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和张丰先生开始了频繁的交往。
张丰先生居住的农舍是一座苔封藓蚀、爬满青藤的石墙小木屋。木屋仅二层，从户外简易的扶梯而上就是他的住房，房间里面明亮简洁，空气清新，书刊满架，连桌上，床头，甚至地板上到处都是书报和刊物。临窗而立，可以看到当窗的老树，树后的山野，原野上的小路，山村里的缕缕炊烟。阵阵清风穿屋而过，使房间里飘散着青草的气息。墙壁上贴着一幅他自己手书的宋代陆游的《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歌缥渺，舻呕哑。酒如清露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这首词，随手描写眼前生活和情景，清妍自然之中，涵蕴深厚。我想将这这首词曲看作张丰先生他本人的某种精神自况也未尝不可。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穿过七十年代，这座青藤掩映的小木楼，构成回忆的暖色。我后来学了一些地理学的知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件、议人物，少不了地方场所，假如缺少地方场所、情景环境，总会失于虚泛，回忆也会失去了着落点。
相交之初，张丰先生多次地劝我们跟他学习日语，我们开始也断断续续地学了半年，但进展得不理想，他一再鼓励我们坚持学下去，后来见我们劲头不大，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但是他的内心是有看法的，认为我们不坚持学习日语是缺乏毅力，缺少远大目标的表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隔三差五地督促我们继续学习日语。
就在他的小阁楼上，我发现他这里有大量的日本汉方刊物和书籍，于是我们每次的谈话的话题就自然而然地转到以讨论日本汉方方面了。
当时，我已经在中医学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过了五年，对一些日本汉方医学的情况大致有所了解，虽说也知道一些日本汉方医学理念与我国传统医学有抵牾的地方。譬如他们极力主张“祖仲景而宗东洞”、“重伤寒而轻内经”。譬如他们强调“方证对应”胜于强调“方从法立”；强调“独尊仲景”胜于强调“综衷百家；强调“整体治疗”胜于强调“专科治疗”；强调“腹证腹诊”胜于强调“脉证脉诊”。但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只是通过阅读陆渊雷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著作来了解的一些情况（其实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前日本汉方界的旧事了）。我当时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外加一丁半点的朦胧的直觉，进行囫囵吞枣般地浏览罢了。所以了解到的日本汉方医学知识只是一鳞半爪、不成系统。人们常说的读书的三个境界，我顶多还只是处在“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阶段罢了。
然而张丰先生他对当时日本汉方界的动态了如指掌，说起大冢敬节、矢数道明、龙野一雄等人的思想观点、学术见解来如数家珍。在他的巨细靡遗的叙述中，我听到了大量日本汉方界刚出炉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使我对当时日本汉方界的情况，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
张丰先生静静地听我讲述了自己学习中医的经历，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接着就问起我是否还记得生平第一次开中医处方的体悟。他的问题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兴奋点，我把自己第一次开中医处方前后的心路历程在他面前袒裎相露。在激情叙述中，我就象竹筒倒豆子般地将自己的初次临证的盲目自信；侥幸取胜后的意外惊喜等等，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 当然，我更多的是讲述自己随后遇到的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延续至今的迷惑和无奈。
那时，我虽然用针灸已治愈一些同村的病人，但还没有开过一张中药的处方，心里当然跃跃欲试。
我生平第一次开中医处方的患者是我同一生产队的一亇年轻农民。他因为端午节多吃了鸡蛋与棕子，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西医诊为急性胃肠炎，输液后好转，但胃胀、呕逆、便溏，几个月一直不愈。看了几个中医，都认为病因是伤食，处方离不开消导化食的药物，但治疗的结果是不但无效，病情反而日益加重。他的体重三个月减少了20多斤。最后来我处求诊，我根据是患者当时的三大主症：心下痞硬、呕吐恶心、肠鸣下利，认为是半夏泻心汤类方证。“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这是《金匮要略》对半夏泻心汤证的经典描述。由此可知，本方证有上、中、下三部位表现，即上呕、中痞、下肠鸣，病变在整个胃肠道。再考虑他另有口疮、睡眠不安等兼症，最后选用甘草泻心汤。当时年轻气盛，认为方证丝丝入扣，必然有效。心中甚至暗暗决定，如果这方服下无效，今后我不打祘把中医学下去了。大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种赌徒心理，真是有点可鄙可笑。
患者服了三帖药后，诸多症状明显得到改善。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仿佛找到了学习的方向。心中认为，只要沿着“方证辨证”的路子走下去，就会获得疗效。
此案继续治疗，最后完全治愈。所以我把这亇病案的治疗成功，看成是我学习中医道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然而高兴没有持续多久。我又一次陷入新的困境。因为后来遇见好多类似方证的患者，却时而有效，时而无效，疗效很不确定，和我预期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例如，一个男性乙肝患者，22岁，消瘦憔悴，甘草泻心汤证具备，我信心百倍地投用甘草泻心汤多剂而无效； 一个糖尿病患者，男，40岁，中胖身材，满面油光，也具备甘草泻心汤证，投用甘草泻心汤多剂而无效；一个胆石病患者，男，35岁，中高个子，精悍结实，面色暗红，出现典型的甘草泻心汤证，我投用甘草泻心汤多剂而无效；一个中年男性高血压、冠心病病人，普通身高，食欲旺盛却神疲、多汗无力、虚胖肤白，出现甘草泻心汤证的‘三大主症’，我投用甘草泻心汤有微效，但多剂后反而诸症蜂起；一个中年男性，患颈椎病和右侧坐骨神经痛多年，矮胖壮实，皮肤粗糙黯黄无华，素来恶寒畏风无汗，半夏泻心汤证俱备，投半夏泻心汤加附片多剂而无效。
屡屡出现的误诊误治动摇了我原先的自信，心里感到迷茫与无助，某种自我缠绕已经到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抗击的地步。怎么办？希望的光亮一经闪现便一下子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就象一出戏，演员刚一出场就匆匆关闭了大幕。
“过了好多年，读了好多书，治疗的失败的原委至今没有找到，所以失败了的教训也无从谈起，隔着这个‘方证辨证’的烟雾，我几乎都找不着北了，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有过这样爱恨交织成败难舍的临床体验以后，我渐渐地明白：辨证以方证为唯一的目标是不够的，。”我以伤感的声调结束了我的叙述。
张丰先生耐心地听完我的初次处方的经过及体会后，一声不吭。过了好久好久，他才打破了沉默，说：“你第一次处方就获得这样好的疗效，值得肯定。它的成功不全是偶然的，它证明中医经方医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开始认识方证辨证，并把它应用于临床，则是学习经方医学的一个试音阶段，挫折与失败在所难免。在自学的道路上，由于没人指导，当你向前走了一段路，攀登上一个平台以后，许多新的更加复杂的局面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使你需要较长时间去选择去甄别。很多人过不了这个关口，一生就徘徊与停滞在这个水平上。只有善于观察、分析的人，才能把困难与压力转化为动力，辨别清楚这种新出现的迷惑是视角转换后的不适应。只要他百折不挠地往前走，经过自己思考和研究，就会迎来新的进步。古人早就认识到学习过程中这种进退维谷的胶着状态以及一个人才智成长的艰难与缓慢，称之谓：‘一程十发’。你在《说文解字》的‘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 的论叙中更可能琢磨出它的内涵。”
他的话不是泛泛之谈，我认为很有道理，为之心动。他继续说：“所谓方证，如果定义为方剂的适应证的话，我觉得有点抽象。所以更清晰地表达‘方证’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认识。我认为，‘方证’是一种外延更为广泛的‘方证状态’，它以临床自觉症状、客观体征为基础，还包括病人的体质、西医疾病谱等因素。它是一个饱满的、有着无穷意味的内在空间。它是一棵有分枝、充满逻辑关系的树，不是马铃薯式的块茎。是一棵有分枝、充满逻辑关系的树，不是马铃薯式的块茎。方证辨证的路子是很有希望的路，因为它有规矩可循。即使病情复杂多变，医者仍能游刃有余。尽管临床现象世界同‘方证辨证’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但是‘方证辨证’还是进入经方临床的一个入口。我认为如果想要学好仲景学术，大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理解他赋予‘方证’这一概念的含义了”。我在拜读陆渊雷著作时，也曾若隐若现地看到过对‘方证’的类似的见解，但我没有体会到它的深层含义，现在经张丰先生对其概念一界定，我才清晰了起来。
接着，张丰先生直接针对我的几个失败的病例进行剖析：“上述那个消瘦憔悴的乙肝患者可能是‘腺病质’体质；那个中胖身材，满面油光的糖尿病患者可能是‘营养质’体质；那个中高个子，精悍结实，面色暗红的胆石病患者可能是‘筋骨质’体质；那个中年普通身高，纳香神疲、多汗无力、虚胖肤白的高血压冠心病病人，可能是‘肌肉质’体质；那个矮胖壮实，皮肤黯黄无华，素来恶寒畏风，患颈椎病和右侧坐骨神经痛多年的患者，可能是‘寒滞质’体质，”。他擅长把捉和区分矛盾要点的能力，在对这一系列病案的辨别、判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我的耳中出现“肌肉质、筋骨质、腺病质、营养质、寒滞质”等新鲜名词时，就情不自禁地尖叫了起来。他看到我少见多怪的样子，笑了笑说：“它们是日本体质论中的普通概念，这些名称是属于人类气质学、生理体质学的领域，和伤寒论中的‘喘家’、‘淋家’、‘饮家’、‘汗家’、‘亡血家’、‘风家’、‘冒家’、‘虚弱家’等病理体质学名称有差异。它们和日本矢数格著的《汉方一贯堂医学》中提出的脏毒证体质‘防风通圣散证’；山本严先生在《苓桂术甘汤的研究》中提出的夜枭型体质‘苓桂术甘汤证’、 云雀型体质等等的治疗体质学名称亦不属于同一范畴。”
诸如此类冷僻的体质学、方证学的名词在他的口中漫不经心似地娓娓道来，虽然毫无故作深沉的“刻意”，然而使我的思绪跌宕起伏。面临这些目不暇接，逮不从心的新概念，我感到生涩难懂，但没有感到畏难。这些界标性质的名称激起我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使我初步认识到体质学说在辨病用方过程中的理论坐标地位。
“老张，肌肉质的人，在生各种不同的病时如何处方？”我对体质学说的神秘感和好奇心不能消弭，忍不住发问了。
“辨别人的体质是临床处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象你所举例发问的肌肉质体质的人，感冒发热时还是以六经辨证为主，久治不愈就要考虑玉屏风散；肌肉质体质的人如果患了肾炎浮肿可以要考虑防己黄芪汤；肌肉质体质的人患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可能要考虑黄芪桂枝五物汤；肌肉质体质的人患消化道溃疡有时要考虑黄芪建中汤等等。”张丰先生条分缕析，侃侃而谈。
我亟不可待地连连发问：“老张，如何改变腺病质体质？这种体质的人在生病时你是如何处方的？”
他坦然地告诉我，日本汉方家鲇川静认为桂枝汤类方就是以改变腺病质体质为主并治疗有关疾病的方剂。桂枝汤类方是可以改变腺病质体质并治疗有关疾病的方剂。桂枝汤类方包括桂枝汤、小建中汤、温经汤、炙甘草汤等等，桂枝汤类方证几乎都出现在腺病质体质的人的身上。他们都比较瘦弱，抵抗力差。大冢敬节、矢数道明认为此类病人在幼儿时期容易发生扁桃体肿大，青春期皮脂腺亢进，多痤疮，青壮年期甲状腺易出问题，女性可有乳腺问题，中年以后胆囊、胰腺、卵巢等其他腺体都会接连出现问题，他们认为腺病质可以使用小柴胡汤来改善体质。我的临床经验是：腺病质体质的人在患急性病时，要按刻诊时的具体方证处方用药；他们在患慢性病时一般要在桂枝汤类方与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减化裁。”
张丰先生的谈话开始解开了郁积在我心头的那个疑团，同时点燃起我心智的火花，使我情思飞扬遐想万千。我真想不到掌握人的体质辨证对临床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但还不明白体质和方证有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就插话：“老张，日本近代汉方家森道伯提出的脏毒证体质‘防风通圣散证’等三大证五处方学术观点，你认为临床上有价值吗？你能详细地介绍一下吗？”
他马上明确地回答我说，当然，它是非常有临床价值的。它是生理体质学、病理体质学走向治疗体质学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森道伯培养出的一批弟子，如矢数格、矢数道明，竹山晋一郎人，使森道伯的治疗体质学在临床应用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刚才我们讨论的桂枝汤类方和小柴胡汤可以改变腺病质体质并治疗有关疾病的话题，其实就是治疗体质学的具体应用。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同样的问题反复提问，讲了半天我还没有理解“治疗体质学”的概念。但张丰先生并不见怪，不惜倾注如许话语，引经据典，把治疗体质学具体落实到方证层次的细节畅述无遗，真是诲人不倦。
接着他就拿出一本书，就是一九六四年日文版的日本汉方家矢数格著的《汉方一贯堂医学》，翻到一处，拿出一叠陈旧的折叠着的稿纸，一边簌簌地整理一边对我说：矢数格是森道伯的高足，他撰写的《汉方一贯堂医学》是对森道伯晚年创立的奇特诊治系统的总结。矢数格先生十分重视体质与疾病的内在联系，它将人类的体质分为三大证，即瘀血证体质、脏毒证体质以及除毒证体质，在诊治上，应按照差别的体质，分别以五个处方（通导散、防风通圣散、柴胡清肝散、荆芥连翘汤、龙胆泻肝汤）来改善体质和治疗疾病。
他把他手里的一叠稿纸交给我，说：“这是我翻译的内容摘要，你拿去看看吧。” 林华卿是状元镇的老中医，温文儒雅，谨慎周全。就是他把他的外甥王金华介绍给我诊治的，就从这一件事情中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在基层在农村一个老中医把一个自己诊治不效的病人介绍给一个年轻的同行诊治是罕见的。即使在城市中医师的圈子内有这样胸怀的人也是不多的。
记得一个学验具丰的中医师告诉我，他当年刚从外省调到温州一个区级医院中医科坐诊时，开始一个病人也没有，坐了三个月的冷板凳。而同一科室的一个中年中医师每天病人挤满诊室人满为患，但这个中医师就没有介绍一个病人给他诊治。相比之下林华卿医生的所作所为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和林华卿医生相识以后就成为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到林华卿医生家串门。看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问他有什么烦心的事。他一改平时慢吞吞讲话的样子，劈头就说：“你今后一定要多学学西医。”我估计他一定受了什么重大的刺激，就叫他慢慢地讲来听听。他就告诉我刚刚发生的一个急性胰腺炎病人诊治的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
林华卿医生是一个传统的老中医，后来虽然也自学了一丁半点的西医知识，但是不成系统，然而平时他还常常以纯中医而自诩。他说现在知道了，这种自诩其实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它是用来掩盖自己不懂西医学而引起的不安。过去，这种感觉时隐时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通过这一件事这种感觉完全浮出水面。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一个腹痛病人，三十岁，家住状元镇对面七都岛上。患者的腹痛是因为前一天饮酒过度以后而发病的。于是他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状二大队卫生室，求诊于林华卿医生。林华卿医生刻诊所见，发热，38摄氏度，口苦口臭，上腹部持续性疼痛，呈束带感，伴有恶心、呕吐，时有手足抽搐的现象。脉象滑数，舌红苔黄腻。病人自述，呕吐物中都是食物，其中还发现有一条蛔虫。林华卿医生诊断为，中焦湿热，肝郁气滞，化火犯胃，热毒壅盛, 蛔虫上扰。治法是疏肝理气，通里攻下，活血祛瘀，降逆止痛，驱蛔除虫。方用大柴胡汤加芒硝、桂枝、川椒、黄连、乌梅、细辛等。病人反复询问林医生，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林医生无法确定是西医的什么病，只能随口回答，大概是胃肠系统的病吧。病人不满意林医生这种模糊的“大概”与什么“系统”的说法，就追根究底地问：“到底病位在胃，还是在肠？”在林医生的所有医学知识的储存库里都无法检索到病人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所以他就说：“你先不要搞清楚病在哪里，只要抓紧把我开的中药煎起来喝下去，腹痛可能就会减轻。”
病人与他的家人拿着林医生的三帖中药出了卫生室的门，但他心里对刚才的诊治充满怀疑。再加上腹痛还在阵发性地持续着，他们决定不回家煎服中药，就到状元公社医院看西医门诊。状元公社医院一个年轻的医生仔细地诊察了他的病情，根据病人有胆管结石病史，暴饮暴食的情况，以及发热，上腹部持续性疼痛，恶心、呕吐，上腹部呈束带感等等临床表现。基本上诊断为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时有手足抽搐”一症，年轻的医生认为是血钙降低所致。而刚才林医生认为是肝火化风，在病人的心中这二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年轻的医生以肯定的语气告诉病人，急性胰腺炎病人出现手足抽搐，就是提示病情严重，预后较差。所以年轻的医生马上联系急救车，动员病人直接去市二医抢救。为了减少病人的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年轻的医生用针刺疗法，用3寸毫针刺入病人左侧阳陵泉下面一个敏感的压痛点，针刺后不到几秒钟，病人的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明显减轻。为了加强针刺效果，毫针刺入以后一直留针，每隔五分钟左右捻转，上下提插。等到市二医急救车开到的时候，病人病情趋于稳定，病人对年轻的西医医生赞许有加，对林华卿医生心怀不满，对中医也失去了信心。
后来在市二医住院，确诊为急性胰腺炎。打针、输液、禁食、胃肠插管，什么办法都用上，病情还是控制不住。后来不得不请中医来会诊，中医师告诉病人，西医的诊断是正确的，治疗办法也十分得当。虽然目前西药临床疗效不理想，但是它的所有抢救措施都是必要的，它为中医药的治疗提供了条件。中医师辨证的结果认为这个病症是中焦湿热，肝火犯胃，热盛生风。讲的和林华卿医生差不多，开了一帖清胰汤，不再禁食，不再胃肠插管，不再使用阿托品。病人服药以后，排出了大量的秽臭的大便，病情明显好转。住院部的西医也承认，所有的治疗措施中，还是这个清胰汤的效果最好。后来病人发现清胰汤的方药与林华卿医生开的大柴胡加减汤大同小异，就把林华卿医生的三帖药液也喝了，效果也很好。但是他总是不明白，西医的诊断正确，为什么临床疗效不好？林华卿医生能开这个治好急性胰腺炎的方，为什么不知道急性胰腺炎这个病名呢?所以等到他痊愈出院后，就再一次登门拜访林华卿医生，向他询问这两个问题。林医生听了感慨不已，无言以对。他终于痛切地认识到，中医师不懂西医那一套，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林华卿医生深有体悟地对我说：“我过去常常自豪地说，我们中医不认识病名，但能治好病。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我们中医的缺点了。学中医今后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就要学会西医的诊断技术。”
我从林华卿医生家回到学校以后心情特别激动，有许多想法想和别人谈谈。匆匆地吃了饭就马上出去，到东陶厂找张丰先生讨教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一路上反复想着林华卿医生诊治急性胰腺炎这件事，同时进一步地下决心，要系统地把西医诊断知识学好。
张丰先生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后，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病人向林华卿医生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呢？”
张丰先生知道我在学习西医课程，并有陈兴华医生随时的指点，显得非常高兴。记得有一次，我和张丰先生谈论中医学习西医的问题。他的一些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认为一个有抱负的现代中医师一定要具备基本的西医知识，因为这些东西对中医的临床诊断大有裨益。当然这应该是中医师自己内心自发的要求，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措施。在日本，医生在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资格之前是没有汉方汉药的处方权的，这一法规有利有弊，弊大于利。有利的是，汉方医生具备二种诊治方法，适应于应付各种各样疾病的能力，能够在基层独立工作；有弊的是，长此以往汉方汉药会慢慢地失掉自己的独立性，而成为现代医学的补充与附庸。中国政府鼓励中医支持中医，同时提倡西医学习中医，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张丰先生问我在临床上哪些方面得益于西医知识？
我就把自己的点滴体会告诉张丰先生：
在现代社会，病人求诊于医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一个是想要减轻与消除自己的病痛。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只有识病的医生才会治好病。同时这个病名一定是西医的病名。我学会了西医一般的诊断技术以后，基本上就解决了识病的问题，就可以取得病人的初步信任。至于治病的问题，西医的知识也可以使我预先知道病人的疗程有多长，可以了解疾病的预后情况，可以减少治疗的盲目性。还可以从侧面了解西医西药的正面疗效与负面效应，指导病人正确用药。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个青年矮胖农妇，患玫瑰糠疹来诊，查看患者胸胁躯干及四肢近端，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红斑，脱屑如糠秕之状、四周淡红呈玫瑰色。诊察中询问得知有心烦头痛，口苦口干，手热而烫，大便干燥，小便黄短，月经闭止，乳汁溢流，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数。腹诊：肚脐突出，腹肌坚实，以脐为中心呈高隆紧凸。诊治的结果是防风通圣散证和三味黄芩汤证。予防风通圣散合三味黄芩汤，7帖。在诊察的时候发现病人有视野狭窄的体征。就要求她去医院作蝶鞍拍片，并告诉她可能脑垂体有问题。一周后复诊，玫瑰糠疹与手热发烫基本消失，医院诊断为垂体肿瘤，决定到上海大医院治疗。我要求她继续服用防风通圣丸，以后的诊治待上海回来再说。病人却对中医药继续治疗缺乏兴趣。使我困惑的是，病人一次又一次地感谢我对其脑垂体疾病的准确诊断，但一句也没有提及玫瑰糠疹与手热发烫的治愈，也没有问我中医药能不能治愈脑垂体疾病。所以我想病人心目中对疾病诊断与疾病治疗的孰轻孰重和我们中医师心中的估计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如果病人征求我的意见，我可能会希望她继续长期地服用防风通圣丸，以期在月经闭止，乳汁溢流等等症状治愈的同时，脑垂体病变也许能够渐渐地消失。
这个病人的脑垂体病变，如果没有西医知识是不可能预先做出正确判断的。假如这样的话，不管你是中医师或是西医师，在病人的心目中，对你的信任度肯定是会掉分的。不过也的确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完全没有西医知识的干扰，中医师按照自己的诊治方法继续治疗下去，随着闭经溢乳的好转，垂体肿瘤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而消失。其实一百年前的中医师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治好许多被现代医学确认为“手术适应症”的病人，甚至一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我唠唠叨叨地叙说完了自己的看法与感慨，张丰先生脸上露出了笑容，以许可的语气对我说：“经方医学运用方证辨证而获得成功的病例，往往是一种‘事实上的应该’。在当代还不可能成为‘逻辑的必然’，这‘逻辑的必然’的揭示就有待于未来人类的智慧了。”
我请张丰先生谈谈对“西医的知识有利于中医临床的诊断”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九七五年暑假，和往年一样，我没有回永强青山老家度假，而是与家人一起居住在状元横街小学里。横街小学和渔业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放假后的校园空荡荡的，又没人管束，这样就可以整日与来诊的病人在一起了。而平时上课期间，我只能在中午与傍晚时为患者看病。由于看病是尽义务的，不收门诊费，所以学校领导与同事也十分支持。四年来，每个暑假我都是这样度过。所以每当暑假来临时，我临床的机会就明显地增多，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好机会。再加上受诊者全是附近渔民、邻村农民、两个学校的师生等周围的患者，所以有效无效随时可知。
暑假中三种病最多，一是小儿发热，二是中暑，三是肠胃炎。我运用经方的方证辨证和针灸、刺血、疗效很好。记得一位十岁男孩,是隔壁渔业小学的学生，发热腹痛三天三夜，在医院诊断为“急性胃炎”，治疗后缓解，但药物一停，又发作如前，家人将其背来受诊。小孩发热、头痛、口苦、欲呕、心下压痛、烦躁、尿黄，是典型的柴陷汤证。我先行针刺“内关”，两针下去，患儿喷吐出大量黄涎秽物，疲倦睡去，一会儿醒后，诸症悉除，仅心下稍有压痛，给他轻量的柴陷汤一剂，随后大安。如此诊治，渐渐地在群众中获得了好名声。
我诊治外感发热，不管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初期表证，全都是辛温解表。葛根汤首当其冲，加以大椎、耳尖、少商放血，疗效斐然。
表证的发热恶寒，是患者的自我感觉，体温不一定升高，古人在问诊中把‘发热恶寒’摆在首位,曰：“一问寒热”.这一安排是有目的的，因为表证是整体性的病变，它比局部的病变对机体的影响更为强烈。
当我不无自得地把这些案例和心得一五一十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点了点头，首先肯定了我的意见。他说：“你认为‘表证是整体性的病变，它比局部的病变对机体的影响更为强烈’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其实表证不仅仅出现在外感热病中，它在内伤杂病中也大量地存在，日本汉方家认为葛根汤证广泛地出现在五官科、皮肤科、神经科、骨伤科等疾病的某一阶段。使用葛根汤都能取得卓越的疗效。”
随后，他神色严肃地说：“但是你要记住，你和当今中医界流行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大热天你用辛温的方药治疗发热，医院中药房里会给你抓药吗？”我说: “医院里中药房的老邱医生开始有些踌躇，后来询问患者的疗效，也就不为难了。但我知道他的心中是不认同的。有一次他以责难的口吻对我说：‘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用药的’。老邱医生他一脸猜度、疑惑的神色使我久久难忘”。
张丰先生听后，一声喟叹：“正如陆渊雷所说的，麻黄、桂枝、附子在仲景时代是党国要人，而现在门庭冷落了。然而，日本各派汉方家，如大冢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藤平健、龙野一雄等都认为葛根汤、桂枝汤既是普通感冒初期的首选方，也是所有急性传染病如肠伤寒、痢疾、疟疾、白喉、破伤风、猩红热等病前驱期的首选方。一般各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初期发热使用葛根汤、桂枝汤、麻黄汤更是家常便饭了。那有象我们现在中医界，将麻黄、桂枝、附子视为狼虎药。不过，我相信主流正脉的‘方证辨证’一定能经受住历史的逆淘汰，重新成为中医的主导力量”。
我问：“临床上疗效肯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推广。这不是画地为牢，挥刀自宫吗？”
“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在传统文化结构之中，找不到对于这类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事实判断的根据。人们的判断系统是在某种思想观念指导下工作的，观念错了，纵然无数不容置疑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也会对之视而不见的。更有甚者，明明知道了，还是无动于衷。所以立志学医的人除了‘勤求古训，博采群方’外，还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努力促进中医界开展建树性、实证性、创造性的探讨。不然的话，知识理论也会变质的。”
张丰先生一叶知秋式评叙，把我的问题引向历史的纵深。和张丰先生的谈话，使我在更广阔的领域看到中医事业的目前的困境及未来的前途。
临别时，张丰先生说；“送你一句话。日本汉方家奥田谦藏把仲景的话‘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转注为‘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这句话转注得好，对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和张丰先生分别后第二天，我用辛温解表的葛根汤治愈了一例疑似乙脑病儿，又一次用事实坚定了我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外感发热表证的信心。诊治过程如下：
一个三岁女孩陈小茵，住离校二十多里外的状元公社徐岙大队，四天来由于持续高热，神昏嗜睡，颈项强直等症状，送院治疗，西医认为有“乙脑”可疑。因其家人拒绝抽验脊髓液等检查，故未确诊。仅予以中西药物对症治疗，但病状不减，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特来邀诊。我急急如律令地赶去诊治，当时病儿处于嗜睡状态，体温高达41 C°，头额极烫，而两足冰凉，脉浮数130次/分，家人见其高温不退，整日以冷面巾敷额，大扇搧风，以求降温，而病儿却毛孔悚立呈恶风寒状，查其苔白而滑，项部强直，克匿格氏征明显，无汗，时有喷射状呕吐。当时我以其项背强直，发热恶寒无汗，脉浮数，苔白滑为主证，并顾及呕吐等症状，断定应予葛根汤加半夏汤以求解肌发汗，升津舒络，止呕降逆。并将‘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的治疗原则用通俗的言语告其家人：“外感表证高热为机体抗病的征象，无须进行任何外力强求降温。”服后2小时，汗出，体温降至38 C°，呕吐止，口渴求饮。再试以大扇搧风，再也不见畏风寒之状，而精神却极度疲乏，恶衣被，小便变黄，大便未解，脉象转为洪大，我知病情已转向阳明阶段，表明险期已过。这是我学习清代名医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后得来的临床经验。陆九芝有句名言：“阳明无死症”，他认为严重的表寒证经正确的辛温解表后，其残余寒邪化热传变入阳明是佳兆，他认为病到阳明就象罪犯逃进了死胡同，虽然气焰嚣张，但已无路可逃，只要治疗及时、方药正确，就可痊愈，。于是即予以白虎加人参汤二剂，随后热退身凉，诸症消失，无任何后遗证。
一周后，当我把这次治疗经过不无自得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一脸虔诚，眼睛里闪烁着拘谨的喜悦，非常仔细地将各个诊治环节询问一番，沉思了几分钟，沉重地吐出两个字：“好险。” 张丰先生口中的“好险”两字，与其说是赞许，还不如说是责备，我感到一头雾水。看见我一脸的迷惑，他就露出了歉意的微笑。
接着他沉重的语调慢慢地转为轻快，认为我的诊治处理是得当的，是临床水平的一次考核，并以日本汉方家和田正系的医案---用葛根汤两剂治愈一个八岁男孩的夏季脑炎---来佐证我的诊治的合理性，接着系统地讲叙了病因学说的负面作用，他说：“这个病例，用温病学说来辨证，它的病因（病名）是暑温夹湿，病位是卫分，一般治疗方法是辛凉解表辅以芳香化湿，和你的诊治方案南辕北辙，你的辨证方法肯定受到非议，但临床实践证明你是对的，所以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医理论就有问题。我认为温病学说是有懈可击的，它过于强调了病因的作用，错误地强调传染性与感染性疾病就是温病，温病的病因就是温热邪气。这样一来，无形中将‘审症求因’的‘发病学’上的原因，有意无意地误解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原始病因’。这一错误观点会在医者的思维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再由於温病学家对‘治病求因’的片面理解，于是就会胸有成见。对他们来说，在临床上观察到什么，便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观察的，必须符合他们的想象。在这样的思维状态下，会无意识地对一些患者的脉证采取了‘创造性地误读’和‘有选择性地遗忘’，于是造成大量的误诊误治，这是历史留下的遗憾“。
“‘创造性地误读’？‘有选择性地遗忘’？”我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不由自主地抢问了。和张丰先生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就是同一个话题，交谈中也会产生许多新的内容。一九七六年冬天一个周末下午，当我们偶然谈到稻叶文礼的《腹诊奇览》中的腹证图时，张丰先生又围绕着这一话题发表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有关腹诊腹证我们已经无数次地讨论过。
谈话开始时，他问我：“你有没有碰到以腹诊和腹证为主要依据而疗效确切的病案？请讲一个典型的病例。”
于是我就讲一个我在一九七五年暑假期间诊治的一个病例： 一天下午，状二大队卫生医疗室的一个女医生带她父亲来看病，她父亲的名字叫泮德法，51岁，身体壮实，脸色暗红，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农民，在生产队当队长。他患的病是右肩痛。他的家境在当地还算富裕，所以发病后一直在积极地医治，大医院的骨伤科诊为肩周炎 ，一年来膏丹丸散、按摩针灸、刺血拔罐都一一试过，不但无效，反添更多的病痛，劳动力几乎丧失，近几个月为队里放牛。当时的症状是：右肩疼痛、活动不利，不能抬手，不能负重，夜间痛得不能安睡。仔细诊查发现右臂肌肉痿缩，对疼痛异常敏感。并伴有头重、口苦、纳呆、尿黄、便秘、脉涩、舌暗红苔黄黏等痰瘀湿热凝滞证候。翻阅历次诊疗纪录，从诊断到方药均合中医理法，然而医治无效，大家都认为是疑难病症。
日本汉方医学叫这病为“五十肩”。当时我就面临怎样抓主症的问题，我要求患者平卧，通过腹诊发现了他的很典型的两个腹症：一、心下压痛；二、左小腹急结压痛，重压之下疼痛向左腹股沟发散。这样就知道了这是小陷胸汤证合桃仁承气汤证，这两个汤方的功效，一为清痰热，一为祛瘀血，也符合理法辨证。于是就投此二方的合剂。三剂后，病人满面笑容来复诊，说服药后排出很多瘀浊秽臭的大便，他说为了看清排世物的性质，他特地跑到清水坑上大便，他看到一大片污黑物浮悬在水面上。治疗后他一身轻松，手举高了许多，虽然手臂还痛，活动也还不利，但他看到了治愈的希望。复诊时，腹证变轻了，我把原方分量减半再服五剂，腹证消失了。后以针灸、中药治疗一个月而痊愈。
在对潘德法的诊治过程中，他对我讲了许多话，有些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他一辈子没有生病，这次算是大病一场了。开始看西医，查耒查去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医生说是肩周炎，一年半载好不了，所以对西医就失望了，后来看中医，医生认为是气血阻滞，他认为很有道理，但服了上百帖中药，刺了针，放了血，拔了罐，病痛反而越来越重，也渐渐地失望了。但服了我开的中药，效果非常明显，现在他又很相信中医的经方了。
当时我请他平卧检查腹部时有一段争论，他说自己的病就在右肩，不要检查腹部。我告诉他：“中医经方医学自古诊断所有疾病都要施行腹诊，对慢性病来说，腹诊比脉诊更重要”。他听了以后才配合腹诊。当我在他的上腹部及左少腹发现压痛的指标时，他当时就大呼小叫起来了，他说：“我的病有希望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看了一年多的病，没有一个医生发现我腹部有两个地方有压痛，再说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发现，而今天被你一按就发现了，所以会有治愈的可能了”。
事后，当他的病将要痊愈时，有一次问我：“为什么其他中医不使用腹诊辨证？”我说：“一言难尽,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社会学课题啊！”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想动员家中的子女学中医，问我带不带徒弟，我告诉他，我自己还在摸索中，有什么资格带学生。
张丰先生静静地听完我的叙述。在我讲叙时，他没有一句插话，嘴角弯弯向上翘着，始终像是在微笑，用鼓励的眼光示意我继续讲下去。
当我讲完后，张丰先生开怀大笑，然后高兴地说：“腹诊比较客观，又容易掌握。在方证辨证中运用腹诊法极为重要。腹诊一法肇始于《内经》、《难经》,并在《伤寒论》中得到长足地发展，汤本求真高度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腹诊法,他说：‘腹者，生之本也，故百病以此为根，是以诊病必须候腹。’吉益东洞的‘腹证不详，不可处方’的确为得道之言。”
“这样好的诊断方法，国内中医临床上很少应用。这种黄钟毁弃的现象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技术的应用问题”。张丰先生沉重地说 ：“腹证在《伤寒论》中比比皆是，它是方证辨证中一个重要指证，然而就我的视线所及还没有发现古代中国有一幅腹证图，这是为什么？”他就是这样，时时能爆出一个我们率以为常，但孰视无睹的问题。我知道这肯定会涉及一个重要区域的内容，就不答话，准备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他见我不做声，就把这个话题向前展开：“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礼教森严，阻碍了腹诊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个理由，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礼教森严为什么能容许春宫画，医学上的腹证图难道比春宫画更不符合礼教。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儒家道统‘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对从事科技的人只能列为‘方技’之列。古代名医以‘儒医’而自许，所以内心都自觉地尊奉儒家道统。儒家道统认为，医学虽然是小道，也应该以阴阳为纲去穷究天人之秘，把握疾病的本质。任何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都是君子所不为的‘器’。儒家公开宣扬：‘君子不器’‘君子动口不动手’之类说教，把人框定在一个既定的意志、方向、道路上面，熄灭了读书人科学实验的欲望,使其与真理的发现者、真知的发明者无缘。再加上在焚书坑儒的历史火光背后，历代读书人精神上的折服和屈从，只知跪拜在‘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面前而丧失了自由的灵魂。这就是古代中国没有发现一幅腹证图的根本原因。”
这一些话，我闻所未闻，但句句在理，开启了我探索医理的欲望，也明白了腹诊腹症在中医临床上消亡的历史渊源了。我国古代自《尚书.泰誓》提出“奇技淫巧”这一观念后，作为人类智慧最强大力量的自然科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不能不受其影响.在它的柔性束缚之下，读书人对自然界规律性、范式性探索的热情被扼杀了。其萎缩的思维能力和萎缩的学术眼光使得人们丧失任何对于事情的新鲜反应，变得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其实，我们丧失最为严重的，则是真正具有创造性价值的思维工具、思维方法、思维逻辑、思维理论和一种起码的思维判断力。如所周知，《伤寒论》就是一部“察症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岳美中语）的规律性、范式性的医书。在这样的精神生态下，千百年来落得个明褒实贬的结局并不意外, 腹证图的阙如也在情理之中了。特别佩服张丰先生读书的方法，许多社科类、文学类的图书经他一读，都能读出对中医有用的东西来。这可能是他已经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诊治体系的雏型，所以能把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分门别类地吸收到自己的系统里来，以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的结构。就象俄国作家契科夫《打赌》一文中的年轻律师，他在被囚的15年里能读完六百本深奥的著作，监禁的最后两年，他不加选择，有时读自然科学的书，有时读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一些纸条上往往要求同时给他送化学书，医学书，长篇小说，某篇哲学论文，或者神学著作。年轻律师监禁的最后两年为什么能够不加选择地读书呢，就因为他已经树立起自己新的人生观和知识框架，所以需要而且能够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通过消化吸收，同化为自己的血肉。
在一九七六年初春的有一天，张丰先生来到我在教书的学校里。他看见我桌子上有一本《红楼梦》，我们就围绕着它聊开了。他说：“《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除了有隐喻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起了讲叙故事的功能。如果删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诗词曲赋，其使叙述的故事依然完整无缺，但如果抽掉《红楼梦》中的所有韵文部分，那么整个故事就会变得残破不堪。《伤寒论》里也是这样， 398条条文中以针灸主治或辅治的共有10余条，其中有用针者，有用灸者。这说明仲景不仅精于汤药，而且善于运用针灸。他在总结针灸治疗热性病的适应证和禁忌证的同时，对因针灸不当而引起的变证及其救治方法，都做了具体的论述。例如记载因“烧针”、“温针”、“灸”、“熨”等引起的“火逆证”就有10多条之多。中医临床缺了针灸等外治法，就会象《红楼梦》中抽掉诗词曲赋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现在社会上中医师不会针灸的比比皆是，甚至一些著名的经方家也不使用针灸等外治疗法，他们可能忘记了清代医家沈金鳌云的话：“仲景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活；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皆通”。在这“法法皆通”中亦包括了针灸疗法和针灸治病的原则。相反的是一些针灸家熟读《伤寒论》后，针药结合，疗效明显提高。
当时我很想知道张丰先生怎么读懂《伤寒论》的，就冒昧地发问：“你是怎么走进《伤寒论》大门的？”
很無禮的問句，张丰先生卻絲毫不以為杵地眨一下眼，帶著點頑皮意味。接着他就讲了自己从针灸进入《伤寒论》的情况：“我学中医针灸时，没有老师，只有资料和书籍。开始学针灸是出于好奇，后来读了《针灸真髓》这本书，就心仪日本针灸家泽田健，把他的方法应用于临床诊治，也收到一些疗效。在阅读日本针灸书刊时，渐渐地对汉方医学感兴趣，于是我大量浏览日本汉方杂志，然后就是阅读汉方针灸专著，如代田文志、柳谷灵素、本间祥白、铃木太治的著作。他们在寻找穴位反应点（压痛点）以及研究穴位反应点和疾病的关系方面很有成绩。摸清了他们的诊疗思路的同时，读了吉益东洞、汤本求真、大冢敬节、矢数道明、龙野一雄等人的专著，就基本掌握了方证辨证的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读《伤寒论》就水到渠成了。”
听了张丰先生的话，知道他借凭日语，从日本汉方入门，穿越了横亘在他面前那条历史的鸿沟以后，再拜读《伤寒论》原著，就能快捷地进入仲景的门庭。他的阅读起点之高，让我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我阅读显得那么的贫乏、单调和干瘪。
他还说：“中医学有许多《伤寒论》注释本，不过我读了以后难以理解，日本汉方著作简明清晰，不故弄玄虚，就象一架有台阶的云梯，只要你敢于攀登，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入《伤寒论》的大门，然后登堂入室。所以，我认为从日本汉方入手，是一条学习中医经方轻车熟路的快车道. 我正是顺着日本汉方这个藤蔓摸过去，寻找到《伤寒论》的学术大门的。我认为日本汉方医学著作是《伤寒论》优质的入门教材，而且发现了二者间的微妙联系。这种联系与如何理解《伤寒论》以及如何从另一个角度确定《伤寒论》与《内经》的分水岭有关。”?
后来，我们就针灸与方药密切配合的前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每次从状元到永中镇首先都是到我二妹夫家，他的家就住在车站附近，一下车就到了。再说他和我有许多可以谈论的共同话题，是他的介绍我才在七十年代初认识了永中镇上的几个老师与朋友。这些新交的师友知道我爱好中医针灸，所以就经常地来找我论医谈病。这些新交的师友之中的有几个人，后来成为中国的文化界露头露脸风光一时的人物。其中就有被我视为老师的董楚平先生与骆寒超先生，我的中学校友陈植锷先生，还有诗人李岂林，画家吴佐仁等等。他们虽然研究的学科不一样，但他们刻苦钻研的学风，努力进取的精神，开阔宏大的视野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观察事物的角度，表述意见的方式对我多多少少有所影响，有所促进。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二)
董楚平先生全家都住在永强中学的校园里，有一次吴海平带我去永强中学拜访过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自己从楚门老家带来的已经蒸熟的红膏大螃蟹一人一个地分给了大家尝鲜。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反复推辞，董先生笑着说：“好东西大家一起会餐才能尝出滋味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又动口。”他一边说，一边动手把螃蟹的盖子一个一个地打开。现在说此事可能很平常，然而在那食品供应凭票的年代，红膏螃蟹可是上上等的美食佳肴。所以董楚平先生家的这个鲜美螃蟹的滋味就与董楚平先生可爱可亲可敬的言行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了。
董楚平先生一家就住在学校的旧教室里，这个临时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个厨房，家庭的用品全摆在学校课桌拼成的“桌子”上，挂在教室四面的墙壁上。墙壁的一块空白处贴着一对他自己用墨汁书写的楹联：
枫叶飘地胭脂色，
冰水出山金玉声。
情景交融，意味无穷。他就在这里埋头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楚辞。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热潮中发表了十多篇关于农民战争的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縕酿成熟的。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登了整整一版。这是该报历时半年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发轫之作。所以董楚平先生被中国的历史学界称为“农战史研究的先觉者”。后来就被调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任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从楚辞到新文学，从文学到史学，再从神话到考古。 200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一文解决了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董楚平先生研究过日本历史。当他知道我在学习日本汉方医学时就告诉我，要多多了解日本民族与日本社会的特点。这些知识对深入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可能有所帮助。他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说：“日本是一个岛国，其文化结构与国情民性非常独特，是需要特殊看待的另类社会。譬如在日本历史上，农民与雇佣他们或者租田给他们的那些地主经常发生了纠纷。如果有人领头去闹，就有法律来解决。大多数这类闹事事件，法律都支持底层的农民，农民往往胜诉。但是，他们的法律又规定带头闹事的农民领袖要杀头。闹事的农民一般也不敢为那带头闹事的农民领袖伸冤叫屈而再度闹事，只能等着看带领他们闹事的领袖被活活地砍了头。砍头时，闹事的农民都奔到刑场为他送行。农民领袖死了以后，农民们还建立祠堂来纪念他。日本的法律允许农民们这样做。这种法律神圣的观念，和对正直牺牲精神的敬仰，构成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是尊重法律的规定和判决；二是允许民众祭拜为大众利益而自我牺牲的英雄。让这种不畏强暴、坚持社会正义的理念与世长存。而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如果农民造反失败了，官府就不容许历史按事实记载这些事件，更不允许民间公开祭拜他们的领袖。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制约有权的人，而是帮有权有势的人来欺压老百姓。皇帝与官衙不尊重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倾听民间伸张正义的呼声。长此以往，老百姓也不承认官衙法律的公正性，他们在和平的年代是贱民，在动乱的年代是暴民。”
这些历史知识我一点也没有，所以很难理解日本社会的二元价值观并存的现象。听了董楚平先生的话以后，我对日本汉方历史上的一些怪现象就见怪不怪了。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立法取缔汉医汉药，另一方面又允许医学教授与医学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汉方汉药，所以才有今天汉方医学兴旺发展的局面。总之，我们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居，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我们总是被它的困惑的表像所为难，而不易把握它内在的脉搏与秩序。
（三）
骆寒超先生文革期间居住在寺前街百货公司西边的一条小弄堂里，当时他在为撰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准备资料。也是吴海平带我去拜访骆先生的，他的生活环境比董楚平先生好一些，具有更多的家庭气息。他的卧室兼作书房，所以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与资料，还有许多书放在床下的旧皮箱里，因为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时时从床下抽出皮箱，拿出有用的书本，找出相关的文字来说明自己的论点。我记得罗玺纲的《太平天国史》就在他的床下的皮箱里，在谈话中间骆寒超先生就把它拿进拿出了几次。
房间的墙上横贴着一张吴海平书写的魏碑体的长长横幅：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幅摘录自岳飞《满江红》的横幅，适意地体现了室主的书生意气、诗人激情与斗士的精神。我是特地来给骆先生提供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资料的。我告诉他，我偶然在一本解放前的《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黄公略之死》的历史小说。小说描叙了天京沦陷前，李秀成派黄公略去游说曾国藩的故事。骆寒超先生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
他还询问了我学习中医的情况，鼓励我要把经方临床研究这条路走下去。他说自己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特别留意生命、疾病与死亡，这些都和医学有关，所以他也对医学，特别是中国医学情有独钟。
骆寒超先生很关心农民诗人李岂林的身体，他向我详细询问了病情，为他的命运叹息。骆寒超先生认为李岂林诗歌的选题与风格和他的疾病有内在的联系，认为李的诗歌里有一种令人担心的气息。并问我，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也就自己的见解说了一通。
骆寒超先生说：“老李给我看一首送殡的诗，全诗笼罩着末日的气氛。我批评了他的诗风，给他诗稿的后面写下我的评论：‘诗人给绿色的生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一九七九年，骆寒超脱掉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他的《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在《钟山》发表了，对他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事，因为他的文学论著终于第一次公开发表了。1980年夏天和艾青的第一次见面，在艾青家，就一连住了半个月之久。他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专著《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分获浙江省第一、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一等奖。有一次在温州图书馆门口偶然遇见，他告诉我已经在北京寻找到《东方》杂志上的这篇《黄公略之死》的文章。并关心地询问了李岂林的身体情况，要我多多关注岂林的健康。
（四）
陈植锷先生当时是因为失眠求诊于我。他是永强沙村人，当时在海滨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他中等身材，白净肌肤，谈吐不俗，一表人才。他说自己除了这个多年的睡浅易醒的毛病之外别无所苦，然而经我仔细诊察，发现舌色暗红，舌下静脉紫黑，左少腹压痛，是一个典型的心血瘀阻型睡浅易醒的病症，就给他开了一个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
一周后陈植锷先生又来找我，一见我就说：“这个药方真不错，吃了三天就开始有效，是不是再吃七帖啊？”。
我说：“是的，还要继续诊治一段时间。”
陈植锷先生用一种深究事理的目光注视着我，是：“你治疗失眠为什么一味安神的药也不用？”
我以揶揄的口吻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药方中没有安神的药？”
他笑了笑说：“我也是一个中医的爱好者啊。”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寂寞的路上终于遇到一个同行者了。
我就给他讲了失眠不一定使用安神药的道理。
我说：“经方医学诊治疾病的原则是‘方证相对’。具体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注重于‘但见一症便是’的诊治方法；另一种是注重于体质的诊治方法。你的失眠使用过多次的安神类方药的治疗，可见前一种方法已经对你已经没有效果，同时你的淤血体质的体征比较明显，使用了改变淤血体质的血府逐瘀汤。”
他善于发现问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讲话中的漏洞，就说：“活血祛瘀的方剂有好多个，为什么偏偏是血府逐瘀汤呢？”
他的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使我佩服，我想了想以后说：“根据历代医生的临床经验，以失眠为主症的淤血体质病人，血府逐瘀汤与桃仁承气汤两个方剂是首选方。”
他瞧了我一眼后，知道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下文。
我停顿了片刻之后，就接着说：“桃仁承气汤用于失眠初起的淤血体质病人；血府逐瘀汤用于长期失眠的淤血体质病人。你的情况血府逐瘀汤比较合适，所以就先用上了。”
他满意地点点头。
那天他给我说起老中医周秩民先生的故事。周秩民先生耳朵聋了，全靠脉诊、舌诊、腹诊来诊断疾病，临床疗效非常好。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解放后被关押了二十多年。但他回家的第一天就有人上门求诊。他没有医生的执照，所以不敢私自诊治病人，但又不敢得罪上门求诊的农民。后来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决定，把他安排到大队卫生室当医生。七十多岁的周秩民先生欣喜万分，天天按时到卫生室去上班。每天前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时有疑难病症治愈的消息传出，大有满街尽说周大夫之誉。一个大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时，突然出现支扩出血，当地医院西医抢救后仍然不稳定，全身畏寒，便秘尿黄，时有鲜红的痰血咳出。原来准备送上级医院治疗，但因为病人身体稍有移动就会引起咳血不止而无法转送。在进退两难之时，大家想到邀请周秩民先生到医院会诊。周秩民先生摸脉、观舌、诊腹之后，开了一张附子泻心汤的处方，一共只有四味药，附片三钱、大黄二钱、黄连二钱、黄芩二钱。将“三黄”用滚开水半碗渍之，再将附子另外煎煮取汁，把它们的汤汁混合后一次服用。药后不到半个小时，病情就趋于稳定。此案一举成功，使周秩民先生的医名在迟暮之年又重新鹊起。
陈植锷先生深有感慨地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2483