，他掌管天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事，像天时、历法、预言等等，做史官的，都脱不了分。后来史官的权力渐渐缩小，缩小到只记录国家大事。史官的名目很多，像“大史”、“小史”、“内史”、“讲史”。“左史”、“右史”，记录的范围从日月星辰变化，直到内政外交，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不是笔头）。 现在举一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的例子：周朝成王小时候，曾跟他的弟弟叔虞一块玩，成王用树叶刻了一块“硅’（“硅”是刻图章用的一种玉，皇帝给别人官做，要给印，就是“硅”），然后随手把这片树叶送给他弟弟，说：“拿这个封你！”这时候史官在旁边，一听就记下来了。后来史官请成王真正去封他弟弟，成王奇怪了，问为什么？史官说某月某日，你拿树叶刻图章给你弟弟，不是说要封他吗？成王说，我是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这样一来，成王只好封他弟弟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千年前，成王的弟弟被封后，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就是晋国。 现在流行的口号是“司法独立”，“教育独立”，古代若有流行的口号，该是“历史独立”。在古代的史官，他们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最有名的例子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公元前六百零七年，晋国的灵公，被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国的史官叫董狐，他竟在史书上写道： 赵盾弑其君。 赵盾跑过来，质问董狐说：“董先生，你写错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赵穿杀了皇帝，你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朝廷大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谁呢？”于是赵盾心虚了，只好让董狐这样写，没法子。（当时赵盾真可以杀董狐一刀或一百刀，开始他太“笨”，没想起来干涉历史，所以就背着恶名，一背两千五百多年！） 董狐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孔夫子就称赞过董狐，说他“书法不隐”，就是直笔写历史，不隐瞒什么。只可借孔夫子自己，却是个“书法每隐”的家伙！ 董狐这件事情过后五十九年，齐国又发生了皇帝被杀书件。凶手是大臣崔抒。于是史官又来了，史官叫太史，他写道： 崔纾弑庄公。 崔纾可没有赵盾那种好脾气，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杀掉！可是，事情却没完。史官的弟弟来了，还是这样写： 崔纾弑庄公。 崔纾又气了，又杀了一个。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纾弑庄公。 崔纾更气了，又杀了史官的弟弟的弟弟。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纾弑庄公。 于是，崔纾不气了，泄气了，他只好认输，不杀了，让史官随便写吧！（史官到底兄弟多，所以他们赢了！这样看来，兄弟少的，最好别干这一行。） 如果崔纾不泄气，硬是要把史官的兄弟都杀光，那可怎么办？别忙，史官还是有办法，齐太史只是“北史氏”，当时还有“南史氏”。南史氏听说崔纾杀史官，立刻跑去，也要歪着脖子，接着写直笔。后来看到齐太史家的老四成功了，南史氏才打道回府。 由此可见，史官的“人海战术”也满可怕，它教你来个杀不杀由你、写不写由我，看你拿武土刀的，把我这拿刻竹刀的怎么办！ 又由此可见，史官不但是独立的，并且还是家族企业的，父亲传儿子的。 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并不少见。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候，公师或就因写国史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但尽管有这一类干涉历史的例子，究竟木能算是“正宗”。在正宗上，皇帝还是要尊重史官的。公元六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说话。 本来，在制度上，史官的独立，使皇帝都不能看他写的历史（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凡是尊重制度的皇帝，没有不守这道行规的。甚至汉朝最凶狠的皇帝汉武帝，也不着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 这种制度，到唐朝以后，开始动摇。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革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纪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避讳--“非常不敢说” 五代时候，有一个号称“长乐老”的大臣，叫做冯道，他又 字“可道”。这个人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别人着急，他却自自在在。他很俭朴，一点也没有大官的架子，他跟仆人们一起吃饭，吃同样的东西。有的凶狠的将军们，抢来漂亮女人，送给他，他表面上收下，骨子里却把漂亮女人送还她自己的家里去。在五代的纷乱局面里，他跟过四个姓的朝代，在十个皇帝手下做过大臣。他的人生观是“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他永远是乐观而机智的。当契丹灭了后晋这个朝代，冯道也跟着跑到契丹的朝廷里，契丹的皇帝驾冯道说：“你跑来干嘛？”冯道说：“我们没有城，也没有兵，打不过你们，怎么敢不来？”契丹的皇帝是野蛮人，要把中国人一城一城的杀光，可是自从冯道投降后，契丹的皇帝便放弃了这种野蛮的手法，因为他接受了冯道的巧妙劝说，冯道的智慧太高7，外国头脑简单的皇帝，不得不听他的。 冯道虽然使中国老百姓免于被屠杀，可是历史上，他却背上“汉奸”的罪名。历史家说他不应该伺候那么多朝代、那么多皇帝，可是冯道说：“管你什么人做皇帝呀！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少杀一点老百姓，我都干！” 冯道活了很久，活到七十三岁，跟孔夫子同年。 冯道是个快乐的聪明人，有一些关于他的笑话。据说有一天，他的学生读《老子）这部书，一开头是： 道可道，非常道。 因为“道”是冯道的名，“可道”是冯道的字，他的学生不敢直接叫老师的名字，所以碰到“道”和“可道”，就念成“不敢说”，而把这两句老子，念成了： “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笑话，可是却有许多深远的意思。为什么做学生的，竟不敢叫老师的名字呢？老师不是明明叫那个名字吗？叫那个名字而又不敢说，到底是怎么回于事呢？ 要知道这是怎么回子事，得先飞象过河，知道另外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就有“鄙人固陋，不知忌讳”的话，这里的讳，就是指对事实的隐瞒。《后汉书》刘陶的传里，有“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的纪录，就是说；他敢在大家都隐瞒不说的朝廷里说真话。照古代思想家兼政治家晏子的认定，一个国家大家敢说真话，“民无讳言”，才是政治清明的表示。反过来说，若人人都“讳莫如深”，就是政治黑暗的证明。 对～个人名字的避讳，在中国有好长久好长久的历史。这种讳的风俗，起于周朝，盛行于唐朝宋朝。名字上避讳的方法，共有四种花样： 一、改字——用另外一个意义相近或声音相近的字，来代替他想避讳的字。 二、空字——把要避讳的字空一格。 三、缺笔——把要避讳的字少写一笔，认为少写～笔就恭敬了。 四、用XX来代替；或用某某代替；或用“讳”字代替。避讳的例子，在历史上可多着啦！ 汉朝第一个皇帝，是流氓出身的汉高祖，他的名字叫“刘邦”。为了避“邦”字的讳，很多书都把“邦”字改成“国”字。例如，把（论语）中“何必去父母之邦”改成“何必去父母之国”，把孔夫子的话都改了。 汉朝又有一个皇帝，叫汉明帝，名字叫“刘庄”。为了避他的讳，一个有名的人叫做“庄光”的，硬给改名叫“严光”了。任光是明帝父亲光武帝的好朋友，光武做了皇帝，可是庄光却不拍他马屁，仍旧在乡下钓他的鱼。光武帝特别把他拉到皇宫里去，要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肯。光武帝因此怪他“咄咄逼人”——因为每个人都要买皇帝的帐的，可是庄光却不买，弄得皇帝心里有被欺负的感觉。庄光万万没想到，他的名字，竟限后来的皇帝“冲突”起来，并且不得他的同意，把姓都给改了，他要是知道，真会很生气。好在“庄严”、“庄严”，“庄”字和“严”字也差不了好多，严光就严光吧！ 汉朝的皇帝不但要避讳，皇后也要避讳。例如汉高祖的太太目后，是一个最残忍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吕雉”。“雉”是一种叫“野鸡”的动物。因为皇后用了这个“雉”字，就不许“野鸡”再用了，从此以后，“野鸡”就叫“野鸡”，再也不叫“雉”了。 唐朝时候，为避第二个皇帝叫“李世民”的讳，许多当时的人的名字，都给硬改了：如“王世充”，硬改为“王充”；如“李世责”，硬改为“李责”。你说被改名的人倒霉不倒霉？他们的名字，好好的拦腰被抽去了一块，真好像亚当被抽去肋骨一般。 唐朝的花样还多着呢！唐朝还有一种避讳的花样是：如果你要做官，而这官的名称，有一个字跟你老子或老子的老子一样，你就没希望了，你就不能干了。例如说：你爷爷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安”字，那么陕西长安县的县长，你就不能做了； 又如你爸爸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军”字，那么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将军。如果你实在想做官，同时心里想：你们怎么知道我爸爸、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干脆不告诉你们，我先把县长将军做了再说。如果你这样，可以，可是千万不能让别人查出来。若有一天被查出来，那你不但要从县长或将军宝座上被赶下来，还要捉到法院，判一年徒刑，教你知道厉害！ 唐朝又有一个人叫贾曾，他被派当了“中书舍人”一种官，他的父亲正好叫“贾忠”，他怕“忠”字踉“中”字一样，犯了忌讳，若徒刑一年，怎吃得消？所以他请求不做这个官算了。后来，经专家审定的结果，认为“忠”、“中”可不算是一个字，这个官可以做，于是贾曾才放心了。 唐朝又有一个人，是短命的诗人李贺，他的爸爸叫“李晋肃”。当时就有老夫子们指出，李贺这个小子，一辈子都不可考“进土”，因为“晋”、“进”同一个声音，李贺该避他父亲的讳！ 有一个古人叫田登，他做一个州官。他大概是一个老夫子，看到皇帝们的讳来讳去，怪过瘾的，因此他也想找个对象讳地一讳。正好正月十五号灯节到了，灯节时候习惯，是准点灯三天。可是田登认为“灯”字触犯了他的名字“登”，于是贴布告，只说“放火三日”而不说“点灯三日”。后来老百姓讽刺他，造7一句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清朝初年，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将军吴三桂，他在中国西南称王，为了避讳，特地把西南的“桂林”，改为“建林”。又因为他那被李自成杀掉的父亲叫“吴襄”，所以也得找个地方来做避讳的对象。找来找去，找到个湖北的襄阳，于是就飞缀直奔襄阳，改名叫汉南府。 清朝因为是满洲人统治中国，满洲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所谓“夷”、“狄”、“胡虏”，这些称呼，都有轻视的意思的。到了满洲人做皇帝，这种轻视，自然不能再来了，所以古书的字，都一一改了。像“夷”字改成了“彝”字，“狄”字改成了“敌”字，“虏”字改成了“卤”字，都是避讳的例子。 此外，还有一些避讳的例子，也很有趣：、孔夫子是中国人最尊敬的大偶像，所以关于他的避讳，也就更精采。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时候，政府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该念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所以你看书的时候，要带一支红笔，才不违法）。又在清朝的时候，由政府会议决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还有些避讳的原因，是因为家族的缘故。例如中国最有名的史学家，《史记》一书的作者司马迁，他因为他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他写的《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都不得同意，一律改了个名儿。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跟他学，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 又如“宋朝”的老苏家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转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今天一本书中，在序的地方有人用“序”字，有人用“小引”、“引言”或“叙”字，就是由于被老苏家的家讳暗摆一道的缘故。 避讳有的也不全是为了尊敬，有的因为厌恶或怀恨，这是例外的讳，也构成了避一避的理由。例如唐朝的肃宗最恨叛变的将军安禄山，所以，凡是郡县中有“安”字的，他都给改了，比如“安定”改变“保定”；“安化”改为“顺化”；“安静”改为“保静”，都是由于同一个理由。 明朝的世宗最恨“夷狄”，竟恨到不愿意看“夷狄”这两个字的程度，你说恨得多厉害！所以凡是写到“夷狄”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要写得特别小，愈小愈好，因为写得小了，皇帝才高兴。 清朝时候一个人叫“王国钧”，考试成绩很好，正要被派个官儿做，可是被西太后见到了他的名字，不见到不要紧，一见到太后就气起来，太后说：“王国钧”三个字的音，正好是“亡国君”，是指亡国的皇帝，这种人，这种名字，还能要他做官吗？于是，可怜的“王国钧”，由于他爸爸没把他的名字起好，竟闹得断送了前程。 这些都是因为厌恶或怀恨的缘故，造成的心理忌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洋鬼子尊敬一个人，常常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大逆不道！例如你姓张，你尊敬孔夫子、孔丘，而把自己的儿子叫“张丘”，你这样做，若在中国古代，不挨揍才怪；不但挨揍，并且还要坐牢呢！那时候的“张丘”，不但不能叫“张丘”，恐怕得叫“张囚”了，不，不对，也不能叫“张囚”，因为“囚”与“丘”同一个声音，要避讳！ 中国在走入二十世纪以后，慢慢的，也学会了用一个尊敬的人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这并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中山县”、“立煌县”、“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等等，都是这种转变的证明。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中国也不知不觉的在进步。在进步过程中，一切落伍的；日习惯，都必须被抛弃。在没有忌讳的新时代里，一切；日的忌讳，都将是历史的陈迹。让我们了解它，可是不要再复兴它。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主编（四库全书）的大文人纪昀（晓岚），是一个大幽默家。他长得很怪：大秃头、大鼻子、大耳朵。一对三角眼睛、两行细眉毛--好像隔壁那少奶奶一样。有一次，一个大富翁造了一幢大房子，听说纪购很有名气，特地请他为这幢大房子起个名字。纪购打听出来这个大富翁本是铁匠出身，后来发了财，十足一个暴发户，暴发户附庸风雅，他认为是可笑的。于是，他提起毛笔，为这幢房子起了一个名儿“酉斋”。 大富翁欢天喜地的，把这两个字捧回家去，见人就说：“这是纪大学土给我写的！”可是，一当别人问起“酉”斋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大富翁就愣住了，他怎么猜也猜不出什么意思；他偷偷查（康熙字典），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他问别人，别人也直摇头，人入都纳闷，大富翁更纳闷，他不知道纪大学士搞什么鬼。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望着这个“酉”字发呆，最后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去找纪大学士。 纪大学土一看大富翁来，笑起来了。等到大富翁开口，问起这个“酉”字，他笑得更厉害了。他说：“这个‘酉’字，有两个意义，都是字典里查不出来的： 第一个意义要直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铁砧； 第二个意义要横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风箱。这两个意义都符合你是铁匠出身，所以这个‘酉’字，正好用来叫你这幢房子！” 这个故事主要建筑在一个“酉”字上面，这个酉字在古字里写做--本来的意义是酿酒的器具，下面是个缸，缸里有原料，缸外头有个盖和搅动器，这就是今天的“酉”字，也就是“酒”字在没进“文字美容院”以前的老模样。 但是，酒这个东西，跟许多可爱的老公公一样，愈老愈有味道，所谓“陈年老酒”，愈喝愈香。陈年老酒从酒窖里搬出来，上面一层灰，所以在小篆里，把陈年老酒写做--就是今天的“酉”字。后来这字慢慢抽象化，慢慢把管酒的官（字酒公卖局局长）也叫做“酋”（“大酋”）！ 慢慢的，这个“酉”字又开始变，因为人人都爱喝酒，三杯下肚，酒意方浓，一看瓶里，酒没有了，于是着急了，于是开始找酒。你也找，我也找，最后找到一个能够拿酒给大家过瘾的人，于是你高兴了，我也高兴了，大家都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可爱，在我们需要酒的时候他够意思，能够帮我们，我们欢迎他，干脆拥护他做“总统”--不对，那时候没有总统；拥护他做“皇帝”，也不对，那时候没有“皇帝”；拥护他做“领袖”，更不对，那时候还没有领袖这个词儿，他们拥护他做的是--“酋”长！ 拥护这个人要举双手赞成，所以要--这个字，表示两个手在推举“酋”。可是举呀举的，左面的手举累了，所以放了下来，变成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尊”字。我们平常说“尊长”、“尊师”，事实上，“尊”的并不是那个“长”、那个“师”，而是那个“尊”字上头的酒坛子。 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尊”敬你，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问问他妈妈，他是不是爱喝酒，如果他不爱喝酒，那他才真是值得你“尊”敬的；当然啦，在你“尊”敬他以前，他也该问问你妈妈，你是不是酒鬼。 因为“酉”这个字这么可爱，所以很多高贵的词儿，都跟它扯上了裙带关系，例如： 至尊--皇帝。 祭酒--大学校长、教育部长。 这两个词儿比起来，“祭酒”比“至尊”事实上还来得神气。在宋朝的时候，“祭酒”（大学校长）可以跟皇帝面对面的瞪着’眼睛，一点都没有马屁相。 在民国初年，“祭酒”（教育总长）蔡元培，当“皇帝”袁大总统世凯去看他的时候，他只在会客室接见袁大胖子，不许他乱“巡视”；聊天完了，大胖子要走了，他只送大胖子到会客室门口，绝不肯多走一步，更不会在大门口送往迎来拍马屈了。 所以，“祭酒”比“至尊”来得神气。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祭酒”，居然对“至尊”或“大官”干送往迎来拍马底的丑态，他就没有上一代人有骨头。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姆莱（她是他的姓，莱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还有一个商朝的，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叫子受（子是他的姓，受是他的名，他又叫纣，一般人叫他商纣），据说后来他也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也叫做“酒地”，也整天喝呀喝的，结果也把国家喝丢了。 夏架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是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夏朝的第一个皇帝是传说中治水的夏禹。夏禹有一次喝了仪狄做的好酒，非常喜欢喝，可是他忍住了。不但忍住不再喝，并把仅狄赶跑了（因为仅狄在，他又要做好酒。）夏禹戒酒以后，很感慨地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但他绝没想到，他自己的后世就是一个个的酒鬼。夏朝的第三任皇帝叫太康，就因为“甘酒嗜音”（喜欢酒和披头音乐），惹了大祸，最后到了夏架，就闹出传说中的“酒池肉林”来，因而亡国。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动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要说，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图吧，或者到博物院去看看真家伙。 这张图里，“尊”是装酒的容器，“禁”是放酒的柜，“勺”是盛酒的大匙子，“爵”、“角”、“*”、“*”是把酒弄热的工具。你看古人这些喝酒的道具多多！ 在历史上，喝酒是一种普遍的习惯，也是一种社交和礼节，这种风气，一直演变到今天。但是在喝法上面，许多地方已经不相同了。古人喝酒，很讲究礼节，不能乱喝或乱不喝。该喝的时候，不喝也不行；不该喝的时候，要喝也不行，像汉朝高祖刚当皇帝的时候，他的大臣们以为大家打天下有功，拚命在朝廷上喝酒、争功。结果，有一个叫叔孙通的出来，劝汉高祖制订一套规矩，不准大家乱喝酒。最后规矩订了出来，大家就不敢乱来了。后来汉高祖死了，皇后有了权，皇后姓吕，吕家的人都挤到朝廷里来。在历史上，这叫“外戚当权”卜｝戚是外面的亲戚，是吕后那一边女家的亲戚）。当时大臣许多都反对外戚，总想找机会干掉他们，正巧有一天，吕后请客，派一个叫刘章的做“酒史”（就是主持喝酒的人）。刘章就是反对外戚的大将，他乘机说：“我是军人，我为了维持秩序，请求皇后准许我用军法来对付不守酒礼的人。”吕后答应了。于是大家喝酒。喝到一半，一个外戚喝醉了，发起酒疯来，跑出去了，刘章真的军法从事，立刻拔出宝剑，把这外戚杀了。从这件节开始，一套铲除外戚的计划立刻行动了，最后刘家的天下保全了，吕家的外戚都吃不开了。 这个故事，不但证明了古代人爱喝酒，并且非常考究“酒礼”。喝酒失礼，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严重得要引发一次政变。 三国时候，有一次吴国的孙权请客，大家拚命喝喝喝。最后孙权亲自来敬酒，到了虞翻面前，虞翻翻在地上，装得醉得不能再喝了。等孙权走过去，虞翻又翻起来，表示没醉。孙权～回头，看到了，气起来，拔剑就要杀他。这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