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方 忆 霎瓢篡篡篡篡嘿默粼默者以有明确纪窑址 、 遗址 、粼姆中壕现的越窑刻划花青舞为依据 ,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了唐代此类瓷器工艺的演变规律和技 法特征 , 分析了其与金银器的关系问胭 , 并推测出此类浇属于对外贸易的外销产 品。 关挂润 刻划花 纪年瓷 满地装饰 疏朗留白装饰 简化图案装饰 唐代的越窑青瓷实为中国青瓷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 越窑的工匠们在釉色和釉质上不断地 追求 日臻完美的效果 , 使青瓷达到了“类玉 ”“类冰 ”的境界 , 甚至赢得了“秘色瓷 ”的美誉 。 就装饰工 艺而言 , 直至 世纪后半期以后 , 越窑青瓷的造型与纹饰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出现了刻划花 、 划 花 、 印花 、 褐色彩绘 、 堆贴 、 镂雕 、 金银饰等装饰技法 , 并创造出许多新的器型 , 使得越窑青瓷渐 渐迈向发展的顶峰 , 从而在五代末 、 北宋初真正达到鼎盛的状态。 唐代越窑青瓷的刻划花纹虽然从纹饰题材上看略显单一 , 但从工艺技法 、 图案构成等方面来 看 , 仍有一定的规律和特征可循 。 另外 , 越窑青瓷与金银器的关系问题 , 以及其作为外销瓷从 世 纪后期开始销往海外的事实 , 一度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话题 。 本文拟以有明确纪年的唐代越窑刻划 花青瓷以及相关的同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墓葬 、 窑址 、 遗址 、 沉船中发现的越窑刻划花青瓷为依据 , 在总结其纹样的演变规律和工艺特征的基础上 , 探讨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 。 一 唐代有明确纪年的越窑刻划花青瓷 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显示 ’’ , 唐代越窑的纪年瓷已超过 件 , 且尚待整理发表的资料还有 ‘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寺龙口越窑址 》, 附录唐宋越窑纪年瓷表 , 文 物出版社 , 。。 年 , 慈溪市博物馆 《上林湖越窑 》, 附录二越窑瓷墓志 , 科学出版社 , 年 林士民 《青瓷与越窑 》页 一 典型器物年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纪年瓷 》, 文物出版社 , 年。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 恩第 期 很多 , 。 其中瓷墓志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 而刻划花青瓷在数量实际上 十分有限。 现将有明确纪年的唐代越窑刻划花青瓷摘录如下 大历十三年 年 河南堰师郑询墓的大鱼化龙纹青釉瓷碗② 〔见表一 〕。 大历四年或十四年 年或 年 河南三门峡张弘庆墓的仿 皮囊形青瓷穿带扁壶 。 盖顶模印花纹 , 壶身正面划花今。 但谢明良教 授并不认为此件扁壶为大历四年或十四年的产品 , 推定其为长庆四年 年 的产品 ‘ ’。 笔者同意这一看法 〔见表二续 图 〕。 元和五年 年 浙江绍兴唐户部侍郎北海王叔文府君墓的青瓷 划花盘 、 青瓷划花粉盒 。 但没有相关图版资料气 而同墓出土的一件青 瓷执壶却曾在 《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 》和 《越州窑青磁七禄釉 · 灰釉 陶器 》等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被发表或转载 。 会昌元年 年 江苏扬州魏氏墓的青瓷盘 , 盘内有刻划的荷 花 、 荷叶纹 图一 青瓷粉盒 , 弧形盖上“有剔胎柿蒂纹 ”气 会昌七年 大中元年 , 年 铭划花执壶残件 。 上林湖窑址 出土 , 年陈万里先生于上海古董市场发现 , 现已修复 , 收藏于上 海博物馆。 该器物柄之右侧刻有“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 日清 明故记之耳 ”的铭文 , 前后腹部及柄 、 流处均刻有朵花图形 ,, 〔图二 〕。 大中元年 年 划花青瓷壶 , 藏于南京博物院。 但无详细资 〔圈一 〕唐会昌元年 年 江苏拐州自民墓 出士的青倪盘 《 在杭州市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唐代越窑器中尚有若干未发表的有确切纪年的墓志罐和 粮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堰师杏园村唐墓的发掘 》, 《考古 》 年第 期。 今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 门峡市两座唐墓发掘简报 》, 《华夏考古 》 年第 期 贾峨 《陶瓷之路与丝绸古道的连接点》, 《江西文物 》 年第 期。 《 , 谢明良 《记黑石号 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 》,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 编委会编 《美术史研究集刊 》第 期抽印本 , 页 , 年。 谢先生认为 , 同墓曾伴出一件晚 唐风格的越窑青瓷璧足敞口碗 , 且该扁壶的造型与黑石号沉船中的穿带扁壶基本一致 , 结合 墓志“ 口口四年”以及黑石号沉船的年代 , 推测墓主张弘庆段于长庆四年 年 , 即沉船中宝 历二年 年 长沙窑纪年铭瓷的前两年。 , 陈万里 《中国青瓷史稿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 扬州博物馆 《扬州城东唐墓清理简报 》, 《东南文化 》 年第 期。 伊 陈万里 , 前揭文 , 森达也 《晚唐期越州窝青磁刃割花文忆 , 沪下 》, 槽崎彰一先生 古希记念论文集拔印 , 年。 圈二注 〕屠大中元年 年 抉立 上海博物馆蔽 〔图二洲 启大中元年 年 执立局部故样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图三 〕“ ⋯⋯遨十三年季春” 铭文号盏残件 口 户 户 ‘ 户 一 白 一 、 创创口沪一 一 ’’ 料住飞 浙江上虞咸通七年 年 墓曾出土一件划花青瓷杯 。 但资料来源 不详心飞 浙江上林湖 乙窑址出土过一件器盖的残片 , 盖面的面缘有一道弦 线 , 面划荷花纹 , 内壁划气 · ⋯通十三年季春 ” 〔图三 〕。 该窑口的年代被确 定为后段五期 , 即 世纪下半叶到 世纪初 ‘ 。 而晚唐带“通 ”字的年号只有 “咸通 ” , 因此 , 此器盖残片的纪年应为咸通十三年 年 。 与该器盖同 时出土的划花器不在少数 , 刻划兼用的现象少见 , 基本以划花为主 , 题材较 以往丰富 , 除传统的荷花 、 荷叶纹外 , 还出现了云纹 、 小鸟等图案 。 另外 , 还有几件非常重要的纪年器 。 一件为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 的第四层出土的匣钵 , 上刻“会昌三年 ” 年 字样 , 此匣钵质地 较细 , 与 第四层的匣钵质地相同 , 且所出土的器物也相同。 因此 , 推 定 第四层与 第四层同为会昌、 大中前后 。 的第六 、 第七层定为 世纪 初 , 其中玉璧底碗与划花装饰的器物同时出土于第七层 , 而第六层的执壶与 元和五年 年 的王叔文府君墓的执壶相同。 第三层则定于 世纪晚期到 世纪初 。 该窑址的 第四层和 第三层 、 第四层 、 第六层 、 第七层等都 发现不少刻划花器 , 。 、, 。‘ 另一件是宁波和义路遗址出土的“寿 大中二年 ” 年 铭的青瓷云鹤印花纹碗 。 此碗的纹样 虽是模印而成 , 但与它伴出的器物很多。 该遗址有三个唐代文化层 。 唐第一文化层 , 即为出士“寿 大中二年 ”铭青瓷云鹤印花纹碗的地层 , 年代为晚唐大中 一 年前 唐第二文化层约为唐 元和朝 一 年 前后 唐第三文化层约为唐贞元 一 年 前后 。 三个文化层均出土 有刻划花器物 , 其中以唐第一文化层出土的量最多巧 》。 还有一件是从黑石号 沉船中的数万件陶瓷中发现的“器外壁在入窑烧造之前阴刻 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 ’铭记的长沙窑釉下彩绘碗 ” , 而与这件碗形制相同的长沙窑釉下彩绘碗于沉船 中达数万件之多 。 由此 , 可推测“黑石号 ”沉船的绝对年代有可能是唐宝历二年 年 或之后不 久 。 如此 , 也为沉船中数量仅次于长沙窑的近二百件越窑器提供了较为准确的生产年代 。 这批越窑 器器形多样 , 划花装饰的器物与素面器物同时存在。 有划花四方碟 、 划花碗 、 执壶 、 盖盒 、 划花鱼 《 , 阮平尔 《论全盛时期的越窑 》, 载《越瓷论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年。 , 李知宴 《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 》, 《考古与文物 》 年第 期。 ‘ 慈溪市博物馆 , 前揭文《上林湖越窑》页 、 页 一 《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简报》, 《文物 》 年第 期。 巧 》 宁波市文物考古所 《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 》, 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 》, 杭州大学出版社 , 年。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一期 · 总第 一 期 形穿带壶 、 四花 口钵 、 划花镂空薰炉 、 带系盆 、 划花穿带壶等’ 。 以上几件纪年器的伴出物及相关地层出土的器物可弥补纪年刻划花青瓷在数量上的不足 。 从纪年资料来看 , 世纪以前的刻划花器的例证极少 , 而纪年较为确定的只有 例 , 且出现于 世纪 年代左右 , 出土地点在河南 , 它和另一件出土于河南三 门峡市的青瓷刻划花扁壶究竟属于 何种性质的产品尚值得讨论 , 但至少可以认为 , 在 世纪 以前越窑存在刻划花器物 。 世纪初有 例 , 从 年至 年 。年间几乎为空白 , 但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刻划花器恰恰弥补了这一时间上 的空缺 。 沉船中的越窑器不仅器形多样 , 而且还有划花与镂空工艺相结合的作品出现 飞 世纪 年代即会昌年后 , 刻划花器物逐渐增多 , 而且在江苏扬州 , 浙江绍兴 、 宁波 、 慈溪等地均有出土 。 从题材来看 , 早些时期的摩揭纹 、 忍冬与蕉叶纹几乎为孤例 , 而荷花 、 荷叶等花卉纹在 世纪上半 期就被普遍采用 , 会昌年后更为盛行 , 咸通年间划花纹样逐渐多样化 。 另外 , 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是 目前发现的一处比较有代表性的唐代越窑窑址 , 其中出土的刻 划花器也多以会昌、 大中年前后的地层为最多 , 与前后地层出土的刻划花器相比较大致可找出它们 之间的变化规律。 而宁波和义路遗址出土的唐代刻划花器物也基本以大中年的为主 。 可见 , 会昌、 大中年间的确是唐代越窑刻划花器开始盛行的时期。 二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工艺的演变规律和技法特征 , 一 世纪前 纪年资料显示的 世纪前的越窑刻划花器十分罕见 。 而郑沟墓出土的青釉瓷碗被认为是 世纪 后期到 世纪前期越窑青瓷鼓腹外撇 口形圈足碗的标准器形碑 》。 这件碗的内底“釉下浅刻大鱼化龙图 案” , 。 大鱼化龙图案即为摩揭纹 。 摩揭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 、 鱼身鱼尾的动物 , 被认为是河 水之神 , 生命之本 。 据说 , 关于摩揭的神话早在 世纪末已传人中国 , 至隋唐 , 摩揭的形象被广泛 地运用于不同的工艺美术领域 , 尤以金银器为多。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 , 摩揭纹至少在 世纪下 半叶已成为金银器的纹饰 , 如何家村摩揭纹弧腹银碗 。 直至 世纪后半叶在金银器上还可见到摩揭 纹 , 如丁卯桥摩揭纹银盘 。 可见 , 摩揭纹在金银器中盛行的时间较长‘ 》。 而郑询墓出土的这件青瓷 ‘ , 谢明良, 前揭文 , 页‘一 。 》 谢明良, 前揭文 , 页 , , 见文后的编年图表 。 本文在图表中只收人部分公开发表的线图 , 相关照片资料在正文中补充。 《 》 森达也 《越窑青瓷碗的两个体系 —玉璧底碗和圈足碗 》 ,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第五辑 , 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 会专辑 , 杭州出版社 , 。。 年。 《 》 前揭《河南堰师杏园村唐墓的发掘 》一文。 《 岑蕊 《摩竭纹考略 》, 《文物 》 年第 期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 》页 一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图四 〕喀喇沁李翔纹葵花形银盘 〔图四 〕丁卯桥尽翔坟银盆上的序用饮 碗 , 无论是器形还是划花纹样 ,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银器的影响。 此件碗内底的摩揭纹为鱼形 , 作翻腾状 , 口大张 , 利齿外露 , 长舌外 翻 , 鼻上卷 , “ 眼后一螺旋状大羊角盘绕一较小的牛耳 ”山 , 张大的口 中刻划 出数道上下翻卷的曲线 , 似表现长舌滚动吞吃食物的情景。 头顶至颈 、 背竖 立粗壮的鳍 , 鱼身划刻鳞片 , 尾部上翘 。 这只水中动物从头部看还可辨认出 摩揭的形象 , 而鱼身已明显表露出华化 的倾向 , 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鱼的 造型 。 这种倾向与同时代的金银器相同 , 如喀喇沁摩揭纹葵花形银盘“ ’ 〔图 四 〕。 由于 目前唐代越窑早期的纪年刻划花器仅此一件 , 我们无法作进一步 的横向比较。 但需要指出的是 , 世纪以前金银器上的主题图案多采用捶碟 工艺制作 , 然后再彭出细部的纹样 , 尤其是早期 , 茎痕较深粗 , 纹样的立体 感强 。 而此件摩揭纹青瓷碗的刻划纹较简单浅易 , 只以单线刻纹 , 被认为 是“粗放型 ”的花纹甲 , 全然不见 世纪以后越窑刻划花纹那种为突出象金银器 或者铜镜纹样的浮雕效果 , 而刻意以复线加深花纹轮廓线的刻划方式 , 这可 能是唐代越窑刻划花初态的表现形式。 二 世纪初期一一 世纪中期前后 唐会昌、 大中年间 至 世纪 , 越窑刻划花器的装饰题材和工艺技法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 在相关的资料中似乎不 见摩揭纹 , 只在少量的印花或划花器中发现鱼纹和鸟类图案。 荷花 、 荷叶等花卉题材大行其道 。 在 装饰技法日益丰富的同时 , 刻划的表现手法也多样化 。 而对于这些刻划技法的理解则是我们认识这 一时期工艺特征的关键之所在 。 一般刻划工艺分为刻花 、 划花和刻划兼施等装饰技法气 刻花 指用竹 、 骨 、 铁等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制成的扁平的刀状工具在干湿适宜的坯体上刻出花纹 。 其特点是 工具的着力点较大 , 雕刻力度较深 , 刻出的线条有一定的宽度 , 呈阴刻状 , 但往往有阳刻的效果 , 较划花层次感强 。 但由于采用的刀法不同 , 线条的状态 、 变化也不尽相同。 划花 指用竹 、 骨 、 铁等材料制成的针状或签状工具在干湿适宜的坯体上划出花纹 。 划花工具 与坯体的接触面较小 , 划出的阴线宽度较窄或仅呈细线状。 另外 , 由于采用的工具不同 , 划花时运 ‘ , 岑蕊 , 前揭文。 , 岑蕊 , 前揭文 。 ‘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 畔 , 森达也 , 前揭文 《越窑青瓷碗的两个体系 —玉璧底碗和圈足碗 《 》 以下有关刻花 、 划花、 刻划兼施的概念是笔者依据相关资料以及个人的理解和观察等整理汇总而成 。 汪庆正主编 《简明 陶瓷词典 》, 刻花、 划花条目 上海辞 朽出版社 , 年 熊廖 《中国陶瓷美术史 》页 一 , 紫禁城出版社 , 年。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 总第 期 用的力度不同 , 线条有深浅之别 , 反而出现意想不到的层次效果 。 有 思黔袭揉梦骤扩朋卜毗中期 ’ 时刀状工具也可以用来划花 , 但往往只使用刀尖部分与胎表形成 度直角在坯体上轻带而过 , 即采用正刀法 。 刻划兼施也就是刻花与划花相结合的装饰技法 , 一般称为刻划 花。 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工艺过程和艺术处理手法。 结合使用时 , 往往有前后次序之分 , 使纹样的效果更具有表现力 。 世纪初期至中期 , 越窑刻划花器同时盛行刻划兼施与划花两种 技法 , 而单独采用刻花工艺的却甚少。 纹样的组合布局在同一时期重 叠出现多种形态并行的现象。 我们以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荷花 、 荷叶 等花卉纹饰为例 , 大致可将纹饰的布局分为满地装饰 , 疏朗留白装 饰 , 简化图案装饰等三种形态以 。 以下结合刻划技法说明不同的纹样 布局特征与所处的时间段 。 满地装饰 主要饰于器物的内底或器表 。 器型有侈口外卷 、 深腹或弧腹的曲口圈足碗 , 曲口海棠杯 , 卷沿 斜腹的圈足盘 , 敞口斜腹带圈足的盏托 , 还有盒盖等。 其中碗 、 杯 、 托等的外腹壁都压出四道或五 道短凹线。 从器物的造型看明显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 。 装饰的纹样题材几乎都为荷花 、 荷叶。 布局一般为中心一朵荷花或一对呈团花形的侧面荷叶 , 周围再配置两张 、 三张或四张侧面的荷叶 , 荷叶呈卷曲状 , 好似随风摇曳。 中心的荷花则有两种基 本形状 , 一种呈团花状 , 另一种在团花的外围多一重十字菱形的花瓣 。 图案呈对称分布 , 几乎布满 整个器面 , 留白的空间极少 。 纹饰刻划的方式也有两种状态 。 一种是刻划兼施 , 即先用竹签类工具 以较细的线条划出荷花 、 荷叶纹 , 然后再用刀类工具采用斜刀法 ” 》 沿荷花 、 荷叶的外轮廓线刻一道 较粗的复线。 此类刻划法工艺较细致 , 线条粗细相宜 , 凸显出花叶蔓妙舞动之姿。 另一种则采用单 纯的划花技法 , 以大胆而富有弹性的单线表现花叶的姿态。 有的线条流畅自然 , 有的图案则较粗糙 随意。 两种刻划法中都出现部分器物沿着器表口沿刻划一周呈水波状的连续的荷叶边线的情况 , 这 一表现方式使画面更加盈满 , 增强了纹样的写意效果 〔图五 〕 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 ⑦、 ⑥、 ④都存在满地装饰的器物 , 且刻划兼施与划花的装 饰手法同时并列存在 。 其中 ⑦、 ⑥被推定为 世纪初期器 , ④被推定为会昌、 大中前后 , 即 世纪中期器 。 ⑦、 ⑥满地装饰的器物明显多于 ④, 而刻划兼施的满地装饰技法也是 ⑦、 ‘扣 康才媛 《唐代越窑荷叶荷花纹饰的演变与象征意义 》, 前揭《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第五辑。 文中将唐代的荷花、 荷叶 纹分为写实繁密型 、 简化疏朗型 、 图案型 、 变形荷花荷叶纹四类 , 认为这四种形态反映出纹饰的演变过程。 但并未指出在同一时期纹 样的布局有多种形态重复并行的现象。 《 熊廖 , 前揭文 , 页 一 。 斜刀法指刻划时斜刀进入 , 沿形象外轮廓线下刀 , 刀刃所到之处深刻 , 形成内深外浅的斜 坡状 , 可刻斜角线和月牙形线 。 这种刀法恰似书法中的偏锋 , 笔峰在点画的一侧 。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⑥多于 ④” , 。 宁波和义路遗址的唐代第一文化层 , 即大中年间 一 年前 以及唐第二 文化层 约为唐元和朝 一 年前后 , 也都出现了满地装饰的器物 , 但基本为单线的划花装 饰 , 尤其是唐代第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物 , 有的花纹似乎未刻划完整 , 显得比较草率“ 。 另外 , “黑石 号 ”沉船中也发现满地装饰的碗 、 盘 , 也是刻划兼施与划花装饰的情况并存 , 其时间大约在唐宝历 二年 年 左右 ‘ , ’。 有趣的是 , 在此类满地装饰的器物中 , 无论是采用刻划法的纹饰还是只采用划花法的纹饰 , 在 早期的作品中 , 器面的纹样多为三重 , 即最中心为团花 , 次中心为菱形十字花瓣 , 外围为荷叶纹 。 且团花与菱形花瓣之间结合得较为紧密 , 几乎没有空隙 , 菱形花瓣的瓣尖比较尖细 。 稍晚些时候 , 中心的团花消失 , 只剩下外围十字菱形的朵花 , 或者十字菱形的花瓣消失 , 只剩下团花 。 在和义路 遗址出土的器物中 , 甚至还出现了减笔的划花方式 , 不但中心的团花和次中心的十字朵花被省略 , 有的连叶脉也被省却。 疏朗留白装饰 拥有此类装饰的刻划花器 , 器形种类明显多于前一类。 除了在前一类中提到的器形外 , 还有翻 沿斜腹带圈足的盏托 、 方形委角盘 、 四系罐 、 执壶等等 , 以及一些较为特殊的器型 , 如鱼形穿带 壶 、 模印花盖的穿带扁壶等。 装饰题材仍以四周的荷叶纹围绕中心荷花为主 。 部分纹样的构图虽然与前一类差别不大 , 但比 较重视单元图式的整齐划一以及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效果 。 纹样的布局较为疏朗 , 画面的留白也明显 增多 。 大多数纹样已不见各个图形之间紧密相连 , 每组单元图式的比例都明显小于前一类 , 同类单 元图式的大小 、 形式也几乎完全一致 , 但总的来说 , 纹饰较为呆板 。 所采用的刻划方法也与上一类 相同 , 既有刻划兼施的 , 也有单独使用划花技法的。 刻划的线条粗细均匀 , 缺乏动感 , 纹饰已趋于 静态和图案化 。 尤其是刻划兼施的纹样 , 大都讲究精工细琢 , 使花纹呈现出浅浮雕的效果 。 从荷花芯窑址以及上林湖地区其它唐代窑址出土的器物来看 , 世纪初期至中期在此类疏朗留 白的装饰中 , 无论是刻划兼施的器物还是只采用划花装饰的器物 , 也同样都存在着三重纹样的构图 法 , 即中心团花 , 次中心菱形花叶 , 外围荷叶纹 。 但靠近 世纪中期 , 采用单线划花的情况增多 , 次中心的菱形花叶大多被省略 , 而且有的中心团花的形态接近于十字形菱花 。 以上主要是指在碗 、 盘等内底面进行纹样装饰的一些特点。 而位于罐 、 壶等器物外腹壁的纹样 则几乎都是单线划花 , 纹样的总体布局和构图由于受到器形的限制与内底装饰的器物有所不同。 虽 然纹样的排列布局也表现出疏朗留白的倾向 , 但这一特点完全是为了适应器形的外观需要。 如会昌 七年 大中元年 , 年 铭划花执壶 , 在柄 、 流 、 耳等周围划花时 , 四瓣的菱形花变为三瓣 , 且 ‘ , 前揭《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简报 , 前揭《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 》。 《 , 谢明良, 前揭文 , 见图 和图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 思第 期 只在壶腹比较显眼的位置刻划团花 〔图二 〕。 在穿带壶上划花的时间要早于四系罐和执壶 。 其图案布局也比较特别 , 鱼 形壶在壶外壁划出鱼纹 而扁壶则在宽面的外壁先划出桃形的“开光 ” , 再布置 其他纹样。 如三 门峡市出土的扁壶“用针在瓷胎上刻出由忍冬组成的‘开光 ’, 穿 鼻下饰蕉叶纹饰 ” ‘ 飞 黑石号沉船中的扁壶则在外腹壁划出桃形开光 , 在开光的 中心布置一朵大荷花 , 然后再沿开光的边线在中心荷花的周围配置小荷花 〔见 表二续 图 、 〕。 鱼形壶的造型在 世纪后半叶的金银器中就已出现 〔图 六 〕, 在唐三彩中也存在采用模印法将壶身整体作成鱼身的做法 《 》。 而在壶形 器外壁装饰开光 , 再布置主题与辅助纹样的做法 , 在金银器及唐早期的白瓷中 也存在气 简化图案装饰 〔图六 〕喀喇沁双鱼目形银壶 所谓图案是对具象纹样进行高度抽象 、 概括后的符号图形。 它具备真实形象的基本要素。 从纹 样的具体写实形态到高度简约 、 概括的图形符号 , 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繁与简 、 具象与简化并存的时 期。 在这个过渡期 , 形成图案的萌芽因素已经存在 。 在前一类那些分散、 有序而又排列疏朗的图形 纹样中 , 已初步具有了单元图案形成的基础元素 。 比如 , 在单元图式的对称性中所体现出的基本图 形的等比 、 等序以及工整划一的原则 。 随着 世纪中期越窑刻划花器中习惯性的三重纹样的构图法则的进一步弱化 , 只在器面刻划单 元图形的状况越来越普遍 , 甚至在装饰的数量 、 范围上逐渐超出前两种类型的构图方式 , 这一现象 在和义路遗址唐代第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可以看到 , 最外围的荷叶纹消失 或退化 , 大多数纹样只剩下中心的团花和次中心的菱形花叶。 团花的形态以十字形的朵花为多 , 而 次中心的单元图案大都演变成三角形 , 象征花叶或者重瓣。 有些则仅仅留下菱形的十字朵花 , 有的 图形则出现了小小的变式或类似于宝相花 。 纹饰占据整个器面的现象虽然还零星存在 , 但 已退出构 图形式的主导地位 , 而简化后的图案正在向器物的内底心收敛和靠拢 。 刻划兼施的技法在这一类型的装饰中几乎不见 , 而简洁干练的划花线条虽然显出粗放的随意 性 , 但却充满着活力。 这些活泼的图案性纹饰大都出现在大中年间的葵花 口弧腹撇圈足的盏以及葵 口坦腹平底内凹的盘中。 可以看出 , 这两类器型在前两类的刻划装饰器中均未见 , 而简化图案类的 装饰方式也应该稍晚于前两种装饰类型 。 , , 贾峨 , 前揭文 。 必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乳 弓塌纪知 《三彩 》, 《中国刃陶磁 》, 图版 平凡社 , 年。 弓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 书中所载带“开光”的金银器为 世纪的标准器 , 但出现的时间晚于带“桃形”开光的越窑器 , 本文 第三部分有相关论述 蓑登 《白磁 》, 《中国刃陶磁 》, 图版 , 平凡社 , 年。 此件白瓷扁壶系仿西亚的银制扁壶制作而成。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三 世纪后半期 — 世纪初期 以荷花芯窑址 ③和上林湖 甲、 乙 、 、 乙等窑口出土的器物为代表 ’, , 我们可以 从中发现 , 此时的刻划纹饰几乎只采用单线划花的技法 , 刻划兼施极为少见 。 前期疏朗留白的装饰 纹样仍旧存在 , 主要位于海棠杯 、 卷沿斜腹圈足盘 、 卷沿深弧腹圈足碗 、 葵口平底盘以及盏托上 而简化图案型的装饰手法在 世纪下半叶的中期仍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 此类图形较为普遍地出 现在葵花口撇圈足的盏以及盒盖之上 。 就构图而言 , 前期那种在团花外围稍稍留白再装饰四朵花叶的构图仍然存在 , 以单体形式出现 的图案型纹样增多。 单体图形以十字菱花为主 , 大都集中于盒盖的中心或盏的内底心 , 朵花多为重 瓣 , 有的花瓣细碎 , 有的则演变成更为抽象的变形纹饰。 稍后 , 接近于 世纪或 世纪初期 , 纹饰的题材逐渐丰富 , 出现了小鸟 、 云纹 、 鱼纹等。 这 些新出现的纹样 , 其划花线条与以前相比明显变得纤细起来 。 上林湖 乙窑口曾出土一件敞口外 撇弧腹璧形底碗 残件 , 碗的内底壁以划花纹装饰 , 中央为团花 , 团花外围为侧视的五朵花叶 , 靠近沿 口再布置一周云纹 、 鸟纹的辅助纹样 , 同样是三重纹样的构图法 , 但题材内容已发生了变 化 《 ’ 〔见表三 图 〕。 此碗的划花方式与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所藏的一件葵口弧腹矮圈足碗上的 划花纹风格类似 。 据分析 , 这件葵口弧腹矮圈足碗的年代为 世纪下半期到 世纪初今 , 而 乙窑 口也曾出土过一件刻有 ,’ · ⋯ 咸 通十三年季春 ” 年 的纪年器盖残件 ,, 〔图三 〕, 由此可推 定 , 此件划刻花卉云纹小鸟的碗也应为这一时期的产品 , 更为精确地说应是 世纪下半叶中期到 世纪初的产品。 还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刻划花玉璧底碗残件也应引起重视 。 该件器物的器面 残 , 足底 残 , 撇 口外卷 , 浅弧腹 , 玉璧底 。 侧视足部 , 比一般的玉璧底碗要高。 底部为满釉后刮足 , 支烧痕明 显 , 而中央内凹处的釉色则青翠莹润 。 底径大约 厘米 , 内洼处的直径大约 厘米 。 器表内壁先 以斜刀法深刻叶纹的轮廓线 , 再以极细的线划出叶脉纹 , 叶纹凸起呈浅浮雕状 叶纹之外也以细线 划出花卉 · 灵芝等纹样。 此外 , 器表内壁还刻划铭文“ 中户 ”二字 , 足底也有铭文 , 可惜字已残损。 〔图七 〕。 曾有学者推断玉璧底碗的生产在 世纪第 个四半期 一 年 左右结束宁 。 既然如 此 , 这件玉璧底碗的生产年代最晚也应在 世纪 年代 。 但从细线划花纹来分析 , 此碗的划花风格 更接近于五代至北宋时期的细线划花风格。 考虑到此件玉璧底碗无论从造型还是纹样来看 , 都表现 《 前揭《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发掘简报 》, 页 一 、 页 , 前揭《上林湖越窑 》, 页 一 森达也 《晚唐期越州窝青磁因创花文汇 , ‘、下 》, 页 爱知晕陶磁青料馆学芸课 《中国陶磁刃展朋 》, 页 , 菱源 株式会社会 , 加 年。 , 前揭《上林湖越窑 》, 页 。 亏 森达也 《越窑青磁碗的两个体系 —玉璧底碗和圈足碗 》 。 笔者认为玉璧底碗结束的年代还有商榷的余地 。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 总第 期 出过渡性的特征 , 因此 , 笔者认为将该件器物的年代定为靠 近 世纪或 世纪初较为适宜 。 从以上提到的三件刻划花纹碗 , 已可见越窑的刻划花纹 正从粗放的线型向纤细文雅的线型转变 、 过渡 。 这种过渡状 态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 ‘ ” , 在有限的细线划花器中 , 我们看 到 , 简约的单元图案型的装饰法已渐渐被布局疏朗 、 线形细 腻的划花装饰所代替 。 但是这种疏朗的布局风格又与前期的 感觉有些不 同 , 由于线条趋于纤弱 、 内敛 , 全然不见了前期 大气而充满力度的刻划方式 , 由此 , 单元图形变得精巧而致 密 , 刻划的方式也逐渐朝着模仿金银器或金银平脱的契刻细 线划花纹 , 即所谓“毛雕 ”纹的审美趣味发展 ‘ 卜。 这种倾向似乎 是北宋前期盛行细线划花的一种前兆 。 由于受这一倾向的驱 使 , 势必会促使刻划工具发生相应的变化 。 于是 , 针状的划 花工具便取替了原来签状的划花工具 , 纹样的线条也越来越 趋向于纤细与柔美 。 〔图七 〕越窑细绷花青悦院残件 , 世纪末一 侧吐纪翻 私人收蔽 以上 , 通过对唐代越窑青瓷刻划纹的构图形式 、 布局特点 〔毗周 越容细幼花青锐碗玉璧房残件 呛纪末一 世纪初 私人收藏 及工艺技法的分析 , 我们发现唐代越窑刻划纹的演变规律表 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 尤其是 世纪以后 , 随着刻划花器数量的增多 , 多种装饰形态并存的情况更为 明显和突出。 这种复杂性不是表现在刻划技法的运用上 , 而是表现在纹样的构图与布局上 。 不同的 装饰布局法以交叉的形态共存于同一时期同一考古文化层 而相同的布局形态也会出现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考古文化层之中。 大致看来 , 世纪以后至 世纪初 , 越窑刻划纹的发展规律如下 世纪早期以满地装饰的刻划花纹为主 , 同时也存在满地装饰的划花纹和疏朗留白装饰的刻划 花纹 。 世纪中期满地装饰的划花纹和疏朗留白装饰的划花纹增多 , 但满地装饰和疏朗留白装饰的 刻划花纹并未完全消失。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减笔的划花方式 , 有的划花纹构图并不严格 , 其类型较 难区分 , 但由于其图形仍占据整个器面 , 而且单元图形的特征不明显 , 因此仍将其归入满地装饰的 类型 。 另外 , 世纪中期又出现了简化图案型的划花装饰 。 世纪中期以后至 。世纪初刻划花纹极 其少见 , 简化图案型的划花装饰同期虽然仍存在并有所发展 , 但很快便出现了消褪的趋势 。 疏朗留 小 根据公开发表的纪年资料显示 , 到目前为止 , 五代时期只有吴越钱元灌墓 年 和吴汉月墓 年 中出士的青瓷器 上有细线划花纹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杭州川宙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 《考古 》 年第 期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等 《杭州郊区施家山古墓发掘报告 》,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必 前揭《上林湖越窑 》页 巧 张广立 、 徐庭云 《漫话唐代金银平脱 》 , 《文物 》 年第 期 。 所谓“毛雕” , 在金银平脱工艺 中则指用非常纤细的线条表现兽毛 、 羽毛或者花卉的花蕊和叶脉等纹饰 , 使纹样的细部特征更加清晰分明。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白的装饰法依然存在 , 而划花技法逐渐从粗线型划花向细线型划花过渡。 三 若干问题的探讨 鉴于以上对唐代越窑刻划花纹的演变规律和技法特征的总结 , 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 一 与金银器关系问题的再认识 唐代越窑青瓷的刻划花纹呈现出题材上 、 刻划手法上的单纯性和布局构图上的错综复杂性。 就 刻划花而言 , 唐代越窑的刻划花纹与五代 、 北宋早期的细线划花 , 无论从工艺技法还是从题材纹 样 、 布局构图等方面来考察 , 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 这种复杂性 、 差异性与越窑青瓷刻划花器所 选择的模仿源有关 。 不容置疑 , 在造型上 、 刻划纹饰上 , 唐宋时期的越窑器都与金银器或其它工艺门类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 关于这一点早有学者关注并指出 ‘”。 而且研究结果表明 , 唐代越窑刻划花器的造型大都 仿自于金银器的造型伪 , 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其与金银器的关系。 笔者认为仅从唐代越窑刻划 花纹样来看 , 唐代金银器的纹样从题材内容上给予其的影响与启示远不如构图方式与布局形式上给 其带来的灵感更为强烈 。 考古纪年资料显示 , 至少在 世纪中期以前 , 即会昌元年 年 前 , 在唐代的越窑刻划花 器中就已出现了荷花 、 荷叶纹装饰 , 并且在会昌、 大中时期成为流行的主题纹样。 而在唐代的金银 器中 , 单纯 、 写实的荷花 、 荷叶纹盛行的时间明显较晚。 如西安荷叶形银盘 “水邱氏”银温器内腹 壁的荷花 、 荷叶纹 “水邱氏 ”缠枝荷花银豆以及丁卯桥荷叶形银盖等等 , 都属于 世纪后半叶的标 准器物群 , 〔图八 〕。 荷花 、 荷叶纹在唐代越窑刻划花器中的大量出现曾被认为是唐人“对自然物欣 赏的宽阔视野 ”的一种象征 , 并将其升格到文人的审美价值的范畴吟 。 而笔者认为 , 唐代越窑工匠之 , 冯先铭《略谈魏晋至五代瓷器的装饰特征 》, 《文物 》 年第 期。 文中指出 越窑青瓷的划花纹出现于晚唐 , “纹饰的 组成简单 , 具图案效果 , 线条粗壮 五代时划花纹饰大为流行 , 纹饰题材极其丰富 · 一线条较唐显著变细 ”。 许多纹饰“多自唐代 金银器与铜镜而来 , 在布局上熟练运用对称和四方连续图案 , 极其活泼流利 ” 。 上世纪 年代朱伯谦先生又指出 “唐代在金银器、 漆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品中盛行繁缉的花纹装饰 , 然而在越窑等瓷器中纹饰运用不多 ⋯ ⋯。 所见花纹以划花为主 ⋯⋯划花线条简 练 · · ⋯” , “五代 ⋯ ⋯有用刻花作装饰的 , 但不盛行 , 尤其是繁缉的刻划花少见 ”。 他还认为越窑盛行繁缉的刻划花是“北宋建国以后 的事”。 见《中国陶瓷 越窑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年。 年代末李刚又提到 在中晚唐时期越窑青瓷的刻划花已时隐时现 , “有的以‘偏刀 ’刻成 , 有的以较粗的针状工具划成 ⋯ ⋯五代越窑青瓷的刻划花艺术推向了极致 , 这时的刻划花吸取了唐代铜镜、 织绣 和金银器上的花纹特点 ⋯⋯有的用刀划成 , 有的用尖细的针状工具划成 , 有的则刻划兼施 ⋯ ⋯”见《青瓷风韵 》 , 《中国博物馆漫步 》 页 一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年。 必 森达也 前揭文《晚唐期越州熏青磁刃割花文汇 , ‘、不 》页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 《 , 康才媛 , 前揭文。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 怠第 期 所以选择荷花 、 荷叶纹为刻划花的题材 , 与当时当地人传统的审美习性有关 。 荷 花 莲花 题材作为早期佛教艺术的产物 , 在唐代已褪去了宗教的外衣 , 渐渐成 为一种世俗化的 , 接近于 自然秉性的纯洁高贵的象征 , 并由此成为民间喜闻乐见 的艺术表现题材 。 世纪后半叶在金银器中出现的荷花 、 荷叶纹也应是这一精神的 典型反映。 尤其是 ‘ 冰邱氏”墓出土的这两件以荷花 、 荷叶纹装饰的银器 , 从地域上 分析当与越窑青瓷属同一区域的工艺品 , 这种因精神意识所造成的题材上的共同 性 , 并不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 。 但是 , 就唐代越窑刻划花纹的装饰布局及个别图形来看 , 它还是不可避免地 受到了同时代金银器纹样的影响。 唐代金银器的分期研究及相关资料证明 ‘ ” 世 纪中叶以前 , 金银器的纹样“纤细茂密 , 多用满地装饰的手法 ” , 并带有深刻的外来 文化的烙印 世纪中叶至 世纪末 , 唐代的金银器发展到了成熟时期 , 出现了所 谓“金花银器 ”的作品 ‘ ’ , 纹样更为写实 , “分单元布局 , 留出较多的空白 , 显得疏朗 大方” , 并已基本摆脱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 , 完成了金银器的中国化进程 。 到了 世 纪 , 金银器纹样的风格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 在南方地区还出现了民间的金 〔图八 〕“水邱氏 银沮器盖面 背叶双鱼纹 〔图八洲 “水邱民 ” 银沮翻内应 背花衡叶坟 银器作坊 , 器物的造型和纹样更为大众化 。 但与北方盛行的留白装饰不同 , 这一时期南方的金银器 多为“通体装饰 、 夔金的豪华作品 ” , 并出现了如意形“开光 ”的纹饰布局 。 可见 , 唐代金银器的纹样 与布局特点除了南北地域特征上的差别外 , 一般还是遵循了从繁到简 , 从西化到中化再到大众化的 发展趋势。 而现存的唐代越窑刻划花器由于大都为 世纪以后的产品 , 在模仿金银器纹饰的过程中 , 又存 在着模仿意向上的多元性 , 即同一时期的刻划花纹有可能模仿不同时期金银器纹样的特征 , 这在一 定程度上流露出发展规律上的复杂性。 例如 , 扬州出土的会昌元年 年 的荷花 、 荷叶纹青瓷 盘 〔图一 〕, 采用了满地装饰的构图法 , 以金银器疏朗留白装饰中的局部单元图形为蓝本布局纹 样 , 其上的荷花 、 荷叶纹与“敬晦 ”葵花形银盘中央的折枝花的大花阔叶形态十分接近今 〔图九 〕。 很明显 , 将金银器中的某个单元图形放大 , 以满地装的形式进行布局 , 同时将主题纹样的题材内容 加以变化 , 这种对图案形式的部分移植可以说是唐代越窑刻划花纹模仿金银器纹样的特点之一 。 另外 , 桃形“开光 ”的运用也很能说明问题 。 在 世纪的金银器上也采用 “开光 ”的作法 , 它们大 部分为南方系统的产品 , 如丁卯桥的童子纹三足银壶 、 “水邱 氏 ”人物纹四足银壶 、 法门寺人物纹 银香宝子等。 很显然 , 这些金银器上的“ 开光 ”已运用得 比较成熟 , 且在纹样题材上显出世俗化的 ‘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一 、 页 一 。 ,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 所谓“金花银器 ”指在花纹部分鉴金、 花纹之外留出洁白的银质底色的做法。 《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刘向群等 《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金银器 》, 《文物 》 年第 期。 “敬晦”葵花 形银盘为 世纪上半期的标准器。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图九 〕“徽脚 ” 葵花形银盘 〔圈九二 〕喀喇沁李用纹葵花形银盘 沿面的折技坟 〔图九 西安折枝坟银唾壶外艘坟样 倾向 , 相对出现的时间也较晚长图十 、 十一 。 其纹样布局与 世纪上半叶中期 的两件越窑穿带扁壶上的纹样完全不同 , 这表明在纹样的源流上两者存在着 差距 。 越窑穿带扁壶上的“开光 ”近似于植物的主干 , 形成桃形的曲度 , 它与忍 冬 、 蕉叶或荷花等纹样相组合 , 在构图上与金银器缠枝花的单元形态较为类 似 〔见表二续 图 、 〕。 如凯波莲花纹罐形银壶和桃形纹圆底银碗中的 缠枝花 , 其中凯波莲花纹罐形银壶已被推定为 世纪前半叶的产品 〔图十二 、 十三 〕, 明显带有外来文化的因素“ 。 以植物的主干形成一定的弯曲度 , 再配 以茎蔓 、 叶花 、 果实等组成重复连续图形的做法是缠枝花的主要构图特征 。 这 两件越窑穿带扁壶上的纹样由于只截取了单组的缠枝花图形为模仿对象 , 并根 据器形的特点布置纹样 , 因此在构图上表现得疏朗有致 , 全然不见一般缠枝花 繁复而盈满的布局特征 。 至于 世纪上半叶起 , 在越窑刻划花纹中盛行的那种围绕器物内底心的中 心图案 , 以等距 、 等分的方式留白布置单元图案的作法 , 其来源的线索也并非 单一性的 , 除了受到金银器纹样的影响之外 〔图十四 、 十五 〕, 铜镜纹样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 , 甚至于有的图案布局使人更加容易联想到铜镜纹样的构图方式 〔图十六 〕。 唐代越窑刻划花纹技法的发展仍处于探索和尝试时期 , 它对其他工艺门类 的模仿借鉴 , 尤其是对金银器纹样的模仿也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 由于金银器 材质的的昂贵性 , 决定了它不可能象陶瓷器那样成为 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普通 的商品 , 而只能成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 如此 金银器纹样的设计图稿即可能被极少数人所控制而 无法外流 , 因此越窑的工匠只能通过狭窄的渠道获取片段和零星的模仿信息。 由此 , 那种在局部纹 样和布局特征上汲取信息和灵感的模仿手法运用得更为普遍 。 这与北宋早期越窑细线划花纹无论从 构图还是从具体形象等方面来看 , 都可以将金银器的纹样模仿得惟妙惟肖完全不同。 北宋越窑存在 着“置官监窑 ”和“制样须索 ”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 其产品的生产与宫廷有着一定的联系 , 。 细线划花纹的图样很有 可能是由官方直接提供的 , 而当时越窑的鼎盛也与政治因素有关 。 有人认为北宋早期越窑的细线划 花纹大都仿 自中、 晚唐时期的金银器 、 铜镜等纹样 , 即带有所谓“仿古 ”的意匠 ,, , 这是否也可以说 明当时北宋的统治者在审美倾向上偏向于 “仿古 ”的情趣呢 由此 , 官方的图样设计者才会从前朝的 艺术品中获取创作的灵感。 ‘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 。 ‘ , 齐东方 , 前揭文 , 页 、 , 页 、 。 今 唐炜 《试论唐宋越窑的性质 》 ,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第五辑 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 , 杭州出版社 , 卫。。 年。 吟 》 郑嘉励 《宋代越窑刻划花装饰工艺浅析 —以碗 、 盘为例 》, 上揭《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第五辑 。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 恩第 期 图十 〕丁卯桥童子故三足银壶 图十一 〕“水邱氏” 人物坟四足银壶 〔图十二 〕靓波艘枝莲花纹臼形银壶 〔图十三 〕朗彼挑形拉技坟圈底银碗外 纹样 〔图十四 〕丁卯桥银涂金残盒房邵花纹 本之一 〔图十五 〕丁卯桥银徐金残盒底部花纹攀 本之二 图十六 〕唐 花草镜 不管怎样 , 唐代越窑的刻划花纹由于处在初生的状态 , 尽管略显粗放 , 但仍表现出创造上的活 力 , 有着类似书法一样的线条 。 这种线条与北宋早期越窑细线划花中纤细 , 均匀整齐 , 但缺乏弹性 的线条完全不同。 二 关于唐代越窑刻划花器的性质问题 晚唐 、 五代时期 , 越窑不重装饰 , 而以釉色 、 釉质取胜 , 这似乎早 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 的确 , 我们从唐代越窑的纪年青瓷中发现 , 采用刻划花 、 印花 、 釉下褐彩 、 镂空 、 堆贴等装饰技法 的器物只 占据了极少部分。 但是 , 从 已确定年代分期的 世纪上半叶中期以后的窑址 、 遗址以及沉 船中的遗物来分析 , 带纹饰的器物并不少见 , 尤其是刻划花器并非属 “罕见的特例 ’严 。 可这并不意 味着刻划花器已成为晚唐时期越窑的主流产品。 所谓主流产品不仅要符合当时的社会审美风尚 , 还应在流通的数量上 占据主导地位 。 而实际 上 , 晚唐的越窑刻划花器并不具备主流产品的条件 。 从审美因素上分析 , 无论是具有贡瓷性质的产 品 , 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 ”必 , 还是从达官贵族的墓葬中出土的越器 , 如钱宽墓 、 “水邱氏 ”墓 《 》 谢明良, 前揭文 , 页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 《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 《文物 》 年第 期 。 唐代越窑青瓷刻划花之相关诸问题 等等 , 几乎都不包括刻划花产品’ , 而主要以素面无纹以及薄匀 、 滋润的釉层悦人 。 这一情况持续 到五代也未完全改变‘ 》。 有人认为晚唐越窑的刻划花“粗笨 ”、 “美的意识低 ” ‘ ’ , 那是不是当时的越窑 工匠不具备高超的刻划花技术呢 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刻划花作品分析 , 其本身也存在着粗 、 精两 种刻划方式 , 而且至少从 世纪上半叶中期开始 , 越窑就大量出现墓志罐之类的随葬品 , 其上刻划 的文字工艺精湛 , 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 因此 , 从技术层面来看 , 虽然晚唐所使用的刻划工 具与北宋的细线划花器具明显不同 , 但并不存在着刻划技术上的问题 。 很显然 , 当时的饮茶风俗 以及文人的鉴赏情趣等都对越窑的审美取向有一定的影响。 陆羽 一 年 在 《茶经 》中将 越瓷比作“玉 ”和“冰 ” ‘ ’ 施肩吾 。年进士 的 《蜀茗词 》中有“越碗初盛蜀茗新 , 薄烟轻处搅来 匀 ”之句巧 ’ 许浑 太和年间进士 言“沈水越瓶寒 · ‘ ’ 陆龟蒙 一约 年 的名句“夺得千峰翠 色来 ,,’ ’ 以及皮日休 约 一约 年 的“圆似月魂堕 , 轻如云魄起 ”气 郑谷 一约 年 的 “茶助越贩深 ”咒 韩握 一约 年以后 的 “越颐犀液发茶香 ”“ 。 ’ 等等 , 大都是通过描述茶色与器 色的关系来赞美越瓷釉色或釉质的佳句 。 而徐食 约 年前后 的“巧宛明月染春水 , 轻旋薄冰盛 绿云 ” ‘ , ”则更是将晚唐至五代的越瓷釉色描写到了极致 。 这种伴随着饮茶习俗的普及而渐渐盛行于 文人雅士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必定会对主流的美学观产生影响。 因此 , 晚唐越窑青瓷讲究如 一乱春水般的釉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 , 晚唐的越窑刻划花器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产品呢 我们从此类产品的发现地点来分析 , 世纪以后的越窑刻划花器主要在如下地点被发现或出土 ①当时著名的贸易港 口城市扬州和 明 《 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 《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 》, 《文物 》 年第 期 明堂山考古 队 《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 》,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 》, 文物出版社 , 年。 必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杭州 、 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杭州郊区施家山古墓发 掘报告》。 今 矢部良明 《晚唐五代刃越州烹青磁 》 , 《考古学少个一于少帅 , 年。 吟 》 唐陆羽 《茶经 》《说郭 》卷八三 。 《 《全唐诗》卷四九四 , 中华书局本。 《夏 日戏题郭别驾东堂 》, 《全唐诗》卷五二八 , 中华书局本。 《 , 《秘色越器 》, 《全唐诗 》卷六二九 , 中华书局本。 , 》 《茶贩 》, 《全唐诗 》卷六一一 , 中华书局本。 《 》 《题兴善寺 》, 《全唐诗 》卷六七六 , 中华书局本。 。》 《横塘 》, 《全唐诗 》卷六八三 , 中华书局本。 《贡余秘色茶盏 》, 《全唐诗 》卷七一 , 中华书局本。 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 恩第 期 州 今宁波 ‘ 几 ②从事对外商贸活动的沉船中 ‘ ③越窑产品的原产地 , 如慈溪上林 湖地区的窑址中 ④官僚的墓葬中。 其中 ①②③中出土或发现的数量相对较多 , ④ 中的数量有限。 而 ④中有一件三门峡市唐墓中出土的穿带扁壶 , 无论从形制还是从 装饰纹样的布局及刻划风格来看 , 都与“黑石号 ”沉船中的青瓷划花穿带扁壶类似 。 陶 瓷器中的扁壶系模仿西亚的皮囊而制 , 而这种皮囊是丝绸之路上商队和旅行家必备 的饮器宁。 皮囊形扁壶的造型在 世纪前期已成为各地窑 口流行的器型之一 。 在“黑石 号 ”沉船中 , 除越窑青瓷划花穿带扁壶外 , 还有白釉绿彩铅釉陶以及河北邢窑系的白 瓷穿带扁壶被发现中 , 而 。年在扬州附近的萧家山唐墓中也曾出土过一件褐彩的上 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 ”的长沙窑穿带扁壶 , 。 可见 , 陶瓷器中的穿带扁壶无疑是具 有对外贸易性质的外销产品。 另外 , 在晚唐的越窑刻划花器中有一类菱形朵花或花叶的纹饰也值得引起注 意 。 菱形朵花或花叶纹样在 世纪中叶左右开始频繁出现于越窑刻划花器上 , 既有以 个体图案的面貌出现的 , 也有以单元图案的形态与其他图形组合出现的。 有的图案 为中心十字朵花 , 外围再等分布置四朵三角形花叶 有的图案则仅仅只是一朵菱形 花 有的菱形花纹为正中心复线十字花芯与菱形花蕊 , 外围均匀地分布八枚花瓣 , 这一图形较少见 , 仅见于 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收藏的一件 世纪中叶的越窑划花 四系罐上 〔图十七 〕。 在“黑石号 ”沉船中 , 白釉绿彩器 、 青花器 以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